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經濟的血液，金融危機必然導致整個經濟體系的振蕩，甚至引發社會普遍的不滿和危機。

　　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市場動蕩在國際上不斷蔓延，長期收入處在停滯狀態的西方普通民眾的不滿情緒也與日俱增，“占領運動”在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在這種情勢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此次依舊看不到盡頭的金融危機——它似乎不再是歷史上常常發生的一般經濟衰退，而是反映了西方文明范式的整體危機。

　　2011年8月11日，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警告說，全球經濟正處在由美國、歐元區及日本的帶領下出現“集體衰退”的邊緣，應予以預防的各國政府的做法卻是完全背道而馳，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預言會變成現實。他坦然承認：“馬克思是對的，資本主義到某一階段會自我毀滅。”

　　事實上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久，就有商界精英意識到了危機的嚴重性，2009年，有日本“經營之圣”之稱的著名企業家稻盛和夫和日本著名哲學家梅原猛合寫了《拯救人類的哲學》一書，在該書的序言中，稻盛先生指出，大約250年前，歐洲興起了產業革命，使近代文明獲得了快速發展，然而這種發展以無止境的欲望作為動力，持續不斷地追求經濟增長，這種增長模式已經帶來了環境和能源等嚴重的問題；如果這種建筑在人類本能與利己之心基礎上的近代文明不改弦易轍，恐怕同人類歷史上諸多古老文明一樣，難以逃脫滅亡的命運。稻盛和夫這樣寫道：

　　危機的直接原因似乎是金融衍生產品使用過了頭，但事情的本質是，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擇手段地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資本主義的暴走狂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次金融危機，正是上天為我們人類敲響的警鐘。

　　人類現在必須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怎樣來和這個地球共生共存，這就必須從愛、慈悲、同情以及利他之心出發，而不是無止境地追求基于欲望和利己心之上的所謂經濟增長。^[1]

　　如果從中國大歷史的角度去看此次世界金融危機，我們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此次金融危機反映了整個西方文明范式的危機，同時也會堅定我們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中國為何沒有產生農奴制度和資本主義

　　首先是在政治經濟層面。以美國為例，美國政治受經濟精英、特別是華爾街銀行家的左右太大，以至于其政治結構牢牢掌握在少數經濟精英手中，導致社會公共權力配置嚴重失衡。這也是此次“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的直接原因。“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組織者們明確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運動組織者在官方網站上寫道：“我們是占人口99%的普通大眾，對于僅占1%的貪婪和腐敗，再也無法容忍。”

　　美國的經濟精英可以通過政治捐款、游說等多種方式左右政局，且這種趨勢愈演愈烈。2010年1月，美國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否決了以前對美國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也就是說，以后美國公司的政治捐款沒有了上限，權與錢的交易市場真正實現了自由化。美國摩根大通銀行副總裁黃樹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用中國話說，美國的體制是公開的權錢交易。政治捐款是資本尤其是大資本控制政治的一種基本機制。美國從地方到聯邦，各級參選官員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有一個共同模式：先拿錢（捐款），再謀權，最后用權力酬謝支持者。沒有不拿錢的官員，也很難找到不酬謝支持者的官員。中國也有權錢交易，但大概沒有人否定權錢交易是一種典型的腐敗，然而在美國，權錢交易是合法化的。”^[2]

　　另外，黃樹東先生還看到了傳統中國抑商政策的合理性，他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政府并沒有剝奪商人的權利，所謂抑商，是防止財富同權力相結合，特別是同地方權力相結合，進而影響政治的統一。^[3]

　　黃先生不是歷史學者，卻在這一問題上不乏真知卓見，難得！中國傳統抑商政策的核心是防止貧富兩極分化，防止出現美國那樣的政商間無礙的“旋轉門”，導致商賈在朝。《管子·權修第三》認為：“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就是說，商人在朝中掌權，資本會逐步影響、控制政治，進而導致權錢交易。

　　當代史學大家錢穆先生指出，正是中國傳統的“均產論”和“抑富政策”，使中國既沒有演化出西歐式的農奴制度，也沒有變成當代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他引用西漢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中的話：“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并解釋說：

　　這是一個中國儒家傳統的“均產論”。這一個均產論，有兩點極可注意。第一點：此所謂均產。并不要絕對平均，不許稍有差異。中國傳統的均產論，只在有寬度的平面上求均。寬度的均產中間，仍許有等差。第二點：在此有寬度的均產中間，不僅貧人應有他最低的界線，即富人亦應有他最高的限度。因此中國傳統經濟政策，不僅要“救貧”，而且還要“抑富”。中國人認為大貧大富，一樣對于人生無益，而且一樣有害。因此貧富各應有它的限度，這兩種限度，完全根據人的生活及心理，而看其影響于個人行為及社會秩序者以為定。”^[4]

　　錢穆先生認為，正是因為中國2000多年來對上述經濟政策的孜孜以求，奠定了中國歷史非西方的獨特的發展道路。他寫道：“解放奴隸的命令，在光武時代屢次頒布，重農抑商，控制經濟，不使社會有大富大貧之分，這是中國自從秦、漢以來2000年內一貫的政策。中國的社會經濟，在此2000年內，可說永遠在政府意識控制之下，因此此下的中國，始終沒有產生過農奴制度，也始終沒有產生過資本主義。”^[5]

　　有效節制資本，強調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和社會公平，主張共同富裕，直至今天仍為中國政府所提倡。看到西方社會在資本失控的陷井中痛苦地掙扎，以其為前車之鑒，我們不僅應繼承中國古典經濟理論，還有必要將這一理論在全球化的時代發揚光大。

　　私欲必須讓位于社會價值

　　此次西方金融危機，也使我們看到了膨脹的私欲，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盛行的危險性，使世人更加重視東方“因人情，節人欲”的禮義之道以及“以義制利”的經濟倫理思想。《禮記·曲禮第一》開頭就講：“敖（同“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同“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唐代孔穎達在《禮記正義·曲禮上第一》中說：“‘欲不可從’者，心所貪愛為欲，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私欲膨脹、過度消費是爆發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CNN干脆將普通美國消費者列為10個需要為金融危機負責的人之一。

　　前不久，北京交通大學王元豐教授在《環球時報》上發表了《西方應深刻反省享樂文化》一文，認為西方的過度消費、享樂主義文化是導致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他寫道：“西方社會需要深刻反思，引發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不僅在政府，更在于西方社會的文化！西方社會文化的主要問題就是享樂主義或者說是消費主義盛行。”^[6]

　　稻盛和夫先生則認為，如果人類還以欲望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持續不斷地追求這樣的經濟增長，其結果只能是人類的毀滅。這位中國文化的崇拜者和兩個世界500強企業的締造者指出：“人類如果不肯遵照佛陀有關‘知足’的教誨，節制自身的欲望，與地球這個生態環境中存在的一切生命共存共生，回歸樸實的、有節制的生存方式，那么，人類就會滑向自我滅亡的深淵。”^[7]

　　黃樹東先生則警告中國學界，“別把私欲神圣化”，個人資本（產）和私有產權在任何地方都不永遠是至高無上的，經濟生活中社會價值應被放在第一位。要做到這一點，不能僅僅滿足于道德訴求，還需要制度約束。他說：“承認私欲和刺激私欲不是一回事，依靠刺激私欲來刺激社會活力，最后社會活力將為私欲所淹沒。私欲只能在一定程度內推動社會的活力，超過了那個限度，私欲必須讓位于社會價值。”^[8]

　　看來，中國傳統的以義制利，不僅是一種行為準則和商業倫理，也是一種基本的經濟原則。難怪2000多年前孔子就將道德生活放在第一位，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句話大意是：君子明白大義，小人只知道小利。不幸的是，后代儒家將這種思想詮釋為義與利的尖銳對立，一種非此即彼的義利觀。

　　從19世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資本統治一切的批判到今天東方有識之士對西方生活方式地反思，都使我們看到，中華民族薪火相傳的偉大智慧，再加上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所取得的寶貴經驗，使今天的中國人完全能夠為人類開創一片嶄新的境界。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恢復中華文化的舊物，還要大膽進行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

注釋：

　　[1][7] 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類的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5、3頁。

　　[2][3][8] 黃樹東：《中國，你要警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172、270、225頁。

　　[4][5]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120—121頁、123頁。

　　[6] 王元豐：《西方應深刻反省享樂文化》，載《環球時報》2011年9月1日。

　　（翟玉忠：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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