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你要大膽地進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

　　結合起來，我們的革命隊伍就會更有生氣，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話說1937年4月5日清明節，是中國傳統祭祖的日子，這一天，在中國大地上廝殺了10年的兩個陣營的領袖，分別派出自己的代表來到黃陵，一起祭奠中華民族共同的始祖——黃帝。

　　毛澤東的代表是林伯渠，蔣介石的代表是邵力子。

　　黃陵縣位于陜西中北部，原稱中部縣，因黃帝陵在其境內而得名。黃帝陵在縣城北面1公里處的橋山上，南距西安約150公里。

　　這一天，林伯渠乘車由延安到達黃陵，與各界代表共同舉行了隆重的祭拜典禮。

　　在祭奠儀式上，邵力子誦讀的祭文，國民黨報紙沒有共開發表，歷史上也未見有記載，其內容不得而知。而林伯渠誦讀的就是前邊已經說過的，是毛澤東在延安親自撰寫的《祭黃帝陵文》，其全文如次：

　　“維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鮮花束帛之儀致祭于我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

　　聰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

　　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載，強鄰蔑德。

　　琉臺不守，三韓為虛。遼海燕冀，漢奸何多!

　　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

　　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

　　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

　　東等不才，劍履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

　　頻年苦斗，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

　　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

　　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

　　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

　　尚饗!

　　4月25日，周恩來、張云逸等25人在赴西安途中被土匪包圍，劉伯承集合100多名干部戰士出發救援，毛澤東聞訊趕來，向警衛團長招招手，急促地說：

　　“什么也不要考慮，無論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接回來。”

　　毛澤東邊說邊揮手，示意部隊立即出發。

　　原來，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西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張沖談判，然后，還要上廬山與蔣介石談國共合作，談聯合抗日。

　　25日上午8時許，周恩來、張云逸、孔石泉一行25人，乘坐一輛德國造奔馳牌柴油敞篷卡車，出延安南門駛上通往西安的黃土公路，一路上黃塵滾滾，卡車上笑語陣陣。張云逸和孔石泉在車廂里分坐在周恩來兩旁。張云逸是這支隊伍的最高軍事首長，主要任務是護送周恩來。孔石泉是紅軍駐西安辦事處的秘書。車上還有周恩來的副官陳友才以及負責護送任務的特務隊副排長陳國橋、警衛戰士、記者和翻譯。

　　當汽車行至延安30公里外的甘泉縣勞山下時，突然遭到當地200余名土匪的襲擊。埋伏在壩梁上的土匪，用機槍、步槍同時掃射。兩個警衛班和隨行人員來不及隱蔽和抵抗，有不少人都犧牲在汽車上，司機也受傷不能開車了，情況十分危急。

　　此時，駐守在勞山的紅軍通訊班，聽到槍聲立即向延安總部報告。劉伯承馬上派人給三十里鋪的駐軍打電話，要他們即刻出動，趕往救援。劉伯承又命令中央警衛團長把身邊的人員集合起來，把首長的馬匹統統牽來，向勞山進發。

　　在勞山那邊，周恩來、張云逸、孔石泉、吳濤在幾名干部戰士的護衛下，迅速離開公路，鉆進右側的密林中，沿著一條小山溝，安全抵達三十里鋪。張云逸的手被子彈擦傷一塊皮，孔石泉的衣領被打穿兩個洞。

　　這場戰斗一共犧牲了11名干部戰士。事后才弄明白，勞山事件是國民黨和土匪策劃的一個陰謀，潛伏在延安城里的土匪坐探馮長斗，在前一天就已經將情報送出了。

　　周恩來等人返回延安后，中央領導紛紛前來慰問他們。毛澤東和周恩來見面時，兩人都很激動，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互相注視許久，才說出話來。周恩來在談到殉難的干部戰士時，眼中涌出了熱淚。他對張云逸說：

　　“云逸同志，我們不僅是戰友，又成了難友了。”

　　周恩來、張云逸和幸存者一起合影留念。后來張云逸把這張照片保留在身邊，一直到去世。

　　有一天清晨，紅軍野戰醫院的醫生給毛澤東打來電話說，拐峁醫院來了一名重傷員，子彈打在胸部，傷勢很重，醫生想盡了一切辦法，也很難挽救傷員的性命。這個傷員在昏迷狀態下，不時地以微弱的聲音呼喚著“毛主席，毛主席”。在傷員偶爾清醒時，醫生才弄明白，他參加革命幾年，從未見過毛澤東，非常渴望能見一見毛澤東，哪怕是只看一眼也好。醫院的領導擔心毛澤東工作忙，沒有時間來;況且他住的地方又比較遠，在山邊大路上要走大半天才能到醫院。大家商量來商量去，最后決定還是打個電話吧，讓毛澤東知道這事就好。誰知毛澤東得知此情，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策馬趕往醫院。他對身邊的人說：

　　“傷員很危險，不知能不能趕上看看他?”

　　毛澤東平時不騎馬，而這一次他跨上小黃馬，放馬直奔。小黃馬噴著熱氣，毛澤東也熱得滿臉是汗。他一到醫院，連忙走進病房，輕輕地來到傷員身旁，傷員激動得伸出雙手，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臉上浮現出微笑，慢慢地合上了雙眼，停止了呼吸。在場的人們，無不流淚。毛澤東含著淚，十分動情地說：

　　“你是我黨的好同志，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

　　毛澤東參加了烈士的追悼會，埋葬了烈士。他顧不得休息，馬上趕回醫院，走遍了醫院的每個病房，和傷病員們一一握手，親切慰問。

　　毛澤東從清晨到黃昏，一直沒有休息，也沒有吃一點東西。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街上有賣東西的小店，就讓警衛員賣了幾個燒餅。警衛員把燒餅遞給他，讓他吃，毛澤東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他說：

　　“我讓你買燒餅，不是買給我吃的，我不餓。你們累了一天，你們吃吧。”

　　一個落日時分，史沫特萊請毛澤東去聊天，毛澤東欣然前往。他來到史沫特萊住處，看到吳莉莉穿上了色彩鮮艷的羊毛衫和裙子，就笑著說：

　　“吳小姐穿這身衣服越發漂亮了!”

　　吳莉莉裝著不高興的樣子說：

　　“這身衣服可招來了許多人的指責和議論，說我是資產階級小姐的作風。”

　　毛澤東依然微笑著，他說：

　　“啊，這身衣服還引起這么大的議論，還真不簡單哩!”

　　史沫特萊說：

　　“你還笑哩，我看你領導下的那些機關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紅軍是些斯巴達式的軍隊，應該好好改造。教你們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變現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別是你，應該學好外語，了解外國生活，學會跳交誼舞。”

　　毛澤東說：

　　“學外語，我很愿意學。但學跳舞，我不喜歡。”

　　史沫特萊說：

　　“你真是個清教徒主義者，連交誼舞都不喜歡，那你將來取得了全國的政權后，你出國訪問怎么辦?”

　　毛澤東隨口說：

　　“到那時，我也不出國訪問，我這個人一生不準備出國去。你說我們是清教徒主義，紅軍是斯巴達式的軍隊，鄙人不同意你的看法。吳小姐穿這身衣服，對延安就是個改造。”

　　他又對著吳莉莉說：

　　“你要大膽地進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結合起來，我們的革命隊伍就會更有生氣，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史沫特萊和毛澤東聊著，吳莉莉燒菜做飯，三人共進晚餐。

　　吃過飯，史沫特萊打開留聲機，放出了《西波涅》舞曲，說：

　　“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這是最好的休息。”

　　毛澤東說：

　　“我不會跳，也不喜歡學跳舞。”

　　史沫特萊只好先同吳莉莉跳了一曲，然后，她走到毛澤東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伸出雙手說：

　　“主席，我教你跳。”

　　毛澤東感到盛情難卻，只好站起身來。史沫特萊就手把手地教毛澤東如何邁步，如何跟緊音樂節奏。毛澤東跟著史沫萊特跳來跳去，別扭得出了一身汗，只好歇歇再跳。漸漸地，他對這種狂熱的活動產生了興趣，才感覺到跳舞確實是一種放松精神、換換腦子、運動休息的好方法。

　　周末到了，史沫特萊在延安舉辦了第一次舞會，引起了轟動。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出現在門口時，樂隊奏起了《義勇軍進行曲》。毛澤東笑著說：

　　“史沫特萊小姐，你真不簡單哩!把咱們的彭大將軍也請來跳舞了。”

　　彭德懷連忙擺手，認真地說：

　　“主席，我不是來學跳舞的。我是來看熱鬧的。”

　　在輕快的舞曲中，人們翩翩起舞，史沫特萊和朱德，海倫和周恩來，原本都是跳得比較好的。而毛澤東還不老練，就跟著吳莉莉學，賀龍也有舞伴帶著。唯有彭德懷說啥也不肯跳。

　　跳舞的人越來越多了，一場接著一場地跳著，一直跳了3個小時才結束。史沫特萊不無驕傲地說：

　　“我也許會因此得一個‘敗壞軍風’的惡名，但是交誼舞在延安興起來了，這是我的一個勝利。”

　　史沫萊特通過和毛澤東的深入交往，改變了原來對毛澤東的印象。她后來曾經寫道：

　　“我最初在他身上強烈感覺到的那種陰森氣質，后來證明，是一種精神上的卓爾不群。朱德為人所愛，毛澤東為人所敬。少數的他很熟的人，喜愛他。但是，他的精神內向，使他落落寡合。在他身上，毫無朱德的那種謙卑。盡管他具有女人氣質，但是，他象騾子一樣倔強，有一種鋼鐵般的自傲和堅毅貫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會觀望和等待若干年，但是，最終將為所欲為。

　　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譏誚而顯得冷峻，仿佛來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靈魂里有一扇從不向任何人敞開的門。”

　　“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都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語言思考問題，有些人以能夠引述他們著作中的章句，或能就這些章句發表三四個小時的長篇大論而自豪。毛澤東也能。但他難得有這樣的打算。他在抗大講課，或是在大會上演說，象他的談話一樣，都以中國的現實生活和以往的歷史為根據。千百名涌入延安的學生，已經習慣于僅僅從蘇聯、或是德國、以及其它國家少數作家的著作汲取精神營養。然而，毛澤東對他們談論他們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他們本國的歷史和文學，他引述《紅樓夢》和《水滸傳》這一類小說的典故。他熟悉古代詩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個合格的詩人。”

　　“每一個其它的共產黨領袖，都可以和另一民族或另一時代的某個人物相比，但是，毛澤東無與倫比。有人說，這因為他是個純粹的中國人，從未出國游歷或留學。無論是彭德懷、賀龍、林彪，或是其他紅軍將領，也都不曾出過國，然而他們都可以在別的國家找到他們的對應人物。毛澤東以理論家聞名。但是，他的理論植根于中國的歷史和戰場經驗。”

　　與毛澤東和斯諾的交往相比較，毛澤東同史沫特萊的交往，更富于私人朋友之間交往的性質和輕松活躍的氣氛，史沫特萊可以拍毛澤東的肩膀。史沫特萊這樣記述了她與毛澤東的交往：

　　“我寫條子去邀請毛澤東來聊天，他會很快就過來，還會帶來一袋花生。然后是中國人要求我唱歌，在他們盡力而為之后，中國人或是唱，或是講故事，或是全體參加一次討論。”

　　“毛澤東常到我和我的女秘書所住的窯洞來，我們3人就會在一起吃一頓簡單的飯，談上幾個小時的話。因為，他從未邁出中國國境，他提出了上千個問題。我們談印度、談文學。有一次，他問我是否愛過什么男人，為什么愛，以及我對愛作何理解。有時，他引述中國古代詩人的詩句，或是背誦他自己的詩詞。有一首是懷念他第1任妻子的，她已經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國民黨殺害。”

　　毛澤東還要向史沫特萊和她的秘書吳莉莉學習英語和普通話。史沫特萊認為，把《紅河谷》之類的民歌記住，是毛澤東學習英語的好方法。根據史沫特萊的提議和要求，毛澤東很努力地想要掌握這些不熟悉的調子和歌詞：

　　“人們說你將從這個河谷離去……”

　　毛澤東用低沉的聲音哼著：“我們將懷念你那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微笑……”

　　毛澤東唯一缺乏的是歌詠的天賦。這位將要擔當他英語教師的史默特萊有點失望，面有不悅之色。她請求毛澤東不要再唱下去。

　　毛澤東積極支持史沫特萊為改善延安衛生條件所做的種種努力。他與史沫特萊聯名寫信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希望他能派醫療技術人員到中國。結果，促成了諾爾曼.白求恩的中國之行。

　　毛澤東對史沫特萊消滅老鼠的熱情表示贊賞。史沫特萊一到延安，就對各種各樣的災禍挑戰。她作為一個倡導者，在延安發動了一場滅鼠戰斗。

　　她給上海的朋友、給在西安的朋友王安娜、 北平的朋友斯諾寫信，物品清單要的第一樣東西就是捕鼠器。

　　起初，延安的人們對史沫特萊這種象傳教士一樣的熱情并不理解，只覺得好笑。后來，毛澤東也要了一只捕鼠器滅鼠，共產黨其它有名望的黨員也就開始學毛澤東的樣子，參加滅鼠戰斗。

　　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萊在延安做了許多工作。她除了繼續寫文章和報道，還為魯迅圖書館籌建外文部;向上海的外國編輯和記者發出秘密邀請函，敦促他們訪問延安;她還種花種菜。

　　在史沫特萊的鼓勵下，《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維克多.基恩和合眾國際社的厄爾.利夫很快就穿越國民黨的封鎖，來到了延安。厄爾.利夫和毛澤東會談以后，他這樣寫道：

　　“毛澤東決非共產主義的盲目信徒。他能夠同任何人長談到深夜，所涉及的問題，小到唇膏，大至列寧主義，顯示出對世界和時事的廣博知識。”

　　毛澤東等人的獻身精神，令人愉快的不拘禮節，以及蘇區良好的社會風尚，給這些美國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后來，還有不少人來到延安。史沫特萊這樣寫道：

　　“訪問紅軍歸來的新聞工作者們，沒有一個不認為他們所接觸的是現代人，是和他們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們都非常喜歡毛澤東，會說出一些關于毛澤東的離奇古怪的故事。”

　　他們稱毛澤東是中國的列寧，中國的斯大林，是繼斯大林之后“國際政治中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領袖，是最無私的人。”甚至形容他象高居于奧林匹克之巔的阿波羅神。

　　在這些美國人看來，毛澤東又是一個謙虛的、直率的容易相處的“好伙伴”。他會隨時走到你的住處同你聊天、玩牌;喜歡“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的中間觀看演出”，或在舞場上“和其它客人一樣，平等地站在隊伍里”，等待姑娘們的邀請。他生活簡樸，“做了10年紅軍領袖，千百次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

　　毛澤東“有著南方人‘愛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夾著饅頭吃”，他說：“辣椒是窮人的大葷”，并宣揚“愛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論。

　　有一次，毛澤東用辣椒招待客人，他邊吃邊談，縱論辣椒的特性，進而發揮到了吃辣椒人的性格。他說：

　　“大凡革命者都愛吃辣椒，因為辣椒領導過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的人也愛造反。我的故鄉湖南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產’的革命者也就多。”

　　毛澤東說罷，朗聲大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那首他很喜歡的《辣椒歌》：“遠方的客人，你請坐，聽我唱支《辣椒歌》;遠方的客人，你莫見笑，湖南人待客愛用辣椒。雖說是鄉里的土產貨，天天可不少。要問辣椒有哪些好，隨便都能說出這幾十條：去濕氣，安心跳、健脾胃，醒頭腦，油煎爆炒用火烘，樣樣味道好。沒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勝佳肴。”

　　毛澤東嗜好煙草，長征路上曾“遍嘗各種葉子，要尋出煙葉的替代品來”，到延安后，則自辟一塊煙田，以保障他那“無節制”的煙癮。“他隨便的習慣和他全不在乎個人外表這一點相一致”，“他有農民的個人習慣。”

　　這就是外國人眼中的毛澤東，這就是實際生活中的毛澤東。毛澤東無拘無束的個性，在征服了無數人的同時，也引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煩。史沫特萊和吳莉莉在延安期間，毛澤東和她們接觸頻繁，談笑風生，由此引起了賀子珍的不愉快。賀子珍尤其是對吳莉莉特別反感。

　　吳莉莉本名吳廣惠，又叫吳光偉，河南人，出生于1911年。吳莉莉的英語講得很好，她既是史沫特萊的中文教師，又是史沫特萊的秘書兼翻譯。這是一位非常招眼的女子，她風姿綽約，涂著口紅，燙發披肩，而且很有天分，又有自己的見解。她本來是一位演員，來到延安，還不時地客串戲劇表演。

　　毛澤東是一個以文會友的人，對于談話投機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熱情接待。他同史沫特萊和吳莉莉的談話很愉快，很有益，接觸自然就多了一些。這本是極正常極普遍的事情，但在一些“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思想濃厚的人看來，就是極不正常的事情了。還有一些人把無中生有的話，傳到賀子珍耳朵里，甚至還有人向她提出了忠告。本來對這兩個新派人物看不慣的賀子珍，頓時心亂如麻，無法平靜下來。毛澤東和史沫特萊、吳莉莉接觸越多，賀子珍越反感。由此，她與毛澤東的情感交流越來越少了，爭吵也越來越多了。賀子珍本來一直是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和機要秘書，由此，她賭氣不再當家屬，她要求獨立工作。此時的賀子珍，覺得生下嬌嬌這個女兒不是時候，她一氣之下，便把4個月的嬌嬌送到了老鄉家里，自己要去學習。很多人勸賀子珍說：

　　“孩子太小，你身體太弱，等一等吧。”

　　賀子珍固執地搖搖頭，堅決地說：

　　“孩子拖累我，我要工作。”

　　組織上滿足了賀子珍的愿望，她高高興興地到抗大學習去了。

　　俗話說，三個女人一臺戲，果不其然，就在這個時候，對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來說，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女人又出現了，她就是斯諾的夫人尼姆.韋爾斯。

　　尼姆原名叫海倫.福斯特，尼姆.韋爾斯是斯諾為她起的筆名。1907年，尼姆出生于美國猶他州一個頗有名望的家庭。她從記事的時候起，就一直渴望成為一名大作家。1931年，尼姆在猶他州大學畢業，并通過文職人員考試。8月，尼姆到達中國。1932年底，尼姆和斯諾結婚。婚后住在北平，是《密勒氏評論報》駐北平的記者。同時，在燕京大學學習哲學。尼姆同情中國革命，她是斯諾西北之行的最積極的支持者。當斯諾在他來蘇區之前有所猶豫的時候，是尼姆鼓勵了他，她說：

　　“這樣做是非常正確的，無論付出什么代價，你必須去。”“如果我能去，我會同你一起去的。”

　　出現在毛澤東面前的這位意志堅強的美國女性，可能連毛澤東也沒有料到，在向世界介紹宣傳毛澤東和中國革命方面，她的貢獻是可以與斯諾相提并論的。

　　尼姆是在1937年初從黃敬那里得知，5月初將在延安召開一次有各地共產黨代表參加的重要會議。她認為這是一個不能錯過的采訪機會。

　　黃敬就是本傳后邊將要說到的青島學生領袖、江青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的俞啟威。1933年7月，俞啟威在青島被國民黨逮捕后，由其家人保釋出獄，到北大數學系學習，改名為黃敬，成為北平學生領袖，現在是中共北方局的領導干部。

　　且說尼姆在黃敬等人的安排下，由北平出發了，她于4月23日到達了西安。當時的西安已由胡宗南控制，外國記者由西安進入蘇區，受到嚴格禁止。尼姆設法與駐西安的紅軍辦事處取得了聯系。由于此時中共正與國民黨就合作問題談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國民黨當局發生爭執，所以，他們對尼姆的請求，不敢貿然答應。他們向延安發電報請示，毛澤東得知這位要求赴延安采訪的美國記者就是斯諾的夫人，馬上表示同意尼姆的請求。紅軍駐西安辦事處，將接頭人的姓名和住址告知尼姆，要她設法前往三原。

　　尼姆.韋爾斯4月30日于到達陜北蘇區的三原，她機智地擺脫了監視她的密探，在一個叫肯普頓.菲奇的美國青年幫助下，終于踏上了蘇區的土地。尼姆一到延安，就急著要見毛澤東。毛澤東安排在第二天會見了她。

　　陪同尼姆的王福時，將他和斯諾夫婦合作編譯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和尼姆等人進行了親切的交談。尼姆這樣描繪她第一次見到的毛澤東：

　　“當毛澤東在那個古老的磚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歡迎我到延安來的時候，他是隨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個想法是，他是一個中國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額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澤東則是呆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張，有一種神秘的統治權。毛澤東拉過他的椅子，離開方桌，脫下帶紅五星的帽子，一簇濃密的黑發垂到耳朵周圍，他把他極美麗的、有權力的、貴族式的雙手交叉起來，帶著疑問地看著我，還帶著好脾氣的幽默。這兩只手顯示了真正的權力。它完全不象中國一般知識分子的手，也不象工人階級的手。毛在中國人里是不尋常地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適合他的體型。”

　　尼姆告訴毛澤東說：斯諾返回北平后，她就全力投入斯諾采訪資料的整理工作。“埃德從紅區帶回來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毛澤東親自給他講述的他的生平。埃德還采訪了周恩來、彭德懷和其它幾個人的簡要生平。”“我丈夫一回到北平，我就立即把你的自傳打印出來。這是一個巨大的經典著作，它將影響每一個閱讀的人。”

　　“在編寫埃德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們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當我從哈同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來時，我們又有多么激動啊!不到半個小時，我就認識了相片中的每一張臉，并能叫出名字。我坐下來，依據埃德七零八碎的筆記，給每張相片都寫下了頗長的傳記式的說明。我把埃德帶回來的絕大多數材料整理成文，然后，他把它們改寫成了一本書。為了感謝我為他打字，埃德把毛澤東自傳的手稿作為禮物送給我。”

　　尼姆說：她在整理材料時，就材料的取舍同斯諾發生了爭論：

　　“埃德叫我刪節毛的生平事跡，然后，把摘要揉合到他的書中去。他說他反正打算要把這個生平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語言改寫。我嚇壞了。這是經典，是無價之寶啊!我抗議道。這個生平將成為埃德要寫的那本書的核心和精髓。它敘述毛的全部經歷，形式完美。我主張埃德不應該動它，而應一字不漏地引用毛的講話。這就如喬治.華盛頓在福奇谷講述革命經歷一樣。不管怎樣，我還是坐下來，一字不差地把別人講給埃德聽而他用手記下的筆記，包括名單和其它一切，全部謄寫一遍。雖然這也許會使某些讀者感到枯燥，但這卻是一部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歷史。”

　　正是在整理斯諾的材料的過程中，尼姆萌生了去蘇區的念頭，她說：

　　“我和埃德就是否要把整個平生事跡都包括到書里去的問題，有許多爭論。我是那樣強烈地認為，應保持平生故事的完整性，以至于我怕在我第2年4月份獨自去紅區，恐怕在我離開時，埃德會把它的大部分刪掉。后來，當我從紅區回來重新跟他見面時，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于這件事。事實上，埃德盡管有些擔心，但仍然發表了幾乎是平生的全部。不過，我想他刪掉了不少的名字。我也認為這樣做，可能會使這本書失去銷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這也會使這本書在以后的歲月中保持其永恒的價值。埃德的想法是要讓人知道，要人去讀。而我則想要人受教育。我想，讓讀者了解毛和他的問題是有益的。”

　　“當我讀著這些事跡時，我意識到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樣的旅行，把其它一些傳記材料搜集來。”“于是，我決定將不惜任何代價，來訪問你的地區。我丈夫讓我從你這里獲得最后一章。”

　　毛澤東和尼姆的這次的談話記錄，后經王福時整理，發表在巴黎的《救國時報》上。

　　欲知毛澤東和尼姆后來的談話內容?請看下一章內容。

　　第121章

　　“不要難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

　　蛋。西路軍的廣大干部和戰士是英勇的，頑強的，他們沒有子彈，

　　靠大刀、矛子就和敵人拼命，這種革命精神永遠也不要丟掉。”

　　話說賀子珍在抗大的學習生活十分緊張，要學習馬列、政治、軍事，每天早晨還要出操。賀子珍同其她的學員一樣，參加了全部的學習活動和晚上的政治活動。毛澤東雖然搬到了鳳凰山下一個老鄉家的一個窯洞里，離抗大只有一兩里路，可是抗大的學員是集體宿舍，賀子珍除了星期日外，很少回家。

　　毛澤東與賀子珍此前的10年夫妻生活，正像人們常說的那樣：誰家的煙囪不冒煙，誰家的夫妻不拌嘴，再好的夫妻也免不了來一場舌戰，來一次干戈。以前，毛澤東生起氣來，就對賀子珍以“武力威脅”、“政治威脅”，說要開除賀子珍的黨籍，或者是給賀子珍一次口頭處分。可是事后他一冷靜下來，又往往主動停戰求和，化干戈為玉帛。他往往笑著說：“你是鐵，我是鋼，碰到一塊兒響叮當。”賀子珍見毛澤東如此，也就破涕為笑了。可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賀子珍對毛澤東的猜忌越來越重了。

　　有一天晚上，毛澤東去拜訪史沫特萊，恰好吳莉莉和尼姆正和史沫特萊在一起用餐。吳莉莉和在延安的年輕的政治狂熱分子一樣，也十分崇拜毛澤東，她在酒酣耳熱之際，大膽地要毛澤東拉著她的手。這一緋聞傳到賀子珍耳朵里，賀子珍就非常憤怒地指責毛澤東是移情別戀。毛澤東無論如何解釋，都無濟于事。

　　毛澤東與賀子珍之間的誤會，只要兩人冷靜下來，本來是可以解釋清楚相互理解的。只是賀子珍太倔強了，她心里掀起了狂濤巨浪，卻不愿意和毛澤東溝通。她認為毛澤東變了，和在井岡山與瑞金的時候不一樣了，因此，她的火氣就越來越大了。

　　有一次，賀子珍回家路過一個窯洞門口，她看見毛澤東的警衛員在門口站崗，就料想到毛澤東一定在里面，她推開門就往里闖。毛澤東果然在里面，和他在一起的是史沫特萊和吳莉莉，3個人談興正濃，個個神采飛揚。賀子珍見到這般情形，腦海里立時浮現出以前所聽到的那些傳言，臉色頓時陰沉了下來。屋子里本來熱鬧的氣氛一掃而光，安靜得沒有一點聲響。此時性格活潑的吳莉莉本想打破這一尷尬的局面，就笑著拉賀子珍坐下，沒想到賀子珍嘴里說著：“你少來這一套”，手上又連推帶甩，力氣大了一點，一下子把吳莉莉推得立足不穩，幾乎摔倒。吳莉莉立即嚷了起來，連哭帶鬧。史沫特萊看不下去了，就為吳莉莉抱打不平，她對著賀子珍氣勢洶洶地指手畫腳。站在門外的警衛員聽到屋里一片嚷嚷聲，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連忙推門進來。也是賀子珍氣昏了頭，她對著史沫特萊就是一個耳光。沒有勸架經驗的小伙子一看這種架勢，本來是想保護賀子珍的，卻拉著了賀子珍的手，人高馬大的史沫特萊一拳打在賀子珍的右眼上，賀子珍的眼睛頓時充血，黑了一圈。史沫特萊正要再次出手，毛澤東看不下去了，他立時發了話，對賀子珍說：

　　“子珍，你干什么?你瘋了!”

　　他又對史沫特萊說：

　　“你不能再打!你有什么話，你對我說!”

　　說罷，拉著賀子珍就走了。賀子珍被打的眼睛腫得像個大核桃，無法出門，別人問她眼睛怎么啦，她只是說自己不小心撞的了。

　　由此，吳莉莉被“逐出”了延安。

　　再說1937年4月底，紅4方面軍西路軍的左支隊余部到了甘肅、新疆交界處的星星峽。中共中央派在蘇聯的陳云、滕代遠，帶領滿載衣服、藥品、食物的40輛汽車，趕往星星峽迎接這支尚存的400余名紅軍指戰員。

　　而此時的陳昌浩，已經從河西民樂縣花家寨回了他的湖北老家，徐向前則到達了援西軍駐地。

　　1937年5月1日，毛澤東、張聞天、朱德致電徐向前說：

　　“向前同志：慶祝你脫險歸來，并相信你一定能夠在中央領導下再接再厲地為革命奮斗到底。盼于病體痊愈后即來中央。”

　　后來在5月7日，左支隊指戰員們被拉到了迪化，僅存的師級以上干部有：

　　西路軍總部參謀長李特，總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保衛局局長曾傳六，一局局長郭天民，三局局長宋侃夫，五局局長歐陽毅，衛生部長蘇靜觀，紅30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煥，紅5軍政委黃超，紅9軍政治部主任黃火青。

　　5月2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發言，他說：

　　“1、使紅軍適合抗日戰爭的情況，改組為國民革命軍，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范兵團。2、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和搗亂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區。3、在此地域內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4、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

　　后來，毛澤東又在會議上作了《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發言。他分析了1935年華北事變以來國內的形勢，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他說：

　　“國民黨三中全會以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了，因而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新階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和實現抗戰。”“為了停止國內武裝沖突，共產黨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改用立法和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

　　毛澤東號召全黨加強團結，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統一戰線而斗爭。

　　5月7日，劉少奇在會議上作了《爭取全國民主統一與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發言。

　　朱德在黨代會的幾天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帶領著紅軍高級指揮員們去看望尼姆，他為了支持尼姆準備寫作的《中國共產黨人》，交給尼姆34份領導人的簡單自傳。尼姆還在會議期間，進行了多次采訪。

　　尼姆看出這些活動都是毛澤東有意安排的，她后來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從禮節到對外政策，毛是每件事的主宰。”

　　史沫特萊在會議期間則是擔任了紅軍指揮員們的舞蹈教師，她在《中國的戰歌》中這樣記述：

　　“在延安一次高級軍事將領會議期間，我曾試圖教他們中間一些人跳舞。他們的反映富有啟示意味。朱德是個希望能學會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從不讓自尊心妨礙他做這種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來的是周恩來，但是他象是個研究數學問題的學者。彭德懷寧愿作壁上觀，而不愿挪動一下腿，他是和革命結了婚的。賀龍簡直是節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動的磚塊鋪砌的場地上，從一頭跳到另一頭，就無法控制住他自己。

　　我在延安婦女界，博得了一種很壞的名聲，她們認為我在敗壞紅軍的風氣。這種名聲變得壞到使我有一次拒絕再給朱德上一次舞蹈課，他卻反駁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現在也不打算罷休!’于是，我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又教了他一課。”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工部長劉少奇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對準備提交黨的白區工作會議討論的報告《關于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作了說明。他的報告分3個部分，在第1部分中，特別批評了在六屆四中全會后，白區工作中的“左”傾關門主義、盲動主義、冒險主義。

　　會議主持人張聞天對劉少奇的報告很不滿意，他當場宣布說，詳細的討論以后再召集會議，在白區代表會上，第1部分內容暫不報告。

　　就在5月16日這一天傍晚，羅榮桓和林月琴的新婚典禮在延安舉行。延安的春夜是迷人的，新婚之夜更是難忘的。巧的是新郎新娘都屬虎，羅榮桓比林月琴大12歲。35歲的羅榮桓為能找到林月琴這樣的伴侶非常高興。

　　羅榮桓最初結識自己的妻子林月琴時，林月琴才22歲。她端莊秀麗，而且已經有了七八年的革命經歷。愛情是個非常甜蜜的東西。羅榮桓在戀愛的日子里，常常夜不能寐。正值青春芳齡戀愛季節的林月琴，也為能找到羅榮桓這樣淳樸厚實的如意郎君，眼睛里常常閃著異彩。

　　5月17日，中國共產黨白區代表工作會議在延安中央會議廳召開。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出席會議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屬的北平、天津、山西、河南、山東、綏遠等地黨組織的負責人共20多人。

　　上午，劉少奇受中央委托向會議作了《關于白區的黨與群眾工作》的報告，他只講了第3部分的提綱。

　　5月20日至24日、26日，白區代表大會對劉少奇的報告進行了激烈爭論，先后有24人發言，多數人對劉少奇的報告提出批評，有的十分尖銳。也有人不贊成對報告全盤否定，不同意某些過激批評。

　　在此期間，周恩來、林伯渠于5月23日攜帶起草的共同綱領草案，去見蔣介石。

　　5月24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閉幕后，蔣介石以個人談話方式承認：1、開放言論;2、集中人才;3、赦免政治犯。同時，蔣介石還密令所屬：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5月24日，毛澤東電告周恩來，會見蔣介石時，要談下列兩個問題，即：

　　“第1方面，關于綱領及蘇區、紅軍、共犯、黨報、經費、防地等問題;第2方面，關于對日、對英、對蘇外交、國防、經濟及國民大會、人民自由、政治犯等問題。”

　　中央要求周恩來擬定具體意見電告中央。

　　5月25日，毛澤東接到周恩來的復電，他在回電中同意周恩來等人的意見，又提出下列各點：

　　“1、特區政府委員9人名單為：林伯渠、張國燾、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高崗、張沖、杜斌丞。2、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可以并準備讓步設總指揮部;至少4個師，1師長林彪，2師長賀龍、3師長徐向前，4師長劉伯承，先發表上述6個人，余俟后呈請委任。為加強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舊，也準備讓步設政訓處。”

　　5月27日，中共中央為迎接國民黨中央考察團，宣布白區工作會議休會。

　　5月29日，國民黨中央考察團到達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邊區政府和群眾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歡迎會上致詞，闡述了國共兩黨合作的重大意義，并表示中共對合作的誠意。

　　此時，林月琴與羅榮桓結婚已有半個月了，毛澤東的警衛員找到她說：

　　“主席請你到他那里去一趟。”

　　林月琴隨著警衛員來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來招呼她坐下，說：

　　“你就是林月琴同志，打過仗嗎?”

　　林月琴自豪地說：

　　“在4方面軍，我有1營婦女工兵哩!”

　　毛澤東笑了，說：

　　“噢，還是個營長哩。你們結婚吃了什么?”

　　林月琴說吃了一頓面條。毛澤東笑著說：

　　“好啊，吃面條也不請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毛澤東說：

　　“羅榮桓同志是個老實人，他原則性強。他這個同志愛吃辣椒，你們在一起生活習慣不習慣?”

　　林月琴笑而不答。毛澤東談到了形勢，說羅榮桓很快就要到前線去。他還開玩笑說：

　　“你們新婚就別離，我是不是有點殘酷?”

　　林月琴馬上說：

　　“我堅決支持。”

　　“好!”毛澤東說：“長征路上你是宣傳員，提著石灰桶刷標語，動員人家送郎參軍。今天你自己送郎參軍啰!”

　　1937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集中討論白區工作會議上的爭論，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朱德、劉少奇、關向應、凱豐。

　　張聞天提出他準備提交白區黨代會的報告，以取代劉少奇的報告。他準備提出的這份報告說：劉少奇的報告和劉少奇在3月4日《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都是錯誤的。

　　在與會者的討論中，多數人都表示同意張聞天的報告，對劉少奇提出了許多批評。

　　6月3日，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講了7個問題：

　　1、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2、這個問題在今天提出是因為什么?3、少奇對這個問題的回答。4、少奇的錯誤。5、黨的路線是否正確?6、是否有某種錯誤的傳統?7、幾個問題——合法非法問題，少奇過去的問題，今后對付這類問題的態度。

　　毛澤東在以上提出的問題中說道：

　　“少奇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錯的只在報告中個別問題上。少奇對這問題有豐富的經驗，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斗爭和黨內關系，都是基本上正確的，在華北的領導也是一樣。他一生很少失敗，今天黨內干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

　　“少奇寫給中央的幾封信上”，“他也基本上是正確的，是勃勃有生氣的，他系統地指出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害的病癥，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6月4日，白區工作會議在毛澤東講話后，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扭轉了對劉少奇不利的局面。

　　6月4日，周恩來抵達廬山，與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張沖進行談判。周恩來向蔣介石遞交了中共《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蔣介石對中共的草案不屑一顧，他漫不經心地掃了一眼，就放在了一邊，對周恩來說：

　　“兩黨存在，總免不了沖突與競爭。你們共產黨講策略，則共產黨隱藏在國民黨內來發展，不是好策略嗎?”

　　“共產黨應避開實干，不要太大，不必力爭目前不能實現的要求，以便將來發展。”

　　“化多黨為一黨，國民黨可以改變名稱，各黨派均取消，加入這一黨，黨內是可以有派的。你們可以進來作為共產派，不要在外面。”

　　蔣介石設計的方案是：由國共兩黨干部共同組成國民革命同盟會，成員由他指定，他為主席，有最后決定權。兩黨之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決定，然后執行。將來視情況允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的黨，并與第三國際發生關系，代替共產黨的關系。蔣介石凄凄慘慘地說：

　　“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于國民黨成為一個組織，國民黨名義可以取消。我過去打你們，也是為保存共產黨革命分子合于國民黨。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什么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

　　周恩來力爭紅軍改編為4個師，45000人，地方部隊10000人，工兵10000人，部隊設總司令部，朱德、彭德懷為正副司令。

　　蔣介石說只給3個師的番號，45000人，在3個師上面設立政治訓練處指揮之。蔣介石還說：

　　“紅軍改編后，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周恩來提出中共擬定的邊區政府組成人員，他們是：林伯渠、張國燾、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高崗、張沖、杜斌丞。

　　蔣介石堅持要由國民黨方面人士擔任邊區政府正職。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匯報后，毛澤東指示說：

　　紅軍與蘇區必須全權由中國共產黨包辦，絕不讓步，領導機關人選不能讓步，“國民黨不準插入一人。”“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堅持林伯渠為正，張國燾為副，不要國民黨任何人”。“一黨主義都是沒有根據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違背一致團結抗日建國的大目標，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周恩來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據理力爭。他們在談判中明確告訴蔣介石說：

　　“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作，則純為另一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后者則為原則所不許。共產黨誠意與國民黨共同為實現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奮斗。但是，共產黨絕不放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并于任何政黨。”

　　不久，國民黨派出高級參謀4人，副主任1人，到達西安。毛澤東果斷決定：

　　“全部堅決拒絕，不許其踏入營門一步。”

　　6月6日，張聞天在復會的白區黨代會上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加進了毛澤東對劉少奇評價的一部分內容。

　　6月9日至10日，劉少奇在白區工作會議上作了長篇結論發言，被大會通過。

　　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北方局工作，劉少奇列席會議。毛澤東說：

　　劉少奇同志提出的“保衛華北”、“保衛平津”的口號很好，用來進行政治動員，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6月18日，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因國共雙方談判依然沒有結果，就奉命離開廬山，返回延安。

　　6月18日這一天，徐向前也歷盡千辛萬苦，終于回到了延安。一些人埋怨說：徐向前把幾萬人馬都搞光了，他一個光桿司令回來干什么?

　　徐向前頂著巨大的壓力，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紅4方面軍西路軍奉命西征和失敗的經過。毛澤東聽得很認真。徐向前講了自己的責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澤東深知西路軍的失敗是由許多復雜的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徐向前。他爽朗地安慰徐向前說：

　　“不要難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西路軍的廣大干部和戰士是英勇的，頑強的，經常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傷員沒有醫藥。他們沒有子彈，靠大刀、矛子就和敵人拼命，這種革命精神永遠也不要丟掉。”

　　徐向前被毛澤東充滿信任、關懷、愛護的話感動得熱淚盈眶，思想包袱一下子卸掉了。

　　6月25日，毛澤東在窯洞里正在看一本書。這是何香凝托人送來的廖仲愷所著的《雙清詞集》。毛澤東在集子的扉頁，看到了柳亞子為何香凝組織的“寒之友社”成員的畫題寫的一首詩，對柳亞子頓生思念之情，他立即寫信給何香凝說：

　　“看了柳亞子先生‘題畫’，如見其人，便時乞為致意。像這樣有骨氣的舊文人，可惜太少，得一兩個拿句老話說叫做人中麟鳳，只不知他現時的政治意見如何?”

　　毛澤東在信中倍加稱贊的這位老朋友柳亞子，是在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后發動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徹底失敗后逃亡到了日本。1929年，柳亞子從日本回到上海居住，當他獲悉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了紅色根據地，十分興奮，揮筆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神烈峰頭墓草青，湘南赤旗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并世支那兩列寧。

　　詩人自注“兩列寧”為“孫中山、毛澤東”。這是最早運用詩歌形式歌頌毛澤東的詩句。后來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柳亞子協助何香凝組織國難救護隊，擔任副主席兼經濟部長，援助東北義勇軍抗日。1932年，毛澤東領導中央紅軍打破蔣介石的“圍剿”，柳亞子寫下了《懷人三載》，詩云：“平原門下亦尋常，脫穎如何竟處囊。十萬大軍憑掌握，登壇旗鼓看毛郎。”以此歌頌毛澤東，并對老朋友寄以厚望

　　再說6月25日，中共中央為推動國共談判之進展，又提出新方案15點，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再次做出讓步。蔣介石仍然堅持紅軍改編后設立政治訓練處，由它指揮紅軍，意在剝奪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指揮權。談判仍無進展。

　　6月下旬，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組織委員會書記彭澤湘到達延安。這是中共和民主黨派領導人的最初接觸。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就是農工民主黨的前身。彭澤湘是以其中央特派員的名義，由香港到北平視察黨務并聯絡知識界策動抗日的。他到北平后，同老朋友李錫九過從甚密，并結識了楊秀峰、張友漁、張東蓀一批教授。6月中旬，李錫九告訴彭澤湘說：

　　“毛澤東先生知道你到了北平，他請你到延安去一趟。”

　　彭澤湘聞言，非常高興，欣然啟程。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一路順利到達延安。彭澤湘在延安受到了熱情款待，張聞天首先接待了他，將他安排在延安飯店休息。

　　第二天，毛澤東接待了彭澤湘，毛澤東說：

　　“歡迎你到延安來看看，希望你多住些日子。”

　　彭澤湘說：

　　“我向往延安已久，現在能到延安來，衷心感謝毛先生的邀請。”

　　從次日起，毛澤東連續4個晚上到延安飯店去看望彭澤湘。他每次都帶上一包前門香煙，同彭澤湘一邊抽煙，一邊懇談。毛澤東分析了國家和目前的形勢，談到了中國的歷史;詢問了上海、北平和兩廣的情況，以及李濟深、白崇禧對抗日的態度。毛澤東還談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想法，及有關的方針政策。

　　一個星期后，彭澤湘要離開延安了，林伯渠送來了毛澤東書寫的幾封信，托他轉交給北平的教授張東蓀、郭大中、張友漁、楊秀峰等人。

　　1937年7月5日，彭澤湘回到北平，轉交了毛澤東的信件，又召集中華民族解放委員會華北局和北平市的負責人何世琨、王一帆、張云川、周惠生及全體干部、部分骨干會議，介紹了延安之行的情況，介紹了毛澤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又談到了自己的親身感受。他說：

　　“我這次去延安見到毛澤東先生，開了眼界，很有收獲。日本帝國主義如此侵略我們，抗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只要我們堅持抗日，中國人是可以打到底的。”

　　7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陜甘寧邊區人民政府。這是抗戰時期在根據地和全國最早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隨后，各敵后根據地也相繼建立起了這樣的抗日民主政權。

　　由于抗日民主政權注意更廣泛地吸收工農和其他階級階層的代表參加政權的管理，重新調整了各抗日階級階層人士間的關系，就使得這個政權比以前的工農革命政權更具有群眾性和代表性。

　　欲知陜甘寧邊區人民政府如何開展工作，請看后邊敘述。

　　第122章

　　“要堅持統一戰線，鞏固擴大統一戰線，同時要保持共產黨在政

　　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敗的教訓。總之，必

　　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

　　話說1937年夏，美國記者、斯諾的夫人尼姆，送給毛澤東一個提問的長單子，作了幾次訪問。毛澤東對尼姆提出的問題很感興趣，因為這些問題，許多是請求解釋一些看起來互相矛盾的問題。毛澤東帶著聽得見的微笑說：

　　“你看，在中國有些事是很奇怪的。”

　　毛澤東有時在椅子上轉動著詢問尼姆：

　　“你的意見是什么?”

　　毛澤東的反問，使尼姆有些不安。后來尼姆才明白，毛澤東真的是想知道，對這些問題，象尼姆這樣的外國人是怎樣想的。

　　7月4日是美國國慶日，毛澤東安排時間，讓尼姆做了一次采訪，以表示友好。題目是“中國革命的性質”。

　　毛澤東欣賞智力的挑戰，他知道尼姆學過黑格爾，他在尼姆的采訪中同她討論了一些哲學問題。毛澤東還說，他愿意和尼姆一起寫一本關于中國革命的小冊子。這使尼姆非常高興。尼姆心想：“這將是怎樣的獨家新聞啊!”令尼姆感到遺憾的是，由于日本在7月7日進攻了中國，毛澤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這個計劃就不可能再親自做下去了，只好讓他的助手吳亮平和張聞天幫助完成其余部分。

　　毛澤東就是在這個時期，也就是在7月份和后來的8月間，在延安的窯洞里把他所學的哲學著作，經過認真地思考、消化、研究、發揮，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撰寫出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新的哲學論點。他在陜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親自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然后組織學員討論，以發現其中的問題。他每講一次課，都要認真地補充、完善一下授課大綱。如是多次反復，他對哲學基本理論有了深刻地理解和創造性的發揮。

　　《實踐論》、《矛盾論》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最精彩的部分，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上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毛澤東針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錯誤，在《實踐論》中寫道：

　　“哲學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法，雖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對于唯物的唯理論和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但在認識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里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嘗一嘗。”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

　　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蘆溝橋通電》，贊揚國民黨第29軍的抗日行動，要求國民政府切實援助29軍。通電中還呼吁說：“全國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的口號是：武裝保衛平津華北!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

　　這一天，毛澤東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義，致電蔣介石。他在電文中寫道：

　　廬山

　　蔣委員長鈞鑒：

　　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攫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平津為華北重鎮，萬不容再有疏失。敬懇嚴令29軍，奮勇抵抗，并本三中全會御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紅軍將士，咸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

　　毛澤東 朱德 彭德懷 賀龍

　　林彪 劉伯承 徐向前 叩 庚亥

　　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率代表團，再次赴廬山與國民黨談判。

　　又派南漢宸以紅軍代表身份，同華北當局及各界領袖，協商團結抗日的具體辦法。

　　7月9日，毛澤東又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林彪等紅軍指揮員的名義，致電林森、蔣介石、汪精衛說：

　　“勿使忠勇的29軍陷于孤軍作戰，紅軍愿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并請授命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

　　7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七”宣言在重慶被扣》一文中寫道：

　　“關于撤退河防，包圍邊區，準備進攻一事，原來是秘密進行的。但因調兵遣將，運輸絡繹，造成‘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形勢，已經鬧得中外皆知，國民黨宣傳機關雖然還是諱莫如深，但是已經無法掩蓋云。”

　　7月13日，延安市共產黨員與機關工作人員舉行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號召說：

　　“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需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

　　7月13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到達廬山。蔣介石正邀請各界代表會談，他對中共代表極為冷淡。

　　7月14日，毛澤東派周小舟給閻錫山送去了一封親筆信。毛澤東在信中分析了全國局勢，再次表示了共產黨的抗戰決心，提出與閻錫山商談進一步合作抗日的辦法。

　　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在廬山向國民黨遞送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雙方約定：該宣言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對時局的談話，他說：

　　“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政府所派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蔣介石在談話中還說：中國已臨“最后關頭……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不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7月17日，蔣介石、邵力子、張沖在廬山同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人談判，蔣介石雖然宣布承認陜甘寧邊區，但在紅軍改編后的指揮問題上，轉而采用哄騙手段，答應將紅軍改編為3個師，45000人，3個師的參謀長、所有副職均由南京委派;其管理教育必須屬于國民黨軍隊行營;師上面只許設政治部指揮軍隊，由周恩來為主任，蔣介石的親信康澤為副主任;要求朱德、毛澤東出洋。

　　周恩來等人據理力爭，毫無效果。同時，蔣介石對國共合作宣言，也借故拖延發表。

　　7月18日，延安市召開社會各界聲援平津將士大會。

　　這一天，天氣很好，數千人聚集在寶塔山下。大會主持人宣布開會，首先要剛剛來到延安準備去中央黨校學習的天津市委副書記劉瀾濤介紹平津的情況。劉瀾濤講了華北人民高漲的抗日情緒，以及日寇對平津、華北侵略的種種暴行。他還說：

　　“必須堅決抗戰，挽救中華民族于危亡。”

　　劉瀾濤講完后，毛澤東同他親切握手。這是劉瀾濤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接著，毛澤東在大會上報告了盧溝橋事變的經過和最新情況。他還深刻地分析了形勢，爾后大聲疾呼道：

　　“不起來抵抗，就不能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不能有任何的猶豫和幻想，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日子到來了!”

　　會場上群情激憤，口號聲此起彼伏。發言代表們紛紛要求奔赴抗日戰場，與日寇決一死戰。

　　7月20日，毛澤東在收到周恩來的匯報后，明確回電指示：

　　“我們決采取，蔣不讓步，不再與之談之方針”。

　　此時在中共內部和紅軍中出現的右傾現象，立即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和重視：

　　7月，閩粵邊區紅軍游擊隊領導人何鳴，在與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后，喪失警惕，輕信允諾，將游擊隊集中于閩南漳浦，致使歷經3年游擊戰爭考驗的近千人的部隊，被背信棄義的國民黨軍包圍繳械，造成慘重的損失。成為痛徹人心的“何鳴事件”。

　　何鳴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正在廬山與南京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葉劍英、博古，要他們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正抗議，并使之責令制造事端的廣東軍閥余漢謀，交還何鳴部人槍。

　　7月22日晚，彭雪楓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拜會閻錫山。彭雪楓問：

　　“我紅軍即將入晉開赴抗日前線，閻主任準備如何指揮晉軍協同作戰?”

　　閻錫山說：

　　“此事我已反復考慮，擬用兩個原則：1、事先商量。2、臨時擬定計劃布置，即時通報貴軍，由貴軍自行酌情行動。”

　　閻錫山說罷，也鄭重其事地問彭雪楓說：

　　“將來平綏敗退，平漢敗退，甚至晉軍敗退，貴軍是否南下?或采取適當戰略?彭將軍現在不必回答，請你將我的意見轉告毛澤東先生及延安諸公考慮。”

　　第二天，彭雪楓將與閻錫山會晤的結果電告毛澤東，并報告說：閻錫山欲贈我軍七九子彈、中正子彈各50萬發，沖鋒機關槍200支，并為八路軍住晉辦事處配備汽車。

　　7月23日下午，毛澤東在抗大操坪上給學員們作報告，他說：

　　“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線去的機會，你們準備看好了，哪一天命令來，哪一天就背著毯子走。延安不需要你們，不需要這么多的干部。我們歡送你們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國弄好起來，把日本趕出去，那時再歡迎你們回來。”

　　7月23日晚，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方法和前途》一文中寫道：

　　抗日戰爭中存在著兩種方針和兩套辦法，因而，也就有兩個前途：一種是堅決抗戰的方針，其辦法是依靠群眾，結果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與此相反的是妥協退讓的方針，其辦法也就不能不是壓迫人民，結果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

　　7月26日，周恩來等人根據毛澤東7月20 日的指示，離開廬山，返回延安。

　　此時，彭雪楓再晤閻錫山，向閻錫山提出紅軍向山西開進、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建議，閻錫山表示贊成。他要彭雪楓轉告毛澤東說：

　　“請求貴軍會合進軍1個集團軍，在五臺山周圍建立根據地。”

　　7月28日，閻錫山復信毛澤東說：

　　“周小舟君抵并，持誦大札，并及先生抗日主張，至為敬佩。國事危急，非集合全國人力不足以渡此難關，愿與先生同赴國難也。”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相繼為日寇攻陷。

　　此時，也就是在1937年，國民黨政府的軍事和國防建設費用已經達到13.7億元以上，占財政總支出的65.5%。到7月份，中央軍已經整訓了50個步兵師，每1個步兵師下設2個步兵旅，1個騎兵旅，1個野炮兵團，加上工兵、輜重、衛生、特務等兵種，每師計13854人，馬3508匹，各類火炮84門，并配備了坦克等重型武器。同時，中央軍將空軍整編為9個大隊，全國設262個機場，擁有各類飛機600余架。軍事工業也有了顯著發展，已經能夠制造德國1924式步槍、仿捷克式輕機槍、德國式重機槍、仿法國式迫擊炮及各類炮彈。加上其它各地的武裝力量，應該說，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已經相當可觀了。

　　7月31日，閻錫山會見彭雪楓，他說：

　　“從今日始，你可以用紅軍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公開進行活動。”

　　1937年8月1日，蔣介石聞訊北平、天津陷落，頓時著急了。他命令張沖急電毛澤東說：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速到南京共商國防問題。

　　駐守西安聯絡處的葉劍英急電中共中央，提出建議說：

　　“毛不必去，朱必須去。”

　　8月1日，中共中央在《關于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利用減租、減息、減稅等合法斗爭方式，以求得群眾生活的改善。

　　8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八一”抗戰動員大會上講演，他再次號召說：

　　“現在全國無論何處，都應該緊急動員起來。”“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方針，這個方針就是堅決打日本!立即動員全國民眾，工農商學兵，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聯合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的斗爭!”

　　從8月3日起，大批人員從延安出發，開赴抗日前線。

　　在此后的一天晚上，張愛萍接到通知，說是毛澤東叫他去一趟。張愛萍來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問他在抗大的工作怎么樣?還有沒有其它想法?張愛萍說：

　　“我還是想到前線去。但我絕對無條件服從組織上安排。我現在是邊學邊教，邊教邊學，這的確是一個學習的好機會。只是感到越讀書越覺得自己懂得的太少，不像過去那么有信心了。”

　　“學然后知不足嘛。”毛澤東說：“覺得自己懂得少，是好現象，是進步的表現。只是不能以此減弱了信心。學識是無窮盡的，要活到老學到老。”

　　毛澤東接著向張愛萍傳授了他讀書的方法和技巧。

　　隔了兩天，毛澤東派人給張愛萍送來一封信，叮囑張愛萍不應該感覺到自己懂得少而降低信心。他在信中還說：“一般地講，信心過高，容易犯‘左’的錯誤;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錯誤。”末了，毛澤東還叫張愛萍再去他那里一趟。

　　張愛萍不知毛澤東還有什么安排，要談什么話題，便一溜小跑趕到了他的窯洞。毛澤東一見面就說：

　　“今天叫你來，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樣?”

　　張愛萍以為毛澤東是在試探他，便坐下來望著毛澤東，只是笑，沒有說話。

　　“這是真的。我不是逗你。”

　　毛澤東非常認真。張愛萍興奮地問：

　　“真的?去哪個部隊?”

　　“怎么樣，你還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吧?”毛澤東笑著說：“到上海去。”

　　張愛萍的高興勁兒一下子無影無蹤了，他想離開抗大是為了到部隊去，到前線去。而到上海又是干地下工作，就像“犍牛掉在枯井里”。他說：

　　“我不愿意到那里去。”

　　毛澤東說：

　　“到那里不能甩開膀子干是吧?不喲，同志!那里很重要，日本人很快就要占領它，我們必須加強那里的工作。我們要成立浙江省軍委。你去當軍委書記。現在浙江省委書記劉曉同志在那里，你去協助他把省軍委組建起來。”

　　張愛萍還是不愿意去，囁嚅道：

　　“我有困難，干不了。”

　　“干得了，干得了!”毛澤東說著揚了揚右臂：“我們研究過了，你在那里做過秘密工作，你去最合適。”

　　接著，他詳細地分析了日本人必將進攻上海、蔣介石則一定會撤逃的原因;還講了上海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說明張愛萍去上海的主要任務是發動工人群眾，在市郊區開展游擊戰爭;最后問張愛萍還有什么要求。話說到這個份上，張愛萍再推辭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了，便提出要帶幾個人一同去。

　　“可以，可以。”

　　毛澤東滿口應承著，當即給羅瑞卿打電話說明此事。羅瑞卿在電話那端說：

　　“讓愛萍自己挑，他要誰給誰。”

　　張愛萍后來回憶說：“幾天之后，我同余立金、彭林、吳克華等同志離開了延安，奔赴上海。途徑西安時，便聽到上海打響了的消息，更加欽敬毛主席高遠的戰略眼光，從而進一步感受到肩頭上的重負。”

　　且說8月9日，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委派朱德、周恩來、葉劍英飛赴南京，與國民黨共商國事。

　　這一天，毛澤東寫出了他的一篇重要哲學著作：《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

　　8月11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南京國防會議上，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這一戰略思想，指出持久戰乃戰勝日本的唯一途徑，告誡國民黨，不可因外交謀略而動搖持久抗日思想。

　　8月12日，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張沖、邵力子、康澤，一起商討中共中央為國共合作起草的合作宣言。

　　8月13日，日本進攻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十分關心宋慶齡的安全，電請她撤離上海。宋慶齡于12月23日離滬赴香港。

　　8月13日，尼姆采訪了毛澤東，毛澤東將中國共產黨“拯救中國”的10點主張告訴了她。在采訪快要結束時，毛澤東站了起來，重重地敲擊著桌子，他的臉變得紅起來，眼睛里閃著光亮，他說：

　　“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這10點得到承認，我們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則，中國就要滅亡!”

　　毛澤東憤怒地重復了最后一句話，給尼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姆對毛澤東的評價是：

　　“他是靈活的，愿意變革和學習。而最重要的是，是忍耐——他一直等到那個轉折點。他等待著那個最低點，然后，在車輪向上轉動時，采取行動，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著歷史來引導歷史。”“毛澤東作為平民是高大的，作為中國是微小的。”

　　8月中，尼姆打算去山西前線當戰地記者，她就此事找毛澤東商量。毛澤東起初懷疑尼姆是否能勝任這種工作，后經尼姆反復勸說，毛澤東終于同意寫一封證明信，把她介紹給在前線的鄧小平。

　　8月，中國文協主任丁玲和文協的吳奚如響應毛澤東關于文學家也應到前線去、配合中國革命斗爭的發展、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號召，準備組織一個戰地記者團到前線去。由于參加的人多，后來擴大組成了一個30多人的西北戰地服務團，要到前線巡回演出。

　　丁玲和吳奚如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正式任命為西北戰地服務團的正副主任。丁玲思想準備不足，她認為，讓她這個寫文章的人來帶隊伍，是不合適的。

　　毛澤東在和丁玲研究西戰團的工作方針時，幾次找她談話，毛澤東對她說：

　　“這個工作重要，對你也很好，到前線去可以接近部隊，接近群眾，要向群眾和友軍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擴大我們黨的和軍隊的政治影響。”

　　毛澤東興致非常高，點燃一支煙，吸了一口，接著說：

　　“組織上嘛，在延安屬軍委管，到了前方由總政管。出發以前需要什么，就找留守兵團司令蕭勁光同志。宣傳工作問中宣部。組織機構可以小一點，你們幾個領導同志，稱呼團長可以，稱呼主任也可以。下面就不要設‘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

　　丁玲連連點頭稱是，又問毛澤東說：

　　“團里有幾個人的歷史、政治面貌不清楚，讓他們去前線是否合適?”

　　“這不要緊。對他們，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不要有成見，更不要輕易下結論，要幫助他們。”

　　“明白了，主席。但現在我們的節目還不曉得怎么搞才好。”

　　毛澤東說：

　　“宣傳要做到使群眾喜聞樂見，要大眾化。現在，很多人談舊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也好，舊瓶新酒也好，都應該短小精悍，適合戰爭環境，為老百姓所喜歡。要向群眾，向友軍，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擴大我們黨和軍隊的政治影響。你是寫文章的，不會演戲，但可以領導，沒有搞過，可以學會。”

　　由于史沫特萊的勤奮工作，受到共產黨人的好評。毛澤東在與丁玲的談話中，提出要丁玲向史沫特萊學習。

　　8月中，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延安舉行出發前匯報演出。丁玲親自登臺，在詩人張天虛的新劇《王老爺》中，扮演劇中一個紅軍工作人員。

　　此前，中央領導人如果看戲來晚了，都習慣從后臺進來，從前臺跳下去就座。“西戰團”為了樹立新風建立舞臺秩序，規定在演出中誰也不能從后臺上下，以免影響觀眾。

　　這一次毛澤東遲到了，工作人員既興奮又為難，興奮的是毛澤東不請自來，為難的是誰也不敢讓毛澤東從后臺進去。沒辦法也只有硬著頭皮向毛澤東講了團里的新規定，說是讓毛澤東等這個節目結束后再到臺下去看戲。毛澤東一聽，笑嘻嘻地說：

　　“好嘛，遵守你們的規定。”

　　于是，毛澤東就站在一側，準備到閉幕時再到前臺去。

　　此時演出正在進行，丁玲身穿著原來的一身灰軍裝，系皮帶，打裹腿，也沒有怎么化裝，薄薄地在臉上涂了一點油彩，門簾一挑，就上了臺。臺下觀眾都是干部，平日里彼此之間都很熟悉，出其不意地見丁玲出了場，轟地一聲，滿場皆笑。丁玲偷眼一瞥，看見臺下一張張笑臉，一下子懵了。

　　毛澤東聽到丁玲在臺上的道白和臺下的笑聲，忍不住走到臺前一角，從側幕的縫隙中靜靜地望著臺上。丁玲說臺詞，一臉的窘迫樣，湖南口音很重，毛澤東看著她本色的表演，不禁啞然失笑，喜滋滋地自言自語說：

　　“這個丁玲哇，這個丁玲——”

　　丁玲表演完了，下臺時看見毛澤東正站在戲臺側幕旁邊，更覺得不好意思了。毛澤東卻笑著對她說：

　　“啊，丁玲也上臺演戲了，好呀!節目可以，就這樣搞下去。”

　　丁玲聽了，很是慚愧。

　　8月，蘇聯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并準備締結軍事合作協定。蘇聯以軍事物資和專家的形式向國民黨政府提供援助，在新疆、甘肅等地相繼建立了軍事基地，蘇聯空軍只供國民黨政府調遣，蘇聯軍事顧問、專家幫助國民黨軍隊學會使用他們提供的武器。

　　蘇聯對延安分送的主要是急需的藥物和醫療器械以及政治讀物，以至在延安出現了刻薄的譏諷：“武器給了資產階級，書籍給了無產階級”。

　　8月14日，國民黨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宣告：“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應之。”

　　8月15日，蔣介石下達總動員令，自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將全國劃為4個戰區：平漢、津浦兩線為第1戰區，蔣介石任司令長官;晉察冀為第2戰區，閻錫山為司令長官;江蘇、浙江為第3戰區，顧祝同為司令長官;閩粵為第4戰區，余漢謀為司令長官。

　　8月15日，延安各界舉行歡送西北戰地服務團奔赴前線晚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

　　“你們要用你們的筆，用你們的口，與日本打仗。軍隊用槍與日本打，我們要從文的方面，從武的方面夾攻日本帝國主義，使日寇在我們面前從此覆滅下去。”

　　丁玲代表西北戰地服務團全體成員，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宣誓，她說：

　　“我們的服務團雖小，但她好像小河流水一樣，慢慢地深入大河，聚匯成若干河的水，變成一股洪流，把日寇完全覆滅在我們的洪流中。我們要誓死打倒日寇，如不達到此目的，決不回來與各位見面。”

　　8月18日，國共南京談判取得了重大進展。

　　原來，“八.一三”事變的發生，使中日之間的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受到嚴重挫折，蔣介石這才開始對共產黨方面做出了讓步，被迫同意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立總指揮部，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下轄3個師共45000人，不再要求國民黨委派參謀長、政訓部主任和各級副職，軍中一切職務均由中共自行安排。

　　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布了紅軍改編的命令。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縣北的馮家村紅軍指揮所，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著名的洛川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他們是：張聞天 毛澤東 周恩來 博古 朱德 任弼時 關向應 凱豐 張國燾

　　出席會議的還有紅軍和各方面的主要領導干部，他們是：彭德懷 劉伯承 賀龍 林育英 林彪 聶榮臻 羅榮桓 張文彬 蕭勁光 林伯渠 徐向前 周建屏 傅鐘 李富春 周子昆

　　張聞天主持了會議。會議議程是：1、政治任務問題;2、軍事問題;3、國共兩黨關系問題。

　　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作了關于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出，紅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戰原則是：

　　“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在有利條件下，集中兵力消滅敵人兵團，以及向平原發展游擊戰爭。游擊戰的作戰原則是，游與擊的結合，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分散發動群眾，集中消滅敵人。著重于山地，是考慮便于創建根據地，建立起支持長期作戰的戰略支點。”

　　關于國共兩黨之間的關系，毛澤東說：

　　“要堅持統一戰線，鞏固擴大統一戰線，同時，要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敗的教訓。總之，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

　　對國民黨必須保持高度的階級警惕性，一時一刻也不要忘記，蔣介石是想通過抗日戰爭，消滅和削弱共產黨和紅軍的陰謀詭計。必須保證共產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

　　洛川會議著重討論毛澤東的兩個報告。張聞天、周恩來、任弼時、博古、彭德懷、朱德、林伯渠、林育英、林彪、凱豐、聶榮臻、張國燾等人，都在會議上發了言。

　　大家基本同意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的方針和原則，有的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彭德懷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表示疑義，提出要以運動游擊戰為主，要配合國民黨軍隊多打大仗;周恩來、林彪主張與國民黨合作，打正規戰爭。有的人提出紅軍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開出去，不同意要選擇時機、分批出兵和陜甘寧邊區要留守備部隊的主張;有的人主張對蔣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隊指揮上要多集中。

　　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設立中央軍委前方軍委分會，后來稱華北軍分會，以朱德為書記，以彭德懷為副書記。還決定建立長江沿岸委員會，以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為委員，由周恩來任書記。

　　8月24日，毛澤東就討論中所提出的問題做總結報告，他進一步強調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他還說：在這次會議上，大家對抗戰爆發后黨的方針政策沒有原則分歧，這次會議是一次團結的會議。

　　8月25日，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作為領導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片面抗戰的指導方針。其要點是：1、打倒日本帝國主義;2、全國軍事的總動員;3、全國人民的總動員;4、改革政治機構;5、實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實行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實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后方;10、建立抗日的民族團結。

　　《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正式規定：以減租減息，作為黨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毛澤東對這一政策的基本內容、性質、執行辦法等作了完整的規定和具體說明。毛澤東深諳中國農民和各階級狀況，他極其精辟地說：

　　“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因此，為了減少共產黨在農村發動抗日的阻力，團結一般地主一致對外;同時又適當地調整農民與地主的矛盾，改變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將減租減息作為黨在抗日戰爭時期關于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實行這項政策，是符合整個民族抗戰利益的，也符合地主和農民雙方利益。對地主來說，實行減租減息，雖然削弱了封建剝削，但并沒有消滅封建剝削，土地的所有權仍然歸地主，地主還可以得到一定的經濟利益，這比亡國對他來說，損失要小得多。實行減租減息，是要使“地主也能過活”。因此，大多數地主是能夠接受的。對農民來說，實行交租交息，這雖然還保留著封建剝削，但比原來的封建剝削已經減輕了，農民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能夠實現“農民有飯吃”。因此，廣大農民也是愿意接受的。

　　隨后，減租減息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有的是操作上的困難，有的是工作方法上的問題。首先是減租減息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到底該減多少呢?毛澤東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作出了一些原則規定和重要指示。他在為中共中央寫的對黨內的指示中說，減租減息政策應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一方面“地主應該減租減息”，另一方面“農民應該交租交息”。

　　“地租，一般以實行二五減租為原則;到群眾要求增高時，可以實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過此限度。利息，不要減到超過社會經濟借貸關系所許可的程度。不要因減息而使農民借不到債，不要因清算老帳而無償收回典借的土地。”

　　此時，一些過去已經實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區，有少數頑固分子，趁機強迫農民交還已經分配的土地和房屋，或強迫欠戶交還已經廢除的債務.從而制造內部糾紛，破壞統一戰線，增加抗日動員的困難。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留守處寫了一份布告，嚴正聲明，堅決保障農民已經從土地改革中所取得的果實，以前“一切已經分配過的土地房屋，和已經廢除過的債務”。一概“不準擅自變更”。對于漢奸的土地，毛澤東主張區別對待，實行階級路線，貫徹統一戰線政策，大地主為漢奸者，堅決沒收其土地;中層分子為漢奸者，在未得到民兵同意以前，不應急于沒收。工農有被迫為漢奸者，應取寬大政策，以說服教育為主。這樣做的目的，在于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孤立和打擊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少數大漢奸賣國賊;便于把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都爭取過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這個綱領全面地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政治主張，是實行全面抗戰路線的綱領，它把實行抗日和爭取民主緊密地結合起來，爭取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朝著有利于人民勝利的方向發展。此是后話。

　　再說8月25日，洛川會議還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起草的宣傳鼓動綱領《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

　　會議根據戰爭形勢的需要，為了加強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林育英、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11人組成。其基本結構是：徐向前來自紅4方面軍;任弼時、賀龍來自紅2方面軍;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來自紅1方面軍;周恩來、林育英、劉伯承、葉劍英來自原中共中央。

　　毛澤東為軍委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蕭勁光為總參謀長，任弼時為總政治部主任。

　　張國燾在會議上表示同意黨的政治路線，愿意做點實際工作。中共中央分配他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

　　欲知洛川會議后紅軍如何實施改編，請看下一章內容。

　　第123章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

　　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

　　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而不是運動戰。”

　　話說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正副主席的名義，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宣布將陜北地區的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毛澤東提出干部人選，經中央軍委討論，確定名單，最后由中央政治局批準。毛澤東宣布了八路軍領導人的任職命令：

　　朱德、彭德懷分任正、副總指揮，后稱正、副總司令，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副主任鄧小平。

　　此時，紅軍總兵力一共是46000余人。主力編為3個師6個旅12個團：

　　第115師，以原紅1方面軍紅1軍團和紅15軍團為主，還有陜北紅軍第74師;全師15000人。

　　師長林彪，政訓處主任羅榮桓，副主任蕭華，副師長聶榮臻，參謀長周昆。

　　115師下轄：第343旅，旅長陳光，政委蕭華，副旅長周建屏，參謀長陳士榘。轄第685團，團長楊得志;第686團，團長李天佑，副團長楊勇。第344旅，旅長徐海東，政委黃克誠，參謀長陸紹武。轄第687團，團長張紹東，第688團，團長陳錦秀。

　　第120師，以原紅2方面軍及陜北紅27軍、紅28軍、獨立第1師、第2師為主，還有赤水警衛營、前委直一部;全師14000余人。

　　師長賀龍，政訓處主任關向應，副主任甘泗淇，副師長蕭克，參謀長周士第。

　　120師下轄：第358旅，旅長陳伯鈞，政委王震，參謀長劉子奇，政治部主任袁任遠，轄第715團、第716團。第359旅，旅長張宗遜，政委李井泉，參謀長姚喆，政治部主任張平化，轄第717團、第718團。

　　第129師，以原紅4方面軍余部及陜北紅29軍、紅30軍為主，還有陜甘寧獨立1、2、3、4團;全師13000余人。

　　師長劉伯承，政訓處主任林育英，副主任宋任窮，副師長徐向前，參謀長倪志亮。

　　129師下轄：第385旅，旅長王宏坤，副旅長王維舟，參謀長耿飈，轄第769團、第770團。第386旅，旅長陳賡，副旅長陳再道，參謀長李聚奎，轄第771團、第772團。

　　另以蕭勁光任第八路軍后方總留守處主任，以陜北警備旅和一個小團共計4000余人，保衛陜甘寧邊區。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教育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校長兼政委林彪，副校長羅瑞卿，教育長劉亞樓，政治部主任傅鐘。

　　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發表了就職通電。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命令一經傳達，一枚枚的國民黨帽徽擺在了紅軍指戰員面前，它將在一天之內全部戴在他們的頭上。很多人想不通，也有的拒不換裝。總政給全軍指戰員頒發了“紅軍十年艱苦奮斗”的獎章，又經過各級領導細致的思想工作，戰士們才收起紅軍帽徽，不少人換裝時還是流下了眼淚，情緒漸漸地穩定了下來。

　　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根據洛川會議精神，在八路軍前方部隊設立軍委分會，受中央軍委委托，為華北八路軍最高領導機構。由朱德任書記，彭德懷任副書記，任弼時任秘書長。在各師設立軍政委員會，受軍委分會領導。

　　8月30日和31日，毛澤東連發兩道急電，令前往南京途中在西安停留的周恩來等人“即赴太原、大同晤閻，商好紅軍入晉后各事活動地區、作戰原則、指揮關系、補充計劃等。”

　　夏末秋初，抗大的學員們像往常一樣，在延安府衙門廣場上，列隊成排地坐在場院平地上聽毛澤東講話。毛澤東這一回專門給他們講了戀愛問題的3個原則。毛澤東說：

　　“第1個原則即政治上一致的原則。我們現在的革命任務是抗日救國，將來還要實現共產主義，男女之間的愛情首先要有這個基礎，我們能愛敵人嗎?能同漢奸、賣國賊談情嗎?只有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才有可能說到此人可愛不可愛。第2個原則即是雙方自愿，絕非單方面愿意。我們反對男尊女卑，我們反對大男子主義，更不能有變相的強迫。第3個原則即是不妨礙工作。在青年中要提倡工作第一，更不能‘若為戀愛故，萬事皆可拋’。”

　　1937年9月，湘鄂贛邊區游擊隊代表，在與國民黨談判改編問題時，竟接受國民黨提出的由武漢行營派遣副司令、軍需主任等條件。毛澤東立即電示湘鄂贛邊區游擊隊說：

　　停止談判，更換代表，“否認舊談判一切不利條件，從新提出有利條件。”部隊由我們包辦。“國民黨不得插入一個人。”

　　毛澤東又發出《關于南方各地游擊隊整編原則的指示》，告誡各地黨組織和游擊隊提高警惕，嚴防國民黨暗算，尤其是改編時，“反對國民黨插入任何人”。

　　9月2日，八路軍總部在云陽鎮的大操場上，舉行了抗日出師誓師大會。在誓師大會上，全體指戰員跟隨朱德高聲復誦《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

　　“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殺害我們父母兄弟，奸淫我們母妻姐妹，燒我們的莊稼房屋，毀我們的耕具牲口。為了民族，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只有抗戰到底。

　　我們是工農出身，不侵犯群眾一針一線，替民眾謀福利，對友軍要親愛，對革命要忠實。如果違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紀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責。謹此宣誓。”

　　此后在一次高級軍事會議前，八路軍的高級指揮員們陸續到來，三三兩兩在聊天。朱德和劉伯承也顯得特別開心，攝影記者徐肖冰忙著搶鏡頭。劉伯承對著徐肖冰伸出一只手，說：

　　“你拍我們兩個?你可知道我們兩個是對頭，曾經交過手的?”

　　徐肖冰一門心思在取景，隨口問道：

　　“是下棋還是打球?”

　　“下的啥子棋喲，我們是真槍實彈地交過手哩!”

　　劉伯承那只好眼睛在鏡片后面認真地睜大了。徐肖冰聞言，感到非常驚訝，放下照相機問道：

　　“真的?開玩笑吧?”

　　“哪個跟你開玩笑，你問總司令。”

　　“要得。打過幾仗。”

　　朱德慢條斯理地說。劉伯承笑著問：

　　“你說我們兩個，哪個能打贏?”

　　徐肖冰看看這兩位大領導，不好意思地說：

　　“我不信你們倆會鬧誤會。”

　　“你不信我，你還不信總司令?”

　　朱德微笑著解釋說：

　　“那個時候，我們兩個都在四川，屬于兩個不同系統的軍閥部隊。那個時候還沒有中國共產黨，我們也不懂馬列主義。我們是‘各為其主’，打過幾仗。”

　　徐肖冰見朱德這樣說，忍不住好奇地問：

　　“誰打贏了?”

　　劉伯承指著朱德笑著說：

　　“總司令打了6個月的勝仗，升為精銳混成旅旅長，名震天府。可是我劉伯承打敗了他，打了他一個落花流水。”

　　徐肖冰聽得目瞪口呆，他覺得這玩笑在大庭廣眾之下，未免開得太大了，沒想到朱德卻樂呵呵地說：

　　“我們遭受了重大損失，因為我的部隊紀律還不好，跟當地老百姓關系不好，我們駐了5年就返回了云南。那個時候沒有共產黨，不懂馬列主義。打仗不光是要講戰術，更要講人心。”

　　劉伯承也笑呵呵地說：

　　“那個時候你要有了馬列主義，我劉伯承就該倒霉了，非捉了俘虜不可。”

　　徐肖冰見兩人笑得如此開心，瞬間便按下了快門。

　　自3日開始，八路軍各部分路出師，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率領八路軍總部，亦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線，指揮游擊戰爭。

　　羅榮桓率領部隊挺進山東敵后，在當地黨組織和抗日武裝的配合下，創建了山東抗日根據地。

　　9月4日，毛澤東給八路軍太原辦事處主任彭雪楓發電，告訴他說：

　　“此間組織戰地服務團，丁玲為主任，共50余人。決定由延安過河，經吉縣、太原到紅軍服務。請交涉沿途通過事宜。”

　　9月4日，毛澤東給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發出一封指示電。

　　原來，一直高喊“守土抗戰”的閻錫山在大同棄守后陷入了矛盾之中，他感覺到不打一仗，難以向山西人民交代，可打一仗自己又力不勝任。毛澤東鑒于這種情況，在指示電中寫道：

　　“利用紅軍新到壯其氣，而改變其做法，是一極好時機。”

　　9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和八路軍代表彭德懷、林彪、聶榮臻、徐向前、蕭克抵達太原，會見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

　　9月6日，陜北蘇維埃政府宣布改稱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以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拒絕國民黨方面派遣任何人參與。

　　國民黨政府承認劃出陜西省的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延長、延川、旬邑、淳化、定邊、靖邊、甘泉、鄜縣、米脂、綏德、葭縣、清澗、吳堡，甘肅省的慶陽、合水、環縣、鎮原、寧縣、正寧，寧夏的鹽池、神府、關中部分地區，一共有25個縣市，歸陜甘寧邊區政府直接管轄，并為八路軍之募補區。

　　9月7日，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聶榮臻、徐向前、蕭克趕往代縣太和嶺口閻錫山行營指揮部，與閻錫山會談，商定八路軍進入山西后的活動地區、指揮關系、作戰原則及成立第二戰區各級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等事宜。

　　9月8日，毛澤東又致八路軍太原辦事處一電，說明西北戰地服務團動身時間和行程，要求派人攜通行證到吉縣迎接。

　　再說9月初，尼姆離開延安。毛澤東在她臨行前，告訴她說：

　　“我們歡迎斯諾先生在任何時間再次來訪問。”

　　后來，尼姆撰寫的《紅色中國內幕》，被稱為是《紅星照耀中國》的姐妹篇;中譯本曾名為《續西行漫記》。1949年，尼姆同斯諾離婚后，一直住在美國。尼姆在生活極其貧困的條件下，寫出了17部書稿，其中，大部分是與中國有關的。她的一位朋友問她：“你的這些書稿都不能出版，你還要寫下去嗎?”尼姆堅定地回答：“當然寫下去，一直寫到最后一息!我不是為出版商寫的，我是為后世寫的。”

　　9月初，離開延安的還有史沫特萊。史沫特萊在延安的一項重要活動就是采訪朱德，準備為朱德寫一部傳記。她認為，中國人十有八個是農民，而朱德是農民的代表，寫出了朱德，也就是寫出了中國的農民。七.七事變爆發后，史沫特萊征求毛澤東的意見：

　　“留在延安繼續寫朱德的傳記和上前線去寫戰爭，哪一件更重要?”

　　毛澤東告訴她：

　　“這次戰爭比過去的歷史更重要。”

　　這樣，史沫特萊離開延安，帶著傷病前往華北前線。此后，史沫特萊不顧個人安危，跟隨八路軍、新四軍轉戰華北、華中和華東。寫下了許多著名的戰地通訊和報告文學，介紹中國的抗戰情況。1941年，史沫特萊因病回美國治療。她在處境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然致力于介紹中國革命，從事《偉大的道路》一書的寫作。1943年，史默特萊出版的《中國的反擊》一書，被譽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優秀的報告文學著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史沫特萊決定取道歐洲來華，當她在倫敦逗留期間，不幸因病去世。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萊逝世1周年的時候，中共中央按照她生前的遺囑，將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豎立在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鐫刻著朱德書寫的題詞：“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這正是：異邦巾幗，萬里奔波，為主義不分國界;

　　域外芳心，如鐵如磐，留汗青魂系中華。

　　9月11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將八路軍的番號又改為第十八集團軍，總指揮部改為總司令部，正、副總指揮改為正、副總司令。

　　9月1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他解釋說，“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應包括：

　　“1、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2、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干涉”;“3、南京只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4、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

　　9月16日，毛澤東致電正率領八路軍總部東渡黃河的朱德、任弼時說：

　　“擬以115師位于晉東北，以五臺為活動中心，暫時在靈丘、淶源，不利時逐漸南移，改以太行山脈為活動區。以120師位于晉西北，以管涔山脈及呂梁山脈之北部為活動地區。以129師位于晉南以太岳山脈為活動地區。”

　　9月16日，日軍一部從天鎮南下廣靈，關東軍由蔚縣西進。閻錫山擬集中14個團與敵決戰，并希望八路軍115師參加作戰。

　　毛澤東致電林彪說：

　　“我軍應堅持既定方針，用游擊戰斗配合友軍作戰，此方針在京與蔣、何決定，周、彭又在晉與閻當面決定，基本不動搖此方針。”

　　“將當前情況，及如何配合友軍作戰之意見即電告，爾后即時電告。”

　　林彪復電毛澤東說：

　　“想以陳光的第343旅集中相機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

　　9月17日，南口失守后，日軍沿平漢、同蒲西路，向國民黨華北防線的恒山支點合圍。毛澤東決定改變八路軍原來的部署。他在給朱德、彭德懷的電文中說：

　　“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作用。但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擊戰爭的決定作用。”因此，八路軍全部在恒山山脈創造游擊根據地的計劃，已不適用。“此時如依原計劃執行，將全部處于敵之戰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脈，亦在其大迂回中(設想敵占太原之情況下)，將完全陷入被動地位。”

　　“依上述情況及判斷，為戰略上展開于機動地位，即展開于敵之翼側，鉗制敵軍進攻太原與繼續南下，援助晉綏軍使之不過于損失力量，為真正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為廣泛發動群眾，組織義勇軍，創建游擊根據地，支持華北游擊戰爭，并為壯大紅軍本身起見，”決定變更部署：120師向晉西北管涔山等地活動，129師尋機向呂梁山脈活動，115師向恒山山脈南段活動。在山西北部、河北東部、察哈爾、熱河、遼寧省南部，發起廣大的游擊戰爭。

　　9月19日，毛澤東又致電朱德、彭德懷說：

　　“敵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時部署應遠看一步。”

　　9月20日，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在太原成立，這是一個有共產黨參加領導的統一戰線組織，由國民黨愛國將領續范亭任主任委員;中共委員代表有4人，他們是：鄧小平、彭雪楓、程子華、南漢宸。中共代表程子華任人民武裝部部長，南漢宸任政治部副部長，另有武新宇任動員分配部副部長。

　　續范亭，名培模，1893年出生于山西省崞縣。1909年續范亭加入中國同盟會;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3軍第6混成旅旅長;1933年任國民黨新編第1軍參謀長;1935年改任第1軍總參議;他是一位愛國憂民、剛直不阿、不畏強暴、堅持正義的國民黨軍將軍，12月26日，為抗議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日軍的入侵，在南京中山陵寫下5首絕命詩，爾后剖腹自殺以明志，經搶救方得以脫險。抗戰爆發后，續范亭先后任第二戰區高級參議、暫編第1師師長。

　　9月21日，朱德、任弼時、鄧小平、左權率八路軍總部到達太原。當晚，他們同北方局討論八路軍的行動方針。

　　9月21日晚，毛澤東針對一些人希望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心理，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

　　“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而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以有力部隊，處于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

　　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

　　毛澤東在談到林彪決定“以陳光旅集中相機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時，說：

　　“這種1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但如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以適時把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

　　9月22日，第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一行33人，從延安出發。10月1日，東渡黃河，進入華北抗日根據地。他們途徑16個省市縣及60多個村莊，6個月輾轉3000余里。此后，西戰團在華北大地上，奮斗了6年，足跡踏遍了華北的萬山千水。1938年，丁玲又帶領西戰團奔赴國統區陜西潼關、西安等地進行宣傳演出，共活動了4個半月。丁玲在1938年秋，離開西戰團，留在延安，先后任陜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敵協會執行委員、文藝協會副主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常務理事。此是后話。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蔣介石發表了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宣布兩黨合作抗日。至此，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終于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9月23日，閻錫山電告朱德說：22日夜日軍忽然偷襲平型關陣地，發生激烈戰斗。他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

　　朱德接電后，同彭德懷立即電令林彪說：

　　“115師應即向平型關附近開進，機動側擊向平型關進攻之敵，但須控制一部于靈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左翼。”

　　朱德、彭德懷把這一情況同時電告毛澤東。毛澤東在得知這一具體軍事行動時，他并不知道平型關戰役已經在9月25日打響了。

　　9月25日，毛澤東還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并轉告林彪，提出關于八路軍作戰的戰略意見：

　　擬使用第115師配合國民黨軍一部，待日軍在華北相當深入后，收復靈丘、淶源、廣靈、蔚縣4縣，然后向著大同、張家口、北平線，大同、太原線，北平、石家莊線，舉行大規模的側后襲擊戰，在靈、淶、廣、蔚4縣建立根據地。如若成功，還可用相當一部進出熱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華北抗戰的新局面，支持相當時期的持久戰。

　　毛澤東的這一戰略計劃，由于平型關戰役已經打響，就被擱置了下來。

　　9月25日這一天，林彪、聶榮臻指揮115師主力，在平型關東北的小寨村至老爺廟公路附近的山地設伏，首戰大捷。楊得志、李天佑、楊勇等率部沖鋒陷陣。楊得志率領的658團同日軍展開了激烈的白刃格斗，他所轄的2營5連連長曾賢生，一個人就刺死10多個日本兵。

　　平型關戰役，115師殲敵板桓師團第21旅后續部隊1000余人，繳獲汽車80多輛，九二野炮1門，七三七五炮彈3000余發，步槍300余枝，機槍20余挺及大量軍用物資，取得了抗戰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

　　115師在此戰中也傷亡了1500余人，其中團級干部3人，營級干部5人。他們最大的教訓是把日軍包圍分割沖垮之后，還像對待國民黨軍隊那樣，認為日軍已經失去了戰斗力，要他們投降，結果遭到鉆在汽車底下的頑敵突然射擊，致使部隊傷亡陡增。林彪后來在10月27日，寫成了《平型關戰斗經驗》一文，總結出12條經驗教訓，首先呈送給了毛澤東。

　　平型關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賀電紛紛從全國各地飛向八路軍總部、飛向115師師部。

　　9月26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說：

　　“慶祝我軍的第一個勝利。”

　　毛澤東借軍中楊得志、楊成武、楊勇3員名將之姓，稱之為“三陽(楊)開泰”。毛澤東在電文中又說：

　　“向恒山山脈及其東、西、北3方向突擊，展開敵人側面的游擊戰略計劃，暫時尚無執行的條件，要待敵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虛時才能執行。”

　　26日，蔣介石得到朱德、彭德懷的報告，復電朱、彭說：

　　“25日電悉，25日一戰，碎寇如麻，足徴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勵所部，繼續努力，是所至盼。”

　　蔣介石又復朱德一電說：“電悉，接誦捷報，無比欣慰，著即傳諭嘉獎。”

　　隨后，115師即于當地活動，派出地方工作團，發動群眾抗日運動。120師率三五八旅進入管涔山區，分兵挺進雁北，在大同以西、以南展開，并派出地方工作團，深入晉西北各縣開展群眾工作。359旅派出一部，進入平山、井陘地區發動群眾。

　　9月28日，毛澤東致電劉伯承、徐向前、林育英說：

　　“我129師(缺一團)接電立即出動，經臨晉渡河到侯馬上車，在太原補充衣、彈，速開正太路南北地區。”

　　9月29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朱德等人的電報中說：

　　“華北大局非常危險，”“山西將成為華北的特殊局面”“目前長城抗戰僅是暫時的，而且是極短的暫時。”“閻必要求我軍與他配合來打一二仗，為了給晉軍以更好的影響，如果在確實有利的條件下，當然是可以參加的。”“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游擊隊，在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

　　9月29日，毛澤東發表《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后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一文。后來此文編入《毛澤東選集》時，改名為《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

　　欲知毛澤東后來如何領導敵后抗戰，容后再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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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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