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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視實踐、輕視群眾、不負責任——中國“精英”低素質批判（轉強國深入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ZT)辛辣好文——國民素質低與“精英”素質低! | |
| [有沒有不重的筆名] 于 2005-03-14 13:29:29上貼 | |
| 國民素質低與“精英”素質低 2005年03月14日05:52 作者：黎陽 有人喜歡把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咎于中國“國民素質低”。當然，這樣說的人決不會把自己也劃歸“素質低”的一類，而且十之八九對中國人不懷好意。如果真心為中國人好，即使“恨鐵不成鋼”，也只會主張通過批評教育來移風易俗，而且會言傳身教，以身作則，決不會對中國人的某些陳規陋習大肆指手畫腳，冷嘲熱諷；更不會以主宰者的姿態居高臨下的腔調貶中國人“國民素質低”。某些洋人喜歡說中國人“國民素質低”，因為這正好可以“證明”中國人是“劣種”，沒資格組建現代化國家，只配給洋人當殖民地，乖乖等著被淘汰。某些中國的“精英”們喜歡說中國人“國民素質低”，因為這樣一則可以顯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高等華人”，跟大多數中國人“劃清界限”，免得列入被淘汰之列；二則可以“證明”占人口大多數的“低素質”中國人天生應該由自己這些“高素質精英”來支配。——當然如果事情鬧砸了形勢不妙，還可以靠這句話來救駕。《南征北戰》里的“國軍”說：“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懶漢說：“不是我無能，而是上帝素質低，學不會往我嘴里掉餡餅。”“精英”們說：“不是我無能，而是中國人素質低，壞了我的神機妙算”。總之一切都是別人的過錯。這真是妙不可言的賴帳法寶，難怪如此永垂不朽，代代相傳，發揚光大。 要說素質低，中國的“精英”作為一個整體（若干杰出歷史人物不論）才真正的堪稱一貫素質低。“精英”者，社會精華棟梁之謂也，否則何以自稱“精英”？然而回顧回顧中國歷史，真不知“精英”作為一個階層整體在中國整個歷史進程中，尤其在歷史命運轉變的緊要關頭，對中國社會做出過多少獨特的、決定性的、其他階級階層比不了的貢獻。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有幾項是“精英”們的功勞？ 中國今天的國土版圖有多少是靠“精英”們的努力才得來的？“精英”們制止了當年中國從世界領先變為落后挨打嗎？“精英”們扭轉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淪為殖民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進程嗎？中國從衰敗危亡任人宰割變為今天獨立自主的世界強國是“精英”們的歷史功勛嗎？動不動就說中國人素質低的“精英”們其實更應該反省反省自己：別人素質低，你素質又高到哪里去了？如果歷史悠久的中國發展來發展去只發展出一堆“素質低”的國民來，那首當其沖負有責任的就是“精英”。既然從來都是“愚民”聽“精英”的，是“精英”在“領導新潮流”，那國民有什么陳規陋習還不都是來自“精英”？說國民素質低只能證明“精英”素質低。沒有低素質的“精英”，哪來低素質的國民？ 中國“精英”祖傳的低素質有三大項：輕視實踐、輕視群眾、不負責任。從孔夫子開始就對勞動實踐和人民群眾一臉的鄙夷不屑：“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矣，焉用稼！”注意孔圣人的用詞：一是“小人哉”、“焉用稼”，總之是小人才親身實踐，誰重實踐誰就成了低人一等的小人。二是“莫敢不……”如何如何，總之是聽也得聽，不聽也得聽，壓根就沒有自覺自愿動員教育這一說。這才道出了“精英”心目中理想的普通老百姓的地位：任我驅使。有這“最高指示”墊底，后代“精英”們想不輕視實踐不輕視群眾都不容易。如今的“精英”們動不動就把國有資產賣了，把農民土地占了，讓工人下崗了，不由分說剝奪了人家的生計財富還根本不容許人家參與意見，這其實全是孔老二以來“精英”們的老傳統在發揚光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 中國“精英”有輕視實踐、輕視群眾的祖傳基因，所以“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連“精英”之間尚且互相看不上眼、“文人相輕”，何況普通老百姓？到了這個境界尊重別人反成了恥辱：“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最后只剩下孤芳自賞。這不是個別窮酸、個別“精英”的個人臭毛病，而是中國“精英”們普遍存在的通病、胎里病。不信看看如今成名的“精英”們真正看得上眼的有誰？除了數得過來的幾個臭味相投的同類之外可以說誰也不尿（當然來自美加日歐澳等地的洋大人例外）。跟這些“精英”們打交道，最不容易碰到的詞是“相互尊重”和“人民群眾”；最容易熟悉的表情是“不屑”：這個水平太低，那個不怎么樣，不是“沒資格”，就是“不自量”……再不就是“我不與無恥之人論戰”之類。至于普通老百姓，那除了教訓數落之外簡直不值一提，仿佛提了就掉份，更不用說關心尊重當回事了。這就導致中國“精英”們作為整體根本沒有什么凝聚力，只能是一盤散沙。既然互相誰也瞧不起誰，別人的死活從來不當回事，那別人憑什么追隨你？中國人為什么是“一盤散沙”？就是因為中國的“精英”歷來是一盤散沙。有一盤散沙的“精英”才會有一盤散沙的國民，有低素質的“精英”才會有低素質的國民。“精英”們說中國國民素質低時卻不想想自己，不折不扣的“屁股上掛鏡子——光照別人”。（“民運精英”們都落難國外了還不忘相互打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這還算是有“共同目標”的呢。如此“凝聚力”的“精英”能成何氣候？） 中國“精英”們的第三個低素質是不負責任。輕視實踐、輕視群眾就自然不肯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更不肯承認自己的言行正確與否要經過群眾實踐的認證。然而脫離實踐、脫離群眾的自作聰明最容易失敗。“精英”們既要死抱住脫離實踐、脫離群眾的“精英傳統”和臭架子，又要保住高人一籌、先知先覺、“一貫正確”的“精英形象”，就只能竭力逃避承擔責任。只要情況不妙就必然要么把失敗說成成功，要么找人當替死鬼，要么把水攪渾，制造出一筆糊涂帳。總之決不承認自己有錯，錯了也死不認帳，更不負責。反正只要不經過實踐的檢驗和群眾的認證，任何事的是非曲直全憑“精英”的三寸不爛之舌說了就算。 這于是又派生出中國“精英”們的另一個低素質副產品：容假造假。只要利益需要，從來撒謊不打草稿，臉不變色心不安跳還理直氣壯：我這是“隱惡揚善”、“為尊者諱”、“成大事不拘小節”、“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難怪中國“精英”們顛倒黑白、文過飾非、推卸責任、扯皮賴帳的文字游戲藝術水平從來世界一流。比如把“屢戰屢敗”說成“屢敗屢戰”，把“逃跑”說成“轉進”，把大批工人無奈下崗說成“自由人生新起點”，把包庇縱容竊國大盜說成是“善待對社會作出貢獻的人”，把制造社會貧富空前懸殊說成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等等。 歷史上中國“精英”這三大傳統低素質決定了其一系列行為特征。輕視實踐—— 只會夸夸其談。輕視群眾——毫無凝聚力。不負責任——敢做不敢當。結果—— “秀才造反，一事無成”，“百無一用是書生”。開創局面的少，抱粗腿的多；善于組織協調配合的少，只懂個人奮斗的多；苦干實干發明創造的少，弄虛作假模仿剽竊的多；雪中送炭的少，錦上添花的多。既然如此，那如何出人頭地？答案：撈現成的。與其創，不如撈，專打別人的主意，把別人的東西撈過來。古往今來的“精英”們一大特點是不重實干而一心坐享其成，所以特別愛傍權貴：幫忙，幫閑，幫襯，幫腔，幫手，幫兇……巴結不上就趕緊找下一個，美其名曰“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仕”；吃得開則玩弄權術排斥異己，把擋道的人全搞垮取而代之，得了便宜還賣乖，自鳴得意曰“空手套白狼”，“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先站在一邊說風涼話、一見局面打開成功有望便趕緊蜂擁而至、邀功賣好再大搞內部勾心斗角的一定都是這些“智叟精英”。只要有他們一攙和，保險內部矛盾立刻成倍增加、空前復雜、無比尖銳。 “精英”們的這三大低素質又衍生出其他一連串低素質的“中國特色”。不負責任必說假話，說假話必容不得嚴肅認真和持之以恒。“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你認真，講假話的就混不下去。你堅持不懈地認真，就更不知道會戳穿多少串、多少代的假話，毀掉多少騙子祖宗加徒子徒孫。于是：“一絲不茍”是蠢蛋，“難得糊涂”才真聰明。延伸開來的社會效應就是：“口是心非”、“逢場做戲”、“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馬馬虎虎”、“虎頭蛇尾”、“有始無終”、“不了了之”、“弄虛作假”、“瞞上不瞞下”……如此代代相傳一脈相承，結果就是培養、鍛煉、進化出歷史上中國“精英”們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善于吹牛拍馬、慣于撒謊扯皮、精于文字游戲、擅長內斗權術、對促進發展中國管理科學和自然科學這類事既無常識又無興趣等等“中國特色”。如此低素質的“精英”能培養創造出發展科學技術不可缺少的嚴肅認真、實事求是、一絲不茍、發明創造的大環境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長期嚴重受阻，能說與中國“精英”們的這三大傳統低素質毫不相干嗎？ “精英”們的低素質使之國難當頭時束手無策。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就“精英”們已經領教了洋人的“船堅炮利”，但到了1900年竟然還任憑義和團以血肉之軀硬拼洋槍洋炮。挨打挨了六十年還找不著北，這難道跟“精英”的素質無關？用今天的觀點看，憑當時西方入侵的力量和武器水平，用毛澤東那樣的人民戰爭、持久戰、游擊戰、近戰、夜戰等等對付起來綽綽有余，哪至于鬧得一敗涂地，割地賠款。但要如此，就得根據實際情況，發動群眾總結以前失敗的教訓，找出有效對策。而實際呢？當年的“精英”們夸夸其談者有之，盲目硬拼者有之，主張投降者有之，異想天開與虎謀皮“以夷制夷”者有之，猴子模仿般照搬照抄洋人的一切、用一知半解學到的那點洋人的玩藝對付洋人者有之，而深入實際、發動群眾找出適合中國特點的對策者一個沒有。就憑這素質，能指望中國“精英”們和平時期強國，危難之際救國嗎？ 中國古代八股文專業的土老帽“精英”素質不行，有現代化文憑的“洋精英”們呢？ 毛澤東指揮反圍剿屢戰屢勝的功勞還頂不過一頂“沒有文憑”、“土老帽”的大帽子。就憑這被有洋文憑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們解除了兵權。就因為這“洋精英”的“現代化”指揮，代價是犧牲幾十萬、喪失根據地、艱苦卓絕大長征。 “八．一三”淞滬抗戰，“國軍”的“精英”將領們明明知道日軍火力訓練都占優勢，仍然愣是硬跟人家打堂堂之陣，搞“人海戰術”。結果傷亡慘重。上海南京一個地方也沒保住不說，還被日本鬼子來了個讓中國人遺恨千古的“南京大屠殺”。雖然“國軍”從“校長”到“黃埔生”個個文憑俱全，那又如何？毛澤東當年寫“論持久戰”，目的之一就是好心好意點撥點撥這些“洋精英”們從實際出發，不要用“人海戰術”硬拼人家的強項，而是來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己之長，克敵之短。結果呢？聽聽“國軍”悍將衛立煌的話：“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們學不了。咱們的部隊一撒出去，就收不攏來羅！”“別說讓總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讓一個連長和士兵一樣，恐怕他也不會干！”不克服脫離群眾的低素質，明明知道有好辦法也用不成，只能干瞪眼，硬著頭皮繼續打“人海戰術”。（順便說一句：“精英”們總是喋喋不休說毛澤東的軍隊靠“人海戰術”打勝仗，這才是彌天大謊。第一，“國軍”才是一貫打“人海戰術”。淞滬抗戰就是個典型。第二，毛澤東指揮的“共軍”最講究戰略戰術，而且水平世界第一。別忘了是“共軍”是窮叫化子出身，一直沒多少本錢。真靠“人海戰術”早就賠光了，怎么可能奪得天下？至于說中國靠“人海戰術”抗美援朝更是荒唐透頂。靠“人海戰術”連八國聯軍都對付不了，更對付不了抗日戰爭時的日軍，何況抗美援朝時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美軍？在現代化武器的火力面前“人海”根本不堪一擊，有多少人都不夠填的。中國如果當真靠“人海戰術”抗美援朝，早就一敗涂地了，一定正如麥克阿瑟盤算的那樣：“只能是招致一場大規模的屠殺——戰場將變成屠宰場”。實際情況是那么回事嗎？一口咬定毛澤東的軍隊靠“人海戰術”無非是想替自己的失敗找回點面子：“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精英”的第三低素質：不負責任。） 1958年春，毛澤東專門請教一位當時國內最負盛名科學家：“畝產雙千斤”科學上是否可能。這位科學家答曰：“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么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據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回憶，這位科學家的這個結論極大地影響了毛澤東的判斷和決策。 實事求是看問題，當時“畝產萬斤糧”、“糧食吃不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浮夸風未能及時糾正、“大躍進”的錯誤和損失等等難道全是毛澤東的責任嗎？要說毛澤東在“大躍進”上的錯誤，最主要錯誤之一就是太相信精英的“科學論斷”了，相信得超過了相信自己的常識。這才是真正需要得出的教訓。美國“墨菲定律”里有這么一條：“如果你能區分好建議和壞建議，那你就不需要任何建議”。這雖然本是一句笑話，卻道出了某種客觀規律：大是大非大原則的大主意必須自己拿，不能迷信別人。象當時一位有名的農業勞動模范就能把持得住。在生產任務布置會上有人提出：“保證畝產紅薯一百萬斤！”他上去打量了那人一眼，然后說：“你有一百斤沒有？”那人說：“我重一百多斤。”勞模說：“好吧！就算你重一百斤。假如每個紅薯也重一百斤，也都長得象你這么大個，而且全都豎著放，你說說看這樣的紅薯一畝地那么大地方能不能放得下一萬個？”那人頓時張口結舌無言以對，“畝產百萬斤”的生產指標也就不了了之。同樣在1958年，同樣處于“大躍進”的盲目環境，“大老粗”的老農民的常識勝過了權威科學家的“科學論斷”，而且憑自己樸素的幽默機智堅持了原則。 此時此地究竟誰的素質高？ “精英”們借口“大躍進”拼命謾罵毛澤東，沒完沒了地說毛澤東“不尊重科學”、“盲目蠻干”，造成損失慘重，餓死多少多少人，所以今后只能靠“精英”治國云云。但是第一，他們喋喋不休的同時，偏偏就是絕口不提毛澤東恰恰就是太相信精英專家了，所以才在關鍵的時刻關鍵的地方被誤導這一歷史事實。第二，他們拼命渲染“大躍進”造成多少多少損失時，偏偏就是絕口不提那些損失很大程度是“精英”的同伙們趁火打劫造成的。災害發生后毛澤東全力救災。“精英”的同伙們呢？封鎖的封鎖，逼債的逼債，竄犯的竄犯，邊境沖突的邊境沖突，幸災樂禍的幸災樂禍，惟恐中國困難不大，惟恐中國死人不多，惟恐中國天下不亂。沒有他們的趁人之危，中國的困難怎么可能有那么大？要說死人，誤導失誤跟蓄意謀殺豈能相提并論？殺了人還裝好人，沒事人一般以“精英”的嘴臉反過來把一切責任全賴到毛澤東身上，無賴透了。而毛澤東既沒有推卸責任說一切都要怪那個科學家出了餿主意（而且繼續讓他發揮專長為國效勞），也沒有驚慌失措，更沒有退卻投降，而是糾正了失誤，帶領全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克服了一切困難，針鋒相對迎頭痛擊了一切來犯之敵。奠定中國今天世界強國地位的要害項目如“兩彈一星”等更是一個也沒有放松。毛澤東是敢作敢當敢負責、頂天立地挽狂瀾。“精英”們呢？除了誣蔑毛澤東就是撈取私利、文過飾非，在洋人面前純粹屬面條的——挑起來一根、放下去一堆、站都站不直。如此“精英”，什么素質？狗屎不如。而毛澤東呢？請看一個北京普通出租汽車司機的話：“領袖往那一站，老百姓甚至從他的呼吸里都能感覺到：這是一個從靈魂里愛他們的人，是一個將他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不管事實上怎樣，老百姓甚至心甘情愿地認為：連他所犯的錯誤都是為人民而犯的，普遍的老百姓甚至愿意替他分擔一部分歷史錯誤，而沒有幾個老百姓會心甘情愿地為哪個政治家分擔什么錯誤。說句老百姓的話吧，老百姓原諒領袖的錯誤好比是原諒‘自己人’的錯誤，誰真正能使老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誰就可以由政治家上升到領袖的檔次，否則您就在政治家的檔次那兒呆著吧！全世界政治家多了，一茬一茬的，跟歌星似的，領袖可不是這樣產生的，中國目前太需要領袖了啊！ 天生沒有一顆領袖心，那就是沒有，想學也學不到，也就不配獲得老百姓對領袖才表達的那一崇敬。有些耍筆桿子的臭文人，在他們的臭文章里，把老百姓對領袖的這一種崇敬叫做愚忠，好象老百姓都是愚民，純粹放狗屁。老百姓一點也不愚，老百姓心里明白著呢。老百姓最講實際，眼里藏不得沙子。誰有一顆領袖心，誰沒有，騙不過老百姓的心，老百姓是最講以心換心的。” 那個誤導了毛澤東的科學家雖然在關鍵的時刻關鍵的地方冒了傻氣造成了嚴重損失，但畢竟學有所長，在自己的專業范圍內對中國確有貢獻，稱得上中國在那一領域里的專家精英，而非徒有虛名、不得不打引號的“精英”。而如今的“精英”們呢？看看這篇文章：《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看看這篇報道：《請別光讓我打小工了，教我點真本事好嗎？給導師打工月薪只有400元，連民工都不如》，再看看這篇短文：《保姆揭秘：我在名教授家看到腐敗》。看完之后能得出什么印象？一群學術騙子，科技惡霸，流氓“專家”，吸血鬼“導師”，經濟罪犯，寄生蟲“精英”，整天吃人飯不拉人屎的“高等垃圾”。對這種人僅僅說“素質低”，夠用嗎？ 有些“精英”不僅在小范圍的“專業”領域內興風作浪，而且到處招搖撞騙，以至于整個社會都吃足了他們的苦頭。象“權威科學家”帶頭研究宣揚“特異功能”、“耳朵聽字”、“人體遙感”之類，不知誤導了多少人，浪費了中國人多少資源血汗。當“非典”肆虐時，堂堂“科學院院士”大人居然犯下了極為低級的常識性學術錯誤，連“依原體”和“冠狀病毒”的區別都分不清就武斷下結論，誤導了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造成巨大損失還死不認錯，連起碼的自我批評都沒有，半點處罰也沒有，“院士”照當，厚祿照享（“精英”們這會兒就不鬧著“打破鐵飯碗了”，也不象指責毛澤東大躍進那樣指責“不尊重科學”、“盲目蠻干”、“瞎指揮給社會造成損失”了。）在那非常時期，中國的“院士”們有政府的全力支持，有全世界最豐富的生物材料，卻連像樣的關于非典的科學論文都沒有發表一篇，用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所長楊煥明的話說就是：“在SARS面前，我們中國科學家整體打了敗仗。”(謝湘、周欣宇：SARS面前中國科學家打了敗仗)。就這樣“精英”們還敢厚著臉皮到處吹，在國內的新聞媒體上一會兒吹噓找到了“非典克星”(杜若原、傅先萍：抗SARS藥物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一會兒又叫嚷“找到了打開非典病毒大門的‘鑰匙’”(張瑾：賀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簡直在全世界面前“光著屁股推磨——轉著圈的丟人”，不折不扣的“樹上拉屎、海底撈月——‘眼’高手低”。如此無能無德又無恥的“院士”，究竟是何素質？ “精英”們總是說中國要發展先進技術就得與外資合資，“用市場換技術”。然而《奇瑞到底是怎樣的企業》一文揭出的事實卻恰恰相反。奇瑞起家時的技術人才全來自要國內大汽車企業搞合資時解散的研究機構。因為“合資企業都有這個特點，建的時候首先遣散的是研發人員，因為他根本不搞產品開發。”一汽合資時如此，二汽合資時也如此。想合資就得先“引刀自宮”，砍掉自己的研發機構，該企業的研發能力從此“斷子絕孫”，休想有自己的“下一代”。道理很簡單：人家來合資，看上的只是市場和廉價勞力。而要保持市場和勞力廉價，就得讓你有求于人，就得在技術上拿得住你，所以要“騸”了你的研發能力，讓你永遠喪失“生育”新技術的能力，不靠人家不行。汽車工業如此，其他行業亦如此。 研發能力都叫人家“騸”了，還發展什么“先進技術”？中國現在的經濟規模越來越大，大學畢業生就業卻越來越難。而日本的情況卻不同，經濟規模越大，大學生越供不應求。為什么？人家基本是獨立開發新技術新產品，而中國“精英”們搞的實際凈是“猴子式”的合資，讓中國人“只當猴子不當人”，只模仿，不創造，只靠手腳，不靠大腦。模仿照抄往往靠小技巧小聰明就能應付，而自主開發新技術新產品則非靠大腦、智慧和經驗不可，智力工作量相差不只一個數量級。技術上仰仗他人，不獨立開發技術，當然用不著這么多腦袋。憑中國現在的經濟規模，真獨立全面開發新技術新產品的話現有的大學生的“年產量”遠遠不夠用，怎么可能“畢業即失業”？那么多大學生們今天“就業越來越難”、“畢業即失業”的命運，其實早在“精英”們拋棄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的原則、決策“用市場換技術”之時就已經注定了，只不過有個若干年的延遲而已。有些年輕人飽嘗著讀書難、就業難之苦還跟著瞎起哄嘲笑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英雄人物，不懂得他們跟自己的利益命運實際息息相關。當了“精英”謬論的犧牲品還不自知，還跟著“精英”人云亦云，不折不扣“被人賣了，還幫著數票子”，實在可悲。“經濟規模越來越大而大學生就業越來越難”只能證明中國在科學技術上模仿多而創新少，只能證明“精英”們“靠合資發展新技術”的路線何其荒謬。明明脫離實際還要睜著眼說瞎話，明明脫離群眾還要硬撐到底，明明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后果還死不認帳，（當初叫嚷“用市場換技術”最起勁的“精英”們現在一個個全躲起來了——又是“精英”的第三低素質：不負責任。）“精英”們的三大素質實在低得無可救藥。 當今中國素質最低劣的“精英”當屬盲目運用西方經濟理論來強行“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 西方經濟學理論各種流派多的是，光靠拿其中一兩種流派的文憑根本吃不透整個經濟體系的實際規則規律。沒有若干年的實際的操作經歷取得親身經驗，光憑書本知識來了解西方的經濟體系連瞎子摸象都不如，因為瞎子至少還能知道自己親手摸到的那部分到底是個什么樣。西方經濟專業從來只教授如何運作現有的經濟體系，從來不教授如何建立一個這樣的經濟體系，更不用提根據中國實際情況來建立這樣的經濟體系。實際上西方經濟體系建立運行中的一些要害關鍵人家的教科書上不會講，即使講了中國也沒辦法學。 比如西方解決建立現代經濟體系時社會轉型問題的真正訣竅中國就沒辦法學。社會轉型意味著原來最普遍的謀生之道不靈了，絕大多數人不得不另謀生計。然而能夠迅速適應的人是少數，其它人出路何在？如此大量人口，沒有出路沒有生計就是社會問題，就會激化社會矛盾，就會引起社會動亂。當年西方社會的解決辦法是：對外擴張，把內部矛轉移到外部去，用對外掠奪緩解內部斗爭，把社會轉型的代價轉嫁給他人。當年西方社會轉型時搞“圈地運動”，搶了農民的土地把人家趕走。趕到哪兒去了？一部分流入城市當“民工”，更多的是送到美洲去，讓他們轉手再去搶印地安人的土地。用印地安人的犧牲補償自己的損失。這樣本國的“剩余人口”算是有了出路，轉型期的社會矛盾緩解了。代價是美洲印地安人的種族滅絕。 日本人也有樣學樣，模仿西方，把中國當成了日本的“美洲”，把中國人當成日本的“印地安人”，把社會轉型的代價強加到中國人頭上，靠侵略中國來解決自己社會轉型時的內部矛盾和難題。 俄羅斯地廣人稀，資源豐富，光靠賣資源賣軍火就餓不死人。所以雖然蘇聯瓦解了，“休克療法”式的社會轉型攪得天翻地覆，但還不至于鬧得大量“剩余人口”沒有出路、活不下去。 其他面臨社會轉型的國家地區都沒多大，只要搭上西方經濟的順風船就能解決社會轉型的內部矛盾，不至于出大亂子。 中國13億人口，一大半是農民。如果也簡單模仿西方的方式搞社會轉型，行得通嗎？占了人家的地，那讓人家往哪兒去？那么多人，舊的謀生手段不靈了，新的技能能一下學會嗎？即使學會了，社會消化得了嗎？如此數量龐大的人口毫無秩序地一下子涌入城市，能不造成極其嚴重的就業問題和社會問題嗎？國內消化不了，能學西方也搞侵略擴張、海外殖民嗎？既無法內部解決又無法轉移海外還要硬來，那不等于任憑社會矛盾產生、累積、直至爆炸嗎？ 西方的經濟體系從來都有兩重性，既有先進的一面又有腐朽的一面，真善美和假惡丑兩套原則同時并舉，內外有別，相輔相成。基本原則是對內真善美，對外假惡丑，以國家為一個大系統，系統內積極創造財富，系統外積極掠奪財富。系統內努力創造積極的公平競爭的環境，系統外竭力制造對本系統有利的不公平競爭形勢。如果光看系統內部，那一切都的確顯得很合理，很科學，很公平，發展先進生產力必要的因素樣樣俱全。大體而言，整個社會法律系統完備有效、社會公德積極健康、公平競爭、創造性發展、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物質豐富等等都是客觀事實。但是這一切只是整個事物的一方面，即對內的方面。其對外的方面則恰恰相反。西方經濟體系從當初社會轉型到今天的日常運轉都遵循同一個原則： 對內緩解矛盾，積極建設；對外轉嫁危機，積極掠奪；對內法制民主，對外無法無天。社會轉型時的“剩余人口”問題，靠對外擴張和海外殖民來解決。環境保護問題，靠國內嚴格控制和把污染嚴重的工業轉移到第三世界來解決。國內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靠對外戰爭和對外經濟侵略來解決。對外關系千條萬條，第一條就是只占便宜不吃虧。虧都讓別人吃了，留下來的自然全是便宜；對抗的東西都轉移出去了，留下的自然全是不對抗的；丑惡的東西都轉移出去了，留下的自然全是美好的。對內的文明，跟對外的野蠻有關。內部的繁榮，跟外部的不繁榮有關。內部的安定，跟外部的不安定有關。內部的福利健全，跟外部的毫無福利有關。內部不允許種族歧視，不允許階級歧視，但對外允許國家歧視，允許國籍歧視。人家堅持系統內人人平等，但并不堅持系統外國與國之間都平等。所以雖然在國內人與人平等，但在國際上他那一整群人跟其他國家的人群卻絕對不平等。西方國家有效地緩解內部的社會矛盾的關鍵在于把內部的矛盾轉移到國外去。 整個經濟體系從建立到運行，最大的代價最終從來都由系統外的人承擔，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成了一個既得利益共同體，都是自己制訂的現行世界經濟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有凝聚、有共識，能一致對外保護本國的利益。要看西方的經濟體系，就不能只看好看的人家積極展示的那一面，只盯著既得利益的那些國家看，而要看到同一體系的另一面，尤其是人家說不出口又非常關鍵的那一面，看到被既得利益國榨足了血汗的那些國家，把整個體系的方方面面都看到。 有些人只看到西方系統對外掠奪假惡丑的那一面，于是對西方系統內真善美的那一面也不認帳了，一概否認，甚至“對著干”，正如魯訊所說：“因為多年受著侵略，就和這‘洋氣’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唱反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著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叫保存中國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這種義和團式的偏激當然有害無益，于事無補。對此魯訊早有看法：“即使并非中國所固有的罷，只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吧，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 有些人正相反，看到人家內部真善美的那一面，便把那些對外的假惡丑的那一面也一筆勾銷，忽略不計了。有些人先整天說西方“腐朽、沒落”、“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總之一切都不行。忽然發現不是那么回事，于是來了個“新思維”，從否定一切一跟頭翻到肯定一切，一切聽人家的，人家怎么著他也怎么著。叫開放就開放，叫“休克”就“休克”，人家揉臉他也揉臉，人家抓屁股他也抓屁股，人家手指頭在底下虛晃幾下再放進嘴里一吮，他便老老實實摳完再嘬帶屎的手指頭，還半天回不過味來。他們之所以被人家當猴耍，是因為看不到西方經濟體系對內真善美和對外假惡丑的對立統一，對其兩重性和本質一無所知，以為認同人家的制度體系價值觀了，就是“同一戰壕里的戰友”了，就是“戰略伙伴”了，就可以指望人家幫自己建立人家那樣的經濟系統以共同繁榮了。因為有這種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思維方式，所以才想當然以為同一個體系是這樣就不可能同時又是那樣，是真善美就不可能同時又是假惡丑，所以看見人家的假惡丑時就看不見真善美，等看見了人家的真善美時又看不見假惡丑了。這就無法正確認識客觀世界，無法看到人家真善美和假惡丑的同時存在，無法看到這兩套東西的不同應用原則，也就無法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在人家體系中的真實地位。他們不明白：人家對外人的基本原則是掠奪與征服。只要你還是你，那就是外人，就是人家掠奪征服的對象之列，這個地位性質永遠不會變，在人家心目中的位置跟當年印地安人和前蘇聯的并無本質區別。人家一段時期內的合作只是為了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階段性戰略需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策略性變化。一個目標被征服了，就輪到下一個了。一種類型的目標被征服了，就輪到下一種類型了。有“冷戰”時如此，沒有“冷戰”時仍然如此。對外沖突的口號，“意識形態”也罷，“文明沖突”也罷，“正義邪惡”也罷，都是借口，核心是自己系統的利益即國家利益。人家內部的管理體制的確有先進合理之處，的確值得學習。但這樣的體制如何建立，如何運轉，則要靠自己悟。人家不會當真教。人家真正的好東西只留給自己用，決不會與外人分享。就象飛機，人家可以讓你看，讓你坐，讓你買，讓你知道是什么結構，但決不會和盤托出告訴你怎么造，更不會老老實實告訴你怎么研制。要學人家先進東西就只能象魯迅說的那樣“以敵為師”，自己琢磨著學。靠下跪拜師傅當孫子學不到。只看到人家自己用的內部真善美的那一面，看不到人家對付自己這些外人的假惡丑的那一面同樣有害無益，于事無補。 中國主張建立西方經濟體系的“主流經濟學家”“精英”們看到了西方經濟體系的真善美的一面，也看到了人家今天的真善美來自昨天的假惡丑，于是得出結論：中國的改革也必須如法炮制，也通過假惡丑獲得真善美。但他們拒絕承認的實際情況是：中國不可能有自己的“美洲”，不可能有自己的“印地安人”，不可能象別人那樣把社會轉型的代價轉嫁到外部的其他人頭上去。而如何既實現社會轉型又避免那樣種族滅絕的“代價”，西方的經濟教科書上沒有，“精英”們也懶得研究，便來了個最偷懶的辦法：既然代價轉嫁不出去，那就強加給中國人自己。如果是全體中國人共同分擔倒也合理。但他們自己卻不愿意承擔任何代價，便來了個“改革代價論”，主張只由一部分中國人來做犧牲，即靠犧牲中國的“弱勢群體”來完成中國的社會轉型。這樣一來“精英”們要建立的新體系就變成了中國社會內部的大分裂，一部分人當既得利益者，一部分當中國的“改革代價”。在這種情況下西方體系“對外轉移內部矛盾”、“體系內都是既得利益者”的原則全都根本無法實現，“對內真善美、對外假惡丑”的原則也亂了套。 “精英”們的“改革路線”如此荒唐，有些是因為自身素質太低，只有理論，沒有實際，只有學歷，沒有經歷，只會躲在“象牙之塔”里紙上談兵，根本不懂也不會理論聯系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他們一個個雖有名牌大學的學位，甚至是西方名牌大學的學位，但根本沒有西方經濟管理的實際經驗，連在西方國家正經從事若干年經濟研究或管理的實際工作經歷都沒有。從來也沒見過他們有過什么象樣的關于西方經濟規律和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說得到西方經濟界一致認可的成果了。至于在中國“一個地區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部門、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熟悉中國國情、取得中國經濟管理的實踐經驗就更不在話下，從來沒見過他們深入實際深入群眾。他們既沒有西方國家經濟管理的實際經驗，也沒有中國經濟管理的實際經驗，既不知“己”又不知“彼”還要將“己”改變為“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改成的東西究竟是什么。現實世界能讓一個只讀過書的人練都不練上來就主刀做腦神經外科手術嗎？只涉及一個病人的生命的事尚且如此，何況對涉及整個社會所有人命運的改革大事？“精英”們對西方系統的兩重性和本質、對中國的實際情況等一無所知還要拿著自己從書本上看來的東西到處生搬硬套，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荒唐輕率的嗎？ 但對有些“精英”用“素質低”來形容則太客氣了，因為他們不僅嚴重脫離群眾，而且根本居心險惡。這些“精英”一貫全心全意為富人和“強勢群體”服務，既“完全”又“徹底”，隨叫隨到，不叫也到，出謀劃策從來不遺余力：“物歸原主”、“赦免原罪”、MBO、“賤賣國企”、“善待”……剛剛有人提出應該改進稅收制度，還沒見任何動作，“精英”立刻就急了，跳出來大叫“殺富濟不了貧”，就差脫口而出說完下半句：“殺貧才能濟富”。但對窮人，對“弱勢群體”則完全不同。憑“精英”們的智熵，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在中國硬搬西方式社會轉型必然出現大量的“剩余人口”生計無著的問題，也不可能不清楚中國無法象西方國家那樣靠對外擴張和海外殖民來解決這個問題。然而他們明明知道這一切必然發生，明明知道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卻從不替這些“剩余人口”“弱勢群體”做任何真正的出謀劃策，甚至問都不屑一問。更有甚者，他們對“弱勢群體”的命運說了一些非常意味深長而又陰森森的話：“改革要有代價”、“國民素質低”、“市場經濟就是優勝劣汰”、“資本的原始積累就是野蠻的”。這些話表面上輕描淡寫，實際令人毛骨竦然。因為它說明：第一，這些“精英”們鐵了心要按當年西方的樣子搞社會轉型，也完全心知肚明這種轉型會導致現在13億人中有相當大比例的人變成“剩余人口”而生計無著。第二，這些“精英”們完全清楚中國不可能學西方用對外擴展殖民的辦法解決這些人的生計問題。第三，這些“精英”們不會也不屑替這些“剩余人口”的生計操心，對他們的死活根本不當回事。綜合這些事實分析判斷，這些“精英”們嘴里冒出來的“代價”、“淘汰”、“野蠻”等等不詳字眼的真實含義非常冷酷。它意味著這些“精英”們心中真正盤算的是讓這些“低素質”的“弱勢群體”充當現代的“印地安人”，從肉體上被消滅掉。雖然“天機不可泄露”，“精英”們嘴里從不這樣說，但是行動上的的確確正在不聲不響這樣做。當然“精英”們不會蠢得直接了當搞屠殺，而是非常技巧非常藝術地在用軟刀子殺人。這個軟刀子就是用種種好聽的借口斷人生計，剝奪“弱勢群體”正當謀生的一切希望：工人“買斷工齡”再“下崗”，借口“不搞大鍋飯”壓縮“低保”，通過“房地產投機”、“圈地運動”剝奪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使之成為“做工沒有崗，種田沒有地，‘低保’沒有份”的“無業流民”。當整個社會到處充斥著“剩余人口”時，“下崗”“失業”就是最可怕的東西。本來“下崗”加“買斷工齡”已經把工人的生存保障取消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把“低保”作為“大鍋飯”也取消掉，對于走投無路無以謀生的人，尤其對于喪失勞動能力的人，那就是在用軟刀子殺人。而對于失去了土地的農民，他們往往既無在城市中謀生的技術，又無享受“低保”的資格，唯一可以出賣的只有跟自己身體相關的一切：賣力，賣血，賣淫，賣器官、賣命……在這些“精英”們的“改革”設計圖上，那些老弱病殘沒的可賣的人就只有等死。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規則是：干不動，就弄死，送進毒氣室。這些“精英”們給“弱勢群體”安排的命運是：干不動，就困死。讓“貧病交加”來完成毒氣室的功能，“自生自滅”地“自然”“淘汰”掉這些“弱中之弱”的“剩余人口”。“弱勢群體”本來已經窮得看不起病了，最怕的就是生病。“精英”們卻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充斥社會一切角落的有毒有害食品從來不聞不問，包庇縱容，惟恐“弱勢群體”們的健康不出毛病，“淘汰”得還不夠多不夠快。“精英”們所說“改革要有代價”、“國民素質低”、“市場經濟就是優勝劣汰”、“資本的原始積累就是野蠻的”等等并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駭人聽聞的實際含義。 總之這些“精英”們要按西方的樣子搞社會轉型，就要面臨這種社會轉型所不可避免的產生大批“剩余人口”問題。在當年西方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這些“剩余人口”的最終命運實際是用肉體消滅的方式“淘汰”掉的。只不過當年西方國家通過對外擴張把這種肉體消滅的命運轉嫁到了美洲印地安人身上，替本國的“剩余人口”找到了替死鬼。如今的“精英”們找不到這種外國替死鬼，便當真策劃在中國就地直接從肉體上消滅這些“剩余人口”。具體手法是先將其變成“弱勢群體”，淪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等榨光最后一滴血汗后再一腳踢開，使之最終因生計無著而死亡。就是說，“精英”們“創造性地發揮”了當年西方種族滅絕印地安人的原則，要對中國“弱實群體”中的老弱病殘這些“弱中之弱”實行“群體滅絕”，以此來解決他們按西方的樣子搞中國社會轉型時所帶來的“剩余人口”問題。所以說，這種“精英”不僅僅脫離群眾，而且跟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就是你死我活，勢不兩立。 這些“精英”們的特征是老奸巨滑，心腸歹毒，臉皮如股，膽小如鼠。他們根本不敢承認自己所謂的“改革代價”是要對“弱勢群體”實行有選擇有步驟的“群體滅絕”，卻不折不撓不聲不響地一步一步把“弱勢群體”們往這個方向逼，而且準備好了“理論基礎”：“國民素質低”。既然“素質低”，那被“高素質”的“精英”們淘汰消滅豈不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一切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素質低”，不能怪“精英”心狠手辣。如果這種“改革”失敗把中國鬧垮了，“精英”們照樣振振有詞：一切只能怪中國“國民素質低”，“爛泥巴扶不上墻”，“歪嘴和尚糟蹋了真經”，“精英”們可沒半點責任。 魯迅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精英”們有便宜可占了，便大喊大叫“政府不應該干預”；股票房地產不景氣了，便大聲疾呼“政府救市”，用老百姓的血汗錢補自己的窟窿。從“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梁效”（兩校）批判組到“物歸原主”、“產權改革”、“冰棍效應”，同一的地方的“精英”們鬧完了文革鬧改革，哪次都是他領頭，翻來覆去怎么著都是就他有理。如此“精英”，離流氓有多遠？ “精英”們最能蠱或人心的理論是“競爭出效益”。他們最喜歡的邏輯是：因為“大鍋飯，養懶漢”——所以要引進競爭機制——所以有“優勝劣汰”——所以有貧富分化——所以會產生腐敗——所以“國有資產流失”、“強勢群體”暴富、“弱勢群體”走投無路都是合乎邏輯的結果。如果誰敢質疑，那就是“平均主義思想作怪”，就是“反對改革”。 請注意：“精英”們只說“競爭出效益”，絕口不提什么樣的競爭和什么樣的效益。他們就這樣在這里玩弄了一個非常巧妙的理論陷阱，一個決定改革的基本方向路線和改革根本性質的理論陷阱。 不同的競爭有不同的效益。積極的公平競爭才能產生創造財富的積極效益，不公平競爭只能產生掠奪財富的消極效益。不公平競爭只會產生腐敗，只會鼓勵弄虛作假。改革如果是為了把中國搞好，就必須改出有利于發展中國先進生產力的大環境。先進的生產力離不開先進生產的關系。先進的生產關系必須有利于創造社會財富而不利于掠奪社會財富。而只有確保積極的公平競爭才能有利于創造社會財富而不利于掠奪社會財富。公平不是平均。把公平說成是平均主義是“精英”們又一個偷梁換柱的把戲。公平指的是起點和過程，平均指的是結果。人們從來只患不公而不患不均。人們可以認同不均，但無法容忍不公。奧運會競賽有人獲得金銀銅牌，有人榜上無名，結果一點也不平均。但只要是公平競賽，就沒有人不容忍這種“不平均”。如果比賽不公，即使人手一塊金牌也照樣無人買帳。因為那不是比賽競技而是比賽作弊。競技水平再高也比不過興奮劑和黑哨之類，那誰還會去下工夫認真訓練提高水平？只有公平競爭才能真正不斷提高競技水平，才能實現奧運會的宗旨。體育比賽如此，經濟建設亦如此。沒有積極的公平競爭，靠行賄受賄弄虛作假就能得到想得到的東西，甚至得到本來得不到的東西，那誰還肯去老老實實苦干實干創造財富？“精英”們說國有企業都虧損，是“冰棍”，無可救藥，只能處理掉。但他們就是不提國有企業虧損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他們一手制造的不公平競爭環境。正常運轉的國有企業不許行賄受賄，不許假冒偽劣，不許任意取消工人福利，不許投機倒把，不許偷稅漏稅，不許不結存公積金。這一切都使之無法在不公平競爭的大環境中生存。“精英”們營造了這種鼓勵做假、懲罰實干、犧牲長遠、只顧眼前的大環境，造成了國有企業的虧損，再反過頭來指責國有企業沒有效益，不折不扣賊喊捉賊。不僅國有企業，一切認真創造財富的企業都成了“精英”們的犧牲品。創造財富再快，快得過掠奪財富嗎？蛋糕再大，大得過吸血鬼的胃口嗎？ （積極的公平競爭不是簡單機械地實現公平，而是以鼓勵正當創造為原則的公平競爭，目的是防止有人利用“田忌賽馬”的手法鉆空子。奧運會摔交舉重要分量級，就是防止重量級的跟輕量級的較量，表面上公平實際上不公平。象“溫州炒房團”利用自己雄厚的金融勢力到處炒作，操縱市場大發橫財。這就是消極的公平競爭，因為它只掠奪財富不創造財富。對這種情況就不應該拘泥于“公平進入市場”這樣原則而聽之任之。只有能創造財富的公平競爭才是積極的公平競爭，才需要確立確保。） 不公平競爭是產生腐敗的根源。不公平競爭導致腐敗，腐敗保護不公平競爭。要徹底反腐敗，就必須有破有立，破腐敗，立公平，把反腐敗跟確立積極的公平競爭環境結合起來，為確保積極的公平競爭環境而反腐敗，在反腐敗的過程中確立積極的公平競爭環境。這才能斷掉腐敗之源，否則反腐敗只能是“抽刀斷水水更流”。這正是毛澤東的一貫思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誰說毛澤東思想沒有現實指導意義？） 建立“和諧社會”的關鍵仍然是公平。沒有公平就沒有和諧。沒有公平就沒有認同。沒有公平就沒有凝聚。毛澤東的軍隊長期連工資都沒有，每人每天“三錢油，五錢鹽，一斤半米，就很了不起”。如此又窮又苦又危險卻最有凝聚力，再折騰也不散伙。相比之下“蔣委員長”的兵們日子好過得多，但偏偏一參加“共軍”就馬上被“赤化”，寧可跟著吃苦也不回到“國軍”里享福。為什么？不靠長篇大論說費話，最大的凝聚力來自兩個字：公平。“精英”們的“改革”路線是讓一部分中國人專門享受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中國人專門承受代價。這就在中國人中間制造了不公，就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誰來享受既得利益？誰去承擔代價？第二：為什么？“精英”們根本回答不了這兩個問題。他們既無法引用封建社會的“血統論”來“證明”賴昌星之類能發大財是因為他們“血統高貴”、“出身顯赫”，也無法引用西方社會的“文明沖突論”來“論證”王庭江之流得以到機場打砸搶是因為他們代表“先進文明”。而對于每天在“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人有的是”之類訓斥中象機器人一樣拼命操作還要時不時忍受拖欠工資打“白條”之苦的民工們來說，無論如何也難以讓他們相信“妞妞”們能中學沒畢業就身價財富幾百萬、英國美國任意留學、自己寫書自己頒獎、自己拍電影自己演，還有人下文讓大家都看等等美事僅僅是因為她們“素質高”。“精英”們不敢說這是不公平競爭的必然結果，也不敢承認他們就是要制造不公平競爭。因為只有制造不公平競爭他們才能有“貓膩”，才能撈外快，才能“老子管股，兒子炒股，家族暴富”，才能“物歸原主”、反攻倒算、分裂社會，搞垮中國。這一切“理由”一個也說不出口，只好使盡渾身解數騙了又騙，要“騙出一個新體制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貧富差別越來越懸殊、社會不公現象越來越嚴重、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等事實使他們“殺貧濟富”、“群體滅絕”、消滅“弱中之弱”的“剩余人口”等真正目標越來越暴露。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利益分配問題，而是你死我活的生存問題。矛盾如此尖銳，怎么可能共識和諧？怎么可能讓“弱勢群體”們承認自己就該被淘汰？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能和諧嗎？ 沒有公平就沒有社會穩定。沒有公平，整個社會里誰都不會滿意。“弱勢群體”自不待言。人家永遠會認為是這種不公平剝奪了自己富裕的機會。西方社會倒是深謀遠慮，一開始就干脆把處于同樣地位的印地安人種族滅絕掉，讓你永遠沒機會來算這種帳。中國做不到。因此即使多少代之后也一定會有人恨恨不平今天的“精英”如何卑鄙無恥地剝奪了自己祖宗發財的機會。只要這種怨恨存在，社會就難以和諧。“強勢群體”們也照樣不得安寧。“弱勢群體”的仇恨與不滿對誰都是威脅。靠腐敗掠奪發了的整天戰戰兢兢怕被清算，“正當致富”的“民營企業家”們也怕“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猶如運動會發現比賽不公，靠行賄作弊得獎的人自然惴惴不安，靠真本領獲獎的人怕人家認為他也不清不白，普通公眾則誰的獎牌都不信了。“強勢群體”們有這種心理，干凈的不干凈的都在國外留后路，賺了錢也不往國內投資，這怎么能讓中國社會穩定持續發展？沒有公平，就不能建立必要的社會倫理道德，誰也不認為現狀是合法合理的。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就管不住了。現在銀行系統家賊不斷，從上到下，從行長到出納，動不動就上億地貪，連正常的存款都能堂而皇之提走，內部規章制度形同虛設，一點作用都不起。這不是因為制度不嚴，也不是法律不全，而是因為價值觀變了，精神道德支柱崩潰，早就認為不擇手段謀私天經地義，作案只是有沒有機會的問題，不是該不該的問題。如果內部的人帶頭研究如何對付一切法律規定，那法律體系再完備又有何用？而家賊往往還有家賊的“理由”：“與其讓你貪，不如讓我貪”、“我還沒有XXX貪得多呢”。沒有公平，賊作案都“振振有詞”。如此社會，能穩定嗎？ 總之，那些堅持主張盲目運用西方經濟理論來強行“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精英”們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負責任三大低素質樣樣俱全。其中有沒有外國派來的“經濟殺手”？套用一句質量管理部門最愛引用的“墨菲定律”：“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錯，那就一定會出錯”。用在這里就是：“只要人家可能派‘經濟殺手’，那就一定會派”。聽之任之，中國必亂，后果決不會象當年誤導毛澤東大躍進那樣只造成“三年經濟困難”，必定搞得中國一蹶不振，多少年恢復不了元氣，甚至永世不得翻身。 中國要搞好改革，要實現“和諧社會”，就必須解決“精英”們素質低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毛澤東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肯負責才會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目的是為了糾正錯誤，改進工作。不肯負責就什么錯都不承認，只會指責別人，哪有什么自我批評？指責別人只是為了推卸責任，這跟以糾正錯誤為目的的批評性質完全不同。）只要如此就必然變成真正的精英而非需要引號的“精英”。你可以不承認毛澤東這三條，但要搞好中國的改革就逃不開這三條指出的規律的支配，區別只是自覺與不自覺。這就叫“放之四海而皆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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