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歷史上的幾次文化革命　　

前幾次也叫文化大革命？所謂革命者，革違背時代潮流者階級的命也，目的是利于國計民生健康發展。周文王是周朝文明的領導者，他雖未能親自建立周朝，但在此之前他掌國五十年，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演八卦而為六十四卦，把辯證法發展到了新的高度，其精神、方向及內涵才是真正的文化。世上哪里有脫離于物質之外的文化？如果不能解決或緩和現實社會的尖銳對立的階級矛盾，那種所謂的文化又有何意義？一個新朝代如果還如舊朝一樣腐敗，豈有生存的土壤！所以新朝的誕生不管是舊制度的發展或者新制度的產生，都要予民休息，給活不下去的勞苦大眾一定的生存權。否則他便出不來。　　

周建立后，周公進一步發展了這種文化。因為周朝的創立者武王早逝，留下了一個僅幾歲的孩子掌權，而周公為天下勞苦眾計，全力輔佐成王，平定諸王叛亂，制定禮樂，利益百姓，天下歸心。所以周朝的文化是對奴隸制的發展，是在奴隸制框架里有限地解放了生產力。但因生產力水平仍然低下，天道悠悠，故能長達八百余年而滅亡。　　

周朝中頁由春秋爭霸而入于戰國，生產工具獲得了長足進步，舊的生產關系已不適于發展了的生產力，故戰亂頻繁，各種學說的出現都有經國濟世的強烈愿望。然而孫武之道，孫臏之才，還是不能平天下，因為他沒有代表勞動百姓的制度和利益支持。及至前三六二年秦孝公與商鞅變法始，揭開了革命性的一頁。唯有先進的生產關系，才能創造出超出該時代一切舊勢力的強大的物質財富和戰無不勝的軍事力量。在此之前的百家爭鳴，是代表最先進文化的法家學說產生的搖藍。秦時焚書坑儒，即是對于反法家學說的一次鎮壓運動，其目的是弘揚法家學說，鞏固秦所創造的先進的封建制度。用后世的說法，這些被焚者多是堅持一孔之見不能利益萬民的臭老九。　　

故第二次文化革命應當是秦的法家學說為主的文化的普及。可以說，秦國以嚴刑苛法鎮壓了奴隸主的反抗，也使得百姓受到了法所帶來的根本利益。雖然商鞅在人生最后的階段曾親自體驗了法對于一般民眾的束縛，但在那個時代，根本而言，法是利于大眾的，是要消滅奴隸制的，是符合社會前進的方向的。秦始皇十年滅六國，推動了社會前進，但殺人無數，其積怨之大足以顛覆自己所創造的秦帝國。如果他及時給天下勞苦眾以休息，輕徭役薄賦稅，任用賢能，則秦決不至于僅至二世而亡。秦興在封建制，而滅在獨裁。獨裁者一人言定。此適于英明的領導者，一旦英主逝，則后世莫能舉也。故英主當世，用人第一。待其逝也，而后生已壯，何慮之有哉！總之，人不能迷信自己，一旦迷信了，就快完蛋了。秦皇晚年就過于迷信武功了。不論是亂世還是治世，人心背向都是戰勝之道。得人心者治，失人心者失道也，則不治也。此足為后世鑒。人心者，勞動者之心也。　　

秦雖亡速，而霸王亦不能久也。何以故？復辟奴隸制，不得人心；諸王叛亂，眾親離也。故其霸在勇力，而不在道。以道霸天下者，誰能動之！沛公則不然，善用人，愛百姓，天下治。道者，人也。漢用秦制，雖有六國之亂，而景帝慧眼如炬，逼其叛亂而為子除其棘，使武帝間少有內亂之憂，從此封建制得以長存。　　

第三次文化革命在漢武帝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時國家強大，內部矛盾需要調和，中庸之道受到推崇。文事必備之以武，故有犯我大漢天威者，雖遠必誅，二十年戰爭迫兇奴逃亡于歐洲。此時法治居于人治之次，故有司馬子長宮刑之恥遺恨于人間。本次革命的特點是，繼承了黃老無為之內核，外尊儒術而內用黃老，反對者隨先帝而逝矣，雖未殺人卻也經歷了一場其實很激烈的斗爭。獨尊儒術的結果是加強了中央集權制，把人治發展到了頂峰。這種人治表面重情，其實是對于法律的一種破壞。是皇上帶頭破壞了法律，把封建社會僅有的一點民主也給消滅了。民主是一個動態過程，就是不斷地使制度適應勞苦眾新的需要，這種需要是合理的，但由于什么事都由皇上說了算，于是皇親國戚之特權階級禍害天下，成為動亂的根源。　　

一直到幾百年后的南朝時代，梁武帝弄出一點文化，他出身于平民，因信仰佛教，故大肆興佛，杜枚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慨嘆。然而他的這種佛教建立在寺院經濟的基礎上，用無數農奴的血汗，養活了龐大的不事勞作的食利階級。以致達磨先生說他“并無功德”，并當晚離他而去。梁武帝就是一個典型的佛教教條主義者，他恰恰違背了佛的教義，不但無功于人民，反而禍害于百姓。最后部下兵變，梁武帝被餓死宮中，結束了他英雄卻無知的一生。后世一位偉人說過：“形而上學猖獗，教條主義害死人。”說的就是梁武帝之類的人物。他的作法阻礙了生產力發展的，豈能不亡！回想起幾千年前“廢井田，開阡陌”，這簡單的幾個字，表明了先祖們是何等的聰明，他們把唯物主義和主觀能動性發揮到位了。然而梁武帝們卻讓人失望至極，他當了皇上，結果從天上摔下來成了灰，不亦悲乎！死于無知，還不虛心。達磨為何當晚就離開他？因為他有權，可以殺人，而達磨不想白白送死！所以梁武帝這次興佛，算不得革命，其實是一種辱佛誤國罷了。梁武帝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用唯心主義來解決客觀存在的尖銳對立的社會矛盾，不但解決不了矛盾，反而會加劇矛盾。他無視人民的疾苦，而硬要通過廣大窮苦人壓迫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來搞什么和諧。　　

隋興而旺，文帝辛勞幾十年的成果，卻被不肖子楊廣葬送了。看來私有獨裁制確實不好！因掌權者英明而興盛，因其暴虐而滅亡，沒有人能制約他。即使創立了科舉制，也絲毫無益于社會的進步。所以隋無文化革命。　　

貞觀之治，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革命。那一代人親眼目睹了隋興亡之速，備嘗唐朝創立之艱苦卓絕，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真理，深刻理解了民為本為重君為輕的思想。以李世民魏征為主，他們見微知著，防微杜漸，除惡務盡，愛民如子，并大膽使用賢能之才，而貞觀興焉。太宗為了解決胡人生存，把他們遷入關中之地，使之感動萬分，稱頌太宗為天可汗。唐太宗心胸之大可見一斑。這種思想影響了整個唐朝。唐朝的這種文化質樸無花，卻永遠綻放著人類智慧文明的光芒。文化是人類生存方式的反映，也隨著人類而發展。如果把他搞得脫離了生存本身，對人類而言，就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了。世上原本沒有什么純文化的東西。　　

宋朝文治多于武功，故總是被動挨打。文人治國，難免軟弱，然而大權在握，怎能不過一回土皇上癮？手下養一幫僂羅，享著特權，久而生害于國，引出許多英雄好漢來，不好對付。而且上面有皇帝老兒制約，為保權力，就與敵國暗通款曲，主動投靠，左右了皇帝老子，是自然的了。恰好皇帝老子也是這么個德性，皇宮通著妓院，來往章顯著上等天人的自由。說漢奸數宋朝的多而且大。南宋時漢奸掌相印十八年，足見兒皇帝確實是好。所以英雄無奈，只有眼看黃流亂注，舉大白，聽金縷，甚或以身舍國，修成武穆也未可知。至于蘇東坡歐陽修之輩文豪，前期盛世，也不奇怪。故宋朝的文化，沒有什么革命性。婉約不過是女子的天性，而宋朝男人常有之；豪放是人類解放后的自然流露，而宋朝的男人卻是被壓抑快瘋時酒醉之作。唯有那李清照令人忘不了，她以一個弱女子，竟然發出“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這樣的吶喊，讓宋朝所有的男人為之愕然！清照的“凄凄慘慘戚戚，怎敵他，晚來風急！”更是讓人覺得她那種人生的悲苦。她是一個覺悟者。如果麻木了倒好，沒有感覺了更好，就不會痛苦了。這是處在怎樣的一種壓迫下啊！她的清醒是少有的，她的勇氣是少有的，她的覺悟是少有的！我疑心秋瑾是她八百年后的轉世了！這大約就是宋朝人可以自豪的文化革命了！　　

朱熹宣揚的理學說：天地未生而道已存也。咋一看似乎有道理，能糊弄一下可憐的沒文化的老百姓。其實狗屁都不是！天地間沒有人，那道有什么意義？！人才是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東西。一切矛盾因人而生。在這一點上我寧可相信藥王孫思貌的話：“人命至重，貴于千斤！”生存才是硬道理。要節欲的不是百姓而是那些占著巨額財富的一切剝削階級及其寄生蟲附庸。如果他們不貪婪了，財富各歸其位，天下就太平了。他們這些人，都是表面一套，里面一套，道貌岸然，窮兇極惡。他們的說教不能解決任何現實問題，只能給統治者當麻痹人民的精神鴉片。所以朱熹的理學不是革命，只是孔丘克己復禮學說的翻版而已。　　

元朝以武治國，弄得民不聊生，連切菜刀都收了，唯恐人民造反。足見這些統治者心眼小到何等程序了。其罪其惡，不用再說。后來一位為生計當了和尚的人也被捉住要殺頭，引發了一場革命，二十年后，元朝滅亡，明朝建立。元朝不知道什么叫文化。雖有一個耶律楚才是文化人，卻也不能長久。所以元朝實在談不上沒有什文化革命。　　

洪武皇帝朱元章出身于和尚，親身感受過貪官污吏對于人民的危害，所以對于此類深惡痛絕，采取了許多新辦法來懲治。但他的后代掌門人還是被太監給治了。雖然最后一代神宗厲精圖治，仍然被弄得昏頭昏腦，最后只得在煤山結束自己。所以明朝除了幾部醫書和幾個醫家值得大書幾筆以外，沒有什好的文化可以稱為革命的。倒是于謙和海瑞，還有那名垂青史的戚繼光，是一些響當當的人物。名氣很大的文征明這樣寫到：“豈是功高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他與于謙，可謂是兩位直言的英雄了。可惜耿直而有大能的于先生死得太慘！他雖于國于民有大功，卻于英宗有罪啊！豈非與岳武穆同命了。所以仍然是沒有文化革命可以談的。　　

清朝時，順治當政不久，就被貪官污吏弄得心煩，他干脆使用手中大權，來了一回風聞言事，結果弄得朝中人人自危。后來他也覺得象在火山上當燒雞烤，就一夜之間從人間蒸發了，把皇位留給了十幾歲的少年。康熙倒是學得不錯，不但堪稱大政治家，還稱得上是詩人，文治武功，十分了得。但還是擺脫不了落后的種族特征。他們蔑視漢人，不許八旗與漢人通婚。結果親上加親，越弄越弱，最后幸好出了兩個漢人忠臣叫曾國蕃和李弘章的，算上多活了幾年，還是免不了滅亡。乾隆雖是漢人，但名義上還是旗人，他做事十分荒唐，談不上有什么文化，只是享康熙爺的陰福罷了。所以清朝實在也沒有什么文化可以稱為革命的。只有在最后幾年，出了許多革命黨，推翻了清朝。他們的口號是：“驅除達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然民國立，平均地權卻沒有實現。不靠農民，單靠軍閥，怎能平均地權？雖然，這對于清政府而言，算是一種革命的文化了。　　

五四運動，是學界的覺悟。他們具有了初步的無產階級覺悟。這種覺悟，主要來源于李大釗的教育和十月革命的炮聲。因為關系到人民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以發展得特別的快。但真正的無產階級覺悟是在戰斗中形成的，光靠書本上得來的那點半生不熟的東西，是淺薄無力的。工人的罷工斗爭震動了大小軍閥和資本家們。于是共產黨成了他們真正的敵人。這個敵人很弱小，但它代表著千千萬萬工人和勞動者的命運，所以他深入人心，發展迅速。三十年后，舊世界滅亡，新中國誕生。新中國是在革命中誕生的，革命成了這個黨的生命。他的領袖洞察幾千年的人類階級斗爭史，在新中國建立十余年后，及時提出了繼續革命的理論，并付諸實踐。后來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為著這一偉大的目的而產生并進行的。就是要鏟除黨內走資派。這是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一種特殊革命，是對自己黨內部的意志薄弱者和腐化變質分子和集團進行的革命。對一切壞思想、壞文化、壞習慣、壞行為進行徹底的斗爭。斗爭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教育人。教育不只是正面教育，更重視反面教育。只有用新的無產階級的先進思想占領人民的頭腦，才能消滅一切剝削階級，使社會主義的金光大道暢通無阻！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所在。這次大革命有別于以往歷史上任何一次文化革命！它是革自己的命的，所以他將無往而不勝，雖然現時處在低谷中。　　

二○一二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