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稀土問題的經濟史透視與演化經濟學分析

賈根良，劉琳*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新華文摘2011年第22期全文轉載

摘要：本文以稀土資源為例，基于經濟史和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我國自然資源出口及相關政策進行了深入反思。重要自然資源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崛起過程中曾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他們都采取了“進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的工業化戰略。相反，出口初級資源不僅無法致富，甚至會導致國家的衰落。發達國家嚴格限制自然資源出口的目的，是為了將其投入到構成國家富裕之基礎的附加值高和創新機會窗口大的高端產業環節中。跨越式發展的機會窗口來自于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在以解決資源和能源問題為核心的第六次技術革命中，豐富的稀有金屬資源將為我國抓住新的機會窗口提供難得的機遇。但是，我國當前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的利用與發展模式存在嚴重的弊端，亟待做出重大戰略調整，本文為此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稀土；自然資源；高質量生產活動；新技術革命；資源戰略

一、引言

自2010年初我國政府實施稀土儲備計劃和出口限制政策以來，國際稀土價格已經出現了大幅度上漲。[①]這一方面讓美、日、歐等稀土消費大國怨聲載道，并高調渲染“中國對西方發動稀土戰爭”；另一方面，一些針對中國稀土政策的行動業已廣泛展開，如近期美國宣稱要重新啟動國內稀土開采活動并積極尋找替代供應的來源，日本則在指責中國“資源武器化”的同時，還頻繁對印度、越南、蒙古等“有土”國家展開外交攻勢[②]，歐盟也搬出WTO規則對中國稀土政策施壓……在我國稀土問題上，某些西方國家展開了緊鑼密鼓的活動。

西方國家在中國稀土問題上的“神經過敏”表明，目前我國的稀土政策著實打到了某些國家的痛處。然而好景不長，最近據國外媒體透露，世界貿易組織初步裁決中國對9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違反了WTO規則。雖然該案不涉及稀土，但卻很可能是西方國家的一次“投石問路”。在這次試探得到WTO的首肯之后，西方國家的下一個目標很可能將鎖定中國稀土。[③]這意味著，目前我國對稀土等原材料的限制政策將可能面臨嚴峻挑戰。

事實上，即便我國已經有所行動，但在目前的經濟和政策環境下，稀土等稀有金屬作為戰略資源的重要作用基本上是發揮不出來的。既然如此，為何西方國家還要在我國稀土問題上如此小題大做呢？以下是筆者援引某位中國專家的話：“（稀土）全球一年只需要12萬噸，這是非常小的用量，其中還有很多是被有戰略遠見的國家儲備起來的。……真正需要（稀土）的那些應用強國早就以低價大量儲備了中國的稀土，所以現在中國對稀土的調控根本不會威脅到它們。它們大肆炒作，其實是想讓中國繼續以不合理的廉價供給他們稀土，同時消耗中國具有獨特優勢的戰略資源，……這正是幾個稀土進口大國與中國較量的手法。”[④]

筆者認為，上面的這段話對我國稀土問題的國際爭端做出了非常精辟的回答。為了打破某些國家企圖通過稀土問題繼續掠奪我國寶貴資源的險惡用心，并為我國進一步實施包括稀土在內的資源戰略提供理論支持，本文嘗試從經濟史和演化經濟學的角度對此展開分析。文章結構安排如下：首先回顧經濟史上自然資源在發達國家經濟崛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以便為我們理解為何其現在仍高度重視控制自然資源提供歷史背景。然后，基于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和歷史經驗分析一國出口自然資源無法致富的原因，為我國限制乃至停止出口稀土等初級資源提供理論支持。在此基礎上，從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會窗口入手，探討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在我國迎接新技術革命挑戰乃至跨越式發展中的關鍵性戰略地位。最后，通過當前我國稀土等資源產業面臨的種種困境，透析了我國資源戰略大轉變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二、自然資源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崛起：經濟史的透視

稀土是我國儲量豐富且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資源，但是在我國工業化過程中，稀土并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用我國豐富的稀土資源換取相對稀缺的國外資金和技術，是稀土出口的主要任務。時至今日，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國在稀土高端應用領域依然沒有取得多少進展，反而已基本被外資或合資企業所把持。稀土依然沒有擺脫“賣個好價錢”和“引進好技術”的職能定位。事實證明，稀土既不能賣個好價錢[⑤]，也不能引進好技術。有人可能會說，稀土通過出口創匯為我國工業化做出了重要貢獻，但這種說法不免會被熟悉經濟史的人貽笑大方，因為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成功的工業化國家是通過販賣國內資源的方式而崛起的。

恰恰相反，發達國家經濟崛起的秘訣之一就在于，重要資源作為生產所必需的原材料被投入到了當時的高端經濟活動之中。從經濟史上看，重要自然資源在發達國家工業化起飛階段幾乎都起到過巨大的推動作用。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基礎能源的煤炭，密集分布于英國工業區的礦床之中，為早期英國工業革命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作者馬丁·雅克就認為，19世紀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發生工業革命的原因，就是英國當時發現了大量煤炭，從而破除了工業化的能源瓶頸。[⑥]邱建群（2010）對英國首先使用煤炭作為主要能源與英國之所以爆發工業革命之間的聯系進行了有趣且具有說服力的論述。[⑦]豐富的自然資源在美國崛起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賴特（Wright, 1990）和納爾遜（Nelson, 1991）認為，美國大規模生產范式的興起與其數量巨大的廉價能源獲得和人均物資資源豐富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⑧]阿布拉莫維茨和大衛（Abramowitz and David, 1994）指出，土地、礦藏和森林等資源的豐富是南北戰爭之后有利于美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特征之一。[⑨]

鑒于重要資源在工業化崛起中的巨大作用，發達國家在歷史上都是嚴格限制甚至禁止國內未經加工的原材料出口的。例如從15世紀晚期開始，為了發展當時作為國際競爭支柱產業的羊毛紡織業，英國政府曾制訂了嚴刑峻法：除“羊毛之外，綿羊、毛線、精紡毛紗、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單上。法律的實施十分嚴厲，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則被處死’”。[⑩]英國還把限制本國羊毛等原材料的出口作為打擊競爭對手國內較為成熟的毛紡織業的武器，并且導致了當時作為歐洲紡織業霸主的低地國家的衰落。英國著名小說家和歷史學家丹尼爾·迪福在《英格蘭商業計劃》中詳細描繪了英國這種原毛出口限制政策，并且認為“出口禁令使低地國家的競爭對手走向了毀滅，因為他們喪失了原材料”。[11]

在限制國內資源出口的同時，發達國家還盡可能地控制原材料來源，建立殖民地就是達到這一目標的主要手段。通過向殖民地“進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英國成功崛起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并長期維持著世界霸主地位。此間，美國作為英國的殖民地，曾經飽受英國對其進行原材料掠奪和限制制造業發展之苦，因為“在殖民地，英國非常喜歡對它所不希望發展的先進制造業斷然施以禁令”。被公認為英國第一任首相的羅伯特·沃波爾（1676-1745）為了迫使美洲殖民地淪為其廉價原材料的供應者，“禁止在美國建造新的軋鋼廠和切分鋼廠，迫使其專注于低附加值的生鐵和條形鐵生產，而不能發展高附加值的鋼產品”；他還“對美洲殖民地的原材料生產（比如大麻、木材）既提供出口補貼（美洲方面），又廢除進口稅（英國方面）。……確保殖民地固守初級產品的生產，永遠也不要成為英國制造業的競爭對手。”[12]

更具警示意義的是，美國后來正是效仿了英國這種“進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的重商主義政策，才逐步取代了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時至今日，美國受該政策的影響之深，依然可以從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通過新自由主義政策迫使拉美國家放棄工業化而恢復原材料出口的戰略中窺見一斑；直到最近，為了控制拉美國家的自然資源并穩定其后院，美國仍然支持了洪都拉斯和委內瑞拉的國內政變。[13]此外，許多帝國主義戰爭也是為了爭奪自然資源的控制權而爆發的，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就與其把工業原料和能源的來源視為國家“生命線”的理論有關。

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為何如此依賴并重視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呢？邁克爾·赫德森（Michael Hudson，1992/2011）一語道破了其中的原因，“在工業專業化能順利進行之前，初級原材料的生產瓶頸就必須得以解決。為了盡可能地減輕這種約束，工業國率先發展了遍布世界的原材料供應以支撐其工業擴張，這就避開了成本陡升的壓力，否則其經濟增長將始終面臨著原材料緊缺的約束。”[14]……“因此，工業資本主義的核心策略是將糧食、原材料和其他初級品的價格控制在其最低生產成本的邊緣而不是高的壟斷價格之上。”[15]所以，嚴格限制國內原材料出口并在世界范圍內掠奪自然資源，就成為了發達國家能夠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必要手段。

三、出口自然資源無法強國富民的演化經濟學解釋

那么在成功崛起之后，為何當今發達國家還要嚴格限制自然資源出口并實施控制資源的戰略呢？為何美國等國家封存本國的稀土開發卻迫使中國必須出口稀土呢？演化經濟學深刻揭示了發達國家實施這種政策的原因：高附加值和創新機會窗口大的高端產業環節由于是報酬遞增活動的載體，因而構成了國家富裕的基礎，但這都是以獲得對自然資源的控制為前提的，否則它將成為“無米之炊”；在缺乏這種高質量產業支持的情況下，一國即使自然資源再豐富，單純靠出口資源也不可能實現強國富民，反而遲早要陷入貧困的境地。

在歷史上，曾經強盛一時的西班牙就因為從美洲殖民地大量掠奪金銀而導致了“脫工業化”，不得不出口其自然資源等初級產品獲取他國工業制成品，從而導致了國家的衰敗。西班牙財政大臣路易斯·奧蒂斯在1558年致國王菲利普二世的一份關于防止西班牙貨幣流出的備忘錄中曾寫道，“（荷蘭人）只花1個佛羅林貨幣來購買來自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島的原材料，特別是絲綢、鐵和庫切尼拉（一種紅色染料），而他們卻以10至100佛羅林的價格將制成品返銷西班牙。通過這種方法，歐洲的其他國家給西班牙帶來的羞辱要遠遠大于西班牙強加給印第安人的侮辱。西班牙人以價值大致相等的小飾品去交換（印第安人的）金銀，卻以天價回購自己的原材料，這使西班牙人成了整個歐洲的笑柄。”[16]

可見，出口初級資源不僅無法致富，反而很可能導致一個強大國家的衰落。當今大量存在的所謂“資源詛咒”現象也表明，許多資源豐富的國家并沒有通過這種方式致富，相反卻產生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早在1764年，啟蒙運動時期的意大利經濟學家弗蘭西通過對經濟史的細致觀察，就得出了如下發人深思的結論，“一般而言，一個弱小貧窮的民族將自己的原材料輸送給更強大更富有的民族之做法，是錯誤的。那些工業較多的國家，將原材料進行加工后使其價值提高一倍以上。它們通過這種高超的技巧來養活大部分本國人口。由于獲得了巨大利益，因此，它們始終能維持自己的優勢地位。”[17]

弗蘭西的觀點十分類似于現在邁克爾·波特的產業價值鏈理論。在奧蒂斯和弗蘭西的時代，制造業活動無疑是當時產業鏈條上的“高質量”環節。按照演化經濟學的看法，由于制造業在當時具有最高的進入壁壘，例如較高的固定成本和熟練的技術工人等，所以相對于原材料生產而言，那些生產制成品的國家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同時更長的國內產業鏈條也能夠為就業提供更多機會。這就是所謂“熊彼特租金”和“協同效應”共同創造的收入和就業水平的不斷提高。與以往相比，如今產業價值鏈上各環節的地位雖已大相徑庭，但基本原理卻并未改變。那些未能抓住產業鏈高質量環節并從事“出口原材料、進口制成品”的“壞的貿易”的國家，將遭受埃里克·賴納特(Erik Reinert, 1996)所謂的“自然資源的三重詛咒”：收益遞減[18]、完全競爭和價格震蕩[19]。[20]

值得注意的是，賴納特所謂的“自然資源的三重詛咒”不同于目前流行的“資源詛咒論”。“資源詛咒論”對“資源詛咒”現象的解釋多種多樣，卻鮮有認識到“抓住高質量生產活動”是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合理利用其資源的基本前提。但在賴納特看來，這恰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北歐等資源豐富國家沒有出現“資源詛咒”的主要原因；而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自然資源出口之所以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停滯、貧困加劇和社會動蕩，就是因為缺乏這種“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支持。因此，“資源詛咒”并非是由自然資源的豐富所導致的，而是源于不恰當的發展戰略及其政策。此外，“資源詛咒論”也嚴重地忽視了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系是導致貧困國家“資源詛咒”的重要根源。在歷史上，國際貿易從來都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一種壟斷結構，在發達國家控制產業價值鏈的關鍵環節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通過自由貿易不僅難以致富，反而會被鎖定在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上，甚至常常被發達國家用殖民手段控制或成為其政治代理人。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因為缺乏由“熊彼特動態”所創造的進入壁壘，使得發達國家實力強大的跨國采購商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大幅壓低初級產品價格，或者干脆通過外商直接投資等手段直接掏空發展中國家的國內資源。

我國雖然不是以出口自然資源為主的經濟體，但是“資源詛咒”現象已在我國稀土等稀有金屬行業普遍存在，例如最近記者披露出我國釩鈦資源存在與稀土一樣嚴重的問題。[21]長期以來，國家利益、地方利益和個人私欲在稀有金屬資源問題上始終無法統一，缺乏監管規劃的過度開發和私采濫挖現象屢禁不止。如果考慮資源環境成本，我國稀有金屬行業早已深陷“收益遞減陷阱”之中。無序競爭、血拼殺價的“競次”行為，使得我國稀土非但無法像中東石油那樣獲得高額利潤，反而被美、日等一些國家處心積慮地大量賤購。據報道，日本儲備的中國稀土足夠其使用二三十年，甚至有能力影響國際稀土價格。更嚴重的是，由于戰略統籌規劃和政策扶持導向的基本失誤，我國稀土行業內的技術進步大多發生在外資鮮有興趣涉足的稀土開采、提煉和深加工等初級生產環節，而在稀土高端應用領域則長期停滯不前，目前基本上已經被外資所把持，于是從原材料到制成品的稀土定價權就被牢牢握在了外國人手里。另外，這種技術進步也為外國掏空我國廉價的稀土資源大開方便之門。[22]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有什么理由繼續出口稀土等重要資源呢？[23]

四、稀土、第六次技術革命與我國跨越式發展的機會窗口

來自理論以及歷史和現實的雙重經驗都告訴我們，當前我國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的利用和發展模式存在著嚴重的弊端，亟待做出重大戰略調整。那么路在何方呢？卡洛塔·佩蕾斯（Carlota Perez，2001）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選擇——伴隨技術革命引起的創新機會窗口的開啟與關閉，發展中國家將在技術進步的特定階段，通過抓住某些特定活動的機會，實現對發達國家經濟趕超的可能。[24]正是運用這種原理，佩蕾斯（2010）分析了信息通信技術革命帶來的全球化、市場分割和網絡效應等一系列技術經濟范式的根本轉變，將導致“資源詛咒”觀點不再成立，并據此為資源豐富的拉美國家提供了一種以資源為基礎的發展戰略。[25]

早在1988年，佩蕾斯和蘇蒂就區分了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追趕的兩種機會窗口。[26]一種是當某種技術體系在發達國家趨于成熟后，發展中國家就具備了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這種方式的追趕被稱之為“第一種機會窗口”。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占據了技術創新的制高點，發展中國家無論怎樣追趕，也難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更不說實現跨越了。在佩蕾斯和蘇蒂看來，對發展中國家的跨越式發展真正具有意義的，則是處于醞釀階段的新技術革命所提供的“第二種機會窗口”。在這種機會窗口中，雖然大量的和主要的新技術最初出現在技術上最先進的國家，但由于其技術體系處于最原始的早期階段，科技知識大都是公共的并停留在實驗室階段，知識的意會性程度很低，處于這個階段的新技術革命幾乎會將所有國家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線上”。某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由于更像是“一張白紙”，甚至能比率先崛起的國家更加適應新技術經濟范式的要求，而后者則往往嚴重受困于舊范式的鎖定效應，這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因此，如果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階段能夠以更快的速度進入新的技術體系，它就有可能取代先行者的技術和制度領先地位，實現跨越式發展。德國和美國在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浪潮中的崛起就是“后發優勢”的最好例證。

“第二種機會窗口”的理論為我國稀土戰略的調整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在未來的二、三十年，世界范圍內將有可能爆發以新能源、新材料、納米和生物技術等為代表的第六次技術革命，而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正是這次技術革命中新材料和新能源（也包括部分生物技術）領域內的必需投入品。如果能牢牢抓住此次技術革命的機會，大力發展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科技研發和應用等高端領域，我國將很可能基于“后發優勢”實現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趕超。而我國在這些資源上可媲美中東石油的壟斷地位，將為實施這種趕超戰略提供源源不斷的資源保障。

在現代生產領域，稀土等稀有金屬不僅僅是一種生產原料，更是一種用途極為特殊的戰略資源。稀土廣泛應用于各種復合材料尤其是合金的生產中，起著賦予和提升材料特殊性能的關鍵作用，尤其是在尖端武器的生產中更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他稀有金屬如鎢、銦、鍺、鉬、釩、鈦等，也分別在超級合金、太陽能電池和超導材料等尖端制造業領域內具有重要用途。目前，這些稀有金屬資源已經被廣泛應用于國防軍工、航空航天、信息產業和新材料、新能源的研發等當今最前沿的生產領域。

由于作用極為特殊，這些稀有金屬在現代工業中已然形成了強烈的技術鎖定和路徑依賴，完全替代它們將產生難以逾越的經濟成本和技術障礙。這意味著，至少在未來新技術革命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稀有金屬在高端生產活動中的重要地位都將難以撼動，其技術應用領域也將是各國抓住高端生產活動的“兵家必爭之地”。目前美國認定的35個戰略元素和日本選定的26個高技術元素中，都包括了全部稀土元素；日、英、法、德等工業發達國家都缺乏稀土資源，但它們都擁有世界一流的稀土應用技術。[27]這些國家都把稀土看作是對本國經濟和技術發展有著至關重要作用的戰略元素。這也是我國在2010年10月10日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中，將“大力發展稀土功能材料”列為新材料行業重點發展領域的主要原因。

我國是世界上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最豐富的國家，除了稀土綜合儲量占全球30%強之外，稀有金屬鎢、銦、鍺、鈦的儲量分別占全球的85%、80%、50%和37%，均居世界第一。此外，大量能夠以低成本開采的稀有金屬資源也都富集我國，且我國是世界上惟一能夠供應不同等級、不同品種稀有金屬產品的國家。鄧小平同志曾經意味深長地說：“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如何充分利用我國在稀有金屬資源上這種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抓住即將到來的新技術革命的難得機遇，將豐富且成本低廉的稀有金屬資源投入到我國而不是別國的新能源、新材料的研發應用等高質量生產環節上，是發揮稀土等戰略資源重要作用的最優手段，也是我國稀有金屬資源戰略調整的唯一方向。

五、稀土問題折射出我國資源戰略大轉變的必要性及其具體措施

在演化經濟學家們看來，將重要自然資源或原材料投入到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高質量生產活動之中，是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基本前提，這是歷史上成功崛起的工業化國家所遵循的資源戰略的基本原理。正是基于這種戰略，英國和美國分別抓住了以煤炭和石油為主要能源的兩次技術革命一躍成為了世界霸主。同樣，那些成功地避免了“資源詛咒”的發達國家，都是通過有意識地在基于資源的經濟活動之外創造高質量的生產活動，才避免了如今拉美國家的厄運。

今天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內涵與當初發達國家崛起時的情況相比已經有了很大變化，其內涵已由原來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的重化工業，以及后來以石油能源和石化產業為主的大規模工業化生產范式，向以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術為核心的綠色生產范式轉變。同時，低質量生產活動的外延也在不斷擴大，除了以往“出口原材料、進口制成品”的“壞的貿易”之外，任何使用自然資源生產低端制成品進行貿易，或利用國內廉價能源提供動力從事低端來料加工貿易的經濟活動，在當前都具備低質量生產活動的全部特征。

不幸的是，我國當前以勞動密集型低端產品出口和來料加工貿易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就是這種低質量生產活動的典型。在我國源源不斷地向發達國家輸出大量廉價商品的背后，是國內能源和原材料等寶貴資源的賤價消耗和巨大浪費，同時也是對國外消費者的廉價資源補貼。另外，作為“世界工廠”的巨大資源消耗，導致我國進口初級資源的價格不斷上漲，而出口低端制成品的貿易條件卻在不斷惡化，深陷利潤空間被“兩頭壓縮”的窘境無法自拔。最為嚴重的問題是，我國目前這種以低質量生產活動為主的經濟模式，使得充分發揮稀土等重要戰略資源巨大作用的可能性已基本化為泡影，恐將導致我國與即將到來的新技術革命機會窗口失之交臂。

我國稀土等戰略資源面臨的種種困境，折射出目前我國基于“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發展戰略的資源利用方式已經難以為繼，亟需盡快做出重大調整，逐步實現由將稀土等重要資源投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向將其投入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戰略轉變。具體要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不要受某些西方發達國家和WTO等國際機構施壓的影響，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當前的稀土儲備和出口配額政策。發達國家在我國稀土等戰略資源上一貫表現貪婪[28]，說明了其目的絕不僅是為了獲得我國廉價稀土原料那樣簡單，而更可能是一種遏制中國崛起的手段。在2010年政府未削減稀土出口配額之前，我國用占世界30%的稀土儲量供應了全球90%的稀土消費，其中60%以上出口至西方發達國家，可以說是敞開了門不計成本地向世界供應。商務部長陳德銘據此指責美國等在我國稀土問題上“太沒良心”，不是沒良心，而是對華政治需要。就連某些日本專家也認為，目前以日本為代表的某些國家，大造尋找稀土替代材料或重啟稀土開發的輿論，不排除是為了牽制中國的一種姿態。[29]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只有繼續貫徹執行當前的稀土政策，才能避免落入發達國家設置的政治圈套。

其次，我國目前的原材料政策應當更近一步，正如筆者撰文指出的，我國應當逐步停止稀土等不可再生資源的出口，并將涉足稀土等不可再生資源生產和加工活動的外資企業全部收歸國有。[30]我國稀土儲量在1996至2009年間大跌37%，只剩2700萬噸。按現有生產速度，我國的中、重類稀土資源僅能維持20年左右，而未來50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使我國面臨著過去任何一個國家工業化過程中所沒有遭遇到的空前資源壓力。停止稀土等不可再生資源的出口，直接關系到我國未來能否克服資源瓶頸成功實現工業化崛起。禁止稀土資源出口并將“涉土”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就是要扼住發達國家掏空我國寶貴資源發展它們高科技的企圖，為我國實現趕超戰略贏得寶貴的資源和時間。

第三，從短期來看，對于自然資源行業，尤其是稀土等重要的戰略資源，我國要實施“大資源戰略”。在當前的混亂局面下，對內整合并控制生產能力，對外成立卡特爾統一定價權，是短期內我國如稀土等資源行業避免落入“收益遞減”和“競次效應”的有效措施。我們在上一點已經提出，我國要逐步禁止資源出口，將寶貴資源投入到國內高端生產領域。但是，從目前的國際政治壓力和國內需求環境來看，立即禁止稀土等資源出口都將造成很大負面影響，因此，在短期內采取卡特爾限制出口并壟斷價格是一個次優選擇：既避免了資源被快速掏空，又可以有一個過渡期的調整階段。聯系到最近我國稀土資源整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導致稀土價格大幅上漲的事實，OPEC組織的成功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但是也要避免過度壟斷對國內企業和消費者帶來的損害。

第四，從長遠看，我國要大力發展在第六次技術革命中具有代表性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將稀土等戰略資源投入到我國而不是外國的新能源、新材料領域的技術研發和高端應用中。這是我國抓住第六次技術革命實施趕超戰略的最好機會，也是獲取與稀土相關的制成品定價能力的終極途徑。為此，我國亟需轉變目前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并嚴格按照《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中的具體要求，重點發展國內的稀有金屬復合材料、超級合金、永磁材料、超導材料和太陽能電池等，力爭在未來二、三十年內獲得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稀有金屬高端應用技術，并大力推進這些稀土終端材料在整機制造業上的應用水平。我們建議，在高端技術沒有實質性突破的情況下，我國要大幅減少稀有金屬開采；而在高端技術取得實質性突破的情況下，我們也應從戰略角度出發，在價格低廉時從國外進口而不是開采本國的礦藏。

最后，要將稀土應用等高端產業留在稀土資源富集地。目前，我國稀土資源集中分布于內蒙古白云鄂博、江西贛南、廣東粵北、四川涼山等地。在這些稀土富集地就近發展稀土深加工和應用等高端產業，不僅僅是出于資源便利的考慮，更是為了統籌城鄉發展、縮小東部沿海與內陸地區的貧富差距。如果這些地區只保留高效率的稀土開采和粗加工行業，而高端應用領域都被轉移到了沿海發達區域，那么這些地區必將深陷“資源詛咒”。只有將高端產業留在當地，這些地區才能夠通過產業結構升級，轉變資源性經濟增長方式，這是大力推進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一劑良方。

Rare-earth Issue in China:

a perspective from economic history and an analysi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ia Gen-liang, Liu Li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is paper rethinks profoundly the behavior of exporting natural resources, taking rare-earth for example, and the relative policies in China.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s were the key to economic take-off in today’s developed countries, all of which adopted the strategy that ‘import materials and export manufactures’. In contrast, exporting crude resources will lead to national decline. Developed countries restricting exports of natural resources are intended to put them into the high-level industries, which have more value added and larger opportunity windows for innovation and are considered as the basis of becoming haves. The opportunity windows for ‘Catching-up Development’ come from the new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The abundant resources of rare metals in our nation will provide us an uncommon chance to seize the new opportunity windows of the Sixth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For achieving this, we present targeted suggestions to adjust our resource-based strategy, given that the serious shortcomings in our current modes of using and developing rare-earth and other rare metals industries.

Keywords: rare-earth; natural resources; high-quality activity of production;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resource-base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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