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斯大林在一篇演說里，把列寧、普列漢諾夫放在一起，聯共

　　黨史也說到他。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要講到他。”

　　話說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陳獨秀愿意回到黨內工作的問題。

　　原來，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后并沒有吸取教訓承認錯誤。但是他對毛澤東的敬佩一直沒有改變，他從未發表過反對毛澤東的言論，對毛澤東開創的井岡山根據地而是大為贊賞，他認為是根據地“中國共產黨之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和沒收地主的土地給農民”的見證。“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蘇維埃政制，已不是烏托邦而有了俄國的經驗，他不但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保障，同時，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義政制，任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權所不能召集的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只有它能夠召集。”

　　1928年6月，中共“六大”要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直接邀請陳獨秀、蔡和森、羅章龍、張國燾、鄧中夏5人參加，陳獨秀鼓勵其他4人參加，而他自己則拒絕參加。1929年以后，他攻擊中共“六大”路線。此一時期，他的觀點與蘇聯托洛茨基不謀而合，10月16日，他和彭述之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承認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走上了分裂中國共產黨的道路。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開除陳獨秀黨籍并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4人決議案》。

　　1931年5月，在中國托派組織的統一大會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中央總書記。

　　1932年10月15日，蔣介石以“危害民國罪”將陳獨秀逮捕入獄，直到1937年8月23日，經胡適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保釋，才被釋放出獄。

　　陳獨秀出獄后，托派分子請他出面把托派組織起來，他的回答是“各奔前程”;托洛茨基邀請他到美國會面，他拒絕了。胡適拉他去美國，說有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去寫自傳，他說：我的生活簡單，用不著去美國。胡適、張伯苓和周佛海拉他進國防參議會，還說蔣介石答應給他5個名額，他說：

　　“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第二次合作，既然是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蔣介石打算讓陳獨秀出任政府勞動部長，陳獨秀斥蔣介石是“異想天開”。蔣介石又派朱家驊找陳獨秀，請他另組一個“新共黨”，給他10萬元經費，他還是不為所動。

　　陳獨秀就是一門心思找中共中央聯系，先是讓他的代表羅漢先找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后來又找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林伯渠，表示他自己愿意回到黨內，在黨的領導下工作。

　　中共中央12月政治局會議在討論陳獨秀的問題時，王明堅決反對讓陳獨秀回到黨內。他說：

　　“我們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

　　有人說：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王明說：

　　“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

　　毛澤東自己與陳獨秀還是有感情的，但是他更堅持黨的原則，他說：

　　“我們中國共產黨不拒絕同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聯合，而且真誠歡迎他們的轉變。陳獨秀等托派分子能夠實現下列3個條件時，亦愿意與之聯合抗日：

　　第一，公開放棄并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并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系，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第二，公開表示擁護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第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其它關系，則在上述3個條件實現后，再行考慮。”

　　毛澤東的主張和他提出的3個條件，得到了與會者的支持。

　　毛澤東、張聞天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南京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發去了上述內容完全相同的電文。可是陳獨秀卻完全拒絕承認錯誤，拒絕接受中共中央的3個條件，他說：

　　“我已經不是托派，所以沒有發表聲明脫離托派的必要。我們過去沒有錯誤，所以也沒有承認錯誤的必要。”

　　后來，中共代表董必武在38年8月多次去看望在江津縣城的陳獨秀，勸他以國家民族為重，拋棄固執與偏見，寫一個書面檢查，回黨工作。陳獨秀說：

　　“回黨工作，固我所愿，惟書面檢查，礙難從命。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么好寫呢!”

　　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因私廢公，所以，中共最終也沒有恢復同陳獨秀的關系。

　　叛逃的張國燾向蔣介石建議說：由國民黨知名人士公開訪問陳獨秀，再將陳獨秀的抗戰言論編輯成冊，用以對付延安的宣傳。蔣介石便要戴笠和胡宗南以私人身份，帶了水果和茅臺酒等禮品秘密拜訪陳獨秀，陳獨秀拒不接見。戴笠、胡宗南找到高語罕通融，這才見到了陳獨秀。可是陳獨秀說：

　　“我是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不問政治，更不曾有何政治活動，本人孤陋寡聞，不愿公開發表言論，引起喋喋不休之爭，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

　　陳獨秀最終于1942年5月27日因患高血壓病，病逝于四川省江津縣城10公里外鶴山坪石墻院，終年63歲。

　　后來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工作方針》中對陳獨秀評價說：

　　“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象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后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

　　“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 “斯大林在一篇演說里，把列寧、普列漢諾夫放在一起，聯共黨史也說到他。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要講到他。”

　　這正是：月轉圓缺光輝在，竹生枝杈氣節直。

　　且說1937年12月13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和《對于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

　　王明原本就善于拉幫結派，故在12月會議上有些得勢。所以，會議對王明在黨內的特殊地位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認可。毛澤東身處此境，為了團結抗日大局，不得不策略地讓了一步。可是出乎毛澤東意外的是，張聞天竟然在這關鍵的時刻，要將總書記的職務讓給王明。

　　原來，張聞天雖然負責中央日常工作，但在軍事問題上，在國共問題上，他處理不了。在所有重大問題上的決策者，都是從戰爭中闖蕩出來、同蔣介石打過多年交道、深知蔣介石為人的毛澤東。

　　張聞天要將總書記讓給王明，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的。毛澤東提議，在中共中央不設總書記。于是，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在中央不再設立總書記職務，重新改組書記處，由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

　　就這樣，毛澤東與王明在12月政治局會議上及總書記職務問題上，“雙方打了一個平局”。

　　會議決定增補剛剛回國的王明、康生、陳云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加上原書記處的張聞天、毛澤東，改組為新的5人書記處。免去了博古、周恩來、王稼祥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保留其政治局委員。

　　黨內具體分工是，博古任中央組織部長，張聞天任中央宣傳部長，李維漢任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周恩來任中央敵區工委書記，康生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

　　毛澤東提議，由任弼時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會議決定：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

　　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凱豐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以周恩來為書記，博古為長江局委員、組織部長。領導南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由項英、曾山、陳毅、方方、涂震農組成中共東南分局，以項英為書記，曾山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丕顯為青年部長，陳少敏為婦女部長，溫仰春為秘書長，領導新四軍工作。東南分局受中共中央和長江局雙重領導。

　　會議還決定成立中共七大籌備委員會：由毛澤東為主席、由王明為書記。秘書處由5人組成，他們是：毛澤東、張聞天、王明、康生、陳云。

　　由于蔣介石希望了解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戰特別是對國民黨的態度，特邀王明赴武漢一談。因此會議決定，王明可去武漢一趟，同國民黨談判，但應很快回延安工作。

　　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占領國民黨首都南京，在華中方面軍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師團長谷壽夫的指揮下，日軍進行了長達6周時間的血腥大屠殺，中國軍民被殺害30余萬人。

　　12月18日，王明、博古、周恩來、凱豐到達漢口。

　　12月21日，王明、博古、周恩來、凱豐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會見了蔣介石。王明在會見中就如何改善工農處境、調動他們參加抗日的積極性，低三下四地乞求蔣介石說：

　　“我們甚望賢明的中央和地方當局，對各地有產階級分子采取說服和立法的辦法，使他們改正對于勞苦大眾的態度，使他們對勞動群眾作必要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讓步，以便提高勞動者法權地位和改善勞動者痛苦生活。”

　　蔣介石一見王明，就高興了。會見結束后，蔣介石說，希望王明“在漢相助”。經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就留在了武漢工作。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長江局在武漢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將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合并為一個組織，由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7人組成，對外稱中央代表團，對內稱中共中央長江局。周恩來不經過中共中央，擅自把長江局書記讓給王明，他自己為副書記。周恩來支持了王明的錯誤。王明的目的又一次達到了。

　　此時，在武漢的政治局委員有5人：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項英，毛澤東不得不再退讓一步，予以承認。

　　從此，王明以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的身份，多次違背黨的組織紀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名義發表宣言和談話。王明頭腦發熱，幻想總有一天，會成為中共七大的總書記。因此，他企圖在武漢建立第二中央。王明的這一做法，卻遭到了凱豐的強烈反對。

　　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

　　12月25日，王明在武漢擅自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后勝利》。公開吹捧蔣介石是領導全國軍民“英勇抗戰”，提出了右傾投降機會主義的六大綱領，與洛川會議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對抗。

　　他在發表的《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中，竟然說國民黨“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是“為中國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奮斗的最大政黨”，說蔣介石是“堅決領導抗戰的人物，將成為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說“國民黨內部”“絕沒有什么法西斯蒂一類的組織”。

　　他在《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演講中，否定中共要求國民黨開放民主、改善民生的要求。他說：

　　“現在也有一種惡傾向，就是先問民主自由夠不夠，然后再談統一戰線。這是不對的。統一戰線的建立，抗日之外沒有其它的條件。”“抗日高于一切”。

　　他提出了毫無原則毫無立場的所謂對友黨友軍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他說對友黨友軍要：“大公無私、仁至義盡，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

　　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思潮對新四軍工作及武漢地區抗日救亡工作，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此時，武漢地區有共產黨領導的青年救國聯合會、民族解放先鋒和蟻社等進步的抗日救亡群眾團體，頗為活躍，社會影響很大。王明為了表示誠意，在國民黨當局的壓力下，下令這些團體去到國民黨政府登記，結果一個個被國民黨下令解散了。王明將這些抗日團體的一部分干部輸送到國民黨軍隊中去了。

　　12月底，西路軍部分干部經新疆、蘭州、西安回到延安，他們是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郭天民、曾傳六、李天煥。毛澤東在接見他們時說：

　　“西路軍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少數民族地區，人煙稀少，群眾中革命工作基礎又很差，地勢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大漠，在幾十里寬的一條狹窄地區，運動不便，敵人多是騎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騎兵作戰的經驗，這些情況，使西路軍在失敗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西路軍失敗了，但這不是西路軍廣大的干部和戰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

　　1937年底的一天中午，校長辦公室通知剛到抗大學習不久的陳先瑞說：

　　“下午3點，你到毛主席家里去一趟。”

　　這天下午3時許，陳先瑞準時趕到毛澤東的住處，一進門，毛澤東便迎上去，握著他的手說：

　　“你叫陳先瑞，國民黨的報紙把你的名字寫成‘陳光瑞’，不管是‘先’還是‘光’，反正你在陜南堅持斗爭挺有點名氣，在國民黨那里是掛了號的。人家動用幾萬軍隊圍攻你們，就是沒搞倒你們，這說明國民黨不行。你的名字，我早就從報紙上知道了，人家還要活捉你，賞1萬大洋。你知道嗎?1萬大洋可不少啊!”

　　陳先瑞是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他見毛澤東說起他的情況如數家珍，感到非常驚奇。毛澤東看到他吃驚的樣子，爽朗地笑了。

　　陳先瑞在桌旁的一條木凳上坐下來，毛澤東坐在桌子的對面。他伸手從旁邊的書堆上拿起一包煙，抽出一支點燃了抽起來。陳先瑞趁這個機會，打量了一下簡陋的房間，又觀察了一下毛澤東，只見他穿著一身舊的灰棉衣，身材挺魁偉，頭發往后梳著，寬寬的額頭，炯炯有神的眼睛，給人一種很不平凡的感覺。

　　毛澤東一邊抽煙一邊說：

　　“鄂豫皖邊區鬧革命是比較早的，出了一大批紅軍干部，你15歲就當紅軍了，也是一個紅小鬼呀。”

　　接著，毛澤東問起紅25軍在鄂豫皖時期和在長征中的情況，又問了紅74師在鄂豫陜邊堅持斗爭的情況。他說：

　　“你們在陜南干得好，國民黨動用大量軍隊進攻你們，你們不但沒跨，反而發展壯大了。主力紅軍在西邊行動，你們在東邊鬧華山，配合得好啊!你們保存了兩千多人的力量，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我們過去天天行軍打仗，沒有時間總結。現在有了陜甘寧這塊根據地，可以很好地總結一下過去的經驗。”

　　毛澤東又問陳先瑞參加抗大學習有什么想法，有沒有困難?陳先瑞說：

　　“這是我參加革命后的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是各級領導對我的關懷，我是有決心學好的。”

　　毛澤東高興地說：

　　“我們黨決定辦抗大，就是要有計劃地把高級干部調來培訓。現在，我們有很多紅軍干部，革命信念很堅定，道理也懂一些，有實戰經驗，但就是理論水平不高，文化學習不夠，軍事理論素養較低，光實干，不會講，不能寫，光知道打仗，不熟悉指揮藝術，這是不行的。我們辦抗大，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一批批來，一步步提高。你這次來學習，也是我們下了很大決心的。”

　　已經是下午5點多了，毛澤東站了起來，說：

　　“就談到這里吧。請你來作客，就要給客人飯吃呀!”

　　警衛員把飯菜端了上來，很簡單，一葷三素，外加一盤辣椒。毛澤東一邊往陳先瑞碗里夾菜，一邊說：

　　“菜不好，但要吃飽，到我這里作客可不能餓著。”

　　飯后，陳光瑞向毛澤東告辭，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

　　“歡迎你今后常來作客。”

　　1938年1月，林育英因以前多次受傷，身體多病，被毛澤東從太行山129師調回延安休養。他在陜北創辦了職工大隊。

　　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接任129師政委。是年他34歲。

　　1月6日，新四軍軍部從漢口移到南昌，設立在南昌市高升巷原北洋軍閥張勛公館內。

　　也就在1月6日這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聞天，設晚宴歡迎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梁漱溟到延安訪問。

　　當梁漱溟與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劈頭第一句話就說：

　　“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你還記不記得?民國7年，在北京大學，那時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您常到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的門。后來，楊懷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楊家女婿。”

　　毛澤東一席話，使梁漱溟驚愕得說不出話，頓了頓，他才向毛澤東頻頻點頭，連聲說：

　　“是的，有這事，有這事，好記性!”

　　毛澤東驚人的記憶力，喚醒了梁漱溟深藏在腦海的20年前的往事。

　　原來，梁漱溟原名叫梁煥鼎，祖籍廣西桂林，189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個仕宦之家，比毛澤東大70天。辛亥革命時，他加入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開始參加政治活動。民國后，擔任《民國報》記者。1912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梁漱溟成為國民黨黨員。1916年10月，他被蔡元培聘為北大印度哲學教師。從1918年下半年開始，他的堂兄梁煥奎結識了一位知交，那就是楊懷中先生。楊懷中常到梁煥奎家中去，一來二去，梁漱溟與楊懷中逐漸相熟。梁漱溟得知楊懷中也在北京大學任教，是一位對哲學很有研究的學者，便與他討論哲學問題，還時常到楊懷中家中造訪。在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3月以前，梁漱溟晚間到楊懷中家，常有一個高個子的湖南青年開大門。他們彼此相視點頭，寒暄幾句，并不互報姓名。梁漱溟在客廳與楊懷中交談，這個青年卻從不加入。梁漱溟以為這個青年是楊懷中湖南的親友或同鄉，也從沒有問過。后來，楊懷中告訴梁漱溟說：

　　“這位青年是我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學生，有才有為，他叫毛澤東。”

　　楊懷中還說，經他推薦，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白天上班和學習，晚上，回楊家住宿。梁漱溟并沒有記住毛澤東這個名字。楊懷中病故后，因為身后蕭條，蔡元培校長出面發動募捐，資助楊家辦喪事。梁漱溟也是出資者之一。此后，梁漱溟仍在北大教書。1920年，他著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在學術界引起反響與批評。1924年，梁漱溟辭去北大工作，到華南、華東一帶考察，主張鄉村建設。從1931年起，梁漱溟在山東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率領他的信徒，從事了長達7年的鄉村建設運動。全面抗戰爆發后，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工作再也維持不下去了。而此時的蔣介石為了贏得人民的信任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在“最高國務會議”內成立了一個咨詢性質的機構，叫“參議會”，邀請社會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參加，借以裝點門面。梁漱溟作為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也在蔣介石邀請之列。于是，梁漱溟就成為國防參議會的參議員。不久，國防參議會被國民參政會所取代，梁漱溟隨之也就成為參政員。

　　20多年過去了，梁漱溟從一個年輕的大學教師變成了知名的學者和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他沒有想到，他這次專程前來拜會的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就是當初那個經常替他開門的湖南高個子青年。望著站在眼前的毛澤東，梁漱溟產生了一種老熟人相逢的感覺。毛澤東豪爽而熱情的笑聲，使梁漱溟那書生氣的拘謹在片刻之間化為烏有。

　　此后，毛澤東與梁漱溟總共長談了8次，每次的時間都在兩個小時以上，其中有兩次最長的會談是通宵達旦。

　　頭一天夜間談話，從下午6時到次日凌晨。時值冬天，延安氣候寒冷。談話的地點不在窯洞，而在延安城內的一間瓦房里，6點鐘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燈，很暖和。毛澤東對梁漱溟解釋說，這是在屋外的地下燒火，地面和墻都很散熱的緣故。

　　毛澤東和梁漱溟先敘了舊誼，談話就轉入正題。梁漱溟開門見山提出抗日戰爭的前途問題。他說：

　　“我對目前的抗戰情況甚感失望。戰場上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國民黨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我個人心中也十分悲觀。不知道如此下去，中國的前途將會怎樣?中華民族會亡嗎?我這次到來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領袖討教。”

　　毛澤東耐心地聽著，沒有插話，就是抽煙，喝水。他等梁漱溟說完了，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斷而斬釘截鐵地答道：

　　“梁先生，你所聽到看到的若干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

　　毛澤東一開頭口氣就這么肯定，神態這么堅決，完全出乎梁漱溟的意外。他接著十分詳盡地分析了國內國際形勢，分析了敵、我、友三方力量的對比。他還說：

　　“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戰爭要經過防御、相持、反攻3個戰略階段。在3個階段中，敵我力量將由敵強我弱轉化為敵弱我強，最終的結果是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光明前途。”

　　毛澤東講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說：

　　“毛先生，可以這樣說，幾年來對于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樣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

　　梁漱溟不由得想起了蔣介石。蔣介石的講話、文件，梁漱溟看過、聽過，個別交談也有過幾次，但是，從來沒有毛澤東這么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梁漱溟接著說：

　　“您今天的談話，使我豁然開朗，受益良多。”

　　毛澤東謙虛地說：

　　“梁先生過獎了。”

　　梁漱溟話鋒一轉，向毛澤東詢問起有關國共兩黨合作和國家統一問題。他說：

　　“在我看來，中國有兩面，一面對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對內要完成社會改造，即建設新中國。”

　　毛澤東回答說：

　　“梁先生的這種看法，我完全同意。”

　　聽毛澤東說同意他的見解，梁漱溟感到振奮和鼓舞，他索性將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全部兜了出來。針對毛澤東所說的目前應當一切服從抗戰，梁漱溟提出不同看法，他說：

　　“這在我也沒有疑問。不過我卻要求，在今日民族對外之時，決定我們本身社會改造一事。我認為，此一決定為對外抗戰所必要，有兩個理由在這里：一則，真心團結而后能抗戰，團結不力則抗戰不力。但如今日的團結，明明根基甚淺，幾乎是一時手段，甚感不夠。完成社會改造為中華民族自身基本問題，必在此問題上徹底打通，彼此一致，團結才是真的。否則，隱略不談，必生后患。二則抗戰必求他國，而我們的友邦一面有資本主義的英、美，一面有共產主義的蘇聯，如果我們自己的國策未定，恐難交得上朋友。中國要決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中國必須認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開在國際環境中的局面。”

　　使梁漱溟感到意外的是，毛澤東竟然再次對他的觀點表示贊同。轉眼間，已是后半夜了。毛澤東客氣地說：

　　“梁先生，您旅途勞累了，今天我們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談吧!”

　　梁漱溟起身告辭，將他的兩種小冊子和40萬字的著作《鄉村建設理論》贈給毛澤東，他說：

　　“我先送您一本書，請先翻翻，明天的談話，就從我這本書開始，好不好?”

　　毛澤東說：

　　“隨便，隨便，朋友之間，無話不談嗎?”

　　第二天，毛澤東與梁漱溟的長談也是從下午 6點開始。這次一直談到次日天明，整整一個通宵，雙方欲罷不能。這次長談，梁漱溟稱之為“互不相讓的爭論”。

　　他們談話的內容，是抗戰勝利后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的問題。

　　毛澤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書，取出一卷紙，紙上已將梁漱溟書中的要點，全部摘錄排列得井井有條。毛澤東說：

　　“大作拜讀了，但看得不細，主要之點都看過了。我還從大作中摘出一些結論性的話。概括地說，您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您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認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革命怎樣才能徹底?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是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分析、估計;從這一基本分析、估計而得出的力量對比出發，確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毛澤東詳盡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他說：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激化，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

　　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著一點，他表示對毛澤東的觀點不能茍同，他說：

　　“中國社會和歐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型的階級。在歐州封建社會中，地主兼領主為一個階級，農民為一個階級;在進入資本主義之后，又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種對立對抗，在中國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中國雖有貧富貴賤之分，但流轉相通。”

　　梁漱溟引用了許多例證加以說明，堅持主張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解決中國問題。毛澤東和梁漱溟都反復申述自己的觀點，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誰也說服不了誰。梁漱溟總是堅持兩句話：

　　“中國老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或近代均不同。而且，中國革命是從外國引進的，不是內部自發的，革命的這種特殊性根源于中國社會的特殊構造。”

　　毛澤東說：

　　“梁先生，你是過分強調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但中國社會仍然具有與其它社會相似的一般性。”

　　梁漱溟馬上反駁：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性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乎?”

　　毛澤東不得不嘆道：

　　“梁先生!你是個宣傳家哩。”

　　毛澤東和梁漱溟爭論激烈，互不相讓，但是，兩人都沒有動氣。梁漱溟在他的《訪問延安》一文中寫道：

　　“古時諸葛公稱關美髯曰逸群絕倫，我今亦有此嘆。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里沒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這樣描述他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

　　“我記得兩人長談時，我坐著的時候居多，而毛主席則常在室內來回踱步，邊走邊說。有時，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顯得很隨和，很自然。這樣的談話形式，使人感到從容而親切。可是，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時，兩人又都互不相讓，不從各自的立場后退一步。我們的爭論很激烈，但毛主席從沒有動氣。由此可見他的氣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談話結束之后，好象彼此心氣相通，毫無隔閡之感，而且，心里總覺得有一種滿舒暢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長談之后，懷著這樣的舒暢的心情，退出他的住室。”

　　梁漱溟后來在93歲時，再次向采訪的記者描述了他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他說：

　　“現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的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著一件皮袍子，時而踱步，時而坐下，有時在床上一躺，十分輕松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后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不必先作結論，姑且留存，聽下回分解吧。’”

　　欲知毛澤東和梁漱溟后來的關系怎樣?請往下慢慢看。

　　第129章

　　“梁先生，我也對你說一句要緊的話，要貢獻你一句要緊的話。

　　恩格斯寫了一本書，叫《反杜林論》。你要讀讀《反杜林論》。”

　　話說1938年1月10日，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成立，并通電全國，宣告晉察冀邊區政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敵后抗日民主政權。這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發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一個重大勝利。

　　王明卻說，這樣做“對全國統一戰線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應該“由閻批準，再經過閻呈報中央”。

　　不管王明高興不高興，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還是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在1938年初，劉伯承率領的129師主力開創了以太行山為中心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賀龍率領的120師在大力開展晉西北群眾工作的基礎上，成立游擊隊和自衛軍及各種群眾組織，分散開展游擊戰爭，創建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中共山東省委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在全省范圍內先后發動了二三十次抗日起義，在冀魯邊、魯西、太西、魯西北、膠東、清河、魯中、魯南、微山湖西等地區，奠定了抗日基礎。

　　1月12日晚，毛澤東給艾思奇寫了一封回信。

　　艾思奇是在陜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聆聽了毛澤東《論魯迅》的講話后，認為很有必要在延安開展魯迅研究，但苦于手頭資料有限，于是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借閱《魯迅全集》，并談到了其它一些問題。毛澤東在給他的復信中寫道：

　　思奇同志：

　　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軍事問題我在開始研究，但寫文章暫時還不可能。哲學書多研究一會兒再寫還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幾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鄉村運動理論》有許多怪議論，可去找他談談。

　　有空可來談，但請在星一星五兩天以外之晚上。

　　敬禮!

　　毛澤東

　　1月12日夜

　　1月20日，毛澤東在給艾思奇的信中說，要有一套《魯迅全集》。于是，經艾思奇聯系，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給毛澤東寄來了一套黑漆皮燙金書脊的《魯迅全集》精裝本，共20冊。后來，毛澤東一直把這套書帶到了中南海。

　　1月25日，梁漱溟經過20天的參觀、訪問和會談，離開延安返回西安，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都到場歡送。臨別之際，毛澤東執意請梁漱溟多提意見，梁漱溟說：

　　“這里生氣勃勃，覺得很好。”

　　毛澤東說：

　　“不行，這是客套話。”

　　毛澤東非要梁漱溟提出批評不可，態度十分誠懇。梁漱溟便直率地說：

　　“希望你對自己不要過于自信，對別人不要過于懷疑。”

　　毛澤東點頭微笑，表示謝意。又說：

　　“梁先生，我也對你說一句要緊的話，要貢獻你一句要緊的話。恩格斯寫了一本書，叫《反杜林論》。你要讀讀《反杜林論》。”

　　說罷，二人握手，互道后會有期。后來，梁漱溟聽從了毛澤東的勸告，回到武漢就找了《反杜林論》閱讀。

　　1月間，賀子珍的父親賀煥文在贛州河西三寶經堂病逝。

　　原來，毛澤覃犧牲后，賀煥文夫婦隨女兒賀怡到于都一個紅軍戰士的家中避難，后來又一起到了贛州，賀煥文在江西后方辦事處當主任。在賀煥文逝世時，身邊連一個子女也沒有，項英和楊尚奎拿出130元，為他辦理了喪事。

　　自此，杜秀孑然一身，甚是凄苦。中共黨組織就把她送到延安，想讓她跟著賀子珍過日子。可是，賀子珍早已去了蘇聯。毛澤東就把岳母當作自己的親生母親一樣奉養，直到杜秀病逝。毛澤東把岳母安葬后，還為老人立了一塊石碑。后來胡宗南占領延安后，把杜秀的墳墓挖了。毛澤東在延安收復后，自己拿出10塊銀元，請當地老鄉為岳母重新修了墳墓。這也是毛澤東做為女婿的赤誠孝心，著實令人欽敬。

　　1938年初，傅作義就任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總部駐離石縣柳林鎮。毛澤東派人到柳林鎮會見傅作義，商談抗日問題。

　　1938年2月4日，八路軍總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命令晉察冀軍區部隊積極向平漢、津浦鐵路北段發展，破壞敵之鐵路交通，打擊和牽制敵人。

　　這一天，毛澤東據此重提創建冀東根據地的霧靈山計劃。

　　冀東是聯結東北和華北的咽喉地帶。早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就以戰略家的眼光提出冀東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他說：紅軍要有一支部隊于敵后冀東，以霧靈山為根據地，進行游擊戰爭。現在，為配合國民黨軍徐州會戰取得勝利，實施這一計劃的時機成熟了。八路軍總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從晉察冀和晉西北抽調兵力，組成八路軍第4縱隊，向冀東進軍，開始了創建冀東、平西抗日根據地的斗爭。

　　2月上旬，新四軍軍部命令：江南各游擊隊到皖南歙縣的巖寺集結整編;江北各游擊隊分別在湖北黃安縣的七里坪和河南確山縣的竹溝等地集結整編。

　　此時，堅持南方游擊戰爭的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除瓊崖地區馮白駒領導的游擊隊和拒不下山的游擊隊外，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都集結到了指定地域，他們是：

　　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方方領導的閩西南游擊隊，約有1200人，500多枝槍。

　　葉飛領導的閩東游擊隊，有920余人，500多枝槍。

　　傅秋濤領導的湘鄂贛游擊隊，有1100人，350枝槍。

　　黃道領導的閩浙贛游擊隊，有929人，319枝槍，3挺重機槍，3挺輕機槍。

　　粟裕、劉英領導的浙南游擊隊，有600人，200枝槍。

　　鐘得勝領導的閩贛游擊隊，有300人，150枝槍。

　　關英等人領導的皖浙贛邊游擊隊，有398人，75枝槍。

　　譚余保領導的湘贛邊游擊隊，有335人，200枝槍。

　　項英、陳毅領導的贛粵邊游擊隊和桂東游擊隊，有450人，215枝槍。

　　高敬亭、林維先領導的鄂豫皖游擊隊，有900多人，500枝槍。

　　周駿鳴領導的豫南桐柏山游擊隊，有600人左右。

　　李林等領導的湘南游擊隊，分兩部分計300余人。

　　經過統編，新四軍全軍共有10300余人，編為4個支隊。

　　第1支隊由湘鄂贛邊16師、粵贛邊、湘贛邊及贛東北的紅軍游擊隊組成：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傅秋濤，參謀長胡發堅，政治部主任劉炎。下轄：

　　第1團，團長傅秋濤(兼)，副團長江渭清，參謀長王懷生，政治部主任鐘期光;第2團，團長張正坤，副團長劉享喜，參謀長王必成，政治部主任蕭國生。

　　第2支隊由閩西、閩贛邊、閩南及浙南的紅軍游擊隊組成：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參謀長羅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轄：

　　第3團，團長黃火星，副團長邱金聲，參謀長熊夢輝，政治部主任鐘國楚;第4團，團長盧勝，副團長葉道之，參謀長王勝，政治部主任繆海濤。

　　第3支隊由閩北、閩東的紅軍游擊隊組成：司令員張云逸(兼)，副司令員譚震林，參謀長趙凌波，政治部主任胡榮。下轄：

　　第5團，團長饒守坤，副團長曾昭銘，參謀長桂蓬州，政治部主任劉文;第6團，團長葉飛，副團長吳焜，參謀長黃元炎，政治部主任源英平。

　　第4支隊由鄂豫皖紅28軍、豫南紅軍游擊隊組成：司令員高敬亭，參謀長林維先，政治部主任蕭望東。下轄：

　　第7團，團長曹玉福，副團長楊克志，參謀長林英堅，政治部主任胡繼亭;第8團，團長周駿鳴，副團長林凱，參謀長趙啟民，政治部主任徐祥茅;第9團，團長顧士多，副團長高志榮，參謀長唐少田，政治部主任鄭重。

　　另以湘南及閩中的紅軍游擊隊組成軍部特務營。

　　根據新四軍的命令，后來在2月20日，第1、2、3支隊向巖寺集中，第4支隊向合肥、舒城、無為地區集中。

　　再說2月9日，王明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了一篇由他自己起草的與新中華報記者其光的談話。他在文章發表之后，才電告黨中央和毛澤東說：

　　“用毛澤東的名義發表一篇2月2日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的談話，此稿由紹禹起草。”

　　王明在一大批黨的高級領導人的追捧下，狂傲之態由此可見。

　　2月14日，項英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說：

　　“新四軍目前行動不宜全部集結巖寺，現首先以第1支隊出動，第2支隊則在第1支隊實際到達之后再行動。葉挺偕陳毅今晨去績溪會晤顧祝同，要求新四軍不住巖寺，盡可能向前伸出到蘇浙皖之昌化、績溪、孝豐、宣城、寧國，以游擊戰在戰略上配合正規軍為原則，受領一定的機動任務。如不能取得所希望要求，則一面到巖寺，一面即出發前進，不在巖寺集結停留。”

　　2月15日，毛澤東給項英、陳毅回電說：

　　“同意14日電的行動原則，力爭集中蘇浙皖邊發展游擊戰爭。但在目前最有利于發展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溧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4軍基礎。如有兩個支隊，則至少有1個在茅山山脈，另1個則位于吳興、廣德、宣城之線發動策應。”

　　2月15日，毛澤東給范長江寫了一封長信，回答了他在來信中提出的問題，進一步闡述民主政治與黨領導軍隊的意見。

　　原來，范長江在接到1937年3月29日毛澤東給他的信后，非常興奮，一連給毛澤東寫了好幾封信，繼續討論中國的前途問題。毛澤東在給15日的復信中說：

　　“先生所提出的問題，都是國家的重大問題，要說個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決先生問題的主要一點，我認為即是真實地承認并執行一個共同綱領。”

　　“我們誠懇希望中國永遠不要內戰，我在去年5月延安會議所作報告的結論中，對于遙遠的中國前途——民主革命到社會革命的轉變，都曾指出共產黨應該爭取和平轉變，而避免流血，何況在戰勝外敵與建立民主國的階段之內?故問題實質不在共產黨，而在國民黨的真實政治態度，即從抗戰到建國的全部綱領之態度。”

　　毛澤東在信中對范長江熱情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的態度，表示贊賞。

　　不久，范長江與胡愈之等人創辦了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內的新聞事業機關“國際新聞社”，向海內外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斗爭和民主運動。1939年，范長江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為革命工作。此是后話，待后詳述。

　　2月15日，毛澤東提出八路軍115師全部向東出動，分3步向河北、山東進軍的戰略設想。

　　從此，115師陸續分批出動。到38年11月，115師除留下陳士榘指揮的第343旅之補充團之外，主力全部由陳光、羅榮桓率領向山東進軍，后來建立了山東抗日根據地。

　　在2月的一個午后，毛澤東身穿一件灰色棉軍裝，腳穿棉布鞋，正坐在一張藤椅上伏案批閱文件。警衛員小王揭開窯洞門簾，輕聲報告說：

　　“主席，朱仲麗醫生來了。”

　　“好，請進!”

　　一位身著棉軍裝年齡大約二十二三歲的年輕女子，隨著毛澤東召喚，輕盈地步入窯洞。毛澤東將毛筆放在盛滿墨汁的大硯池上，合攏文件，站起來轉過身子，指著身邊的椅子對那名女子微笑著說：

　　“請坐。”

　　“毛叔叔，你健旺!”

　　女子乖巧地脫口而出，向毛澤東表示了很親近的問候。她又忙不迭地將右手舉到帽檐上，兩腿并攏，喊了一聲：

　　“毛主席，敬禮!”

　　毛澤東看著女孩子的這一番動作，禁不住笑了起來，說：

　　“來，坐這兒。”

　　你道這位年輕女子是誰?原來她是蕭勁光夫人朱慕慈的小妹朱仲麗。她們的父親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劍凡，朱慕慈是朱劍凡的長女，朱仲麗是朱劍凡最小的女兒，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毛澤東在20年代和朱劍凡是忘年之交，經常到朱劍凡家里去拜訪。那時僅有數歲的朱仲麗管毛澤東叫“毛叔叔”，而毛澤東則親昵地稱她為“八妹子”。

　　毛澤東看著朱仲麗有點拘束的樣子，就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說：

　　“時間過得真快呀!你長大了。我在長沙看見你的時候，你剛學會講幾句話，走幾步路，今天倒會向我敬禮了!”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望著朱仲麗又說：

　　“噢，是個醫生了。讀了幾年?”

　　朱仲麗回答說：

　　“讀了5年，實習2年，才算畢業。先是在上海同德醫學院，后來又到東南醫學院。畢業后到南京中央醫院。”

　　毛澤東笑瞇瞇地說：

　　“不錯嘛，一共7年，是醫學碩士嘍。牌子響當當的。”

　　“我的經驗不多。”

　　毛澤東吸了一口煙，突然又問道：

　　“你是想當一個賣狗皮膏藥的醫生，還是想當一個‘蒙古大夫’呢?”

　　朱仲麗說：

　　“我不當賣狗皮膏藥的醫生，因為狗皮膏藥百病都治，又百病治不好。也不當‘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只是走馬觀花地看看病人，敷衍了事。當然，我也不愿意當像交易行里做買賣的醫生哩!”

　　“咦?倒看不出你很會講話哩，我也受到了你這個醫生的啟發啦!”

　　毛澤東說完，開懷大笑起來。朱仲麗連忙說：

　　“哪里，請主席指示!”

　　毛澤東說：

　　“你說的那種醫生，是專門為老爺太太們服務的。你來邊區工作，是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的，要準備當一個人民的醫生，當一個有無產階級作風的醫務人員。”

　　毛澤東將煙頭放在煙灰缸里，接著說：

　　“當醫生的人，要有一顆救死扶傷的心，還要以馬列主義理論武裝頭腦。缺乏這個基礎，就容易成為自私自利的醫生了。”

　　毛澤東見朱仲麗不住地點頭，又說：

　　“現在，你是個大醫生了，要記住，到共產黨隊伍中來，大醫生也好，小醫生也好，都不能自高自傲，因為你是來為人民服務的。”

　　“是的。毛主席，我記住了。我一定不驕傲。當年我爸爸有學問又有錢，為了革命，也沒有驕傲過。”

　　毛澤東見朱仲麗提起朱劍凡，沉默片刻，問道：

　　“他何時去世的?”

　　“我爸爸逃難到上海，開了一個地下酒店，憂國憂民，痛恨蔣介石，向往蘇區，憂出胃病來，1931年竟不治而去。”

　　“你爸爸是個好人，是一個難得的教育革命家!我年輕時，在長沙鬧革命，曾住在你爸爸辦的周南女校內，吃飯住宿都不叫我付錢。他過早地去世了，很可惜。你到延安的革命行列里來，是繼承父志嘍!”

　　“是的，毛主席。跟隨共產黨鬧革命，是爸爸的遺愿。”

　　朱仲麗說完，起身將雙手一直捧著放在膝上的禮品，放在毛澤東的辦公桌上說：

　　“毛主席，我媽媽問候你，叫我帶來一包火焙鯽魚，雖然只有這么一點兒，卻都是家鄉味兒。”

　　她說著把包打開，揀出一條3寸長的火焙鯽魚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接過魚就放在嘴里嚼。朱仲麗問：

　　“好吃嗎?”

　　毛澤東邊嚼邊點頭，說：

　　“好吃，好吃!我好久沒有吃到家鄉的火焙鯽魚了。”

　　毛澤東重新點燃一支香煙，說：

　　“今日看見你長大了，當醫生了，很高興。從今天起，我有病，就請你來看，你愿意嗎?”

　　朱仲麗高興地說：

　　“愿意，愿意!不過我作為醫生，第一請求你多散步;第二請求你少吸煙，最好戒掉;第三個，增加睡眠的時間……”

　　毛澤東不待朱仲麗說完，就說：

　　“你大概還有第4個要求。如果我告訴你，我是今天早晨4點鐘才睡覺，起床到現在只喝了杯茶，還沒有吃早飯的話，是不是要我多吃一點飯?”

　　朱仲麗是何等乖巧伶俐的人，聞言立即站起身來，說：

　　“哎呀!那您快點吃早飯吧，我告辭了。”

　　毛澤東也站起身，握著朱仲麗的手，說：

　　“好吧，我不留你了，寫信問候你媽媽。”

　　后來不久， 毛澤東與王稼祥等人在路上與朱仲麗相遇，毛澤東就把她作為醫生介紹給眾人。這是王稼祥與朱仲麗初次相識。

　　此時，王明剛剛從窯洞里走了出來，毛澤東瞟了他一眼，便把話題一轉，微笑著問朱仲麗說：

　　“小朱，你敢不敢開個牛皮公司，當老板呀?你如果有膽子，搞個宣傳工作挺可以呀!我們黨內現在有人就搞牛皮公司，當牛皮公司的老板得臉皮厚，不要臉紅。”

　　說完，哈哈大笑。朱仲麗看了王明一眼，就沖著毛澤東和王稼祥說：

　　“我可當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干不了!”

　　后來有一天，王稼祥給蕭勁光寫了一個便條，他寫的是：

　　“請你調給我兩匹小蒙古馬。此外，如果可以的話，請帶你的姨妹子來我處一玩。”

　　朱仲麗感到，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當作朋友來邀請的信號，也是一種求愛的表示。她很高興地和蕭勁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請他們下圍棋、打撲克。漸漸地，他們更加熟悉了。又經過了幾個月，王稼橡突然地問朱仲麗道：

　　“我們什么時后結婚?”

　　朱仲麗措手不及措，失聲問道：

　　“為什么要這么快?”

　　王稼祥哈哈大笑起來，他說：

　　“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就這樣，朱仲麗經姐夫蕭勁光牽線，在1939年3月5日與王稼祥正式結為夫妻。

　　欲知毛澤東后來與王稼祥及朱仲麗的交往，請耐心往后看。

　　第130章

　　“你能不能吃小米飯呢?小米飯養人哩!不吃小米飯要餓肚子的。”

　　話說1938年2月27日，王明回到延安，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明、康生、凱豐、任弼時、張國燾。這次會議一直開到3月1日才結束，史稱“三月政治局會議”。

　　前邊已經說過，毛澤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推舉任弼時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應召在2月從抗日前線回到延安。

　　2月27日，王明在會議上作主要發言。王明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上，否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作用。他說：

　　“反對不要中央政府的傾向。”“現在邊區要開放黨禁，允許國民黨公開活動。”“八路軍新占的區域，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必須服從中央政府。”

　　王明在軍事上提出了7個統一：統一武裝，統一編制，統一供給，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

　　王明主張八路軍、新四軍要進行正規戰，他說：

　　“確定和普遍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此時，國民黨正在華中拼命抵抗，中國共產黨內對如何抗戰也沒有統一意見。王明的意見，引起了在王明回國之前就主張打大仗打運動戰的那一部分人的共鳴。所以，王明的主張再度為與會多數人所擁護。

　　就在這緊要關頭，跟著王明一起從蘇聯回到延安的康生，卻反對王明的意見，他當著王明的面說：

　　“我們這些人誰也比不上毛澤東同志，沒有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革命的正確領導，我們這些人怎能夠坐在這里開會呢?還不和張國燾一樣斷送了紅軍?這個歷史的錯誤，我們再也不要犯了，一定要老老實實地向毛澤東同志學習。”

　　2月28日，毛澤東作了《抗日戰爭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作用》的長篇講話。任弼時、張聞天、康生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

　　1938年3月1日，王明作了長篇總結。毛澤東作了另一個演講。

　　王明、博古等人在武漢的活動，對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事業已經構成了一定的威脅。是時，武漢戰事吃緊，毛澤東利用這個機會在會上提議說：

　　“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漢去了。”

　　會議在表決毛澤東的提議時，只有康生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其余人都同意王明繼續去武漢。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再度獲得成功。其主要原因，一來是他是由共產國際派回國內的，有著耀眼的頭銜。他還聲稱，他所說的都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主張。二來是此人一談起馬列著作就滔滔不絕，善于蠱惑人心。所以，他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一時蒙蔽了不少人，政治局中絕大多數的與會者都贊同或附和他，致使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占了統治地位。但由于毛澤東及其他人的抗爭，王明雖然在兩次政治局會議上占主導地位;可這兩次會議卻都沒能通過一個正式決議或形成一個統一文件，這就將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影響，限制在局部范圍和地區。

　　任弼時在三月政治局會議結束后，受毛澤東派遣，立即赴莫斯科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的主要任務是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工作情況，清除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共產國際所形成的錯誤影響。他的另一個任務，就是請求蘇聯政府給予八路軍武器援助。

　　再說王明在“三月政治局會議”后，已是昏昏然飄飄然了，他認為，到七大時自己坐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寶座已經沒有問題了。所以他在武漢的工作中，便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目無黨規黨法，隨心所欲，亂來一氣了。他經常擅自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文章和談話，將個人凌駕予組織之上。這正應了紅樓夢里的一句話：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就在此時，中共另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出了一件大事，以至于影響了他整個一生。他就是林彪。

　　3月2日，林彪穿著在戰斗中繳獲來的日本軍大衣，騎著東洋大馬，帶著115師直屬隊的十幾個人，路徑閻錫山第19軍防區內的山西隰縣千客莊，駐防的19軍哨兵誤以為林彪一行是日本的騎兵來了，慌亂中也來不及辨別真假，對著他們就開了槍，其中一槍打中了身經百戰而從未受過傷的林彪的胸部。

　　115師政委羅榮桓立即將林彪受傷的情況，電告八路軍總部和中央軍委。毛澤東馬上回電指示，將林彪送回延安療傷;命令343旅旅長陳光代理林彪師長職務。

　　林彪的傷勢看起來并不算很嚴重，在進行簡單的包扎后，一直到黃河邊，林彪都是自己走的。林彪一回到延安，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等人多次到醫院看望他。延安各機關、各學校的負責人和師生們也紛紛到醫院慰問他。

　　林育英得知堂弟受傷回到了延安，也立即到醫院看望他。林彪一見到林育英，吃力地握著他的手，說：

　　“日本人沒打著我，卻意外地被國民黨的哨兵給傷了。真沒有料到。”

　　林育英惋惜地說：

　　“當初，咱們弟兄離開延安的時候，都下了決心，一定抓住這次到前線的機會，多消滅一些日本鬼子，為中華民族爭口氣。沒有想到幾個月的時間，我因病回了北方，你又因傷回了延安。”

　　林彪難過地說：

　　“我這回傷得比較重，恐怕一下子難以上前線了。”

　　林育英安慰他說：

　　“養傷不能急，還要心情愉快。你個性內向，不愛講話，養病要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此后，林育英每隔一兩天總要去看看林彪。

　　林彪本來就有神經衰弱癥，這一槍又傷及他的脊神經，日后給林彪帶來了終生未愈的植物神經紊亂癥。由于長期使用一些嗎啡和杜冷丁之類的藥物，久而久之，反而服藥成癮，還逐漸成了怕水、怕風、怕光、一緊張就出汗的毛病。此是后話，容后再敘。

　　再說3月3日，毛澤東參加了陜北公學6至10隊的畢業典禮，他給學員們的臨別贈言是：

　　“陜北公學是統一戰線的縮影，是進步的中國縮影，有陜北公學中國就不會亡。”

　　3月初，有人從蘇聯給毛澤東帶回來了兩個兒子的照片，毛澤東高興得一遍又一遍地看個沒完沒了。

　　原來，馮雪峰于1936年在上海費盡許多周折，終于找到了流落在上海的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毛岸英哥仨原是安置在董健吾家里的，因白色恐怖日甚一日，董健吾只好去了武漢工作。這樣，毛岸英兄弟3人的生活就無著落了，他們終日流浪街頭，居無定所。岸英、岸青到燒餅鋪當學徒，因為受不了老板的打罵，就又靠賣報、撿破爛、幫助推人力車維持生活。老三毛岸龍年紀尚小，終于與兩個哥哥失散，從此杳無音信。一種說法是他經不起多次折騰，病餓而死。究竟是死是活，后人不得而知。他唯一留在世上的是一張在大同幼稚園與小朋友們的合影，透過那張泛黃的照片，他那充滿稚氣的臉依稀可見。

　　有一次，毛岸青在街頭賣報時看到了一則讓他十分震驚的消息，上面寫著：

　　“軍息：偽中央區所屬之偽師長毛澤覃(系毛澤東胞弟)前因我軍積極搜剿，乃率領殘部，鼠匿瑞金東之黃鱔口東北大山中，本月26日，經我毛炳文部24師湯團，在該處搜獲，該匪頑抗拒捕，遂為我擊斃……”

　　毛岸青看著看著，眼淚模糊了雙眼，心里想：媽媽死了，小叔叔死了，小弟弟失蹤了，這是誰的罪過，我要報仇!他從口袋里掏出半支粉筆，在漆黑的電線桿上寫下了“打倒帝國主義”幾個字。突然一個巡捕和一個便衣特務跑過來，對他一陣拳打腳踢，岸青倒在水泥地上。在另一處賣報的毛岸英聞訊趕過來，見弟弟已經昏了過去，鼻孔、眼角流著鮮血。一個黃包車工人幫忙把他們送到他們居住的破廟里。沒有錢請醫生，同在一個破廟里的流浪兒搞來了姜湯、紅藥水。毛岸青蘇醒了，可他的耳朵聽不見聲音了，他被打成了腦震蕩。1936年6月底，中共黨組織通過張學良介紹，趁東北義勇軍司令李杜將軍去西歐考察實業的機會，將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的兒子董壽祺一同帶出國。1937年初，李杜一行人幾經輾轉，又經巴黎，終于到達了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郊區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院和伊萬諾夫城第一國際兒童院學習。

　　再說3月4日，毛澤東請去蘇聯的人帶給兒子一封信，他在信上寫道：

　　親愛的岸英、岸青：

　　時常想念你們，知道你們的情形尚好，有進步，并接到了你們的照片，十分地歡喜。現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們寫信給我。我是盼望你們來信給我啊!我的情形還好。以后有機會再寫信給你們。祝你們

　　健康、愉快與進步!

　　毛澤東

　　此時的毛岸英、毛岸青不僅得到了父親的關愛，同時也得到了賀媽媽的關心。這是在38年春天的一個上午，賀子珍去看望毛岸英和毛岸青。

　　一位叫阿烈耶夫的老師領著一個30歲上下的女干部模樣的人，來到毛岸英、毛岸青在兒童院的住處。阿烈耶夫叫著他們的俄文名字說：

　　“謝廖沙，戈勒，你們瞧她是誰?她是專門來看你們的。”

　　毛岸英哥倆一愣，心想，我們沒有親人在這里，怎么會有人專門看我們呢?他倆打量著來人，只見她濃眉毛，大眼睛，瘦長的個子，溫和的臉龐上帶著微笑。她回頭問阿烈耶夫說：

　　“他們就是岸英、岸青吧?”

　　阿烈耶夫說：

　　“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謝廖沙;這是弟弟岸青，叫戈勒。”

　　阿烈耶夫介紹罷，又對毛岸英哥倆說：

　　“她是你們的賀媽媽，賀子珍!剛從中國來，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是的!我就是賀子珍，到蘇聯后改名叫文英。”賀子珍臉上洋溢著笑意，親昵地說：“你們的爸爸可想你們哪!”

　　毛岸英哥倆從媽媽楊開慧犧牲后，便失去了母愛，“媽媽”這兩個字，對他們來說是太生疏了。他們既不向賀子珍喊媽媽，也不向她打聽爸爸的事兒。

　　“你們父親身體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著你們呢!”

　　賀子珍見兩個孩子不說話，又這樣說。阿烈耶夫見他們已經接上了頭，招呼賀子珍坐下來，就走了。

　　賀子珍見他們哥倆的床鋪又臟又亂，就把拎來的水果放在桌上，為他們收拾起來。整理好后，又彎腰把床下清理好。把他們的臟衣服卷起來，拿到河邊洗凈、晾開。毛岸英哥倆看到賀子珍忙里忙外，覺得過意不去，也就跟著干起來。忙完了，3個人才坐了下來。賀子珍把削了皮的蘋果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手里。毛岸英也忙泡了一杯熱茶送到賀子珍面前。

　　賀子珍所在的東方大學離兒童院不遠，每到周末或節假日，她總要帶些物品去看毛岸英哥倆。她把每月發給她的紅軍干部70盧布的待遇費，除了自己的必需開支之外，剩余的全用在了小哥倆身上。漸漸地，小哥倆也就到賀子珍住的共產國際辦公室的一間小屋里去玩。1938年5月，毛岸英、毛岸青感到很長一段時間沒見到賀子珍，不知道她是生病了還是回國了，就決定去看看她。哥倆一進門，就看到一個剛出生的小男孩，他們明白，這是父親的又一個兒子。

　　“哎唷，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

　　毛岸英盯著那小臉上打著褶的小男孩，左端詳右端詳，那高高大大的額頭，很像爸爸，就連鼻子眼睛也都像爸爸。

　　“對，小弟弟還真像爸爸。”

　　毛岸青說著就去輕輕地摸他的小手腕，逗著他玩。賀子珍見小哥倆高興，就說：

　　“因為他和你們是同一個爸爸呀!”

　　從此，賀子珍的小房間，就成了賀子珍和毛岸英哥倆團聚的家，賀子珍給他們講紅軍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講他們的爸爸，也講自己負傷的痛苦經歷，還給他們唱江西民歌。毛岸英也幫助賀子珍學習俄語。

　　賀子珍滿月后，就把孩子送到了嬰兒室，自己則進了東方大學讀書。孩子在10個月的時候，患了感冒。那幾天，孩子的情況不太好，賀子珍怕影響學習，不想請假，仍然把孩子送到嬰兒室。嬰兒室的條件很差，沒有護理好，孩子轉為肺炎，還沒來得及送醫院搶救，就夭折了。賀子珍流著淚把孩子葬在郊外的一處公墓里。

　　有一天，毛岸英哥倆再次回到這個溫暖的家里時，發現賀子珍變了，她變得衣衫不整，也不梳洗，無力地和衣躺在床上，好像突然間蒼老了許多。再一看，賀子珍淚流滿面，兩只眼睛癡癡地、呆呆地，沒有了往日的一點神色。毛岸英詫異之際，突然發現小弟弟也沒有在房間里，就急切地問：

　　“弟弟呢?小弟弟呢?”

　　賀子珍聞言，忍不住悲痛地嚎啕大哭起來。毛岸英這才知道可愛的小弟弟因感冒轉成肺炎，還沒等送到醫院就夭折了。毛岸英哥倆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淚如涌泉般地哭了起來。毛岸英勸賀子珍說：

　　“賀媽媽，您別難過了，您要保重身體。小弟弟不在了，還有我們呢，我們也是您的兒子呀!”

　　賀子珍聞言，突然停止了哭聲，從床上起來，一把將毛岸英哥倆緊緊地摟在懷里，“兒呀，兒呀!”不停地叫著。毛岸英、毛岸青感受到了母親的溫暖，也忍不住叫著“媽媽”，3個人頓時抱成一團，哭成了一團。

　　后來，毛澤東再婚的消息，隱隱約約地傳到了毛岸英哥倆和賀子珍的耳朵里，賀子珍還不怎么相信。毛岸英和弟弟想方設法，使她高興，有時說故事，有時講笑話。但是，他們倆誰都閉口不提他們總會想到的一個人——他們的爸爸毛澤東。此乃一段人間悲情，容后再敘。

　　3月6日，毛澤東給彭雪楓回復了一封電報。

　　彭雪楓是在3月1日致電毛澤東，他建議說：從目前山西戰局及陜北三邊形勢看，我軍有以陜南、豫西及川北之通南巴這一地域做大后方的必要。

　　毛澤東在復電中寫道：

　　雪楓：

　　電悉。甲：觀察甚當。目前根據地仍應堅持陜甘邊，但準備轉移時，最好是在鄂豫皖邊，望以大力發展該區工作。乙、干部可從抗大、陜公畢業生酌派一部給你們，并望從豫南各縣優秀青年中挑選最好的40名送抗大學習。丙、經費不足可否斟酌考慮向民眾募捐。河南局面不久將變化，熬過短時期就有辦法。丁、你們中心根據地在何縣何區?派人來走何路到何地與何人接觸?即告。隴海路即將隔斷，要指出走商南、淅川、唐縣至泌陽、桐柏這幾條路。

　　毛澤東

　　1938年3月，毛澤民的女兒毛遠志和毛慎儀與文靜純的女兒章淼洪，在表哥文賜生的護送下，通過長沙、武漢、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輾轉來到了延安。

　　原來，王淑蘭在1937年突然接到了多年中斷關系的毛澤民從延安的來信，他要毛遠志到延安學習和工作。是年年底，王淑蘭把女兒送到長沙。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安排毛遠志和表姐章淼洪同赴延安。

　　毛遠志來到延安時，她的爸爸毛澤民和錢希鈞已經去蘇聯治病去了。她在到延安的第二天，只好先去看望伯父毛澤東。毛遠志帶上了媽媽托她帶給毛澤東的云片糕，毛澤東見到遠道而來的侄女，非常高興，他吃著云片糕，說：

　　“好吃，好吃!多年沒有吃到家鄉的東西了。你媽媽現在怎么樣?”

　　毛遠志回答說：

　　“媽媽送我到了漢口，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毛澤東邊吃邊說：“四嫂是很會說話的，死人也會被她說活。你還有個大哥，你知道么?”

　　“不知道。”

　　“可惜他活到7歲時，得了肝炎，發高燒，送到長沙醫院治療，不料洗了個澡就死了。”

　　毛遠志想起媽媽囑咐的話，便對伯伯說：

　　“臨行前，媽媽一再交代我說，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要好好學習，要靠自己奮斗，不要打攪您。”

　　她還說要參加八路軍，要去抗大學習。毛澤東說：

　　“你年齡還小了點。”

　　說著順手在紙上寫了5個字讓毛遠志念，毛遠志連一個字也不認識。毛澤東笑著說：

　　“你應該先補習基礎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別處學習。”

　　“我就是盼著能上學讀書。”

　　“那好!”

　　毛澤東提筆給滕代遠寫了封信，請他送毛遠志去延安魯迅小學讀書。毛遠志又和伯父說了一會兒話，不便久留，就要告辭。臨走前，她向大伯講述了媽媽討米干革命的經歷，向大伯提出建議說，組織上是否可以給予媽媽一點資助。毛澤東沒有立即答應，要她按照組織原則向組織向上級反映。

　　后來，毛遠志將她媽媽的情況反映到陳云那里，陳云說：

　　“需要寄多少錢?”

　　毛遠志說：

　　“20元就夠了。”

　　陳云說：

　　“不算多。你提出的要求太低了。”

　　毛遠志剛到延安，不習慣吃陜北的小米飯，加上她有胃病，有時就到食堂找米飯鍋巴，用熱水泡泡吃。毛澤東的一位秘書看到了，給了她一塊錢，叫她每天花5分錢買碗粥喝。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立即把毛遠志叫去，說：

　　“你能不能吃小米飯呢?小米飯養人哩!不吃小米飯要餓肚子的。”

　　毛遠志聽了伯父的勸告，開始練著吃小米飯，很快也就適應了。

　　欲知毛澤東的親人們后來的情況如何?請看后邊的敘述。

　　東方翁曰：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及“三月政治局會議”可真夠兇險的!張聞天要讓出總書記在先，周恩來讓出長江局書記在后。更嚴重的是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除了在國外的王稼祥之外，在國內的只有康生、任弼時、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抗日戰爭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作用》的講話精神;而在關于王明去武漢的問題上，只有康生一個人支持毛澤東，其他絕大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人幾乎全部反水，站到了王明一邊，毛澤東又處在了十分孤立的地位。遵義會議后剛剛呈現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現在卻又是“山重水復疑無路”了。毛澤東為挽救危局，不動聲色地派出了任弼時，后來又派出了劉亞樓，他要來一個釜底抽薪，的確是高明之舉!也是中華民族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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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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