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子與毛澤東
——兼論近現代湖南雄才輩出的原因
鄧宏海
這些年來，文化界、學術界、讀書界都在熱烈討論“湖南現象”。大家都很奇怪，湖南這么一個地理位置上沒有什么特殊性的中部省份，而且其開發比華北、華東乃至四川較晚。明清以前，湖南很少出什么歷史人物;可是，到晚清以來，湖南卻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政治家、革命家、軍事家、戰略家、哲學家、文學家的搖籃。古代屬蠻荒之地、人才稀缺的湖南，為何到近現代徹底改觀，所出人才居各省之首，一代代的雄才走在改天換地的社會變革最前列，引領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是誰開啟了“惟楚有才，于斯為盛”的湖湘文化?
對這個問題，梁啟超的回答是：“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譚嗣同、黃興亦都受他影響。清末民初之際，知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王夫之后世尊稱)的人，并有很多知識青年做熱心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乆而愈昌了。”(李滔 2009，楊靜靜2004)
梁啟超這段話成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現有共識。大家認為：王夫之是湖湘文化鼻祖,湖湘文化的靈魂、核心，是對湖南明清以后直到今天如此輝煌局面最大的影響者。他不僅是岳麓書院乃至更早的湖湘文化之集大成者，而且繼承和發展了整個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他的憂患意識、經世致用、批判創新、兼容并蓄的學識，博大精深,哺育了包括曾文正、胡文忠、譚嗣同、黃興、毛澤東、蔡和森等一代又一代雄才(王琪 2012,楊靜靜 2004，李舫2020)。
其實，這種共識還不能使人徹底信服。人所共知，與王夫子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黃宗羲、顧炎武，同王夫之一樣，都是閱歷深廣,學問淵博,著述宏富，也俱備這些深邃的先進思想和集前人之大成的學術成就。那么，黃宗羲、顧炎武的成就為何未能像王夫之的成就哺育湖南歷代雄才那樣，在其所在的浙江省、江蘇省哺育出代代英才呢?為深入考察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將王夫子與其并稱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的黃宗羲、顧炎武的學術成就相比較，從中找出王夫子究竟以什么獨特的成就哺育了這些湖湘文化一代代雄才，而王夫之的這些獨特成就為黃宗羲、顧炎武所沒有，以致他們所在浙江省、江蘇省在同一時期未能像湖南這樣英才輩出?下面就來比較他們學術成就的共性和區別。
二．近現代湖南雄才輩出的內在原因
顧炎武(1613—1682年)、黃宗羲(1610—1695年)、王夫之(1619-1692年)共同生活在明清之際的改朝換代的時代背景下。他們在亂世中顛沛流離，輾轉各地，以共同的憂患意識和愛國思想，苦讀群書，繼承了易經傳統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結合當時科技進步和資本主義因素新生的社會實際，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批判程朱理學 “以理殺人”、奴化人心的心學，創立自己的新學，提出眾多經世濟民的主張，為突破明代以來程朱理學對主流學界的禁錮開啟了新思潮、新學風。他們學術成就的共性就在于(姚瀛艇 1954, 許蘇民2005, 趙宏坤、項永琴，2007):(1)反對宋明理學，提倡唯物主義;(2)反對封建專制，主張國以民為本;(3)反對空談心性，主張經世致用;(4)反對天下為一人，倡導“均田”說和“工商皆本”說。
他們治學及其成就的區別，可從其著述看出：
黃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學、經學、地理、律歷、數學、詩文雜著為類,多至50余種,300多卷,其中最為重要的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夷待訪錄》《孟子師說》《葬制或問》《破邪論》《思舊錄》《易學象數論》《明文海》《行朝錄》《今水經》《大統歷推法》《四明山志》等。黃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編定《南雷文案》,又刪訂為《南雷文定》《文約》。
顧炎武著述主要有經史百家、音韻訓詁、金石考古、方志輿地、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水利河漕、兵農田賦、經濟貿易等，今可考見者已有50余種,代表作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韻補正》《古音表》《詩本音》《唐韻正》《音論》《金石文字記》《亭林詩文集》等。他在音韻學上, 考訂古音,離析《唐韻》,分古韻為十部,在闡明音學源流和分析古韻部目上,有承前啟后之功,被譽為古音學的奠基者。
王夫之著述極其淵博，舉凡經學、小學、子學、史學、文學、政法、倫理等各門學術,無所不包;天文、歷數、醫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廣發涉獵。他的著述存世的約有73種,401卷，散佚的約有20種。 其主要哲學著作有:《周易外傳》、《周易內傳》、《尚書引義》、《張子正蒙注》、《讀四書大全說》、《詩廣傳》、《思問錄》、《老子衍》、《莊子通》、《相宗絡索》、《黃書》、《噩夢》、《續春秋左氏傳博議》、《春秋世論》、《讀通鑒論》、《宋論》等。
比較他們三位的著述，可看出王夫之最獨特的成就是他對《周易》全面系統的研究，無論是在其象數方面，還是在其義理方面，他都取得了超越前人，也超越黃宗羲和顧炎武的成就。在民族災難、國家危亡、人民流離的背景下，他以前無古人的卓識和擔當，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的氣概，在終身探求中國的興盛之道的實踐中，以學用易經為基準，對歷代各種學說、特別是程朱理學進行了全面清算和批判。針對朱熹的“易本卜筮之書”說及其全面篡改《周易》的邪說，他對《周易》作了全面系統的重新解說，撰寫出易學著作六種：《周易內傳》、《周易內傳發例》、《周易外傳》、《周易稗蔬》、《周易考異》、《周易大象解》。其《周易內傳》明確指出：“夏曰《連山》，商曰《歸藏》，猶筮人之書也。文王乃本伏羲之畫，體三才之道，推性命之原，極物理人事之變，以明得吉失兇之故，而《易》作焉。《易》之道雖本伏羲，而實文王之德與圣學之所自著也。”他重申“乾坤”即“陰陽”為《周易》之首的核心地位：“《周易》之書，乾坤并建以為首，《易》之體也;六十二卦錯綜于三十四象而交列焉，《易》之用也。”“《周易》并建乾、坤為太始，以陰陽至足者統領六十二卦之變通。”其《周易外傳》以重“器”、重“形”的唯物主義哲學，弘揚“實學”哲學本體論，顛覆宋明理學的“心性”論，擊中宋明以來程朱理學、心學空談誤國的要害，全面恢復了易經以陰陽為核心的辯證唯物哲學經典的本來面目。在此基礎上， 他寫出《黃書》宣示中華民族復興和中國自強思想，直接成為辛亥革命的先聲; 他撰寫《讀通鑒論》、《宋論》、《尚書引義》提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 、“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主張，直接為中國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指導思想;他著述《讀四書大全說·論語·季氏篇》論證心物(知行)之辯，為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提供了理論依據。由此，國外學者評價“他的學說是中世紀哲學發展的最高階段……他是真正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王夫子恢復易經辯證唯物哲學經典本來面目、顛覆程朱理學思想統治，把近現代湖南人從程朱理學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并以其實事求是地學用易經的學風和學以致用地學用易經的實踐，為湖南近現代人樹立了學習的榜樣，使其后來人可直接效法而成才。這正是王夫之學術成就的獨特優勢之所在，是黃宗羲、顧炎武的學術成就所沒有的。王夫子學術成就的這種獨特優勢，使他這套實事求是之學用易經的方法和學風對后人的培訓作用是如此行之有效，以致能世代相傳，每代都出以王夫之為榜樣的雄才;而每代雄才又以其杰出貢獻為其下一代作出榜樣。這樣一來，在近現代湖南，眾人普遍以王夫之為榜樣，從小學易并養成實事求是地學用易經的習慣。在此基礎上，湖南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王夫之式的人才培訓機制。這就是近現代湖南雄才輩出的內在原因。
三．近現代湖南雄才輩出譜系
在此王夫之式的人才培訓機制的作用下，王夫子學用易學救國救民的精神世代相傳而發揚光大，使近現代湖南出現了雄才輩出的鏈式反應鏈，以致近現代中國每出現一次社會大變革都由湖南雄才來發起、來領頭、來指導(李舫2020);以致陳獨秀發(1920)以一篇題為《歡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評價：“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其雄才輩出鏈中大體有以下幾個環節：
(一)王夫之故去一個世紀后，中國洋務運動的最早發起者魏源(1794—1857)，及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曾國藩(1811-1872年)和左宗棠(1812—1885年)，都是從小學易經出生，并在易經指導下遍讀群書，鉆研輿地、兵書。魏源幼小學易顯露出過人品學之后，又在大易學家周敦頤所創的邵陽愛蓮書院經受深造，直至其集國內外輿地學之大成寫出《海國圖志》，最早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直接推動了清朝晚期的洋務運動;又以其兵法至高深造詣之著述《圣武記》，以清朝初年的武功來鼓勵民眾，倡議改革內政，以抵御外國侵略。
曾國藩更是以王夫之為榜樣，在《周易》學用上下大功夫，其傳世日記中詳細記述了自己學習《周易》的情況。到30歲時曾國藩還買了一套李光地主編的《周易折中》，花了一年時間把這套書精讀一遍。此后的幾十年里，他幾乎每年都會拿出《周易》來溫習，直到1872年正月，他用二十天時間又溫習一遍，十幾天后，就去世了。日記中還記了他的一些讀《易》心得，比如，他認為乾、坤、頤、損、益、鼎這六卦對于養生最有意義。而且，他偶爾還會親自占卦，以幫助決策。
左宗棠學曾國藩，以其所學之易學兵法，投身指揮練兵打仗實踐，以致在收復新疆，推動新疆置省的事業中功勛卓著，并成為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直接參王夫之
作品重新刊印工作的事實，也表明他受王夫之學說影響之深。
(二)王夫之去世兩個世紀后，譚嗣同(1865—1898年)幼承師教學易，較早地接受王夫子學說，青年時期隨王夫之《周易外傳》學周易，逐步從船山著作中吸取精華。唐才常說:"復生治易, 專主船山, 以其多發前人之未發"。譚嗣同本人一再自稱"聞衡陽王子精義之說,為學專主《船山遺書》","私淑船山"。譚嗣同所理解的夫之學說有“沖決網羅”的革命性和啟蒙性，在清初三大儒中，“唯船山先生純是興民權之微旨”, 對王夫之素來推崇備至, 認為，“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在他著作中引用、闡發或提及王夫之思想者,更不勝枚舉。譚嗣同將他對王夫之的敬佩寫進一首詩里：“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岳一聲雷。” 他服膺并信仰王夫之，坦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以續衡陽王子之緒脈。”他學王夫子那樣，建立學說不顧“得罪于先儒”的推陳致新精神，一生追求真理，為民族利益奮斗的獻身精神始終如一,逐成為戊戌變法的斗士; 他懷抱船山精神，大義凜然地走向斷頭臺，以死喚醒中國，成為民族復興的英烈之士, 被認為是用鮮血換取中國改革的第一人(夏劍欽 1999)。譚嗣同還是以兩湖為核心的長江中下游會黨的總瓢把子，大大小小的社團都尊其為盟主，一言既出，幾省震動。譚嗣同一生教出過兩個得意的學生，一個是黃興，另一個是楊昌濟，楊昌濟則教出了世間奇才毛澤東(烏鴉校尉 2021)。
(三)作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發起人之一的陳天華(1875—1905)，幼從生為塾師的父親識讀學易，對史籍尤感興趣;后入資江書院讀書，刻苦博覽二十四史;隨后考人新化實學堂，深受維新思想影響，成為變法運動的擁護者，十分贊賞譚嗣同，認譚為湖南驕傲，是中國大豪杰。繼而考入省城岳麓書院，成績名列前茅，在該學院經常討論王夫子的經世致用學說, 為其后投身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著《猛回頭》、《警世鐘》等書，直至憤而投海自殺，留下絕命書鼓勵同志誓死救國, 做好了理論和思想準備。
黃興(1874—1916年)作為辛亥革命元勛，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之一，盡管早年曾系統地接受過傳統儒家教育，但從從小思想就深受王夫之學說的影響。隨后在南軒先生創辦的城南書院學習五年，雖尊母命順利通過各級考試考中秀才，但課余學武術、習軍事。繼而到武昌兩湖書院深造，雖課程除經史文學外，還有天文、地理、算學、測量、化學、博物學以及兵操等新學科，但他“篤志向學，而于地理一科及體操尤為精勤”。就這樣，他一直在王夫子思想的指引下，以其前輩英才為榜樣，在學以致用中由傳統儒生轉為革命領袖，治學行事腳踏實地，甘當歷史配角。
正是在黃興、陳天華等人遵循王夫之思想之實踐的影響下，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
章太炎、章士釗等人推崇王夫之的民族主義思想，并以此來號召國民投身于排滿反清的民
族革命之中。1911年，孫中山主持制定《中國同盟會本部宣言》宣示: “以史可法、黃道周、倪元璐、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志士仁人作為民族復興的精神領袖。” 章太炎指出：“當今之世，卓然而能興起頑懦，以成光復之績者，獨賴而農一人而已。”章太炎分析辛亥革命成功思想源頭時說：“船山學術，為漢族光復之原。近代倡議諸公，皆聞風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 章士釗在《王船山史說申義》一文中說：“船山之史說宏論精義，可以振起吾國之國魂者極多。故發愿申說以告世之不善讀船山之書，深辜船山之意者。”“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說大張，不數年清室以亡……船山志在鼓勵本族，從事光復。”熊十力認為船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就是“志在中夏文化之復興”( 陳政峰2019)。
(四)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一生景仰王夫之。作為譚嗣同的得意門生，楊昌濟對王船山的認識深深影響到以毛澤東、蔡和森為代表的一大批五四時期的進步青年。1921年，中國共產黨創立伊始，毛澤東便利用船山學社的經費和社址創辦湖南自修大學，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棟梁之才。這些進步的種子，如星火燎原般，從這里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寫作《矛盾論》《實踐論》的過程中，寫信給在長沙主持八路軍辦事處的徐特立，請他設法從湖南補齊《船山遺書》所缺各冊。《矛盾論》《實踐論》寫作，參考借鑒了王船山的哲學思想特別是重踐履、重習行的思想。毛澤東對王船山的經典評價是：“西方有一個黑格爾，東方有一個王船山。”( 陳政峰 2019)
除了王夫之思想的直接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王夫之實事求是地學用易學的方法和學風普及于湖南的這300年中。湖南一直以來就有師傳易學的民俗。據臺灣易數學家黎凱旋（1976)在其《易數淺說》中回憶：他幼年在湖南家鄉讀私塾和小學時，曾在五位良師教授下讀過百多種易經有關書籍和兩百多種易數和古代數學書。他家三代開中藥鋪藏有很多易學書籍，他九歲讀四年級時其算術老師就教授“大衍三角幾何級數”。同樣，毛澤東八舅的書齋，作為他人生的第一座圖書館也藏有《周易精義》等珍貴古籍(唐利 2019)。毛澤東少時讀易經的經歷，在他和蔡和森等人去北京讀赴法勤工儉學預備班時，曾向他們的輔導員沈宜甲先生說過。沈先生回憶說：當時毛澤東同他談話的主題是周易之道(沈宜甲2009)。
毛澤東在此從小學易民俗的熏陶下，從小就操練出過人的易學思維能力。在省立一中，他學了古代史后，寫了篇論商鞅變法的作文，獲得老師好評，老師認為他“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到青年時期，他更迅速成長為精通易學思維方式的辯證法大師，就能看出中國文化“所以累數千年而無進”的弊端，并為根治這一弊端而以對中西文化“去其糟粕，吸取精華”為己任(蔣建農 2009, 龍正才2013)。
憑著如此博大精深的易學思維功底，一旦接觸馬列主義，他就能無師自通，就能對其中的階級斗爭理論心領神會、活學活用;一旦到延安有機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哲學，就能突破其辯證法三規律并列的格局，把握其內在的核心——矛盾對立統一規律，并圍繞這一核心創造地對矛盾展開了全面系統的分析，集人類辯證思想發展之大成至登峰造極而創立《矛盾論》，既恢復易哲學陰陽原理之核心地位、又全面實現了這一原理的現代化;既繼承了唯物辯證法、又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一原理發展到新階段。以東西方文化精華之核心如此精妙結合為中樞，毛進而將唯物辯證法的質變與量變、肯定與否定規律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物質與精神、客觀與主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存在與意識形態等范疇，特別是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同易哲學的天與人、行與知等一系列概念關系的辯證觀結合起來，作為矛盾對立統一規律展開的特殊方面、形式或過程，通過對中國社會和世界形勢演變化的歷史和現實過程的總結和概括，來分析其中的矛盾及矛盾的轉化過程，既強調主要矛盾方面決定矛盾性質的馬列主義原則性，也發揮非主要矛盾方面之反作用的易哲學靈活性，真把中西方哲學精華的結合達到迄今最高境界!如此最高境界，不僅中國歷來的易學大師、包括諸葛亮、劉伯溫在內，因缺乏精密分析思維而無法企及，就是西方歷來的辯證法大師、包括馬克思、列寧在內，也由于有機整體辯證思維能力的先天或后天的不足而未能達到。這就是毛澤東的功業甚至超過他們的核心奧秘之所在。
易經是培育雄才大略的教科書!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趨勢總是推動一代代引領中國乃至世界發展的雄才, 重新發現易學真理。繼歷代東方先哲之后，西方以萊布尼茨、黒格爾為代表的一系列哲學和科學巨匠，也都從中發現啟迪其開創劃時代成就的真理。君不見中國歷史上曾作過驚天動地大業的雄才，哪一位不是從小學易經成才的?!遠的姑且不說，就從近現代湖南這一個省來看，從王夫之到毛澤東， 都是學易經起家的。
中國和中醫數千來杰出人才的成材史已充分證明了：易學教育要從娃娃抓起，就像電腦要從娃娃抓起一樣，一直抓到其大學、研究生教育，使之把易學與其所學專業的現代科學知識與實踐(科學實驗和底層民眾的社會實踐)結合起來，這樣就可在各行各業造就出毛式俊才，來持續不斷地作出重大發明創造。這是中醫、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由此看來，波克特所說的“中醫亡，則中國文化亡，文化即亡，則中國名存實亡!”，應更透澈地說：易經復興，則中醫復興;中醫復興，則中華民族復興!
(摘錄自拙著《中醫與科學》)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