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

　　“‘永久奮斗’才是最重要的一條，沒有這一條，什么都是空的。

　　奮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奮斗到5年，10年，40年，50年，甚至

　　60年，70年，總之一句話，要奮斗到死，沒有死就還沒有達到

　　永久奮斗的目標。”

　　話說1939年4月2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致電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說：

　　“部隊日益擴大，正規軍各種制度亟待建立，按照國民革命軍編制區分，規定部隊中各級干部之等級(3等9級制)。這可以興奮干部，職責分明，于我軍傳統亦無損害。”

　　4月9日，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同窗好友、著名詩人、作家蕭三，由蘇聯經烏魯木齊、西安到達延安。

　　前邊第2卷已經說過，蕭三原是去了法國搞勤工儉學。1923年，他又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其間，他和陳獨秀的次子陳喬年一起將《國際歌》歌詞譯成中文，介紹到國內。1924年回國參加革命斗爭。大革命失敗后，赴蘇聯從事文學活動。他寫了大量文藝作品，向全世界介紹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及其領袖人物。

　　4月10日，魯藝為慶祝建校一周年，舉行了大型展覽會，毛澤東的親筆手書《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兩首詩參加了展出。毛澤東還為魯藝題了詞，他寫的是：“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

　　經毛澤東批準，周揚任魯藝院長。

　　4月10日傍晚，蕭三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從中組部會議室開會出來，一見到蕭三，十分激動，握著他的手說：

　　“啊，十多年不見了!”

　　說罷從衣兜里掏出“紅炮臺”香煙，給身邊的人各發了一支，看看煙盒里只剩一支了，便抽出來遞給了蕭三，說：

　　“最后一支給你。”

　　“你自己呢?”

　　蕭三說著要把那支煙還給毛澤東。毛澤東做了一個手勢，幽默地說：

　　“我將乞諸其鄰。”

　　蕭三隨著毛澤東來到一間簡樸的書房兼臥室里，兩人一起吃晚飯。毛澤東敬了蕭三一杯紅葡萄酒。飯后，他倆談到了新民學會，談到了20年前一起在渤海大沽口冰上走了很遠的舊事，毛澤東說：

　　“那個時候我還相信舊小說里所寫的蓬萊仙島是可能存在的。我8歲的時候最信神，我父親不信神，我還認為他不對哩。”

　　他們還談了許多學生時代的往事，談到犧牲了的戰友。毛澤東在談到蔡和森的犧牲時，沉默了良久，他說：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毛澤東又和蕭三談詩，談文章。彼此都為對方取得的成績感到無限欣慰。毛澤東對蕭三的文學事業非常關心，他非常認真地說：

　　“姓蕭的古來文學家很少，你要爭氣。”

　　臨別時，毛澤東看到蕭三的煙癮很大，就從書架底下拿出一筒自己舍不得抽的香煙，吹了吹上面的灰塵，塞進蕭三的外衣口袋里。兩人走出窯洞，滿天星斗，毛澤東依學生時代的規矩，雙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而別。

　　從此，蕭三成了毛澤東家里的座上客。不久，蕭三被安排在魯藝任教，還擔任魯藝編譯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職務，主編《大眾文藝》、《中國導報》、《新詩歌》。他自己也不斷有新作品問世。每當蕭三將他的作品送給毛澤東時，毛澤東總是認真閱讀，有時還提出修改意見。

　　蕭三只身秘密回到延安，很想念遠在瑞典的妻子葉華和未滿周歲的孩子立昂。毛澤東親自批示，將葉華母子接來延安。葉華到延安后，蕭三帶著葉華和兒子立昂多次看望毛澤東，毛澤東非常熱情，每次都請他們吃飯。有一次，毛澤東還風趣地說：“葉華中國化了。”

　　且說4月15日，毛澤東給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題詞，他寫的是：

　　“現在一面學習，一面生產，將來一面作戰，一面生產，這就是抗大的作風，是足以戰勝任何敵人的!”

　　4月19日，毛澤東再次為抗大題詞，他寫道：

　　“知識分子之成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結合工農群眾，他們的分界僅僅在這一點。”

　　4月24日，毛澤東在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作了《自己為自己的勞動是不可限量》的報告。他說：

　　“你們是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你們讀書，叫學;開荒，是農;做鞋子，是工;辦合作社，是商;你們又是軍，因為你們在抗日軍政大學。你們是工、農、商、學、兵團結在一個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識與勞動結合，可算是天下第一。”

　　后來抗大經過1年的辛勤耕耘，收獲了粗糧244擔，蔬菜2萬斤。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評價。

　　且說在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毛澤東在衛士蔣澤民的陪同下到延河邊散步，見幾個農民正在地里播種，便放慢了腳步，哈下腰抓了一把土，放在手里攥了一下，又仔細地看看。待農民們種到地頭，他就親熱地和他們打招呼，問他們種的是什么?農民們說種的是苞谷。毛澤東又問從哪里選來的種子?他們說從去年的苞谷中選出來的。毛澤東掏出一支煙吸上，微笑著問：

　　“你們種多少地?一年能打多少糧食?”

　　農民們見他衣著樸素，和藹可親，便放下手中的種子和工具圍過來，七嘴八舌地回答著：“種地不少，可山地多，平地少。如果雨水充足，打回的糧食除交公糧外，我們吃不完。如果天旱，打回的糧食僅夠口糧。”

　　毛澤東又問：

　　“有優良品種沒有?地里都施什么肥?”

　　農民們說：

　　“沒有優良品種。地里上豬糞、牛糞、驢糞，摻合在一起施在地里。”

　　“糞上得很好，沒有優良品種不行，你們到邊區政府找農業廳長高自立要，他會給你們的。另外種地要倒茬，不倒茬不行，一般情況兩年要換一次。”

　　一位老農走上前拉著他的手說：

　　“大兄弟，你講的話在理，一定是種地的老把式了，我回去后按你說的辦。”

　　蔣澤民忍不住介紹說：

　　“大爺，這是毛主席。”

　　“什么?”老農吃驚地倒退了兩步，結結巴巴地問：“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

　　其他幾位農民也都睜大了眼睛望著毛澤東。老農激動地說：

　　“毛主席呀，您的心和咱莊稼漢的心貼到一塊了。”

　　此時，毛澤東和警衛戰士們也都在自己的墾荒田里播下了種子，大部分還沒有出苗，一些剛出土的小苗也都枯萎著身子。眼看到了5月份，天還沒有下一場雨。

　　陜北黃土高原最怕旱，如果照這樣再旱下去，就意味著秋天將顆粒無收，別說農民們一個個心急如焚，就是戰士們望著剛開墾出來的地也急得抓耳撓腮。

　　一天傍晚，毛澤東站在自己的墾田地邊，望著山上農民們的土地說：

　　“天這么旱，山上的地就更旱了，快下一場透雨吧。”

　　這天晚上，天還真的陰了起來，黑云一層壓一層，到了后半夜就下起了小雨。正在桌前煤油燈下工作的毛澤東隱隱約約聽到了雨聲，放下筆，側耳細聽，仿佛在聽一曲美妙的音樂，欣慰的笑容掛在了臉上。后來雨越下越大，他索性離開桌子來到門口，推開門觀看。警衛員以為他有事，忙走過來問。毛澤東搖搖頭，用手指了指天，笑了。

　　這場雨下了大半夜又大半天，直到次日下午才停。

　　晚飯后，毛澤東走出窯洞，高興地對蔣澤民說：

　　“這場雨下得好哇，不知山上下透了沒有?走，到前面看看去。”

　　蔣澤民跟著毛澤東走出了溝口，迎面碰上幾個農民。毛澤東問他們：

　　“山坡和山上的地下透了沒有?”

　　農民們高興地說：

　　“山上山下全下透了。這雨開始下的小，后來越下越大，全滲到地下了。真是難得的及時雨啊!”

　　毛澤東放心地笑了，帶著蔣澤民興致勃勃地來到延河邊，望著嘩嘩流淌的河水，突然問：

　　“澤民，你說這延河水里有魚嗎?”

　　蔣澤民被問得楞住了，他不愿意破壞毛澤東的好心情，就向走過來的一個老農請教：

　　“大爺，您說這河里有魚嗎?”

　　毛澤東也馬上湊了過來，和這位老農攀談了起來。

　　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第一屆工業展覽會上，把兵工廠生產的第一支步槍拿在手中，掂了掂，瞄了瞄，異常興奮。

　　5月4日，延安各界舉行“五四”運動20周年暨首屆中國青年節慶祝大會。據記載：“一列列年輕的隊伍，浪潮似的涌到延安城北門外的廣場上，凝聚成鋼鐵的一團。從廣場上，從廣場旁邊的青運資料展覽室的附近，嘹亮的歌聲，快樂的笑語聲，匯合成巨大的喧嘩，在泛濫著夕陽的紅光和浮游著灰塵的空中震蕩著，在醞釀著夜靄的山谷里回響著”。

　　在大會主席的報告完了以后，“有一個面色很和藹的人，踏著穩重的步子，走上主席臺。場上的空氣立刻變了。人們熱情地鼓著掌，發出心靈的呼喚。一個披著黑色頭發的抗大女同學，閃著顫動的喜悅的眼光，喃喃地道：‘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我們的毛主席!’”

　　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了重要的演講，題目是：《青年運動的方向》。

　　“這個對一切人一切事物都關心的巨人的指示，深深地激動了青年。解放社的青年工人笑著，拿著紅纓矛子的青年在笑著，扛著槍桿的青年戰士在笑著，抗大、魯藝等單位的青年學生在笑著。突然，有兩把火炬沖開了群眾，繞著廣場，飛奔著一轉又一轉，象火龍開浪似地奔到主席臺前，一小隊茁壯的青年緊緊地挽著手，他們高掌著輝耀的火炬，有一個人揮動著粗壯的臂膀，奮然展開一面黑色的綢旗，上面閃爍著白色的大字：‘新中國的火炬!’一個女孩走出來，讀她手捧著的一封信道：

　　‘親愛的毛澤東同志：我們延安市全體青年，謹向您——中國革命領袖致崇高的敬禮;您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青年最好的朋友。毛澤東同志，我們向您宣誓：我們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實現您向我們青年所指示的任務。’

　　讀完了信，她鄭重地獻給毛澤東同志。在廣場的另一個角落里，升起了一盞紅燈。這是告訴大家，一個新穎的野火晚會快要開始了。”

　　冼星海走上主席臺，指揮大家唱起他根據毛澤東的囑咐與塞克共同創作的新歌《生產大合唱》：“二月里來呀好風光，家家戶戶種田忙……”。

　　5月5日，經中共中央軍委批準，新四軍在廬江東湯池，由渡江北來的葉挺軍長主持成立了江北指揮部：以張云逸兼指揮，羅炳輝為副指揮，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張勁夫為副主任。

　　同時成立了以張云逸為書記的江北指揮部前委。

　　江北指揮部成立后，在新四軍第4支隊內部展開了揭露和批判高敬亭的斗爭。這場斗爭，對肅清部隊的軍閥主義傾向、推動東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最后將高敬亭作為陰謀叛變分子，申報國民黨最高軍事當局批準，予以錯誤地處決了。

　　各位讀者看久了未免乏味，筆者在這里插敘一個粟裕將軍的婚姻趣事，以娛諸君。

　　就在1939年這一年，新4軍2支隊副司令員粟裕初次結識詹永珠，她就是后來人們熟悉的楚青。楚青是江蘇省揚州人，生得是聰明伶俐，且喜愛看書。粟裕第一次見到楚青，可謂是一見鐘情，他立刻給楚青寫了一封夾有自己照片的求愛信。可怎么也沒有想到，楚青竟然把他的這封求愛信撕得粉碎。后來，粟裕和楚青經歷了兩年的感情波折，這才“有情人終成眷屬”。在1941年12月26日，粟裕和楚青結為終身伴侶。

　　且說5月5日傍晚，毛澤東來到魯藝看望蕭三，蕭三出迎。毛澤東說：

　　“特來專程拜謁。”

　　蕭三說：

　　“真不敢當。”

　　他請毛澤東來到他那間位于山下空坪的平房里。這是新蓋的3間平房中的一間，屋子里沒有多余的凳子，毛澤東就坐在木板床上，靠著墻，還像同學一樣和蕭三說話。他們談到《聊齋志異》時，毛澤東說：

　　“《聊齋》是封建主義的一種溫情主義。作者蒲松齡反對強迫婚姻，反對貪官污吏，但是不反對一夫數妾，贊美女人的小腳。主張自由戀愛，在封建社會不能明講，乃借鬼狐說教。作者寫戀愛又都是很藝術的，鬼狐都會作詩。《聊齋》其實是一部社會小說。魯迅把它歸入‘怪異小說’，是他在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說法，是搞錯了。蒲松齡很注意調查研究。他泡一大壺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間，請人們給他講他們所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寫出四百幾十個鬼和狐貍精來呢?”

　　毛澤東問蕭三：

　　“蘇聯對《聊齋》有何評論?”

　　蕭三說：

　　“沒有讀到什么評論，只知道這部書的譯者是蘇聯院士、漢學家阿列克謝也夫，他請當時在列寧格列東方學院教中文的曹靖華替他校正譯文，每章只付給5個盧布的報酬。”

　　談到寫作，蕭三說：

　　“我寫東西很遲緩，難能下筆千言。”

　　毛澤東笑著說：

　　“下筆千言有時離題萬里。”

　　蕭三說：

　　“我在蘇聯時，寫過主席的傳記，想再繼續增補、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對‘翻古’，希望能詳細談談。”

　　毛澤東說：

　　“無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幫助過你，不過你要研究調查一些歷史事實才能寫東西。把一些歷史事實寫出一部小說來，拿一個人做引線，那是有味的。”

　　毛澤東答應待他休息時，可以和蕭三談談。

　　5月7日，蔣介石親自出馬，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作了《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的講演。他全面歪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攻擊共產主義，宣揚其專制獨裁的假三民主義。他強調要以國民黨來“管理一切”，實行“以黨治國”、“以黨建國”。

　　此后，國民黨在三民主義研究掩護下的反共宣傳，愈演愈烈。

　　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在全國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不僅破壞了抗日團結，而且，使廣大群眾對抗戰前途和中國的未來擔憂：中國究竟向何處去?中國革命是什么性質的革命?它的發展前途如何?如何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廣大人民群眾十分關心這些問題、而又缺乏明確的認識。毛澤東說：

　　“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里了。”

　　不久，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各地黨組織：“力爭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三民主義，去對抗曲解的與言不顧行的假三民主義，以真正的三民主義姿態，去反對假三民主義者，即頑固分子。”

　　5月11日晚，魯藝舉行周年紀念第一次音樂會，正式公演由冼星海和光未然共同創作的《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共分8個部分，由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冼星海是從1939年3月下旬開始譜曲，歷時6天，到3月31日終于完成了這一偉大的作品。他在《創作<民族交響曲>的經過》一文中寫道：“這作品是我誠懇地貢獻給偉大的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的。他是我最崇拜的民族的救星。他指示的道路是正確的，只有這樣才可以救中國，拯救整個民族的危亡。”

　　且說演出就要開始了，冼星海率領100多人的合唱團，邁著整齊的步伐，走上舞臺，整裝列隊。隨著他的指揮，樂隊奏響了序曲，雄壯的歌聲隨之而起，時而哀怨，時而咆哮，那起伏跌宕的旋律，激動人心。冼星海在日記中寫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國空前的音樂晚會。里面有幾首非常感動人的曲子：‘一、《黃河船夫曲》;二、《保衛黃河》;三、《怒吼吧，黃河》及《黃水謠》。’”毛澤東被深深地打動了，當《黃河大合唱》結束的時候，他高興得從座位上跳將起來，激動地連聲說：

　　“好，好!這樣的作品太好了!應該送到前線去演出，可以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9年5月，毛雪華來到延安，他在延安兵站住下后，一吃過晚飯就提出要去見“潤之三叔”，兵站負責人給毛澤東通了電話，毛澤東欣然同意。于是，兵站派人送毛雪華來到毛澤東在楊家嶺的住處。毛澤東正從窯洞里走出來。毛雪華看到他那魁梧的身軀，連忙喊了一聲：“三叔，我來了。”

　　毛雪華派名毛遠榮，是韶山第1個黨支部5名黨員之一毛新梅烈士的兒子。毛澤東凝視著眼前這位十幾歲的小伙子，問道：

　　“你是誰?你從哪里來的?”

　　“我叫毛雪華，是從韶山來的。”

　　“你就是雪華?呵，你就是新梅六哥的兒子。”毛澤東親熱地拉著毛雪華的手說：“你來了，好，好。”

　　毛澤東把毛雪華領進窯洞，讓他在一條長板凳上坐下來，工作人員給他沏了一杯熱騰騰的茶水。毛澤東說：

　　“你先坐一坐，我有點事出去一下，等會兒就回來。”

　　毛雪華點點頭，就坐在長登上，一邊喝水，一邊打量著屋里簡陋的陳設。大約兩個小時后，毛澤東回來了，見毛雪華仍一動不動地坐著，就說：

　　“雪華，你頭一次來，就讓你坐冷板凳了。”

　　毛雪華說：

　　“沒關系，三叔很忙。”

　　“你是怎么來延安的?”

　　“您不是給我寫了一份介紹信嗎?我拿著您的介紹信去找了地下黨組織和長沙八路軍辦事處……”

　　“那你怎么走了3個月?”

　　“我是從桂林轉重慶，再轉延安來的。”

　　原來在抗戰爆發后，毛雪華的大哥、在韶山教書的地下黨員毛特夫給毛澤東寫來一封信，毛澤東很快就回了一封信，向毛特夫一家表示了問候，對他們的困難深表同情，并給他寄去一些錢。自此，韶山的青年紛紛來了延安。毛特夫已經結了婚，上有老母，下有妻兒拖累，難以離家。毛雪華15歲的三哥毛慎儀，就拿著毛澤東的信到長沙找到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主任王凌波，經王凌波批準，1938年初到了延安。毛慎儀給家里寫信說，延安生活不錯，還能讀書，心情很舒暢，仿佛到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于是，毛雪華就給三哥毛慎儀寫信要求來延安。毛慎儀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開始不同意，說毛雪華年齡太小，經毛慎儀反復要求，毛澤東最后還是同意了，給長沙、武漢、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寫了一份介紹信，他寫道：

　　毛雪華，年13歲，系革命烈士毛新梅的后裔，要來延安學習。請沿途各辦事處護送至延為盼。毛澤東

　　毛雪華接到毛澤東的介紹信后，便去了長沙。可是長沙剛剛發生了大火，已經找不到八路軍通訊處了。毛特夫通過地下黨組織又決定讓毛雪華去做報務員，他在二哥毛漢章的護送下到了衡陽，又由黨組織護送到桂林，見到了李克農。李克農一見毛澤東的介紹信，就又把他轉送到了延安。毛澤東聽了毛雪華的敘述，才恍然大悟，說道：

　　“難怪你走了這么久啰。”

　　毛雪華說：

　　“三叔，我母親叫我代她向您問好!”

　　“好，好。”毛澤東爽朗地笑了，說：“你母親身體好嗎?”

　　“還好，就是體質差一點，常犯氣喘病。”

　　毛澤東“哦”了一聲，問道：

　　“你過去讀過書沒有?”

　　“讀過。”

　　“讀過幾年書?”

　　“小學5年。”

　　“遠志、華初在延安保小學習。你讀過5年小學了，那你到‘邊中’去學習吧。”

　　“可我小學沒畢業呀?”

　　毛雪華一聽毛遠志、毛華初在保小，就想繼續上小學。

　　“行了!”毛澤東把手一揮：“你去邊中吧。”

　　毛雪華到了邊中才知道，三哥毛慎儀也正在該校上學，而且還是學會的負責人。兄弟倆相見，自然是分外高興。

　　后來，毛慎儀和毛雪華所在的邊中遷到了延安城門外以后，離毛澤東的家近了，弟兄倆每逢節假日，都要去楊家嶺去看望叔叔。

　　毛雪華第一次去叔叔家，看到房間里擺滿了書籍和文件，感到很新鮮，便隨意地翻起來。毛慎儀連忙叫住他，告訴他說：

　　“到了主席家要守規矩。”

　　毛澤東很喜歡他們兄弟倆，夸獎慎儀穩重老練，說雪華年齡小，調皮，不懂事，要好好向哥哥學習。毛澤東留他倆在家吃飯，飯菜很普通，只炒了幾個家常菜，有肉片、土豆和辣椒。

　　“土豆好不好吃?”

　　毛澤東問道;毛雪華說：

　　“好吃。”

　　毛澤東沒有吭聲，他知道毛雪華并不習慣吃土豆，只是肚子餓了，才覺得好吃。毛雪華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飯量挺大，吃了一碗又來一碗。毛澤東只吃一碗就放下了筷子。毛雪華吃了還想吃，他說：

　　“叔叔，我沒吃飽。”

　　毛澤東憐愛地看著雪華，對江青說：

　　“叫周師傅再弄一點吧。”

　　江青就給毛雪華又端來了一碗，親切地說：

　　“吃吧，要吃飽啊。”

　　5月20日下午3時，毛澤東參加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中組部召開的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到會的有幾百人。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我們發起的生產運動和學習運動都是永久性的。”“但是，學習的時候，死守書本也不行。有人到現在還用過去中央蘇區編的《政治常識》，不求提高，大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政治常’之慨。”

　　毛澤東說罷，會場里有不少人笑了，毛澤東自己也笑了。他接著說：

　　“我們的黨要由小到大，才能領導這樣大的中國革命，要有大批有學問的干部。”“講到學習運動，古人說過‘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就是說：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馬穿了衣裳一樣。什么叫‘古’?“古”就是歷史，過去的都叫‘古’，自盤古開天地，一直到如今，這個中間過程就叫‘古’。‘今’就是現在。我們通現在是不夠的，還須通過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國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們共產黨員，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學習，不但我們要學習，后人也要學習，所以，學習運動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中國人一向說‘攻書’，要進攻，不能只保守。老把一本書擺在面前不加深研究，叫做‘守書’。”“‘人到五十五，方是出山虎。’我們要辦一個‘無期大學’，人們都是出了學校才學到一些東西的。”

　　5月26日，毛澤東發表《抗大三周年紀念》一文。全文如次：

　　抗大為什么全國聞名，全世界聞名?就是因為他比較其它的軍事學校最革命最進步，最能為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斗爭，到延安參觀的人們，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這個道理。

　　抗大的革命與進步，是因為他們的職員教員與課程是革命的進步的，又因為他們的學生是革命的進步的，沒有這兩方面的革命性進步性，抗大決不能成為全國與全世界稱贊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對抗大的，就是投降派與頑固派。這一點正是表明抗大是一個最革命、最進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們就不會反對了。投降派頑固派人們之起勁的反對抗大，證明抗大的革命性進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榮。抗大之所以是個光榮的軍事學校，不但因為大多數人擁護它稱贊他，也還因為投降派頑固派人們在那里起勁地反對他，污蔑他。

　　抗大3年來有其貢獻于國家民族社會的大成績，這就是他教成了幾萬個青年有為與進步與革命。抗大今后必能繼續有所貢獻于國家民族與社會，因為他還要造就大批青年有為與進步與革命。昔日之黃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輝映，彼此競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三者，是造成一個抗日的革命的軍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職員、教員、學生，都是根據這三者去進行教育與從事學習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進步中間，伴來了若干缺點，他發展了，但困難也來了。主要的是經費不足、教員不足、教材不足這幾項，然而共產黨領導的抗大，是不怕困難與一定能夠克服困難的。在共產黨面前無困難，就是因為他能克服困難。

　　抗大3周年后，改正其缺點使之更加進步，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國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職員們、學生們努力啊!

　　5月30日，朱德、彭德懷以八路軍總司令部名義發出了《建立等級制度的訓令》。訓令說：

　　“建立部隊等級制度，是部隊正規化的必要辦法。等級制度的作用，在于嚴明職責與賞罰，興奮部隊官兵的上進心，建立上下級的正確關系，因此增強部隊的紀律和戰斗力。”“等級制度的建立，使部隊生活嚴肅，而不是使上下級隔膜，不是培養軍閥主義。”“我軍生活平等的原則，并不因等級制度的建立而改變。”“由于我軍軍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無限上進。因此，等級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證上進者有系統的提升，而沒有資產階級國家中工農出生的軍人只能升到準尉為止的弊病。”

　　5月30日，毛澤東在延安慶賀模范青年大會上作了《永久奮斗》的演講，他說：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奮斗這一條。其他的當然也要有，如剛才馮文彬同志講過的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據我看來，‘永久奮斗’才是最重要的一條，沒有這一條，什么都是空的。奮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奮斗到5年，10年，40年，50年，甚至60年，70年，總之一句話，要奮斗到死，沒有死就還沒有達到永久奮斗的目標。

　　從前有一首詩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倘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這在我們的歷史學家那里叫做‘蓋棺論定’。就是說，人到死的時候，才能斷定他是好是壞。假使周公在那個謠言流傳的時候就死了，人家一定會加他一個‘奸臣’的頭銜;又若王莽在那個謙讓卑恭的時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會贊揚他的。不過，我們現在不是講歷史，那兩個人究竟孰好孰壞，我們不論，然而它說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論定他的功罪是非。

　　我們說：永久奮斗，就是要奮斗到死。汪精衛、張國燾沒有這個精神，于是中途變節。這個永久奮斗是非常要緊的，如要講道德就應該這一條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這一條上做模范。”

　　1939年春夏之交，抗日軍人家屬學校全體學員轉入抗大，編為第8大隊。在舉行慶典這天，天氣非常好，萬里無云。毛澤東、賀龍、徐特立、謝覺哉都出席了大會。江青也在主席臺上就座。據歐陽山尊回憶說：江青“很令人矚目”，“可能這是她在這種盛大的群眾大會上，坐在主席臺上的第一次亮相。”

　　毛澤東在慶典上講了話，他說：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婦女是最受壓迫的，從來就沒有自主的權利。出嫁以前一切聽父親的，出了嫁聽從丈夫的，丈夫死了以后還要聽從兒子的，這就是封建社會的‘三從四德’，是控制婦女的法律，中國婦女被緊緊地綁在這種封建道德上，沒有一點自由。今天你們在這里集合開會，成立女生大隊，意義非常重大，就是要你們團結起來，爭取自身的解放。但是，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婦女的解放需要和民族的解放結合在一起，沒有中華民族的解放，中國婦女的解放也無從談起，所以你們首先應該爭取民族的解放，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那時才能使全國婦女得到解放。”

　　毛澤東的話贏得會場上掌聲不斷，口號聲此起彼伏，響成一片。

　　擔任抗日軍人家屬學校總務主任兼教員的張文秋，與毛澤東在武昌一別，已有10載，她見了毛澤東心情特別激動。散會之后，張文秋隨著人群擠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很快就認出她來，高興地說：

　　“張國蘭同志，你好啊!什么時候到延安的?”

　　張文秋回答說：

　　“報告主席，我現在叫張一平。來延安已經快1年了。”

　　“噢，改了名字，就不來看老相識了?你不夠朋友哩!”

　　毛澤東依然是很風趣。張文秋說：

　　“主席，我一定去看望您。”

　　原來，張文秋是在1929年七八月間和擔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的丈夫劉謙初先后被捕。這年冬天，張文秋因懷孕被黨組織營救獲釋出獄。她走到男牢前，一再要求典獄長，要和丈夫見一面。獲準后，她上前緊緊地抓住劉謙初的手，眼淚便撲簌簌地往下流。

　　“你出去后到那兒去啊?”

　　劉謙初問。他看張文秋搖頭，就用暗語說：

　　“先到律師李化南家住幾天，再設法到上海找媽去。”

　　張文秋知道丈夫說的媽就是黨，這才點點頭。

　　“謙初，你給未出世的孩子起個名字吧。”

　　“就叫‘牢生’吧!不管是男是女。”

　　“這是乳名，再起個大號。”

　　“不管你們流落到哪里，都要思念齊魯，思念故土。中國有句古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自省也。’就叫個‘思齊’吧。”

　　劉謙初在1931年4月5日和其他11位共產黨人被押赴刑場，他就義之時，年僅34歲。不久，地下黨組織轉給張文秋一封劉謙初在臨刑前用暗語寫的一封遺書。劉謙初在遺書中的稱謂是張文秋搞地下工作時的化名，他在遺書中所說的“母親”就是黨組織，“兄弟”即同志。劉謙初在遺書中寫道：

　　麗娟：

　　我在臨死之際，向我最親愛的母親和親愛的兄弟們告別，并向你緊握告別之手，希望你不要為我悲傷。你要緊緊記著我的話，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孝敬母親，愛護母親，聽母親的話!你要保重身體，好好撫育孩子，重建幸福家庭。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

　　在劉謙初犧牲整整7年后，張文秋于1937年來延安。她在來延安的途中，認識了同行的陳振亞。陳振亞在北伐戰爭時，經黃公略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了平江起義，后跟隨彭德懷上了井岡山，成為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戰友。他參加了兩次攻打長沙和反圍剿的斗爭。1930年，他在激戰中受重傷，失去了一條腿。陳振亞在1937年冬天和張文秋結為夫妻。

　　在初春的一天，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觀看延安干部子弟學校學生演出的歌舞晚會，舞臺上正在演話劇《棄兒》，劇中的小主角——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衣衫襤褸，緊緊地追在拉走媽媽的警車后面，令人撕心裂肺地哭叫著：“媽媽!媽媽!媽媽——”

　　毛澤東看著舞臺上的小女孩，想起自己的3個兒子在楊開慧犧牲后，一度流浪上海，無人照料，也都淪為棄兒。他觀劇生情，深深地被劇情打動了，眼窩里溢滿了淚花。戲演完了，大幕徐徐落下，劇場里沒有一點聲音。突然，毛澤東從座位上站起來，沖著臺上喊道：

　　“把后面的那一幕，再演一遍!”

　　劇場里立時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響應著毛澤東的提議。于是，最后兩幕又破例重演了一遍。大幕再一次落下，觀眾以雷鳴般的掌聲祝賀演出成功。毛澤東派人把那位小演員叫到身邊，撫著她的頭，親切地問：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爸爸媽媽是誰呀?”

　　“我叫劉思齊。”

　　小女孩說著，順手一指：

　　“那就是我的爸爸媽媽。”

　　毛澤東順著她的手望去，張文秋和陳振亞趕緊走了過來。毛澤東問陳振亞：

　　“這是你的孩子嗎?”

　　陳振亞說：

　　“這是劉謙初烈士和張一平的孩子，我是思齊的繼父。”

　　當毛澤東知道這個6歲的小女孩就是老戰友劉謙初的遺腹子時，心情無比激動。他神情異常嚴肅，對陳振亞、張文秋說：

　　“劉謙初同志我是認識的，他是一個好同志，可惜犧牲得太早了。這是烈士的后代，我們有責任要好好教養她。”

　　毛澤東彎下腰，撫摸著劉思齊的頭，笑著問劉思齊：

　　“小姑娘，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兒，好不好啊?”

　　小思齊看著眼前這位身材魁梧、操湖南口音的人，歪著腦袋認真地想了想，向爸爸媽媽投去征詢的眼光。張文秋和陳振亞都笑著點點頭。劉思齊就羞答答地向毛澤東喊了聲：

　　“爸爸。”

　　毛澤東爽朗地放聲大笑起來，興致勃勃地說：

　　“既然是我的女兒了，你就跟我一道，到我家去玩玩，好不好?”

　　劉思齊懂事地點了點頭。

　　此時，張文秋正懷著她和陳振亞的女兒，這個女兒在1938年秋天出生后，按照陳振亞的意思讓女兒隨母姓，取名張少華，后來又叫做邵華。

　　且說1939年6月1日，毛澤東在抗大成立3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今天是你們的3周年紀念日。抗大辦了3年了，我們的抗戰快兩年了。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徹底解放中華民族。抗大3年以來創造了很多的堅強的抗日干部，到前線去，到敵人后方去，打擊敵人，消滅敵人。”

　　“今天，我們國內還有很多汪派的人，投降主義者，投降派;他們不贊成抗戰到底，他們主張與日本帝國主義講和，主張妥協、投降。我們要做什么?我們要反對投降。”

　　“我們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人不抗戰到底，不能有一人不反對投降，不能有一人贊成和平妥協的;如果有一個，就不是抗大的學生，是抗大的敗類，是中華民族的敗類。全國各黨派也是一樣，不許有一人講和，要全體一致的抗戰到底!這就是抗大的根本主張。過去3年是這樣，以后3年，以后很多年也是這樣。‘反對投降，抗戰到底’，這就是抗大的方針。”

　　6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還為《中國婦女》雜志題詩，以資鼓勵：

　　題《中國婦女》之出版

　　婦女解放，突起異軍。兩萬萬眾，奮發為雄。

　　男女并駕，如日方東。以此制敵，何敵不傾?

　　道之之法，艱苦斗爭。世無難事，有志竟成。

　　有婦人焉，如旱望云。此編之作，佇看風行。

　　欲知毛澤東以后如何教育青年，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看到朱德、彭德懷1939年4月2日的電報及5月30日的《建立等級制度的訓令》，不知道是什么心情?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歷史上沒有記載，當然不可妄加推測。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擺在他眼前的“等級制度”、“3等9級制”這些刺眼的字眼，恐怕是他很反感的吧!本傳前面已經講過，毛澤東從小恨的就是不平等，他在學有所得之后就立志要改變不平等，在創建了人民軍隊之后就是要消滅不平等。況且朱德、彭德懷在民族危亡關頭、在全民抗戰的條件下提出要以“等級制度”“興奮干部”“興奮部隊官兵”，是不合時宜的，也是與毛澤東早就提出的建軍原則相悖的，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朱德、彭德懷都非常熟悉的《古田會議決議》。后來，毛澤東在特定的條件下違心地同意軍隊實行軍銜制，又在他認為時機成熟的時候斷然取消了軍銜制。毛澤東一生的所作所為，完全證明了他的理想志向是要逐步地消滅等級制度、消滅階級，而不是要建立什么好的或者說是不同于“資產階級國家”的等級制度。

　　第139章

　　“不要吃磨擦飯，吃了磨擦飯肚子痛，要死人，還要亡國的。磨擦要

　　同日本帝國主義磨擦，將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內窩子里磨擦。”

　　話說1939年6月，國民黨又擬定了《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并在華北敵后設立了以鹿鐘麟為總司令的冀察戰區，在華中敵后設立了以于學忠為總司令的蘇魯戰區，分別調動第10集團軍、第57軍、第51軍等部向敵后伸展，形成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包圍，不斷制造反共武裝磨擦，壓迫和排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敵后抗日根據地處于敵、頑夾擊之中。

　　6月7日，中共中央針對國民黨反共磨擦升級的情況，發出《關于反對投降危險的指示》，指示中說：

　　“黨應當在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并準備輿論，準備群眾，來給一切投降陰謀和叛變行為以適時的堅決的反抗。”

　　6月10日和13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先后作了《反投降提綱》的報告和結論。針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動和黨內的投降主義傾向，他說：

　　“目前，黨的中心任務是極力爭取用黨的全力去爭取克服投降可能，爭取多數抗日，批評、監督蔣介石國民黨停止反共和投降活動。”

　　“兩年來，尤其是半年來，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對真三民主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即假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的思想，應加以嚴正的批駁。”“用真三民主義對抗假三民主義，爭取中間性的三民主義。”“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并準備輿論，準備群眾，隨時可以應付事變——各種意料之外的襲擊，各種大小事變。”

　　毛澤東在講話中再次號召說：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時機，一切可能種類，必須發展人民的與機關部隊學校的農業、工業、合作社運動，用自己動手的方法解決吃飯、穿衣、住屋、用品問題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難，以利抗戰。”

　　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召開期間，發生了兩件國民黨軍襲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事件。

　　6月11日，河北省保安司令張蔭梧，襲擊冀中深縣八路軍后方機關，殘殺400多人。

　　6月12日，國民黨第27集團軍楊森部，按照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兵包圍了新四軍平江嘉義通訊處，慘殺新四軍上校參謀涂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特委秘書長吳淵以及曾全聲、吳賀泉、趙綠瑩6人。

　　隨后，中共中央相繼發出《關于目前戰略形勢的指示》、《關于對待局部武裝沖突的原則的指示》、《關于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指示》、《關于組織進步力量、爭取時局好轉的指示》等一系列指示，要求各地黨組織大力發展統一戰線工作，爭取中間階層，深入群眾工作;發展和鞏固八路軍、新四軍;鞏固黨的組織，并強調對頑固派的進攻，“在有理又有利的條件下堅決反擊之，極大地發揮自己的頑強性，絕不輕言退讓”。

　　毛澤東在這些指示中再次向全黨強調說：

　　“我黨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同志。應該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覺性，用全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鞏固我們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的危害中國革命的突然事變，使黨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損失。”

　　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下，各抗日根據地的軍民都加強了反頑工作，嚴防突發事件。在理論戰線上，從6月到年底，一批批駁國民黨頑固派反動理論的重要文章相繼發表，其中有：張聞天的《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王稼祥的《關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艾思奇的《關于三民主義的認識》、吳黎平的《葉青的假三民主義就是取消主義》、陳伯達的《論共產主義者對三民主義關系的幾個問題》等。在這場關于三民主義的論戰中，中國共產黨人一方面維護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性，揭露了國民黨企圖把三民主義變為反共旗幟的罪惡用心;一方面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在對待革命綱領和政治目標上的基本立場。

　　6月中，蕭三把他在蘇聯出版的《埃彌蕭詩選》送給毛澤東，同時，他為了活動方便，向毛澤東提出想要一匹馬。

　　6月17日，毛澤東在給蕭三的信中寫道：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覺在戰斗，現在需要戰斗的作品，現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戰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爾基文藝晚會如無故障當來參加，惟這幾天較忙一些。(三)馬，待查問一下看，這事倒不很容易。如果你在邊區范圍內行動，那我可以拿我的馬給你用一下;如往外邊，就得另想法子。

　　敬復

　　毛澤東

　　夏季的一天晚飯后，毛澤東帶著衛士蔣澤民到附近的農民家串門。他們來到一戶農舍，這家的孩子立刻認出了毛澤東，高興得直朝屋里喊：

　　“毛主席來啦!毛主席來啦!”

　　孩子的父親急忙從屋里走出來，親熱地和毛澤東打招呼，讓毛澤東坐下來一起拉家常。毛澤東問道：

　　“你們這一帶有多少戶人家?生產和生活怎么樣啊?”

　　農民見他很親切，便打開了話匣子，說：

　　“這一帶有十幾戶人家，幾乎家家都飼養點啥。一般人家最少養一頭豬，最多的養30多頭。養雞最少五六只，最多二十來只。以前不敢多養，人少賣不出去。現在好了，雞蛋、豬肉有多少賣多少，豬肉1斤能賣1角錢，雞蛋1角錢10斤。家家都有副業收入，少則1年十幾元，多則六十多元，夠零花錢了。大牲畜不是每家都有，有的養馬，有的養牛，有的養驢，基本上兩戶一臺車，一副犁。地都種在山坡上，如果風調雨順，能把糧食全收回來。”

　　毛澤東贊許地點點頭說：

　　“要搞好養殖業，得選些優良品種。飼養上還要注意衛生，豬和雞不能進窯洞，那樣人容易得傳染病，豬和雞也容易得傳染病。”

　　說罷，他起身望著光禿禿的山，感慨地說：

　　“山坡上有這么多人家，可是沒有一棵樹，要植樹造林啊!”

　　離開了農家，毛澤東邊走邊對蔣澤民說：

　　“這十幾戶農民有一定的代表性，生活不富裕，我們要幫他們。我們的戰士來自五湖四海，要把家鄉的農業和養殖業的好經驗傳授給他們。還要在他們當中舉辦家庭識字班，晚上派去戰士教他們，一晚上學一個小時就行。”

　　回去后，蔣澤民把毛澤東的指示匯報給有關部門。他們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制定出了相應的措施：抽出有文化的戰士辦了農民識字班，派有生產經驗的戰士到農民中傳授先進的養殖方法，還組織了機關人員上山植樹。

　　蔣澤民后來回憶說：“兩年后我離開延安時，坡坡嶺嶺上都栽滿了小樹苗，光禿禿的山穿上了綠衣。”

　　且說6月25日，毛澤東發表了《反對投降活動》一文。他在文章中寫道：

　　“當前形勢中投降是主要危險，反共即準備投降;反對投降和分裂是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當前的緊急任務。”“必須睜大眼睛，注視那班投降派的活動，用一切努力去反對投降和分裂。”“鞏固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國共合作。”

　　6月26日，中共中央公布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兩年戰績，用無可辯駁的事實駁斥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攻擊和誣蔑。

　　6月30日，毛澤東發表了《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一文，他寫道：

　　“抗戰兩周年了，《解放日報》、《新華日報》、《新中華報》與八路軍軍政雜志，要我作一篇紀念文章。我手邊搜集了不少材料，擬寫一篇紀念抗戰兩周年的論文，借以答復自《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出版以來從某些方面發生的責難、挑戰和質疑，名之曰《再論持久戰》。這里只能簡略地說一說當前時局的危機問題。”“不但汪精衛，更嚴重的就是還有許多的張精衛、李精衛，他們暗藏在抗日陣線內部，與汪精衛里應外合，有些唱雙簧，有些裝紅白臉。”“戰與不戰的問題，如今改成了戰與和的問題，但性質還是一樣，這是一切問題中的第一個大問題，最根本的問題。”

　　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寫道：

　　“用全民族的血肉同日本帝國主義打了兩個周年的神圣抗戰，是決不容許一部分人去動搖與叛賣的。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締造所公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是決不容許一部分人去破壞與分裂的。

　　戰下去，團結下去，——中國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國必亡。

　　何去何從，國人速擇。

　　我們共產黨人是一定要戰下去，團結下去的。

　　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也是一定要戰下去，團結下去的。”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持抗戰與團結，把投降陰謀與分裂陰謀鎮壓下去呵!”

　　1939年7月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王明、康生、陳云、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鄧發、劉少奇、李富春、李維漢、林育英、孔原、林伯渠、張鼎丞、鄧小平、高崗、譚政、滕代遠。這次會議一直開到8月25日才結束。

　　周恩來作了長篇工作報告，博古作了《南方工作報告》，張鼎丞作了《關于新四軍與東南黨的工作報告》。

　　毛澤東就南方局工作作了重要講話。

　　7月5日，郭沫若的父親郭朝沛在四川樂山沙灣鎮病逝，享年86歲。郭沫若回家奔喪。郭家治喪期間，收到軍政要員、知名人士和國際友人挽聯近300幅。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何應欽、于右任、陳布雷、孔祥熙等要員送了挽聯;共產黨方面的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賀龍、劉伯承、左權、徐向前、聶榮臻、陳光、呂正操送了挽聯。

　　毛澤東、王明、博古、吳玉章、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以“世侄”的名義，由毛澤東題寫挽聯。毛澤東寫的是：

　　先生為有道后身，衡門潛隱，克享遐齡，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壇宗匠，戎幕奮飛，共驅日寇，豐功勒石勵來茲。

　　郭沫若在1927年3月寫了討蔣檄文《試看今日之蔣介石》，因此被通緝，他在武昌和毛澤東等人分別后，逃亡日本10年，抗戰爆發后回國，與毛澤東重新取得聯系。毛澤東別具匠心的挽聯，借追悼其父而盛贊其子，豈不讓郭沫若感激涕零。

　　7月7日，華北聯合大學舉行開學典禮，校長成仿吾請毛澤東給師生們作報告。此時，中共中央已經決定：華北聯大即將遷到抗日根據地去辦學。毛澤東講話的主要內容就是號召師生們“深入敵后，動員群眾，堅持抗戰到底”。他還引用了《封神演義》里的一段故事，他說：

　　“當年姜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方天印和打神鞭3樣法寶，姜子牙用這3樣法寶打敗了所有的敵人。現在你們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線跟日本侵略者作戰，我也贈你們3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游擊戰爭和革命團結。”

　　7月7日，毛澤東在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中，提出了三大政治口號：“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

　　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一致奮起，制止和粉碎蔣介石國民黨的投降反共陰謀。同時，毛澤東還題寫了一幅對聯，他寫的是：

　　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反對投降，反對分裂，反對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國自主權。

　　毛澤東的這一幅對聯懸掛在“延安新市場”的大門兩邊，而“延安新市場”的門楣是由舒同題寫的。毛澤東題寫的對聯，流動飛舞，恣肆磅礴;舒同題寫的門楣，含蓄善藏，筋力老健，肥不露肉，風骨灑落。這是兩位大書法家的唯一的一次合作。此時新建的延安新市場成為延安的一大盛事，一大亮點。

　　自此，各解放區掀起轟轟烈烈的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群眾運動。

　　7月8日，周恩來從重慶返回延安，觀看了《黃河大合唱》，他興奮地揮筆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邊區和大后方演唱的時候，人們都為中國有這樣的音樂而感到自豪。郭沫若評價這部作品：

　　“星海兄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聲音差不多都沉沒了。而《黃河大合唱》卻和黃河之水天上來一樣，從北方吼唱了起來。”

　　7月9日，毛澤東在陜北公學作了《三個法寶》的講演。毛澤東說到江淹的《別賦》，由《別賦》聯想到聽眾，他們是別離父母親朋，沖破封鎖，奔赴延安抗日前線的革命者，因之即興吟詩曰：“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

　　7月10日晚，周恩來在警衛人員蔣澤民和王來音的陪同下，到中央黨校為成仿吾率領的“華北聯合大學”1500名師生開赴晉察冀送行。楊家嶺雖然離黨校不遠，可是中間隔著的延河漲了水，周恩來和警衛就騎馬前往。他們過河之后，遇到一個小溝，周恩來的坐騎受驚，把他摔了下來，右臂正好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蔣澤民、王來音立刻趕上去，周恩來已經自己站了起來，用左手扶著骨折的右臂，疼得緊咬著牙關。蔣澤民、王來音扶著周恩來步行到了黨校會議室，中央衛生處立即派來幾個醫生趕來，為他先作了簡單的包扎。

　　7月11日晚上，延安各界為華北聯合大學師生第二天挺進華北敵后，在陜北公學禮堂舉行歡送會。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了歡送會。毛澤東問聯大校長成仿吾：

　　“楊展來了沒有?”

　　楊展是楊開智和前妻李一純的女兒，是楊開慧的親侄女，1920年10月26日生于長沙。1937年，楊展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擔任長沙周南女中中共第一任黨支部書記的楊展，曾與毛澤東直接通信聯系。她在信中陳述了湖南的情況，論及了她對時局的看法。那時的楊展只有18歲。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寫到抗日陣線中隨時可能發生妥協問題時，提到“有個學生從湖南來信”反映情況。他所說的這個學生就是楊展。1938年底，楊展在毛澤東來信的鼓勵下，通過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徐特立的幫助，來到延安。她首先在陜北公學分校高級班學習結業。1939年6月，楊展為參加由陜北公學、工人學校、魯迅藝術學院等4所學校組成的華北聯合大學，和陜北公學分校的同學們到延安集結，于6月初抵達延安。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長李維漢，為了抓緊對師生們奔赴華北前的教育，和華北聯大的校領導羅瑞卿、成仿吾邀請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給師生們作報告，楊展聆聽后深受鼓舞。原來，楊展自從到邊區后嚴格要求自己，從沒有要求去見毛澤東。就是這一次聽報告，許多同學擁上去請毛澤東簽名題詞，楊展也只是遠遠地望著姑父。所以，毛澤東一直掛念著他還沒有見到的展兒。成仿吾沒想到毛澤東有此一問，正茫然間，坐在旁邊的華北聯大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中學部主任何干之，連忙走到臺下，把楊展引到毛澤東身邊。

　　毛澤東見到楊展很高興，讓她坐在自己的身邊，親切地握著她的手，問她家里的情況，勉勵她努力學習，好好工作，當一名好學員。楊展坐在自己思念多年的姑父身邊，聆聽著姑父的教誨，心中萬分激動。

　　第二天，楊展隨著8000多名聯大學員隊伍，在“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的雄壯歌聲中，奔赴華北敵后戰場。后來，楊展在1940年、1941年三八婦女節，先后兩次被聯大授予“模范婦女”光榮稱號;1941年又被評為“學習模范”，還被選為華北聯大第二屆黨代表大會代表。1941年秋，楊展在河北平山縣靈壽北部大山區滾龍溝西坡轉移時，不幸失足墜崖，因搶救無效，英勇犧牲，年僅21歲。

　　7月21日，太行山八路軍總部的楊裕民病逝于山西屯留。

　　楊裕民，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遷安縣。曾參加過覺悟社，后赴美留學，回國后任河北工業學院教授。在共產黨領導下，參加抗戰，創立華北人民抗日聯軍。1938年冬，奉朱德、彭德懷電召，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工作。楊裕民逝世后，朱德主持八路軍總部為他召開了追悼大會，毛澤東從延安發去了為楊裕民撰寫的挽聯，他寫的是：

　　國家在風雨飄搖之中，對我輩特增擔荷;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猶見典型。

　　7月24日，毛澤東、王明等人來到延安女子大學，參加女大的開學典禮。與毛澤東的輕裝簡從不同，身兼女大校長的王明則騎著馬，跟著副官、秘書、勤務員、馬夫等，非常排場。

　　王明在開學典禮上發表了講話，他的副官事先把一大摞馬恩列斯的書放在講臺上。王明一會兒翻開這一本引一段，一會兒又翻開另一本講一節，滔滔不絕，頭頭是道，可謂是巧舌如簧，張口閉口之間就是一大堆馬列主義的條條，大有一種高深莫測的架勢。加上他是從莫斯科回來的，當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因此臺下的不少青年都被他唬住了，覺得他很高明，懂馬列，有學問。

　　毛澤東也在典禮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同志們：

　　今天大家都很高興，我也高興，……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它不僅是培養大批有理論武裝的婦女干部，而且要培養大批做實際工作的婦女運動的干部，準備到前線去，到農村工廠中去，組織兩萬萬三千五百萬婦女，來參加抗戰。假如中國沒有占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婦女在抗戰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勵丈夫，教育群眾，均須要通過婦女。只有婦女都動員起來，全中國人民也必然會動員起來了，這是沒有問題的。

　　女大現在辦起來，將來還要維持下去。要維持下去，就要經過更大的持久的奮斗。我們辦女大，有些人不贊成，首先就是那些“頑固分子”。他們不贊成，他們設關卡，阻止各地學生到延安來學習，不愿婦女得到徹底的解放。其次，還須要與輕視婦女運動的觀念作斗爭，因為他們看不出婦女的作用，忽視婦女在革命中的偉大力量。只有克服這些阻礙，才能使現在的女大發展起來。

　　我希望女大教職員同志們，要安心工作，準備長期工作的決心，我們黨應該有很多專門從事教育工作的人……

　　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

　　1939年8月1日下午5時，延安黨政軍民各界萬余人，沉痛悼念在平江慘案中犧牲的6位干部。毛澤東懷著悲憤的心情，撰寫了挽聯，他寫道：

　　日寇憑陵，國難方殷，槍口應當對外;

　　吾人主戰，民氣可用，意志必須集中。

　　毛澤東在追悼大會上講話說：

　　反動派“是準備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執行了日本人和汪精衛的命令，先把最堅決的抗日分子殺死。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一定要反對，我們一定要抗議!”

　　8月7日至12日，劉少奇在馬列學院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長篇演講。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發表后，江青覺得劉少奇的一些提法有問題。她問毛澤東說：

　　“主席，劉少奇這個人怎么樣啊?”

　　毛澤東說：

　　“據大家反映還可以，我對他不是太了解。他長期從事白區工作，聽說取得了很大成績。不過，他是反對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給我寫過一封信，介紹他長期受王明等人打擊的情況，并表明堅決支持我，在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上表現還不錯。對下面來的同志，我們要有謙虛謹慎的作風，不要以老大自居，不能求全責備。”

　　8月26日，毛澤東因毛岸英于8月間插班進入蘇聯10年制學校的6年級學習，就給兩個兒子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岸英岸青二兒：

　　你們上次信收到了，十分喜歡!你們近來好否?有進步否?我還好，也看了一點書，但不多。心里覺得很不滿足，不如你們是專門學習的時候。

　　為你們及所有的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買了一批書，寄給你們，不知收到否?來信告我。下次再寫。

　　祝你們發展，向上，愉快!

　　毛澤東

　　1939年9月初，毛澤東同晉西南區黨委書記林楓談話。林楓問：

　　“主席，閻錫山打起來怎么辦?”

　　毛澤東笑了笑，說：

　　“你們沒有手嗎?他打你，你就打他嘛!”

　　1939年秋季的一天，軍委二局的戰士們發現安塞河灘上有一輛小汽車拋錨了，他們跑上去一看，是毛澤東在外參加完會議后回延安，剛到真武洞汽車就走不動了。毛澤東被大家接到戴鏡元所在的機要工作人員駐地，聽取了戴鏡元的匯報，并應邀給全體工作人員講話，他說：

　　“你們在二局工作要有長期打算，準備干100年，你們不能干了，兒子、孫子接著干下去。”

　　他還說：

　　“古時候人們修了一座拱橋，合龍后就差那么一塊小石頭。這塊小石頭雖不大，但要求很結實，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難找。最后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塊打草的小石頭，長年累月的磨礪，既光滑，又結實，拿來放在橋上正合適。你們二局的工作就是這種性質。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會通報嘉獎的。你們只能默默無聞地做貢獻，像那塊補橋的小石頭一樣，不顯眼，但卻非常重要。”

　　“你們的工作是一門科學，科學事業的成功，是靠艱苦奮斗、百折不撓、堅忍不拔、頑強鉆研創造取得的。世上無難事，只要有心人。登山不怕高，只要肯登攀。只要有毅力，有鉆勁，不怕挫折，敢于走之字型路，就能步步勝利。不要怕困難，只要苦干實干，任何困難都能克服，不怕難，只怕不干。”

　　是年秋季，周恩來去蘇聯治療臂傷，李德與周恩來同乘一架飛機從蘭州出發，經新疆去到蘇聯。

　　9月3日，英國、法國對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9月9日，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勞團路過延安。延安各界舉行了歡迎晚會，毛澤東致歡迎詞，冼星海指揮合唱團演唱了《黃河大合唱》。

　　9月13日，江青撰寫的《我與娜拉》一文，載于《中國藝壇畫報》上，她寫道：

　　“當我初讀《娜拉》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無形中娜拉卻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熱烈地崇拜著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著的婦女都變成娜拉。”“沒有多久，我也離開了家庭。雖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樣，但是我卻要照著娜拉所說‘做一個真正的人!’”“也許會有人說：‘還是回到家里吧’，不，我們決不能畏縮的退了回去，無聲無息的被毀滅了。我們應該更加努力!但是必須認清努力的目標：這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要本著娜拉出走時的精神，挺起胸膛去爭取社會上確切不移的地位。”

　　9月15日，毛澤東和黨中央派八路軍344旅旅長徐海東到華中，以加強新四軍的領導力量。原來新四軍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被錯殺后，4支隊的干部們覺得名聲不好，黨不相信他們了，思想很不安定。第4支隊原是由來自鄂豫皖地區的紅28軍余部改變而成的，所以，毛澤東就派來自鄂豫皖的徐海東前去擔任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任第4支隊司令員。徐海東帶著毛澤東的重托，將要到到4支隊去做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化名胡服，以徐海東中校副官的名義在徐海東的掩護下，同時離開延安南下。

　　9月15日，從國統區到達延安的重慶《新民報》記者張西洛、《中央通訊社》記者劉尊棋和《掃蕩報》記者耿堅白，找到一直陪同他們的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處長金城，說要見毛澤東。在這3個人中，劉尊棋與中共有關系，張西洛是個進步分子。金城心里明白，他們就是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摸摸中共的底兒。

　　金城向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作了匯報，柯慶施讓金城告訴他們，讓他們擬一個訪問毛澤東提問題的提綱。他們3人推舉劉尊棋、張西洛負責起草，很快就拿出了提綱。問題分為3個部分：1、抗戰的相持階段是否到來;2、關于兩黨的摩擦;3、關于統一戰線問題。這3個問題，都是全國人民最關心的重大問題，他們迫切了解中共的態度和政策。金城把這份訪問提綱馬上交給了毛澤東。

　　9月16日，張西洛3人剛吃過早飯，金城迎面走來，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的話：“我十分歡迎記者來到延安，可以同記者談一次話。”金城還告訴他們說：會見的時間就在今天下午6點，地點就在他們所住的交際處窯洞。

　　下午，張西洛3人按照原來的安排，參觀了一個工廠。還不到6點鐘，他們3人就返回了交際處，當他們快要登上土坪的時候，猛然間看到一個高大的人站在土坪上。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毛澤東一邊同記者們緊緊握手，一邊熱情地說：

　　“歡迎你們，請到窯洞里面坐吧!”

　　這孔窯洞是交際處5孔窯洞中居中的一個，窯洞里面有一張木長桌，十幾個小木凳，兩盞油燈已經點著了。桌上擺了清茶、瓜子和延安生產的香煙。毛澤東坐在長桌的上方，3位記者緊靠著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的負責人柯慶施、肖向榮，以及新華通訊社的向仲華和《新中華報》的李初梨等人，參加了會見，另有兩位青年擔任記錄。不大的窯洞里坐得滿滿的，大約有十七八個人。

　　毛澤東待眾人坐定之后，把記者提出的訪談提綱放在桌子上攤開，一一回答了記者的問題。他在談到第2個問題時說：

　　“國共兩黨之間的關系，的確是一個人人注意的問題。不僅兩黨中間，就連社會上一般人士中間，對這個問題也非常關切。”

　　“先生們關心這件事是很對的。關于這件事，近來情況雖然好一點，但是根本上沒有什么變化。國民黨搞的那個所謂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是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各種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對共產黨和進步勢力的反動行為的根源。”

　　毛澤東說到這里十分激動，站起來有力地揮動著手臂，望著大家說：

　　“你們知道，共同抗日的軍隊叫做友軍，不叫作‘異軍’，那么，共同抗日的黨派就是友黨，不是‘異黨’。抗戰中間有許多黨派，黨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戰，完全應該互相團結，而決不應該互相‘限制’。什么是異黨?日本走狗汪精衛的漢奸黨是異黨，因為它和抗日黨派在政治上沒有絲毫共同之點，這樣的黨，就應該限制。我們的口號一定要和汪精衛的口號對立起來，分清敵我，而決不能和他相混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毛澤東對蔣介石國民黨向抗日根據地的軍事進攻，再次提出警告說：

　　“我可以率直地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抵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么，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澤東鑒于9月間國民黨湖北保安司令程汝懷部在湖北東部圍攻新4軍后方機關，殘殺500多人的事實，形象逼真地告誡頑固派說：

　　“不要吃磨擦飯，吃了磨擦飯肚子痛，要死人，還要亡國的。”“磨擦要同日本帝國主義磨擦，將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內窩子磨擦。”

　　毛澤東按照訪問提綱講完后，同3名記者合影留念，還送給3個記者每人一本簽上記者名字和他的名字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

　　3個記者記錄毛澤東的談話，以劉尊棋的記錄為主，張西洛和耿堅白加以補充，共同整理出了一份完整的記錄，寄給了范長江主持的重慶“國際新聞社”1份。

　　后來在10月份，延安的《新中華報》、各抗日根據地的報刊、重慶《新華日報》，都刊登了毛澤東的談話;香港、新加坡及南洋的華僑報紙，都在顯著位置刊登了國際新聞社發到海外的毛澤東談話記錄稿。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卻一字未提毛澤東會見3記者的事。就這樣，蔣介石見到10月19日刊登毛澤東講話的《新華日報》，大發脾氣，他罵新聞檢察官是飯桶，責令其檢查失職之責。

　　欲知國民黨頑固派的摩擦結果如何，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關于周恩來墜馬受傷一事，作者引用的材料，源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傳》的記述，這個記述是根據周恩來墜馬時在場的蔣澤民于1985年3月20日致胡耀邦的信、以及周恩來墜馬時在場的王來音于1979年6月口述的材料。從時間上看，毋庸置疑，蔣澤民的信和王來音的口述材料，都是為了揭發批判江青而提供的。但是在這些記述中，蔣澤民和王來音卻并沒有提及江青。而與此相反，關于周恩來墜馬的原因，是因為江青在與周恩來同去黨校時所騎的騾子驚了周恩來的坐騎導致的說法，卻有大致相同的三四個版本。在這三四個版本中，盡管表述不一，歸納起來卻也只是兩個問題：其一是說，周恩來曾經說過，毛澤東一直不知道這件事與江青有關;其二是成仿吾的版本說，說是毛澤東勃然大怒，責怪江青不慎使周恩來受傷，江青嚇得不敢回楊家嶺，直到第二天毛澤東氣消了，她才敢回去。而在這三四個版本的提供者中，沒有一個人是周恩來墜馬事故現場的當事人。盡管其中之一的成仿吾在黨校處理了這件事，但他也不是事故現場的見證人。況且，關于成仿吾的版本說，還是來源于葉永烈1992年訪問延安革命紀念館時的研究人員米世同，而米世同又是根據成仿吾1965年回延安時的回憶提供出來的。因此，這三四個版本也都只能作為一家之言了。

　　第140章

　　“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

　　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3個法寶，3個主要的法寶。”

　　話說1939年9月下旬的一個傍晚，毛澤東在衛士蔣澤民陪同下出去散步，信步走出了溝口，只見坡上坡下種的谷子都已經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低垂著頭。毛澤東被這豐收的景色陶醉了，他解開了外衣的口子，深深地呼吸著，又自言自語地說道：

　　“這個年頭不錯嘛，農民們又有飽飯吃了。”

　　他突然問：

　　“澤民，你說說，農民問題到底是一個什么問題?”

　　“是……是……”蔣澤民趕緊集中注意力，憋了半天這才吭哧出一句：“是不是土地問題?”

　　“對，是土地問題。”毛澤東微笑了。他接著說：“這個問題和中國革命是連在一起的。實行統一戰線后，我們進行減租減息，農民們得到了實惠。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農民要種點地，種點好地，得花很多錢。減租減息后，我們有明文規定，農民種地是要交一些錢，但是不準地主土豪們多要錢。這樣，地主們也就無話可說了，社會尚能安定，大家共同抗戰，而廣大農民能種上地了，也能種上好地了。農民積極性上來了，紛紛要求參軍參戰。”

　　9月25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機關、學校、部隊秋收動員大會上說：

　　“看不起勞動人民是不對的。世界上最有學問的人第一是工人農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點是不對的，應當改為‘萬般皆下品，唯有勞動高’。”

　　9月28日，延安各界為歡迎中國和外國朋友舉行盛大晚會。毛澤東在大會上致歡迎詞，介紹了不久前第二次來到延安的斯諾，并介紹了斯諾在1936年秋沖破層層封鎖，克服重重困難第一次到邊區進行采訪的情況。他還說：

　　“斯諾先生是站在人民大眾方面的，他是共產黨的好朋友。希望通過斯諾先生，使中美兩大民族親密攜手，幫助中國人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冼星海在晚會上指揮合唱團演唱了他為紀念“九一八”8周年而創作的《九一八大合唱》;又指揮演唱了《黃河大合唱》。

　　會后，毛澤東熱情地款待了斯諾，還多次和他交談，向他講述了中共的抗日政策問題、統一戰線問題和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毛澤東還說：

　　“延安比保安好。從你1936年訪問我們以來，我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進步。給我們一點時間，如果我們按目前的速度不斷進步，到1945年，我們就可以給你一點成績了。”

　　此后，斯諾再次對邊區軍民進行了采訪，回到北平不久，寫出了《為亞洲而戰》一書。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是：

　　“他依舊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員，是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同尋常地結合了極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氣的常識。他的革命樂觀主義絲毫沒有動搖。他象以前一樣，深信他的共產黨最終將在中國取勝，而且，照常通宵為這個目的進行著工作。”

　　且說9月30日，《文藝突擊》于9月20日和這一天出了兩期之后，受到了各方的好評與祝賀，大家都希望將《文藝突擊》油印版改成鉛印版。正當編輯部門為經費犯愁之時，毛澤東帶頭捐款二三百元，許多黨政軍領導人隨即響應。

　　不久，《文藝突擊》在1939年10月16日改為鉛印出版。

　　1939年10月4日，中共黨的建設問題的專門刊物《共產黨人》創刊。毛澤東為《共產黨人》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他在發刊詞中針對抗戰以來黨員數量迅速增加，大批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進入黨內，不可避免地把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帶進黨內來的情況寫道：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進行一個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運動，即整風運動，我們還能順利前進嗎?顯然是不能夠。”“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從思想上整頓，需要開展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

　　“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3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3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

　　“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3個法寶，3個主要的法寶。”“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

　　10月10日，中共中央鑒于張國燾叛變后國民黨軍統內設立了以他為主任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專門開展對中共的特務活動，并派往延安百人之多的特務，經過研究，做出了《關于反奸細斗爭的決議》。

　　10月1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決定》號召全黨說：

　　“我黨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同志，應該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覺性，用全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

　　10月27日，毛澤東對延安《新中華報》記者發表談話，警告國民黨反共頑固派，他說：

　　“收斂一點，不要太橫行霸道了。”

　　10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在楊家嶺溝下修建一座大禮堂，所需的木材要從勞山運來，而要用的石頭則是就地取材。這采石場離毛澤東的窯洞很近，僅一溝之隔，大聲說話都能聽到，一放起炮來動靜就更大了，直震得窗戶抖抖索索嗡嗡作響。采石民工為了不影響毛澤東休息，就根據他的作息時間，改在上午10點才開工，下午3點以后才放炮，晚上8點就收工。

　　一天傍晚，太陽已經落山了，衛士蔣澤民隨著毛澤東來到了采石工地。準備收工的民工們有的收拾工具，有的坐在石塊上抽煙，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毛澤東走過去，和他們打著招呼，在幾個民工旁坐了下來，詢問他們是哪里人，都做過什么工?民工們有的說是當地人，有的說是附近農村的，給邊區政府修過銀行，大多數活是打窯洞，農忙時就回家種地。毛澤東問：

　　“你們的日子過得怎么樣啊?”

　　一個民工樂呵呵地說：

　　“共產黨和八路軍來了真好，我們有飯吃，有活干，還有零花錢，這日子越過越紅火。”

　　毛澤東笑著說：

　　“你們不錯呀，出來干活，家里還有零花錢。你們村子里的人怎樣呢?他們也有零花錢嗎?”

　　“他們平時沒有零花錢，秋后賣糧能換回一些錢。有的人家秋后賣豬也能換回一些零花錢。家家都能有點兒，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你們農田里的收成怎么樣?”

　　“只要天不旱，就有好收成。自從邊區政府成立后，地主減租減息了，荒地都是國家的了，如果開荒，政府兩三年內什么也不要，這日子越過越穩當。”

　　“農村的孩子都能上學嗎?”

　　“大部分孩子都上學了，只有偏遠地方人家的孩子有的還沒有上學。”

　　毛澤東點了點頭，又指著山坡問道：

　　“在這里修大禮堂行嗎?山水下來能不能沖壞?”

　　一位老成一些的民工回答說：

　　“這里山水不大，山下的河溝很寬，保險沒事。”

　　毛澤東故意問道：

　　“你們修這個大禮堂干啥用?”

　　民工們說：

　　“給毛主席開會用的。毛主席就住在北邊山上，那個站崗的地方就是，只是我們還沒有見著他。”

　　“你們為什么上午不放炮呢?”

　　“你這個老爺子還不知道哩!毛主席是上午休息，夜間工作。他太累了，我們是想讓他多睡一會兒，所以他一睡覺我們就休息，他一工作我們就干活。”

　　一位年輕的民工悄悄地問蔣澤民：

　　“這老爺子是干什么的?”

　　蔣澤民告訴他說：

　　“他是管蓋房子的，沒有經驗，到這里向你們取經來了。”

　　1939年11月7日，毛澤東觀看了由侶朋編導、冼星海配曲、陜甘寧邊區留守兵團政治部宣傳大隊烽火劇社演出的歌舞活報劇：《慶祝十月革命節》。

　　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向毛澤東介紹說，演出花錢很少，布景是從魯藝借用的。毛澤東便找來隊長陳明和侶朋、冼星海談話，留他們吃飯，還贊助他們200元，用于開展活動。

　　11月11日，國民黨確山縣長許工超率軍警特務圍攻確山縣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殺害傷病員和家屬200多人。

　　11月12日凌晨5時20分，白求恩大夫在河北完縣不幸以身殉職。消息傳來，毛澤東悲痛萬分，白求恩的形象一直縈繞在他的腦際。

　　原來在10月29日，白求恩帶領衛生巡視團親臨火線救治傷員。他在給傷員做手術時，因勞累過度，左手中指被手術刀劃破。11月1日，白求恩受傷的中指發炎，但他仍然堅持工作，在處理一名頸部丹毒發作的傷員時，受到感染，鏈球菌侵入血液，轉化為敗血病，發高燒。11月11日，白求恩在給聶榮臻的信中說：“今天，我感覺非常不好，也許我會和你永別。”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白求恩還是想著八路軍傷員。他在給朗林的信中說：“我認為林大夫應率領一個手術隊，立即北上協助工作。”“假如我還有一點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經站不起來了。”這天晚上，白求恩寫了遺囑，交給身邊的人，對他們說：“請轉告毛主席，感謝他和中國共產黨給我的幫助。我相信，中國人民一定會獲得解放。遺憾的是，我不能親眼看到新中國的誕生。”過了一會兒，白求恩又說道：“請轉告聶司令員，建議他馬上組織一支醫療隊，接近前線，收容傷員。”

　　11月，晉察冀軍區第1分區司令員兼政委楊成武指揮八路軍在雁宿崖、黃土嶺戰斗中，殲滅日軍1500多人。

　　在黃土嶺戰斗中，八路軍擊斃了日軍侵華以來的第1個高級將領，他就是號稱“山地戰專家”、“名將之花”的阿部規秀中將。日軍哀嘆說：“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

　　11月間的一天早飯后，中共中央統戰部黨派科科長寒光從楊家嶺后溝出發，去找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趙毅敏，他剛轉過山坳，就看到毛澤東窯洞前擺著十幾條長凳，毛澤東吸著煙，在窯洞前的空地上散步。寒光很想走上前去和毛澤東握握手，可又想到毛澤東日夜忙于抗日救國大事，不能打擾他，便準備從一旁快步走過去。此時，毛澤東已經看見了他，健步向他走來，還伸出了手。寒光是第一次與黨的領袖面對面站在一起，既興奮又緊張，緊緊握著毛澤東伸過來的手。毛澤東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說：

　　“青年同志，叫什么名字?在哪個部門工作?”

　　寒光趕忙回答說：

　　“主席，我叫寒光，在中央統戰部工作。”

　　“是韓信的‘韓’嗎?”

　　“不，是寒冷的‘寒’。我正想改為韓信的‘韓’。”

　　毛澤東風趣地說：

　　“寒冷的‘寒’，不改也可以。不是有一首古詩說：‘寒光照鐵衣’嘛。”

　　說罷，他又問寒光上過什么學，做過什么工作。寒光回答說，在東北打過日本鬼子，后來到蘇聯學習，1938年五六月間回國到了新疆，在鄧發同志領導下做盛世才的統戰工作，剛到延安不久。

　　“好。”毛澤東說：“在東北和日本人打過仗，又在蘇聯學習過，還與盛世才打過交道，做統戰工作很合適。統戰工作很重要。統一戰線是我們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3個法寶之一。我們要搞好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千百萬人，共同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

　　說話間，一些中央領導人陸續來了，看樣子是來參加會議的，趙毅敏也來了。寒光趕緊向毛澤東道別，又去與趙毅敏打過招呼便離開了。

　　后來，寒光還是將他的姓氏改成了“韓”字，由“寒光”變成了“韓光”。

　　且說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禮堂召開追悼大會，各界人士沉痛悼念白求恩的逝世。在會場主席臺的上方，高懸著毛澤東親筆書寫的挽詞：

　　“學習白求恩同志的國際精神，學習他的犧牲精神、責任心和工作熱忱。”

　　追悼會開始后，參加追悼會的人們以低沉的聲音，唱起了《紀念白求恩歌》：“秋風吹著細雨，延水奏著哀曲，從遙遠的五臺山，傳來了悲痛的消息。我們用無邊的哀悼，來紀念您!這里——河邊的石頭，山上的野草，也在為您流淚。但是，親愛的白求恩大夫，您靜靜地安息吧!在您的后面，被壓迫的兄弟，已經起來了，我們將追隨您的光輝，高舉新醫學的旗幟，向著白求恩開辟的道路，勇往直前。”

　　吳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號召大家學習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和犧牲精神。

　　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決定說：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

　　12月初，在蔣介石授意下，山西軍閥閻錫山集中6個軍的兵力，由陳長捷指揮，突然進攻駐防晉西隰縣、孝義地區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決死隊第2縱隊和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破壞永和、石樓、洪洞、蒲縣等6個縣抗日民主政權，殘殺共產黨干部和八路軍傷病員數十人。接著，晉西北閻錫山的兩個軍，在趙承綏指揮下，進攻抗日決死隊第4縱隊，提出餓死、困死八路軍，消滅彭八旅，即120師彭紹輝358旅。駐晉東南的閻軍孫楚、金憲章部，也配合蔣介石軍隊，南北兩面夾攻上黨地區的抗日決死隊第1、第3縱隊及附近的八路軍，摧毀陽城、晉城、浮山、高平、長治、陵川、沁水等7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和抗日救亡團體，屠殺、逮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近2000人。

　　“十二月事變”即“晉西事變”發生后，毛澤東指示彭德懷前往秋林，當面向閻錫山講明利害關系，做調解工作。毛澤東又連續向八路軍總部、120師和中共晉西南區黨委發出指示，指示說：

　　“這將是牽動華北全局、關系全黨的重大斗爭。晉西南、晉西北兩區，為華北與西北間的樞紐，若投降派掌握上述地區，是很危險的。因此，勝利地進行這一斗爭，保持山西抗日根據地在我手中，保持華北與西北的聯系，是目前的中心問題。”

　　“不公開刺激閻錫山。”“我們的方針是：堅決反擊閻的進攻，力爭抗戰派的勝利。”

　　毛澤東在指示中作出了粉碎頑軍進攻的軍事部署。同時電令羅貴波、彭紹輝率所屬部隊，接近決死第2縱隊和八路軍晉西支隊，命令120師主力由冀中星夜趕回晉西北，支援反頑斗爭。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山西新軍，根據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在“擁閻討逆，打倒漢奸”的統一戰線口號下，以防御姿態反擊圍攻的閻錫山舊軍。晉西抗日決死第2縱隊和八路軍晉西支隊苦戰數旬，給予進犯的閻軍重大打擊，隨后轉移到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決死第2、第4縱隊在八路軍120師主力協同下，全部肅清了晉西北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爾后，抗日決死第2、第4縱隊經過整頓，編入了八路軍。

　　晉東南的抗日決死第1縱隊，在陳賡率領的八路軍129師386旅配合下，集中力量打擊國民黨頑軍中最反動的孫楚部。隨后，八路軍主力在榆社殲滅閻軍的薛文教部1500人，鞏固了太南、太岳根據地。

　　決死第3縱隊除被反動軍官拉走3個團外，其他部隊仍堅持斗爭，爾后打破閻軍多次阻擊，與決死第1縱隊會合，正式編入八路軍。至此，閻錫山發動的反共軍事進攻被徹底粉碎了。

　　12月21日，毛澤東為了紀念偉大的無產階級國際戰士白求恩醫生，滿懷激情揮筆寫下了《紀念白求恩》一文。他寫道：

　　“一個外國人，毫不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

　　“白求恩同志是個醫生，他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醫務系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這對于一班見異思遷的人，對于一班鄙視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見過一面。后來他給我來過許多信。可是因為忙，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道他收到沒有。對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種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12月25日，蔣介石命令包圍陜甘寧邊區的胡宗南部向邊區進犯，先后侵占八路軍駐防的旬邑、淳化、正寧、寧縣、鎮原5座縣城和邊境的16個區、48個鄉。

　　諸君有所不知，在此之前，國民黨在陜甘寧邊區還設有縣政府、縣黨部、郵政局等黨政通訊機關，在榆林設有地方部隊常駐機關，從事反共反邊區的摩擦和破壞活動。因此，國民黨綏德專區專員何紹南，也組織了綏德、清澗、吳堡3縣保安隊，攻打八路軍，煽動叛亂，迫害根據地軍政干部和人民群眾，擾亂陜甘寧邊區。

　　朱德、彭德懷等人在胡宗南部對陜甘寧邊區發動進攻后，奉命通電全國，強烈反對國民黨軍槍口對內進攻邊區。同時指揮八路軍發起反擊，很快就平息了國民黨綏德行政專員何紹南的叛亂，驅逐了綏德分區5縣的國民黨官吏，取消了所謂“統戰區”及其政權，使綏德、米脂、葭縣、吳堡、清澗一帶的50萬人民獲得解放，把陜甘寧邊區和晉綏抗日根據地連成一片。

　　這正是：一物降一物，鹵水點豆腐。

　　偷雞蝕把米，請君入我甕。

　　1939年冬，毛澤東和中央決定成立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任命陳毅為指揮，粟裕為副指揮，統一領導指揮新四軍江南部隊。

　　1939年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駐地設宴招待來自南方參加七大的各位代表，宴席擺了六七桌，40多位代表都參加了。

　　毛澤東、朱德、張聞天、林伯渠、博古、王若飛等中央領導人親切地接見了各位代表。宴會開始后，毛澤東叫大家坐下來一起吃飯。他端起酒杯致辭說：

　　“同志們旅途辛苦了，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各位致意，敬大家一杯酒。”

　　說罷端起酒杯逐一到代表席上敬酒，一一問好，詢問代表們的姓名和籍貫，詢問他們是怎么來到延安的，到了延安是否習慣?他又走到一位代表跟前，問道：

　　“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那位代表激動地起身答道：

　　“我是韶山的，叫毛朗明，派名毛澤林。”

　　毛澤東驚喜地說：

　　“呵!你是韶山哪個屋場的?”

　　“我是龍壩灣的。”

　　“你父親叫什么名字?”

　　“毛秋階，派名毛貽桂。”

　　“呵，你是秋階二叔的兒子。嚯!好呀!老弟你也當上代表了。”

　　毛朗明是中共韶山區委書記，他于12月下旬到桂林，見到了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李克農，由李克農安排和香港地下黨幾位代表一起，經過千辛萬苦才到了延安。毛朗明見毛澤東如此親切，就說：

　　“主席，韶山的父老鄉親要我代表他們向您表示問候。我還有許多情況要向您匯報。”

　　毛澤東說：

　　“好，謝謝鄉親們。我正想知道一些鄉里的事情，你什么時候有空，到我家里來談一談。”

　　“我一定要來看您的。”

　　此后毛朗明留在延安，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由于他水土不服，也不習慣吃小米，得了胃病，不久，又得了瘧疾。毛朗明只得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不久，毛朗明收到轉來的一封信，他以為是毛澤東的回信，仔細一看，卻是自己寫給毛澤東的那封信，信封上寫有幾個字：“有意見請自己來。”原來，毛澤東并未見到此信，他的秘書不知情，怕影響他的工作，就在信封上批了這句話，退了回來。

　　再說毛澤東在11、12兩個月的時間里，按照原來的計劃，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全書的每一個細節，進行了認真地推敲;尤其是對他自己撰寫的第2章，進一步分析、論證，并征求了楊松和陳伯達等人的意見。

　　原來，全黨范圍的學習運動發展起來以后，在職干部教育和學校干部教育普遍反映缺乏教材，迫切需要黨中央解決這一問題。干部教育部決定：以陳昌浩的《近代世界革命史》、《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做為教材;另由中國歷史研究會編寫《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由毛澤東、李維漢、楊松、吳亮平、陳伯達編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召集幾次討論會，幾經商討，擬出了細綱。9月開始動筆，計劃在10月底完稿。第1章《中國社會》由楊松、吳亮平、陳伯達負責;第2章《中國革命》由毛澤東負責;第3章由李維漢負責。后來由于李維漢工作忙，沒有如期完成。已成的兩章由毛澤東負責修改、統稿。

　　毛澤東在撰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2章的同時，考慮到有些新民主主義基本理論問題，因受該書結構和篇幅限制，不能充分展開，不能進行更為深刻地分析和論述，故有必要在該書完成后，再寫一書。所以，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脫稿后，他又全力投入《新民主主義論》的寫作中。

　　這一天清晨，賀清華走進毛澤東的窯洞收拾東西。毛澤東正伏在桌子上，手中的筆不停地揮動著。桌子一旁的那盞煤油燈還在亮著。賀清華輕聲說：

　　“主席，天都亮了，怎么還不休息呢?”

　　“噢，天亮了?”毛澤東向窗外瞥了一眼，一邊寫字，一邊說：“好，好。再等一會兒就睡。”

　　該吃早飯了，毛澤東還在工作。賀清華從廚房打來飯菜，說：

　　“主席，該吃飯啦。”

　　毛澤東應了一聲，沒有抬頭。賀清華輕輕地把飯菜放在一邊，便出去了。約摸半個小時后，賀清華去收拾碗筷，卻見飯菜原封未動，就說：

　　“主席，快吃吧，飯都涼了。”

　　“呵，我這就吃。”

　　毛澤東嘴里說著，身子卻不動。賀清華只好端著飯菜，送到廚房熱了再端來，毛澤東總算吃了幾口。

　　這天晚上，毛澤東依然在煤油燈下寫作。秘書來了，說：

　　“主席，你已經好幾天沒有睡覺了，黨小組決定讓你休息，請你停筆吧。”

　　毛澤東微笑著說：

　　“好，好。再有幾個字就寫完這一段了。”

　　衛士們等了好一會兒，見毛澤東桌上的燈還亮著，賀清華就又去勸了一回，還是沒有結果。于是，大家商量著讓只有十幾歲的勤務員王來音去一趟。王來音是甘肅人，原名叫王來英，天生的大嗓門，常常是未見其人便聞其聲，毛澤東說，你還是叫“王來音”吧，自此，王來音便將“英”字改為“音”了。他雖然年紀輕，個子小，可他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人又勤快、活潑，毛澤東很喜歡他。

　　這個王來音可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他帶著大家的期盼，走到毛澤東跟前，堅決地說：

　　“主席，夜深了，你已經幾天幾夜沒睡好覺了，該休息了。”

　　毛澤東停下手中的筆，抬起頭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說：

　　“噢，是來音呵，一會兒再睡……”

　　王來音不等毛澤東說完，固執地說：

　　“不行!我們要為組織負責。你的身體累壞了，我們但不起這個責任。”

　　說著伸手就把桌上的煤油燈端起來，放在炕頭上。毛澤東無可奈何地笑了，放下毛筆，慢慢地站起身，說：

　　“好吧，我馬上就睡。你這個小鬼，快去休息吧。”

　　“不!我要等你上了炕才走。”

　　王來音堅決地說。毛澤東沒有辦法，只好移動著他那高大的身軀，走向炕邊，躺在炕上睡下了，說：

　　“我睡下了，你們也該回去睡覺了吧。”

　　王來音滅了燈，掩好了門，這才高興地從窯洞里跑了出來。他笑嘻嘻地對大家說：

　　“主席這回躺下睡覺了。”

　　一個警衛員也高興地說：

　　“嘿，還是這個辦法行。”

　　第二天早晨，賀清華和王來音起床后，聽到下一班的衛士們議論說：

　　“嗨，主席昨夜又是一夜沒睡覺!”

　　王來音急得直申辯：

　　“看他睡下，我才走的么!”

　　大家說：

　　“你們剛睡下，主席窯洞里的燈又亮了，一直到天明。”

　　就是這樣，毛澤東歷時10天，在歲末拿出初稿，初名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他給吳玉章寫了一個便條，他寫道：

　　吳老：

　　寫了一篇理論性質的東西，目的主要為駁頑固派，送上請賜閱正指示為感。 毛澤東

　　吳玉章讀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對個別文字做了訂正，對一些問題也提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議說：1940年1月，邊區文化協會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希望毛澤東將大作在會議上演講，毛澤東接受了他的建議。

　　12月的一天，毛澤東接到了一封信，他拆開一看，非常驚喜，原來是在漳州分別已經8年的曾志已經到了延安。只見曾志在信中寫道：

　　“毛主席啊，自1932年漳州一別，我常常想時時盼，希望再見到您，1936年我就想來延安，想回到您的身邊了。今天這個愿望終于實現了，我已來到這里，期待著您的接見。”

　　毛澤東看罷信，立即提筆寫道：

　　曾志同志：

　　你來延安實是高興，你明天就來我這里，我讓中組部派人去接你，見面再長談。

　　毛澤東

　　第二天午飯后，曾志在一位警衛員的帶領下，來到了楊家嶺毛澤東的住地。警衛員讓曾志在葉子龍的窯洞里等候，他自己先去通報一聲。不一會兒，毛澤東走了過來，緊緊握著曾志的手，高興地說：

　　“你終于來了，很好，很好!走，到我那里去!”

　　曾志來到毛澤東的窯洞，見窯洞雖然比較大，可是非常簡樸。窯洞的前半截是石砌的，里面擺著個小書桌，幾張木椅凳，還有一張吃飯用的四方小矮桌，再就是幾個木頭架子上放滿了書，除此之外，什么也沒有。正像毛澤東身上打著補丁的軍裝一樣，有點寒酸。毛澤東示意曾志坐下來，關切地問：

　　“這么多年，你們在哪里?蔡協民呢?你們還在一起嗎?這幾年上海那邊有人來延安，我一直都在打聽你們的消息。潘漢年從白區來延安時，我也向他問起你和蔡協民，但他同樣沒有你們的消息。我還以為你不在人世了!今天見到你，好高興噢!”

　　是啊，8年來在白區工作是何等的艱難啊!4次蒙冤，一度丟失黨的關系，蔡協民慘烈犧牲，與陶鑄的悲歡離合，真是百感交集!曾志向兄長般的毛澤東傾訴了別后8年的坎坷經歷，最后，她告訴毛澤東說：

　　“這次來延安準備進馬列學院學習，因為長期在白區工作，沒有條件系統學習過。”

　　毛澤東吸著煙，一直靜靜地聽著曾志的傾訴。后來見曾志這么說，就點點頭，他說：

　　“很好，很好!你已經有了實際工作經驗，把經驗好好總結起來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實踐，總結經驗，再上升到理論，這種學習方法很重要。你一直在蘇區、游擊區、白區工作，經驗是有，但缺乏系統的理論學習。”

　　曾志說：

　　“主席，我打算在馬列學院學1年。”

　　毛澤東擺了擺手，說：

　　“不行，要學3年，至少也要2年。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一定要精讀，讀了還要結合中國國情和自己的實踐，去理解它，分析它，將理論變為行動指南。《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止100遍了，但遇到實際問題還要去翻，有時只看一兩段就會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不知翻閱了多少遍《共產黨宣言》!就是要這樣經常讀，重復翻閱才行。你現在有時間坐下來讀書，讀它個兩三年，將來對你會有好處的。”

　　毛澤東說著指一指窯洞內的書架，又對曾志說：

　　“我這書架上有不少馬列主義理論書，你隨時可以來拿。”

　　不知不覺到了吃晚飯的時間，毛澤東留曾志共進晚餐，他說：

　　“今天就在我這里吃飯吧。”

　　曾志高興地說：

　　“那好啊，我就吃一頓好的!”

　　毛澤東一聽，愣了愣，立刻又笑了，說：

　　“哦，吃好的，吃好的。”

　　飯菜端上來了，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飯，1碗炒白菜，1碗燒土豆和一盤豆芽，豆芽上還帶著豆殼子，只有那碗燒土豆里有幾片薄薄的肉片。毛澤東把江青叫來了，陪同曾志一起吃飯。曾志回憶說：

　　“我們3人一起吃飯，延安沒什么好東西吃，我至今記得那盤豆芽菜，不去皮也不掐根，白水煮煮就端上來了。江青沒吃幾口就跑出去嘔吐，我才明白她為何顯得那么無精打采，原來是懷孕了。主席趕快舉著燈去給她照明，又端水給她漱口，還輕輕地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飯后，曾志不便久留，就起身告辭：

　　“天晚了，我該回去了。”

　　毛澤東說：

　　“以后每個禮拜天你就上我這里來，在我這兒吃飯。我有很多書，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來換。”

　　曾志也不客氣，就說：

　　“那我以后每個星期天都到你這里來會餐。”

　　后來曾志在馬列學院學習不足1年就中斷了，原因是她東奔西跑慣了，心也野了，一聽課就走神，一看書就犯困，那些馬列主義理論詞句根本進不到腦子里去。1940年春陶鑄也來到了延安，不久，他們的女兒陶斯亮就出生了。

　　欲知毛澤東和曾志后來的交往和友誼，請繼續往下看。

　　第141章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

　　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沒有絲毫

　　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話說1940年1月4日，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女子大學大禮堂召開。冼星海報告了音樂工作在抗日戰爭中發展的情況。

　　毛澤東在大會上帶病講演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與會者一致認為，毛澤東的講演十分深刻，要求他整理后馬上發表。后來，該文在正式發表時，題目定為《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依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國的國情、總結了100多年來反帝反封建斗爭、尤其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革命斗爭的經驗，科學地論述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創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科學概念。他寫道：

　　中國民主革命已經不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和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新民主義革命。

　　“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包含有社會主義的因素。這種革命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不同的主要標志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資產階級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心問題是領導農民的問題。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農民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得到解放;無產階級也只有同農民結成堅固的聯盟，才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

　　共產主義是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的指導思想，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新的社會制度。“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

　　毛澤東駁斥了“承認三民主義，就要收起共產主義”的謬論。他寫道：

　　“共產主義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國就會亡國。頑固派要共產黨‘收起’共產主義，不僅毫無道理，而且說明他們所講的三民主義，并不是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而是冒牌的三民主義。他們叫囂‘一個主義’，實際上就是否認統一戰線，否定共產黨和工農大眾的地位，堅持‘一黨專政’是專制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倒行逆施是根本行不通的，堅持‘剿共’、‘反共’的頑固派，其前途并不美妙，如不覺悟，只能自尋死路。”

　　毛澤東還寫道：

　　“在中國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是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就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

　　“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的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來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

　　毛澤東在文章中高度評價了文壇巨匠魯迅，他說：

　　“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王明與別人的反映不同，他看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后，寫了一首口語體五律：

　　《新民主主義論——評毛澤東這篇論文的根本錯誤》

　　新民主主義，理論自托陳。資革成功后，資行社不行。

　　苦心勸其改，怒意流于形。列義被修正，前途迷霧存。

　　1月5日，毛澤東電示新四軍說：

　　“陳毅仍應力爭江北。”

　　1月12日，毛澤東、江青、冼星海等人在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

　　1940年初，毛澤東親自安排3歲的毛嬌嬌去蘇聯找她的母親賀子珍。黃土高原的氣候是“夏日熱得慌，下雨泥汪汪;冬天透心涼，刮風漫天黃。”這時候的大西北，風還是格外的狂，格外的冷，吹得人們渾身起雞皮疙瘩，風卷起來的細沙碎石，打在人們的臉上、額頭、鼻尖上，像刀割一樣疼痛。

　　那天早上，嬌嬌坐在毛澤東懷里，朱德、康克清帶著去蘇聯學習的朱敏，還有羅亦農的兒子羅西北，王若飛的兒子王繼飛，同乘一輛轎車向飛機場駛去。

　　機場里滿地都是枯黃的雜草，風在呼呼地叫，飛機在轟隆隆地響。嬌嬌不住地向四周張望，拉著爸爸的手，緊緊地依偎在他身旁。

　　這是一架蘇聯的轟炸機，幾個孩子看見這個龐然大物，竟然忘記了寒冷，一個接一個往飛機上爬。嬌嬌松開爸爸那溫暖的大手，也跟著他們高興地往飛機上爬。此時的嬌嬌根本不懂得離別的悲傷，也不知道離開爸爸后會孤獨，會恐慌，只一味地跟在大哥哥大姐姐后面，在飛機上東摸摸西瞧瞧，感到好玩極了，她和大孩子一樣開心地笑著。

　　毛澤東、朱德、康克清把孩子們的行李放好，悄然離去。飛機艙門也慢慢地關上了。嬌嬌覺得飛機一陣顛簸，等她明白過來，飛機已騰空而起。她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爸爸呢?他坐在哪兒呢?左瞧右瞧，都沒有找見爸爸。她傷心地低下頭，一聲不響地坐在朱敏身邊。

　　這架飛機轉到甘肅、新疆，最后到了蘇聯莫斯科。當有人把嬌嬌來蘇聯的消息告訴賀子珍的時候，賀子珍搖搖頭，根本不相信。

　　“莫逗嘛，她怎么會來?”

　　賀子珍嘴里這么說，心里卻想，也許是真的。當她見到嬌嬌的時候，一把就把嬌嬌摟在懷里，問著，親著，親著，問著：

　　“你是誰呀?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嬌嬌。”

　　“嬌嬌干什么來了?”

　　“來找媽媽呀。”

　　“你媽媽叫什么名字?”

　　“我媽媽叫賀子珍。”

　　“你給媽媽帶來什么禮物啦?”

　　“我把嬌嬌帶來了。”

　　賀子珍激動得淚流滿面，哽咽著說：

　　“嬌嬌，我的孩子，我就是媽媽呀!”

　　嬌嬌也緊緊地摟著她，哭喊著：

　　“媽媽!媽媽!”

　　離別2年的母女，終于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聚在了一起。毛嬌嬌也見到了親她愛她的大哥毛岸英和二哥毛岸青，一家人雖說是在異國團聚，其樂也融融。

　　1月15日，毛澤東在慶祝吳玉章60壽辰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人總是要老的，老人為什么可貴呢?如果老就可貴，那么可貴的人就太多了，因此我們要有一個標準，就是說可貴的是他一輩子總是做好事，不做壞事，做有利于人民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開頭做點好事，后來又做壞事，這就叫做沒有堅持性。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于青年，一貫的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

　　我們的吳玉章同志就是這樣一個幾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60歲了，他從同盟會到今天干了40年革命，中間顛沛流離終于不變，這是不容易的啊!從同盟會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經不多了，而終為革命奮斗，無論如何不變其革命節操的人更沒有幾個人了，要這樣做不但需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艱苦奮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種惡勢力、惡風浪，例如，死的威脅，饑餓的威脅，革命失敗的威脅，等等。我們的吳玉章同志就是經過這樣無數的風浪而來的。因此我們要學習他的各方面的好處。但特別學習他對于革命的堅定性。”

　　1月16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農工展覽會開幕典禮上發表了講話。全文如次：

　　同志們：

　　這個農展會，我還沒去看，好不好還不知道，但我聽到說還好，比去年的好。去年我是看過的，今年比去年更是好，這是老百姓同志的努力、是政府工作人員努力的結果。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結合，事情就辦不好。有兩種政府，一種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種則幫老百姓的忙——邊區政府就是這種幫忙政府。老百姓從幾百里拿來一包兩包面送來展覽，這對打日本有大道理，這是老百姓同志的熱心。邊區政府受老百姓的擁護，做出許多好事，這也是熱心做出來的，我們要發展這個熱心。但還有一條，只有熱心還不行，還要力求進步，今年的展覽會就有進步。我們要獎勵這些勞動英雄們，因為他們不但熱心，而且求進步。這是有八路軍，但八路軍也就是老百姓，故軍隊不要忘本，本就是工農，在座的有許多八路軍同志，你們要向老百姓敬禮，不要罵人。老百姓可以罵我們，我們卻不能罵他們，因為他們是主人，因為我們的飯是他們做的，房子是他們做的，我們要軍民合作。八路軍有兩條規矩，一條是官兵合作，一條就是軍民合作，大家親親密密團結起來，日本一定打倒的。

　　我們邊區有23個縣，一個也不多，一個也不少。但有些摩擦分子，派了兵來一打，打過我們幾個縣，這是不行的。你們到外面去的同志更要同他們講一講，我們要吃團結飯，不要吃摩擦飯，吃了摩擦飯肚子痛，要死人，還要亡國的。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有許多同志，還有張先生及蒙古同志，我們大家要吃團結飯，不要吃摩擦飯。摩擦要同日本帝國主義摩擦，將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的窩子摩擦。

　　1月18日，毛澤東、張聞天召開書記處會議，研究了新四軍發展問題。

　　1月19日，毛澤東委托王稼祥起草了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項英及東南局的電報稿，電文中說：

　　“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六中全會早已共同確定，后來周恩來到新四軍時，又商得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一致意見。華中是我們目前在全國最好發展的區域，在華中可以發展(彭雪楓部由3連人發展到12個團，李先念部幾百人發展到9000人)，而大江以南新四軍受到友軍10余師的威脅和限制的時候，我們曾主張從江南再調1個到兩個團來江北，以便大大的發展華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請考慮，因為我們覺得似乎皖南發展較難，江南發展較易，江南陳毅同志處應努力向蘇北發展。”

　　1月25日，毛澤東在《八路軍軍政雜志》上題詞：“一面戰斗，一面學習，百折不回，再接再勵。”

　　1月，毛澤東為了糾正黨內存在著的右的、特別是開始出現的“左”的錯誤傾向，為中共中央寫出了《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的黨內指示，指示說：

　　“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方向，和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的抗戰方向，同時存在，兩種前途都有可能。全黨同志不要把各地發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嚴重現象孤立起來看。要認識這些現象的嚴重性，堅決反抗之，不被這些現象的威力所壓倒。”

　　1月27日，中共中央以八路軍留守處主任蕭勁光的名義，致電閻錫山，電文的大意是說：雖然陳士榘支隊被攻，呂梁山八路軍兵站線被消滅，八路軍傷兵被殘殺，晉東南7縣八路軍軍政人員被殘殺70余人，但八路軍仍愿意與閻錫山團結抗戰。

　　同時，山西新軍領導人薄一波、戎子和、續范亭等人也連續致電閻錫山，痛陳：雖然趙承綬、陳長捷、孫楚等進攻新軍、破壞犧盟會、殘殺抗日人員的罪行，我們還是愿意和平解決山西內部問題。

　　續范亭早在1939年參加了秋林會議后，曾通過延安交際處，單獨拜會過毛澤東，那次會見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教育。1940年1月續范亭開始擔任山西新軍總指揮。

　　就這樣，閻錫山在反共失敗、自身削弱和蔣介石乘隙而入、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被迫同意與中共談判。

　　1月29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項英、葉挺說：

　　“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機，但仍非力爭江北不可。”“須秘密準備多數渡江，為緊急時用。”

　　1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武裝自衛反頑進攻的指示》，指示中說：

　　“對河北和山西境內的任何軍隊，不論是中央軍、晉綏軍及石友三，如果他進攻八路軍地區，我應在自衛原則下，在有理有利條件下，堅決反抗并徹底消滅之。”

　　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目前時局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再次指出黨的基本任務是：“團結抗日進步勢力，抵抗投降倒退勢力，力爭時局好轉，克服時局逆轉。”

　　2月5日，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在延安大禮堂召開成立大會，自然科學界和各機關、各學校的代表1000多人參加了會議。

　　在成立大會召開前夕，于光遠和屈伯傳曾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向他匯報延安自然科學辦公室籌備自然科學研究會的情況，并說請他在成立大會上作指示。

　　且說大會開始后，首先由籌備人員致開幕詞，報告研究會的籌備情況，然后由陳云講話。正在陳云講話時，毛澤東來到了會場。陳云很快便結束了自己的講話，與會者們熱烈地歡迎毛澤東講話。毛澤東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站起身來，發表了即席講話。

　　可惜的是，這個講話記錄沒有保存下來。會后的《新中華報》只刊登了講話的一段摘要，而在3月15日的《新中華報》上則比較全面地記載了毛澤東的講話內容。他說：

　　“今天開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我是很贊成的，因為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贊成它，每以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

　　有人認為中國歷來就沒有自然科學，這是不對的。中國自有人類生活以來都要吃飯，要吃飯就要進行生產，就有自然科學的萌芽，后來并逐漸發達。不過過去沒有把自然科學發展成為一個體系罷了。

　　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人們為著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自然里得到自由。改造社會是更好地改造自然的先決條件。自然科學是要在社會科學的指揮下去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科學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卻被阻礙了它的發展，所以要改造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邊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了社會的改造，改變了生產關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決條件，生產力也就日漸發展了，這從邊區的生產運動和農工業展覽可以表現出來，所以邊區現在的社會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學發展的。邊區經濟是落后的，但是干起來也更有意義，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包含有自然科學，大家要來研究自然科學。不研究自然科學，世界上就有許多不懂的東西，那就不算一個最好的革命者。”

　　在這次大會上，吳玉章被推舉為研究會會長，蔡元培被推舉為名譽主席團名譽主席。

　　2月7日，毛澤東為《新中華報》一周年紀念題詞，他寫的是：

　　“抗戰、團結、進步三者不可缺一。”

　　1940年初，國民黨97軍朱懷冰部和69軍石友三部，向平漢路附近的八路軍進攻，被八路軍擊退。

　　朱懷冰又糾合龐炳勛、張蔭梧、俁如墉等部，分3路大舉進攻太行山區，矛頭直指八路軍總部。石友三部，亦從冀南配合日軍進攻八路軍。

　　彭德懷、劉伯承遵照毛澤東指示，先后到冀，同國民黨冀察戰區司令鹿鐘麟和朱懷冰等人會談，申明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嚴正立場，勸告他們以大局為重，停止反共冒險。但朱懷冰置若罔聞，繼續發起進攻。八路軍忍無可忍，奮起自衛，利用頑固勢力之間的矛盾，力爭其他部隊保持中立，集中力量打擊朱懷冰、石友三部。

　　2月9日，在平漢路東，八路軍冀中、冀南和冀魯豫部共17個團，由宋任窮、程子華統一指揮，發起冀南戰役，反擊通敵反共之石友三部。至18日，石友三部潰逃，八路軍共斃傷俘石友三部2800人。

　　2月10日，毛澤東代表中央軍委電令八路軍、新四軍說：

　　“八路軍、新四軍的當前戰略任務，是在粉碎敵人掃蕩、堅持游擊戰爭的總的任務下，掃除一切投降派頑固派的進攻，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于共產黨進步勢力管理之下。同時，極大發展鄂中與鄂東，以便與全國工作相配合，堅持華北、華中抗戰，穩定全國統一戰線，爭取時局好轉。”

　　2月10日，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戰、團結、進步”的三大方針，他說：“這是三位一體的方針，三者不可缺一”。

　　2月1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于部隊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指示說：財政經濟問題的解決，必須提到政治的高度。指示要求領導干部要努力領導部隊的生產運動，開辟財源，克服困難，爭取戰爭的勝利。

　　2月20日，毛澤東發起的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宣告成立，毛澤東作了《新民主義的憲政》的報告，蔡元培被推舉為名譽主席團成員。

　　2月間，毛澤東寫出了《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他在第8點中寫道：

　　“8曰取締貪官污吏。抗戰以來，有發國難財至一萬萬之多者，有討小老婆至八九個之多者。舉凡兵役也，公債也，經濟之統治也，災民難民之救濟也，無不為貪官污吏借以發財之機會。國家有此一群虎狼，無怪乎國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憤已達極點，而無人敢暴露其兇殘。為挽救國家崩潰之危機起見，亟宜斷行有效辦法，徹底取締一切貪官污吏。”

　　2月25日，毛澤東派蕭勁光、王若飛，持他的親筆信到秋林面見閻錫山，面陳中共關于新舊軍團結擁閻抗日的主張。毛澤東要蕭勁光、王若飛告訴閻錫山說：

　　“我們共產黨是誠心實意要同國民黨合作抗日，你們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殺人略地，讓日本強盜高興呢?”“我們共產黨以忍讓為懷，可決不是軟弱可欺”，“我們也不是好惹的。”

　　閻錫山由于在反共摩擦中損兵折將，偷雞不成蝕把米，被迫和解。

　　后來，閻錫山與太原日軍高級人員往來甚密，大有投降之意。毛澤東、周恩來派王世英對閻錫山苦勸，抑制了他的投降活動。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澤東在延安發出唁電，向蔡元培的家屬表示慰問，他寫道：

　　香港九龍奧斯甸道蔡孑民家屬禮鑒：

　　孑民先生，學界泰斗，人世楷模，遽歸道山，震悼曷極!謹電馳唁，尚祈節哀。

　　毛澤東叩。陽。

　　3月5日，八路軍129師和晉察冀部隊13個團，在朱德、彭德懷和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在平漢路西發動磁縣、武安、涉縣、林縣戰役，反擊屢次進犯、破壞抗戰的朱懷冰部。

　　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黨內指示，指示說;

　　我們所建立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聯合專政。

　　毛澤東在指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則：

　　“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

　　抗日民主政權中實行“三三制”，向全國人民表明了共產黨團結抗日的誠心和決心。隨后，毛澤東又具體闡明了統一戰線政權的施政綱領。主要有4點內容：1、只要不反共并和共產黨合作，任何人，不論有無黨派，任何黨派，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別的黨派，均有合法存在的權利。2、凡年滿18歲的贊成抗日、贊成民主的中國人，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3、政權由民主選舉產生，組織制度為民主集中制。4、統一戰線政權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鎮壓漢奸和反動派，保護人民，調節各抗日階層利益，改善工農生活。

　　3月8日，八路軍129師和晉察冀部隊，在陳賡指揮下，消滅朱懷冰部及其主力兩個師的大部萬余人，朱懷冰率殘部2000人南逃。

　　為了爭取蔣介石繼續抗戰，八路軍在粉碎朱懷冰部的進攻后，毛澤東命令八路軍“適可而止”，停止追擊朱懷冰殘部，主動后撤，并提出休戰。

　　3月11日，八路軍在4日發起的衛(河)東戰役結束，斃傷俘石友三部3600多人，石軍敗退河南民權以東隴海路兩側。八路軍完全控制了冀南地區。

　　3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對黨內外的形勢作了科學的分析，全面地總結了敵后抗日根據地建設和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斗爭的基本經驗，明確概括出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方針。毛澤東說：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是堅持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為了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必須采取又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

　　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經逐漸為黨內同志們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還多，他們或者認為斗爭會破裂統一戰線，或者認為斗爭可以無限制地使用，或者對于中間勢力，采取不正確的策略，或者對頑固勢力有錯誤的認識，這些都是必須糾正的。”

　　毛澤東強調說：

　　“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不斗則已，斗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斗爭。”“必須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之”

　　毛澤東在領導全黨回擊國民黨發動第1次反共高潮的過程中，依然清醒地注意到中日間的民族矛盾仍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基本情況。

　　3月14日，毛澤東向黨內發出指示說：反磨擦斗爭必須注意自衛原則，不應超出自衛的范圍，如果超出這個范圍.則對全國的影響和統一戰線是很不利的。目前山西、河北反磨擦斗爭，即需告一段落，不應再行發展。為了抗日大局，中國共產黨主動提出停止磨擦。

　　3月中旬，遵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示，朱德前往洛陽，與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談判，表明共產黨八路軍同友軍長期合作抗日的愿望。雙方達成協議，以臨汾、屯留公路和長治、平順、磁縣一線為界，該線以北為八路軍防區，以南為國民黨防區。

　　3月16日，毛澤東電示彭德懷說：

　　“目前斗爭重心應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現正派部隊向彭雪楓、胡服兩區壓迫，蔣介石已注意該地，企圖切斷我軍與新四軍的聯系。我軍將來出路，是在中原，將來更難了。故提議調344旅至隴海、淮河之間，協助彭雪楓部創立根據地，并策應胡服，將來再調一部深入蘇北，使八路軍、新四軍打成一片。這種行動，也即是把一個新問題擺在東面，使蔣、汪注意力不得不轉向東邊，減輕其對華北的注意，華北方能確立鞏固。”

　　3月21日，蔣介石批準了《剿辦淮河流域及隴海路東南附近地區非法活動之異常指導方案》：方案說：“必須用最迅速之移動與之一網打盡。”

　　3月，王明重新出版了他那本“左”傾教條主義的代表作——《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發行全黨，造成了黨內的思想混亂。

　　1940年春，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和中國代表團成員座談時說：

　　“王明不是一個老實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不是別人，是毛澤東。”

　　3月26日，任弼時根據中央在2月的決定，結束了駐共產國際的工作，和周恩來等人一起乘飛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

　　不久，中央決定任弼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秘書長，主管中央組織部、辦公廳、工青婦和西北局的工作，成為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

　　3月30日，鼓吹“曲線救國”的賣國賊汪精衛在南京宣布成立偽“國民政府”，自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以陳公博為立法院長，溫宗堯為司法院長，梁鴻志為監察院長，王揖唐為考試院長，陳群為內務部長，褚民誼為外交部長，周佛海為財政部長，鮑文樾為代軍政部長。

　　3月31日和1940年4月1日，毛澤東根據國民黨的反共新動態，連續指示各地必須動員廣大社會輿論，廣泛暴露反共投降分子之陰謀;無論華北、華中一律采取政治上的攻勢，以打退反動進攻，擴大抗日勢力，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

　　1940年4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起草電報，要求八路軍立即抽調4萬至5萬人的兵力，在3個月內外到達華中，增援新四軍，創建新的根據地。

　　4月1日，朱德、彭德懷發布命令，要求各部配合，從4月10日起，對敵人的交通線發動一次總破襲。

　　毛澤東在朱德、彭德懷這個命令下達的第3天，急電彭德懷等人說：

　　“目前局勢相當嚴重，蔣介石似已下了決心，即是掛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實際。目前對我最威脅的是綏德、皖東兩點。”

　　毛澤東告訴彭德懷和晉西北的賀龍、關向應，需要以主力對付威脅延安的國民黨軍第90軍，同時要彭德懷除343旅外，再抽調三四萬兵力南下華中，打通與新四軍陳毅部的聯系。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朱德、彭德懷發動總破襲的計劃被暫時擱置下來。

　　4月初，蔣介石要求朱德、周恩來赴重慶談判華中問題;顧祝同也邀請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赴上饒，商討新四軍的活動區域。毛澤東同意由周恩來赴重慶談判。

　　毛澤東在給彭德懷、黃克誠、劉少奇的電報上說：

　　“蔣介石與我談判條件，欲把我八路軍、新四軍統統納入黃河以北，劃定黃河以北為我兩軍防區的企圖。但第一，華北敵占領區日益擴大，我之奮斗日益艱苦，不入華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國性突變時，我軍決不能限死黃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第三，此次蔣令韓德勤、李品仙、李宗仁、衛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蘇各軍向我新四軍進攻，釁自彼開，故我仍應乘此時機，派必要軍力南下。”

　　4月4日，在中國共產黨維護山西新、舊軍團結和擁閻抗日主張面前，經過談判，閻錫山與共產黨達成停止武裝沖突、劃區抗敵的協議。雙方商定，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的公路為分界線，該線以南為閻軍活動地區，以北為八路軍和新軍活動地區。

　　至此，中國共產黨打退了國民黨的第1次反共高潮。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除山東和冀魯豫外，基本上結束了兩個政權、兩種軍隊并存的局面。

　　經過此番打擊，閻錫山這個第1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鋒，后來在國民黨發動第2、第3次反共高潮時，就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欲知國共關系如何發展，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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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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