第142章

　　“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堅決地執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

　　以此為投降日本的準備的時候，我們應強調斗爭，不應強調統

　　一，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

　　話說1940年初，陳毅命令江南新四軍一部組成挺進縱隊，渡江北上，開辟揚州、泰州地區。

　　讀者諸君也許有所不知，此時的陳毅不但在軍事上有大行動，而且在愛情方面也有一個獨特的行動。有一次，陳毅在云嶺看新四軍軍部戰地服務團的演出，從武漢參軍的演員張茜扮演《一年間》中的新娘子。這位新娘子一亮相，全身紅妝素裹，體態柔姿盈盈，竟然使年近不惑的陳毅出乎意料地激動。演出結束后，陳毅以一首小詩向張茜求愛，他寫的是：“小箭含胎初出崗，似是欲綻蕊露黃。嬌顏高雅世難覓，萬紫千紅妒幽香。”這封特殊的求愛信，果然征服了年輕貌美的張茜。1940年春，陳毅和張茜在江蘇省溧陽縣水西村結為夫妻。有人說陳毅和張茜的結合，無論是新婚時的“郎才女貌”，還是多年后的愛情忠貞白頭偕老，都可以說是他們那一代高層領導人中的理想夫妻。閑言打住。

　　且說1940年4月，國民黨軍事當局連續制定了兩個壓制八路軍、新四軍的方案，頒行《防止異黨兵運方案》，并令國民黨江蘇省主席、蘇魯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韓德勤整頓武力，“驅逐新四軍”，“限本年底完成消滅蘇北中共部隊并建立蘇北中央軍事根據地之計劃”。

　　此后，韓德勤在蘇北、冷欣在江南、國民黨52師在皖南頻頻襲擊新四軍，包圍封鎖、斷絕交通，大搞摩擦。

　　4月7日，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部署下，延安《新中華報》為國民黨不斷進攻新四軍，發表了《加緊團結，反對槍口對內》的社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戰和團結的事實。

　　同時，新四軍公布了國民黨安徽當局興兵武裝進攻，搜捕共產黨和抗日進步人士、斷絕各路交通的罪行。葉挺、張云逸等人又連續致電蔣介石、白崇禧及安徽當局，提出嚴正抗議。

　　4月10日，毛澤東在魯藝成立兩周年紀念日，為魯藝題寫了“魯迅藝術學院”的校名和8個字的校訓：“緊張、嚴肅、刻苦、虛心”

　　4月26日，毛澤東在《關于蘇北皖南軍事部署的指示》中寫道：

　　“在團結抗戰時期，我軍不應向友黨后方行動，而應向戰爭區域與敵人后方行動，在戰爭區域，特別是在敵人后方，我應放手發展武裝，建立政權，建立根據地，在有理、有利、有節的條件下，堅決打擊阻礙我發展的反共頑固派。”

　　毛澤東還指示說：皖南新四軍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

　　陳毅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向項英建議說：軍部撤出皖南，東進蘇南;蘇南主力進入蘇北。項英不聽。陳毅說：

　　“你們不東進，我們江南主力一定得北上。”

　　陳毅要求同中央建立直接的電臺聯系。

　　4月30日，新四軍以全體將領名義，致電浙、閩、贛、蘇、皖各省國民黨軍政人員，重申堅持大江南北抗戰的決心，呼吁加強團結。

　　1940年5月3日，延安“澤東青年干部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王明到會作了《學習毛澤東》的講演。此時的王明，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進一步確立，自己已經無法再繼續與他抗衡，于是就一反目空一切傲慢自大的習慣，帶頭唱起了歌頌毛澤東的高調。他在講演中說：

　　“對于青年學生學習問題，我只貢獻5個字：‘學習毛澤東’。首先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始終一貫地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澤東同志現在不僅是共產黨中央和共產黨全黨團結的核心，不僅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團結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眾望所歸的團結中心。”“在農民中，他是一個有名的農民工作大王，在軍事工作中，他是偉大的戰略家，在政權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黨的工作中，他是公認的領袖。”

　　“第二，要學習毛澤東勤于學習的精神。毛澤東同志比我們黨內任何同志都學得多，比我們黨內任何同志都學得好，真正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真正地善于把馬列主義靈活地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是偉大的理論家。”

　　“第三，要學習毛澤東勇于創造的精神。”“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不僅是中國現階段國家問題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關于建立革命政權的指針，同時，也是對馬列主義國家問題的新貢獻。”

　　“第四，要學習毛澤東長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要學習毛澤東善于團結的精神。”

　　王明幾乎把所有好聽的名詞都用上了，如此動聽的講演，如此頌揚毛澤東，在當時黨內外還沒有人能夠超過他。

　　在五四青年節前夕，延安紀念五四青年節籌備委員會，向各界發起有獎征文活動，收到來稿150件，其中絕大部分為文藝作品。評選結果，有23件作品獲獎。甲等獎金40元，乙等獎金20元。所發這些獎金，全部是由中央領導人捐贈的。毛澤東捐的最多，他捐了300元。

　　5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給東南局《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指示中，進一步將中間派劃定為7種，即：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雜牌軍隊、國民黨內的中間派、中央軍中的中間派、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各小黨派。

　　他在指示中還說：只有向頑固派采取強硬的態度和在斗爭時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才能使頑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壓迫我們，才能縮小頑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圍，才能強迫頑固派承認我們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頑固派不敢輕易分裂。”

　　毛澤東在指示尖銳地批評項英說：

　　“在一切敵后地區和戰爭區域……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范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地迅速地并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

　　毛澤東告誡項英等人說：

　　“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堅決地執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為投降日本的準備的時候，我們應強調斗爭，不應強調統一，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

　　毛澤東在指示還明確規定：此一指示由項英在皖南傳達，由陳毅在蘇南傳達。

　　5月，黃克誠率八路軍第2縱隊344旅和新編第2旅主力5個團12000人由冀魯豫邊區南下，進入豫皖蘇根據地。

　　黃克誠，1902年10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永興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9歲時，父親和叔父等長輩從祭田里每房抽出一擔谷作為他的學費，送他進私塾讀書，由于家庭貧寒，常常交不起學費，黃克誠只好時讀時輟，斷斷續續讀了8年私塾。1924年，黃克誠加入國民黨。后來，黃克誠最終選定了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5月的一天，周揚向冼星海傳達了中共中央準備派他去蘇聯考察的決定，還告訴他說：

　　“晚飯前，毛主席請你到楊家嶺去一趟。主席還說，要帶著錢韻玲和你們的‘蜜果’小妮娜。”

　　這天傍晚，冼星海偕妻子錢韻玲帶著女兒妮娜來到了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非常高興。不一會兒，袁牧之也來了。毛澤東說：

　　“星海同志，黨派你們到蘇聯，有啥困難嗎?”

　　冼星海笑了笑說：

　　“困難，我還沒有想過哩。不過我怕完不成任務。”

　　“俄語會講嗎?”

　　“我們會學會的，主席。”

　　冼星海和袁牧之都這樣說。毛澤東點點頭，又說：

　　“斯大林同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實朋友?？谷諔馉幰詠?，在最艱難的今天，是斯大林同志援助了我們。這次，你們如果能見到他，要代我向他表示問候。”

　　冼星海說：

　　“我們一定做到。”

　　該吃晚飯了，工作人員端上了飯菜，還有一只雞。這是毛澤東特意讓警衛員去老鄉家里買來的。毛澤東用筷子指著雞雜炒辣椒說：

　　“辣椒很好，我可以多吃一點飯。”

　　冼星海用筷子撕了一塊雞肉放在毛澤東的碗里，毛澤東笑著說：

　　“這不是喧賓奪主了嗎?”

　　毛澤東殷勤招呼錢韻玲母女吃飯，還頻頻為她們夾菜。飯罷，毛澤東關照冼星海和袁牧之說：

　　“目前，還只有國民黨和蘇聯有外交關系，你們到西安由統戰部辦理出境手續，但是護照不要寫你們的真實姓名，因為你們是共產黨員。”

　　錢韻玲拉了拉冼星海的胳膊，低聲說：

　　“我倒想了個主意，你的名字可以隨你的母姓，隨我的母名，并起來就是黃訓。”

　　毛澤東高興地大聲說：

　　“好得很，就叫這個名字。”

　　5月26日下午，沈雁冰一家人和張仲實等，跟著朱德一起來到了延安。

　　沈雁冰是在1938年底應新疆學院院長杜重遠的邀請，到新疆從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的。1940年5月間，他離開了政治形勢險惡的新疆，經蘭州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遇到了周恩來和朱德，提出了奔赴延安的想法，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熱烈歡迎。

　　5月31日，延安來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著名的華僑領袖和教育家陳嘉庚。陳嘉庚是應毛澤東電邀，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問考察團，驅車到達延安，進行了為期8天的訪問。

　　陳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一個華僑世家。1910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支援辛亥革命。陳嘉庚從20年代起就倡導民主，抵制日貨。“九.一八”事變后，他召集新加坡僑民大會，致電國際聯盟表示強烈抗議?？箲鸨l后，他組成“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被推舉為主席，從此，確立了華僑領袖地位。1938年南京失守，汪精衛發表主和言論，陳嘉庚不顧與汪的私人交誼，痛斥汪精衛是“賣國求榮”的漢奸。在重慶國民參政會上，陳嘉庚提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的提案，受到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贊揚。1939年冬，陳嘉庚在新加坡發起組織“南洋華僑回國慰問考察團”，于1940年3月，到達重慶。陳嘉庚在重慶的考察，使他對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化、揮金如土，感到非常震驚和失望。當時駐重慶的中共負責人和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人員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特地去訪問陳嘉庚，并贈送他陜北出產的羊皮衣三件。請他去參加中共駐重慶辦事處的歡迎茶會。陳嘉庚向葉劍英表示，想去訪問延安。葉劍英立即報告給毛澤東。兩天后，毛澤東從延安發來電報，正式邀請陳嘉庚訪問延安。陳嘉庚要訪問延安的消息，給予蔣介石很大震動。5月間，陳嘉庚從重慶到了成都，蔣介石也來到成都，他立即組織了一個規模盛大的宴會，請陳嘉庚參加。宴會結束后，蔣介石又邀陳嘉庚第二天同進午餐。飯后，陳嘉庚告辭，蔣介石又留他談話。蔣介石說：“陳先生到成都后，是否它往?”陳嘉庚說：“還要去蘭州、西安。”蔣介石又問：“尚往別處否?”陳嘉庚率直地告訴蔣介石：“如果延安交通方便，也要去看一看。”蔣介石一聽就不高興，便大罵共產黨如何如何，分明是不愿讓陳嘉庚去延安。陳嘉庚說：“我的職責是代表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凡是交通沒有阻礙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親自去看看，以盡我的責任，回海外也好據實向華僑報告。”蔣介石本來就沒有理由阻止陳嘉庚，又不好引起這個“財神”的反感，只好說道：“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產黨的欺騙。”就這樣，陳嘉庚費了不少周折，才經西安到了延安。

　　5月31日下午5點30分，延安城南門外人群沸騰，3000多名來自個單位、學校、商店的干部、學生、職工、八路軍官兵和市民，集聚在公路兩旁，歡迎陳嘉庚。當陳嘉庚與同行的李鐵民、侯西反走下汽車時，“歡迎陳嘉庚先生蒞臨延安!”“向陳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愛國僑胞致敬!”的口號聲，此起彼伏。

　　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高自立、邊區衛戍司令蕭勁光和吳玉章等人迎上前去，與陳嘉庚一行一一握手，陪同他們到邊區政府交際處。

　　陳嘉庚稍事休息后，出席了陜甘寧邊區政府舉行的歡迎大會，陳嘉庚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

　　“早就希望到延安訪問，能夠實現這一愿望感到很高興。”“廣大華僑迫切希望國共兩黨堅持合作，堅持抗戰，實現這兩條，是全國民眾和海外僑胞的共同愿望。”

　　歡迎大會結束后，高自立、蕭勁光設宴，為陳嘉庚一行洗塵。

　　1940年6月1日上午，一批留在延安的歸國華僑男女青年，前往交際處看望陳嘉庚先生。陳嘉庚問他們參加共產黨參加八路軍的感受。他們告訴陳嘉庚說：

　　蔣介石節節敗退，半壁江山頃刻奉送日寇，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則向敵后挺進，給人民帶來信心和希望，要抗戰救國就得依靠中國共產黨。在歸國華僑中，已有幾千青年投入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和前線浴血奮戰，不少歸僑已在血戰中獻出生命，抗日女英雄、印尼歸僑李林的事跡，已傳遍延安和敵后戰區。

　　陳嘉庚聽著頻頻點頭，對華僑子弟為國奮戰表示贊賞。陳嘉庚向這些華僑青年反復地問：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八路軍是真的打日本還是打內戰的?”“共產黨是否不講倫理道德?”“毛主席共產黨關心不關心老百姓的生活?”“陜北老百姓擁護不擁護共產黨?”

　　6月1日下午，陳嘉庚一行到延安女子大學參觀。朱德和康克清在女大迎候陳嘉庚。朱德贊賞陳嘉庚“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合作，反對磨擦”的立場，他說，在這方面，嘉庚先生的立場和我們共產黨是一致的。

　　陳嘉庚在朱德、康克清的陪同下，參觀了女大學生的生活和學習情況，觀看了他們居住的窯洞和露天上課的情景，還參觀了女大附設的縫紉、制鞋車間，邊參觀邊提問題。當陳嘉庚和女大的華僑學生交談后，了解到還有不少華僑學生在延安魯藝、陜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馬列學院學習，陳嘉庚作為一個教育家，對此表示由衷地贊賞和欽佩。

　　參觀結束后，陳嘉庚一行拜會了毛澤東。陳嘉庚沒有想到，共產黨領袖住的窯洞里竟然如此簡樸，只有一張陳舊的木制寫字桌，另有十余張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還有一些鄉村居民用的舊式家具。他更沒有想到，毛澤東的衣著也非常樸素，神態安詳，親切和藹，溫文爾雅，思路敏銳，和下屬的關系很是融洽，實行的是真正的平等無階級制度，這真是他前所未見，聞所未聞。

　　一番客套之后，陳嘉庚向毛澤東轉達了海外僑胞的慰問，又詢問毛澤東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毛澤東說自己習慣在夜間工作，雞鳴后睡覺。陳嘉庚勸他改變作息時間，保重身體。說話間，朱德、王明夫婦和一位南洋女學生先后來到，參加了座談。

　　日落時分，毛澤東、朱德等人陪同陳嘉庚共進晚餐，吃的只是白菜、咸飯，另配有一味雞湯。毛澤東微笑著解釋說：

　　“我沒有錢買雞，這只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送給我的。”

　　席間，毛澤東還說：

　　“我們大批的中國人在海外，都是我們的同胞，好好地宣傳愛國主義精神，大家團結起來，聯合起來救國。”

　　陳嘉庚說：

　　“希望國共兩黨能夠精誠團結，一致對外，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項，待抗戰后解決，此乃內部意見，稍遲無妨。”

　　毛澤東滿口應承，他說明了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政策，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孤立頑固派勢力的必要性。他又強調說，對國民黨頑固派不經過斗爭，是不能到達團結的。毛澤東還托他見到蔣委員長時，代為表白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誠意。

　　陳嘉庚表示說，一定負責到底。他也希望共產黨能夠寬大為懷，做出讓步，不要和國民黨搞磨擦，以至妨礙國共兩黨團結抗日以及全國各界合作抗戰的局面。

　　毛澤東最后誠懇地說：

　　“共產黨將不負海外僑眾的厚意。希望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華僑如實報告在延安的見聞。”

　　晚上，毛澤東、朱德陪同陳嘉庚來到中央黨校內的中央大禮堂，參加“延安各界歡迎陳嘉庚先生晚會”。

　　大禮堂里既沒有沙發，也沒有椅子，所有座位都是釘在木樁上的長木板。提前來到禮堂里的沈雁冰見毛澤東來了，激動地站起身來，向毛澤東走去。他們已經有14年未見面了，老友相見，分外高興，兩只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互致問候。毛澤東又與張仲實等人一一握手問好。

　　晚會開始了，毛澤東和陳嘉庚互相致詞。爾后，陳嘉庚毫無拘束地同毛澤東并排坐在木板上觀看了由魯藝演出的《黃河大合唱》。

　　陳嘉庚原定在延安只住三四天，因為他的秘書李鐵民在參觀女子大學時被汽車撞傷，送進醫院治療，一時走不了，所以，他就有了更多的時間，了解延安各方面的情況。

　　6月2日上午，陳嘉庚到醫院看望李鐵民，遇見了親自為李鐵民治病的衛生部長傅連暲，傅連暲告訴陳嘉庚說，他原來是閩西一家天主教醫院的院長，紅軍到達閩西時，他參加了紅軍，經過長征到達延安。陳嘉庚對他經歷很感興趣，接連向他提了不少問題。傅連暲向他介紹了八路軍、新四軍在缺少軍餉、彈藥和缺醫少藥的情況下，堅持敵后抗戰;介紹了白求恩、柯棣華大夫等國際友人在敵后同軍民一起抗戰。陳嘉庚、李鐵民深受感動。

　　2日下午，陳嘉庚應邀到抗大第3分校參加抗大師生歡迎朱德總司令返回延安、歡迎陳嘉庚先生蒞臨、歡迎沈雁冰、張仲實從新疆來到延安的大會。

　　6月3日至7日，是陳嘉庚在延安隨意活動的時間。他每天從早到晚參觀，不斷思考，毫不疲倦。陳嘉庚對于延安市面上看不到乞丐，看不到無業游民和衣著破爛面黃肌瘦的災民，感到奇怪，一再詢問是為什么?

　　這期間，毛澤東、朱德一再邀請陳嘉庚到毛澤東住處晤談。毛澤東還多次到交際處，同陳嘉庚會談，并共進晚餐。

　　有一天晚上，毛澤東和陳嘉庚共進晚餐后，又到陪同陳嘉庚來延安的一個國民黨科長的住處，同這位科長交談到很晚才回去。陳嘉庚對此感觸很深，他說毛澤東能與一個小科長“長談若是”，“足見其虛懷若谷”。

　　6月6日，朱德又陪同陳嘉庚到數十里外的安塞鋼鐵廠參觀。

　　陳嘉庚經過考察，一再說收獲良多。他相信共產黨言行是一致的，團結抗戰的立場同僑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他說：

　　“親眼看到陜甘寧邊區軍民一致，官兵一致，這是克敵制勝之本。”

　　6月7日晚，延安各界千余人舉行集會，熱烈歡送陳嘉庚。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歡送詞。陳嘉庚、侯西反、李鐵民相繼致詞。陳嘉庚興奮地說：

　　“這次訪問延安最滿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對堅持國共團結，堅持抗戰到底，立場堅定，態度誠懇;對邊區各界艱苦奮斗的精神尤為感奮。通過訪問，對抗戰勝利有了絕對的信心。”

　　6月8日，陳嘉庚悄然離開延安，要到山西戰區“慰問考察”。陳嘉庚一出延安，就感慨地對隨行團員們說：

　　“我未來延安時，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已經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澤東毛主席。”

　　后來在7月25日，陳嘉庚應重慶“國民外交協會”之邀，作了題為《西北之觀感》的演講，如實地報告了延安之行的所見所聞;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嚴重不滿，說他是“為共產黨火上澆油”。陳嘉庚回答說：

　　“我是憑良心與人格說話的，我決不能昧著良心，指鹿為馬。”

　　陳嘉庚回到新加坡以后，在一次演講中說：

　　“我到陜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親相愛，有如兄弟。刻苦耐勞從事建設，成績斐然。毛主席的辦公室設在一個窯洞內，布置很簡單，……毛主席的煙癮很重，可說煙不離口，他拿出一罐英國的香煙對我說，我每個月薪俸有限，不配抽這樣名貴的香煙，這一罐是美國華僑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見他一根煙抽過一半了，有客求見，他舍不得把半截煙蒂丟掉，卻把煙頭的火滅了，擱在煙灰碟上，然后去會客，及至會客回來，再把那截煙蒂吸完。”

　　后來他還回憶說：

　　“中國人民的希望在1940年我去延安時就看到了，去延安之前，看到了國民黨反動政府腐敗無能，民不聊生。不知道要再過幾十年，中國才會出一位偉人來治理好國家，振興中華。到了延安后，開了眼界。延安沒有見到一個乞丐，而在重慶乞丐滿街都是;延安的老百姓吃穿雖不是很好，但人人都有工作，有秩序，治安好，精神好，這就是政治好。去延安前周恩來副主席告訴我，延安有以10萬計軍隊。但是到了延安幾天都沒有看到軍隊，我請示毛主席，毛主席對我說：‘工農紅軍是人民子弟兵，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軍隊是一手拿槍，一手拿鋤;因戰備和生產需要都很少出來，有的戰士所穿的衣服與老百姓的衣服同樣，一時要認也認不出來。如果你需要去看看軍隊，可以請朱老總陪你去看看。’當晚我睡不著覺，一直在想，世界上哪有用不著老百姓供養，而是當兵的自己養活自己的軍隊?只有在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才有這樣的軍隊。在朱總司令陪同我去檢閱部隊時，我看到了戰士隊列整齊，步伐有力，個個精神飽滿，指揮員口令如洪鐘，真是好軍隊呀!而想到國民黨軍隊不顧民生，軍風不正，四處強行抓丁，有的地方成為散兵游勇，變為侵擾百姓的兵痞。在延安毛主席請我們幾位吃便飯，為了照顧客人多了一兩個菜，雖然吃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很高興，這才是為人民著想。而在重慶，大官們設宴請我們，花了很多錢，在那國難當頭，在大后方大吃大喝，是吃人民的血汗，我心里深感難受，吃也吃不下去。通過那次回國參觀的對比，我早就認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共產黨、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救星。”

　　還有一件事，不得不在此處敘及：在陳嘉庚到延安以前，延安還沒有小汽車，中央領導外出都是騎馬或步行。管理人員將陳嘉庚贈送的兩輛小汽車，分給毛澤東一輛。毛澤東說：

　　“分車一要考慮軍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顧年齡較大的同志。”

　　毛澤東堅持把一輛讓管軍事的朱德用，一輛給延安的5老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林伯渠、吳玉章用。大家認為應該分給毛澤東一輛，毛澤東再三堅持不要，眾人只好作罷。

　　后來，毛澤東有一次騎馬去棗園開會，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左手受了傷。朱德和5老都要把車讓給他坐，車開來了，毛澤東仍然堅持騎馬回去。

　　毛澤東的傷還沒有痊愈，他又要去中央禮堂作報告。機靈的警衛員悄悄地把車叫來了，他對毛澤東說：

　　“主席胳膊摔傷了，不方便，就坐這一回吧。”

　　毛澤東風趣地說：

　　“胳膊摔傷不耽誤兩條腿走路嘛!走!”

　　說完就大步向中央禮堂走去。

　　再說6月7日，八路軍總部敵工部副部長謝振華一行離開延安赴西安。

　　謝振華是受命帶領100多名干部到蘇北敵后開展工作的。臨行前，毛澤東親自找謝振華談話，再三囑咐他說：

　　“到敵后發動群眾，要講策略，發展統一戰線，團結爭取一切可能團結的愛國力量，共同堅持抗戰。”

　　謝振華一行化裝成中央軍校學員，穿著國民黨軍服，謝振華佩帶上校軍銜，通過國民黨軍的封鎖線，經洛陽、開封等地到達皖北。

　　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沈雁冰正在住處閱讀吳玉章主編的《中國文化》，毛澤東突然來訪。

　　“雁冰在家嗎?”

　　沈雁冰聽出了毛澤東的湖南口音，忙把他迎進窯洞落座。毛澤東樂呵呵地說：

　　“直到今天才來問候你和夫人、孩子，實在是太忙，請你們原諒。”

　　說罷，拿出一本《新民主主義論》送給沈雁冰，又說：

　　“剛剛出版，你是大作家、評論家，請你看后多多批評啊。”

　　毛澤東還興致勃勃地談起中國古典文學，對《紅樓夢》發表了許多精辟的見解，令沈雁冰驚嘆不已。毛澤東又問起沈雁冰今后的創作計劃，沈雁冰說：

　　“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騰的生活，非常需要補課。我想多讀點東西，再到前線后方走走，體驗體驗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創作。”

　　毛澤東高興地說：

　　“你這個想法，很好。我建議你搬到魯藝去住。魯藝需要一面旗幟，你去當這面旗幟吧。”

　　沈雁冰聽毛澤東如此說，十分感動，他連連擺手，說：

　　“旗幟我不夠資格，搬去住我樂意，因為我是搞文學的。前幾天有人叫我去全國‘文抗’延安分會，因為丁玲他們都在那里。今天你勸我去魯藝，我還是聽你的。”

　　說話間已經到了掌燈時分，沈雁冰的夫人孔德沚端上了晚餐，招呼毛澤東吃飯。毛澤東笑著說：

　　“那好，就打擾雁冰兄了。”

　　毛澤東飯量不大，吃了一些，便放下筷子，一支接一支地吸煙。孔德沚勸他戒煙，他卻搖了搖頭，說：

　　“戒不了啰!前幾年醫生命令我戒煙，我服從了，可是后來又抽上了。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個頑固分子。”

　　毛澤東風趣的自嘲，引得大家笑了起來。

　　后來不久，茅盾就把家搬到了橋兒溝魯迅藝術學院。

　　6月15日，陳毅決定率新四軍主力部隊渡江北上，他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上說：

　　“一切應付已到窮盡之時，再不決定必致蘇北蘇南兩方受損。”“在你們未指示前我決心布置移蘇北。”“到蘇北后，皖南軍部方面速布置。”

　　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率領主力北渡長江后，根據中央指示，改為蘇北指揮部，陳毅仍擔任指揮。

　　韓德勤企圖趁陳毅在蘇北立足未穩，圍而殲之，蘇北形勢頓時緊張。毛澤東對陳毅部極為關懷，為了支援遭頑軍圍攻的新四軍，毛澤東和王稼祥指示八路軍總部派出部隊南下華中;命令新四軍第5支隊迅速東渡運河增援;要求陳毅部依托黃橋，堅持獨立作戰半個月。

　　6月21日，由毛澤東發起的由艾思奇、何思敬牽頭的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首次會議，在延安北門外的文化俱樂部召開。毛澤東、張聞天和剛從前線回來的朱德及其他成員50多人參加了會議。會議由何思敬致開幕詞，艾思奇作會務報告，開幕詞和報告的內容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在哲學上所做出的偉大貢獻。

　　毛澤東在會議講了話。他說：

　　“理論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后。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過去我們注意的太不夠了，今后應加緊理論研究。”

　　在這次年會上，艾思奇演講了孫中山的哲學思想，陳唯實演講了斯大林對唯物辯證法的新發展，周揚演講了契爾那夫斯基的美學，范文瀾演講了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何思敬演講了黑格爾的邏輯，郭化若演講了軍事辯證法，和培元演講了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陳伯達演講了中國近代哲學思潮。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和眾人來到溝口新開張的勝利食堂聚餐。毛澤東問坐在他身旁的于光遠：

　　“你是學什么的?是不是學自然科學的?”

　　“是。”于光遠回答說：“我是學物理的，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的。”

　　毛澤東說：

　　“搞哲學的也要搞自然科學，也要搞社會科學，因為很多問題是聯在一起的。研究辯證唯物主義不能不研究自然辯證法，因為哲學本來就是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概括出來的。希望你多注意研究這方面的問題，自然科學研究會也要多開展這方面的工作。”

　　6月下旬，黃克誠率部在渦陽的新興集與新四軍第6支隊合編為八路軍第4縱隊，由彭雪楓任司令員，黃克誠任政委，率領堅持當地斗爭。

　　6月，中共中央派周恩來、葉劍英同國民黨代表何應欽、白崇禧舉行談判。

　　1940年7月的一天下午，毛澤普所在的馬列學院開荒隊在收工時，突遇暴雨，學員們飛快地跑回住處。毛澤普慢悠悠地走在后面，雨水淋濕了全身。他走到毛澤東的窯洞前，毛澤東招呼他進屋躲雨，叫服務員找衣服給他換上，留他吃了飯。毛澤東說：

　　“剛下暴雨，延河漲水，不好過去。你今晚就住在這里吧，很方便，行軍床一架就行了。”

　　晚上，毛澤普向毛澤東匯報了開荒競賽和步行百里背柴的情況。毛澤東問他：

　　“累不累?”

　　毛澤普老老實實地說：

　　“有點累。不過我們受得住。”

　　毛澤東說：

　　“敵人卡我們，我們不能坐著等著餓死。困難只是暫時的，我們要用兩只手制服它。現在多打1斤糧食，就等于多生產一顆子彈，多打一個鬼子。”

　　后來毛澤普從馬列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央軍委第一秘書處，與另一名教員共同擔負警衛人員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有一次，毛澤東找到他，問某某警衛員最近有什么心事，某某公務人員學習如何，毛澤普一時答不上來。毛澤東批評他只顧埋頭講課，不注意調查研究。毛澤東還說：

　　“據反映，你的課量太大，大道理太多，學生們受不了。講課要注意效果嘛。”

　　7月16日，國民黨提出《關于陜甘寧邊區及十八集團軍新四軍作戰地境編制問題的提示案》，即所謂“中央提示案”。

　　早在6月份，中共中央為解決國共兩黨關系，派周恩來、葉劍英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向國民黨方面提出要求：陜甘寧邊區以現狀劃界，包括23縣;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建制，八路軍編為3個軍9個師，新四軍編為3個師;國民黨承認中共及各黨派的合法地位，承認人民在敵占區進行游擊戰爭的權利;劃給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5省足夠的戰區;保證八路軍、新四軍足夠的補給;承認中共在冀察的行政領導及其它游擊區的行政權。

　　而國民黨16日出臺的這個《提示案》，則要求取消陜甘寧邊區，代以“陜北行政公署”，隸屬陜西省政府。要求縮編八路軍為3個軍6個師，再加兩個補充團，不準設支隊;新四軍編為兩個師，限制其防地和抗日活動。要求把活動在江南和整個華中的八路軍、新四軍都集中到黃河以北、冀察兩省這一狹窄地區內。

　　欲知國共兩黨之間后來斗爭如何?請看下一章。

　　第143章

　　“目前國民黨方面的種種情況，均證明反共高潮是在著著上升，

　　何、白19日電是表示了國方決心，如果國際形勢更利于英美

　　派，局部剿共會進入全面反共。”

　　話說1940年7月22日，八路軍總部以朱德、彭德懷、左權3人名義向晉察冀軍區、120師、129師下達了破襲正太路戰役的預備命令，規定戰役目的是：

　　“1、徹底破壞正太線若干要隘，消滅部分敵人，收復若干重要名勝關隘據點，較長期截斷該線交通，并乘勝擴大拔除該線南北地區若干據點，開展該路沿線兩側工作，基本是截斷該線交通為目的。2、打破敵軍西犯西安的企圖，振奮抗戰軍民，影響全國戰局，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

　　這一命令用電報發給晉察冀軍區、第120師、129師和所屬各區;同時上報中央。

　　毛澤東看到彭德懷等人破襲敵人交通線的預備命令，還以為這只是他們部署的一個游擊戰中經常要進行的戰役行動，不會涉及到戰略問題。對于這樣的作戰計劃，他當然是不會反對的。但他怎么也沒有想到，這次戰役竟然會發展到了百團大戰的規模。

　　1940年8月，中共中原局對彭雪楓、黃克誠的部隊進行改編，以新2旅、南下的蘇魯豫支隊等部為八路軍第5縱隊，轄3個支隊9個團，2萬余人，由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委，東渡運河，開辟淮海根據地;由第4縱隊轄9個團，17000人，仍以彭雪楓為司令員，執行堅持豫皖蘇邊區和向西防御任務。

　　毛澤東指示中原局說：蘇北反摩擦，應嚴格堅持自衛立場，可向韓德勤公開提出：“韓不攻陳，黃不攻韓;韓若攻陳，黃必攻韓。”

　　8月3日，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出生了。此時，江青26歲，毛澤東47歲。小女兒的降生，使毛澤東異常高興。這是他的第10個孩子，以前楊開慧所生的3個男孩，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存活，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時還被打傷落下了病癥，且現在都不在身邊。賀子珍所生的6個兒女，除了夭折的，唯一留下來的一個女兒嬌嬌也遠在異國他鄉。如今江青生了這個小女兒，怎不使他愛憐有加?毛澤東讓小女兒隨了母姓，起名叫李訥，取意于《論語.里仁》中的一句話：“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毛澤東特別欣賞這句格言，因為它與自己的“不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理論有些相似之處。

　　李訥相貌清秀，寬額方臉，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盡像其母。江青從不溺愛孩子，她認為從小就應當培養孩子的獨立生活能力。當李訥剛會跑時，她就堅持不讓人去扶，跌倒了讓她自己爬起來;一會說話，就讓她見人問好;兩三歲時，開始教她學唱京劇，有時隨著留聲機唱，有時親自教，還教她學習表演各種動作。

　　據徐明清說，江青后來在1941年又懷過一次孕，她和毛澤東都不想這么快再要孩子，于是去做了人工流產。結果，由于醫生的疏忽，把紗布忘在了子宮里，造成發高燒，生命出現危險，不得不進行了子宮摘除手術。徐明清到醫院去看望江青，才知道了這一情況。此后，江青為恢復健康，住了很長時間的醫院。

　　8月8日，八路軍總部以朱德、彭德懷、左權3人名義發出破襲正太路《戰役行動命令》和《破擊戰術之一般指示》，明確規定這次戰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壞正太路的程度，破壞工作為這次戰役成果最中心的環節。

　　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指示說：

　　“研究對待友黨友軍及各階級階層的策略問題，是各級干部、尤其是中級高級干部的中心問題。”“統一戰線的正確策略，則是達到勝利的保證”。“在策略上，對于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我們只反對當時直接向我進攻的極少數人，而聯合其中極大多數人，以便各個孤立與各個擊破那些堅決的投降派與反共派。”因此，反頑斗爭中要注意“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

　　8月20日晚8時，八路軍各部破襲正太路的戰役開始了，彭德懷在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等人協助下，組織晉察冀軍區10個團，129師8個團，120師4個團，共計22個團，以正太路為重點，向華北地面各主要鐵路、公路交通線同時展開大破襲，攻克日軍重要據點娘子關、井陘、淶源、東團堡、榆社等，斷絕日軍交通。

　　這次戰役一打就是3個半月，八路軍陸續投入了大量兵力，后來實際參戰的部隊，已經由最初的22個團增加到了105個團，近40萬人，終于發展成為規模浩大震動國內外的百團大戰。

　　8月31日，彭德懷在向部隊發布的命令上是這樣寫的：

　　賀、關、榮臻、劉、鄧諸同志并報毛、朱、王：

　　此次百團戰役勝利中已暴露敵之嚴重弱點，是兵力不夠分配，華北戰場上之兵力缺乏，已抽調出去不少，因此引起我們考慮以下問題，徹底毀滅正太路和徹底毀滅全同蒲路之忻縣、朔縣段，并可引起華北戰局某些變化，你們認為可能時請電告并同時準備繼續擴大之。

　　彭德懷

　　1940年9月1日，中共中央社會部發出《關于鋤奸政策與鋤奸工作的指示》，《指示》說：

　　“不放過一個敵探，不錯辦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敵人，不制造一個敵人，不放過一個內奸，不冤枉一個同志。”

　　9月5日，毛澤東給歷史學家范文瀾寫了一封信。

　　原來在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開始后，學術研究的每一場學術報告，毛澤東都要到場，吸取別人的長處，學習自己未精通的學問。他最感興趣的是范文瀾講的中國經學史的演變，聽完報告，他還要向范文瀾索要演講提綱再讀一遍。范文瀾在9月初的第3次演講，毛澤東因病未能參加，他讀了范文瀾的演講提綱后，就給范文瀾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文瀾同志：

　　提綱讀了，十分高興，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因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因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斗爭必有大的影響。

　　第3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不知對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胡適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吳虞、葉德輝等人否?越對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我對歷史完全無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學得一點，深為幸事。

　　毛澤東

　　9月5日

　　范文瀾，字仲潭，1893年出生于浙江紹興的一個書香世家，僅比毛澤東大40天。1917年，他在北京大學畢業后成為校長蔡元培的私人秘書;1926年在南開大學任教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一度脫黨，“七七事變”后，在河南大學與黨組織取得聯系，開封淪陷后，在中共河南省委領導下進入桐柏山區打游擊，1939年底抵達延安。

　　初秋的一個上午，延安馬列學院的黨總支書記張啟龍、副院長范文瀾，通知教育處長鄧力群、院務處長韓世福、教育干事安平生和宣傳干事馬洪，要他們去楊家嶺接毛澤東到學院作報告。鄧力群一行4人剛走上延水河橋頭，就和毛澤東相遇了。毛澤東開口問他們：

　　“你們4個風風火火的，要干么子去?”

　　鄧力群答道：

　　“學院領導派我們來接主席。”

　　毛澤東笑了笑，說：

　　“接我?嗯，我曉得了，是怕我忘了今天有報告會吧。你們放心好了，學院給我的任務，那是忘不了的。”

　　鄧力群不好意思地說：

　　“是要我們來接主席的，我們來晚啦，很不像話。”

　　毛澤東揚起手搖了搖，說：

　　“這樣做有點不好，一個人作報告要4個人接，要不得!要不得!”

　　毛澤東故意環視一周，好像很認真的樣子，說：

　　“哦!4個人，轎子呢?你們不是抬轎子來接我呀?下回呀，跟你們領導說，再加4個人，來個8抬大轎，又體面，又威風。要是還有人，再來幾個鳴鑼開道的，派幾個搖旗吶喊的，你們說好不好?”

　　鄧力群4人都笑了，誰也不說話。毛澤東看看他們，也笑了，一個勁地搖手，說：

　　“那才不像話嘛，對不對?皇帝出朝，要乘龍車鳳輦;官僚出閣，要坐8抬大轎，前簇后擁，浩浩蕩蕩擺威風。我們是共產黨人，是講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舊世界打它個落花流水。我們既要革命，既要和舊的制度決裂，就萬萬不能沾染官僚習氣。從楊家嶺到馬列學院，十里八里路，二萬五千里長征都走過來了，這幾步路算不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嘛。我們要養成一種新的風氣，延安作風。我們要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

　　毛澤東這一次在馬列學院了解了許多情況，他作了報告后，在和馬列學院的負責人分手時說：

　　“韓愈的《師說》是有真知灼見的，‘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一路上，你們給我介紹了很好的情況，真是‘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謝謝你們!然而我還要堅持一條原則，再作報告時，不搞接接送送了。”

　　9月10日，百團大戰第一階段作戰結束，八路軍以一部分作戰部隊轉入休整，準備參加第二階段作戰。

　　9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百團大戰時，他告誡大家說：

　　“不要說是大規模的戰役進攻，現在還是游擊性的反攻。”

　　9月11日，中央書記處發出《中共中央關于軍事行動的指示》，指示中寫道：

　　“中央七七宣言與七一宣言決定，我八路軍、新四軍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強團結時，應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擊敵人，應按照華北百團大戰役，先向山東及華中組織一次有計劃的大規模的進攻行動，在華北則應擴大百團戰役的行動，到那些尚未遭受打擊的敵人方面去，將以縮小占領區，擴大根據地，打破封鎖線，提高戰斗力，并在山東、華北方面，繼續擴大我軍之數量，而給予200萬友軍，國民黨大后方與敵占區內千千萬萬人民以良好影響，給予敵人向重慶等地進攻計劃以延緩作用。”“一切大規模行動，應是更加有計劃、有準備的，不應輕率舉行。”

　　9月20日，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第二階段開始，中心任務是擴大第一階段戰果，在繼續破擊交通線的同時，殲滅交通線兩側及深入根據地的敵偽據點。

　　此一階段，八路軍打了一些得不償失的攻堅戰，給根據地帶來了一些破壞，部隊也受到了一定的傷亡。

　　1940年秋，邊區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向邊區政府反映，留守兵團在懇荒時，占了他們的田地，并發生了其它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

　　情況反映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極為關注，他準備約見留守兵團及所屬部隊的十幾位領導，到楊家嶺一談。恰好此時留守兵團的領導來到了楊家嶺，要求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說：

　　“好啊，我正要請各路諸侯來談談。”

　　毛澤東把大家招呼到會客室里，熱情地拿出煙請大家吸。毛澤東說：

　　“你們有什么意見都談一談吧!”

　　留守兵團的領導們聽毛澤東這么一說，立刻無拘無束地說了起來，你一言，我一語，提出了一大堆問題。有一位望了望毛澤東，不好意思地說：

　　“老百姓對我們有意見，動不動就說要和我們去找毛主席評理。”

　　毛澤東聽了，看了看在座的人，意味深長地說：

　　“我看這是天大的好事!”

　　他點燃一支煙，看著面露驚訝之色的各位領導人，接著說：

　　“開天辟地以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氣，受當兵的欺侮，他們敢怒而不敢言。他們現在敢向我們提意見，敢批評軍隊，這是多么了不起的變化!諸位想想看，從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批評軍隊的，哪有民管軍這樣的好事啊?這說明我們邊區的民主，已經深入到群眾中去了。”

　　毛澤東反問大家：

　　“你們誰懂得歷史，說說看，是不是這樣?”

　　他又遞給每人一支煙，接著說：

　　“我看咱們邊區政府民主建設工作，做得很有成績，我們的軍隊有廣大群眾當老師，你們搞軍隊工作的，就不會犯大錯誤，邊區就大有希望。”

　　9月25日，蔣介石致電葉挺，他命令新四軍：

　　“在江北之部隊速調江南執行作戰任務。”

　　同一天，蔣介石電令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說：

　　如江北新四軍不“遵令南移”，即“以違抗命令，破壞抗戰論罪”。

　　9月26日，國民黨國防委員會委員徐謙在香港病逝。徐謙是國民黨的元老，他積極支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毛澤東曾和他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共過事。毛澤東獲悉徐謙逝世的消息，為他撰寫了一幅挽聯：

　　存亡攸關，抗戰賴持久，而今正是新階段;

　　死生同慨，團結須進步，豈能再炒舊文章。

　　在秋季的一天，毛澤東到中央醫院看望病員，見到了老戰士肖玉壁。毛澤東對肖玉壁的病情很關心，就向醫生詳細詢問了他的病情。醫生說：

　　“說起來百病纏身，其實非常好治，只要能給他吃1個月的飽飯就行了。”

　　“營養極度欠缺?”毛澤東非常驚訝地問：“到了難以維持生命的地步?”

　　醫生點點頭。毛澤東心情沉重地說：

　　“目前我們還很困難，把伙食全部提高做不到啊!”

　　自此，毛澤東把中央特批給他的每日半斤牛奶和取奶證，一起交給醫生，叮囑醫生每天到中央機關管理處取奶給肖玉壁。

　　肖玉壁打過多少仗，連他自己也說不清了，他的身上，留有90多塊傷疤。肖玉壁出院以后，上級安排他到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當主任，他嫌官太小，堅持不去。他來見毛澤東，毛澤東也不答應他的申述理由，肖玉壁急了，撩起衣服說：

　　“你數數我身上有多少傷疤!”

　　毛澤東坐在辦公桌前，眼珠動也不動，平靜地說：

　　“我不識數。”

　　肖玉壁沒了招兒，只好前去上任，沒承想這次竟掉進了錢堆里。他利用職權經營私人生意，腰包很快鼓了起來，甚至把根據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偷偷地賣給國民黨的破壞隊。案發之后，邊區政府判處肖玉壁死刑。這事又鬧到了毛澤東那里。林伯渠來見毛澤東，說明了原委，毛澤東問：

　　“肖玉壁貪污了多少錢?”

　　林伯渠說：

　　“3000元。”

　　毛澤東問：

　　“他服不服?”

　　林伯渠掏出1封信，說：

　　“肖玉壁寫信要求，看在他以前作戰有功的情分上，讓他上前線去，戰死在戰場上。”

　　林伯渠將信遞給毛澤東，毛澤東不接，問道：

　　“你準備怎么答復他?”

　　林伯渠說：

　　“據法院統計，貪污腐化的犯罪率已占百分之五，這股風非剎不可。不過，怎么處理肖玉壁的問題，邊區政府和西北局都想聽聽你的意見。”

　　毛澤東反問林伯渠：

　　“你還記得1937年槍斃的那位黃克功吧?”

　　“忘不了。”

　　毛澤東口氣堅定地說：

　　“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的判決。”

　　1940年10月6日，華北日軍開始對抗日根據地進行反撲，發動報復性的“掃蕩”作戰。日軍在掃蕩中，對根據地實行野蠻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

　　彭德懷即指揮八路軍進入百團大戰的第3階段，也就是反“掃蕩”作戰階段。

　　10月3日至6日，陳毅、粟裕指揮黃橋決戰，擊敗韓德勤頑固派的進攻，共殲頑軍主力89軍、獨6旅12個團，保安第16旅全部，保安第33師第5旅1個團，計11000余人;中將旅長李守維、中將旅長翁達及團長數人斃命，俘師旅團軍官10余名，下級軍官600名;繳獲長短槍3800余枝，輕重機槍189挺，迫擊炮59門及大量彈藥和軍需物資。黃橋決戰為蘇北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把陳毅在蘇北通過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迅速打開抗日局面的經驗，轉發全軍團以上干部學習，啟發幫助一些人破除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狹隘而不開展，顧小利而忘大義，逞英雄而少辦法”的錯誤傾向。

　　此一時期，毛澤東看到國民黨頑固派陰謀進攻新四軍皖南部隊的跡象已經十分明顯，就連續電令項英等人，要他們丟掉對國民黨的任何幻想，下決心盡快北移。

　　皖南新四軍北移，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是由皖南原地經銅陵、繁昌就近直接北渡皖北，這一地段長江以南是3支隊活動地區，長江以北是游擊隊活動地區;一條是經蘇南，然后從鎮江過江到蘇北，這是皖南軍部與蘇南部隊經常往來的一條路線。

　　10月8日，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項英等人，關于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移動方向，指示說：

　　“蔣介石令顧祝同、韓德勤掃蕩大江南北新四軍，最困難的是在皖南的戰爭與軍部。我們意見，軍部應移動到3支地區，如頑軍來攻，不易長期抵抗時，則北渡長江;如移蘇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蘇南。向南深入黃山山脈游擊，無論政治上、軍事上，是最不利的，應決心移皖北。”

　　10月10日，沈雁冰偕夫人孔德沚隨董必武的車隊離開生活、工作了5個月的延安，奔向重慶新的工作崗位。“魯藝”全體師生在橋兒溝西邊、延河北岸列隊歡送他們。沈雁冰夫婦微笑著揮手向同志們告別。

　　此前，毛澤東在和沈雁冰的談話中說，中央希望他能去重慶工作，擔任重慶文化工作委員會常務委員，以加強國統區文化戰線的力量。沈雁冰爽快地答應了，并決定把一雙兒女留在延安。臨行前，他在向毛澤東告別時說：

　　“我把兩個孩子都交給了黨，請黨來教育他們吧!”

　　“這很好嘛!”毛澤東風趣地對老朋友說：“你現在把倆包袱扔在這里，可以輕裝上陣了。”

　　10月12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項英、葉挺、劉少奇、陳毅、黃克誠說：

　　因為蔣介石站在反日立場上，我們不能在南方國民黨統治區進行任何游擊戰爭，曾生部隊在東江失敗就是證明。“因此軍部應乘此時速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皖南戰斗部隊，亦應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堅持游擊戰爭。”“皖東決不可失，如失皖東，則蔣介石必沿運河、淮河構筑封鎖線，斷我向西之前途。”

　　10月13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項英、葉挺、劉少奇、陳毅說：

　　“為對付日寇進攻，為鞏固國內團結，華中摩擦在韓進攻失敗后，我應加緊開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擴大與整訓自己的部隊，對韓不應進攻，而應在韓再向我進攻時各個反攻擊破之。否則會妨礙我在重慶之統一戰線工作，但胡服建議控制舊黃河以南阜寧一帶戰略要地，是必要的，可執行。對李品仙應力求和解，這是有關桂軍與我們的整個關系。”

　　10月14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陳毅并告項英、葉挺、劉少奇、黃克誠，電文中提出了同韓德勤談判的主要條件，并請韓德勤及李明揚、陳泰運轉告國民黨中央及顧祝同。談判條件是：

　　“1、停止安徽向皖東進攻;2、撤退皖南對新四軍之包圍;3、撤退蘇南對新四軍之包圍。”

　　14日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又致電陳毅并告劉少奇說：

　　“建設蘇北根據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陳毅統一蘇北軍事指揮，同意胡服去蘇北與陳會合，布置一切。注意蘇北與皖東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間有間斷。尊重李明揚、韓國鈞等中立態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蔣、顧、韓的反共證據(人證物證)，注意收集知識分子，注意調節各階層利益，實行政權中的‘三三制’，預防‘左’的危險，注意組織財政經濟問題，從長期戰爭出發，勿使人力物力浪費。”

　　10月19日，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總參謀長的名義，向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和新四軍葉挺軍長、項英副軍長發出“皓電”，誣蔑八路軍、新四軍在華中堅持游擊戰爭是“自由行動”、“自由擴充”、“破壞行政系統”、“吞并友軍”。“皓電”最后以“中央提示案”的形式提出：限令大江南北堅持抗日的八路軍、新四軍，“于電到1個月內”，全部開赴舊黃河以北，集中到冀察兩省和魯冀晉一隅，受閻錫山指揮，不得越境和武裝民眾。還要求將50萬人的八路軍、新四軍合并縮編為10萬人。

　　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臨時會議，討論目前的形勢和問題。會議決定，黨的工作布置應放在這個東方大黑暗的基點上。決定由毛澤東起草中央關于時局的指示。

　　10月24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陳毅、粟裕說：

　　“關于軍部北移與胡服會合、統一領導華中問題，我們已屢電葉、項，你們可去電催。”

　　10月25日，毛澤東將周恩來的來電轉發給彭德懷、劉少奇、項英，并說：

　　“目前國民黨方面的種種情況，均證明反共高潮是在著著上升，何、白19日電是表示了國方決心，如果國際形勢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會進入全面反共。”

　　10月25日，毛澤東復電周恩來并發彭德懷、劉少奇、項英說：

　　“目前我們的對策是穩健地對付國民黨的進攻。軍事上采取防衛立場，他不進攻，我不亂動;政治上強調團結抗日，向國民黨及中間派及廣大人民說明，貝當路線與英美路線兩者的危險性，強調獨立自主的抗日戰爭。再堅持1年，世界形勢就大變了，目前是準備待機時期。”

　　10月25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周恩來并發彭德懷、劉少奇、項英說：

　　“國民黨現在發動的反蘇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棄獨立戰爭參加英美同盟的準備步驟，……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國民黨愿意替日本擔負鎮壓中國民族革命的責任以求交換日本對國民黨的讓步;同時又將加入英美同盟恐嚇日本，以求日本的讓步;故何應欽等反共活動特別起勁，日本也正在拉蔣、何。”

　　10月29日，毛澤東收到周恩來的電報，電文說：“1月期滿后，國民黨擬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及八路軍、新四軍在各地的辦事處，然后實行局部討伐，亦即東討北鎖的高壓政策。”

　　毛澤東立即將這一電報轉發給彭德懷、劉少奇、項英、陳毅。

　　這一天，毛澤東起草了一份準備發給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項英的電報稿，他寫道：

　　1個月來，英美與日德意在中國的斗爭中是異常激烈的。前者要求中國政府變為戴高樂政府，加入英美同盟。“英國的開放滇緬路，美國的借款，尤其是撤僑，都向中國表示英美的反日決心，要求中國不跑到德意日路線，而英美兩使坐鎮重慶，緊緊拉住蔣介石不讓跑掉。”后者要求中國政府放棄抵抗，加入日德意同盟，變為貝當政府。“運城、鄂北兩飛機場的停開，阿部的回國，南寧的撤兵，海通社在重慶正式開設，則是表示日本讓步和德國勸和的開端。

　　蔣介石現在是待價而沽，一方面準備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準備加入德意日同盟。”“在七八月間蔣介石確曾準備于重慶失守時遷都天水，準備親蘇和共與某些政治改良，至9月已動搖，至10月乃大變，這是德意日同盟與英美同盟對華積極化的結果。”

　　1940年11月1日，毛澤東將上述這份電報稿作了一些修改，只發給八路軍、新四軍有關部門負責人。

　　欲知蔣介石究竟要對新四軍采取什么措施，請看下章內容。

　　第144章

　　“中央幾次會議都覺得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

　　響前途甚大。蔣介石準備投降，決心驅我軍于黃河以北，然后沿

　　河封鎖，置我于日蔣夾擊中而消滅之，其計甚毒。”

　　話說1940年11月1日，毛澤東在《關于加緊準備粉碎蔣介石嚴重進攻的指示》中，再次要求華中和皖南，立即開始加緊軍事政治各方面的準備。電文中說：

　　蔣介石“用武力驅逐新四軍八路軍于老黃河以北而嚴密封鎖之，這一計劃是下了決心的，故我們有考慮應付辦法之必要。”

　　同一天，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致項英的《關于新四軍皖南部隊行動方針》中，又寫道：

　　“1、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員必須過江北，指揮江北大部隊。2、你及皖南部隊或整個移蘇南再渡江北，或整個留皖南準備于國民黨進攻時向南突圍;二者應擇其一，這一點可以確定。3、如移蘇南須得顧祝同許可，如顧不許可則只好留皖南(因據來電直過皖北已無可能)。但須準備打內戰，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蔣介石進剿新四軍的計劃是決定了的)。望考慮電復。”

　　項英至此仍遲疑不決，他在復電中說：

　　“軍部北移困難，3支地區太小，也不便移3支區域。”

　　11月2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

　　“中央幾次會議都覺得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響前途甚大。蔣介石準備投降，決心驅我軍于黃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鎖，置我于日蔣夾擊中而消滅之，其計甚毒。”

　　11月3日，毛澤東又將2日給周恩來的電報發給劉少奇、彭德懷。

　　11月3日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何應欽、白崇禧‘皓電’，中央決定用朱、彭、葉、項名義答復，采取和緩態度，以期延緩反共戰爭爆發時間。對皖南方面，決定讓步，答應北移。”

　　11月6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

　　“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目前不但共產黨、中國人民、蘇聯這3大勢力應該團結，而且應與英美做外交聯絡，以期制止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派活動。”

　　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說，要利用時機向國民黨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告知他們剿共則亡黨亡國，投降則必使中國四分五裂，必使蔣介石政權崩潰。“是否適當時機，請求見蔣面陳一次，亦請你考慮”。

　　毛澤東還指示周恩來、葉劍英在重慶，李克農在廣西，南漢宸在西安加強反對投降宣傳，迅速動員各方面輿論，呼吁停止內戰。毛澤東要求：“尤要向粵桂軍隊說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們不要上蔣介石的當。”

　　11月7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關于反對投降挽救時局的指示》，指示中說：

　　“八路軍、新四軍的一切抗日根據地，必須堅持長期的獨立自主與自力更生的抗日戰爭”。“時局危機極端嚴重，全黨必須動員起來，反對投降分裂，挽救時局危機;全黨中心任務是反對投降與內戰，我們過去對頑固派斗爭的火力，現在主要的要轉移到親日派與內戰挑撥者身上，以此為中心而痛擊之;親日派從擁護蔣之反共政策著手，極力助蔣反共，目前蔣還站在投降、加入英美集團或繼續獨立戰爭的交叉點上，還要爭取他，以期延長抗日的時間，那怕是最短的時間也好。”

　　11月9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的名義發出的給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復電“佳電”。“佳電”駁斥了“皓電”對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攻擊與無理要求，揭露了親日派的反共投降陰謀，電文中說：

　　“頗聞日寇正在策動中國投降，軟計與硬計兼施，引力與壓力并重。德國則采勸和政策，欲誘中國加入三國同盟。而國內一部分人士，復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企圖為投降肅清道路。頗聞內外勾煽，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險，其計至毒，道路相告，驚心動魄，時局危機，誠未有如今日之事甚者。”

　　毛澤東在“佳電”中警告國民黨說：

　　“目前正屬奸偽思逞謠言紛起之時，亟宜協調各方，統一對敵，庶免為敵所乘，自召分崩離析之禍。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蕩，演成兩敗俱傷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復違德等之始愿。我為鷸蚌，敵做漁人，事與愿違，嗟悔無及。”

　　毛澤東在“佳電”中還表示：為顧全大局，堅持團結抗戰，考慮到中間勢力“希望中共取緩和和緩轉的政策”的愿望，中國共產黨采取必要的退讓政策，允將新四軍駐皖南部隊開赴長江以北。

　　11月9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明了“佳電”采取的基本立場是：

　　“明確區分江南、江北部隊，江南確定主力北移，以示讓步，江北確定暫時請免調，說暫時，乃給蔣以面子，說免調，乃塞蔣之幻想。”“稱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進攻，我方必自衛，而以鷸蚌漁人之說出之，亦請對外宣揚，以期停止彼之進攻。”

　　11月14日，國民黨軍令部擬定了《剿滅黃河以南共軍作戰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以第3、第5戰區主力避免與日軍作戰，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軍、新四軍撤至黃河以北。

　　第一步，以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肅清”江南新四軍，然后再用兵力“肅清”蘇北八路軍、新四軍。

　　第二步，以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所屬之李品仙、馮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漢路以西調來之湯恩伯部，分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4區，限2月28日前“肅清”黃河以南新四軍。

　　11月16日，毛澤東發出《關于今冬華北各部隊任務的指示》，規定華北部隊的任務是：1、堅持抗戰，與敵人的冬季“掃蕩”作斗爭;2、進行一次冬季擴兵運動;3、盡量爭取時間進行休息與整軍;4、強化政策工作;5、加強干部之團結及黨的團結。

　　11月2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李克農、項英、劉少奇、彭德懷說：

　　蔣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嚇我讓步，發表‘皓電’是嚇，湯、李東進也是嚇，許多中間派被他嚇到，紛紛要求我讓步。我須善為說辭以釋之，我除在文章(佳電)上表示和緩及皖南一點小小讓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讓，有進攻，必粉碎之。“只有軟硬兼施，雙管齊下，才能打破蔣介石的詭計，制止何應欽的投降，爭取中間派的向我，單是一個軟，或單是一個硬，都達不到目的。”“我之方針是表面和緩，實際抵抗，有軟有硬，針鋒相對。緩和所以爭取群眾，抵抗所以保衛自己，軟所以給他以面子，硬所以給他以恐怖。”

　　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來、葉劍英在重慶，陳毅在蘇北，李克農在廣西，南漢宸在西安，通過各種渠道揭露國民黨制造磨擦、破壞國共合作的活動，呼吁社會各界人士明察真情，奮起阻止，形成反對破壞抗戰反共內戰的政治攻勢。

　　11月24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1、你們必須準備于12月底全部開動完畢。2、希夷率一部分須立即出發。3、一切問題須于20天內處理完畢。”

　　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再次致電葉挺、項英說：

　　“立即開始分批移動，否則一有戰斗發生，非戰斗人員及物資勢必被打散。”

　　11月27日，葉挺、項英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說：

　　經多方研究與考慮，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由蘇南北移路線，途中困難多，危險性較大，不如由第3支隊地區兼程北移皖北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東。因此決心將大批工作人員化妝過封鎖線與部分資材先經蘇南至蘇北。請中央電示是否同意這一行動計劃，以及葉挺與項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進，何人先走?

　　11月29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復電葉挺、項英說：

　　“1、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一部分資材經蘇南。2、頭幾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領，希夷可隨中間幾批渡江，項英行動中央另有電示。”

　　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開承認南京汪精衛偽政府，公布了汪精衛與日本駐南京特命全權大使阿部信行簽訂的《日滿華共同宣言》。

　　11月30日這一天，毛澤東獲此消息，電示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李克農說：

　　“日軍從24日起向鄂北、鄂西大舉進攻。在此情況下，國共關系可能變化，望利用時機善處之。湯恩伯北進反共，敵人卻西進反蔣，算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1940年12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舉行1941年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和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出席了大會。

　　毛澤東針對這一年機關、學校的生產運動有所放松，糧食沒有實現自給比例的問題，在會上強調說：

　　“經濟工作要適應當前的環境，要團結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3日，毛澤東致電項英，要他回答下列各項問題：

　　“1、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2、黨內干部是否已有應付某方可能襲擊的精神上的充分準備?3、皖南、江南地區各友軍中，是否有堅持抗日同情我黨的高級、中級進步軍官與進步部隊?有突然事變時，是否有掩護我軍或與我軍一致行動的可能?我在附近友軍中統一戰線工作如何?4、某方在第3戰區的意向如何?顧祝同等中央軍態度如何?黃紹竑態度如何?東南局領導下的地方黨是否有保存干部、積蓄力量、應付突然事變的精神上和實際上準備?”

　　12月5日，彭德懷指揮的華北百團大戰結束。八路軍連續作戰歷時3個半月，大小戰斗1824次;斃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余人;俘虜日軍281人，偽軍18047人;拔除據點2993個，毀壞橋梁、車站、隧道260余處;破壞鐵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煤礦5座，割走電線40萬公斤。

　　八路軍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共計傷亡17000余人。根據地人民死傷無數，僅太岳區沁源1縣，群眾被殺者就多達5000余人，牲口損失近萬頭，大部房屋被燒毀，不少村莊完全毀滅。

　　12月7日，蔣介石批準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并下達各部隊遵照執行。

　　12月8日，蔣介石以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向朱德、葉挺發出“齊電”，宣稱：“調防”是“軍令”，必須執行。要求八路軍、新四軍迅即“遵令”，在12月31日以前，將長江以南的新四軍全部開到長江以北;黃河以南的八路軍全部開到黃河以北。1941年1月底以前，華中的新四軍也要全部開到黃河以北。

　　“齊電”還宣稱，國民黨政府決定：八路軍軍餉暫發至1940年12月，新四軍軍餉暫發至1941年1月，以后看是否北渡再定。

　　12月9日，蔣介石下達手令：

　　“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0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18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本年12月31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12月10日，蔣介石密令第3戰區司令官顧祝同說：

　　“該戰區對江南匪部，應按照前定計劃妥為部署，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進攻興華，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該軍仍不遵令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12月1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百團大戰對外不要宣告結束，蔣介石正發動反共新高潮，我們當須利用百團大戰的聲勢去反對他。

　　12月1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葉挺、項英電，電文中說：

　　“移動時間蔣限12月底移完，我們正交涉展限1個月，但你們仍須于本月內盡可能移畢。蔣以新四軍正在移動，不同意項副軍長來渝，因此中央決定項隨軍隊渡江，然后經華北來延安。葉、項2人均以隨主力去皖東為適宜，資材及后方移蘇南者可由子昆、小姚負責指揮。”

　　毛澤東在電文中所說的小姚，就是饒漱石。

　　12月16日，毛澤東電示劉少奇、陳毅等人說：

　　“皖南新四軍，務須迅速渡江”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致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劉為章，要求將皖南新四軍北移的時間，“暫緩移動時間至明春2月半”。

　　18日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重慶形勢嚴重，項英和曾山暫勿離開部隊，葉挺及一部人員北上，望速做部署，秘密文件必須燒毀，嚴防襲擊。

　　12月20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葉挺渡江以速為好，不應征求蔣介石同意，如蔣反對，便不好過江了。江邊須有周密布置，速與少奇、云逸聯系，在對岸做準備。

　　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陳毅說：

　　“據葉、項電，葉軍長及干部一部分準備渡江，你處須在江邊做周密布置。與韓談判條件不可過苛，并尊重李、陳各部利益。興華、高郵地區應保留給韓，我軍應停止于興、高地區，蘇北應全部休戰，求得妥協，鞏固已得陣地。”

　　12月25日，皖南新四軍渡江受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周恩來、葉劍英說：

　　“據項英電稱，顧祝同忽令新四軍改道繁、銅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頑軍復暗中包圍，阻我交通，南岸須通過敵人封鎖線，江中須避敵艦襲擊，非假以時日分批偷渡則不能渡，勢將進退兩難等語。請速向蔣交涉下列各點，并電告結果：1、須分蘇南與繁、銅兩路北移。2、許由1個月時間。3、皖南軍隊不得包圍，不得阻礙交通。4、皖北軍隊由巢、無、和、含4縣撤出，由張云逸派隊接防，掩護渡江。5、保證不受李品仙的襲擊。6、彈藥及開拔費從速發下。”

　　12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關于目前時局與政策》，即《論政策》。他在《論政策》中提出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許多過“左”的政策問題。毛澤東寫道：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則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實為代表兩個極端政策的極明顯的例證。而這兩個極端的政策，都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

　　毛澤東指示全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警惕這兩種錯誤傾向。他說：

　　“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又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斗爭兩方面的政策。”

　　毛澤東為了使廣大干部和黨員全面地統一地了解黨的政策，克服右的和“左”的錯誤，在《論政策》中對政權組織、勞動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鋤奸政策、人民權利、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軍事政策等方面，都作了明確的闡述和規定。

　　關于“三三制”政權問題，毛澤東在《論政策》中寫道：

　　“實行‘三三制’，是為了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調動一切力量，爭取抗日的勝利，并不是機械地湊足數目。在蘇北等處，開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地方，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黨員的數量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以便于吸收廣大非黨人員參加政權。而在一些最下層的政權，如鄉村政權中，中間分子的數量可以有所變通，以防止地主、豪紳鉆進政權機關，把持政權。”

　　毛澤東強調：在軍隊中，尤其是共產黨軍隊的主力中，“決不能實行‘三三制’，要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

　　中共中央在討論毛澤東起草的這一指示時，發生了嚴重分歧，突出表現在對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政策看法不一致。不僅王明、博古等人否認他們所推行的“左”傾錯誤路線，就連其他一些領導干部對此也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王明“左”傾錯誤不是路線錯誤，只是策略上的錯誤。

　　毛澤東為了等待這些領導人的覺醒，又一次做出了讓步，在后來的正式文件《論政策》中，不再提“路線”2字，只說是過左政策。

　　《論政策》最后雖然通過了，但黨內這一批人不認帳甚至賴帳的事實，使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一是全黨對過去黨的歷史，必須有一個統一的科學的正確的認識。二是必須堅決克服黨內存在的學風、黨風、文風不正，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全黨才有鞏固的團結，才能成為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部隊。而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首先是黨的高級干部有必要研究一番黨的歷史，把歷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把正確與錯誤弄明白。只有這樣，才能統一全黨認識，才能在未來的斗爭中保持步調一致，保證黨的事業健康向前發展。所以，毛澤東決定著手編輯中國共產黨歷史文獻，他決心把這些歷史的東西展示出來，要讓全黨都了解共產黨的歷史。

　　會后，毛澤東開始籌劃并主持編輯《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兩部大型歷史文獻。毛澤東嘔心瀝血，閱讀了大量歷史文獻。他在王首道、陳伯達和胡喬木的協助下，歷時將近兩年，終于編輯完了這兩部歷史文獻。其中，《六大以前》收入了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各類歷史文件199篇。

　　是年冬，毛澤東的警衛員高富有的父親從山西老家來延安，硬要拉他回家結婚。高富有陪父親逛完延安市場返回楊家嶺，毛澤東乘吉普車在他們面前嘎然而止，車上的警衛員招手讓高富有上車。高富有知道毛澤東在車上，不肯上。毛澤東拉開車門，探出頭，指著高富有的父親問：

　　“這是你什么人?”

　　“是我父親。”

　　“你還有位老人家，上車，上車。”

　　毛澤東顯得特別親熱，他下了車，不由分說推著高家父子上了車。毛澤東問問他們家鄉的生產和他們家的生活情況，高富有的父親說著說著扯上了高富有的婚事。毛澤東笑著對高富有說：

　　“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這可怎么辦呢?再想一想，看有什么辦法。”

　　在楊家嶺分手時，高富有的父親高興地拉著毛澤東的手說：

　　“你真好，你真好!”

　　幾天后，毛澤東想出了一個辦法，安排高富有到清澗縣的裕里村，又派人把他的未婚妻從他們老家的敵占區接來，為他們辦理了婚事。

　　1940年底，博古從南方局奉調回延安，擔任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解放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社長職務。

　　12月下旬，顧祝同即以7個師8萬余人在涇縣、太平間布成袋形陣地;第2游擊區冷欣也做好了截斷蘇南、皖南共軍聯系的準備;李品仙以第176師準備在江北無為地區布防堵截。

　　12月25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他說：

　　“連日來瑣事甚多，情緒不好，本不想見，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難的日子，還是和你談談話為好。”

　　周恩來明白蔣介石所說的共患難的日子，就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后被釋放的那一天。只聽蔣介石接著說：

　　“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抗戰4年，現在是有利時機，勝利已有希望，我難道愿意打內戰嗎?愿意塌臺嗎?現在八路軍、新四軍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么要自相殘殺?就是民國16年，我們何嘗不覺得痛心?內戰時，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難過。開到河北，其實是我為你們著想。如果非留在江北，大家都是革命的，沖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敗。如能調到河北，你們做法一定會影響全國，將來必成功。我這些話沒有向外人說，我可以向你說，你可以告訴你們中央同志：你們過，從皖北一樣可過。只要你們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至1月底，絕不進兵。”

　　多么經典的一段臺詞!蔣介石這一番表演可真叫絕，他正是靠著這一手，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征服了中國大大小小無數個軍閥頭目，也把共產黨內不少的領導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這可真是：古來名伶代代出，唯有今朝出得絕。

　　撫肩挎肘虎哥們，摩頂拍腚狼外婆。

　　再說周恩來從蔣介石那里出來，一回到住所，馬上將他的談話報告給中央，他說蔣介石承諾說：

　　“只要你們說出一條新四軍北上的路，我可保證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

　　周恩來又說，蔣介石的話是靠不住的，他是在嚇、壓之余，又加哄之一著。而此時的項英已為嚴重的敵情所嚇到，迷惘自亂，不敢下定北移決心，反而向中央請示行動方針。

　　12月26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致項英、周子昆、袁國平等人的復電，他在電文寫道：

　　“各電均悉。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1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F雖一面向國民黨抗議，并要求寬展期限，發給餉彈，但你們不要對國民黨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國民黨幫助你們任何東西，把可能幫助的東西只當作意外之事。你們要有決心有辦法沖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環境，達到北移之目的。如有這種決心辦法，則雖受損失，基本骨干仍保存，發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

　　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我們不明了你們要我們指示何項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現在又提出拖或走的問題，究竟你們自己主張的是什么?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又致電項英說：

　　“關于銷毀機密文電是否執行?你應估計在移動中可能遇到特別困難，可能受襲擊，可能遭損失。要把情況特別看嚴重些，在此基點上，除想盡一切辦法克服困難外，必須把一切機密文件電報通通銷毀，片紙不留。每日收發電稿隨看隨毀，密碼要帶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預先研究遇危險時如何處置。此事不僅軍部，還要通令皖南全軍一律實行，不留機密文件片紙只字，是為至要。”

　　欲知皖南新四軍能否順利突圍，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中共中央在討論毛澤東起草的《論政策》時發生的嚴重分歧，是毛澤東決定進行延安整風的主要起因。時至今日，中共中央中的多數人不承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路線錯誤，這一批人對此諱之莫深，一觸即跳?？梢娒珴蓶|在遵義會議時期采取的策略，是多么的具有遠見。可見毛澤東要以史為鑒，教育全黨汲取歷史的教訓，不要在新的條件下重犯歷史上的錯誤，是多么的艱難。死老虎也擋道，由這些人占著茅坑處處掣肘，正確的方針政策自然是難以推行。于是，一個偉大的戰略計劃在毛澤東的心中醞釀形成了，提拔新人!整頓黨風!終于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場戰略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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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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