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互聯網的反思與國有化改革探索

以數碼為代表的認知資本主義，正在發展到徹底的無產階級化階段。資本霸權的意涵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商業利益問題，而是切入到文化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等核心領域。在技術與商業模式天然傾向壟斷的領域，國家參與幾乎就是它對人民的責任和義務。

　　對互聯網的反思與國有化改革探索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資本驅動下快速推廣應用，互聯網在最近30多年的時間里，以其突飛猛進的姿態成為世界經濟的領導行業，并由此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發展進程，不斷改變著人們的工作生活方式。但是，當一個事物產生巨大的能量和影響，也會引起人們的警惕和反思。

　　一、對互聯網影響的反思及簡評

　　在眾多對互聯網現狀的不滿聲中，萬維網（World Wide Web，即www.）發明者蒂姆·伯納斯·李，作為互聯網的最早締造者之一，表現最為突出。他呼吁為網絡制定權利法案，認為網絡受到來自政府、企業影響力的越來越多的攻擊，需要新的規則來保護“開放、中立”的系統。棱鏡門事件后，他直言不諱地批評美國和英國間諜機構對公民的監視。他說“取消與美國商務部的明確聯系早就該取消了。美國不能在運行如此非國家的東西方面擁有全球地位。。。。我們需要國家法律，但我們不能將網絡變成了一系列的國家孤島。”（1）伯納斯·李的看法表達了對互聯網的良好愿望也給人一廂情愿的感覺，這種自由主義立場多少反映了科技人與知識分子常有的幼稚病。他欣然接受并迎合了西方主流媒體對棱鏡門事件的避重就輕式的解讀和對網絡隱私權的炒作。事實上，在全球反恐共識與主要圍繞美俄交惡的國際地緣政治沖突交疊的大背景下，棱鏡門揭露的美國對其西方盟國領導人的長期監控才是真正爆炸性的。它撼動了西方聯盟自二戰結束以來相對穩固的互信基礎，對美國的全球戰略構成嚴重威脅。西方主流媒體的刻意虛實顛倒既是對其一貫鼓吹的新聞自由的莫大諷刺，也暴露了它們背后的權力意志真正在意和著力的東西。

　　從另一個方面講，這種近乎哀告式的吁求沒有意義甚至具有迷惑性。一種工具越有用，那些有著強大野心和能量的勢力就越是要掌控乃至獨占它，他們也越是會壓制那些有悖于其目的的其他新技術。因為歸根到底，一項技術能不能得到持續、有效開發和廣泛應用并不簡單地取決于技術本身。這方面要避免陷入技術自負和技術盲從的誤區。更明確地說，要改變美國主導的國際互聯網的不均衡、不公正的現狀，改變其很大程度上已經淪為美國實現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工具的事實，并不能將希望寄托于伯納斯.李們的新網絡烏托邦。現實性上正相反，只能在另一端形成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聯盟的強大的干預力量以達成獨立和平衡。科技精英的善良動機值得尊重和期待，但在冷峻的政治現實下，在真正自由只能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爭取的歷史邏輯面前，他們所能得到的最好結果很可能只是播下龍種收獲跳蚤。

　　歐洲一直有著思想文化批判的豐沃土壤。貝爾納·斯蒂格勒是當代引人注目的法國哲學家，也是有關數字技術影響方面最重要的思想家。他把“技術”問題當做哲學的核心要素，因而緊緊抓住了當今時代命脈。斯蒂格勒認為人的本質應建立在技術之上，從而否定了永恒人性的存在。因此他顛覆了古典哲學傳統：“正因為人類純粹的本質是不可能的和自相矛盾的，所以它只能借助于虛構和人為的描述。”（2）這里值得我們順便討論一下。關于人的本質，馬克思有著類似表達結構：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主流的理解常常忽略了其中的限定語。很明顯，“在其現實性上”更多指的是政治意涵，即決定人或人群的意識和行為的基礎不是其自然性（如民族歸屬）而是其社會性（如階級和經濟聯系），這一點對我們理解中國互聯網企業有特別的重要性。對于斯蒂格勒而言，盡管他的哲學頗為“與時俱進”，卻沒有喪失現實感與批判力。“技術科學遠遠沒有體現現實物的各種可能的模式，而是開發了諸多可能性，。。。在古代，穩定性是法則，變革是特例，但是在當今這個持續創新的時代里，穩定性成了例外，變革則成了法則。。。科技在本體論層面上可能會變得像魔鬼一樣，。。。仿佛見習巫師的摧毀力，因為他就像愛比米修斯那樣，總是很晚之后才覺察到他的行為所造成的不可控制的后果。”（3）這里，斯蒂格勒的批判是相當激烈的，也表現出他很早就看到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模式之外的可能性。他認為自互聯網從美國興起，以數碼為代表的認知資本主義，正在發展到徹底的無產階級化階段。即資本主導的技術體系對人的知識與技能的替代和剝奪的第三階段。網絡遠程存在的本質已經轉換為客體性的數據分析，這將導致社會主體創造性和選擇性功能上的無知性的系統愚昧。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全面的心靈麻木，形成所謂的“自動的牧群效應”。（4）很清楚，斯蒂格勒的所謂的無產階級化就是精神的奴隸狀態，一種與古代肉體禁錮的奴隸制相對應的現代形式。

　　斯蒂格勒的哲學本體論與他的政治經濟批判存在某種緊張。我們能看到與很多思想家一樣，他對技術的態度存在矛盾：從本體論的角度認為人與技術不可分離，又對現代技術應用持強烈的批判態度。這里的問題在于，邏輯上技術作為人性發展的必要條件，并不等于它同時構成充分條件。即人類需要什么樣的技術？誰使用技術以及何時使用？這些根本性問題并未解決。一旦人們試圖從外在于技術的方面尋找答案，就意味著技術是人的本質這一觀點是錯誤的。斯蒂格勒哲學的矛盾是承襲近現代西方虛無主義思想傾向的產物。拋棄了人的類本質，他的批判只能建立在主觀的和個體感受的“存在”之沙灘上，即便他對現代資本主義的分析和觀察如此敏銳。其次，盡管斯蒂格勒強調技術帶來的時間與變化，卻忽略了真正的變化要素。當人類意識到自身成為了這個星球的主人，就會將目光轉向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于是有了孔子的道德學說，柏拉圖的理性。斯蒂格勒試圖否定的恰恰是這個重要的轉折。在這之前，技術意味著人類的生死存亡，這之后，技術則僅關乎人生活感受的苦樂好壞。由此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是哲學視野下技術對于人類的影響在一定歷史跨度下的邊際衰減。當然，這一規律在其他角度如政治上，則可能有所不同。對于那些想征服人類的人群，技術的價值評估曲線肯定是特別的。這暗示決定人之感受的內心存在某種不變的東西——一種價值和標準。人們可能永遠無法抓住它，但卻可以迫近它。就像蘇格拉底所說，它使人振奮，激勵人們去探索。

　　面對奴役，斯蒂格勒提出一系列“解藥”，希望通過技術（器官學）自身的解藥性克服技術帶來的問題（毒藥性）。即使這些方法很具體，但仍然帶有幻想性質。在壟斷集團強勢目標（他稱之為超人類主義，并在實踐層面將它與新自由主義歸為同類）面前，這種“善意的歷史性妥協”不會出現。對當代西方而言，存在兩大困境：需要宏觀干預時，對政治權力的無奈；參與具體的社會改造工程，烏合之眾式的無力。這從政治和社會改造層面決定了西式民主的幻滅。相比西方左翼不約而同把解放之希望寄托于個體精神的提升，主張在日常生活當中不斷革命，同時又將政治抗爭變成近乎于行為藝術，斯蒂格勒似乎更富有理想主義情懷以及對現實的焦慮。在我們看來，正是這樣的人類關懷視角，使他既跨越了自己的哲學本體論羈絆，也避免了西方人文思想家中常見的精神分裂癥候，成為美式資本主義最堅決的批判者。

　　與不少西方有識之士一樣，他將目光轉向了中國。這是一個頗為有趣、值得深思的現象。如果我們只是因此激動一下虛榮心，那一定對雙方都是事與愿違。他應該注意到了歐洲地緣和文化因素所致的難以整合的弱點，也意識到西方民主體制對大眾的致幻性和最為精致的陰暗性，例如所謂的“將權力關進籠子里”只不過是將權力的代理人關進籠子，更有利于壟斷集團的系統性操弄。因此，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危機感讓他將希望寄托于中國，而落腳點正是強大的國家權能。筆者認為，這是斯蒂格勒從哲思到社會實驗遭遇雙重困境后的重大轉向，也代表思想家與政治戰略家合體的法國傳統。但這一點似乎并沒有得到我們各界的重視，如今這位天才思想家的過早隕落對中國和世界都是一件極大的憾事。斯蒂格勒去世前兩年在一系列中外訪談中，反復談到中國。（5.1-3）他并非客套般恭維，而是直言希望在中國發現戰勝市場力量的可能性，也開誠布公地指出問題：“在中國，市場的力量也很強大，甚至有時比西方還強大，但這不是關鍵，關鍵在于中國有限制市場的力量。在西方，卻沒有控制市場的力量，中國有責任去改變這種情況。很明顯，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力量，也可能變成科技力量最強的國家；但是如果中國一味地重復或模仿美國，是沒有希望的。”幾十年來，我們國人已經習慣了一種向內的視角，不知不覺中淡化了原本重任在肩的世界使命。斯蒂格勒的贊許不如說是一個警示，讓我們驚覺這幾乎從未經歷的尖峰時刻與角色，一切因此變得沉重。

　　斯蒂格勒的學說龐雜、充滿生僻的哲學和科學概念，理解起來是比較困難的。哪怕那些面對大眾的陳述也因為他習慣的概念化而很難讓人通透把握。在筆者看來，一些他著重想表達的東西也因為西方政治話語體系受到限制，只能從字里行間加以體會。比如他堅決批判資本主義以及所謂熵增人類紀，實際上他并不完全否定資本主義而主要是反對美式資本主義——嚴格說是美國壟斷集團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斯蒂格勒的學術化和建構龐大體系的偏好也損害了大眾尤其是國人對他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度。比如他使用熱力學概念“熵”同等地表征人類各領域構成的大系統，不管是否牽強，但極可能失去主次輕重的優先性判斷。他的“負熵的逆人類紀”很容易讓人認為是一種浪漫主義或極端的生態主義。以筆者的理解，斯蒂格勒的“熵”體系主要可以歸為兩類：第一，熱力學——經濟與生態。熱力學的熵增與傳統經濟相對應，但斯蒂格勒當然注意到地球并非封閉體，因此他一方面反對資本主義的加速“熵增”，一方面也是積極而非極端的生態主義，對中國的大規模新能源投資給予了盛贊。第二，信息學——社會組織與政治。信息學的熵是從熱力學借鑒而來。信息學的熵增意味著變量的不確定性的增加，系統越是無序。這后一點應該是我們重點關注的方面。

　　為何斯蒂格勒將今天以互聯網和社交網絡高度組織化的信息社會視為熵增即無序化的最高階段？（6）首先筆者相信這不是科學推理至少不是嚴格的科學推理，而是對科學概念的借用。其次，這并不影響斯蒂格勒對現代技術的批判，因為這些批判并非一定需要使用這個概念。但如果我們將人類社會看成是一個孤立系統，這樣的參照研究可能是有價值的，因為斯蒂格勒的理論實際構成對另一個法國思想家亞歷山大·科耶夫的反省和顛覆。后者拓展了黑格爾的觀點，大力鼓吹人類社會不可避免走向均質化，成為當今“歷史終結論”的先導和主要推手。第一，人類的均質化造成普遍平庸，另一方面也是“人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因此，均質化就是無序化。但即使人類的均質化（熵增）不可避免，社會有機體有如生命體一樣需要提供有秩序的負熵抵抗自發的無序和死亡進程。如抵抗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風險就體現了秩序的價值。這可以看成斯蒂格勒思想的某種保守主義傾向。第二，斯蒂格勒對技術的洞見極為深刻。在他看來人類的記憶或知識應該是創造性的或包含個人體驗，這與我們常說的勞動或知識創造過程的自我認同是一致的。它提供了生活的意義，而失去意義等于人的死亡（熵增到不可逆的最大化）。其次，知識的豐富和創造意味著新的信息即給系統輸入負熵。斯蒂格勒認為大數據是自動化的高速理解系統，而人類理性包含擴充知識的綜合判斷。人類思考需要時間，這時效率反而意味著更多的盲從更少的理性（想象一下今天人們電商下單的過程。）事情并沒有到此為止。當從眾成為行為習慣，大數據又是可以被操縱的。統計學對樣本的選擇等技術處理；偶像可通過資本塑造出來；內容（可來自知識精英和權威亦可是輿論的數量優勢）可以金錢收買。如此，人類變成真正的牧群，喪失人的本真。第三，歷史終結于自由民主并非人類均質化的必然結果，毋寧說這是場最為精致的騙局。對壟斷集團而言，這個終極秩序越是有序，對人民大眾就越是無序和混亂。它管理和統治越是技術化，在哲學上越是墮落。這時，我們發現那個被斯蒂格勒及其近現代西方伙伴拼命踢出去的古代幽靈又飄回來了——對于古代道德家和哲學家，高貴的統治代表自然秩序，不正義的統治意味著混亂（熵增）。就像斯蒂格勒所言，西方民主帶來普遍的社會戰爭。這正是我們理解的，現代自由奴之間純粹的西西弗斯式毫無意義和絕望的戰爭。

　　斯蒂格勒重視技術，試圖通過重塑互聯網引入負熵，給人類社會帶來活力，消除資本驅動下的技術危機。他既屬于傳統左翼和人道主義，又是技術救世論者。站在古老的歐羅巴大地，這位真誠的偉大思想者環顧四周，將希望寄存于有著強大主權的崛起的東方。

　　最近幾年國人開始更多關注互聯網的影響，尤其伴隨“螞蟻”和“滴滴”事件，批評互聯網平臺壟斷聲音明顯增強。這些觀點主要強調監管，甚至對歐洲已醞釀實施的數字稅國內討論還并不多。趙燕菁教授旗幟鮮明提出國有化問題，屬于“主動干預”派的代表。他認為對平臺經濟的討論，除了壟斷，更要關注產權。對平臺壟斷只采用被動監管是一種方向性錯誤。他從數據產權歸屬和服務公共性等角度對互聯網平臺的新“公私合營”進行論證（7.1-2）。我們認為，對互聯網平臺私人壟斷性質及負面影響的判定與評價是有充分根據的，實行混合所有是合理出路。但在我們看來，互聯網作用遠不止于此，從事新聞傳播、內容創制等文化事務的數字新媒體、社交網絡有著更為緊迫和深遠的影響，它涉及平臺、寡頭企業乃至中小網站。

　　當前國際政治形勢前所未有嚴峻。一方面，為實現所謂的世界新秩序和“歷史終結”，美俄對抗公開化，西方陣營大有臨門一腳、最后一擊之勢。另一方面，借助思想文化滲透進行顏色革命或和平演變是依托軍事技術戰略制衡格局下主要甚至唯一顛覆手段，壟斷資產階級有意識戰略布局并贏取主導權的國際互聯網則是其達成目標的主要工具。不夸張地說，互聯網事實上已成為東西兩大陣營對決的主戰場，中國該領域的間接管理模式能否應對不斷增強的挑戰？需要進行認真審察。

　　二、互聯網傳媒亂象漸釀危機

　　新近的案例或折射令人無法樂觀的現狀。一公眾號博主因發表揭露、批判資本不公、不合理現象的文章而遭到平臺刪文、限流等處罰。博主胡子憤而起訴平臺（以下簡稱胡案）。隨后的事情更為離譜，轉載、報道相關信息的左翼網站也被該社交平臺處罰。如果前者是對國家言論尺度的扭曲及對管理授權的濫用，后者則完全沒有依據，是施行“家法”了。有人或許會舉美國“臉書”、“推特”的相關例子來辯護，但是很顯然，這恰恰揭示壟斷背景下資本主義言論自由的虛偽，不足為憑。傳統紙媒很少能達到今天互聯網平臺壟斷程度，那樣的大平臺管控方面哪怕加上一丁點自己的“趣味”的話，整個社會文化環境就會失衡。該案中平臺利用其壟斷優勢侵犯其它企業的權利和公眾利益，對其政治解讀只能是資本勢力對左翼文化的打壓攻擊。長期以來，這類動作或明或暗極大地影響了互聯網輿情甚至國內政治生態。類似現象由來已久且影響深遠，需要從多層面進行探討和解決。一是資方主權下的管理與編輯方針強化自身政治意識。二是商業化自身對大眾文化觀念的長期影響。二者存在錯綜復雜的交疊，同時管理操作與技術緊密相連，如流量、檢索等等的控制與軟件程序化高度相關，外部很難了解。這里主要討論前一個方面。商業化對大眾文化就有著強大的腐蝕作用，催生利益導向的互聯網文化，為流量不擇手段如標題黨、內容低俗、迎合滿足個人欲望的自由主義傾向，等等。它們本質上都是對公共利益的侵蝕。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分裂的民族精神，口頭上的集體主義，骨子里的個人至上。在這樣的基礎上，不可能產生強大的凝聚力和為人類正義而戰斗的集體主義胸懷和意志。然而，我們不得不將注意力集中到更為緊迫的方面。

　　今天，我們的社交、傳媒等文化互聯網媒體事實上有大量西方資本參與，資本霸權的意涵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商業利益問題，而是切入到文化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等核心領域。但胡案原告提出的問題又十分復雜，既涉及公益又包含民事賠償訴求。很多互聯網新興模式所涉及諸多關系需要從法律上進一步澄清和界定。比如該案似乎混雜了私權與公權糾紛，像知識產權本質上屬于資產階級法權，這里面就需要區分清楚。公眾號哪些是公益性質哪些是盈利性質，如何進行相應地規范？目前看這些關系是混亂的，主要源起恐怕還是平臺公司。按照筆者理解，它們應該根據不同類型給出不同的服務合約。類似的問題其實從互聯網出現伊始就存在。軟件和互聯網的屬性歷來有自由分享和私人獨占的爭論，分別對應社會原則和商業原則。盡管理想主義的工程師們仍在鏖戰，但互聯網確已成為大資本的玩物。中國的一帶一路名震世界，若能在自由軟件和分享式互聯網領域大力扶持，虛擬世界的一帶一路可能開辟一番新天地，從而與資本主義模式構成競爭。這也是斯蒂格勒等努力嘗試的工作。這方面的創新可以有很多，潛力巨大。但這樣的創新不會受到資本的歡迎，在市場環境下很難成功。由此也引發一個問題：當新技術越來越被資本裹挾，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應逆流而上，而不是僅僅把創新交給“市場”？

　　不妨簡化問題，將涉及私法領域的糾紛擱置一邊，主要關注問題的公共層面。從法理上分析，那些以公益為目的的非營利性網站、博客及公號等各種形式的網絡作者的合法權利如何保障。眾所周知，大量互聯網寫作純屬公益性質，基本不涉及所謂的知識產權問題。這些作者歡迎自由轉載乃至出版，有時甚至不要求署名權，唯一的限制就是不能用他人的名字取而代之以達到各種目的。而這后一種情況并非一定需要用私法來約束，完全可以歸為“違背公序良俗并損害公共利益”之列，由公法制裁。就這點來說，十分切合列寧的觀點：“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一切都屬于公法范疇，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質的東西”。實際上，大多數網絡社會評論應該都屬于此類。與此相關，現在國內流行的給予創作者報酬的模式，筆者感覺大致兩種類型，一個是純商業性質的基本以流量為衡量標準的收入模式，相對應的典型就是商業性互聯網公司。還有一種大概學自國外博客或中小網站的捐贈模式（Donate），對應的也大致是公益性網站。但國內普遍使用“打賞”這樣有違平等精神的功能標識，令公益創作有點尷尬。實際上由于它多少混淆了創收與捐贈、商業與公益的區別，將原本簡單的關于知識產權問題再度復雜化。這方面值得有關人士進一步思考。一個明顯的法律矛盾是，代表私人資本的平臺可以與盈利性用戶簽訂合約，但公益性用戶與它簽約、接受它明示的和未明示管理，其合理性就存疑，盡管他們使用了它的服務和設施。同時公益性用戶也能產生流量和收入，如何解決不可避免來自具有特定價值立場的資方平臺的可能歧視，這些問題不從平臺產權角度很難克服。

　　胡案揭示的深層問題是，互聯網平臺利用其壟斷優勢及國家管理體系的不完善在法律和政策之外制定和實施打壓左翼言論的潛規則。就該事件后續發展而言，平臺借題發揮甚至蓄謀而造成的對左翼網站的傷害和影響已遠超胡案本身。左翼思想和輿論是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基石，資本勢力如此公然的挑釁和打壓，這種情況既是長期的也是普遍的，不得不令人擔憂國家政治的現實生態。由于互聯網的大眾影響力可能已超過紙媒，這種傾向亟待各方重視和思考。對此我們給出一些分析和意見。

　　首先，從法律角度，互聯網傳媒有無權利制定管理“私規”？一般而言，一家網站可以有自己的編輯方針、傾向和規范，前提是不影響整體環境不同意見的競爭性。換句話說，對于壟斷型的互聯網平臺，訂立“私規”（不管是公開還是隱晦的形式）將嚴重損害公共利益，背棄了壟斷型公司不可推卸的社會義務。因此，互聯網平臺型網站等只能依據國家政策、法規而無權以自己的“趣味”進行言論管控。通過市場占有率判斷壟斷是很容易的，可以有全平臺和細分平臺。前者如騰訊的社交平臺、社媒的新浪微博、搜索領域的百度，后者如問答網站知乎等。此外，一些看起來存在競爭實際上在內容管控上高度一致的寡頭型網站也應被視為協同壟斷，基于公共利益應剝奪其設立“私規”的權利。就本文關注的問題而言，一個原則必須確立，就是這些壟斷型平臺不得以自己的價值理念、政治傾向等限制左翼網站開設賬號，不得限制其合法言論。這里所謂內容管控顯然也涉及技術處理，例如對于百度，禁止內容壟斷意味著其搜索程序應接受審查，不得夾帶私貨。這樣的問題不能輕視，更不可模仿照搬西方。西方制度的欺騙性就在于借法制、政治體系等形式架構表面的制衡性掩蓋以大資本為核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依賴、協調一致。上次美國大選后爆出丑聞，扎克伯格下令臉書修改推送程序，故意縱容各種聳人聽聞的謠言中傷希拉里，直接影響了大選結果。該嚴重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被當做技術性問題和私權看待，最多也只是道德問題，最后老板一番含糊其辭的道歉了事。這僅是現代技術被大資本操縱以及美國政治虛偽性的司空見慣的一個例子。

　　其次，互聯網言論管理的運行模式。與上個問題一樣，同樣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帶。原則上，我國對于互聯網言論的實施雙重管理。除了國家管理部門之外，如上所述，涉及國家政策法規的內容，各類網站或平臺管理權似乎是一種被委托關系，管理不善則將被主管部門追責。這種模式往往產生兩個效果完全相反的問題。對于資金實力有限的中小網站尤其是公益性站點，缺乏足夠的人力物力施行監管，容易出現亂象致網站受罰。因而限制了它們的發展，甚至砍掉正常的功能，如網友評論。而對于大型網站以及平臺它們則有足夠的能力以代理監管的名義夾帶私貨，自然，這些私貨是反映資本的立場。雙重監管的權責模糊、程序復雜為推卸責任提供了方便，平臺濫用監管權用戶還難以追責。胡案主要就是反映了這種沖突。原本用以抑制馬太效應的宏觀干預反而加劇了運營和影響力的兩極分化，更大的問題是扭曲思想導向和輿情，民眾（尤其來自泛左翼）的聲音被抑制，錯誤的輿論（包括打著愛國和馬列旗號行自由化之實的攪混水輿論）大行其道并誤導廣大群眾。

　　這樣問題可以有合乎邏輯的方式解決。應改變雙重管理的明顯不利格局，國家監管部門將全部權責集中起來，做到權責對等。擴大自己的垂直管理系統。對大型網站以專員形式并結合招募社會自愿人員，深入其技術和管理系統，真正做到言論管理獨立于網站，從而削弱大資本對輿論的影響。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在網絡新聞和社評等特定領域進一步將準實名制升格為完全實名制，確保言責自負，以減輕網站管理壓力。管理程序越簡單、規則越透明，網絡言論的環境也將越規范和健康。習主席說“人民是共和國堅實的根基，是我們執政的最大底氣”。本著這樣的精神，互聯網管理該管的要有的放矢去加強，該放的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真正體現“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是最可靠的力量源泉”。當前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說明：正是依靠科學領導和群眾的力量，中國成功控制新冠疫情。國際壟斷集團嫁禍中國的圖謀徹底破產，反過來讓自己的丑聞一步步大白于天下。我們同時打贏了抗疫和國際政治兩場曠世大戰。這場戰役無疑進一步增加了我們的大國自信，有利于在國際互聯網輿論戰中從被動防御轉化為平等競爭。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從改革國內互聯網管理做起，其核心邏輯只能是抑制資本與精英導向，依靠廣大人民，走群眾路線，真正弘揚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

　　三、創新、壟斷與金融資本

　　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日趨嚴峻甚至到了生死攸關之境，解決網絡輿情潛在的危機已刻不容緩。上述管理變革思路真正落實并不容易，僅僅依靠企業承諾或在管理上“摻沙子”策略不足以改變網絡大平臺基于其所有權性質決定的價值取向。同時更應注意到互聯網企業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與國際金融資本尤其是來自美國的風險投資緊密相連，很多傳媒平臺至今還在美國上市。眾所周知，華爾街資本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在全球的滲透和控制要遠強于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人們已習慣于互聯網企業與金融資本緊密相連的認知，甚至將它理解為一種經濟規律。對此必須充分警覺，同時應正本清源，糾正認識上偏見。這種偏見基于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性表象（更來自媒體造勢）而將互聯網與私人屬性和所謂的“創新”聯系在一起。

　　今天的國際互聯網（萬維網）最早起源于歐洲核子研究組織，蒂姆·伯納斯·李等核物理學家和工程師為研究交流而創設。由于歐洲缺乏產業政策支持，未能開花結果。其后美國國防部搞了APPA計劃，受到美國國家基金會扶持向社會開放，最終發展壯大起來。值得注意的是，為互聯網提供基礎服務的網絡建設運營被視為壟斷和公用事業受到強監管，如出臺“網絡中立”法規。（8.1-2）中國的情形更加清楚，網絡建設由國家或國有企業投資。與我們很熟悉的那些自由派關于“國企運營商壟斷”之類的腔調相反，這些巨額投資搭臺子，為互聯網發展做了最大貢獻。看看國際資本市場，AT&T、中國電信、中國移動等基礎設施壟斷企業與那些互聯網新貴，幾十年來的股價表現可以說是天壤之別，那么到底誰在體現社會價值，誰獲取遠超貢獻的利益，不言自明。另一方面，對于消費者而言，參與互聯網可以簡單描述為“借助網絡手段做事”，而這個“事”就是同樣借助網絡通訊基礎設施的互聯網企業的業務。就互聯網企業服務性質和目的而言，相比一般企業，它天然具有更多社會屬性更少私人性質——互聯網的跨越物理空間的特點、人的趨眾等特性以及現實中國際金融資本推動的快速擴張決定了互聯網公司天然傾向壟斷。從美國“網絡中立”法規這樣的案例我們能感受到大資本對政策法律的巨大影響，此外，美國政府以貿易制裁遏制不斷高漲的“數字稅”要求。這種新型的、實際更具歧視性的政策“剪刀差”反映的是壟斷資本的利益，彰顯了美國之壟斷資產階級的國家性質。注意，這里的壟斷資本主要是能以特有的杠桿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的金融資本，它的流變性使得可以如變色龍一般隱藏自身，將收買制度化，如游說集團、學術精英研究基金等等。對同樣的事情如壟，可以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對象采用不同說辭，一切以自己的目的和利益為取向。因此，我們看到的行業“發展規律”很可能是人為的刻意安排，具有特定的制度屬性，民族國家盲目效仿是有嚴重危害的。

　　為互聯網大企業快速鯨吞市場形成壟斷進行辯護，一個是基于效率的理由。近日國家有關部門對滴滴打車公司實施網絡安全審查，引起廣泛議論。前媒體人和門戶網站高管、現為某細分行業獨角獸型社交網老板就在其平臺發聲：美團和滴滴是極為罕見的創造的社會價值遠大于企業獲得利潤的企業，其社會價值體現為：提高了社會效率，創造了大量就業，促進財富有效再分配。這種辯解是虛假的。首先，典型的偷梁換柱，將技術進步和應用歸因于商業企業及商業模式。進而倒因為果，仿佛離開這些高度資本化西方化的企業，技術就不再進步，社會效率就無法提升。其次，無視這些經濟活動和市場早已存在，效率提高、財富再分配是以傳統經濟的毀滅、大量就業和財富損失而代價的。在金融深化背景下，互聯網壟斷公司的崛起，在全球范圍內極大地加劇了社會財富的不平等。作為一個金融投資社交網CEO無視這樣的常識，顯然就不是無知而是價值立場使然。另外，這樣的辯解十分滑稽。同樣的以效率為理由，（國有）壟斷企業被攻擊的體無完膚，如今又以效率的名義為私人資本壟斷辯護。個中奧秘就是以短期的（擴張期）、作為現象的效率提升當成長期的、作為本質的社會效益分析。至于新經濟業態對信息安全、環保等社會價值的負外部性，過去一直被互聯網企業、戰略咨詢業排除在視野之外。然而事關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生存，不能再等閑視之，必須將其納入到總體評估中。

　　為互聯網資本主義壟斷鳴鑼開道的另一個理由更有蠱惑性，那就是鼓勵創新。對此，我們既要避免膚淺的限于表面的印象，也需要從深刻的層面理解創新的價值。正如前面討論的，通訊技術、互聯網的發明應用首先來自國家的公共部門，其后它們與軟件業的發展創新大量來自分散的民間。金融資本的介入改變了原有的格局，攫取了技術創新的成果，將分散創新的競爭變成資本的角力。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金融資本改變了商業游戲規則。利潤、收入統統可以排除出互聯網公司估值體系，成為以用戶和流量為標的的燒錢競賽。很明顯這里并沒有創新什么事，有的只是以資本衡量的權力！在推動內部創新、獲取商業優勢的同時，壟斷資本實際上也扼殺了很多可能是更有社會價值的創新，甚至改變了創新技術的本質。比如，互聯網的大眾分享特性降格為商業化的便捷工具，自由軟件在市場環境下很難獲得長足的發展。這里的重點是，技術進步在不同制度體系下可能有不同的評價甚至不同的技術路線和應用，但在全球資本主義推動下人們只能看到一個結果，即使民族國家也很難抗衡，由此這樣的“因與果”難免被視為“規律”。自由市場鼓吹者堅持知識資產的專有性并視為創新的前提。進一步，又以創新為理由縱容資本無節制的競爭和擴張，直至壟斷。自由市場經濟鼓吹者張五常更是直言，壟斷是公平競爭的結果，是常態也是合理的。對于自由市場理論而言，這本身就充滿諷刺。其實質，不過是為金融壟斷資本的機會主義式的代言。

　　對于創新我們應有一個客觀的認知。（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既然作為工具和手段，它就具有多面性。唯創新論或將創新當做信仰并沒有理性上的依據，相反我們可能因此變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對此，我們從不同層面加以分析。對于資本壟斷集團，利用創新無疑是它維護統治乃至征服世界的工具，既表現在資本的加速增值，更反映在對于新工具的控制權上。因此壟斷資本對于創新的態度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自身的目的，合其目的則可以不擇手段加以利用。有人會說這是誅心論或階級斗爭理論的教條化，但無論如何不能排除有這么一群人抱著這樣的目的和野心。眾所周知的臉書起于盜取他人的構想和初創成果。Google也并非真正的創新，它更像是金融大資本看到了這一技術興起及其應用領域的戰略價值（如對信息和新聞傳播的控制）進行的強勢切入，只不過將成長和融資過程描繪成像一個童話故事。類似的“后發優勢”情形在技術創新以及互聯網領域實際上很多，大眾眼里的創新和商業競爭，背后其實是資本的邏輯。創新變得無所謂（有錢就可以從頭打造，模式不成功還有讓人眼花繚亂的金融退出機制自保），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才是真諦。當這樣的故事一再呈現，意味著一個超國家人類利維坦已現雛形。

　　對大量的從事技術進步和創新弄潮兒們來說，它意味著可以帶來更多個人事業或商業成功的機會，是改變社會地位的臺階。對社會而言，階層流動性的增加似乎是無害的，只有人文主義者常常發出感嘆。如果仔細觀察，我們能發現很多人醉心于變化的激情，與此同時，絕大部分的政治經濟理論討論社會公正問題則奇怪地采用靜態的分析。互聯網獨角獸們依靠非正常商業競爭的瘋狂燒錢，使得無數小業主迅速倒閉、失業，這樣導致的社會流動是合理的嗎？反不正當競爭規則為何不能進行干預呢？追根溯源，核心邏輯依然來自華爾街。它是通過公司估值標準的顛覆改變了競爭過程，而企業看起來投資擴張都是正常的：只要能正常融資，沒理由不去追逐市場規模。換句話說，是美國金融壟斷資本決定了全球的市場競爭規則。筆者認為，無論從理性和人類恒久的情感，速度或時間變量應成為公正坐標系的一個維度。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這樣的考量很難在單獨的國家創設與存續，因此它依賴普遍的國際政治協調與合作。今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正反映了大國責任和遠見。

　　對廣大人民大眾來說，技術進步與創新則可能是被大大高估的概念。這樣的說法肯定會引來巨大爭議。但這并非從特定國家角度，而是從整個人類歷史長河加以考察的結果。人類基本工作和生活需求與欲望的滿足本應有不同權重，但在市場邏輯下卻被錯置地估價。事實上，技術進步或創新對于人類生活品質改善的邊際影響是不斷下降的。如果可以用更為抽象的人的幸福感進行評估，可能結果更加悲觀。這本是個顯而易見的結論，但與之相伴的關于技術進步和創新的贊美聲浪卻與日俱增。這樣的矛盾提示我們，其一，技術進步和創新思維只是現代精英的意識形態。很多時候，技術成為撬開人性弱點的工具，如同新冠病毒那幾個神秘基因片段打開人的細胞。于是他們得到他們“創造”出來的需求和隨之而來的財富，我們得到膚淺的愉悅、廉價的快樂。互聯網讓這樣的圖景更為逼真。哲學家談論異化已經很久，但人與技術（工具）的對立從沒像今天如此具象——技術與壟斷資本結合的全球政治版圖，還有它的反抗者：囹圄中的阿桑奇、流亡的斯諾登，還有郁郁而終的斯蒂格勒。其二，真正帶給人類幸福的東西并沒有被再創造、再生產，人們反而拋棄了它寶貴的源泉——那些在孔子、柏拉圖時代被視為正統的價值。如果說，今天的社會主義可以被定義為追求大眾福祉和社會恒久價值的思想和政治運動，那么它就是唯一與正義、與真善美相一致的人類理想。我們已經看到，技術越是發達、越傾向壟斷，技術的社會屬性就越豐富越重要。因此，互聯網平臺公司回歸社會管控乃是社會主義的本分，也是當今民族國家生存與安全的保障。

　　由此可以看出，被人們尊崇、艷羨的長袖善舞、風光無限的互聯網大公司，實際上一頭依靠主要來自納稅人和國家的扶持，另一頭則緊抓全社會用戶和消費者的眼球和口袋，兩頭抽血。中間則有兩個通向國際金融資本的進出口，一個是所謂風險投資的進口，一個則是國際資本市場的退出機制。結果就是一個個虛擬網絡世界的獨角獸突破傳統競爭法則而飛速壯大，金融壟斷資本以造血的名義席卷了絕大部分既來自技術進步亦包含市場轉型犧牲而產生的巨大的壟斷利益。更重要的，獲取了對于諸多重要領域的控制權。這些怪獸之怪，不僅在于商業上強大的侵略性，更在于其“生物基因”超乎尋常的變異，因而可能影響其政治經濟屬性。對它們已很難用傳統的國家、民族甚至階級的概念加以界定和分析。

　　四、對策

　　不應再回避一個事實，即美國本質上是金融壟斷集團控制的特殊政治實體。“占領華爾街運動”已彰顯這一判斷，當今國際政治變化更明顯表現出美國的世界霸權野心反映的正是壟斷集團意志。這種意志和野心與所謂的西方文化無關，與政治意識形態也僅有表面的、工具性的聯系。它的侵略性除了暴力與顏色革命，更主要依賴借助經濟、文化等軟系統逐步侵蝕。依從它的規則卷入愈深，他者的機能就慢慢成為國際壟斷集團的一部分。對此，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和警覺。互聯網經濟影響巨大，但完全是按照美國制定的規則建立，從組織架構、投融資模式到實際的控制、管理。因此擺脫華爾街以及華爾街的規則應進入當下的嚴肅思考和計劃中。在這方面，俄羅斯的經驗值得參考學習。

　　鑒于前蘇聯解體的慘痛教訓以及其后方方面面的直接對抗性矛盾，俄羅斯較早地意識到互聯網媒介的消極影響。以普京為核心的原強力機關官員和愛國實業家組成所謂的強力集團（siloviki）成功削弱了“新富”集團的影響力，首先從經濟層面維護和發展了總統行政當局的權威。強力集團較早地控制了門戶網站Mail.ru。其后通過強力影響和資本運作，完全收購了著名的社交網站VK。以扎實守住自己基本盤應對開放的互聯網，以獨立、自信抗衡外部洶涌卻虛妄的輿論攻擊。給人一種深刻印象：有理走遍天下，但絕不允許將自家的地盤變成他人制造意識形態潛移默化影響和文化滲透的工具。

　　中國的情況似乎有所不同。對外網有嚴格的管控，但在內部則高度市場化以及與國際資本一體化。我們已經注意到互聯網巨頭的私人壟斷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但若仍然以間接管理而不是從產權層面進行矯正恐怕收效有限。如前面所述，互聯網天然傾向壟斷，它所提供的服務也是人們的基礎性活動所必需，因此它的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將互聯網通信網絡與服務網絡割裂開，認為前者是重要基礎性設施，后者作為應用服務就是非重要的、非基礎性質，顯然并無依據。事實上，對于壟斷以及社會屬性總是以結果來論定的，尤其對于新生事物，產生如熊彼特推崇的創造性毀滅，既提供了動力也可能帶來惡果。正因為對壟斷的結果論，鼓勵了創新的同時，又維護了國家安全和公眾的利益。潛在的壟斷裁決也有如一道安全剎，防止過度超速，減弱和遲滯創新過程給市場帶來的沖擊和毀滅。對私人的事業心而言，創新已足以致富，但不能借此無限攬權。問題在于，互聯網的美國模式根本上說源自壟斷資產階級國家性質，盲目學習除了意味著國家與公眾利益的巨大而持久的讓步，對國際間競爭造成內部削弱。就此而論，所謂美國的衰退只不過是美國人民的趨向貧弱而壟斷資本控制力的絕對強化以及國際壟斷勢力的進一步增強與擴張。顯然，唯美國馬首是瞻是認識上的教條主義或缺乏政治分析能力的表現。

　　當前對壟斷或寡頭互聯網公司進行產權改革應進入議事日程。基本方向和原則是，一，海外上市互聯網寡頭拆除VIE架構，回歸國內資本市場。讓民族資本回歸其本位（需注意，VIE結構本身就是一個為規避中國現行法規的特殊設計，在法律上是否足夠嚴謹需要認真研究，相應的風險也是市場自身蘊含的）。二，以協商或立法形式對互聯網壟斷企業國有化或混合經營，亦可考慮設立相應國有互聯網平臺創造競爭性環境。無論哪種形式都將以重置成本為考量依據。正本清源，實際上中國大多數互聯網巨頭都是因政府保護而成功的copy模式，它們理應反哺社會，要么就在國家模仿開發的后發優勢下退出舞臺。改革發展到今天，不能再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變革計劃體制，對華爾街支配下的游戲規則的創新同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尤其在技術與商業模式天然傾向壟斷的領域，國家參與幾乎就是它對人民的責任和義務。對社會大眾有利，國進資退有何不可？

　　上述兩個方向和原則由于涉及國際金融市場，是一個極為復雜而長期的工作。二者應擇時擇機交錯推進。具體講可以有一些具有可行性的策略和操作。1，引導市場預期，減少市場震蕩，尤其是注意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因此，公開而廣泛的討論是有益的。2，選擇低市值、低估值，卻同樣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和公司先行運作。這方面市場的關注點與宏觀政策視界并非始終一致，從而提供了較好的運作空間。3，雙管齊下，國有公司引進民資，針對性開拓相關競爭業務。當然更多靈活與寬松的政策保護以及金融扶持是必要的，其基本的邏輯就是告訴市場，復制創新的成本很低，后發優勢也是互聯網的特殊規律。只要國家想做就一定可以做到。同時為未來的并購等資本運作打好基礎。4，鼓勵或自主推進社會主義屬性的互聯網創新。眾所周知，今天的互聯網是按照資本主義模式打造，理論上很多同樣業務都對應有一種社會主義形態的技術路線與運營模式。對互聯網需要哲學或所謂本質性的認識和理解，比如，阿里巴巴源自當地政府的企業黃頁，如果我們充分理解企業黃頁與阿里巴巴的聯系和區別，理解互聯網信息傳遞以及搜索的意義，就能夠發現，平臺商業模式是被資本“決定”的，而非其自然應有的樣式，而且這種因為政府“缺位”甚至主動讓位而產生的所謂平臺未必真的有效率更遑論公平。互聯網無論大社會還是小社群從本質上看反而與私人資本存在距離。這也是對斯蒂格勒關于數字科技“解藥性”的具體表述。今天互聯網的格局源自特殊歷史和制度環境，并不等于它就代表互聯網的未來。以互聯網為工具實現互助、共享等社會主義基本價值，這方面大有可為。

　　回到本文著重討論的互聯網傳媒和社交平臺。隨著互聯網信息媒介影響力逐漸超越紙媒，國有資本的進入形成混合所有制對于改變互聯網媒體和信息平臺間接管理的弊端更有著特殊重要性。傳統國有互聯網平臺很大程度代表官方喉舌，秉持謹慎持重風格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對于廣大的民間聲音，以市場化尤其是以國際化的大資本主導的互聯網作為輿論窗口就產生了問題。間接化的管理邏輯事實上加劇了兩極分化：承載社會主義文化基石作用的泛左翼的乃至中道、客觀理性、健康的中小網站不堪重負，逐漸被邊緣化。資本主導的主流網絡自由主義暗流涌動。少數標榜反西方文化的網媒或空喊口號或小罵大幫忙，不斷用虛妄的言論、偽裝的忠誠誤導公眾，變相擠壓健康左翼，搶占話語權。結果是，原本為增加靈活性、寬容度的“民間”網媒一致向西看，反而將官媒逼成純粹被動的角色和“極端”。失衡的輿情產生嚴重負面影響，需要進行有效的政策調整。

　　針對當前的問題，一個基本原則是政策張弛有別，抓大放小，目標是強化直接管理。言論管控權責高度對應，提高管理效能與責任感。可以根據資本規模、用戶數、流量等指標實施分級管理。對大型平臺和細分領域龍頭推進國有資本進入與混合經營，從而達成直接管理的目標與合法性。這類大型新媒體的言論直接管理具體來說就是指國家相關公務人員真正進入企業承擔組織領導責任。亦可引入社會自愿者參與工作，體現民主參與及公共精神。對于中小型網站，直接管理意味著更多的個人言責個人自負，有效減輕網站管理負擔。這樣既與網站財力相匹配，也有利于網站推行實名制，恢復和發展網站功能和影響。在這方面要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精神，展示大國自信、思想文化自信。基于這樣的思路，政府可考慮推動組織互聯網文化協會。以逆市場化原則，即不考慮網站規模僅從思想文化代表性角度，讓不同網站和用戶共同磋商。制定言論和新聞采編道德規范和準則，也為政府管理部門提供咨詢意見。同樣本著張弛有別原則，對中小互聯網傳媒和文化網站應加強資金來源和財務監管，防范西方資本曲線入侵，從內部挖墻腳。同時，應逐步放寬國際互聯網管控，向世界展示開放、自信的國家形象。習主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其內涵必然包含一個重要層面，即中國的文化、中國人的價值觀與世界是相通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只能在寬容與開放的信息文化傳播環境中實現。

　　一個重要的認知在于，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差異本身絕不是世界矛盾沖突的原因。從改革的觀點看，基于對人類歷史和現實的觀察和反思，當今世界的根本矛盾在于國際壟斷資產階級試圖將它們的世界秩序意志強加在全人類身上，是國際壟斷集團與世界各國及各國人民的矛盾。互聯網作為信息傳播的新興技術工具，壟斷資產階級確實捷足先登，在國際領域實現了對它相當程度的壟斷，但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同樣有能力保護好屬于自己的互聯網輿論陣地。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既有傾向壟斷的特點（既因為客觀上的效率，也常常與人性中消極的、盲從的、犬儒化等非理性一面相契合），又有分散與共享的技術性質，后者某種程度恰恰體現了互聯網的人民（參與）性。人民越是理性自覺、越是行動主義，以實力國家為后盾，開放的互聯網可能成為世界人民最終戰勝壟斷資本勢力的有力工具。而如果沒有人民公意（國家即是這種公意的代表）對新興傳媒壟斷，那么人民將一盤散沙，淪為烏合之眾，壟斷資產階級恐將不戰而勝。因此，互聯網的開放與對抗是也只能是兩種壟斷對峙下的人民戰爭。誰將勝出，已不言而喻。

　　1.An online Magna Carta: Berners-Lee calls for bill of rights for web，The Guardian，2014.07.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mar/12/online-magna-carta-berners-lee-web

　　2.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第1卷，p122，譯林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

　　3.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第3卷，p268-270，譯林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4.參見張一兵：“心靈無產階級化及其解放途徑——斯蒂格勒對當代數字化資本主義的批判”，《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1期

　　http://www.tsyzm.com/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6545

　　5.1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是解藥，也是毒藥，《解放日報》2018.04.28

　　https://www.sohu.com/a/229960975_701640

　　5.2專訪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南方周末》，2018.06.07

　　http://www.sass.cn/101006/47239.aspx

　　5.3采訪貝爾納爾?斯蒂格勒：如何避免世界滅亡？

　　https://www.douban.com/note/787420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