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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大傳(第四卷 風流人物) 第124--127章

東方直心 · 2013-09-2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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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1937年9月間,毛澤東在讀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一書時,作了3000余字的摘錄。他在給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寫道:思奇同志: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

  第124章

  “我們對于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軍隊,應采取愛護態度,不使

  他們擔任最危險的任務,不使他們給養物資缺乏。力戒輕視、忽

  視、譏笑、漠不關心及把他們置于危險地位等錯誤態度。”

  話說1937年9月間,毛澤東在讀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一書時,作了3000余字的摘錄。他在給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寫道: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近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毛澤東

  也就在這年的9月間,正忙于抗戰大計的毛澤東后院卻失了火,與他已經結婚10年的妻子賀子珍,決定要離開他了。

  此時的賀子珍由思想上的煩惱想到了自己的身體,身上的彈片太多了,使她常常處于極度痛苦之中。她想到了動手術,把彈片取出來。然而,延安的條件太差了,做不了這個手術。她決定到西安轉赴上海,在那兒取出彈片。就在這時,她不斷地嘔吐,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她說:“我生孩子生怕了”。于是,本來要走的決心就更加堅定了。

  毛澤東見賀子珍要走,就極力挽留她。他心里很清楚,賀子珍此時要走,肯定與自己有關系,就誠懇地對賀子珍說:

  “我這個人平時不愛落淚,只在3種情況下流過眼淚:一是我聽不得窮苦老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淚;二是跟過我的通訊員,我舍不得他們離開,有的通訊員犧牲了,我難過得落淚;三是在貴州聽說你負了傷,要不行了,我掉了淚。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騎過的馬老了,用過的鋼筆舊了,都舍不得換掉。我現在的情況,同在王明路線時期不同了,我有發言權了,以后不會再讓你像過去那樣,跟著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澤東的肺腑之言并沒有打動賀子珍的心,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外表溫柔卻極富個性,又拿出了當年不顧一切的勁頭,把女兒嬌嬌托付給奶媽,收拾起簡單的行李,拔腿就走了。

  賀子珍到了西安后,因抗戰形勢的變化,就滯留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在這里,她遇到了正要去延安的張國燾夫人楊子烈。

  此時,毛澤東很著急,托人捎口信,請她回延安。毛澤東還給她捎去一個裝滿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去了和解的愿望。但是,賀子珍已經鐵了心,決不回頭。她讓人給毛澤東捎回了一方白手絹,在上面寫了訣別信。她還用自己的津貼給毛澤東買了一床新被,自己仍然留在西安,這一住就是兩個多月。

  后來,賀子珍受王明、康生、陳云將于11月底從蘇聯經新疆迪化、蘭州、西安回延安的啟發,覺得上海不能去就去蘇聯,到那里去,不但可以取出彈片,養好身體,還有學習的機會。于是她就與11月來到西安準備赴蘇聯治病的蔡樹藩、鈡赤兵、徐夢秋以及張聞天夫人劉英一起,乘汽車從西安到了蘭州中共駐蘭州辦事處。此時王明3人已經從蘇聯飛抵蘭州,王明派陳云看望了他們。蘭州辦事處主任謝覺哉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毛澤東托謝覺哉勸回賀子珍,賀子珍根本聽不進去,堅持去蘇聯。謝覺哉后來非常后悔地說:“要是知道后來的事情搞成這個樣子,我那時候說什么也不會讓她走。”

  賀子珍一行乘坐運送軍火的飛機飛抵新疆迪化,住在鄧發任主任的中共駐新疆迪化辦事處。正在賀子珍等待飛機去蘇聯時,毛澤東又捎去口信,請她不要去蘇聯,一定要回到延安。賀子珍依然不理會毛澤東的這次召喚。不久,駐新疆辦事處收到一個電報,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機去蘇聯的干部,全部返回延安。這又是一個讓賀子珍回延安的好機會??墒牵R子珍還是沒有回去。不久,除了徐夢秋留下當盛世才的教育廳長外,賀子珍一行乘車到達阿拉木圖,在那里搭上火車直達莫斯科。替代王明成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稼祥,把賀子珍安排在郊外的東方大學分校住宿,由蘇聯人陪同進城到克里姆林宮醫院治病。

  賀子珍安頓好了以后,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馬上發去一封電報,仍然要她回延安。從國內到蘇聯的人,也多次給賀子珍捎來毛澤東的口信讓她回延安。此時賀子珍和毛澤東慪氣的情緒還沒有了,她就給毛澤東又寫了一封信,說她在蘇聯生了一個男孩,長得完全像毛澤東,她的奶水不夠孩子吃,孩子一半靠牛奶,一半靠米湯喂養。她還說這里的學習已經開始,等到2年后學業完成了,才能回去。并又一次提出和毛澤東離婚。毛澤東這一次同意了,并正式通知了黨內元老董必武。賀子珍給毛澤東寫有訣別信的那一方白手絹,毛澤東后來一直保存在他的鐵箱子里。直到1938年10月,賀子珍永遠地失去了毛澤東。這的確是一段讀來令人扼腕的歷史故事。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在回憶中說到毛澤東與賀子珍之間婚姻關系破裂,曾經說出了一番話,其中后邊的幾句非常驚人。她說:

  “其實,造成她和毛澤東離婚的原因,她應該負主要責任。賀子珍沒有文化修養,長期以來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就沖著毛澤東發脾氣,還動不動就揮槍動手。一次,一個美國女記者采訪毛澤東,采訪完畢后按照外國的禮節擁抱了毛澤東,賀子珍見狀撲上去就給了美國記者一個耳光,罵人家不要臉。此外,賀子珍的神經也出了問題,經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間往來,幾次流產。毛澤東曾經問過我一些問題,我都沒有完全如實地講出來。賀子珍要到蘇聯看病時,毛澤東再三不讓她去,她硬是要離開毛澤東。她生的孩子和毛澤東給她算的時間根本碰不到一起。這下,毛澤東震怒了!”

  且說1937年10月初,閻錫山在忻口會戰前,把周恩來請到他身邊,幫助出謀劃策,協調八路軍同國民黨軍隊共同作戰。周恩來將他與閻錫山商定的作戰計劃電告毛澤東。

  10月4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并轉告八路軍各師負責人說:

  “我們對于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軍隊,應采取愛護態度,不使他們擔任最危險的任務,不使他們給養物資缺乏。對作戰應使他們主要打幾個小勝仗,對動員民眾應詳告以政策、方法,對他們多取商量,表示殷勤愛護之意,力戒輕視、忽視、譏笑、漠不關心及把他們置于危險地位等錯誤態度。經過上述方針,爭取他們與紅軍團結一致,使他們真正愿意圍繞于紅軍周圍。為達上述目的,除作戰指揮由上級負責外,對他們應取態度及方法向全軍指戰員進行教育,使此方針能全體徹底執行之。”

  10月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朱德等人,同意周恩來與閻錫山商定的作戰計劃。

  10月6日黎明時分,延安毛澤東的住處仍亮著燈火,毛澤東依然在研究忻口會戰的計劃。忻口會戰即將開始,閻錫山的作戰計劃顯然是重視了晉北方向的防御,忽視了晉東方面的防御,而日軍占領石家莊后,必沿正太路向西進攻。毛澤東十分擔心這一點。他提筆起草了一封給周恩來、朱德等人的電報,提出華北作戰的戰略補充意見,他寫道:

  “敵占石家莊后,將向西面進攻,故龍泉關、娘子關兩點須集結重兵,實行堅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勝利。”“此戰役之關鍵在于下列3點:1、娘子關、龍泉關之堅守。2、正面忻口地區之守備與出擊(出擊是主要的)。3、敵后方之破壞。為達此目的,必須:1、要求南京速加派主力軍三四個師位于娘子關。2、要求衛立煌4個師擔任正面出擊兵團之主力,晉軍以兩個師協助出擊,余任守備。3、八路軍115師、120師主力,擔任從東西兩面破壞敵人側后縱深地區。另要求南京派主力軍兩個師從淶源、蔚縣行動。

  進入山西之敵,判斷總數似不過兩師半。為保衛晉北已經占領之數十縣,至少分散1個師,則攻太原者似至多不過一師半。雁門關以南又須沿途分兵守備,則達忻口一帶作戰者似將不過1個師左右,已處于我3面包圍中,如果龍泉關、娘子關能堅守1個月,又我方部署適當,則以我方兵力數量與質量計算,有可能暫時破壞敵人之進攻計劃。”

  毛澤東提出以115師主力北越,從東線襲擊敵人后方交通線,與120師主力在西線之行動配合,阻止日軍向山西正面之進攻。他估計:如此則115師“因轉移與作戰頻繁,要準備付出相當之代價,即應準備減員2000至2500。”毛澤東認為,八路軍做出這樣的犧牲,這在支持山西作戰,支持華北作戰較長之戰略目的,有很大意義。

  10月10日,毛澤東預計到華北戰場將發生急劇的變化,指示115師一部留在以五臺山脈為依托的晉察冀邊區,主力進入以呂梁山為依托的晉西地區;八路軍總部率129師主力進入以太行山脈為依托的晉冀豫邊區,以實行戰略展開,并進行創建根據地的工作。

  毛澤東在這一個時期,針對一些指戰員的疑惑,反復強調了獨立自主的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重要性,他在電文中說:

  “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于游擊戰爭。要設想在敵人整個占領華北后,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

  10月10日,在延安槍殺女青年劉茜的黃克功,在獄中給毛澤東及中央軍委寫了一封信,列舉了他在革命中的功績,請求赦免他的死罪,好讓他死在抗日的前線上。

  陜甘寧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從他那里得到一個關于黃克功案件的明確態度。

  黃克功,時年26歲。他在少年時代參加紅軍,參加過井岡山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二渡赤水和奪取婁山關的戰斗中,立過大功。擔任過師宣傳科長、團政委、旅政委。到延安后,黃克功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原任第15隊隊長,現任第6隊隊長。

  劉茜,年僅16歲,山西定襄人,七七事變后,由家鄉奔赴延安。她先是在抗大和黃克功在15隊學習,后被編入陜北公學。劉茜不僅年少貌美,而且能歌善舞。

  此時延安的女青年們找對象,有所謂“走長征路線”之說,進入抗日軍政大學15隊學習的劉茜,很快便愛上了年輕、帥氣的隊長黃克功,二人之間的關系倉促地定了下來,并且公開化了。經過一段時間接觸后,俊俏而富于浪漫情調的劉茜,發現她與有著工農干部作風的黃克功無話可說,他們的生活情趣習慣愛好等等有許多不同。而且黃克功還有不少缺點。劉茜遂提出要中斷戀愛關系。

  黃克功不甘心就此結束這段戀情,在9月5日那個月明星稀的晚上,約劉茜到延河邊散步,試圖強迫劉茜答應與他結婚。在遭到劉茜的拒絕后,黃克功說劉茜不忠貞,劉茜說:雙方都有權另找對象。兩人的口角越來越厲害,黃克功惱羞成怒,他拔出手槍威脅劉茜,逼婚未遂,便完全失去理智,對準劉茜扣動了扳機:“嘭”的一聲,劉茜應聲倒在血泊中。

  黃克功槍殺劉茜的事件發生后,國民黨的報刊將此事大肆渲染,稱之為“桃色新聞”,對中共和陜北根據地進行攻擊和污蔑。就是在根據地里,軍民們也是群情激憤,輿論紛紛。

  毛澤東親自到抗大研究處理意見,他神色嚴肅地說:

  “我們正從全國各地吸收大批知識青年來延安學習,黃克功的行為有極大的破壞作用,一定要審判處決,嚴肅法紀。”

  邊區高等法院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成立了以雷經天為審判長的審判庭,審理此案。

  黃克功在邊區法院的審判庭上,誠懇認罪。法院判處他死刑,他也毫無怨言。但他敞開襯衣,指著身上的無數傷疤,在歷數戰斗經過之后,請求法院并給毛澤東、中央軍委寫信說,不要讓他死在法場上,而是讓他戴罪立功,去戰死在陣地上。

  在法庭上的群眾中,也有許多人競相發言,說黃克功參加革命后,為黨工作多年,立有大功,應寬大處理,民族解放戰爭正需要這樣的人,給他個改過的機會,主張免他死刑;還有不少老紅軍戰士為之痛哭流涕。

  法庭主席團見群眾呼聲太高,就給毛澤東及中央寫信,要求改判。

  毛澤東先后看了黃克功和雷經天的信,他主張邊區政府司法機關應依法辦事。毛澤東認為,功勞歸功勞,殺人應當償命,不能因為他是黨的干部、又立過大功,就不依法處治。

  于是,毛澤東在10月10日這一天,給陜甘寧高等法院院長、審判黃克功案件的審判長雷經天寫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寫道:

  雷經天同志:

  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斗爭的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每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依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和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的自己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并宣布我這封信。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撫恤。

  毛澤東

  10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高等法院在延安陜北公學的大院里,召開公審駭人聽聞的黃克功情殺案。邊區政府高等法院刑庭的全體工作人員都參加了審判。

  黃克功毫不隱諱地向法庭陳述了他的簡歷,坦白交代了犯罪經過。他沒有為自己辯護,只是說“她破壞婚約是侮辱革命軍人”。

  審判長雷經天問道:

  “你有什么請求?”

  黃克功說:

  “如果判處我死刑,我希望死在與敵人作戰的戰場上。我請求給我一挺機關槍,由執法隊督陣,我要死在與敵人的沖殺中。”

  雷經天當眾宣讀了毛澤東的信,黃克功聽了以后,深深地低下了頭。

  雷經天莊嚴宣布:陜甘寧高等法院維持原判,將黃克功處以死刑,立即執行。黃克功沒有表示任何反抗、抵觸、激動或者消沉情緒。刑警隊押著黃克功向刑場走去。

  干部群眾由此受到了極大的教育。老百姓們無不稱贊:共產黨人是堅持法治的。

  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南方8省13個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由中共提名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核定,又任命項英為副軍長,張云逸為參謀長,周子昆為副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為政治部副主任。

  中共中央又決定成立中共新四軍分局,以項英為書記,陳毅為副書記。

  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戰的新局面下,正如毛澤東所擔心的那樣,黨內和軍隊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又重新抬頭了。

  10月,中共西安地方黨組織,在國民黨市黨部以擴大組織予以合法名義的花言巧語欺騙下,將在西北乃至全國有重大政治影響的進步團體——西北救國會取消了。中共中央立即電令中共陜西省委,必須同右傾投降主義作斗爭,從此事件中汲取教訓;同時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工作。

  此一時期黨內還有人主張在國民黨尚未改變其一黨專政情況下,共產黨員可以參加國民黨政府。甚至有的人連對國民黨特務在根據地的破壞活動,也不敢進行堅決的斗爭了。就是在八路軍中,也有指揮員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某旅長曾經向毛澤東遞名片、講究官場排場。

  毛澤東和張聞天針對右傾事件不斷發生,連續發出反對投降主義的指示,告誡全黨說:

  在統一戰線中,右傾機會主義已成為黨的主要危險。

  10月13日,毛澤東在《關于對于國民黨投降主義傾向的指示》中,向全黨指示說:

  “民族統一戰線,不但不取消對于國民黨的錯誤政策進行批評與斗爭,而且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能使統一戰線充實、鞏固起來,使之繼續前進。”“對于國民黨投降主義傾向,必須開始斗爭”。

  10月,中共中央為了防止軍隊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決定恢復八路軍一度因國民黨干擾而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原來羅榮桓、關向應、林育英3人是按照國民黨軍隊的建制,分別擔任115師、120師、129師政訓處主任;自此改稱為八路軍3個師的政治委員。

  與中共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相反,東北軍53軍第691團在團長呂正操的領導下,于1937年10月,將部隊改稱為人民自衛軍,后來又改編為八路軍,留在冀中大平原堅持游擊戰爭,并創建了冀中根據地。

  毛澤東聽到這一消息后,十分高興,他電示聶榮臻說:

  “呂正操如能來延安,很想見見他。”

  10月13日,忻口會戰正式開始。周恩來在日軍發動總攻前,致電毛澤東說:擔心日軍如猛攻忻口,衛立煌部是否有極大勝利把握尚難判斷。

  毛澤東在13日晚復電周恩來說:

  “北面忻口反攻無充分把握,東面娘子關守備亦不大可靠。因娘子關不失則太原雖失仍可支持,如娘子關失守則華北戰局立即變為局部戰,失掉了全局的意義。須知華北戰局重點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關、龍泉關一帶之太行山脈。如太行山脈及正太路在我手,敵進太原如處甕中,我軍是還能有所作為的。”

  這一天,毛澤東第二次電告周恩來等人,提出準備于太原失守后,迅即執行原定的華北戰略部署,其目的是為了確保太行山脈、正太鐵路在我手中,準備向大同、張家口、北平做戰略反攻,堅持華北持久戰,用以消耗敵人,保衛中原各省。具體部署是:以現有太行山以東各部,并增加生力軍5個至10個師,位于龍泉關、娘子關及其以東地區,構筑堅固側面陣地,分向進攻之敵及平漢線舉行運動中的殲滅戰,以確保兩關及整個恒山山脈等。

  10月16日,毛澤東為了進一步克服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決定成立八路軍前方軍委分會(即“華北軍分會”)、各師軍政委員會,加強黨對軍隊的政治教育和領導。

  在忻口會戰中,當日軍在忻口正面遭到國民黨守軍抗擊之際,八路軍遵照毛澤東“向北突擊,掏其空虛后方”的指示,115師把從代縣經平型關、靈丘至張家口的敵后東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壞,并先后收復了繁峙、平型關、靈丘、廣靈、蔚縣、陽原、淶源等地;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復冀南數縣,直逼保安。

  115師在此期間,突襲日本總兵站原平鎮,在雁門關設伏,圍困代縣,先后斃俘日軍2300余人,焚毀汽車120多輛,斷絕交通,使前線日軍軍需匱乏,各種兵器不能充分發揮效能,有力地支援了忻口會戰。

  120師則切斷了日軍從代縣到大同的西路交通,兩度占領雁門關,收復了雁北數縣。

  10月18日,120師第358旅第716團在雁門關伏擊戰中,取得了摧毀敵人汽車百余輛,殲敵數百人的勝利。

  剛入晉的129師先遣隊第769團進至崞縣、代縣之間,襲擾敵軍。129師師部率第386旅的兩個團馳援娘子關,在七亙村重迭設伏,在黃崖底、廣陽山兩次伏擊,殲敵2000余人。娘子關日軍的滯留,使日軍截擊太原國民黨軍的計劃破產了。

  10月19日,陳錫聯、曾紹山率領129師769團以第3營為主力的部隊,在代縣夜襲陽明堡日軍飛機場,焚毀日軍飛機25架,殲滅敵守備隊100余人。這是八路軍第一次大規模摧毀敵機,輝煌戰績立時傳遍了全中國。

  曾紹山,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縣。1929年參加紅軍。

  陳錫聯,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黃安縣一個貧苦的山區農民家庭,3歲喪父,母親帶著他和兩個姐姐和1個弟弟過著艱難的生活。10歲那年,陳錫聯給地主放牛,因在夜里耽誤了給牛添加草料,被地主打了一頓。之后,他和母親一起討飯度日。14歲離開家鄉參加了紅軍的游擊隊。有一次,擔任紅4軍10師30團團部指導員的陳錫聯,和幾個小伙伴因肚子餓,一起在鎮上買了幾個油餅吃。有人說他們組織什么委員會,要搞陰謀活動,張國燾知道了,指示把陳錫聯等人抓起來,準備槍斃。徐向前聞訊,跑去對張國燾說:“小鬼們嘴巴饞,哪懂什么委員會呀!批評教育一下,放掉他們吧。”后來,陳錫聯常說,是徐總指揮救了他一命。

  10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陜北公學舉行的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題為《論魯迅》的演說。全文敬錄如次:

  同志們:

  “我們今天主要的任務,是先鋒隊的任務。當為這個偉大的民族的自衛戰爭迅速地向前發展的時候,我們需要大批的積極分子來領導,需要大批的精煉先鋒來開辟道路。這種先鋒分子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他是不謀私利的,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他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往直前的;他們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的,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他們在革命的道路上起著向導的作用。目前的戰局,如果只是單純的政府與軍隊的抗戰,沒有廣大的人民參加,這是絕對沒有最后勝利保障的,我們現在需要造就一大批為民族解放而斗爭到底的先鋒隊,要他們去領導群眾,組織群眾,來完成這歷史的任務。首先全國的廣大先鋒隊要趕緊組織起來。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我們要為完成這一任務而奮斗到底。

  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歷史中所占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優秀的作家,而是因為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他把全部力量都獻給了革命斗爭。他并不是共產黨組織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尤其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輕的力量。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斗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境里,他掙扎著、反抗著,正如陜北公學的同志們,能夠在這樣壞的物質生活里勤謹地學習革命道理一樣,充滿了艱苦斗爭的精神。陜北公學的一切物質設備都不好,但這兒有真理、有自由,是創造革命青年的場所。

  魯迅是從潰敗的封建社會中出來,但他會殺回馬槍,朝著他經歷過的腐敗的社會進攻,朝著帝國主義惡勢力進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鋒利的筆,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去畫出了丑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他近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上,為真理、和平、自由而斗爭。

  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遠見。他用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膽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見解是那樣穩定,那樣清楚。托派成了漢奸組織而直接拿日本特務機關的津貼已經是明顯的事情了。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我們為了永遠紀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魯迅圖書館”,在延安開辦了“魯迅師范學校”,使后來的人們可以想見他的偉大。

  魯迅先生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斗爭的精神。剛才已經提到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絕不中途投降妥協。有一些不徹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爭的,后來就“開小差”了。比如外國的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國這等人也不少,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最初大家都左的、革命的,等到壓迫來了,馬上有人變節,并把同志獻給敵人作見面禮。魯迅痛恨這種人,同這種人作斗爭!隨時教育著、訓練著他所領導的文學青年,叫他們堅決斗爭,打先鋒,開辟自己的“路”。

  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他的威脅、利誘和迫害,他一點也不避鋒芒。他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憤恨的一切。他往往是在戰士的血跡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了堅定的決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張打落水狗。他說,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不但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濺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張打到底。他一點也沒有假慈悲、偽君子的色彩?,F在日本帝國主義這條瘋狗,還沒有被我們打下水,我們要打倒它,使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國國境為止。我們要學習魯迅這種精神,運用到全中國去。

  綜合上述的幾個條件,形成了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魯迅的一生就完全貫串了這種精神,所以他在藝術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隊伍中是一個很優秀的、很老練的先鋒分子。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的精神,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使用,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斗。

  10月22日,毛澤東、張國燾、蕭勁光在給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中寫道:

  “我們必須在1年內增加步槍10000支,主要方法是自己制造,請你們立即開始用一切辦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槍機器及若干造槍工人,準備在延安設立兵工廠造槍,并造土槍亦好。”

  10月23日,毛澤東為陜北公學成立題詞,他寫道:

  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衷誠的,積極的,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的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地解決。

  毛澤東

  10月24日,毛澤東在抗大新校舍落成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我要與同志們說的,在這次偉大的事業中獲得成功的原因,把它總結起來說,就是能夠克服困難和聯系群眾。過去10年的經驗均證明著,你們這次挖窯洞也證明著,將來在抗戰過程中還要證明著,如能如此,可以戰勝一切!

  克服自然困難,戰勝泥土和克服活的敵人,與戰勝日寇雖然在很多方面相同,然而有很多方面不完全相同,它將更艱苦更困難些,所以在抗戰中,不獨要有克服困難與聯系群眾的方針,還要善于運用戰略與戰術,還要善于組織動員領導群眾與爭取同盟軍等等工作,補充起來才行。

  你們現在已經有克服困難與聯系群眾的精神,只要在這個基礎上經你們的天才把它陸續發揚與發揮起來,戰勝日本,驅逐日本出中國是完全有可能的。”

  10月25日,毛澤東為八路軍129師第771團被日軍襲擊一事,致電八路軍各級負責人說:

  “小勝之后,必生驕氣,輕視敵人,以為自己了不得。771團七亙村受襲擊,是這種勝利沖昏頭腦的結果。你們宜發通令于全軍,一直傳達到連隊戰士,說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一個艱苦奮戰的長過程。凡那種自稱天下第一、驕氣洋溢、目無余子的干部,須以深切的話告訴他們,必須把勇敢精神和謹慎精神聯系起來,反對軍隊中的片面觀點與機械主義。”

  欲知八路軍后來戰績如何?請看下一章內容。

 

 

 

 

  第125章

  “右傾投降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必須記取1927年陳獨秀投降

  主義引導革命歸于失敗的血的歷史教訓,而不是重犯那種錯誤。”

  話說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說:

  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是抗戰“政治上、軍事上的必需的條件”之一。

  10月下旬,閻錫山向毛澤東提出:“在不利情況下,兩軍團結一致,用游擊戰爭堅決抵抗日寇進攻之方針。”

  毛澤東通過彭雪楓作了答復,向閻錫山提出了詳細的開展游擊戰爭的戰略原則和具體部署。閻錫山表示贊同毛澤東的建議,同意八路軍分別以五臺山、管涔山、太行山、呂梁山等地為依托,開展敵后游擊戰爭。

  再說忻口會戰,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10月26日,國民黨守軍放棄娘子關,全線后撤。娘子關一失,日軍迅速占領平定、陽泉、昔陽一線,對太原、忻口形成了大包圍。

  1937年11月2日,衛立煌指揮的正面守軍經過英勇奮戰,不得不撤離忻口陣地。

  忻口戰役開創了抗戰以來華北各次戰役中最有利的局面。中國軍民堅守近1個月,日軍被阻于忻口,不能前進一步,斃傷日軍四五萬人。由于國民黨指揮上的錯誤,中國軍隊亦傷亡在10萬人左右。

  11月7日,太原失守。

  11月7日這一天,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成立晉察冀軍區,任命聶榮臻為司令員兼政委,率領115師1個獨立團,1個騎兵營,還有一些干部,共約3000人馬,開辟晉察冀根據地。聶榮臻遵照毛澤東關于“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指示,很快打開了局面。

  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進一步非常尖銳地把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斗爭,鮮明地提出在全黨面前。毛澤東說:

  “右傾投降主義是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必須記取1927年陳獨秀投降主義引導革命歸于失敗的血的歷史教訓,而不是重犯那種錯誤。”

  李德不同意毛澤東這個報告的內容,他認為,毛澤東所強調的擴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防止一切可能削弱以至分裂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的行動,只不過是一種騙局,一種煽動。

  11月間,柯仲平從武漢輾轉來到了延安。

  柯仲平,云南廣南縣人。他曾先后在“創造社”和“狂飆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魯迅的指教,致力于詩歌創作,被譽為“狂飆詩人”。1930年3月,柯仲平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黨的秘密報紙《紅旗報》采訪記者兼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秘書。此后他先后3次被捕;1935年被營救出獄,東渡日本留學。“七七”事變后,柯仲平歸國到了武漢,在董必武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柯仲平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經歷和打算,毛澤東爽朗地說:

  “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頭寫詩,要做點文藝的領導工作。”

  不久,柯仲平便擔任了邊區文教副主任一職。

  在入冬(1937年11月8日立冬——筆者注)后的某一天,中央黨校在學員們吃午飯的時候,通知說下午2點在禮堂聽報告,要求學員們按時入座,不得遲到。

  中共中央黨校的前身叫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是于1933年3月13日,為紀念3月14日馬克思逝世50周年在瑞金建立的培養黨的干部的學校,首任校長是任弼時,副校長楊尚昆。不久,由張聞天任校長,董必武為副校長。中共到達陜北后,中央黨校以瓦窯堡附近的安定鎮第二小學為校址,由董必武任校長。1937年1月,中共中央遷入延安,中央黨校也遷入延安東郊橋兒溝法國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1937年5月,李維漢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央黨校校長。

  下午1點多鐘的時候,禮堂里開始有學員出出進進。2點鐘以前,四五百名學員已經全部到齊了。

  2點整,毛澤東在黨校校長李維漢的陪同下,出現在講臺上,禮堂里突然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全體學員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毛澤東那高大偉岸的身軀,穿著打著補丁的棉軍裝,沒有扎綁腿,腳穿黑布鞋;他的長發向后梳著,額頭很寬,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他親切地向學員們招手,示意大家坐下來。

  毛澤東坐在主席臺前面的一個長木桌后面,開始講哲學問題。他的精彩演講不時被學員們的熱烈掌聲所打斷。

  演講中間休息時,毛澤東來到了學員們中間。方志純很想上去向毛澤東問好,但他又怕毛澤東不記得他了。

  本傳第三卷已經講過,方志純曾和邵式平一起在1933年初見過毛澤東一面,并匯報了工作。在第4次反圍剿勝利以后,紅10軍被改編為紅11軍。方志純、邵式平也被另行分配了工作。紅軍長征后,他們被留在了南方。直到“西安事變”后,方志純才風塵仆仆地奔向陜北,于1937年10月間到了延安,被組織上安排在中央黨校第13班學習。

  且說方志純正在猶豫間,毛澤東很快發現了他,并主動和他打招呼。方志純趕忙上前幾步,來到毛澤東面前。毛澤東伸出手,用力地握著方志純,熱情地說:

  “你來了,什么時候來的?”

  “剛到,到延安不到一個月。”

  方志純緊緊地握著毛澤東的手,既激動,又高興。毛澤東又告訴他:

  “邵式平同志早就來了。”

  方志純說:

  “我知道,我們已經見過面了。”

  “好,來了就好好學習吧。有時間到我那里來談談。”

  “好,好。”

  方志純連聲答應著。毛澤東返回講臺上繼續演講。

  兩個多小時的演講結束了,李維漢挽留毛澤東和學員們一起吃晚飯。會場擺上幾個桌子,就變成了餐廳。十幾個學員圍坐一桌,一邊吃飯,一邊品嘗著延安生產的散裝白酒。

  一位女青年端著1杯酒來到毛澤東跟前,用標準的國語說道:

  “毛主席,你剛才的講話真好,我很受教育,我這個新學員敬你1杯。”

  毛澤東見這女青年頭戴八角帽,帽子下面是一頭濃密的烏發,身上穿著丹士林布做的衣服,腰身很細,腳上穿的是一雙用布條打的草鞋式鞋子。因為女學員很少,他認出了她就是在聽報告時坐在最前排的那位不時做著記錄的女青年。毛澤東接過酒杯,說了一聲:“謝謝。”女青年見毛澤東沒有喝酒,也不便勉強,就轉身回到自己的桌旁。毛澤東問李維漢:

  “這個女同志叫什么?她從哪里來?”

  李維漢說:

  “她叫江青,是上海的電影演員。”

  毛澤東輕輕地“哦”了一聲,沒有說什么。此時,江青同桌的人見她很活躍,就讓她代表大家向毛澤東敬酒。于是,江青第2次來到毛澤東面前,她說:

  “毛主席,這杯酒是我們全桌人敬你的,你一定得喝呀!”

  毛澤東接過酒杯說了聲“謝謝大家”,微笑著問道:

  “江青同志,你來延安吃小米習慣嗎?”

  江青說:

  “小米飯可好吃啦,我完全習慣了。”

  毛澤東聽了很高興,鼓勵她好好鍛煉。晚飯后,毛澤東要走了,江青來到毛澤東面前說:

  “毛主席,你講的話很重要,我是個新黨員,學習中會碰到許多問題,理解不了,要請你給解答。”

  毛澤東說:

  “那好辦,可以找同學找教員研究,也可以找校部和校長。”

  江青說:

  “那還解決不了呢?”

  毛澤東說:

  “如果還有問題解決不了,可以反映給我,大家一起討論,總可以解決嘛。”

  江青,1914年3月5日出生于山東省東部的諸城縣東關。父親李德文已經60歲了,開著一個木匠鋪,雇了一個小徒弟。母親欒氏,30來歲,因逃荒要飯從諸城縣西南100多公里外的臨沂地區來到諸城東關。由于她年輕貌美,被李德文看中,討為小老婆。李德文本來是滿心盼望欒氏給他生一個兒子,可當他聽到女嬰的啼哭聲,心涼了,氣來了,火大了,大罵倒霉。

  封建時代的男人都希望多生男孩,李德文也是如此。所以,他時常把自己新生的女兒叫做“進孩”,也就是“李進孩”。后來,人們知道江青的另一個名字叫李進,就是從這里來的。江青的母親欒氏為女兒起了個小名,叫李淑蒙,意思是讓女兒純潔無瑕而又朦朧糊涂地聽天由命。江青卻違背了母親的心愿,生就的一個倔強性格。稍長,母親白天為她纏上腳,她晚上就撕掉了。到頭來,江青的腳是名副其實的“革新腳”。

  李德文一生由一個學徒干到了一個作坊主,的確不容易。就在江青出生前后,李德文把全部家當典入土地而賠了本,而且和那家大地主反目為仇,打起了曠日持久的官司。李德文讓算命先生給他測八字,算命先生說他命運不佳是因為娶了這個小老婆的緣故。于是,李德文揮著拳頭對欒氏吼罵:“你是個敗家的禍根!”

  自此,李德文的脾氣愈發乖戾、暴躁,稍不如意,便對欒氏拳打腳踢。在江青心靈上留下巨大創傷的是在一個元宵節里。那一天,李德文喝了酒回到家里,欒氏戰戰兢兢地伺候他,一不小心打了1只碗。李德文又打又罵,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鐵鏟打在了欒氏的背上,第2次又打在欒氏的手上,竟打斷了欒氏一根小手指。小江青嚇得放聲大哭,父親一巴掌打下來,打掉了她1顆牙齒。母親背起女兒離家出走,給地主家當了傭人。李德文從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江青很小就開始讀書識字,接受了正規的私塾教育。她的小學校長叫薛煥登,是諸城縣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學名李云鶴就是校長給起的。薛先生說:

  江青“學習刻苦認真”,“文字功底很扎實”,“成績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貧寒了,連件制服都做不起,凈穿男孩子不要了的舊衣服,長短大小都不合適,所以顯得滑稽可笑。腳下穿著破爛的鞋子,有時露出大腳趾。”“李云鶴長得很清秀,小臉蛋俊俏,惹人喜愛。只是脾氣倔強,從不愿受人欺侮,有時與別人拼力打架來保護自己。”

  薛先生還說,江青的性格從小就像一個男孩子。

  江青愛讀書,小小年紀就讀過不少古典小說。她的偶像是古代傳說中的巾幗英雄穆桂英。她更崇拜《水滸傳》中的一百單八條好漢。江青曾天真地對比自己大得多的哥哥李干卿說:

  “現在的中國黑暗得沒有一點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1個投奔的女將就是我!”

  1926年,12歲的江青小學畢業了,欒氏再無力供應女兒讀書。這年冬天,欒氏帶著女兒千里迢迢投奔江青在天津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丈夫叫王克銘,是奉系軍閥部隊的一名軍官。江青在天津第一次看到了無聲電影,那時叫“默片”。

  1928年底,王克銘奉調濟南,江青母女又隨姐夫王克銘一家來到濟南,住在城內按察司街27號。自立自主意識很強的江青,感到老在姐夫家吃白飯,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她要奮斗,要自己去闖一條生活的路。她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母親。欒氏心酸落淚了,說:

  “你一個還不到15歲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讀幾年書。”

  1929年春,設在濟南的山東省實驗劇院面向社會招生,免收學費,免費提供食宿,每個月還發2元的津貼。江青馬上報了名。剛剛15歲的江青,高高的身材,秀麗的面龐,身后拖著一條長長的、放射著青春光澤的黝黑大辮子,剛一出場,就像一枝新荷露出了水面。江青的文學底蘊也發揮了作用,她雖是一口土腔,但談吐清晰穩健大方,一舉一動都顯示出聰明俊麗、素雅高潔,連眼神都不同凡響,透出一股英氣。加上學校的女生太少,主考官吳瑞燕女士馬上拍板錄取。

  山東省實驗劇院,直屬山東省教育廳,院址在濟南貢院墻根,學生宿舍在濟南文廟。由于文廟太大,學生們入夜便不敢出宿舍隨便走動。有男學生出主意說,誰敢半夜走上大成殿,摘回至圣先師頭上的平天冠,就算他真的不怕鬼神。男生們也只是空口說說而已,誰也不敢去做。江青偏不信這個邪,她就在半夜間去拿了那頂平天冠來,這一下,可把大家給唬住了。

  實驗劇院教授京昆及話劇。江青不僅廣泛地閱讀戲劇方面的文獻,學唱古典歌劇,學習表演現代戲,而且還接觸各種樂器;后來終于拉得一手好二胡。實驗劇院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實驗劇院對外售票,學生們登臺演出。江青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之中,用她的表演風格使觀眾滴下眼淚,觀眾的反響又從她的眼睛里引出更多的淚水。校長和她的老師贊揚她的表演水平,稱贊她是一個大有希望的悲劇演員。

  1930年,西北軍閥韓復榘主政濟南。這年年底,山東省實驗劇院停辦,劇院院長趙太侔出任蔡元培剛剛籌備創立的青島大學教務長兼文學系教授。

  年僅16歲的江青和一些同學隨著王泊生院長及其夫人吳瑞燕,到北平去演出。江青出發前沒有告訴她的母親,只是到了火車站才給母親發了一封信。

  江青在北平幾個月,主演過《玉堂春》。由于她衣著寒酸,被褥單薄,生活非??嗪?,加之演出又不經常,在北平根本不適宜她發展,于是,她又回到了濟南。江青在濟南又到一個京劇班子里當演員,在濟南、青島、煙臺一帶演出。

  1931年初春,江青去青島大學投奔既是街坊又是老師的趙太侔。趙太侔安排江青到文學系作旁聽生,讓她攻讀藝術理論的課程,希望她將來成為一個藝術家。趙太侔考慮到江青生活困難,就和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梁實秋商量,讓她到青島大學圖書館擔任出納員兼管理員,負責填寫卡片和收發圖書,每月30元薪水。她給母親寄回10元,留下20元自己花銷。這個工作同時使江青可以大量閱讀以前不知道的許多讀物。

  江青求知欲望非常強,她聽聞一多的課,聽趙炳歐的課。她寫了一個劇本《誰之罪?》;她寫過短篇小說,向沈從文請教,沈從文要求她每周寫一篇短篇小說。她還寫詩歌,她的作品經常在學校文藝園地和其它刊物上發表。

  “九.一八”事變后,江青對趙太侔說:

  “我想參加請愿活動。”

  趙太侔立即反問:

  “你也要去搗亂?你也想惹麻煩嗎?”

  江青嚇得不敢再說什么,轉身離去,從此,倔強的她再也不去聽他的課了。

  此時,青島大學有大量學生抵制上課和考試,江青也投入了學生運動,她參加了學生領袖之一的俞啟威組織的“海鷗劇社”,到工廠和農村的演出,她曾經出演《放下你的鞭子》和《湖上慘事》。自從表演抗日劇目以后,江青就成為學校里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了。

  俞啟威是趙太侔的內弟,出身于浙江紹興的一個名門望族,比江青大3歲。江青在趙太侔的家里,認識了趙太侔的夫人、田漢創辦的“南國社”成員、話劇界的明星俞珊,又通過俞珊認識了她的弟弟俞啟威。

  俞啟威先是在1930年冬進入青島大學作旁聽生。1931年夏,他正式成為青島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和后來改名為王林的青島大學中共地下支部書記王韜同住一室,不久,被王韜發展成為中共黨員。俞啟威在他姐姐俞珊的影響下,也參加了“南國社”。

  俞啟威個頭不高,只有一米六幾的樣子。他對自己的身高很遺憾,就拼命地鍛煉身體,跑步、壓腿、打球、做伸腰運動。他對自己的一頭黑色卷發,也不那么滿意,于是,常常搽發油將卷發梳平。而此時的江青,也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引導下,參加了左翼戲劇家聯盟和左翼作家聯盟的青島分會。江青對這位其貌不揚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因為自己的貧苦出身,使她對俞啟威油頭粉面的樣子有些厭惡。

  1932年春,江青參加了青島的反帝大聯盟。

  1933年2月,江青在化名為李春亭的中共青島市委書記祖茂林和青島大學黨支部書記王韜的主持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的入黨介紹人正是王韜和俞啟威。

  江青面對鑲著鐮刀斧頭的黨旗,舉起右拳,莊嚴宣誓:

  “我保證服從黨綱,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指揮,在任何情況下都保守黨的秘密,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

  宣誓已畢,市委書記祖茂林講了話,他對江青表示祝賀,同時提出了一個讓江青難以接受的任務。他說:

  “為了黨的工作,黨決定讓你和俞啟威同志假扮夫妻,組成家庭,建立一個黨的秘密交通站,負責與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聯系。你愿意嗎?如果愿意,具體任務黨組織會隨時通知你。”

  這個只有19歲的大姑娘為難了。祖茂林看出了江青的猶豫,就說:

  “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像舞臺上演戲一樣。這是黨的工作需要,認為只有你合適。”

  江青想想剛才的誓言,就是有一千個不愿意,也只得點了點頭。她對市委書記祖茂林和俞啟威說:

  “我們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黨組織一定要給作證。”

  此后,俞啟威也嚴格按照黨組織的要求去做,從不越雷池半步。后來,這對假夫妻在一起工作了5個月,為青島中共黨組織作了大量的工作。

  欲知江青后來如何發展?請看下一章內容。

 

 

 

 

  第126章

  “我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要為婦女翻身而斗爭!”

  話說在1933年7月,中共青島市委遭到了嚴重破壞,市委書記祖茂林和俞啟威被捕入獄,王韜只身逃脫。從此,江青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夏末秋初,江青拿著幾十元的積蓄,踏上了從青島開往上海的輪船,她要到上海尋找中共黨組織。

  江青一路上心緒不寧,加之一個姓王的濟南藝專的學生,一路上向她大獻殷勤,江青看出他是不懷好意,就更加愁煩了。此時,使她更想不到的是,在前面等著她的那些混跡于十里洋場的一些人,更把她看做一塊大肥肉。殊不知這個不到20歲的年輕女子,竟是一朵刺兒玫。于是,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終于釀出了一段幾十年恩恩怨怨的歷史公案。

  話休絮煩,先說江青一到上海,就有人來接她。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后來拍攝了電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著名導演史東山。史東山是奉左翼劇聯之命,和前山東實驗劇院話劇組教師李也非一起,來接這位青島“海鷗劇社”的成員。江青上了史東山叫來的出租車,慌亂之中竟把一件行李忘在甲板上了。

  江青到了上海才知道,中共臨時中央已遷往江西瑞金根據地,上海左翼文藝團體的負責人田漢、陽翰笙等人,整天東躲西藏,根本找不到。這樣,江青只好暫且在山東實驗劇院的同學魏鶴齡家里住了下來。

  江青通過在上海的俞珊的引薦,終于見到了正在寫劇本的田漢和他的秘書廖沫沙。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田漢,此時擔任左翼戲劇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江青來到田漢家里,田漢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

  后來,江青到廖沫沙家借宿,江青說:

  “你不住在家,我在這里住幾天可以不可以?”

  廖沫沙說:

  “我的內人回湖南馬上就要回來了,她來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沒回來之前你可以住。”

  廖沫沙的愛人回家后,發現江青住在他們家里,很不高興地對廖沫沙說:

  “我們馬上找個地方搬家,不住這里了。”

  她幾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要跟著他去另租房子。他們當天在另一條弄堂里找了個過街樓,回去收拾東西搬家時,江青又問他們搬到哪里了,還說:

  “過幾天我再去看望你們。”

  廖沫沙原以為她只是說說而已,沒有想到過幾天真的找上門來說:“廖先生,田漢干擾太大,你們這兒如果能住,我也想搬來,同你們住在一起。”

  廖沫沙指指后面的櫥房說:

  “那你只能住那兒了。”

  江青聞言,大為不悅,說:

  “我先到一個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兒能住下就不來了,住不下,我再來住廚房。”

  說罷轉身離去,再未登門。

  后來,江青又見到了周揚和陽翰笙。

  周揚,原名周起應,1908年出生,湖南益陽人。他皮膚很白,發亮,一看就知道保養得很好,只是因為保養過度,滿臉長著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卻一本正經地說:“這是錦上添花。”1931年,周揚在上海開始從事文化工作,主編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刊》。1935年,擔任中共上海執行局文委書記兼左聯黨團書記。參與領導國統區文化戰線上的反“圍剿”斗爭。

  江青她急于匯報自己在青島的革命經歷,懇切地提出要求恢復黨的組織生活。這一來是因為漂泊不定,不能長期寄人籬下;二來也是手頭拮據,急于找到工作。但是周揚和田漢卻非常謹慎,對于并不太了解的江青,他們并沒有答應她的要求,只談一些江青在演藝方面的設想,閉口不談了解和接納江青的組織關系。

  倒是田漢的五弟劇聯成員田沅對江青一見鐘情,他提出要江青到他工作的“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無奈,只好以“李鶴”的名字先到上海西部北新涇鎮晨更工學團找到了一份工作,結束了1個多月寄人籬下的生活。

  “晨更工學團”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議創辦的,是一所專為貧苦子女進行教育的學校。后來成為王觀瀾夫人的徐明清是這所學校的負責人。

  江青在晨更工學團的店員識字班當教員,教唱歌,輔導識字、讀書。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們,只有一碗飯吃,沒有工資。這里聚集著一批熱血青年,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在這里建立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共產黨員王洞若、徐明清,還有擔任共青團支部書記的左翼聯盟的陳企霞,也都在這里工作。

  由于周揚、田漢等人沒有通過左翼聯盟的渠道了解和接納江青的黨組織關系,江青不得不在晨更工學團重新履行參加革命組織的手續。她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聯、左翼劇社。后來徐明清看江青表現不錯,又作為她的介紹人,介紹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在1934年9月,晨更工學團的黨組織通過關系,了解到江青在青島入黨的情況,由孫達生為介紹人,重新吸收江青入黨。黨支部書記王洞若和她談了話,這才使江青又回到了中共黨的懷抱。

  江青在晨更工學團不開心的事,就是田沅不顧環境,老在她屁股后頭追著,弄得大家議論紛紛。江青就貿然給田漢寫了一封信,說:“請把你弟弟調走吧,我不能工作了。”后來,田漢就把田沅調走了。

  1934年,上海爆發紀念“一.二八”抗戰兩周年示威游行,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晨更工學團成為警察監視的重點,黨、團組織只好進行轉移,江青被安排到北平去暫避風頭。

  江青在北平待了3個月,到北大當了旁聽生,系統地聽了李達教授講解的《資本論》。

  1934年5月底,黨組織通知江青回上海,在一所為女工開辦的夜校里任教,化名張淑貞。這所學校由基督教女青年會上海分會統一領導,實際上是由中共黨組織控制。

  江青在這里度過了她在上海時期最愉快的時光。她教唱的抗日愛國歌曲,久久在女工們中間傳唱;她拉的婉轉悠揚的二胡聲,時時回蕩在人們的耳邊。她用張淑貞的名字公開發表了《寶寶的爸爸》、《王秘書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還我和珊》等等文章。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那人也認出了她。此人名叫樂若,是青島的中共地下黨員,江青來上海時,他也參加了送行。一晃1年多,兩人沒想到會在上海相遇。彼此談了幾句就分手了,約定了下次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江青回到夜校后,向黨組織負責人王洞若作了匯報。王洞若說,他知道樂若現在的真實身份是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交通員,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談各自所在的組織情況,不要發生組織聯系。

  江青第二次和樂若見面時,因為彼此通過黨組織相互有了了解,談話就輕松多了。樂若說江青不被人注意,請她給一個學校的秘密聯絡點捎一封信,并交代說:

  “這件事很重要,關系到上海黨組織的安全。”

  江青回去向黨組織負責人說明情況,負責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誡她很多注意事項。江青很快就完成了任務。

  幾天后的一個下午,樂若又約江青到外國人建的兆豐公園見面,交給她一張表格,讓她幫助送到指定地點。就在此時,特務出現了。

  原來,團中央出了叛徒,樂若已被特務跟蹤。樂若一看情況不妙,叫聲“快跑!”一溜煙逃脫了。江青由于路徑不熟,被特務抓住了衣服。她大聲喊:

  “快來人呀,流氓綁架人啦,流氓綁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們是警察局的。”

  特務一巴掌打在江青的臉上,鮮血順著嘴角流出來。江青仍然拼死掙扎,大聲說:

  “我又沒犯法,你們憑什么抓我?”

  “你是共黨分子。”

  “血口噴人,你們有什么證據?”

  “走,跟我們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特務們不由分說,推著她就往警察局走。眼看走到一塊野地邊,天已經黑了,江青裝作滑到,歪在地上,順手把藏在衣角里的那張秘密表格放進嘴里,吞到了肚子里。

  在警察局里,特務頭子一聽樂若跑了,只抓了個不知政治情況的女人,大發雷霆。

  江青在看守所里已經完全冷靜了下來。她知道特務們沒有任何證據,是無法定自己的罪的。無論怎樣審問,如何威逼利誘,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無辜的,只是在公園散步被抓的,自己有正當職業,是學校的老師。同在一個房間的一個女工學員,是江青的學生,馬上就要無罪釋放了。江青托她給地下黨負責人王洞若、徐明清捎信,說明情況。

  因為沒有查出江青有什么罪證,由于地下黨組織托左翼聯盟和基督教女青年會上海分會出面保釋,江青于1934年12月初被釋放了。

  江青出獄時骨瘦如柴,發著低燒。黨組織安排將要回浙江臨??h溪路鄉南坳村探親的徐明清,將江青帶到她的老家治病療養。

  1935年2月初,已經康復的江青要求回上海。徐明清向組織作了匯報,認為現在回上海,警察局還會找麻煩,建議她回濟南老家,春節后去北京,繼續到北大當旁聽生。 于是,江青回到濟南,探望了母親和姐姐。又在北平一直待到1935年5月。

  此時,江青接到中共黨的外圍組織上海業余劇人協會的通知,要她以演員的身份回上海工作,化名為藍蘋。這是因為,黨組織考慮到,上海業余劇人協會有江青兩個熟人,一個是演員魏鶴齡,是江青在山東省實驗劇院的同學;另一個是導演萬籟天,是江青在山東省實驗劇院的老師。由他們二人向協會舉薦,順理成章,不會露出任何蛛絲馬跡。

  盡管江青想從事工人運動,不愿再去演戲,但這是組織的決定,自己應該無條件地聽從黨組織的安排。

  江青回到上海后,正趕上協會籌備外國話劇《娜拉》,編劇導演經過測試,決定由趙丹、江青主演該劇。江青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狀態,反復閱讀魯迅1923年寫的《娜拉走后怎樣》一文。與娜拉一樣具有叛逆性格的21歲的江青,在演出中獲得了巨大成功,轟動了上海話劇界,公演持續了一周,整個金城大戲院天天座無虛席。魯迅先生也曾去觀看了演出。

  上海各報紛紛報道《娜拉》的公演。《民報》、《晨報》都載文高度評價了江青的演出。頗有影響的《時事新報》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輯,刊頭是江青的大幅劇照。

  江青長得并不是最漂亮的女人,她的鼻子稍微上翹,嘴唇稍厚。但她的身材苗條,面目清秀,明目丹唇,笑起來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齒,挺迷人的。她從不搽一點粉,又不施脂,更無口紅,完全是自然的青春俏麗?!睹駡蟆酚浾呃畛稍诓稍L她以后,稱贊她在成了名演員以后,在舞臺下“像鄉下姑娘似的純潔質樸。”

  此時的江青雖然已經成了明星,但她在生活上還是艱苦的,每個月就想著節省幾個錢,補貼家用。所以她把大部分收入寄給母親和姐姐,留下很少一部分自己花銷。與她同歲的好朋友秦桂珍曾問她:

  “你怎么不吃水果?”

  江青把手一攤說:

  “沒錢呀!”

  秦桂貞還發現,江青到了月底,一回到住處就躺在床上,有氣無力,吃點糕餅。秦桂貞問她:

  “吃過晚飯了嗎?”

  江青說:

  “沒飯票了!”

  此時,《娜拉》的導演之一張庚,迷上了江青,他曾說江青是他的人:“她是我的人,別碰她”。但江青卻處處使張庚碰壁,無論他如何懇求,江青也不同意和他一起回家。有一次,張庚終于開口向江青求婚,遭到了江青直截了當的拒絕。張庚出于報復,就到處散步她的謠言。

  當時有一個與江青同歲的影評作家馬驥良,筆名唐納,長得一表人才,多才多藝,為人熱情,性格有點像吳語一樣,軟綿綿的,屬于人們眼中的“奶油小生”。唐納從學生時代就積極進步,后來,又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活動。在白色恐怖下,他仍然能主持正義,發表許多有進步意義的好文章。他于1934年秋進入上海藝華電影公司,任編劇。

  唐納看了江青演的話劇《娜拉》后,就迷上了江青。

  后來,江青進入電通影業公司,在《自由神》一片中,飾演了一個配角。袁牧之在自編自導中國第一部音樂喜劇片《都市風光》時,邀請唐納領銜主演,于是,唐納便從“藝華”調入“電通”,同時主編《電影畫報》。江青和唐納在《都市風光》中,同時飾演角色,朝夕相處,兩個年輕人日久生情是很自然的事。有一次,周揚告訴江青說:

  “藍蘋同志,你別跟唐納走得太近,他很危險。”

  “沒有關系,我能爭取他過來。我發誓。”

  “黨不需要這樣的人。”

  “為什么?”江青盯著周揚的眼睛,輕輕搖搖頭,表示不同意他的觀點,她說:“他一直參加著左翼聯盟的工作,思想還是傾向于進步的。”

  周揚說:

  “張庚和田漢同志向我再三強調過,唐納和政府當局的某些要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動有什么反常嗎?”

  江青再次搖搖頭,說:

  “不知道。”

  唐納真誠地愛著江青,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江青提出要結婚,都遭到了江青的堅決反對。江青由她父親欺侮她母親,聯想到她所接觸的一些男人,曾經得出了一個過激的結論:“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江青的叛逆性格在《民報》記者李成采訪她的時候,又一次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那是在1935年8月4日下午,李成在采訪時問道:

  “小姐已經結過婚沒有?”

  江青笑嘻嘻地說:

  “我根本是反對結婚的,我主張只要彼此地愛情達到了沸點成熟了的時候,不必經過結婚的儀式,盡可實行同居。不過我現在雖然已有了愛人,但我以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終是沒有把戀愛看做比事業還重要。總之……”

  李成不等她把話說完,搶上去問:

  “小姐可否把愛人的名字告訴我?”

  江青說:

  “這何必要管他呢?我總覺得我們,尤其是女人,更應該從重重的壓迫之下覺醒過來,至少,也得要像娜拉這樣,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學習一點東西,把自己的力量充實起來之后再說,不要說戀愛問題,就是其它一切,都不難解決的。”

  在上海有不少了解江青的人都說,江青看上去很俏麗淳樸,可她的性格就像一個男人。

  江青對報紙上對她的炒作,并沒有陶醉。她于1936年1月1日在《大晚報》上發表了《隨筆之類》一文,提出了不同意“天才”一說的見解。她寫道:“很明顯的例子,如果讓一個生活在洋樓,出入坐汽車,對于下級生活一點兒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個女工,試問能夠成功嗎?我并不是說小姐不能扮演女工,這只是說決定她的成功或失敗的,是她的生活經驗和她對于這個社會的理解,而不是所謂的天才!”“一個成功的藝術家,一個成功的演員,他不但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對于社會深刻的認識,而且他還需要許多工具——各種藝術理論、文學、科學等書籍,這些東西可以幫助他更加深刻地去解剖并認識他周圍的現象。”

  1936年6月到8月間,江青先后從《文學界》雜志和《光明》雜志上,看到了以周揚署名的《關于國防文學》、《現階段的文學》、《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3篇文章。這個時期,江青也看過不少魯迅先生的雜文,知道有以魯迅為首的人提倡“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以周揚為首的人提倡“國防文學”之爭。周揚以黨的領導者身份組織圍攻魯迅。魯迅稱他們中的4人為打上門來的“4條漢子”。魯迅說:

  “對于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致憎恨起來了。”

  魯迅說周揚等人是:

  “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

  江青認為魯迅先生說得有道理,周揚說得太霸道。聯系周揚對唐納的態度,反映了周揚等人“唯我馬頭是瞻”的作風: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則就是漢奸,就是反革命。

  周揚為證明他“國防文學”的觀點,樹立了夏衍的《賽金花》為樣板,說這個劇寫出了“時代的最中心的主題,給國防文學創作開辟了一個新的園地,是國防文學的一個標本。”

  1936年夏季的一天,周揚、夏衍、張庚3人一起找到江青,商量由她主演《賽金花》的問題。周揚開門見山地說:

  “中共中央的高層形勢你大概還不了解。我可以簡單地介紹一下,因為你是位年輕的黨員,政治嗅覺比其他的演員要敏銳得多。

  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發表宣言,向國民黨政府,全國各黨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到12月更進一步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促進了目前的抗日高潮。

  我們根據王明同志發表的《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強調全民的共同利益,實行階級融合,把宣傳和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最中心的問題來對待。我們已于今年春天自動解散了左聯,著手籌備成立‘文藝家協會’,創作和演出關于‘國防文學’的作品。”

  江青聽著周揚滔滔不絕的講話,心里想到的卻是魯迅對于左聯解散和成立“文藝家協會”的辛辣的評價。只聽夏衍接著說:

  “讓你主演《賽金花》,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服務的,以推動‘文藝家協會’的建立。但是你必須從組織到生活都得聽我們的。”

  江青覺得這話特別刺耳,她微微一笑,說:

  “如果只是從藝術上講服從,我可以無條件地服從導演的安排。我認為由我飾演賽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適。盡管外界對這個劇本有這樣那樣的說法,為了革命工作,我能頂住壓力,我可以不在乎。不過,我再次申明,要想從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辦不到。我作為一個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選擇屬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事后對另一個女演員說:

  “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實都是流氓,他們用當演員、主角演員為誘餌,企圖拉人下水。我是決定不上當的。10個導演9個壞,我對此有充分的準備。”

  誰知隔墻有耳,從此,性格倔強的江青為自己埋下了禍根。在周揚、夏衍、張庚選擇由王瑩主演《賽金花》的同時,一些流言飛語也滿天飛:

  “藍蘋看不起王瑩,想爭這個角色,被我們拒絕了。”“藍小姐到處搞三角戀愛,好多人都準備綁架她,放她血,她遲早是個惹禍的根子。”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噩耗傳來,一向喜歡魯迅雜文的22歲的江青,于10月25日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悼念魯迅先生》一文。11月15日,她又在《綢繆》月刊上又發表了《再睜一下眼睛吧,魯迅!》一文。

  江青描寫了參加魯迅先生追悼會的哀痛情景,她寫道:

  “一個挨著一個,靜默地向前移動著。當我挨到了棺材的時候,突然一種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淚水涌滿了眼眶;同時從心里喊出:‘魯迅,你再睜一下眼睛吧!只睜一會兒,不,只睜一下!’”

  “由十萬人組成的那個行列——那個鐵一樣的行列,邁著沉重的統一的大步走著。無數顆跳躍的心,熔成一個龐大而堅強的意志——我們要繼續魯迅先生的事業,我們要為整個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黑暗吞沒了大地,吞沒了我們的導師。每個人像是失去了靈魂似的,拖著滯重的腳步,跨上了歸途。但在每個心頭都燃燒著一個憤怒!”

  1937年5月14日,江青發表在《光明》雜志上的《我們的生活》一文,用華麗的辭藻、激昂的情緒、獨到的觀點,給昏暗的上海演藝界投入了一絲光亮。她在文章中鞭笞上海戲劇界環境的罪惡,責罵某些導演把演員當玩物,痛斥了“演員就應該過糜爛的生活”的陳腐觀點。江青宣稱演員應該是創造者,要把自己訓練和培養成像鋼條一樣堅不可折。

  她認為:戲劇應該是改良社會的手段。當前應該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大旗,警惕依戀舊世界的帝國主義的魔爪伸向新劇運動。

  她認為:左翼戲劇不能像資本主義戲劇那樣只要漂亮的臉蛋,只要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玩偶;演員應該深入生活,演出應注入自己的精神,要為社會的主體工農大眾創造出藝術精品。

  江青最后寫道:“為什么要屈服在惡劣的環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們從那陳腐的惡劣的環境中跳出來,踏上新階段,經自己融化在純正的、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劇活動中。”

  此時,倔強而叛逆的江青,已經厭煩了唐納的無休止的糾纏,厭煩了報紙上紛紛揚揚的桃色渲染和那些道貌岸然的無恥文人的攻擊。她不愿意做阮玲玉第二,她向自己所屬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王洞若,談了不愿再當演員的想法,要求離開上海奔赴延安。

  王洞若也明白江青的處境,了解她的苦衷,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立即著手進行聯系。王洞若寫信給在西安的徐明清說:

  “李云鶴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這對于一個很有進取心的年輕女黨員是不適合的。如果離開這個環境,她會有很好的發展,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

  王洞若還告訴徐明清說:江青要去延安。

  江青在離開上海前,興奮地告訴與她同歲的好友秦桂貞說:

  “我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要為婦女翻身而斗爭!”

  1937年5月份,江青離開十里洋場的大上海,回到濟南。此時,她的姐夫已經去世,她與母親、姐姐團聚了一段時間,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車,跨上奔赴延安之路。

  如果說不滿17歲的江青,離開濟南投奔青島大學的老師是改變了她一生命運的話,那么,此時23歲的她,投奔延安則是決定了她死無葬身之地的人生歸宿。

  此一去也,有分教,這正是:舊怨新仇來心底,拳經腳法各有術。

  欲知江青到延安以后的情況,請看下一章。

 

 

 

 

  第127章

  “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

  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

  話說1937年7月下旬,江青懷著極大的興奮,千里迢迢來到西安。她按照黨組織負責人王洞若的安排,到西安北大街幼稚園找到了陜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園主任徐明清。

  徐明清自然是江青的老熟人,她不但是江青在晨更工學團和夜校時的同事,還是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

  徐明清是在1935年4月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在上海關押3個月后,被解往杭州反省院,在被關押1年多之后,被人保釋出來,又被組織重新安排了工作。她此時擔任中共西安市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

  江青和徐明清再次相見,分外高興。徐明清帶著她來到西安七賢莊中共中央辦事處,見到了辦事處負責人博古。博古了解了江青的情況后,同意她去延安,讓她搬到辦事處住,等待去延安的機會。

  江青在辦事處填寫登記表時,想到李云鶴是她的學名,藍蘋是藝名,現在即將進入革命圣地,應該有一個富有詩情畫意的響亮名字。她馬上想起唐朝詩人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一句,于是,就把自己的名字改寫為“江青”。

  江青在辦事處認識了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和葉劍英的夫人危拱之,還有一起等待去延安的李麗蓮、陳蘭英等人。

  1937年8月,江青與其他去延安的人一起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出西安北行。他們在半路上遇到大雨無法前進,只得改乘馬匹。從未騎過馬的江青,兩天后才非常艱難地到達了延安南邊80公里的洛川。

  8月25日,洛川政治局擴大會議剛剛結束,葉子龍和與會者聽說新來了一批知識分子,紛紛前來歡迎。江青和每一位領導人握手,這一夜,她激動得沒有睡好覺。這是葉子龍第一次見到江青。

  第2天,一個即將回延安的車隊整裝待發,當江青等人登上一輛汽車時,有人指著一位身材魁梧,英姿勃勃,邁著穩健步伐,在眾人的目光下走向一輛汽車的中年人說:“這就是我們的領袖毛主席!”

  這是江青第一次遠遠地看見毛澤東。

  江青到延安后,被安排在延安第二招待所食宿,她在住宿登記表上自豪地寫著:中國共產黨黨員江青。

  黨組織在安排江青的工作之前,對她的黨籍問題進行了例行審查。她在青島時期的表現,可以由她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的俞啟威也就是現在的黃敬做證明,她在上海時期的表現,有王洞若和徐明清的介紹。而此時,黃敬來延安參加會議,徐明清也調到了延安,由于他們的證明,江青被恢復了1933年的黨籍。

  不久,黨組織安排江青進行農村調查工作,以便她適應陜北的生活,同時也考驗她的革命意志和能力。江青脫去半舊的藍色旗袍,換上陜北農村婦女黑色或藍色的衣服,頭上包著頭巾,和農民打成一片。她終于向黨組織交上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決定,讓江青參加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37年11月,江青搬進了位于延安東郊橋兒溝的中共中央黨校學員宿舍,開始了她在黨校第12班的學習生活。江青穿著女八路的服裝,扎著腰帶,梳著兩條辮子,辮稍上還系上了不太顯眼的藍帶子,顯得干練、活潑、俏麗,生氣勃勃。她是四五百名學員中僅有的10個女生之一。

  自此,江青在黨校的學習,成為改變她一生命運的第二次重大轉折。

  前面已經講了毛澤東和江青初識的情況。江青在這天聽了毛澤東演講的哲學問題以后,晚上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此時的江青對于哲學知之甚少,她聽得很吃力,雖然不停地用鉛筆在筆記本上記著,記得也很費勁。她感到還有不少問題自己弄不明白。于是,她就在信中寫道:

  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我今天專心地聆聽了你的有著偉大歷史意義的報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個木工的女兒,從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頓吃不飽的苦難中,又遭父親酩酊大醉毆打成性的逆運。母親受壓,家破人亡,流落他鄉。我被迫學京戲,登臺謀生。于1933年入黨,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聯,先后在舞臺和電影中演出。這是黨給我的培養,是你的光輝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現在是黨校12班的學員。我因理論水平極低,革命斗爭經驗極少,有許多政治思想上的問題,缺乏先進者的指教。

  我請求敬愛的毛主席,請你在百忙中接見我一次,這是我這個苦孩子一生中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許多問題,其中一部分是今天聽你的報告之后,有關目前形勢的分析,在這一點上,我還不甚明白。如能得到你當面教誨,我當獲益不淺!

  敬愛的毛主席,我想你會歡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聯系群眾的偉大人物,我這個純真的女孩子只不過向你提出區區小小的要求。如果準見,我將于后日(星期日)下午3時到你的居處。

  啊!我寫至此,全身熱血奔騰!我將親耳聽到你的教導。的確,我已經見過你3次了,這幸福的第4次即將到來……

  中央黨校12班學員 江 青

  江青這一封信,不用說她那一手寫得很好的楷書字和如此流暢的文筆,單是她那苦難的出身和經歷以及她那潑辣的個性,都會引起毛澤東的好奇和欣賞。

  第二天,江青親自把這封信送進城去,送給毛澤東居處的警衛手里。

  那個星期日的下午,江青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準時來到他的住所。毛澤東的房間里收拾得比較利索,已經把桌子上的文件收到了后面,用報紙蓋上。這和黨內其他干部們是不一樣的。

  毛澤東悠然地點著一支煙,對坐在對面的江青說:

  “你提的問題很深刻,說明你學習很認真,這是其他同志沒有提到的問題,我很高興和你一塊兒探討。”

  江青雖然鼓起勇氣來見毛澤東,但當她真正面對這位傳奇式的領袖的時候,還是十分緊張。毛澤東從來就是平易近人態度溫和,他的和藹親切使江青也逐漸放松起來。江青聆聽著毛澤東的解答,也不斷地回答著毛澤東的提問。

  江青反應快,又善解人意,當毛澤東要吸煙時,她立即把煙拿來遞在毛澤東手里,并且還給他點燃好。她發現毛澤東的茶水涼了,輕輕地換上熱的,把茶杯放到伸手可取的位置,而且把茶杯的把兒正對著毛澤東伸手的方向,拿起來非常方便。

  時間過得真快,談話已經過了兩個多種頭。毛澤東的秘書來說:

  “主席,該去開會了。”

  毛澤東結束了談話,把江青送到門口,握著她的手說:

  “再見!希望你有什么問題隨時來。”

  江青走到值班衛士面前,很有禮貌地說:

  “謝謝你,再見!”

  下一個周日,江青又來到了毛澤東的住處。兩個人已經熟悉了,江青就一面說話,一面手腳麻利地替毛澤東收拾房間。

  后來,江青經常不斷地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大部分都是在周日。有時毛澤東還讓她在這里吃飯。吃飯前,江青主動拿來毛巾,遞給毛澤東擦手擦臉。毛澤東需要看書時,江青會馬上把書取來,翻到毛澤東要看的那一部分。

  江青在晚上離開楊家冷時,毛澤東為了她的安全,就讓警衛員送她。江青不會騎馬,警衛員就從馬廄里選出一匹最老實的馬,讓她騎上,自己在前邊牽著馬韁,把她送到橋兒溝,再騎馬回來。

  話分兩頭,再說1937年1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通知方志純說:

  “毛主席今天下午要見你。”

  下午4點多鐘,方志純隨著李富春興沖沖地來到毛澤東的窯洞前,見毛澤東穿著一身打了補丁的灰布軍裝,站在門口迎接他,就趕緊上前握手問好。走進窯洞,方志純打量了一下四壁,墻上唯有一張軍用地圖。室內擺設也非常簡陋,有一張辦公用的方桌和幾條板凳,幾張椅子。方桌上擺滿了各種書籍和文件以及筆墨紙硯等。毛澤東熱情地招呼方志純在一把椅子上落坐,關切地問道:

  “從南方來,生活習慣嗎?”

  “還可以!”方志純回答說:“不習慣,慢慢習慣就是了。”

  毛澤東笑著說:

  “這就好,四海為家嘛!不怕苦,還要不怕死,隨時準備掉腦袋。我們紅軍歷盡千辛萬苦才到陜北,犧牲了多少人!留在南方的同志,也有不少人犧牲了!方志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方志純心情沉重地說:

  “起初我不知道他犧牲了,過了一段時間才聽說的。”

  “志敏同志犧牲得很英勇!”毛澤東面色凝重,嚴肅地說:“志敏同志犧牲了,可惜了,王明路線斷送了他。”

  方志純有些激動了,他說:

  “主席,你在瑞金那次就跟我們說過,紅10軍不應該調到中央蘇區來,可是……”

  “那已經成為歷史啰!”毛澤東感慨地說:“總結歷史的經驗,其實當時不但不應該把你們紅10軍調離贛東北,相反,應當把紅軍主力往你們那邊靠,往武夷山靠。如果這樣,恐怕也不至于失敗得那樣慘。”

  方志純忿忿地說:

  “王明路線真是害死人!”

  “這是個沉重的教訓,要好好吸取。”毛澤東沉默了片刻,又關心地問:“現在贛東北怎么樣?”

  “還有一部分同志在堅持打游擊。”

  “西安事變后,由于我們黨的正確處理,促進了國共兩黨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南方幾省的形勢也會有個大的好轉,會越來越好。”毛澤東說罷,又問方志純:“到延安了,想干點什么工作?”

  方志純一時無言以對,毛澤東見他欲言又止的樣子,便鼓勵道:

  “不要緊,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就大膽地說吧。”

  方志純這才說:

  “主席,打了十幾年仗,現在我真想坐下來好好學習學習。”

  “好嘛,想學習,這是好事嘛!”毛澤東笑吟吟地說:“現在,你不是在中央黨校學習嗎?應該趁這個機會學點馬列主義,總結一下經驗教訓,提高認識。”

  他又對坐在一旁的李富春說:

  “從南方回來的同志,都要有組織地安排他們學習一段時間。”

  李富春說:

  “中央組織部正是這樣安排的。”

  方志純見夜幕已經降臨了,便起身向毛澤東告別。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

  “好哇,方志純同志,你想學習,今后有的是機會!”

  令方志純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后來在中央黨校學習結束之后,在毛澤東的關懷下,他又被派往蘇聯,在共產國際黨校潛心學習了整整3個年頭。

  且說此時的西北高原上已經很冷了,毛澤東穿的那件舊棉衣已經不成樣子了,但是不管誰勸,他就是不肯換新的。警衛員們找到管理部門,讓他們想法給毛澤東做一件新的陰丹士林布的棉衣。他們知道毛澤東的脾氣,要是直接把新棉衣拿給他,他肯定不會要,更不會穿。幾個人想出個辦法,趁他休息時,把舊棉衣偷偷拿走,把新棉衣輕輕放下。等他醒來時,沒有了舊棉衣,就只好穿新棉衣了。再把舊棉衣拆洗一下做好,兩件換著穿。

  警衛員們依計而行,換了新棉衣,三下五除二就把舊棉衣拆了,誰知這一拆才知道,這件舊棉衣的布已經糟了,就是神手,也難以照原樣縫起來了。

  毛澤東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的舊棉衣不見了。他把警衛員叫進來,指著新棉衣問:

  “這是哪個的衣服?我的那件棉衣呢?”

  “這是管理局給你做的。”

  “我有棉衣嘛。我不要!還是把我的那件拿來。”

  “那件……那件棉衣都讓我們給拆了,想洗洗再縫好??礃幼?,那布破得縫不起來了。你還是……”

  警衛員吞吞吐吐地說著。毛澤東看著警衛員著急的樣子,只好無可奈何地笑著說:

  “那,你看怎么辦?”

  警衛員一看有門兒了,馬上高興地說:

  “主席,這件棉衣挺好,你就穿吧。”

  “這樣吧,你拿上它,給我換件灰布棉衣,和你穿的這件一樣。”

  毛澤東說著,拿起那件新棉衣,指指警衛員的衣服。警衛員沒有辦法,只好照辦了。

  11月27日,毛澤東給表兄文運昌寫了一封真摯感人的回信,這是他與外婆家的人中斷關系整整10年后,寫出的第1封信。毛澤東在信封上寫著:長沙南門外36號,文運昌先生收。

  原來,在這1年的早些時候,在長沙長郡中學擔任庶務的表兄文運昌,有一位思想進步的學生莫立本希望到延安投奔革命,文運昌便寫信介紹他到延安找毛澤東。莫立本經過幾個月的長途跋涉,到達延安,向毛澤東轉交了文運昌的信,毛澤東欣喜不已。文運昌在信中傾訴了兄弟離別之情,敘說了毛澤東的八舅父文玉欽以70歲的高齡,在1929年被以“共匪頭目親屬”的罪名,遭到許克祥派兵捆綁關押,花了不少錢財,方才保釋脫險,但從此一病不起,已經于6月27日去世。毛澤東看到八舅父因自己受到連累致死,心中非常內疚,悲痛萬分。

  不久,毛澤東又收到了文運昌寄來的一封信,信中說他在長沙教書,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困難,想到延安謀生,希望毛澤東在經濟上給予一些幫助。毛澤東由此就給表兄寫了這封復信。他在信中寫道:

  運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獲手書,今日又接11月16日詳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艱難,此非一家一人情況,全國大多數人皆然。惟有合群奮斗,驅除日本帝國主義,才有生路。吾兄想來工作甚好,惟我們這里僅有衣穿飯吃,上至總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無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謀一大小差事俾資接濟,故不宜來此。道路甚遠,我亦不能寄旅費。在湘開辦軍校,計劃甚善,亦暫難實行,私心雖想助兄,事實難以做到。前由公家寄了20元旅費給周文楠,因她系毛澤覃死難烈士(澤覃前年被殺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緣故,敬祈諒之。我為全社會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愛的外家及我家鄉一切勞苦人包括在內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諸兄弟子侄,及一切勞苦同鄉,但我只能用這種方法幫助你們,大概你們也是已經了解了的。

  雖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諸表兄弟子侄們常通書信,我得你們片紙只字都是歡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請通知我鄉下親友,如他們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歡喜的。但請轉知他們不要來此謀事,因為此處并無薪水。

  劉霖生先生還健在嗎?請搭信慰問他老先生。

  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大舉進攻,我們的工作是很緊張的,但我們都很快樂健康,我的身體比前兩年更好了些,請告慰唐家圫諸位兄嫂侄子兒女們。并告他們八路軍的勝利就是他們大家的勝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與艱難。

  謹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澤東

  毛澤東信中提到周文楠一事,是指此前他給在湖南工作的周文楠寄出的一封信和20塊銀元,要周文楠到延安工作。信中提到的劉霖生先生,是他的一位姨表兄,前清秀才,為人正直剛毅,思想求新不迂腐。

  盡管毛澤東在信中強調鄉下親人不要來此謀事,因為此處并無薪水,然而此時韶山的熱血青年們,正一批批地朝著延安千里跋涉。豈止是韶山的青年,全國各地大批的青年人也都紛紛涌向延安。

  中共中央為了教育這些青年,決定在安武堡舉辦青訓班。組織上派吳朝祥擔任青訓班女生隊政治協理員。吳朝祥臨行前,毛澤東約他談話,毛澤東說:

  “你要通過談心,開座談會,了解哪些同志出身于窮人家庭,哪些同志出身于富人家庭。了解她們參加革命的理想和志愿,了解她們的個性、愛好與特征,根據她們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就是俗語所說的‘有的放矢,對癥下藥’。

  到青訓班學習的,有不少人老家是東北的,她們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嘗過當亡國奴的痛苦,要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讓她們現身說法,教育大家懂得只有堅持抗戰,趕走日本侵略者,才是救國的唯一出路。

  你在工作中要注意走群眾路線,培養骨干,啟發群眾自我教育。對知識分子,既要看到她們要求救國要求革命的優點,也要正確對待她們的弱點和不足。比如,大城市來的女同志,燙了發,抹口紅,搽胭脂,不要看不慣,更不要諷刺,要慢慢誘導他們轉變生活作風。”

  11月底,毛澤東從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徐特立那里獲悉:小弟毛澤覃的兒子毛楚雄一家人有了下落,而且還搬回了韶山。

  原來在1928年春,毛楚雄出生還不到1歲,母親周文楠就被捕入獄。毛楚雄由他的外婆周陳軒和舅舅周自娛撫養。為了安全,外婆周陳軒讓他改姓周。1930年,彭德懷率部攻下長沙,周文楠被營救出獄。8月,周文楠隨彭德懷的部隊撤往蘇區后,毛楚雄留在長沙與外婆周陳軒和舅舅周自娛相依為命。1935年,毛澤覃犧牲時,毛楚雄才8歲,在桂園附近一所小學讀書,外婆告訴他父親毛澤覃在瑞金犧牲的消息后,他失聲痛哭。1937年5月,周陳軒遇見了一位韶山婦女,繼之與韶山中共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系。11月間,徐特立、王凌波在長沙建立了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毛楚雄的族兄毛特夫立即向徐特立報告了毛楚雄一家的情況。徐特立指示說:“今后要好好照顧他們。”11月底,毛特夫、近門叔叔毛澤連將毛楚雄和外婆周陳軒及舅舅周自娛接回韶山上屋場居住。外婆激動地說:

  “楚雄,你是韶山人,從今天起,你不再姓周,該姓毛了。”

  毛楚雄懂事地點點頭,說:

  “好,我本來姓毛,我叫毛楚雄!”

  不久,徐特立派王凌波去看望了毛楚雄和他的外婆周陳軒、舅舅周自娛。

  毛澤東得到這個好消息,心里很是高興。自此,心中時時牽掛著小弟的這個遺孤。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王明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康生以及赴蘇匯報工作的陳云,還有共產國際的代表,從蘇聯飛抵延安。

  王明在回國前,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接見。參加這次接見的還有康生、鄧發以及剛從南俄療養回來的王稼祥。季米特洛夫說:需要留一個中國同志在共產國際工作。他征詢王稼祥的意見,王稼祥說:

  “我想回國工作。”

  季米特洛夫說:

  “我們決定把你留下來,因為你懂俄文。鄧發同志去新疆工作。”

  之后,斯大林又接見了王明、王稼祥、康生、鄧發。斯大林談到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他說:

  “共產黨人不要怕在民族斗爭的浪潮中被淹沒掉,共產黨人應該積極地參加到民族解放的斗爭洪流中去。”

  斯大林問王稼祥:

  “紅軍還有多少人?”

  王稼祥說:

  “我們紅軍遭受了嚴重的創傷,勝利到達陜北時,僅剩下3萬人了。”

  王明插話說:

  “還有30多萬人。”

  王稼祥毫不客氣地立即糾正說:

  “斯大林同志,是3萬多人,不是30多萬人。”

  斯大林說:

  “我們共產黨人應該重視的紅軍戰士,是有理想拿槍的戰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戰士,而不是吃糧食的人。”

  王稼祥知道斯大林不了解毛澤東,他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貢獻和在黨內的威望更不可能全面了解。而王明常年在蘇聯,頗受斯大林的信賴。在這種情況下,自己應該向斯大林匯報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介紹毛澤東的偉大功績。他說道:

  “斯大林同志,我們毛主席主張抗日,當前國內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中國正在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

  斯大林聽了,高興地說: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蔣介石斗爭了十幾年,現在經過長征,到達了陜北根據地,這是件可喜的歷史事件。你們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是一支勝利的部隊。請把我的話轉告給毛澤東同志,并祝他健康!”

  季米特洛夫在王明臨行前,特意囑咐他說:

  “你雖然在國際工作多年,而且是執委成員和書記處書記之一,但你回國后,并不代表國際。你長期離開中國,脫離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回去后要以謙虛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就是他們要推你為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

  11月14日,王明、康生、陳云離開莫斯科,到了新疆。王明以托派分子的罪名,槍決了一直追隨張國燾的李特、黃超、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

  這就叫:惡人自有惡人磨,作繭自縛難逃脫。

  人不公道天公道,天道循環命難活。

  再說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人前往機場迎接王明。這是毛澤東和王明第一次見面,彼此熱情握手,很是高興。毛澤東以《飲水思源》為題致歡迎詞說:

  “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

  此時,毛澤東也迎接了第一批從家鄉韶山來到延安的親人。他們是毛澤全、毛澤青和堂侄毛遠耀、毛遠翥兄弟。

  毛遠耀,字卓夫,1912年出生。毛遠翥,字任夫,號自財,1918年出生。

  本傳第三卷已經說過,1927年底,毛澤民、錢希鈞夫婦接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廠。他派人回到韶山挑選工作人員,中共韶山黨支部推薦毛新梅烈士的兒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長子毛遠耀等人來上海,充當秘密印刷廠的工人。不久印刷廠前往天津。

  后來在1931年,毛遠耀和毛特夫隨堂叔毛澤民從天津遷回上海中共中央出版部工作。1933年5月,秘密印刷廠被國民黨政府查禁,毛特夫奉命去贛東北蘇區;毛遠耀留在上海秘密活動。1936年,毛特夫和毛遠耀及妻子胡覺民先后回到韶山,以教書為生。

  此次毛澤全一行到延安后,首先見到了中華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毛澤民,由毛澤民安排,在第3天,毛澤東接見了他們。

  毛澤全4人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站在窯洞門口迎接家鄉來的客人。毛遠翥看到三叔穿著灰軍裝,頭戴八角帽,清瘦的臉,一雙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便興奮地喊了一聲:“三叔。”

  其他3個人也喊著:“三哥。”“三叔。”

  毛澤東笑著朝他們走來,同他們一一握手,說:

  “你們來了,好哇!”他指著毛澤青說:“你是澤青——萬才老弟。”又指著毛澤全說:“你是十二老弟——澤全。”最后指著毛遠耀兄弟說:“你是遠耀,你父親是智珠四哥。你是遠翥,是遠耀的弟弟吧。家里人還好吧?”

  毛遠翥說:

  “都好,謝謝三叔。”

  他覺得三叔離家10多年了,還記得家鄉的親人,心里熱乎乎的。

  賓主落座后,毛澤東詢問了家鄉許多事情,還詢問了韶山第一個黨支部成員毛福軒、毛新梅、龐叔侃、鐘志申等烈士的情況。待眾人回答后,他又問:

  “龐叔侃是如何犧牲的?在哪里被殺的?”

  “1927年10月,被殺害于湘潭十七總的柳林巷。”毛遠耀說:“是敵人用梭鏢捅死的。”

  毛澤東沉默了一會兒,說道:

  “你們到延安來,這里生活是很艱苦的呀!”

  毛澤全說:

  “我不怕吃苦!”

  毛澤東又問:

  “那么,你們愿意干點什么工作呢?”

  這幾個人來延安只是想著干革命,至于做什么工作卻沒有想過。毛澤東一問,他們一時都沒有回答上來。還是毛遠翥說了一句:

  “我們聽叔叔的安排嘛。”

  “聽黨的安排!”毛澤東糾正說;他指著毛澤全、毛遠耀:“好!你們二人去抗大學習。”

  在毛澤東看來,毛澤全、毛遠耀讀過一些書,有些文化,他們是可造就的。他又指著毛澤青和毛遠翥說:

  “你們倆去中央印刷廠做學徒。”

  幾個人見毛澤東把他們分作兩處工作和學習,不知如何是好,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毛澤東見了,就安慰他們說:

  “你們去工廠,去抗大,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革命,都是為人民服務,為勞苦大眾謀利益。學習的目的是為將來更好地工作,更好地干革命。”

  他見毛澤青和毛遠翥仍然不言不語,又說道:

  “你們兩人去印刷廠,可以邊工作邊學習,將來還有專門學習的機會。”

  1937年底,葉挺由南京轉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請示新四軍的組建工作。毛澤東親切地會見了葉挺,向他詳細地介紹和分析了國內外的形勢,解釋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毛澤東還陪同葉挺參觀了抗大和中央黨校。在中央黨校舉行的歡迎大會上,毛澤東致詞說:

  “我們今天為什么歡迎葉挺將軍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代的北伐名將,因為他愿意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

  葉挺在大會上講話說:

  “今后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

  1937年12月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單獨接見了21歲的堂弟毛澤青。毛澤東說:

  “萬才老弟,你到延安來了很好哇!”

  毛澤青接口說:

  “我是來找三哥一起干革命,為窮人謀出路的。”

  毛澤青號運才、詠才,韶山方言把“詠”說成“萬”,故人稱萬才。他祖父是毛德臣,姐姐是毛澤建,因之他是毛澤東的嫡親堂弟,排行第十,是同輩兄弟中最小的一個。毛澤東笑著說:

  “萬才老弟,你為什么想到要為窮人找出路呢?”

  毛澤青說:

  “因為我也是窮人,好人總是受壓迫受剝削。”

  “那你為什么到延安來呢?”

  “因為三哥在延安,共產黨在延安。只有跟著三哥,跟著共產黨干革命,鬧翻身,窮人才有出路。”

  “好!”毛澤東滿意地點點頭,又嚴肅地說:“萬才老弟,我要告訴你,到我這里來,要官沒有,要干革命有的是。當然,干革命還得要有武器才行啊!”

  毛澤東說著,從皮箱里取出一支烏黑發亮的手槍,掂了掂,然后遞給毛澤青。

  “送給我?”

  毛澤青凝視著三哥,手卻沒有伸出去。

  “不會打槍嗎?”毛澤東看出毛澤青猶豫不決的心理,接著說:“老弟呀,不要因為不會打槍就不敢要槍,不會可以學嘛,干革命從來就是邊學邊干的。”

  再說王明回到延安后,毛澤東真誠希望與他搞好團結,一道工作。然而王明一到延安,就目空一切,盛氣凌人。他處處以欽差大臣自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神氣十足地提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要討論抗戰爆發以來的國內政局和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方針政策。此時的王明,早已把他回國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話,拋在了腦后。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11月7日到達延安的項英也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歷史上稱為“十二月政治局會議”。

  王明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長篇報告和會議結論。他對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觀點和政策提出了批評。他提出了要建立全國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的軍隊。提出了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

  王明否定了洛川會議關于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他不贊成毛澤東關于國民黨內有左、中、右3種勢力的提法,不同意毛澤東關于共產黨和國民黨誰領導誰的提法。他說:

  “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我們不應說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

  王明指責中共中央在抗戰爆發后,對國民黨的“進步”認識不夠而妨礙了統一戰線的進一步發展。他抹煞國共兩黨之間“片面抗戰”路線和“全面抗戰”路線的根本區別,極力夸大國民黨和蔣介石在抗戰中的作用,把抗戰勝利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他說:

  “相信國民黨軍隊的戰斗力量和光明前途……蔣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領導抗戰。”“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中國政治制度已開始走上民主進步,人民已經‘有充分民主自由’,共產黨員及一切反日派別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要加入國民政府。”

  王明的報告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他在國共合作抗日問題上,夸夸其談地說了一大套人人公認的道理,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

  此人能言善辯,對馬克思主義書本知識也學得比較扎實,又寫過《兩條路線》小冊子,因此,唬住了很多人。大家都覺得他很能干,很有前途。在中央領導核心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對自稱是“國際路線”而實際是兜售右傾投降主義的假馬克思主義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就是這樣一個報告,卻得到了與會多數人的贊同。像彭德懷既沒有支持毛澤東的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路線,而采取了一種模棱兩可態度的人,也為數不少。

  王明投降主義的出現,聲勢嚇人,頗為張揚,毛澤東及時敏銳地看出了問題,并與之進行抗爭。

  毛澤東堅持自己的觀點,強調只有實行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和政策,才能戰勝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蔣介石“借刀殺人”的陰謀;他既拒絕王明的錯誤理論,又沒有批評共產國際。他說:

  “抗日戰爭中,誰領導誰的問題,是始終存在的。共產黨如果沒有自己的獨立性,就會使自己投降到國民黨方面去。”

  欲知毛澤東與王明如何斗爭,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毛澤東和江青的確有幾個共同之處,首先是他們都來自于社會的最底層,一個出身于農民家庭,一個出身于木工手工業家庭,都有一個自私暴躁的父親和善良的母親,都有過吃苦受罪的體驗。其次是兩人都愛學習,都有過比較艱苦的自學經歷,也都做過北大的旁聽生;當然,就兩人的水平來說,不可同日而語。再次是兩人在婚姻問題上的觀念也有著相似之處,都反對舊的婚姻觀念。而最重要的一點,還在于他們兩人都具有很強烈的倔強和叛逆的性格。賀子珍走了之后,追求毛澤東的女青年不乏其人,但正是基于他們的這些共同點,兩個人才能夠在一起談得來,以至于毛澤東后來選擇江青而不是選擇別人結為夫妻,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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