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專家學者傾向于認為，美國正在藉第三次工業革命大潮來實現制造業的強勢回歸，并以此重構全球分工體系。真相到底如何?我們該怎樣應對?這是需要弄清楚的問題。

　　一、危機以來美國制造業的回暖

　　二戰結束以來，全球分工體系和貿易格局發生了深刻變革。從產業價值鏈看，一個重要的趨勢是：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逐漸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價值鏈兩端延伸(主要指市場與研發)，而將處于中間環節、附加值較低的制造業向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轉移。這一分工的結果，使得自上世紀70年代起，發達經濟體制造業普遍經歷了趨勢性萎縮。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總和的近40%，到2002年這一占比降至30%，2012年進一步跌落至17.4%。在此期間的2010年，美國保持多年世界第一的制造業大國地位被中國取代。

　　但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制造業萎縮的趨勢似乎發生了“逆轉”。相對于其他行業，近年來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及就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升。數據表明，1970—2009年間，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從24.4%降為12%，但此后開始企穩，在2012年回升到12.3%。從絕對值看，近年來美國制造業的增長(扣除價格因素)也快于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等主要工業國家，同日本的增速相近。許多人將此稱作美國制造業的回歸。

　　其實，在2011年，波士頓咨詢集團(BCG)的經濟學家就旗幟鮮明地支持美國制造業全面復蘇的觀點。他們的分析表明，由于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快于生產率的改進，加之廉價美元、新興市場的發展以及中國之外的其他后發經濟體的承接能力不足等原因，使得美國至少在針對北美市場的制造品生產中逐漸占優。依目前趨勢看，約在2015年前后，美國的競爭優勢將較為充分地得以發揮，而向中國的產業轉移也不再是美國企業的“當然之選”。

　　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研究報告通過計量分析發現，美元匯率的競爭力、頁巖氣革命帶來的廉價能源、與新興國家在勞動力成本上差距縮小等因素，推動了美國制造業的復蘇。特別是，該報告通過對比美國在歷次衰退前后的制造業狀況發現，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唯有在本輪危機發生之后，美國制造業不僅得以較快恢復，還迅速地超過了危機前的水平。

　　二、美國制造業回暖的原因

　　一般認為，促成美國制造業回暖主要有四個因素。

　　首先，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由于生產率提高和勞動市場變動等因素，近年來美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2002—2011年間，在主要發達國家中(G7集團)，美國是唯一經歷了單位勞動成本下降的國家。而在同一時期，作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的中國，卻出現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快于生產率提高的勢頭。

　　其次，隨著近年來本國廉價油氣資源的開發利用，美國經歷了所謂的能源繁榮，使其能源整體自給率有所提高，能源價格走低。特別是在頁巖氣革命推動下，美國天然氣出口增加、進口下降，兩者比率從2008 年的24%躍升至2013年的55%。據預測，美國的油氣產量在2020年前將增加10%至15%，甚至高達30%至50%。能源繁榮為美國制造業發展提供了能源成本優勢和新的投資增長點。

　　再次，早在新千年伊始，美聯儲通過各種傳統工具和融資渠道創新，在較長時間內推行寬松貨幣政策，造成了所謂的“廉價美元”局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1年到2013年，美元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從約130降至92。這為美國制造業及相關出口帶來了明顯的價格優勢。有計量分析表明，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對本國制造業部門的增長有顯著的負向貢獻，即相對于貿易伙伴本幣幣值降低或提高，會促進或阻礙本國制造業的增長。

　　最后，長期以來，支持和推動制造業發展，是美國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危機影響下，近年來美國對制造業的政策支持力度明顯加強。如在危機高潮時，美國政府向瀕臨破產的通用和克萊斯勒公司提供了高達650億美元的救助貸款。其后，在2010年的國情咨文中，奧巴馬總統提出了在2015年前實現出口翻番的發展計劃。為此，美國商務部推出了所謂“國家出口行動措施”。經過努力，這一計劃的成效開始顯現。在2012年，美國全年出口額達到創紀錄的2.2萬億美元。其中，作為最主要的制造品出口在2009年至2012年之間增長47%，出口額一路刷新紀錄。

　　三、不應夸大美國制造業的回歸

　　以上分析指向了美國制造業的“回歸”，很多學者也接受了這一看法。但實際上，這一提法充滿爭議，我們不應夸大美國制造業的回歸。

　　其一，在與新興市場競爭方面，美國制造業并不具全面的優勢。美國頁巖氣革命以及機器人的使用，的確使美國制造業成本下降，但由此認為美國制造業獲得了全面優勢還為時尚早。美國制造業的回暖更多地反映了其在國際分工中的角色轉換。以前美國出口大量高附加值的小件商品，而將低附加值產品及組裝外包給后發國家。現在這一形勢發生了某些逆轉，個別企業出于物流方面的考慮，將某些笨重低值產品的組裝重新安排在國內，而將高價值的配件生產仍安排在海外。盡管如此，從全球范圍看，新興國家的比較優勢還很明顯，制造業的發展潛力尚存。現代產業內貿易理論表明，一旦某個國家在某個行業或產品形成優勢，由于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等因素，會使這一優勢強化。因此，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制造業轉移后，中國等后發國家在制造業方面的優勢已經形成，這是對美國制造業回歸的很大挑戰。

　　其二，能源繁榮對美國制造業的需求拉動效應有限。目前，油氣密集型產業只占美國GDP的1.2%，只占到美國制造業的百分之十幾。即使到2020年，能源繁榮僅會使美國制造業增長每年提高0.1至0.3個百分點。因此，能源繁榮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有限的，且對經濟增速無長期影響。盡管就出口而言，油氣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確實增加很快，但其規模尚小。如在2012年，油氣密集型產品出口達到236億美元，但整個美國制造業的貿易逆差卻達到7794億美元。油氣密集型產業對規模龐大的美國經濟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

　　其三，無論從縱向還是橫向比較看，美國制造業的復蘇基礎都極不牢固。從總體看來，至少從1970年開始，美國及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規模即開始了趨勢性的下降，而近三四年來的所謂企穩回升不但力度微弱，且在過往經驗中也不乏先例。同時，在公眾更為關切的就業方面，2002—2011年間，美國制造業就業的下滑甚為明顯，在G7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二，僅強于英國。2009年，在危機沖擊下，美國就業指數在一年間陡降近10個點，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降幅。

　　其四，美國的真正優勢在服務業，所謂制造業回歸很大程度上有造勢之嫌。美國在強調重振制造業和出口翻番的同時，依舊高度重視服務業的發展，特別是一貫積極推動服務貿易的開放。2012年美國主導的服務貿易協定談判就很好地反映了其戰略意圖。事實上，時至今日，美國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領域仍然是金融和科技研發等服務部門，美國也長期保持世界第一大服務出口國的地位。另一方面，大量分析顯示美國制造業產值和出口的復蘇快于就業復蘇。這雖反映出美國制造部門生產效率的較快提高，但也凸顯了社會政治基礎的脆弱，即相關政策難以得到公眾認同。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說，在全球正在經歷深刻的結構轉型(即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大背景下，制造業的生產率提高導致就業下降。也就是說，由于發達經濟體比較優勢的變化，美國社會不可能指望制造業真的會回歸并帶動就業的上升。

　　四、積極應對美國制造業回暖

　　由此可見，本輪危機以來，美國制造業“觸底反彈”還十分脆弱，前景并不明朗。美國是否正在經歷趨勢性的制造業回歸尚難定論。但不管怎樣，我們應密切關注這一態勢的發展，認真評估美國制造業回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盡早準備應對預案。

　　從比較優勢看，“美國制造”最突出的核心競爭力在于產品承載的科技含量與創新能力。美國制造業的相對復蘇，必然首先沖擊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起步不久的高端制造部門。如美國國會研究所的報告指出，美國制造業的研發投入強度遠遠高于德國、韓國、中國等國家，并且研發活動集中在高科技領域。其在制藥、電子設備等高端行業的研發優勢不僅遠超我國等后發制造業大國，甚至也領先于其他發達的制造業強國。這就是說，美國制造業回歸實際上并未改變美國以服務業為重心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戰略。因此，我國不應夸大美國制造業的短期復蘇而打亂既定的產業發展戰略，改變產業結構調整的長期方向。在國際分工急劇變動時期，我們更要冷靜判斷全球技術革命和產業轉型趨勢，正確估量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特別是考慮到中國未來生產要素結構變化和潛在增長率下降等因素，我國應兼顧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發展，保持合理的比例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紀以來，同制造業規模萎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研發強度不斷上升，這為“美國制造”的復興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礎。另一方面，無論是中美兩國在勞動力實際成本(相對于生產率)差距上的減小，還是美國能源繁榮與中國日益加劇的資源環境壓力的鮮明對比，都表明以往建立在廉價的人工、資源成本基礎上的中國制造業優勢正在消失。中國較為低端的勞動、資源密集型的制造部門將深受其累。因此，聚焦中國的制造業部門，未來我國可以從研發創新和市場布局入手，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提升競爭力。在供給方，提高制造業的科技含量與附加值，建立有利于研發創新的制度環境，改進勞動力素質和專業化水平，協同推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在新環境下重塑“中國制造”的比較優勢。在需求方，應調整制造業的市場布局，將更多力量用于開拓國內和周邊市場。這是因為，隨著中國和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對制成品特別是高端產品的需求將不斷提高，由此持續擴大的市場規模將為“中國制造”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

　　此外，我國應吸取以往經驗教訓，在技術前沿與國際規則領域協同作戰，防止被國際分工體系邊緣化。這次危機之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在技術前沿與國際規則領域謀篇布局，重構國際分工體系，美國制造業回歸只是這個大布局中的一個安排。近兩年來，美國積極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協定、服務貿易協定等國際新規則，這一動向值得我們警惕。為防止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中被邊緣化，我國需要在技術前沿與國際規則領域兩線作戰。一方面，應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提高中國制造水平，實現向價值鏈中高端的攀升;另一方面，應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醞釀和修訂，擴大國內自貿區試點，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作者：張曉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研究員;李 成，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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