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中，《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故事家喻戶曉，在我上中學的時候，更是作為名篇在當代傳頌。但故事的中心要旨是什么呢？不過是信陵君為了挽救趙國，與魏王愛妃勾結，竊取了兵符，私自調兵。當魏國大將拒絕配合后，竟然公然將其斬殺。這是明顯的目無法紀行為，非但沒有受到處罰，反而名揚青史，這反映了列國的社會狀況，也是司馬遷遭到李陵之禍的根本原因。作為史官，是意識形態的喉舌，如果只從快意恩仇角度解讀歷史，那么有誰能做替生民立命的大英雄呢？

在戰國時代，各國都有變法，但只有秦國的變法可算深徹，因為秦國的變法真正的加強了中央集權，降低了內部耗損，集中力量發展國家。戰國有著名的四公子，他們的存在本身就說明變法的不成功，貴族勢力依然龐大，這讓國家的力量分散，無法集中國力與秦國抗衡。商鞅與吳起這兩位變法名臣的死，清晰地表明了這種反差。商鞅的死是因為新任秦王想要他死，他雖然建立莫大功勛，擁有龐大勢力，但當王命下達，他也只能引頸就戮。吳起的死源于他的變法侵犯了楚國貴族的利益。所以楚國的貴族們就堂而皇之的在楚王的葬禮上結果了吳起。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變法的失敗。

秦國為什么二世而亡？這在歷史上被無數次的討論。實際上比較一下秦朝、隋朝、元朝的歷史我們能夠發現，這些王朝統一的標志都在于他們打敗了同時存在國家的軍隊，但對這些國家的社會并沒有能夠實現完全控制。也可以這樣說，六國舊地還控制在舊貴族手里；晉朝南渡以后，社會的主導權逐漸歸于當地的豪門大族；元朝時，南方則被大地主、大商人掌控。所以，一旦社會發生突變，有了陳勝、吳廣的起事，就會應者云集。這也可以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學說來解釋。秦朝、隋朝、元朝的首都都在中國北方，而且這幾大王朝都進行了龐大的工程或殘酷的剝削，這嚴重損害了帝國邊遠地區的利益，所以才有亡秦必楚的說法。

再者，秦朝確立了中央集權和郡縣制，實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這些莫不是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但卻遠遠超過了當時的實際狀況。經濟、文化的統一有其自身規律，不能只靠一紙詔書就能達成。強行推進，只能損害小民利益，引起大禍。隋煬帝建立的京杭大運河也是如此，在當時是一大壯舉，但也是一條利益輸送的紐帶，當然會遭到南方地方勢力的強力抵制了。秦朝確立的政治制度沒有經濟作支撐，所以一直在磨難中行進。這也是中國歷史周期律的另一種解釋，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脫軌了，每個朝代只能解決一個問題，最終都走到了制度僵化的老路上去了，一旦如此，也就坐等滅亡。

漢初的時候，實行黃老之學，講究無為而治，不過是一種妥協。實際上漢朝的中央政府確認了地方諸侯國的特權，給予其極大的政治特權。到了漢武帝時代，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是對政治形勢發展的一種回應。地方經濟恢復以后，在中央政府的統攝下，地方諸侯的權力逐漸式微，儒生作為一股新的政治勢力也就因運而生了，他們成為帝國的中堅。隨著經濟的發展，儒生逐漸增多，他們要求更多更大的政治經濟特權。所以，中國的發展變化也可以是儒教自身的進化。從漢武帝的舉孝廉，到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到隋朝確立科舉，宋朝確立程朱理學，明朝創立心學，概莫能外。從意識形態上講，孔子的儒家追求的是克己復禮的禮樂文明，而秦朝確立的大一統要求以法治天下，兩者的精神內核并不相同，中國越是發展，這種矛盾越是明顯。

這種矛盾使得中國的皇帝們重新尋找精神信仰，這也是佛教在中國生根的有利條件。佛教在南北朝時代在中國逐漸顯揚，在大唐更是達到頂峰，一度主導了中國的思想界。這種現象當然遭到了正統儒家的激烈反對，所以才有了韓愈、柳宗元領導的文學革命。儒生們并不聽話，朋黨之禍逐漸生成。中國的儒生們開始了非暴力不合作之路，忠君愛國不再是他們的最高信仰，他們的最高使命轉到了天理上。有了天理作掩護，中國的知識分子變得軟弱無能，在宋朝迎來經濟文化頂峰的同時，也讓中華民族陷入最慎重的苦難中。皇帝們崇佛玩不轉，又要另想辦法了。到了明朝，朱元璋用八股文來和知識分子作對，儒生們就建立心學作為回應，說是知行合一，但也允許說一套做一套的偽君子作風，只要能夠實現目的就好，這有點西方功利主義的色彩。這使得他們可以和滿清政府合作，和日本人合作，中國的大漢奸逐漸增多，黃皮白心現象逐漸增多。明朝皇帝的另一個法寶就是道教，要寫青詞，希望在道家的系統中重建中國的秩序。但隨著中國經濟的逐步發展，這樣的嘗試逐漸失敗了。

儒教對于中國來說，就如同自由主義對當今西方的意義，雖然不是最好，確是最不壞的。儒家雖然不是現代的，但卻是比佛教、道教更為現代的思想傳說。古代中國的皇帝們沒有更多的思想來源去改造中國，但隨著儒家的發展，它對中國的阻礙是顯而易見的。《西游記》、《金瓶梅》、《紅樓夢》從不同維度介紹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也說明儒家思想的禁錮性，并提出思想解放、改造儒家的命題，但直到現在，儒家在中國的地位依然崇高，儒家還代表了中國。中國要想走向未來，必須進行家庭革命、改造儒家。當然簡單的儒釋道融合并不可取，洋務運動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階段性的方案，最后還得在實踐中完成這種文化的革新。這是毛澤東留給我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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