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災后的醫療

公元1232年，蒙古大軍圍汴梁（河南開封），“京師戒嚴，迨三月下旬，受故凡半月，解圍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凡三月”百萬余人的大疫，促使當時的醫生們紛紛思考治療的方法。其中有叫李杲字東垣的醫生認為，時人城圍糧少，驚懼奔號，戰傷頻仍，勞乏不斷，致內已傷于饑飽勞倦，脾胃功能低下，外即易感于風寒不正之氣，故有此大疫。遂創立了補脾胃，升清陽，降濁陰的補中益氣法門，以治療相關疾病，而成為一代宗師，居金元四大家之一。后人認為這次大疫乃黑死?。ㄊ笠撸┑娜虮┌l，八十多年后，該病乃襲擊了歐洲，導致了2500多萬人的死亡，西方世界因此元氣大傷，而中國卻籍此推翻了元朝的統治，邁進了朱明時代。后代醫家們發揚了李杲的學說，衍生出了溫補一派，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繼續作出了貢獻，這是后話?！　?/p>

本次汶川地震災區的傷員們似乎正在經歷著某種類似的病態（不是說鼠疫）。饑飽勞倦那自不用說，恐懼、創傷更加普遍。災民和救災人員都同樣面臨著這一基本問題：對體力的消耗、對感染的抵抗、對創傷的修復，致使大量氣血消耗于外，雖然有精神的支持，但人胃腸道的供血是嚴重不足的，對營養的吸收、利用能力低下，整個人體即缺乏了后勁，免疫系統就有了大缺口，而身體儲備的能量是有限的，精神力量也是會松懈的，到時，人拿什么來和疾病作斗爭，拿什么來重建家園？目前已注重了水源控制、飲食衛生、環境消毒，對傷員的救治是手術也做了，多聯抗感染、抗破傷風也用了，但所有的只是考慮了外因，對氣候、內因（內環境）及其之間的關系卻缺乏必要的考量。西醫學也認為創傷后機體會動員神經內分泌的代償能力以對抗損害，而同時身體的吞噬細胞、淋巴細胞和細胞因子卻不同程度的功能減弱，但在機體受傷后出現高分解代謝的情況下，修復與消耗的矛盾如何處理？大量的抗菌素用了，在對抗感染的同時也分解了大量的毒素，人體要自我修復，又要對抗感染，還要對抗毒素，同時因為創傷、工作、環境的原因，人大量流汗散熱、體力消耗、飲食質量低、進食不規律、長途轉運病號…即便挺過了急性階段，但漫長的病期還有多少能量來支持呢？天氣越來越熱，不時的還下陣子雨，這濕熱的環境正是微生物的天堂和消磨人體正氣的殺場。這“外熱內寒”的格局使人本身的免疫受了抑制，即便給更多的針水、液體支持，也只不過加重了人的負擔，進一步分散了人體正氣的兵力而已，何惶及于傳染性的疾病呢？中醫所缺的乃是公共的衛生防疫手段，但并不缺防疫的理念和特有的內治方法。針對這種情況，李杲的學術就非常的適用了，視其是脾胃虛弱或者濕邪內阻又或者二者兼有，即可分途治之，出現胃腸道情況時更應該注意；再加上外傷及兼癥的或活血化瘀、或清熱解毒、或解痙舒筋、或溫陽化濕等方法，可以加速傷員的痊愈，減少抗生素的用量，減少危重病人的出現，更會大大減少醫療的費用，并有利于防止災后一段時間可能出現的疫病流行，減少甚至杜絕傷員、救護人員的病死可能。建國后許多次傳染病流行都可以證實中醫的巨大作用，惜乎有些人不愿承認而已！　　

只要是真正的為民著想，真正的本著科學精神，真正的“不惜一切代價的救助傷員”，就不應該放過任何的治療手段和機會，應放下偏見，撤開制肘，盡最大努力綜合最有效的方法治療患者，而不是講形式、借此宣傳或以人命來實踐主觀主義。重建家園需要人力、物力、財力，我們醫療也要講究“多、快、好、省”，以使資源能更多的留給后續工作。千萬不要像“非典”時期，非要幾個白發老頭上北京請“命”了，不要再用命來換中醫治病的資格了，否則，擁有中醫這項“屠龍術”的中華民族是真要貽笑世界的！鄙人人微言輕，希望借助廣大網民的熱情，能為中醫奔走相告，讓中醫有資格為災區貢獻自己的力量，而不被壓制于帝國主義（跨國資本及其所謂科學文化的抓牙）、封建主義（現代中醫建立在清末民初學術上的教材體學術）和官僚主義（所謂醫學權威，中西醫既得利益者及醫學行政機構）的三座大山之下。則患者幸甚、中國醫學幸甚！

論手術之力有時而窮

大量汶川地區傷員的救治需要綜合全面的手段分階段進行，手術是首當其沖的第一階段，而當清創、復位、固定，甚至截肢以后呢，必定是抗感染治療，而且也只有以抗感染為主的治療（有條件者或許還運用一些肢體鍛煉恢復手段）。一個完整的人體，一個連貫、動態的病理變化被截取得只剩下了局部內容?！　?/p>

我們許多的醫生和病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手術作得非常完美，該拿的都拿了，該接的、裝的也都接了、裝了，創口很小，縫合得也漂亮，但下手術臺的病人卻死了。在這里，手術的完美與病人的整體變化似乎產生了一種矛盾。這樣局部的處理并沒有代表和改變宏觀的、動態的疾病變化，有時反而促使了整體的崩潰，或者說是讓大家都忽視了人作為整體的存在。人們對手術的崇拜似乎超出了手術自身所能承擔的責任，在手術之余沒能更多地考慮利用、增強人自身的作用。雖然有時侯局部問題可能暫時充當主要矛盾，就像汶川地區地震目前是整個中國問題的重中之重一樣。但永遠都還有其它的重點，永遠會有發展變化。整個社會對地震災區傷員的搜救就好比是手術一樣，搬開了廢墟（清創），救出了大量人員，恢復了行政機構或者是有新的機構代其行使了職權（保存了有生細胞，甚至是恢復了部分器官組織的功能），但還有安置工作，保證日常生存生活工作，物資補充支持工作，運輸工作，人力的有序、合理地安排，社會治安工作，乃至災后重建的巨大艱巨的工作等在后面，還會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何況奧運的臨近及國內外的經濟、政治、外交等其它重要的工作呢？哪里可能一勞永逸呢？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災時，還是災后，強調的都是自救，中國獨立自主的自救，社會的自救，每個人的自救，政治動員、行政命令只不過是一種外力的促使，一種方向的指引，如果每個個體，每個組織不予理睬、不予配合，不上升、匯聚到這個主要矛盾上來，缺乏了“內力”（個人的心理承受力、責任感、使命感和整個民族國家的凝聚力），癱瘓了，崩潰了，一切等著別人、別國的幫助、給予，把自己變得真的像無奈、可憐的災民，那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的“免疫力”就不會得到促升，“體能”就不會得到超越了?？上驳氖?，我們的國家的人民一直充滿著活力，在災后依然保持著自信、自尊、自強不息，依然以一種開放、開闊的胸懷面對世界，平常生活中的一切矛盾都退居到了次要位置，內外合力，何事而不成呢？　　

但我們的醫療卻不是這樣的。不論手術治療，還是后續的抗生素治療、液體支持治療，毫無例外地都是“外力”的作用，是外在的給予、支持，而不管內在的自我組織，自我修復；自體的生產、分泌、儲備、調動、吸納、利用、排泄的完整性、有序性，對“內力”的認識也就停在了比較被動的能恢復多少就恢復多少，出現了什么問題就臨時對癥處理，對機體內在的機制缺少預設與宏觀把握，一般的“規范”手段用了無效后就截肢或加大外部藥物的干預量，結果就像是伊拉克戰爭一樣，干預得越多，創傷、損害就越大。手術與抗菌就好比是戰爭，其雷霆之力為時所必須，但不是也不可能是貫徹始終的方法。豈能“唯武器論”，“唯軍事打擊論”呢？　　

而醫療就僅只于此嗎？我們充分利用、發展了外來的醫療手段與方法，偏偏卻厭棄了本民族的內生的醫療手段和方法，而這個系統的方法卻恰恰是以“內力”作為中心的。其中的針對外感、外傷的治法，正是用解表、調和營衛的方法，集全體之力量，不論“肝心脾肺腎”五藏的分屬，一致對外，集氣血之全力以配合、促進身體的應急反應，使力量集中于損傷之處或身體提示的正邪交爭之部、病理產物聚集之部。與社會的機能何其相似，論有機性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針對脾胃、氣血的虛弱（就如同物資的運輸、儲備、調動不足一樣）則調補之；針對大小便及氣機的不暢（如同廢棄倒塌物的壅積，道路的阻斷）則通暢、排汰之；針對局部的熱腫瘀痛（就如同災區人員、傷員的擁擠，地區容納能力不足，反而出現混亂、磨擦）則清熱散瘀以疏利、秩序之；針對心腎的虛弱（就如同資源的不足，分配混亂，政策指令不足）則溫心陽補腎氣以調動身體儲備，加強“政策干預”…最為關鍵者在于中醫藥的作用是促進機體的主動能力，調動每一個“個體”，幫助其進行機體的修補、建設，而不須誰的命令，沒有利益牽制，或乘勢的投機，無須被動的承受、接納外援帶來的附加后果。所不同者，是社會性的外援有人的理性、感情來制約；而藥物、機械的“外”（相對于身體的內）援是冰冷的器械與化學的無情，人往往反被工具所制約。　　

全面救災行動是當下社會的主流，但中醫學卻不是“中國”醫學的主流，中醫界在救助傷員和接收轉運病人的行動中是沒有資格參與的，這不能不令人遺憾和痛心。少數以中醫名義參與的不過是西化的手術與比附抗生素的清熱解毒，一般中醫更不敢、不知如何運用自己的學術以實踐自己的責任與使命，以長遠來看這比自然災害更為可悲！就目前的醫療實踐看，單單講醫療費用及殘疾人士的增加就將使國家背負上巨大的負擔，而中醫的介入最起碼可以減少費用（“非典”時中醫救治花費最高5000元，西醫則需10萬元，而且還有大量激素后遺癥——股骨頭壞死）難道我們不應該打破偏見，積極采用中醫治療，以成為真正辯證的、科學的、全面的醫療救治嗎？愿大家深思之?！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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