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對待群眾的激烈言行

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秦立海

2010年09月17日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fā)布）

 1941年6月3日下午，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正在召開縣長聯(lián)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天正下著雷陣雨，突然一聲響雷擊中了會場禮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旁邊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不幸觸電身亡，一個農民拴在禮堂邊的一頭驢也被雷擊而死。這位農民借此發(fā)泄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wèi)部門就把他抓了起來，并要當作反革命來追查。毛澤東知道后，急忙制止并要求立即放人。人放了，毛澤東的思考卻沒有停止：一個農民為什么會說出這樣的話？我們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問題？

    原來，陜甘寧邊區(qū)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雖然只有140多萬人口，卻駐扎著大量的黨政軍學人員，再加上地瘠民貧，自然災害頻發(fā)，糧食很是緊張。最初，邊區(qū)糧食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征糧，主要對象是地主和富農，中農負擔很輕，貧農全無負擔；二是購糧，由邊區(qū)政府撥款對外采購。但是，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斷絕，邊區(qū)政府已沒有足夠的財力購糧。這使農民的公糧負擔迅速由1939年的5萬擔增至1940年的9萬擔。1941年，又準備增加到20萬擔。這使廣大群眾深感負擔過重，出現了不滿情緒。

    弄清事情的原委后，毛澤東經過認真反思，不但減少了當年公糧征收任務，而且由此意識到，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必須自己動手，生產自救。這次意外的“雷擊”事件，使他從黨群關系和黨的執(zhí)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認識到進行生產自救的極端重要性和現實緊迫性，成為大生產運動的一個重要誘因。

    后來，毛澤東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還專門談到“雷擊”事件的教訓：“1941年邊區(qū)要老百姓出20萬擔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qū)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哎呀，雷公為什么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從1921年共產黨產生，到1942年陜甘寧邊區(qū)開高干會，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也談及“雷擊”事件：“對群眾的議論，毛澤東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們總記得，在延安的時候，生產運動是怎么搞起來的。為什么提倡生產運動呢？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征糧征多了，群眾有怨言。我們好多共產黨員聽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澤東同志看法不同，他說，講得有道理，群眾的呼聲嘛！……他善于從群眾這樣的議論當中，發(fā)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

    毛澤東對群眾反映的意見歷來是高度重視的。建國以后，隨著黨在全國執(zhí)政地位的確立，一些黨員和干部逐漸滋長了官僚主義作風，脫離群眾，甚至做出了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這種苗頭更引起了他的警惕。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尖銳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隨后，他舉了一個典型事例：“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

    當時在廣東還發(fā)生過一個更為突出的例子：廣東某縣的麻風病防治委員會，要在某鄉(xiāng)蓋一個麻風病院，和群眾商量，群眾不同意，而縣政府不顧群眾的意見，硬在那里蓋了一所麻風病院。這樣就惹惱了群眾，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帶領下，把麻風病院的房子拆掉，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爛了。結果，該縣公安局的負責人帶領8名警察趕赴現場，還開了槍。由于當地政府對這件事情沒有及時進行妥善處理，導致矛盾不斷積累并最終激化，甚至發(fā)展到動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地步，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針對類似事件，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他還進一步提醒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因此，“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事實上，自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接連出現不安定的苗頭。據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時間內，全國發(fā)生數十起罷工、請愿事件。當時，一些黨員和干部認為“好人不鬧事，鬧事無好人”，“凡是與政府鬧事的就是敵我矛盾”。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對群眾的鬧事，一是“怕”，二是“簡單處理”，即采取壓制和壓服的辦法，動輒批判斗爭、開除，甚至動用武力。例如，蘭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學生要求發(fā)給寒假回家路費，學校不同意，300多名學生鬧了起來，學校領導采取強硬辦法，抓了60多人，認為他們是反革命。對此，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對待人民內部問題動不動就想‘武力解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糾正的。”一個月后，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又專門談道：“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但是發(fā)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

    怎樣才能避免或正確解決群眾鬧事的問題呢？毛澤東對昆明航空工業(yè)學校的做法十分贊賞。1956年9月初，昆明市發(fā)生了由廣東來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學生向省人民政府請愿，要求提高助學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達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學生卻沒有受到影響。其實，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條件比其他學校還差，之所以沒有鬧事，原因就在于“這個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較具體切實的”。校領導說老實話，把學校的困難情況如實地告訴學生，動員學生共同克服困難，校領導和師生同甘共苦。結果，困難重重的昆明航空學校辦得生氣勃勃。毛澤東稱贊：“這是沒有官僚主義的。如果辦學校的人，都照這個辦法辦，那就好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辦學校的辦法。”

    此外，毛澤東還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高度，深刻闡釋了解決群眾鬧事的辦法，指出：“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了發(fā)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fā)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fā)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于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搞好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是黨的事業(yè)中一個永恒的主題。在實際工作中難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沖突，這并不可怕，關鍵是要思考如何妥當地處理問題，使其向有益的方向轉化。毛澤東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范例。如果黨員和干部們能夠認真學習毛澤東對待群眾激烈言行的態(tài)度和方法，也許不但能夠及時妥善處理問題，消除黨群、干群關系中的不和諧因素，而且還能及時發(fā)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加以改進和完善。這樣才能有利于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作者秦立海，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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