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經濟、政治與文化

《21世紀》：最近，克魯格曼、魯比尼等人提出中國經濟有硬著陸風險。克魯格曼近日在《紐約時報》的文章說，中國目前的情況與以往的經濟危機發生前夕非常相似，中國經濟瀕臨崩潰。"末日博士"魯比尼在2011年6月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恐怕會在兩年后"硬著陸"。如何認識中國經濟的硬著陸風險及其對中國中長期發展的影響？

崔之元：目前對于這個問題的最好分析，是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在最近出版的《黯然失色：在中國經濟主導地位的陰影下生活（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一書。作者在該書中預測，即使中國在2012年到2013年間遭遇了經濟衰退，她也可以恢復增長的動力，在2020年前后在世界經濟中取得了主導地位：

根據薩勃拉曼尼亞的測算，到2020年中國的貿易和GDP總量將增長為美國的1.5倍，并保持著世界最大的資金提供者的地位，美國依舊是其最大的提供對象。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而美元卻光彩漸失。

薩勃拉曼尼亞建立了衡量經濟主導能力的三個主要決定因素，即資源和財富（以國民生產總值GDP為衡量指標）、貿易（出口商品與進口商品之總和）和外部金融關系（是債務人還是債權人），而對一個國家做出的有關這三個決定因素的衡量，是以這個國家占世界的總量的多少來表示的：一個國家所占的份額越大，其它國家，包括其競爭對手的份額就越小。

薩勃拉曼尼亞還對1900年以來影響儲備貨幣地位的決定因素進行了一種全新的分析，認為上述三個方面的規模，即GDP、貿易和對外資本凈輸出的規模，是儲備貨幣地位的根本決定因素。這些變量能夠解釋在過去的110年間，主要貨幣的儲備貨幣地位出現變化的70%的原因。也就是說，貨幣主導的決定因素與經濟主導的決定因素很相似。基于這一分析框架，他預測了到2030年時的世界經濟和貨幣的主導，認為隨著人民幣開始與美元競爭儲備貨幣地位，中國在經濟上的主導同樣也會延伸到貨幣領域。儲備貨幣不僅僅是由收入決定，更重要的決定因素是貿易和外部金融關系，后者將影響儲備貨幣對外部經濟體的吸引力。

薩勃拉曼尼亞分析了在中國經濟遭遇衰退（即假定中國經濟在2012-2013年"硬著陸"）和沒有遭遇衰退這兩種情況下，位列全球前三甲的強國的經濟主導指數（從1870年到2030年）：圖一為中國遭遇衰退的全球前三甲對比圖，圖二為中國未遭遇衰退的全球前三甲對比圖。

以下為圖一：（豎軸："指數"；圖中標注的文字：UK：英國；France：法國；Germany：德國；US：美國；Russia：俄羅斯；Japan：日本；India 印度）

以下為圖2：

從這兩個圖可以看出，即使中國經濟在2012-2013年遭遇衰退，到2020年中國的GDP，貿易，和對外凈資本輸出在世界總量中所占的份額將超過美國。而如果中國經濟在2012-2013年實現了"軟著陸"，中國經濟主導指數超過美國的程度將更高。

薩勃拉曼尼亞在全書的開頭設想了2021年2月的一天的情景，美國總統跑去距離白宮不遠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簽署一份與該組織的中國籍總裁商討達成的救助貸款一攬子協議，這一協議類似于最近希臘的救助借款協議。中國主導的IMF開出的條件是美國從西太平洋撤軍。1956年12月13日，英國在美國的經濟壓力之下從蘇伊士運河地區撤出了她的部隊。當時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蘭對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說："英國在蘇伊士運河的行動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帝國的最后的一搏。......也許美國在200年之后會了解我們的感受。"根據薩勃拉曼尼亞的設想，美國將提前重演英國在蘇伊士運河的命運。

　呼吁機制的重要性與群眾路線

《21世紀》：曾寫有《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這樣評論《黯然失色》，認為此書對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導經濟力量的情境不僅進行了生動的想象，而且提供了頗為合理的論證，有力突出了美國政府采取協調行動的必要性。看來這本書的分析的確值得重視。福山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的文章也指出，現在的美國奉行的是"否決政治"(vetocracy)，當這種體制遇上被意識形態化了的兩個政黨（其中一個政黨甚至把堵住稅收漏洞視作增稅，因而不可接受）時，就會導致政治癱瘓。福山認為必須通過廣泛的基層動員來推動美國的政治改革，減少動用"否決票"的機會和簡化決策程序。他在今年出版的《政治秩序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以相當的篇幅分析中國政權的歷史發展，并認為未來一段時期哪種制度會運行得更好--是高質量的威權制度，還是一個陷入僵局的、癱瘓的、有許多制約與平衡的民主制度，這是個有待討論的問題。相對于二十年前對"歷史的終結"的看法，福山的思想變化似乎在"與時俱進"。我們自己是否也需要重新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

崔之元：福山的思想的確有重要的很有意思的轉變。不過也要指出，他對美國"否決政治"的反思和對中國所謂"威權制度"的有效性的認識，只是從防止互相制肘、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來說的。另一位美國作家，《世界是平的》以及《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也有類似的觀點。弗里德曼在《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中調整了此前在《世界是平的》中的看法，認為中國領導人的政治魄力很重要，如果需要的話，中國領導人可以改革規章制度、標準，改善基礎設施，以維護國家長期戰略發展的利益。這些議題若換在西方國家討論和執行，恐怕要花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他因而希望"美國能做一天中國（僅僅一天）--在這一天里，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潔能源系統的標準。一旦上級頒布命令，我們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難以迅速作出重大決策）。"

福山、弗里德曼這些西方觀察家認識到中國的政治制度有其行政效率等方面優勢，這是進步。但他們對中國政治體制的獨特性，缺乏深刻的認識，沒有深刻理解中國的政黨體制。

中國的政黨體制并不是一黨制而是多黨合作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一黨專制。即使就一黨制而言，在世界政治學范圍內缺乏對全球一黨制的比較研究。不同國家的一黨制形成的歷史原因、機制，特別是政黨與群眾的關系是很不一樣的。

從歷史來看，政黨與群眾的關系并不是那么簡單。近代英國的托利黨和輝格黨，不能申請入黨，只能被邀請（By Invitation）入黨。直到現在，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仍然不能申請入黨。一般民眾能申請入黨的歷史性開端，是1891年俾斯麥將德國社會民主黨合法化。在此之后，所有人都可以申請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眾所周知，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倍倍爾領導創立的社會主義政黨，她的建立和發展都得到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與指導。今天的歐美政黨與群眾之間的關系也很不同，例如，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只是在選舉時臨時注冊黨員，不需要申請，不需要繳納黨費，也沒有長期的、固定的黨員身份，實際上并沒有組織化的群眾基礎；而歐洲國家如德國、法國的社會民主黨黨員均有黨證，并需要交黨費。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是開放的，黨員來自社會各階層，因而有群眾基礎。

因此，社會主義政黨的基本特點是開放的、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有群眾基礎的政黨，并且堅持群眾路線，對人民的呼聲與訴求有本能的回應，有對"為人民服務"的本能訴求。這也是同其他類型政黨的關鍵不同，因此對應的政治體制會有所不同，福山、弗里德曼沒有真正認識到這一點。

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是個例外，他對政黨體制有著極為深刻的研究。他在《轉變參與》中深刻地分析了選票政治的弊端。在他看來，1848年普選權的建立實際上是保守措施，選票可以分散、轉移、轉化很多社會矛盾，對國家統治更有利。有一幅畫非常形象，畫的是"有了選票就可以不扔石塊"。然而，"選票會使那些直接的、強烈的、'刺眼'的政治行為失去合法性，而這些行為實際上卻行之有效并符合人們心愿"，造成帶來政治推諉與行政低效。更重要的是，普選權建立后，選舉制度從公開投票轉變為秘密投票，以避免弱勢選民被收買或被強權挾持，而這意味著普選的建立以"損失公開表達公共精神及參與熱情的機會"為代價。沿用赫希曼的另一套術語，這意味著政治上極大地強化了退出機制，極大地弱化了呼吁機制，這一弊端也為當時的主流進步人物如斯圖亞特·穆勒所詬病。

赫希曼的《退出、呼吁與忠誠》一書尤其重視呼吁機制。在競爭與市場中，退出被認為是最有效的措施，是競爭抑制壟斷的有效手段。不過，"競爭也不一定抑制壟斷，反而因為擺脫愛找麻煩的消費者讓壟斷更舒服"，在政治上，某些選民改入他黨（退出），讓大黨可以"屏蔽"很多呼聲，因而更舒服，實際上不利于大黨的進步。

考慮到這一點，并加上忠誠因素，會發現呼吁往往更重要。呼吁的強度因忠誠度而不同，也因政黨政治表現和問題嚴重性而不同，但可以增加政黨與群眾之間長期性的實踐互動（不僅僅表現在選舉期間），往往會取得比簡單退出更好的效果。呼吁與忠誠可以構建政治與社會的互動機制，是協商民主或慎議民主發揮作用的重要機制。社會主義政黨因其群眾路線，在實踐中與人民聯系緊密，有可能建立更有效的呼吁機制，因而協商民主在社會主義國家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呼吁機制，可能是社會主義民主優越性的重要實現機制。

也正由于此，對社會主義政黨而言，最大的危險是偏離群眾路線，對人民的呼吁不能有效回應，失去其群眾基礎，也就失去執政之基。

可以拿重慶和廣東作為例子，來看政黨與群眾的關系。重慶干部"大下訪"、與群眾"三進三同"等方面的實踐，以及廣東的干部駐村調研扶貧，也許還可以從意大利共產黨領袖葛蘭西（1891～1937年）的不同于"支配權"（domination）的"領導權"（hegemony）理論來加以闡釋。

在墨索里尼的監獄中渡過漫長歲月的葛蘭西寫下了著名的《獄中札記》。借用恩格斯的話，葛蘭西說："共產黨在目前是唯一可以嚴肅地同原始基督教時期的教會相比擬的機構。"他同意他的意大利知識界的對手克羅齊所說的"文藝復興仍然是精英圈子內的貴族運動，而宗教改革則深入了普通人民"，但他批評克羅齊，因為克羅齊不理解"實踐哲學及其廣泛的群眾運動過去和現在都真正代表一種與宗教改革相類似的歷史過程，而自由主義則不然，它只是再生著局限于狹隘知識分子集團的文藝復興"。葛蘭西要求意大利共產黨進行"第二次宗教改革"以贏得民心。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正是重慶和廣東通過干部"大下訪"，駐村調研，與農民群眾"三進三同"所要做的。

重慶干部的 "大下訪"、"結窮親"活動和廣東干部的駐村調研制度，使人想起法國哲學家巴丟（Alain Badiou）所說的"圣保羅的群眾路線"。在引用了圣保羅的話"雖然我獨立于所有人，我使自己成為所有人的奴隸。對猶太人來說，我變成了猶太人；對法律治下的人來說，我變成了法律治下的人"之后，巴丟說道："這不是圣保羅的機會主義文本，而是被中國共產黨人稱之為'群眾路線'的極致發揮--為人民服務。"

要理解前面引述的恩格斯和葛蘭西的說法"共產黨在目前是唯一可以嚴肅地同原始基督教時期的教會相比擬的機構"，英國基督教學者查斯特頓（G. K. Chesterton，1874～1936年）的如下一段話可做參考：

當基督在一個象征時刻建立他的偉大社會時，他既沒有選擇智慧過人的保羅也沒有選擇神秘的約翰作為這個社會的基石，而是選擇了普普通通甚至有些膽小的彼得......所有的帝國和王國都失敗了，因為它們為強人所建立并依賴于強人。只有歷史上的基督教會，是建立于弱者基礎上的，因此它是不可摧毀的。因為沒有鏈條比它最弱的環節更強。

　“西柏坡后現代”、聯合國人權宣言

　與普遍歷史的黎明

《21世紀》：看來今天與歷史真還有深刻的關聯。多年以來常見的一個說法是，中國現在還沒有完成現代化的進程，還處于前現代階段，因而首先的任務是補現代化的課，還遠遠不到反思現代發展進程帶來的弊病的時候。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在世界歷史中處于怎樣的位置？

崔之元：如果按照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的界定，特別是美國著名詩人查爾斯·奧爾森的看法，1949年在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之后人民解放軍進軍北京，標志著世界進入"后現代"階段，同樣中國在那個時候就進入"后現代"了。

湯因比在1954年出版的《歷史研究》第8卷里說，"后現代"作為一個時代，起始于1871年的普法戰爭。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認為，當西方國家產生了一個在數量上足夠大也足夠有能力的資產階級的時候，西方就變成"現代"了。但他進一步指出，普法戰爭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方文明已經沒有在數量上，也更沒有在能力上產生一個足夠的資產階級，因此西方就進入"后現代"了。湯因比強調，"后現代"的兩個標志是：（1）西方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2）非西方知識分子開始了解西方現代性的秘密并"以夷制夷"。湯因比雖然沒有明確提到李鴻章，但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是受到"普法戰爭"的啟示，從德國引入克虜伯大炮裝備他的淮軍開始的。更不用說，"普法戰爭"直接導致了"巴黎公社"，最終影響了中國共產黨這一把中國帶入"解放全人類"的"普遍歷史"的組織的建立。

湯因比的"后現代"定義非常有趣，是歷史學上第一個"后現代"定義。英語文學中的"后現代"定義，則最早出現在美國著名詩人查爾斯·奧爾森(Charles Olson)的作品中。奧爾森可能也受到湯因比影響。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查爾斯·奧爾森1949年在第一時間聽說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重要會議，然后就進軍北京，他說這就是"后現代"的開始。他在解放軍渡過長江攻克南京前夕完成了他自稱的"反荒原"（《荒原》是艾略特的現代主義詩歌代表作）的"后現代--中國革命"詩歌《翠鳥》（ Kingfisher）。查爾斯·奧爾森認為，西柏坡會議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北京標志著"后現代"的開始--這會令很多人莫明奇妙，但如果了解前面提到的湯因比對"后現代"的定義及他所說的"后現代"的兩個標志，查爾斯·奧爾森的"西柏坡后現代論"就不難理解了。查爾斯·奧爾森是羅斯福新政的積極參與者和羅斯福第4次競選總統的外事負責人，也是波蘭駐聯合國大使蘭格（"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最早提出者）的密友，由此更容易理解他用詩歌形式表達西柏坡會議的世界歷史意義的衷曲。

奧爾森的《翠鳥》（趙毅衡譯）以吳哥窟翠鳥傳說和古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的石頭之謎開始，穿插毛澤東的講話"曙光就在前頭，我們應當努力"。他在1949年的"西柏坡后現代"論不是一種文字游戲，而是和他的實質關懷密切聯系的。對奧爾森來說，"后現代"意味著"后西方"，他在和另一詩人羅伯特·科里(Robert Creeley)的通信中，明確地用了"后現代或后西方"的表述。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北京，建立新中國，是20世紀"非西方世界"對"多元現代性"的最重要探索，奧爾森說"西柏坡"是"后現代"的起源順理成章。

《21世紀》：湯因比和奧爾森所說的"后現代"是否也是"多元現代"中的一種？

崔之元："現代"、"后現代"和"多元現代性"之爭，是和一個更深層的哲學問題聯系在一起的，這個哲學問題就是"普遍"、"特殊"和"無限"的關系。我認為對這個哲學問題的最好研究仍然是黑格爾。他說，普遍必須寓于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都無法窮盡"普遍"的"無限豐富的可能內涵"。例如，"民主"這個普遍性的理念必須寓于"美國的民主"或"中國的民主"的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的民主都不能窮盡"民主"這一普遍理念的"無限豐富的可能內涵"。又如，市場經濟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種特殊的市場經濟實踐中，但任何一種"特殊"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可能窮盡人類不斷試驗、無限創新的可能性。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英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等等，都屬于"市場經濟"普遍理念的特殊表現。

我覺得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過程非常有說服力地展示了"普遍"與"特殊"的關系。

聯合國人權宣言的文本是如何起草的呢？羅斯福總統的夫人艾琳諾·羅斯福是起草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唯一的副主席是一位叫張彭春的中國人，張彭春曾是清華大學的第一任教務長。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格林頓（Mary Ann Glendon）在她的研究中提到了這一信息。格林頓是在2007-2009年間擔任美國駐梵蒂岡大使，她同時是世界范圍反對使用避孕套運動的領袖，現兼任"梵蒂岡社會科學院"院長。

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后有清政府的庚子賠款，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多要部分，資助中國學生留美，并建立留美預備學校，相當于一個中學。但是在1921年的時候，當時中國政府把這個中學提升為大學，第一任教務長就是張彭春。他那時候剛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師從著名的美國哲學家杜威。他的哥哥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現在很少有人提到他的弟弟張彭春。我兩年前通過格林頓教授的英文書知道張彭春后，又去查了一些資料，了解到他也是中國京劇大師梅蘭芳的藝術和政治顧問，梅蘭芳1940年代訪問美國，當時是非常轟動的文化事件，就是張彭春安排并陪他一起來的。聯合國第一次舊金山會議的時候，張彭春是中國國民政府的代表團團長，后來被羅斯福夫人推薦為 "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委員會" 唯一的副主任。

最有意思的是張彭春在人權宣言起草中的貢獻。張彭春認為，初稿中的"人被賦予理性"的表述，太受西方的"上帝"和"自然法"觀念的影響，他建議加上"仁"，因為"仁"字里有"二""人"，反映一種"Two Man Mindedness"( 對他人的關心)，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最終文本部分采納了張彭春的觀點，把"理性和良心"（"reason"和 "conscience"）并列為人的基本特征。我覺得這個故事非常精彩，生動地說明了特殊性、普遍性和無限性的關系。還值得一提的是，除張彭春之外，"世界人權宣言"起草過程中的另一個精神領袖，是黎巴嫩哲學家馬利克（Charles Malik），他曾先后求學于懷特海和海德格爾,博士論文題目是"懷特海和海德格爾時間觀的比較研究"，他也是阿拉伯世界在聯合國反對以色列建國的主將。

親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法國思想家阿隆曾寫過《普遍歷史的黎明》一文。在21世紀開端，我們可能正經歷"普遍歷史從黎明走向中午"。但如果"西柏坡后現代"和聯合國人權宣言起草的故事有所啟發的話，"普遍歷史"不僅不排斥多樣性，而且需要多樣性來發揮自身無限的創造力。

本報記者 吳銘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