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的故事：資本如何危及人類安全

　　文 | 王紹光

　　在被稱作“全球化”的新帝國中，資本如何操縱世界?本文將從一個常見的農作物入手，揭示出這個宏大的全球資本控制體系。這一體系已然超越了主權國家的范疇，通過信息、技術、法律等多個知識子系統牢牢地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也許這種集中確實可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我們不應忘記資本的唯一目標是利潤最大化，也不應只看到政府權力高度集中的危險性，對資本權力高度集中的危害性，我們也許也應該高度警惕。

　　雅理讀書感謝王紹光教授的慷慨授權。

　　大豆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種耳熟能詳的作物。它本身對人類的存在具有重要意義。大豆是人類擁有的一種含有高營養價值的原始作物，尤其對物質貧乏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種食品的營養價值顯得更加珍貴。同時，大豆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蛋白質來源，大豆類產品(鮮豆、豆芽、豆腐、豆奶等等)是亞洲飲食的基石，而大豆油是消費量最大的植物油，大約構成了世界食用油產量的一半;豆類食物不但占據著世界食物產量60%以上的份額，而且在蛋類、家禽、豬肉、羊羔肉、牛肉和魚類生產的飼料方面均是首選。大豆不僅富含蛋白質，而且價格相對低廉，這些都是大豆這種食物資源的優勢，足見其重要性。

　　01大豆簡史——中國由大豆出口國到進口國的轉變

　　大豆的生產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紀。從那時起，中國就已經種植大豆了。直到二戰時期，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大豆生產量最高的國家，約占據世界大豆產量的90%。大豆在中國種植收獲了不錯的產量，中國的亞洲鄰居(韓國、日本、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尼泊爾和北印度)也開始種植大豆;在歐洲，大約是18世紀上半葉有了大豆的種植;在美國，1765年大豆首次被當作“中國的野豌豆”(Chinese vetches)介紹到北美殖民地，直到20世紀40年代，大豆農業才在美國真正起飛，美國在接下來的五十年中主導了世界大豆生產。從圖1可以看出，1961年時，美國生產的大豆已占世界總量的68.7%;而居第二的中國，大豆產量份額跌至23.3%。不過，那時其它國家生產的大豆加在一起也才8%。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大豆農業在拉丁美洲飛速發展起來。1974年巴西的產量超過了中國，1998年阿根廷的產量也超過了中國，2002年巴西和阿根廷的總產量又超過了美國。到2011年，中國大豆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比重僅僅只有5.55%，而美國的份額是31.88%，巴西的份額是28.67%，阿根廷的份額是18.73%，就連本來不怎么生產大豆的其它國家，份額也達到歷史新高15.16%，其中印度的產量達到1228.2萬噸，比2004年幾乎翻了一番，相當于中國產量的85%。也許再過幾年，印度的大豆產量也會超過中國。

　　圖1：1961年-2011年世界大豆產量分布

　　資料來源：聯合國糧農組織網站，http://faostat.fao.org/。

　　有數據顯示，中國的大豆消費量在逐年攀升(見圖2)。1964年消費量不到八百萬噸，到2010年已經躍升到近七千萬噸。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個數字還將繼續上升。與消費量迅猛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大豆的生產量，從1964年到2010年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巔峰時期也不到1700多萬噸，比1964年翻了區區一倍。2010年中國大豆的生產量是不到1500萬噸，而消費量卻高達7000萬噸，這中間的差值只能依賴進口。

　　圖2：1964年-2011年中國的大豆生產、消費與進口（單位：百萬噸）

　　資料來源：Earth Policy Institute，http://www.earth-policy.org/data_center/C24。

　　1964年中國大豆基本不需要進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其后，大豆進口迅速增長，到2011年，中國進口大豆占消費的比重已經達高達80%以上(圖3)。2012年，中國進口了5838萬噸的大豆，比上年增加1.53%，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轉基因的大豆，主要來自于美國、巴西和阿根廷。從全球大豆交易來看，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中國市場還微不足道;到20世紀最后兩年，中國市場的份額才超過10%。然而，從那時以后，在短短十幾年時間里，中國市場的比重呈跨越性增長。現在，世界大豆出口總量的60%都涌向中國市場(圖4)，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

　　圖3：1964年-2011年中國大豆進口量與進口大豆占消費的比重

　　資料來源：Earth Policy Institute，http://www.earth-policy.org/data_center/C24。

　　圖4：1964年-2010年中國大豆進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比重

　　資料來源：Earth Policy Institute, http://www.earth-policy.org/data_center/C24。

　　2010年，荷蘭的拉博銀行發表了一份報告，題為《全球食品供應鏈的可持續性與安全性》(Sustainability and security of the global food supply chain)。根據該報告，中國從世界各地進口冷凍魚、羊毛、棕櫚油、棉花等各種農產品，但最大宗的農產品交易是來自阿根廷、巴西和美國的大豆，三者的總價值達二百億美元左右。

　　從上面簡短的描述中，我們看到了一幅近似滄海桑田般的變化：曾經占據世界產量90%的大豆王國，在進入20世紀之后，相繼被美國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家超越，并在過去15年里變成了一個嚴重依賴進口的國家。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因為國內產量跟不上日益膨脹的消費求。但近年來從報章新聞中，我們得知，國內的豆農日子很難過，他們往往為大豆賣不出合理價錢發愁，并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減少大豆種植面積。這樣一來，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國產的大豆打不過進口的大豆?到底是什么導致了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變化?

　　02資本介入大豆產供銷鏈條——大豆由食物到商品的轉變

　　在整個經濟領域中，農業對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邏輯有較強的抵制。前面也提到過，直到20世紀，中國一直是大豆生產的第一大基地，而當時國家之間很少有大豆貿易。引起之后大豆生產區域和大豆貿易巨大變化的，正是跨國資本的介入。以日本的三井物產、丹麥的寶隆洋行(East Asiatic Company)、俄國猶太裔商人創辦的羅曼•卡巴爾金父子公司(R. M. Kabalkin and Son，Inc.)等為代表，它們于1908年開啟了向歐洲出口大豆的貿易，大豆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有了資本介入以后，大豆就不再是單純的食物，而是變為商品。

　　大豆吸引資本介入有其自身的原因。資本從來不會以物品本身的性質來為其定性，而是把它們視作貿易的標的。在資本的邏輯里，大豆不再是一種富含蛋白質、能夠提供食用油的人類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種能夠為資本家謀取利益的商品。的確，大豆對資本的最大誘惑在于它適合于資本密集地大規模栽培。不管是在中國東北，還是在其它地方，到大豆產地看到的往往是一望無際的大田作業。目前世界上的大豆生產集中在四個國家，即美國(40%以上)、巴西(25%左右)、阿根廷(15%左右)與中國(6%左右)。四國的產量達到全球產量的近九成。其它國家(如印度、加拿大、巴拉圭)也生產大豆，但它們各自的產量不大。而大豆及其產品(豆油與作為飼料的豆粕)的消費遍布全球，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完全擺脫對它的消費。由于大豆只在有限幾個國家生產，只有經過大規模的跨國貿易，億萬生活在其它國家的人們才能消費大豆與大豆制品。

　　這樣一來，大豆的產供銷鏈條變得很長，從資本投入到種植、到貿易、到加工、再到消費，產供銷鏈變得層次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對資本家來說，從鏈條的每一級抽取利潤都是可能的。本文關心的重點因此不是大豆本身，而是與大豆相關的各利益群體，看大豆與大豆產品是如何經過這些群體生產出來的?也看在此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如何被不斷復制出來的?

　　03跨國公司——大豆供應鏈的實際控制者

　　（一）跨國公司和資本

　　在這個復雜的大豆供應鏈條上，是誰在起控制作用呢?是誰在產豆國(美國、巴西、阿根廷)與消費國(中國以及世界其它各國)之間做大豆貿易呢?又是誰控制了把大豆加工成豆油與豆粕的過程?豆農、貿易商、加工者和消費者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要回答這些問題，最關鍵的是要明確資本在大豆產供銷鏈條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居于何種位置。如圖6所示，在數以百萬計的豆農與數以十億計的消費者之間存在著長長的大豆產供銷鏈條，而在這個鏈條里的每個環節上都有跨國公司的滲透，包括對農業投入(如種子、農藥、化肥、農機)、貿易、加工、零售等環節的投資。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跨國公司謀求的往往不僅僅掌控某個環節，而是上下通吃，不放過產供銷鏈條上任何一個環節，目的是謀取利潤最大化。

　　圖5：大豆的供應鏈

　　圖6：大豆產供銷鏈條中資本的角色和位置

　　跨國公司何以能夠成為控制大豆產供銷鏈條的主體呢?說到底就是因為它們自身擁有雄厚的資本，并且能夠輕易地從各國銀行獲得進一步融資，這樣的能力是個人經濟體、普通公司甚至是一些小的國家都不可比擬的。資本是助推世界大豆產供銷一體化的關鍵因素。由于具備這些優勢，在大豆產供銷鏈條的每一個環節(基因、種子、農藥、化肥、貿易、加工、分銷以及零售)上，少數幾個跨國公司就足以形成對全球市場的壟斷控制。而這些跨國公司追求的只有一樣東西：為資本的所有者謀取最高額的利潤。

　　這些跨國公司與全球金融體系是密不可分的。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擁有雄厚資金的投資者(包括大公司、機構投資者、退休基金、信托、銀行)可以于數秒內在世界范圍內動用數以萬億美元計的資金，尋求最快和最高的回報。近年來，國際流動性十分充裕，但金融市場相當滯怠。為了追求穩固的長期投資收益，金融投資者將大量資本投入全球食物生產和農產品貿易。這使得一些經營農產品的跨國公司很容易籌得海量資金。利用這些資金，這些跨國公司可以開啟新業務，可以收購國內較小規模的公司，可以到世界各國收購大量公司，也可以并購大型競爭者。這一切都有助于這些跨國公司擴大自己的實力，從而強化它們對大豆產供銷鏈條各個環節的控制。

　　（二）大豆產供銷領域的五大跨國公司

　　在這些跨國公司中，主要有五家大型公司控制了全球的大豆產供銷鏈條。它們分別是：

　　孟山都(Monsanto，美國公司)，成立于1902年，總資產在2011年為198.44 億美元，是世界最大的種子公司和一個主要化學殺蟲劑生產商，在2011年《財富》世界500強中排名第234位。它在66個國家運作，有22000名雇員。

　　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國公司)，成立于1902年，總資產在2012年為415.53 億美元，是世界最大的大豆加工商，也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貿易和加工商之一，在2010年《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中排名第27位。它在75個國家運作，有30000名雇員。

　　邦吉(Bunge，美國公司)，成立于1818年，總資產在2011年為232.75億美元，是居于領導地位的全球大豆出口商和全球最大的農產品交易和加工公司之一，在2010年《財富》世界500強公司的名單中排名第172位。它于2001年秋上市，此前是非上市的私人公司。它在40個國家運作，有32000名雇員。

　　嘉吉(Cargill，美國公司)，成立于1865年，是世界上最大的非上市私人公司，總資產在2012年為625.8億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產品交易商。假如它是上市公司，嘉吉將被排進《財富》世界500強企業的前十位。它在66個國家運作，有142000名雇員。

　　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法國公司)，成立于1851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產品交易商之一。由于它是非上市的私人公司，不必公布相關信息，其總資產規模不詳，2010年的銷售規模為460億美元。它在55個國家運作，有34000名雇員。

　　在種子和生產所需的其他原材料投入方面，占主導地位的是孟山都公司;而在種植、貿易和加工方面，占主導地位的是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等四家公司，簡稱ABCD四大糧商。換句話說，這五家跨國公司幾乎控制了大豆供應鏈的所有環節(圖7)。

　　圖7：誰控制了全球大豆產供銷鏈條？

　　而為這五大跨國集團提供資金支持的國際債權人有很多，包括荷蘭的荷蘭銀行、荷蘭商業銀行、拉博銀行;法國的巴黎銀行、里昂銀行、法興銀行、法國農業銀行;美國的美洲銀行、花旗集團、摩根大通集團;德國的商業銀行、德意志銀行;以及瑞士信貸集團、英國匯豐銀行、意大利聯合銀行等很多世界著名投資銀行。有了這些投資機構的資金支持，這五大跨國集團才能更有力地滲入大豆鏈條中所有環節的業務，并不斷在其中呼風喚雨、快速擴張。

　　（三）控制是如何實現的？

　　1. 對種子的控制

　　直到1990年以前，沒有人能控制大豆種子。那時，種子幾乎完全掌握在豆農與國營育種公司手中。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情形發生了變化，而且是巨大的變化：幾家跨國公司，如孟山都、先正達(Syngenta)、拜耳(Bayer)、陶氏化學(Dow)、杜邦(DuPont)先后開始介入種子行業，大力推動種子供應的商品化，也就是以剝奪農民種子控制權的方式來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1996年，孟山都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商業化的轉基因大豆品種：“抗農達(Roundup Ready)轉基因大豆”，其特點是不怕孟山都自己生產的“農達”型(Roundup)除草劑，農民什么時候對作物噴射除草劑都可以，不必等大豆生長到足以承受化學物質的時候才噴射。

　　從1996年開始，在跨國種子公司的推動下，各種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都在快速擴大，包括玉米、棉花、油菜籽，但轉基因大豆種植面積擴大的速度最快，尤其是在阿根廷、美國和巴西。在阿根廷，轉基因大豆占大豆種植總面積的比重于2000年便超過90%;幾年后，這個比重在美國也跨過了90%大關。與阿根廷毗鄰的巴西曾一度花大氣力抵御轉基因大豆的入侵，但最終還是敗下陣來。

　　到2010年，轉基因大豆已占美國大豆種植總面積的93%，占阿根廷大豆種植總面積的99%，占巴西大豆種植總面積的76%，世界平均水平也已經接近80%。轉基因大豆的種子從何而來呢?主要來自上面提到的那家公司，即孟山都。從2004年算起，世界上超過90%的轉基因大豆種子都來自這一家公司。這使得作為種子和農用化學品供應商的孟山都在與豆農打交道時可以頤指氣使，不可一世。

　　2. 對種植的控制

　　大豆的種植模式有兩種，一是少數大型種植園，二是大量個體豆農。

　　在阿根廷和巴西，第一種模式占主導。比如馬托格羅索州長、巴西國家參議員瑪奇(Blairo Maggi)擁有的瑪奇集團(André Maggi Group)，在巴西擁有20萬公頃的土地，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大豆種植戶。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種植園平均擁有約為一千公頃土地(或15000畝土地)，是中國農民想都不敢想的規模。而新出現的種植園規模往往更大，可以達到10000到15000公頃之間。這些大型種植園一般集中在大地主與跨國投資商手中。

　　即使在阿根廷與巴西也存在第二種模式，即千千萬萬個規模不大的大豆種植農場。就農場數目而言，它們占絕大多數;然而，就土地擁有量而言，它們卻只占有很小一部分。換句話說，大豆種植是以極少數所有者控制極大量的土地的方式進行種植的，單兵作戰的小農戶實在是微不足道，只能受人宰割。

　　跨國公司控制小型大豆種植戶的一個手法是合約式種植。在巴西，35%的大豆生產采取合約式種植的形式，締約的一方往往是跨國糧商。利用歐美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ABCD四大糧商不時扮演銀行的角色，向豆農提供貸款，豆農拿到的貸款通常直接來自于這些跨國公司。除了貸款，這些跨國公司還為農民提供種子、肥料和其它農用化學品，其回報是收獲季節的大豆。例如，在2004年，邦吉一家公司便獨自為巴西農民提供了價值約十億美元的各類農業投入。其它跨國糧商也是各類農業投入的提供者。雖然這些跨國糧商通常不直接在大豆種植方面進行投資，但合約式種植實際上使它們得以間接控制大豆供應鏈上的種植環節。

　　3. 對貿易的控制

　　表面看來，是巴西、美國和阿根廷三個國家掌控了大豆的出口端，中國和歐洲兩大經濟體占據了大豆進口端，但事實上，大豆從出口端到進口端的貿易活動并不是由這些國家掌控的，而是由跨國糧商掌控的。跨國糧商往往在出口國掌控了出口，在進口國掌控了進口，大量的交易只是發生在跨國糧食企業內部，即各分公司之間。大豆供應鏈的貿易這一環節牢牢掌握在ABCD四大公司手中(其它大宗農產品也大同小異)。衡量大公司霸主地位的一個指標是最大三家公司占據某類市場的份額(即CR3)。早在2001年，美國大豆出口的CR3已達到65%。這也就是說，三家公司大約控制了當年美國大豆出口的三分之二。1990年，巴西大豆出口的CR3只有34%，1998年升至43%，而到2001年，已超過60%。巴西有二十萬大豆種植戶，但他們的產品只能出售給五家大宗產品貿易公司。與對豆種的控制不同，全球糧食貿易由幾大糧商控制的局面由來已久。在ABCD四大公司中，至少有三家，即邦吉、嘉吉、路易•達孚從19世紀中后期便開始這類貿易活動了。

　　跨國公司在大豆貿易中占據霸主地位，這使得世界市場上的大豆價格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公司內部就可以決定的事情，因為這些公司既可以影響大豆產地賣出多少大豆，也可以影響大豆銷地收購多少大豆，市場兩端的出與進全是它們自己在運作。與這些大鱷打交道的農民們就比較慘了，他們不小心就會因這些公司的價格操縱而受到傷害。

　　同樣，跨國公司建有遍布全球的分公司、子公司和關聯公司，擁有海量有關各地市場供給、需求趨勢的即時信息，而且它們的內部交易市場不對外開放。這些對獨立貿易商來說，是不可企及的;尤其是那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商。如果它們在跨國公司到來之前已經存在，后者可以很快把前者擠垮、吞并。如果它們不自量力與跨國公司在同一市場運作，充其量它們只能撈到些許殘羹剩飯。

　　4. 對加工的控制

　　ABCD四大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對大豆加工市場也不放過。這里我們也可以用最大三家或四家公司占據市場的份額(即CR3或CR4)來衡量大公司的霸主地位。據統計，大豆壓榨業的CR4在美國達到80%(2002年、2007年數字)，在巴西達到43%(2004年數字)，在歐盟也達到80%(2004年數字)。阿根廷的情況更極端，CR3就高達85%(2010年數字)。

　　這些大型跨國公司滲入新市場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擠占當地的大豆加工市場：一方面它們通過大量購買當地加工廠的股份，一步步蠶食，最終奪取其控制權;另一方面，它們在當地建設新的加工廠，并迅速增加其產能。掌握了加工環節，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鎖定進貨來自這些大公司自身。

　　近些年，ABCD已經開始減少它們在北美的大豆壓榨產能，而增加在新興市場的產能，尤其是在中國的產能。二十年前，全球大豆壓榨業中是美國一枝獨秀。1992年～1993年間，在世界大豆壓榨產量中，美國是3481萬公噸，占據最大的市場份額，達39%;巴西占17%;阿根廷占9%。三國加在一起，它們占全球產能的三分之二左右。再加上歐盟國家的16%，已達全球的80%以上。而中國那時的產量只有449萬公噸，占全球的5%，略高于日本的4%。

　　短短二十年以后，全球大豆壓榨業的布局已決然不同。美國的產量已從2006年～2007年的峰值4919.8萬公噸，下降到2012年～2013年2月底的4395.3萬公噸，六年間跌幅達11%。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同一時期，中國的產量從3597萬公噸猛升至6565萬公噸，六年間升幅達82.5%。如果從占全球大豆壓榨產量的份額看，現在中國已以28.3%穩居第一;美國以18.9%退居老二;阿根廷以16.1%超過巴西的15.9%，分別排第三、第四;歐盟27國的加總份額是5.1%，是為老五。

　　如果看圖8，中國的大豆壓榨業似乎繁榮興盛，形勢大好：自1992年～1993年以來，中國的產量已經在二十年間翻了幾乎十五番。這樣的例子恐怕可以算得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

　　圖8：1992年-2013年中國大豆壓榨量（單位：萬噸）

　　資料來源：USDA，“Oilseeds：World Markets and Trade” ，歷年統計。

　　然而，如今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大豆壓榨并不一定由中國企業控制。1999年外資開始大舉進入國內大豆壓榨行業以前，中國土地上的大豆加工企業基本上都是內資企業。直到2000年，內資大豆油脂加工企業仍占全國產能的90.3%，占全國實際大豆壓榨量的91%。而在2004年前后，作為國際大豆貿易定價基準的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大豆期貨價格劇烈波動，眾多中國大豆加工企業高位采購后，卻痛心地看到大豆價格驟降。此時，ABCD四大糧商控制著全球73%的糧食交易，不由人不懷疑大豆行情的大起大落是否有什么蹊蹺。不管大豆行情這種過山車般的變化原因何在，其后果是導致中國大豆壓榨企業幾乎全軍覆沒。那時，國內油脂企業普遍遭遇嚴重困境：生產會虧損，不生產也會虧損。不僅小企業如此，一些大、中型企業也未能幸免。數據顯示，那段期間，70%的國內壓榨企業停產，大量企業倒閉。中國的“大豆危機”正好為對中國市場虎視眈眈，窺探已久，且資金雄厚的外資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形勢急轉直下，ADM、嘉吉、邦基、路易•達夫、豐益國際、托福、來寶等國際大豆主要供給商通過參股、控股、收購等低成本擴張方式攻城略地，大舉進入中國大豆壓榨行業，由此加快了中國大豆壓榨行業的整合步伐，外資企業大豆壓榨產能與實際壓榨量的比重迅速攀升，內資企業壓榨能力和實際壓榨量不斷萎縮。到2007年，內資大豆油脂加工企業產能為4920萬噸，占全國的63.9%，比2000年下降了26.4個百分點;實際大豆壓榨量1768萬噸，占全國的52.0%，比2000年下降39.0個百分點。同期，外資企業壓榨量從9.0%快速提高到48.0%。

　　2008年，國家實施扶持國產大豆政策之后，大豆壓榨業的局面才沒有進一步惡化。2010年，國企壓榨量占整個行業的30.34%，外資約占37.24%，民營企業占32.42%，形成“外資主導、大型國企次之、民營企業補充”三足鼎立的市場格局。需要注意的是，所謂國企與民營企業也往往有外資的參股，外資控制的壓榨量比重實際上更高一些。

　　在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豆油領域，國產豆油的市場份額更低。根據國家糧油信息中心的統計，2005年～2006年度，國產大豆壓榨數量為740萬噸，占國內榨油消費總量的20.85%。此后一路下滑，2008年～2009年度，國產大豆壓榨數量跌至220萬噸，只占國內榨油消費量的5.23%。國家實施扶持國產大豆政策之后，2009年～2010年度，國產大豆壓榨加工數量回升至600萬噸，仍低于五年前的水平，占榨油消費市場份額為13.64%。據有關單位測算，最近兩年國產大豆壓榨數量占國內榨油消費量的比重只有10%左右。

　　上面已經提到，跨國糧商之所以要千方百計控制加工環節，除了攫取產業鏈上這個環節的利潤外，更重要的是鎖定大豆來源，即從它們控制的外國產地進口大豆。近年來，進口大豆潮水般地涌入中國市場與外資建廠密不可分。控制全球90%的大豆貿易的四大糧商控制了中國60%以上的實際壓榨能力后，也壟斷了中國80%的進口大豆貨源。它們從南美購入廉價大豆、從美國購入享受巨額農業補貼的大豆，再高價轉賣給在中國的壓榨企業，賺取壟斷的貿易利潤。同時，它們全資擁有與控股的加工企業，還可以賺取加工利潤。相當于從一頭牛身上剝下好幾張皮。

　　5. 跨國公司的聯盟

　　以上分析清楚顯示，少數幾個跨國公司幾乎控制著大豆產供銷鏈條從基因到貨架的所有環節。由于每個公司控制的環節存在差異，這些跨國公司還通常會組成形形色色的聯盟，從合資、合伙、長期合同協議到其它形式的戰略聯合。總而言之，這些聯盟體現的是它們之間的共謀關系，而不是競爭關系。這些戰略聯盟并非由某家企業擁有完全的所有權或控制權，而是由多家企業形成非常緊密的合同關系網絡，以便增加它們對大豆產供銷鏈條各個環節的控制。

　　孟山都與嘉吉于1998年各出資50%組建的合資企業——瑞耐森有限責任公司(Renessen LLC)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孟山都與嘉吉這兩家公司的企業文化與經營策略非常不同，卻走到了一起，目的是將孟山都在種子和生物科技方面的優勢與嘉吉在糧食加工、銷售、風險控制方面的優勢結合起來。瑞耐森有限責任公司的任務是為糧食加工與飼料市場開發與銷售轉基因產品，包括轉基因大豆(還包括轉基因玉米、小麥、及其它油料作物)。

　　相似的例子還有ADM 與制藥及生物技術跨國公司諾華(Novartis)的合作。一般人只知道諾華是世界上第二大制藥廠，其實它在農用化工產品方面也是一只大鱷，涉足全球五十多個國家的市場。2000年，諾華將其旗下的涉農部門與另一家公司合并，組建了先正達公司(Syngenta)，先正達生產八大類農業產品，現已成為世界上第三大種子(雜交種子與轉基因種子)公司。通過這項聯盟，擁有龐大加工網絡的ADM可以與更多的農戶直接打交道，在種子、農用化工產品方面占有優勢的諾華則可以為使用其產品的用戶確保下游市場。

　　這些合作都顯示了沿產供銷鏈條縱向聯手的趨勢，由世界上最大的農業投入企業(農藥、化肥、種子、生物技術巨頭)與世界上最大的糧商(從事貿易、加工以及市場營銷)聯姻。前者需要后者遍布全球的處理與加工設施，以保證使用它們產品的生產者擁有下游市場;反過來，通過加強與上游合作伙伴的合作，跨國糧商也可以強化它們對豆農與原材料的控制。在這些聯盟內部，不存在開放市場的問題。因此，從轉基因種子到貨架上的最終消費品，在整個產供銷過程中，競爭與價格發揮就沒有什么角色了。

　　跨國糧商之間的橫向聯盟也十分常見，如路易•達孚與ADM在1993年的合資項目，邦吉與嘉吉在1995年的交換合作，路易•達孚與嘉吉在2001年的合資項目等等。

　　這些縱向與橫向聯盟的強大力量使得市場的競爭空間緊縮。研究者一般都接受這樣的看法，當四個最大的公司的市場份額的總和超過行業的40%時，市場的競爭性就開始遞減，導致顧客支付的更多，廠家的利潤更高。而現實情況是，這幾大跨國公司與它們戰略同盟的市場總份額已經遠遠超過40%，這使人不由懷疑其他參與者是否還有可能與它們在這些市場上進行公平競爭。

　　04資本介入的影響——誰受益？誰受損？

　　在幾大跨國資本幾乎壟斷了大豆產供銷鏈條所有環節的情況下，受益方毫無疑問是像孟山都和ABCD這樣的大公司。

　　千百年來，農民都是在收獲后儲存一部分作為來年使用的種子。那時，豆種的價格往往比一般大豆的價格高不了多少。在1980年的美國市場，前者是后者的一倍左右，約為12美元一蒲式耳。到1995年，即大規模推廣轉基因大豆的前夜，兩者的價格稍微有點變化，豆種13.6美元一蒲式耳，不過兩者的差距基本上維持不變。

　　但1996年他們使用上孟山都的種子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農民第一次從孟山都購買它的轉基因大豆種子時，需要簽訂一個“技術使用協議”，這份協議充斥著讓人頭痛的法律與技術名詞，很多農民看不懂或沒有看這份協議就簽了字。而協議的要害在于農民購買的種子只能使用一次，禁止農民在收獲時留下轉基因種子進行再播種，除非他們向孟山都繳納不同名目的專利費。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下，歷盡千百年形成的農民種植模式被打破了。為了讓農民就范，孟山都不止一次采取“殺雞嚇猴”的方式，把它認為違反“專利”的農民告上法庭。

　　巴西本來禁止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豆種。那時孟山都一邊游說巴西政府放棄對轉基因豆種的限制，另一方面對巴西豆農種植從阿根廷走私進來的轉基因豆種采取睜只眼閉只眼的策略。兩個原因迫使巴西政府后來放棄了對轉基因大豆的禁令。一個原因是，種植走私轉基因大豆的豆農越來越多。到2000年，巴西南部已有20%～40%的大豆是轉基因大豆。另一個原因是，日益擴大的中國市場對巴西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當中國希望巴西對出口到中國的大豆進行非轉基因認證時，巴西政府只能拿出孟山都的說法，“沒有證據顯示轉基因大豆對健康構成威脅”。中國政府接受這個說法后，巴西政府也順勢于2002年批準讓豆農有條件地種植轉基因大豆：他們不能買賣轉基因豆種，但可以使用自己上一季的收獲作為種子。目前，巴西生產的大豆85%都是轉基因大豆。一旦轉基因豆種合法化了，孟山都就站出來收費了。它與兩大跨國糧商嘉吉與ADM達成協議：在收購大豆時，糧商會檢驗它們是否屬于“抗農達”品種。如果是，它們將向豆農收取每噸7美元的專利費，收入與孟山都五五分成。不滿的巴西豆農為此一直在與孟山都打官司，但專利費還得交。由于巴西是世界上第二大大豆生產國，并增長迅速，孟山都期待從中獲得巨大利潤。

　　然而一旦用上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一個地方的農民再想回到原來的種植習慣就不容易了，因為他們也許沒有留下原來的種子，或已為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花大價錢購置了相關設備。真可謂“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

　　與此同時，孟山都與其它大型跨國種子公司大舉收購、并購其它種子公司，或與其它種子公司結成戰略聯盟。孟山都在過去幾年花在收購、并購的資金就達300億美元。到2008年，全球主要農作物(包括大豆)種子市場的三分之二被十家公司控制，其中孟山都居于翹首地位，獨占22.4%。在大豆種子領域，孟山都及約兩百家關聯公司現已控制了高達93%的美國市場份額，美國豆農們幾乎全都使用著孟山都的“抗農達”型豆種。

　　通過其壟斷地位，孟山都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提高豆種價格。從1975年到2000年的25年間，豆種價格增加了63%;而在接下來的12年間，豆種價格飆升了211%，幾倍于同期消費物價指數的增長率，漲至53.2美元一蒲式耳，比1995年貴了四倍。在孟山都賺得盆滿缽滿的同時，豆農卻不得不承擔越來越重的負擔。1997年，豆農在種子上只需花費其收入的4%～8%，而到2009年，種植轉基因大豆的豆農需要花費其收入的16.4%來購買種子。

　　其實豆種只是孟山都的收入來源之一，“抗農達”豆種的特點是有利于放心地使用孟山都的“農達”型除草劑，而不傷害豆苗。本來，孟山都之所以研發“抗農達”豆種的目的就是為了維持或擴大其“農達”型除草劑的銷售。因此，推廣“抗農達”種子可以一箭雙雕：一方面賣種子賺錢，另一方面賣除草劑賺錢。

　　圖9：1996年-2012年孟山都的凈銷售額（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孟山都公司網站提供的年度財務報告

　　圖9顯示，自1996年推出轉基因豆種以來，孟山都的凈銷售額幾乎呈直線上升態勢。1996年，它的凈銷售額不到30億美元，此后快速上升，到2012年已達135億美元，是1996年的4.5倍。

　　而與ABCD四大糧商相比，孟山都實際上是小巫見大巫。如嘉吉的凈銷售額是孟山都的近十倍，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但與孟山都一樣，這些在國際糧食市場上興風作浪的大鱷們近十年來也是所向披靡，大有斬獲。如果用中國開始大舉從國際市場進口大豆的1999年作為起點，圖10顯示，在十年后的2012年，ADM的凈銷售額增長了4.8倍，邦吉的凈銷售額增長了7.55倍，表現相對最差的嘉吉凈銷售額也增長了2.93倍。作為私人公司的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 Group)從不公布年度財務報告，只有它旗下的大宗商品公司(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近年來偶爾公布銷售業績。因此圖10中有關這家公司的數據既不完整也不系統。但它仍然告訴我們，在短短四年間(2008年～2011年)，其大宗商品公司的凈銷售額幾乎翻了一番。

　　圖10：1999年-2012年ABCD四大糧商的凈銷售額（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這四家公司網站提供的年度財務報告

　　圖11：1996年-2011年ADM、邦吉、嘉吉的利潤（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Murphy，Burch，and Clapp，“Cereal Secrets”，Figure 2。

　　這些跨國糧商不僅銷售上去了，利潤也水漲船高。如圖11所示，從2001年以后，ABC三家的利潤都大幅攀升，與此前的1996年～2001年間形成鮮明對比。相比路易•達孚的業績也同樣亮麗。

　　在資本受益的同時，付出代價的是人與自然。圖12顯示代表大資本的ABCD四大糧商與孟山都如何在方方面面危及普通人與他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

　　圖12：資本如何危及人類安全

　　先看國際大資本參與大豆產供銷鏈條對出口國的小農的影響。推廣抗除草劑的轉基因豆種促使大豆的種植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新生產方式的特點是超大土地規模、資本密集、嚴重依賴農用化學品(農藥與化肥)、嚴重依賴農用機械。這種游戲只有大地主與資本雄厚的投資者才能玩得起。他們從貧困農民手中大肆收購田地，一步步取代小型、多樣化的生產方式。在巴西與阿根廷，最初大豆是在小型家庭農場生產的，規模約為5公頃～50公頃(約75畝～750畝)。這本來已經是中國豆農難以企及的規模了。然而，后來大豆農場的規模越來越大，小農場占有土地的比重越來越低。近年來，新出現的大豆種植園往往在一萬至五萬公頃，這意味著土地所有權進一步集中到了大地主與投資者手中。在巴西與阿根廷出現了同樣的局面：絕大多數的農場都是小農場，但絕大多數土地都由大農場占據。小農場每8公頃土地需雇用一位工人，而大農場每200公頃才雇用一位工人。于是，大農場取代小農場產生了一個嚴重后果：大量的家庭農場主變成了無地農民，而現有農場提供的就業機會也在急劇減少。對失地農民而言，進城意味著棲身貧民窟，留在鄉下意味著饑餓。本來，巴西與阿根廷都是世界糧倉，窮歸窮，但窮人一般還不至于陷入饑餓的境地。但現在，由于大量土地從生產糧食轉向生產供出口的大豆，也由于土地高度集中，這些地方也出現了饑餓現象。

　　即使是幸存的小農場也不得不嚴重依賴跨國公司提供的信貸、種子、機械、化肥、農藥、銷售渠道。他們無法與資金雄厚、全球布局的跨國糧商比實力，在雙方博弈中不得不甘拜下風。

　　對大豆進口國的小農來說，跨國資本的威脅更是十分直接而明顯。大豆起源于中國，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產國，而且迄今為止，中國生產的大豆仍是沒有任何健康隱憂的非轉基因大豆。面臨國內日益高漲的大豆需求，這些本來都應是中國豆農的福音。但是中國的國家力量雖然十分強大，但它的1300萬生產大豆的農戶(或四千萬依賴大豆為生的農民)與孟山都、ABCD那樣的龐然大物相比，完全不是人家的對手。即使中國最大的現代化農業企業集團——黑龍江農墾(北大荒集團)，在財力、物力、信息占有方面也無法與ABCD中的任何一家抗衡。

　　本來，在美國、巴西、阿根廷大片土地上經營的大豆就比在中國分散農戶的小片土地上經營的大豆具有單位成本較低的優勢。這些國家于1996年開始大范圍推廣抗除草劑的轉基因大豆以后，經營者可以毫無顧忌地在大田使用除草劑，使得那里大豆種植園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大豆生產的單位成本也因而進一步降低。正是在此以后，外國大豆像潮水一般涌入中國。

　　不過從中賺大頭的不是美國、巴西、阿根廷的豆農，而是幾大跨國糧商。雖然這些糧商不直接參與大豆的種植，但它們通過發放生產貸款、修筑交通設施(鐵路、公路、港口)等方式，控制了北美與南美大豆生產，使那里的豆農不得不以低廉的價格，用大豆來抵償貸款。國際糧商以相當低廉的價格采購大豆，然后通過國際期貨市場，以它們認為合適的價格將大豆再賣出去。理想地講，它們當然希望采購價與銷售價之間的差距越大越好;但是，為了打垮潛在的競爭對手，它們也會人為地壓低銷售價，實行低價傾銷戰略。

　　這就涉及到中國豆農另一個巨大的劣勢，即在資本與信息占有方面與國際大糧商處于完全不對稱的地位。在國際大宗商品期貨市場上拼的不僅僅是產品質量，而且還是動員資本的能力、占有與處理信息的能力。前面已經提到，四大糧商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可以輕易地在短期內動員巨大的資金流。在信息占有與處理方面，它們的優勢更是中國豆農(甚至中國的大企業)難以比擬的。四大糧商都是全球布局，在世界上各個角落設有專門收集市場信息的機構，與公司總部的信息處理中心實時溝通，由專業人士進行梳理、分析，它們每天24小時、每周7天、每年365天全天候運作，為國際期貨市場上的買進、賣出決策提供支撐。正是由于具有資本與信息方面的優勢，這些跨國糧商與華爾街的投機商得以于2002年、2003年和2004年連續三次在國際期貨市場作局向中國大豆壓榨企業“逼倉”。經過那一次洗劫，中國壓榨企業元氣大傷，一半以上的中小企業停產倒閉，不得不眼看著跨國糧商借機以低價兼并中國企業。

　　如果那些資金還算雄厚的國內壓榨企業都玩不過國際糧商與國際投機商，更何況那些單打獨斗的豆農呢?面對被人為壓低價格的、以排山倒海之勢涌入的進口大豆，中國的豆農們往往不得不放棄大豆，另尋活路。結果，如圖13所示，中國的大豆種植面積在過去二十年里先是上下波動，最后幾年便一頭向下了。如果這種頹勢不能扭轉，那幾千萬豆農及其他們家人的命運就令人擔憂了。

　　圖13：1936年-2012年中國種植大豆面積

　　資料來源：Earth Policy Institute，http://www.earth-policy.org/data_center/C24;2012年的數據來自“2010-2012年中國大豆種植面積與產量”，中國飼料行業信息網，2012年12月30日，http://www.feedtrade.com.cn/soybean/soybeanqushi/2012-12-30/2011872.html。

　　前面提到，相對于生產國的豆農，跨國糧商具有無比的優勢。同時，由于大豆收購權也集中在越來越少的幾家糧商手中，它們可以盡量壓低收購價，而豆農則往往別無選擇。那么這是否意味著進口國的消費者也能搭車成為贏家呢?不一定。只要可能的話，這些公司會把從低價購入得到的好處留作利潤;只有為了打開或鞏固它們在某地市場的份額時，它們才會讓那兒的消費者暫時獲益。不少研究表明，總地來說，農產品出場價格與最終銷售價格之間的差額越來越大。如1997年，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估計，在全球范圍的大宗商品交易中(作者的主要例子是農產品)，兩者的差額越來越大，當時高達每年1000億美元，而跨國貿易公司的壟斷行為是罪魁禍首，因為哪里跨國公司的市場影響越大，那里兩者的差額就越高。2002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一份研究也注意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生產者價格與零售價格之間的差額擴大得很快，尤其是在那些市場集中程度很高的國家。換句話說，消費者遲早也是跨國資本壟斷行為的受害者。

　　圖14：1983年-2013年大豆月度價格變化（單位：美元/噸）

　　資料來源：Index Mundi，“Soybeans Monthly Price (US Dollars per Metric Ton)”，http://www.indexmundi.com/commodities/?commodity=soybeans&months=360。

　　國際大豆期貨市場上的波動既不能完全由供求關系解釋，也不能完全歸咎于無序的投機。圖14顯示的是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的大豆價格在過去三十年間的變化軌跡。我們看到從1983年到2001年，雖然世界市場上的大豆價格有起有伏，但都在160美元～320美元的區間內運動。然而，從2002年開始，大豆價格波動加劇，但一路向上。2004年突破360美元(正是在此前后，中國大豆壓榨企業幾乎全軍覆沒)，2007年底突破400美元，2008年中突破500美元。2008年9月爆發的金融危機一度導致大豆價格跳水，但最低也只是跌到320美元;然后升勢再現，于2012年7月突破600美元大關，此后一直保持在500美元以上。很難證明前面將近二十年的供求關系比較平衡，而過去十年中，需求大大超過供給。如果中國的消費需求大增是驅使大豆價格上揚的原因，那么為什么國內豆農的大豆卻難以賣出呢?顯然，供求關系很難解釋圖14中的變化。那么，這種變化能否用無序投機解釋了?恐怕也不行。對比圖11與圖14告訴我們，國際期貨市場上的投機也不是無序的，贏家不是隨機分布。真正的贏家還是那些擁有龐大資本的跨國公司。它們可以在時機成熟時，抬高全球市場價格，使自己的盈利最大化。如果這個分析成立，消費者最終也會是受害者。2008年前后，不僅大豆價格飆升，其它糧食的價格也一起飆升。食物價格的上漲引發世界各地出現食物騷亂，并導致一些國家的政權更替。人們有理由擔心，在目前的市場格局下，這種情況還可能重現。

　　資本控制大豆的產供銷還可能對人類健康產生影響。圖2顯示，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的大豆消費增長了近七倍。可以推想，在此期間，中國人的豆油消費翻了幾番，與豆粕相關的肉類消費也翻了幾番。對于那些消費過低的人群而言，這也許是件好事。然而，越來越多的人食用油消費量已經超標，使得患肥胖癥與其它慢性病的人比重不斷攀升。更大的隱憂是轉基因食品對人類健康存在什么潛在風險。完全排斥轉基因技術顯然是不明智的。中國推廣轉基因棉花已經顯著降低了農藥的使用，這是轉基因技術正面效應的一個明證。但對于轉基因食品，沒有經過長期、嚴格的測試就廣泛推廣則是存在風險的，必須實施嚴格的標示制度讓消費者在區分轉基因與非轉基因食品的基礎上作出選擇。推廣轉基因作物的跨國公司往往借口說，現在還沒有證據表明轉基因食品不安全。這并不意味著，轉基因食品對人類健康不存在任何威脅。如果政府據此就為轉基因食品大開綠燈，那將是不負責任的。更重要的是，對于在本國推廣轉基因作物，必須慎之又慎。最近，為了緩解公眾擔憂，中國政府決定推遲引入轉基因水稻和玉米。雖然中國于2009年已向轉基因Bt水稻和轉基因植酸酶玉米頒發了安全證書，但作為全球最大的水稻生產國和消費國，切不可冒然全面推廣。

　　資本對大豆產供銷鏈條的控制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在美國、巴西、阿根廷的大豆生產帶，單一作物的種植可能破壞土壤自然微生物成分，造成土壤流失;在那些不加限制地耕種轉基因大豆、并嚴重依賴農用化工品的地區，這種危險尤為突出。更可怕的是，大豆生產在巴西的快速發展已成為導致亞馬遜雨林被大面積砍伐與焚燒的重要原因之一。僅在1990年～2000年十年間破壞的森林面積，就相當于葡萄牙的兩倍。森林的消失釋放出大量原本藏于植被和土壤中的二氧化碳。亞馬遜雨林被砍伐和燒毀樹木因此將這片“地球之肺”變為了“排碳大戶”，使巴西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之一;其中高達75%的排放來自對雨林的破壞。

　　本來亞馬遜雨林蘊藏著世界最豐富、最多樣的生物資源，昆蟲、植物、鳥類及其他生物種類多達數百萬種。對它的大面積破壞顯然同時會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生物多樣性是生態體系的基礎，在保障人類生命延續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會危及人類本身的安全。然而，除了森林砍伐會破壞生物多樣性以外，大規模生產轉基因大豆也會導致同樣的結果。前面提到，轉基因大豆最大的特點是可以抗除草劑。因此，推廣轉基因大豆往往導致更無顧忌、更大量地使用除草劑。據孟山都公司網站介紹，它生產的“農達”除草劑是世界上運用最廣的農化產品。目前“農達”已經在世界上119個國家和地區得到廣泛使用。有一百多種作物可以使用“農達”來防治雜草。同時“農達”對三百多種雜草都有良好的控制作用。但“農達”除草劑在消除妨礙作物生長的雜草的同時，也會殺死其它植物，包括大量無害有益的植物，并且還會危及依賴這些植物為生的昆蟲、禽鳥、哺乳動物。此外，除草劑的濫用會導致地下水的污染，以及“超級雜草”的出現。

　　05結語

　　資本是促使大豆產供銷在全球范圍整合為一體的關鍵。今天，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巴西、阿根廷農民生產的大豆被加工成豆油在中國銷售;中國人消費的肉類、奶類產品也間接與來自遠方的大豆有關。然而，把大豆的生產與消費連接在一起的資本以及資本的化身，那些跨國公司，并不把大豆看作是人類生存的食品，而是將大豆更多地視為一種用來交易的商品，一種賺取利潤的手段。現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大豆，從準備它的生產投入開始，一直到其副產品被擺上商店的貨架為止，幾乎是全面被少數幾家跨國公司控制著，它們的唯一目標是爭取其所有者和股東們的利益最大化。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已經危及億萬人民的安全。不少人僅僅看到政府權力高度集中的危險性，對資本權力高度集中的危害性，我們也許也應該高度警惕。

　　本文根據作者于2011年4月29日～30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今世界的資本：條件、意含、狀況”(Capital in Today’s World：Conditions，Meanings，Situations)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改寫而成，原稿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王洪川、魏星譯為中文。文中數據已更新為最新數據。

　　來源：本文原載《開放時代》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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