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在我的微信群中，對兩位“弘揚傳統文化”學者對何新《法家之學源出儒家》一文的評論的反駁。為了使之象篇文章，便于閱讀，發表時有補充。

　　一、學者鄭某：法家源出儒家，其鼻祖荀子惟孔子是尊。這是先秦思想史的一個基本事實，只是一般人不清楚。何新先生說這是他的“發現”，也可以。但他說歷史上的儒法斗爭是是虛構的，能提出這個觀點，頗有膽識。孔子作為集大成者，其創立的儒學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孔學并非不重法，而是包含在重禮的思想中，荀子等后學加以發揮，自成法家而已。孔子身后到秦漢，儒學吸收了多家思想，到董子學說可說是所謂新儒家的第一人，所謂漢家自有法術，雜糅而已，漢代以后直到明清，總體上都是儒道法農兵乃至縱橫家等雜糅并用，而沒有什么儒法斗爭的所謂一條紅線。

　　評論：荀子是儒家弟子，毛主席不知道嗎?他知道得很清楚。我相信，何新先生讀書肯定不如毛主席那么多、那么用功夫，不如毛主席那么有洞察力。最根本的原因，何新先生是堅決反對階級分析法和階級斗爭理論的，當然不會正確掌握階級分析法。所以，無論何新對毛主席是多么尊重、多么崇拜，實際上，他不是毛主席的繼承者，也不理解毛主席，他對毛主席的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只其所以然。毛主席說，荀子是儒家的叛徒!名為儒家，實為法家。區分孔子和荀子，要看在他們分別站在哪個立場上、替哪個階級講話。荀子是為地主階級講話，是反對奴隸主主義的。所以，荀子是孔門叛徒!本質不屬于儒家。荀子的兩個著名弟子，李斯、韓非子成了法家代表人物，也就是不奇怪了。對這個問題，不能搞血統論。

　　孔子當然重法，不然，也不會誅殺少正卯;但重法，不見得是法家。法家是有特定含義的，就是替地主階級講話者。但是，他是用奴隸主的法來整治地主階級思想家，如此而已。何新因為不懂得階級分析法，所以，搞不清楚孔子和荀子的區別，弄出個法家出于儒家，完全可以理解。這是犯了血統論錯誤，不是什么“頗有膽識”。

　　儒家、法家都是“上流社會”的學說，都是統治學說。縱觀整個春秋戰國歷史，何曾有過普通老百姓的身影，直到毛主席創建新中國，才有雷鋒這樣的無私奉獻的普通列兵出名、洗腳妹劉麗做了人大代表、打油工王進喜成了新中國工業化的象征，這些無數底層人物被人熟知。

　　可是歷史上的儒家、法家都不是為百姓代言的，巨大的民間社會都是信奉緣起于黃帝、老子的學說。比如“祖先崇拜學”、“鬼神學”、“舊式中醫學”、“養生學”、“算命學”、“宿命學”、“天道學”等等。張角的黃巾術、張魯的五斗米道、太平天國早期的有巫醫問鬼術的做法，造反卻自稱自己是上帝的次子，用的是基督教的思想。而黃老學說和儒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對“神鬼”的態度

　　何新先生喜歡旁征博引，說“商鞅出自李悝，李悝出自子夏，子夏出自荀子，荀子出自孔子”，按他的邏輯，“張角是不是出自于黃帝、老子?”，“洪秀全是不是出自于耶穌基督呢?”。

　　何新先生看來是不懂經世致用的道理，干什么事用什么腦子，實事求是才能成功。毛主席說“百代皆為秦政法”，因為毛主席清楚的直到法家雖是封建學說，卻有平民思想，所謂“皇帝之下，地位平等”，而儒家卻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何新先生在那亂扯一通，卻不去請教當代的儒學后人“孔慶東”先生，卻自己搞了個收費的微信群，專招那些錢多人傻的“土豪”討論，何其繆誤!

　　二、平某(另一位學者)：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古為今用和繼承發展的思想方法，而不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全盤否定。馬克思對中國文化沒有過多研究，毛澤東卻是繼承中國古代文化的大家，所以將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對立，尤其與儒家文化全盤對立，這樣的思維方法值得商榷。

　　評論：單純說毛澤東思想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古為今用，是不正確的。毛澤東思想中批判地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合理、正確的、有利于維護無產階級等勞苦大眾政治經濟文化專政的成份，但是，更包括了儒家思想等傳統文化中沒有的成份，或者說，毛澤東思想中最重要的成分，恰是所謂傳統文化中所沒有的、或者沒有形成完備理論的!最重要的就是階級觀點、階級分校法、階級斗爭理論，就是堅決徹底永不妥協的革命思想。結合當前的現實，就是發動群眾，運用一切方法，從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文學藝術上、外交內政上、科教衛生上等一切方面和領域，堅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愚公移山，戰天斗地，不怕神不怕鬼，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是對他所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升華!這是官方說法，我覺得正確。當然，毛澤東思想也從傳統文化中汲取了智慧，但，根子是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傳統文化。

　　習總指出，弘揚傳統文化，首先是要弘揚革命文化;劉奇葆指出，弘揚傳統文化不是要以儒代馬。很有見地，批駁了某種勢力試圖以弘揚傳統文化為名，行否定、邊緣化馬克思主義之實。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如果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運用階級分析法，不應該將世界區分出什么東方文化、西方文化或者什么非洲文化、拉美文化、中亞文化之類，這種按地域、民族區分文化或者按照別的什么東西區分文化的方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的，可能是亨廷頓最早搞出來的，被中國的無知學者當回事傳播，成了主流認識。根據馬克思主義，必須也只能按照階級區分文化，這個世界的文化就只能區分為剝削階級的反革命的文化和被剝削階級的革命文化這兩種文化!對于共產黨人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文化，本應無地域、民族、宗教之區分，只有階級之區分。東方的工人階級和西方的工人階級，完全是同一個文化：如何動員團結全國和世界人民、如何革命、如何勝利;相應地，東方的資產階級主要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西方的帝國主義，也完全是一個文化：如何勾結、如何麻痹分化人民、如何反革命，當然他們的結局是失敗。用階級的觀點來看，無論東方、西方文化還是其他什么方，都沒有什么隔閡，都是通的，不存在什么打通“東西方文化”問題。

　　至于各民族的傳統、風俗、習慣、文物、文字、藝術形式之類，不是文化的根本問題，在這些方面各民族應相互尊重，也完全可以借用，但絕不可以將此視作民族割裂、對立的原因。土老帽作家柳青、趙樹理精通英語，毛主席的英語還不錯，但是，不影響其文化的階級定位。

　　不過，有些人試圖迷惑群眾，混淆階級界限，大搞什么東西方文化、傳統文化宣揚，要想打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文化，欺騙人民，這是辦不到的。

　　三、鄭某：孔子沒后，百家興起，非孔毀孔滅孔的多了，豈止儒法有斗爭?但思想斗爭與兩條路線特別是貫穿歷史的所謂紅線，完全是兩回事。圍繞大一統特別是道統的斗爭，才是一條紅線。

　　片面強調和夸大歷史上的儒法斗爭，虛構儒法斗爭是貫穿中國歷史的所謂一條紅線，理論上將法家抬得過高而壓倒拿到否定儒家，后遺癥很大，實踐上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導致改開后盲目學西方而將所謂法治中國推到了極荒唐的地步。理論上的后遺癥更大，儒家似乎十惡不赦，成了怪物。

　　只讀毛著而不學毛讀古書，就以為能包打天下，是學風不正和懶惰的表現。這類言論，本人不再回復。

　　評論：“改開后盲目學西方而將所謂法治中國推到了極荒唐的地步”，鄭老師這個批判，我也是贊成的。但是，對問題根源的分析和提出的解決辦法，仍然是錯誤的。

　　孔子生前就是百家興起，并非死后百家興起。孔子的老師之一就有道家的鼻祖老子，孔子當世就有很多人罵他，歷史記載很多，比如《論語》中的荷蓧丈人。不是說“如喪家之犬”嗎?說明罵他的人很多、勢力很強，他幾乎是到處受罵。孔子死后一千多年，也是到了宋朝才真正吃香起來，但是，在孔孟弟子的誤導下，宋朝卻是最軟弱的王朝，實際上，宋朝根本就沒有完成統一，而是幾個政權并存。儒家最講究大一統，老實說，這是很好的，但儒家根本辦不到。自己最在意的理想自己最吃香時都辦不到，所以說“孔學名高實秕糠”，毛主席的這個評價正確、傳神，今天看來仍然發人深省。何新的說法，不足為訓!

　　法家是地主階級改良主義者，試圖通過改良政策來維護、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而儒家則是地主階級的保守主義者，不管農民死活，“我死后那管洪水滔天”，所以，對法家稍觸動地主階級利益的改良行動，他們便打著孔子的旗號，拼死反對，什么祖宗之法不可變之類。所以，從封建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斗爭來看(只要你堅持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思想有一絲尊重，你認識問題就必須使用矛盾論還有實踐論，必須使用階級分析法。不然，我也要斥你“夏蟲不可語冰”)，因此，說儒法斗爭是封建社會歷史的一線紅線，客觀公正，恰如其分，毫無夸張。

　　老實說，法家的主張對于緩和階級矛盾、延長地主階級的統治、發展生產，是有作用的。這是我們一方面認識法家的進步意義，但是同時也要指出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這就是其階級局限性。法家代表人物結局都不太好，因為他們的改良政策雖然有利于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但卻觸犯了部分地主階級的利益，給自己制造了敵人。但是，出于維護自己整體階級利益，地主階級中的開明分子對法家的政策，還是采用了一些。這個有歷史進步意義，也要肯定，但不可高估。何新犯了高估這個作用的毛病。

　　再說，我們只是說儒法斗爭是封建歷史的一條紅線，又沒有說它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即主線)。我們認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是農民階級斗爭和農民起義(即階級斗爭)，也正是因為怕農民斗爭，所以，開明的地主階級政治家，也就是法家才對地主階級政治進行些許改良。不過，失敗的多，成功的少，比如漢武帝、武則天、洪武帝、雍正帝等。反對勢力均用儒家思想來反對法家的改革，看看儒家批判這個改革家時用的什么武器?“窮兵黷武”“女子難養”“不識字”“篡位”，用的些什么卑鄙下流手段。

　　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還不至于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當作社會的主要矛盾。

　　我們認為(毛澤東思想認為)農民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矛盾，才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矛盾，是主線。而作為封建地主階級內部的儒法斗爭，也只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所以，雖然貫穿中國歷史，我們只把其當作一條“紅線”，是次要矛盾，而不是作為一條主線。這哪里有什么“過分強調”“夸張”?

　　何新因為反對階級分析法，所以，他的歷史觀點是很糊涂、很荒唐的。

　　關于讀書，要先讀馬列毛主席著作，然后再讀些雜家的書。原因：毛著簡明通俗，立場堅定，觀點鮮明，體系完備，容易理解掌握。讀好毛著，形成人民立場，掌握唯物辯證法，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培養了人民感情和民族感情之后，再看中國歷史書、古代經典及國外著作，就不易上了那些良莠不齊、良莠雜糅的書的當，就能夠較準確地“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不被其弄蒙，也不至于盲目排外。這是一種正確的讀書辦法。

　　相應地，我覺得，你不讀、少讀、不精讀毛主席的書，而只看古書，恐怕你容易被騙，也未必看得懂。

　　讀古書，可不是為了考證、作注、句讀。

　　只要你宣揚錯誤的理論觀點，我就會批你，不管你回應還是不回應，不管你看不看得起我。希望你也有一些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

　　四、鄭某：補充一句：儒家被長期壓制、扭曲和斷裂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改開后全盤西化美國化和貨幣拜物教盛行，全社會首選美國。加以政治的原因等，造成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也造成漢奸賣國賊行為司空見慣，貪腐如水銀匯地，社會日趨分裂，政局震蕩愈發嚴重，突發事件防不勝防，等等。當然，有理由相信，黨的十九大能夠控制局面。

　　評論：鄭老師對“漢奸賣國賊行為司空見慣，貪腐如水銀匯地，社會日趨分裂，政局震蕩愈發嚴重，突發事件防不勝防”的批判，我十分贊賞。但對問題的根源的分析和提出的解決辦法，是錯誤的，沒有根據的。

　　人的正確思想從哪里來，只能從實踐中來。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都必須堅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理論聯系實踐、密切聯系群眾，不能憑家想象，拍腦袋、拍胸脯。脫離實踐的觀點，必然是錯誤的。認識問題，不能僅憑想象，要立足于歷史實踐，要“以史帶論”!

　　“改開后全盤西化美國化和貨幣拜物教盛行”，也并非因為“儒家被長期壓制、扭曲和斷裂”。儒家在明清兩朝如日中天，但明清兩朝照樣貪腐盛行，儒家有辦法制止嗎?靠儒家抵抗所謂西方文化入侵，營造清廉政治經濟環境，同樣是緣木求魚，清朝不是儒家很盛行嗎，在西方文化入侵面前，不是毫無還有之力嗎?同樣地，改開后中國貪腐盛行，與批判了儒家是沒有關系的。改開前的毛主席時代，沒有儒家文化，但卻是極清廉的。

　　儒家文化，即使不是腐敗的根子，至少也是腐敗的幫兇;即使不是幫兇，最最少，對于反腐敗是沒有作用的、沒有效果的。鼓吹儒家以應對貪腐，是南轅北轍。

　　中國改革開放后的貪腐，是因為資產階級私有化。而儒家，是不反對私有化的，甚至是極力贊成私有化的，所以，你看那些資本家、貪官污吏、公敵大V，比如，最的曝光的西安某大學暴打婦女的葛教授，很喜歡儒家，很喜歡孔孟之道，佛家、道家的東西，也喜歡，他們說這些都是原汗原味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成了他們的遮羞布。

　　(所謂)“東方文化”，我覺得，說到底，是反抗文化、革命文化，不是折衷文化、投降文化，尤其是不是儒家文化。東方文化的現當代形態，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弘揚傳統文化，首先、核心、關鍵就是弘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至于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則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個武器過濾一下，方能辨別優劣，去粗求精。沒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謂弘揚傳統文化和吸取國外文化的有益成份，就成了一鍋煮，辯不清精華與糟粕。

　　特別強調，不要想著把東方文化塑造成民族文化，要把東方文化塑造成階級文化，因為只有階級的，才是世界的;不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荀子是儒家的叛徒，這個案是毛主席定的。所以，不能因為荀子出于儒家、對孔子很尊重，就認為他是儒家，更不能因此就認為出自荀子的韓非、李斯兩個法家代表人物出自儒家。不能搞學術血統論。何新恰恰是犯了這種血統論錯誤而不自知。

　　南懷瑾同樣犯了血統論的錯誤，所以，他把縱橫家歸于儒家一脈。

　　再說：既然你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傳統文化在現代的發展和延續，那么，你弘揚傳統文化為什么還要刻舟求劍式地弘揚什么國學?為什么不直接弘揚毛澤東思想?為什么在弘揚傳統文化時，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文化拋得遠遠的呢?難道毛澤東思想、革命文化過時了?幾十年前的毛澤東思想會過時，那么幾百、上千年前的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為什么不會過時?

　　是你不小心把國學與毛澤東思想割裂甚至對立了吧。

　　五、鄭某：國學剛蘇醒，哪叫盛行?又來打棍子。西化近百年，也沒有見幾個人反對。挖自家祖墳，不算英雄。

　　評論：國學，從上世紀80年前后就開始吹，比如，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 來就說他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開始吹朱熹，至今已經有近40年了，可以說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整個過程。都這么多年過去了，給足你們時間，給足你們媒體平臺，給你們講臺地位，給足你們錢，都是要多少給多少，要什么給什么，你們就是成不了氣候，三十多年后，還是剛“蘇醒”，你們這些國學大師、傳統文化鼓吹者干什么吃的?

　　伴隨著國學被吹，中國越來越貪腐，這是真的吧?我還是那句話，國學，即使我不說它是貪腐的根源，不說它是貪腐的幫兇，它至少對于反擊貪腐，營造清廉政治環境，是沒有正面作用的!!這個可以肯定無疑!!!指望靠吹國學抵制“西化”、反腐倡廉，是拜錯了廟門。

　　再說，“國學”，這個說法太籠統，沒有階級性，不合適。

　　如果你真的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那么，你就得接受，毛澤東思想最根本、最本質、最關鍵的方法論，是階級分析法，要站穩階級立場，要堅持人民史觀，走群眾路線。沒有階級分析法的人，就肯定不是毛澤東思想的信徒。這樣的人，無論他怎么表示對毛主席的尊重，我都不相信他。何新就是這種學者的典型。

　　名為弘揚國學，反擊“西化”，實際上，所謂國學和所謂西方思想，都是剝削階級思想文化，所以，“國學”與“西化”，不但不矛盾，而且很合拍。現在，兩者勾結得很緊密的。比如，杜維明，就是一個典型。

　　什么叫“西化近百年無人反對”?西方的科學技術，不是很好嗎?為什么要反對?馬列主義不好嗎?為什么要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問題，為什么要反對?西方的政黨制度，不是也很好嗎?我可以借用。當然，我們不搞資產階級政黨，也不搞資產階級政治，而是要搞工人階級政治，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個是寫在黨章里的。嚴格說來，我們反對的是資本主義化，而不是“西化”，當然，我們也反對“全盤西化”。

　　“挖自家祖墳，不算英雄。”這不是“祖宗之法不可變”的翻版嗎?老祖宗是要尊重，但是，如果說連批評也不允許，那是不對的。我們挖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思想，這不是我們的祖墳，這是當代的資產階級的祖墳，我們的祖墳是中國古代的革命文化，比如陳勝、吳廣、李自成等勞動人民的革命代表，也包括封建地主階級中的開明分子，包括少數民族政權的英雄人物和勞動人民，不是二程一朱(對程朱理學中的有益成分也可以批判地吸收)，以及李林甫、楊國忠、高俅、童貫、蔡京、秦檜、李鴻章之類。

　　要說打棍子，不光是我要打你，而且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甚至蔣介石都要打你棍子，對吧。

　　吳銘注：下面附了何新的文章。請注意，何新的文章是典型的血統論。

　　附：

　　何新：法家之學源出儒家

　　“wenge”期間，“四人幫”史學將百家學派簡化為儒法兩家，擬構了一個儒法斗爭貫穿全部中國史的體系，其說久已隨其政治破產而湮滅。

　　但我在檢讀先秦史料中卻驚訝地發現，就其本源來說，戰國時的儒法兩家非但不相對立，而且其實共出于一源，其學說最初都是來自孔子所開創的儒家。①

　　這個問題，對于中國學術及政治思想史關系甚大，因此有必要略加考述。

　　一    儒分為八，匯聚于二

　　韓非子說，孔子死后，儒分為八，即：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

　　歷戰國秦漢的大變遷后，儒家的這八個學派中，包括顏子一派在內的六派，均逐漸湮滅而無聞。真正使儒家在秦漢以后仍能夠薪火相傳的，只有三家，即子思之儒、孟氏之儒與孫氏之儒。

　　孟氏即孟軻(孟子)。其學術出于曾參、子思之門，子思是孔子之嫡孫。

　　孫氏即孫卿，亦即荀子。荀子之學，則師承于孔子弟子子張與子夏。

　　子思和孟子一派儒學，一方面仍堅持孔子的禮制思想，另一方面提出“內圣”之學，即人格主義的儒學。唐宋以后演變為孔、韓、程、朱之理學。而荀子之學，則源于子張和子夏，主要是“外王”之學，亦即輔助王侯用權與法術之學(故有所謂“小人儒”之譏)。戰國中后期的法家一派，實際主要源自子夏學派。

　　孔子死后，孔門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受魏文侯之弟魏成子邀聘，晚年講學于魏國之西河，在這里建立了子夏學派。這個學派就是戰國三晉法家之祖，其門生首先是魏文侯。《史記》說：“文侯受子夏經藝”。其弟子中包括李悝、段干木、田子方、吳起。

　　戰國初的魏國，是為尋求富國強兵之道而率先變法的國家。而魏文侯則是這一變法的推動者。

　　魏文侯以禮賢下士聞名于歷史。他也是戰國初期第一位招客講學養士的諸侯。《史記》中記：“秦曾欲伐魏。客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于諸侯。”子夏及其諸門生都受到魏文侯高度禮遇，“以師禮事之。”曾從子夏問學的李悝與吳起，后來都成為一代著名變法者、政治家、軍事家。《吳子兵法》(圖國篇)：“吳起以兵法見魏文侯。”可見其確出儒門，儒門亦傳兵學。子夏之西河學派，實開后來齊稷下學派之先河。

　　子夏之學后來為荀子有所批判地繼承。而思孟及夏荀兩派，在戰國末世，成為儒學中并立的兩大流派。

　　二、李悝之學受自子夏

　　李悝一向被認為是戰國法家的開山鼻祖，而李悝的老師則是子夏。實際上，戰國法家是針對貴族政治而出現的政治學派。法家的法治思想主張法律平等主義，“齊貴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治與傳統的禮治思想鮮明不同。禮治主張正名，嚴分尊卑等級制度。“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因此禮治的本質是貴族主義的等級分層制度，是一種特權制度。禮法之爭，是戰國時之一大爭也。

　　李悝一名，典籍中或記為李克，是同一個人。①其生平時代約在公元前455-395年(據錢穆說)。據《漢書·藝文志》班固注，李悝從學于子夏。《儒林傳》又記子夏傳《詩經》之學于曾申(曾參之子)，曾申傳魏人李克。《漢書·藝文志》有“李克”著書七篇，編次在儒家。又有李悝所著《李子》三十二篇，列于法家之首，當由其門人所撰集(班固認為李克、李悝是兩人)。魏文侯時，李悝先任中山相，后來又作過國相。班固《漢書》說：“李悝相文侯，富國強兵”。

　　在中國法制史上，李悝(克)是一位有開創意義的人物。戰國初期，魏秦兩國先后進行了變法，對此后中國政治經濟之變革與發展，影響深遠。

　　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目的是變法圖強，其政策一是重農主義，“盡地力之教”，二是法治主義，以法治取代禮治。變法使魏文侯時代的魏國成為戰國初的頭號強國。

　　李悝曾審訂諸國舊法，著成《法經》六篇。李悝《法經》為秦、漢以后歷代法典之所本，因而李悝一向被公認為戰國法家之始祖。

　　三、商鞅學術源出李悝

　　商鞅學術源出李悝。《史記》記商鞅攜《法經》(李悝著)由魏國入秦，被秦孝公用為國相，以《法經》作為秦國變法的理論指導。

　　商鞅本為魏國貴族公孫痤之養子。公孫痤是魏文侯之子、魏武侯兄弟、魏惠王之叔父。痤曾任國相，惠王尊其為“公叔”，故又稱“公叔痤”。商鞅原籍本是衛人，因此本名衛鞅。(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李悝、吳起也都是衛人。)魏國兼并了衛地。商鞅入繼公孫痤為中庶子，故改宗從公孫氏，又稱公孫鞅。①入秦后受封于商，故以“商鞅”知名于世。

　　商鞅法術源于李悝《法經》，其少年時代可能從學于李悝。《史記》說：商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將死，薦鞅于惠王曰：‘年雖少，有奇才，愿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座又曰：‘不用鞅，必殺之，勿令出境’。”但魏惠王藐視年輕的衛鞅，沒有聽信公叔痤的遺言，既未重用，也未殺害。當時秦孝公新就秦君位，圖謀變法，招賢于天下。因此衛鞅于公孫痤死后入秦，被秦孝公重用，而于秦國實施李悝的變法。

　　商鞅以李悝《法經》為指導，依照秦國實際，在秦兩度變法。推行縣制，統一度量衡制，從而統一法令，發展自耕農經濟，使國富兵強，奠定此后秦統一中國之基礎。

　　王充謂：“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論衡·書解》)。青年毛澤東曾稱贊商鞅說：“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之偉大政治家，商鞅首屈一指。”

　　秦孝公去世后，商鞅雖遭殺害，其變法新制度則仍被貫徹執行而有效。變禮治為法治的法術學派，在有秦一代成為主流政治思潮。而由以上所述簡略脈絡可知，實際上，法家政治學說的確演變而源于儒家，是儒家政治思想“與時俱進”的產物。

　　值得注意的是，戰國法家之集大成者韓非，是歷史上最早尊孔子為“圣人”的人之一。他說：“仲尼，天下圣人也。……而為服役者七十人。”

　　四、先秦法家皆與孔子有關

　　法家是周禮的破壞者。商鞅說：“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商君列傳》)

　　法家之學最早在春秋時期源于管仲和子產。孔子一生崇敬管仲，而早年曾從子產問學。

　　法家代表非貴族的“庶子”的政治思想，根本主張是“齊貴賤”，要求平等而反對貴族的特權制度，主張“選賢”、用賢人，而反對“世親世貴”的世襲制度。

　　概而觀之，先秦法家可分三大流派：

　　1. 刑名法家

　　這一派法家出現較早，是法家的先驅，先于孔子或與孔子同時，代表人物包括鄧析、子產、趙簡子。他們主張以法代禮，“循名責實”。“不法先王，不是禮儀(荀子論鄧析語)。”

　　子產，鄭國名相，是孔子的老師之一。子產在鄭國變法，是春秋法家最早的代表人物，鄧析是其盟友。子產執政后即鑄刑鼎，將法條錄之于鼎銘。鄧析作“竹刑”，將全部法條錄之于竹簡。

　　向社會公布法條，明正典刑，是由習慣法向成文法的制度性轉變。是對貴族領主口含天憲，隨心所欲設法施刑傳統的沖擊。

　　鄧析是一個平民之士(前545—501)先開私家講學之風。以現代觀點看，鄧析也是律師之祖師，他幫人打官司，并且收取酬謝物。他聚眾講學，教平民論辯術，“從之學訟者不可勝數。”

　　鄧析是辯士、詭辯家，也是名家的先驅。“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發明了桔槔，利用杠桿從井中取水。鄧析通過講學，主導鄭國社會輿論，影響政局，“與民之有訟者約，大獄一衣，小獄一襦。民之獻衣而學訟者不可勝數。”

　　《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尺)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鼎因鼎。鄭國大亂，民口歡嘩，子產患之。于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但是據《左傳》，殺鄧析的人不是子產，而是當時的執政大夫駟(人)端。前501年，執政大夫駟顓將鄧析殺死。雖然殺死了鄧析，但是他的竹刑并沒有廢除。“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左丘明評論曰“君子曰：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茍有可嘉于國家者，棄其邪也。”

　　當子產發動變法時，孔子也在鄭國從學于子產。《左傳》這種看法應也反映了孔子的觀點。

　　2、術勢法家

　　第二種法家是輔導人主勵行變法， 用權強國的政治法家，代表人物是商鞅和。政治法家的特點是反對西周傳統的貴族民主制度，而主張推行君主集權專制。商鞅思想有《商君書》傳世。書云：“權者，君主所獨制也。權制獨斷于君，則威。”

　　戰國初年此派法家開始得勢，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都是屬于此派。子夏，就是三晉此派政治法家的宗師。

　　3、禮法家

　　此流派是結合孔子禮學與法術思想的成熟法家學派，反映戰國后期儒法思想匯合的思想，以荀子、韓非子為代表。此派法家形成了外儒內法即外禮內法、禮法兼用的成熟政治思想。

　　(初刊于《深圳特區報》2002年8月11日“何新讀史札記”)①

　　[1]  吳銘(筆名)，馬列毛主義戰士，1970年代出生，安徽人，中國共產黨黨員，獨立學者，退役上校軍人，軍事歷史學博士，原為解放軍高級機關參謀，曾任聯合國某特派團參謀軍官，現為公務員、自由撰稿人。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方法和基本觀點，長期關注政治、經貿、軍事、文化、外交、文藝、歷史、國際關系等領域前沿問題，并撰寫各類評論文章約500篇，發表或轉載于紅歌會網、產業人網、毛澤東思想旗幟網、烏有之鄉、山丹丹紅網、昆侖策網、中紅網等網站及中華網論壇等主流媒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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