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香港浸會大學的黃蕉風博士與兩位民間墨學者，顧如先生和南方在野先生，一同在共識網、澎湃思想等大型思想論壇上發表新墨家運動的綱領性文獻《三人談》以來，已經過去四個月了。這四個月以來，新墨家運動持續發酵，其對國學圈乃至學術圈的沖擊，是有目共睹的。新墨家的幾位學者介入了 圈內的數次筆戰，他們立場堅定，挑戰了其他學派的學者對墨學錯誤的、但又“傳統 ”的認知。尤其是在最近學界炒得沸沸揚揚的復旦劉清平事件，新墨家三子一致站在劉清平教授的一邊，捍衛自由價值，揭發、反對了某些儒生試圖借用行政手段來鉗制言論的惡劣意圖。與劉清平教授同情同理的國學者們終于可以感嘆吾道不孤，而某些儒生也終于可以醒悟：墨雖舊學，其命維新。墨家從來不是傳統文化的某個旁支，也不是儒家正統的依附者;相反，它是 “傳統”的革新者、“正統”的批判者。新墨家作為“國學反對派”的形象逐漸鮮明、具體了起來，至此，新墨家運動終于成為了新墨家學派。

　　一場思想運動要成為思想學派，需要運動的引領者們在共同的觀點、相近的品味、或者統一的戰線上，三者至少有其一。然而新墨家學派的學者們在許多議題上意見不一，品味也很懸殊，并且他們毫不掩飾這些差異。在《三人談》中，人們可以很清楚地覺察到，在對墨家義理的闡述中，三人的側重點各不相同。黃蕉風博士做 “大乘墨學”，本質上是一種宗教對話或者文明對話，旨在與普世諸思想體系的比較中定位和確立新墨家的主體性。顧如先生則精于墨學經典的注疏和發微，以消除歷代儒生對墨學的錯誤影響為自己的學術目標。我與南方在野先生交流不多，他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以墨教致信仰”以及“援耶入墨 ”的主張。這樣看來，三人似乎只是分工不同，目標和方向卻是一致的。然而墨學自誕生起，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政治哲學，而不只是形而上學玄思，也不只是對古老經典的文獻學研究。這就意味著，墨學想要復興，成為一門活著的學問，新墨家就必須在現實的政經問題上表態。

　　熟悉黃蕉風博士的人都知道，蕉風在研究墨學以前，是做基督教解放神學研究的。他的學問有很深的左派根底，在立場上同情底層和勞動者，看待現實問題的時候也帶有歐美新左翼的政經、文化批判的視角。而顧如先生和南方在野先生則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他們與黃蕉風博士的立場分歧在《三人談》中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這些分歧卻沒有影響新墨家運動成為學派，這是因為，新墨家在擁有共同的觀點和相近的品味之前，就有了統一的戰線。對他者的認知讓新墨家形成了對自我的認同;如果以儒生為敵，那么反儒者即為友，以墨反儒者即為我。新墨家學派其實是一個論戰同盟，只要反儒的任務依然存在，新墨家學派就依然穩固。然而，再進一步呢?當墨學從反儒學的現實政治自在者變成意識自身、理解自身的自為者的時候，作為論戰同盟的新墨家學派還能風雨不動嗎?

　　昨日墨教官方微信號推送了一篇作者署名為“日本毛主義者杉谷正倫”的文章，在墨學圈乃至國學圈中都引起了不少爭議，這一現象給我提供了現實案例來思考新墨家學派的前途。杉谷正倫在這篇文章中說，毛主席是當代新墨家的矩子，立論“對墨子學說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繼承和發揚，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礎……而現在甚囂塵上為西方普世價值背書的大陸新墨家，反是墨學傳統的異端與歧出。”這一下在新墨家學派的陣營里炸開了鍋。一時爭辯者有之，要求與毛墨“切割”者有之，并且后者還為數不少。這是因為，在黃蕉風博士發起新墨家運動以前，在國學中徹底邊緣化的墨家，一直是以右派自由保守主義者的面貌示人的。新墨家運動讓人們重新發現了墨家，那么墨學就難免成為其它學派拿來主義的對象。這讓之前占墨學主流的右派學者感到不安，因為在他們看來，墨學與毛主義這樣左翼激進主義絕無共通之處;他們害怕，這些年來以哈耶克等歐美自由主義思想來復興墨學的努力，就要因為膨脹所不可避免的雜質和異己而付諸東流了。嚴格說來，我不是墨學者，無力在細節上斷這樁墨家學案。我所能做的，只是根據對新墨家學派的近距離觀察，來對這一學派的自我定位和前景做一些主觀性的分析。毛墨出現了，難保將來不會出現社民墨、馬墨、無政府主義墨。墨學的明天還會好嗎?

　　如果我們按照黃蕉風博士的思路，把新墨家運動的目標設定為與普世諸思想體系的對話，那么我們就必須睜眼看看，在其它業已成熟并且活躍的思想體系中，是否遭遇過同樣的問題?如果我們研究基督教、儒家、乃至馬列毛主義的思想史，就會發現，左右互搏一直貫穿了它們的整個發展過程。在許多人看來，基督教好像是右派的、保守的，而深受美國文化影響的基督教新教則應該是浸信會、共和黨和南方紅脖的，然而這一描述卻與事實不符。在世界范圍內，基督教一直是馬克思主義之外最主要的左翼思想來源，在歐洲和南美有大量的基督教左翼存在;即便是在美國，也有超過百分之八十的民主黨議員是基督徒，而美國也是二十世紀基督教左翼思潮 “社會福音運動 ”的發源地，美國的基督教會也是民權運動的領路者。基督教從來不只有右翼，也顯然不會只有左翼。這就說明，作為其自身的基督教既非左亦非右，在左右之上，基督教有屬于它自己的東西。儒家的政治光譜也相仿。這邊廂余英時主張儒學與普世價值相適應，那邊廂蔣慶等大陸新儒家就要清理異端，要繼承反帝愛國的歷史敘事，奪回中華文明的主體性話語權，做“政治儒學”。就連傳統上身為激進左翼的馬列毛主義也有類似的尷尬境遇 : 列寧是左的，考茨基是右的;托洛茨基是左的，斯大林是右的;“孔學名高實秕糠”的毛派是左的， “宇宙即我心”的毛派則是右的。然而這些沖突和爭論并不是學說墮落的象征，也不只是簡單的左右漸進;相反，它們是該學派依然活躍有生命力的明證。設想一下，如果基督徒全都是保守主義者，如果基督教里就沒有左派，那么馬克思對基督教的斷語就是正確的，宗教就是“人民的鴉片煙”，是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但如果基督教里存在左派，并且左派還為數不少且能量巨大，那么就可以說，作為其自身的基督教不是鴉片煙，也不是革命的紅旗。因為要么它是其中之一，要么它兩者都不是。拋開現實政治所制造的意識形態語境之外，基督教還有屬于它自己的抽象倫理原則，以及非經驗的形而上學體系。

以此我們反思，左派墨家甚至毛墨的登場，意味著什么?長久以來右派墨者對墨學的壟斷被打破了，這其實意味著，墨學終于走出邊緣，成功復活了。如果墨家只有右翼自由主義者，只有哈耶克的信徒，那么還有什么必要有墨家呢?只有哈耶克的墨家，其實沒有墨，只有哈耶克。因為這說明在哈耶克之外，墨家就沒有屬于它自己的核心。而只有當墨學左右并舉的時候，我們才能說，墨學復活了，因為在異中方可求同，左右墨者的共識，就是墨學作為其自身的核心。左派墨家的出現，其實說明現代新墨家終于找回了自己的主體性，說明墨學恢復了活力，吸引來自各學派的學者們，通過墨學的思維原則與思想工具，來思考他們自己的獨特處境和學術傳統所帶來的現實問題。

　　其實，誠實的人都會承認，最原初的墨典既不姓資也不姓社。因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爭論，是法國大革命之后現代性滿溢的產物。難道我們能要求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的墨子對現代人所遭遇的時代性問題做一個具體的、立場性的表態嗎?即便墨子真的有辦法通過時光機器來到現代，做這樣一個表態，可是對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思想體系完全無知的墨子的表態，又怎么能比普通的墨學者更高明呢?墨學的復活其實只能復活墨家的倫理和形而上學原則，這些原則在墨子的時代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在現代則需要被抽象為價值符號。在墨子的時代，兼愛、非攻可以是具體的，它事關某一場具體的戰爭，試圖說服某一個具體的國君，甚至是一個具體的政治行動的設計。而在現代，兼愛、非攻卻只能是價值符號。這其實是普世諸文明的共同進路。在羅馬帝國的時代，猶太人的彌撒亞教義有具體的政治意義：驅逐羅馬派遣的統治者，恢復猶太王國的獨立。而基督教的事件卻把具體的彌撒亞教義上升成了普世與個人的精神救贖的符號。這種升華絲毫沒有損害彌撒亞教義的現實性，反而實現了它的普世性。因為只有當事件抽象成為符號的時候，它才具有穿越時代的永恒價值，它才能允許不同時代的不同個體在自己的生活中體驗和實踐這一符號的精神。柏格森在《宗教與道德的兩個來源》中說道，倫理意識分為兩種，一種是對符號性的神圣人格的仰慕，一種則是對具體律法的服從。前者比后者高級，因為前者是能動的，不受具體時代條件的限定;后者則是僵死的，它要么在時代的進程中失色、被淘汰，要么只能像ISIS那樣通過武力來維持自身。作為一種與普世諸文明比肩的墨學，也有這樣兩個起源。而幸好墨子的著述并不多，給后學者留下的發揮空間更大，也就是說，更易于符號化。符號化的墨學原則其實并不受政治經濟學的限定，它既不是市場派的，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它既可為市場派應用，也可為左派所應用。這樣一種被抽象出來的墨家原則，就是復活后的新墨家所能找到的屬于它自身的東西。

　　所以說，左派墨家的出現，其實是墨家復活的明證。除非某一派對墨學有私心，想要壟斷墨家招牌，否則沒有理由不歡迎左派墨家進入思想論壇同場競爭。如上所述，左右并舉其實是普世諸文明諸思想體系的共同遭遇，我也很少看到右派基督徒會質疑左派基督徒的基督徒身份，或者右派儒者會質疑左派儒者的儒者身份。(在馬列毛主義那里，問題更復雜一些。因為馬列毛作為一種現代學說，雖然也可以被抽象為符號，但是其現實政治的抉擇其實是既定的。)左右之間當然會有持續不斷的、甚至是激烈的爭論，但是并沒有誰會要求對方與思想文化的母體“切割”。這種爭論是有原則、有底線的，在墨家這里，原則和底線就應該是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等等。對這些符號化原則闡述可以有左右派的不同視角，但只要左派墨家和右派墨家都堅持這些原則，那么就不應該質疑對方的墨家身份和學術傳統。否則這種質疑就成了打擊異己的宗教裁判，不符合學術規范，并且野蠻，連最起碼的文明禮貌都沒有。

　　左派墨家的出現是墨學復活的明證，它證明了墨學的現狀和前景是喜人的。但是新墨家學派的命運呢?這就比較復雜了。我在前面分析過，新墨家學派并不存在足以支撐自身的共識和共同的品味，它的存在依賴于對共同敵人以及對攻守同盟的確認。當新墨家學派所遭遇的質疑并不來自共同的敵人，而是來自自身內部的時候，分裂、清洗以及對“切割”的要求就出現了。對此，我于理可以理解，于情難以接受。新墨家學派的歷史使命尚未完成，而我作為一名局外人，只能懇請諸位墨者以大局為計，維系自身的團結，等待新墨學成熟、新墨家已立的時候，再撕逼或者“切割”也不晚。

　　（曹機車，法國圖盧茲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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