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毛主席提出:“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艾思奇出過一本書，叫作《大眾哲學》。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演變成了一個口號和廣泛的運動——“哲學大眾化”。
毛澤東時代通過500萬赤腳醫生讓中醫藥這個古老而璀璨的民族瑰寶幾千年來第一次真正地走入了千家萬戶，造福每一個中國人民，讓中醫藥成為真正的“人民醫學”。面對今天中醫藥發展的窘迫局面以及醫療產業化給人民健康帶來的種種問題，是時候思考“中醫大眾化”這個命題了！
幾天前，中國中醫藥報發了一個數據：
“截至2021年末，中醫類別執業（助理）醫師73.2萬人，比2012年末增長了105%。”
相比十年前，這的確算是一個“喜訊”，但是，這個數字也存在更多讓人憂心的地方。
一則由這個數字反推，意味著十年前中醫執業醫師只有35萬；如果再往前十年，2002年中醫執業醫師只有27萬。
二則筆者此前看過另一份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擁有中醫執業醫師52.7萬，而實際從事臨床的數字卻可能不足23萬；筆者以前講過帶家人去中醫醫院看中醫，卻被使用的是全西醫手段的例子，也就是說這23萬臨床中醫師里，真正具備中醫思維和素養的醫生就更是少的可憐！
然而據統計，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擁有27.6萬中醫，而當時的總人口才5億；而這27.6萬可沒有拿了資格證書就去搞科研、出書或者下海從事其他行業的“注水中醫師”。
1950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事實上成了一次以圍剿中醫、消滅中醫為主題的會議；在所謂的“中醫科學化”口號下，1953年全國審查合格的中醫只剩下14000多人，導致中醫事業一片蕭條。這引起了毛主席的極度不滿，接連發出多項振興中醫藥事業的指示，甚至憤怒地指示“搞不好中醫工作，我來當衛生部長！”
終于到1959年，全國中醫醫生達36.1萬人，也是以臨床醫生為主。
新世紀之初，有人為了掩蓋中醫執業醫生相比50年前不增反減的嚴峻事實，經常拿出1978年我國只剩24萬中醫師，意思是其后20多年在穩步（緩慢）增長。然而這里需要指出的是，1965年，毛主席又發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中醫藥人才培訓體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人民公社養活了500萬赤腳醫生，服務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地區。
按照現代西醫的“科學”標準審查，這500萬赤腳醫生全部都不是醫學專科院校畢業的高材生，根本取得不了行醫資質。
然而，“一根銀針治百病”——500萬赤腳醫生正是靠著一根銀針、一把草藥解決了絕大多數貧下中農的常見疾病，讓中國人口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迅猛地增長至68歲，讓中醫藥這個古老而璀璨的民族瑰寶幾千年來第一次真正地走入了千家萬戶，造福每一個中國人民，讓中醫藥成為真正的“人民醫學”；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民間開展起了轟轟烈烈的“獻方運動”，古中醫的經驗和智慧真正得到了發掘和傳承；
中醫藥的廣泛運用，也為廣大中醫藥工作者積累了海量的寶貴醫案，通過他們之間充分、無私的交流，中醫藥技術又向前邁進了歷史性的一大步！
可以說，正是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后十余年間，中醫藥事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
所以，14億人擁有73.2萬執業中醫師（含助理），其中相當一部分長期不參與臨床，參與臨床的相當一部分又根本不是用中醫手段進行診療，盡管相比十年前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這個數據不說對比1978年的24萬專業中醫師和500萬赤腳醫生的龐大隊伍，就是對比新中國成立初的5億人擁有27.6萬中醫，至少對于中醫藥事業本身來講，實在很難讓人欣喜。
當然，筆者絕非要就此否定我國總體醫療實力的增長。相比執業中醫師的數量變化，西醫的執業醫師數量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8.7萬人，增長到了2021年末的350多萬人。
作這樣的數據對比，筆者也非要去爭論中醫、西醫本身的孰高孰低、孰是孰非；筆者既非“中醫粉”、也非“西醫黑”，筆者對于中西醫之爭的看法以前談過多次，本文可以再重申一遍（了解筆者的讀者可以略過下面的內容）：
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是不是就意味著中醫要消亡呢？
在長遠的未來，的確如此。未來也許不會再有中醫和西醫的分別，因為就連人類、連地球甚至整個太陽系都是要最終消亡的。但是，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中醫仍將有著旺盛的生命力，有著存在與發展的重大意義。
中醫的整體論和辨證論治思想不僅沒有過時，反而一直是領先的，這是毛主席號召“西醫學習中醫”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西方輿論是否承認，從國際醫學發展趨勢看，西方醫學也在開始走整體醫學的路線。
同樣地，現代中醫的傳承和發展，當然也不應該排斥對現代物理、化學、生物技術的運用，畢竟中醫的分科思想和實踐就是技術發展的產物，沒有什么東西是一成不變的。
中醫的診療手段是現代西方醫學不予認可的，但實踐上又是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因就是“中醫是一門實踐的科學”。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發展到今天，然而人類對于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的認識仍然還有很多盲區，即便是對人類自身身體的認知。抱著對人類“能力邊界”有限性最起碼的謙虛，西醫工作者也沒有任何理由和資本盲目地否定中醫。
如對傳染病的認知和應對，中西醫各有千秋。西醫的基因測序手段可以精準地識別病毒，方便人類按圖索驥去應對；但是，在不斷變異的病毒面前，西醫徹底殺滅病毒的策略離成功差距尚遠；中醫無法精準識別病毒，但僅從患者癥候與體質的辨證來看，中醫在以往的實踐中已經積累出行之有效的治療手段。二者為什么就不能有效地結合呢？
筆者之所以對中醫藥事業發展的現狀感到痛心，除了這個歷史悠久、經驗豐富的寶貴民族瑰寶至今仍面臨著消亡的危險；更重要的是，對于廣大底層勞動人民而言，很多常見疾病和慢性疾病明明可以用極其簡便、廉價的治療手段解決，為什么非要按照所謂“現代醫學的規范流程”，在聲光電織成的“流水線”折騰一大圈，最后可能還要依賴患者“自愈”，這個過程既大量地消耗著醫保基金，又極大地增加了人民群眾的醫療負擔。
筆者的兩個孩子從出生到大流行出現之前，除了國家規劃的免疫和入學要求的體檢，根本就沒進過醫院。當然，這一方面是兩個小家伙比較幸運，這些年一直沒有生過大病；另一方面小孩日常遇到頭疼腦熱，我們僅僅是通過艾灸、推拿就可以自行在家處理了，即便遇到高熱，通過推拿也可以立竿見影。當然，我們還常備了一些中成藥的制劑，在癥狀出現之初，往往就會根據癥狀提前干預。
筆者妻子的80歲高齡的外婆，前些年被診斷出腦梗塞，一開始出現昏迷就被她的子女送到醫院，除了天天輸液也沒其他辦法；雖然報銷的一部分，但折騰了兩三次還是花了大幾千，病情卻沒有好轉。后來我們夫妻干預了這件事，通過教會外婆子女關于腦梗昏迷的中醫急救手段，被實踐有效取得他們信任后，我們就幫外婆找中醫開湯藥斷斷續續調理了幾個療程，在家對她進行一些中醫外治手段的調理，后來基本再沒出現過頭昏的狀況。
幾年前，筆者曾經在工地做過工友服務項目，從事建筑行業的工人絕大多數也是五六十歲的高齡工人，長期的高強度體力工作，導致他們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腰椎病和關節炎，通過持續中醫義診以及外治手段介入，極大減輕了工友們的病痛；這些外治手段簡便易行，很多工人在中醫義診過程就學會了……
發生在筆者身邊的類似事例還非常多，筆者母親的腰腿病、父親的腦梗，目前都是主要依靠中醫藥手段在家自行調理，既解決了問題，還不會產生太多花費，更讓老人少了很多折騰。
正是因為這些親身經歷，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尚還存在，社會還存在著巨大的貧富分化，窮人還享受不到平等的醫療資源的情況下，中醫外治手段的簡易性和廉價性可以充分惠及底層人民。
然而，目前中醫藥的現狀的確不容樂觀。
某大V前不久在他的公眾號和微博里分享了一位網友的方艙經歷，其曬出的賬單顯示每日的治療費用高達數百元甚至上千。因為其本人排斥中醫，發放的中藥湯劑被他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他在轉陰出艙后，又復陽了……
我們都知道，兩年前國家公布的針對普通癥狀的患者一個療程（一周）的清肺排毒湯的費用不到兩百塊，中醫介入治療普通癥及重癥的平均總開支才7500元；這還不是輕癥及無癥狀患者的治療費用。那么，現在的治療開支中，中醫藥所占的比重就更是微乎其微了……那么，這個事例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就值得我們深思了：一個中醫現在究竟還是不是抗疫的主要手段？另一個如果大流行繼續下去，醫保能否支撐得住？
大流行開始之后，真正使用中醫手段的民間中醫診遭遇了“十不準”，大量的常規病人被趕到醫院。“十不準”主要是不準接受發熱病人，筆者的孩子這兩三年間也遭遇過兩三次發燒，以往我們可以請假在家處理，但現在學校要求必須去醫院，必須看到醫院的診斷證明，這才有了筆者之前講述的帶女兒去中醫醫院看感冒的事情。三甲的中醫醫院，采完核酸之后，一上來不是把脈問診，而是開了幾張化驗單，然后又開了退燒藥、消炎藥（這些真被我回家扔到垃圾桶了！），在筆者的要求下才開了中成藥（現在在藥店自己買不到）。而這筆門診的診療費用根本不夠醫保報銷的起付線，只能自行承擔。
筆者并不否認現代西方醫學的發展成就，但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感冒，現代西醫都不會治，而是將其看作自限性疾病，等待患者自愈，中間僅僅是防止出現高熱，以及壓制一些表面癥狀的出現；而用退燒藥退熱，出現反復幾乎是必然的，這也是退燒藥被筆者扔到垃圾桶的原因所在。高燒的確會誘發肺炎、腦炎、心肌炎，但中醫的內治、外治手段都可以從容應對，正是因為中醫藥事業的式微，導致很多老百姓已經對中醫產生排斥或者接觸不到中醫，才讓退燒藥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東西被大量使用。
除了本文開頭說的真正的臨床中醫藥工作者相對數量的大幅下滑，還有民間中醫的處境問題。一方面，很多真有治病能力的民間中醫按照西醫的考試制度根本取得不到執業資質；另一方面就是最近發生的一些處罰案例，也體現出了對中醫藥的不友好態度：
案例1：
筆者不是說上面這個案例中的月子中心沒有“違法”，而是真要按照這種處罰標準，廣東很多飯店和街頭的涼茶鋪都會成為潛在的處罰對象。
案例2：
這個案例中的彭某的確是“違法”了，被罰也不冤。但筆者看過詳細的案例報道后仍舊是大感震驚，彭某是自學傷寒論成才，這顯然也不可能取得中醫執業資質；但其之所以能累積這么多客戶，正是因為很多患者使用后覺得有效又推薦自己的病友，就是說彭某是有真才實學的，賣的不是“假藥”；而其售賣的藥膏、藥液、藥丸，定價在12元至755元不等，實話講，在有效的前提下，這個定價真的很“親民”了。
當然，筆者舉這兩個案例，絕不是要鼓勵“某月子中心”和“彭某”的違法行為，而是為了說明中醫藥絕非什么神秘的、深不可測的事物，它恰恰是源于實踐、成于實踐的人人可以學習掌握、可以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民醫學”。
一方面，政策層面如何既能有效防止不法商家和打著中醫旗號的騙子坑害老百姓，又能充分鼓勵中醫藥在人民群眾中的普及、發展，再現“500萬赤腳醫生”的光輝歷史，這是“肉食者謀之”的事，但卻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前者出現的根源正是“私有制”，而后者的復現則必須依靠“公有制”。
另一方面，就是中醫藥知識的宣傳普及推廣，讓普通群眾掌握常見病的簡單辨證以及一些常規的外治保健手段，讓那些被中醫黑誤導的群眾，轉變對中醫藥的認識，這是值得我們身體力行的事情。
毛主席提出:“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艾思奇出過一本書，叫作《大眾哲學》。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演變成了一個口號和廣泛的運動——“哲學大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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