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討論防疫，經常談論起中醫。

　　有熱心讀者在后臺留言，因為筆者公眾號的魯迅先生頭像才關注這個號，并提起魯迅先生的那句“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來提醒筆者。

　　之所以用魯迅先生的頭像，當然是因為筆者從內心深處敬仰魯迅先生的戰斗精神。下個月就是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的紀念日，打算寫點文字紀念他，姑且就從他的這句“中醫騙子論”說起吧。筆者水平有限，說錯了歡迎后臺留言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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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于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里，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并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

　　這是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中的一段文字。魯迅先生對于現代中國的意義，自然不必懷疑。很多中國人就是從魯迅先生的這句“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來認識中醫藥的。

　　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同中國音樂家協會的負責同志會見時進行了談話，談話中毛主席提到了魯迅先生對中醫的看法，“魯迅對于外國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都懂，但他不輕視中國的。只在中醫和京劇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確。中醫醫死了他的父親。他對地方戲還是喜歡的。”

　　魯迅先生對中醫的“惡感”大約來自于兩件親身經歷的事。

　　一件就是毛主席提到的中醫醫死了魯迅先生的父親。魯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是清同治年間的進士，曾任江西金溪縣知事，后因賄賂案發入獄；魯迅先生的父親周伯宜也受到牽涉，被捕入獄，又被革去秀才，自此家道中落。這便是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提到的“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

　　出獄之后的周伯宜自此意志消沉、借酒消愁。周伯宜原本就有肝病，長期的過度飲酒更是加重了病情，腹部鼓脹、下肢浮腫，此等癥狀中醫稱單腹脹，也就是西醫的肝硬化，周伯宜只好找名醫何廉臣看病。

　　在中醫看來，憂郁惱怒，肝失疏泄，周伯宜的病首先是“情志病”，也就是心理疾病，調節情緒是最重要的。當然，藥石輔助不是不可以調理、改善，偏偏周伯宜生病期間也毫不忌口、照樣飲酒。過度飲酒傷肝，這是今天西醫也認可的知識。

　　即便是現代西醫發展到今天，也認為肝硬化“尚無根治辦法”；至于發展到肝腹水，就近乎絕癥了。而魯迅先生認為他父親的死是中醫耽誤的，“即使有人說中醫怎樣可靠，單方怎樣靈，我還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挾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見魯迅《墳·從胡須說到牙齒》），這難免就有些冤枉中醫了。

　　而另一件是魯迅先生在《墳·從胡須說到牙齒》中講述的自己治療牙病的經歷。魯迅先生自述“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然而，“住的又是小城，并無牙醫”，找到《驗方新編》“試盡‘驗方’都不驗”；“正式看中醫，服湯藥，可惜中醫仿佛也束手了”。魯迅先生還因牙病被一個長輩斥責“因為不自愛，所以會生這病的”。

　　魯迅先生后來到日本留學，在長崎看牙醫，被診斷為牙石（牙結石引起牙周炎，導致牙齦出血），“他給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謂‘齒袱’，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

　　魯迅先生后來翻中醫書，“它說，齒是屬于腎的，‘牙損’的原因是‘陰虧’”。魯迅先生先生感到“觸目驚心”，“頓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于是便對中醫挖苦了一番，更加不信了。

　　中醫的重要特點就是整體論，認為局部的病變都要歸屬五臟的陰陽氣血失調，然后通過整體調節全身的抗病能力來治療。這是中醫比西醫的高明之處，但也正是不足所在——局部疾病的獨立存在，讓整體性治療失效；牙病不先從局部下手，就成了舍近求遠；當然，如果整體不改善，刮去的牙石還是會重新積累。

　　不過，以牙病為例，這的確是中醫的一大不足。中醫在實踐過程中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周代中醫就逐漸開始通過分科彌補這個不足，唐代分出了大四科、明代太醫院更是分出十三科。

　　但不得不承認，中醫的分科發展是緩慢的。特別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貧富分化懸殊的封建農耕時代，給普通百姓看病的民間中醫大多屬于“全科”，根本不具備細致分科的經濟基礎。分科高度依賴醫療設備的發展進步，即便明代太醫院已經分出了“口齒科”，但到了清代還沒有發明出刮除牙石的器械。

　　現代西方醫學的建立同樣高度依賴于物理、化學、生物等現代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如果忽略了工業革命首先發生于歐洲的事實，盲目地指責中醫“封閉、保守、落后”，就有失公允了。

　　站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同一起跑線上，中醫的整體論思想反而是有其特有的優勢。分科是必要的，但過度依賴分科就會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困境，這也是現代西醫對很多慢性疾病束手無策的重要原因。

　　因為東西方歷史的分別演化，導致中醫和西醫有各自的優勢，也有各自的不足。揪住中醫在臨床實踐過程中的不足之處，予以全盤否定，就頗有些“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同倒掉”的嫌疑。

　　當然，魯迅先生對中醫的“偏狹”，與上世紀初舊中國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也有很大的關系。提出“廢止中醫案”的反中醫領軍人物余云岫，便是魯迅先生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兩人之前就同為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余云岫對中醫全盤否定的看法或多或少會時刻影響著魯迅先生。新文化運動的諸君高舉科學與民主的大旗，中醫被當作封建社會的“遺產”，被動地卷入了東方與西方、科學與封建、民主與專制的論爭，反對中醫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全盤否定大潮的一部分。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為了占領輿論高地、掌握話語權，無不加入全盤否定中醫的行列。

　　梁啟超右腎被錯切，他非但沒有追究協和醫院的過失，反而極力為對方開脫；至于自己多次被中醫治療好轉的事實卻絕口不提，還公開聲明中醫是“瞎猜”。胡適的水腫病西醫久治不愈，后被名中醫陸仲安治好，胡適在公開場合卻極力否認。而孫中山重病之后堅決拒絕中醫治療，聲稱：“中醫是一艘不帶羅盤的船，西醫是一艘有羅盤的船，中醫也有可能找到目的地，西醫有的時候也找不到目的地。但我寧愿乘有羅盤的船，盡管找不到目的地”——這堪稱是從對一種迷信的反對跳到了另一種迷信。自由派批評中國革命后來是“救亡壓倒啟蒙”，如此這般為了維護西方文明的“先進性”，連中醫能治病的基本事實都不顧了，連最起碼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都拋棄了，有何資格以“啟蒙者”自居呢？

　　所以，魯迅先生1920年代的數篇文章對中醫的激烈批評，很大程度上是對啟蒙思潮的響應以及以“反封建”為己任的輿論鼓吹。

　　魯迅先生的雜文集《三閑集》錄有寫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飯之前”的《某筆兩篇》，其中寫道：

　　昨天又得幸逢了兩種奇特的廣告，仍敢執紹介之勞。標點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

　　其一

　　熊仲卿榜名文蔚。歷任民國縣長，所長，處長，局長，廳長。通儒，顯宦，兼作良醫，尤擅女科。住本港跑馬地黃泥涌道門牌五十五號一樓中醫熊寓，每日下午應診及出診。電話總局五二七零。

　　（右一則見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環日報》。）謹案：以吾所聞，向來或稱世醫，以其數代為醫也；或稱儒醫，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稱官醫，以其亦為官家所雇也；或稱御醫，以其曾經走進（？）太醫院也。若夫“縣長，所長，處長，局長，廳長。通儒，顯宦”，而又“兼作良醫”，則誠曠古未有者矣。而五“長”做全，尤為難得云。

　　封建遺老、退休官員搞起了中醫，當官經歷還成了其中醫廣告的“資本”，這是對“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濫用，當然免不了“騙子”的嫌疑。魯迅先生的反封建，自然也就要遷怒于中醫了。

　　即便放到今天，中醫的騙子也是不少的；然而，中醫有騙子，西醫就沒有騙子嗎？說到底，都是因為一個“利”字，資本利用西醫騙起人來，甚至可以操縱學術界給全體民眾制造“學術共識”。

　　當然放在當時，魯迅先生的“遷怒”是有其道理的，那就是“矯枉必須過正”。

　　與孫中山先生寧死不看中醫的極端偏執比起來，魯迅先生的“反中醫”其實并不極端，他更多的是反庸醫、反對被封建綁架成玄學和迷信的假中醫，另外就是他本人因為認識的局限性對中醫產生的某些誤解。

　　魯迅先生之子、全國政協委員周海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

　　我父親并不反對中醫，反對的只是庸醫……所以，并不是說我們家里不吃中藥，不看中醫。比如說，我母親(許廣平)身體不好，當時因過度勞累，患有婦科病，我父親買來“烏雞白鳳丸”給母親服用，很快見效。這種中藥丸，后來父母親還介紹給蕭紅服用，因她也是體弱勞累，生活不安定，以至患了婦科疾病，結果也治愈了。說魯迅反對中醫藥，實際并不是如此。那些反對中醫的人沒有調查研究，拿魯迅“說話”，是不公正、不科學的。

　　1920年代，魯迅先生越來越多地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對于唯物辯證法的運用越發嫻熟，他后期雜文的強大戰斗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哲學上的這種更新。（限于篇幅，這個問題先不展開，有機會的話筆者在后續文章再細致分析）

　　試想，一個真正精通唯物辯證法的人又怎么可能是一個“極端反中醫”者？或許是魯迅先生的早逝，使得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沒有機會給中醫說兩句公道話，又或許是他擔心他對中醫的折衷會影響他開出“反封建猛藥”的藥性吧，以至于憑著早前的文章，被人以為“魯迅反中醫”。就連毛主席也得出“在中醫和京劇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確”的結論——以魯迅先生文章對中醫的某些誤會而論，這個結論也不為過。

　　不過，毛主席對魯迅先生總體上的看法是準確的：“魯迅是民族化的……外國是后起之秀，我們落后了。魯迅對于外國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都懂，但他不輕視中國的。……吸收外國的東西，要把它改變，變成中國的。魯迅的小說，既不同于外國的，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見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

　　魯迅先生既不排斥中國傳統的“精華”，也不排斥外來文明的“精華”，他是主張“拿來主義”的。這一點跟毛主席主張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思想高度一致，所以，毛主席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魯迅先生對中醫的部分誤會無損他的偉大，正如列寧同志贊揚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倍倍爾、盧森堡，諷刺修正主義者時所引用的那句寓言：“鷹有時飛得比雞低，但雞永遠不能飛得比鷹高”。

　　其余的話

　　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是不是就意味著中醫要消亡呢？

　　在長遠的未來，的確如此。未來也許不會再有中醫和西醫的分別，因為就連人類、連地球甚至整個太陽系都是要最終消亡的。但是，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中醫仍將有著旺盛的生命力，有著存在與發展的重大意義。

　　中醫的整體論思想不僅沒有過時，反而一直是領先的，這是毛主席號召“西醫學習中醫”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西方輿論是否承認，從國際醫學發展趨勢看，西方醫學也在開始走整體醫學的路線。

　　同樣地，現代中醫的傳承和發展，當然也不應該排斥對現代物理、化學、生物技術的運用，畢竟中醫的分科思想和實踐就是技術發展的產物，沒有什么東西是一成不變的。

　　中醫的診療手段是現代西方醫學不予認可的，但實踐上又是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因就是“中醫是一門實踐的科學”。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發展到今天，然而人類對于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的認識仍然還有很多盲區，即便是對人類自身身體的認知。抱著對人類“能力邊界”有限性最起碼的謙虛，西醫工作者也沒有任何理由和資本盲目地否定中醫。

　　如對傳染病的認知和應對，中西醫各有千秋。西醫的基因測序手段可以精準地識別病毒，方便人類按圖索驥去應對；但是，在不斷變異的病毒面前，西醫徹底殺滅病毒的策略離成功差距尚遠；中醫無法精準識別病毒，但僅從病癥來看，中醫在以往的實踐中已經積累出行之有效的治療手段。二者為什么就不能有效地結合呢？現實情況不是中醫不愿結合西醫，而是某系西醫看不起中醫、排斥中醫的參與，對中醫藥已有的成績視而不見，污蔑中藥是“安慰劑”。

　　另外，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尚還存在，社會還存在著巨大的貧富分化，窮人還享受不到平等的醫療資源的情況下，中醫的有效性以及中醫外治手段的簡易性和廉價性都是可以惠及底層人民的，這是毛主席號召“西醫學習中醫”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正是靠著中醫藥、靠著幾百萬低成本培訓出來的赤腳醫生，毛澤東時代徹底改變了廣大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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