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與西方完全不同。其后果意味深長。在西方，至少在二戰后這個時期，我們總是認為合法的國家，絕對是一種民主的運作方式，并且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中國模式卻顛覆了這個邏輯。在西方看來，中國沒有民主，但它的國家有著很大的合法性，我認為比任何西方社會的合法性都大。如果國家的合法性所指的主要或只是民主的運作方式，那么像意大利這樣開展大量選舉的國家理應有很大的國家合法性。但事實卻相反，在意大利，國家由于長期缺乏合法性而衰弱。

其原因是，意大利人對國家持極懷疑的觀點。他們不認為國家是其正當代表，實際上，很多意大利人認為國家要么是非法的，要么只是部分合法的，而后一種觀點更為普遍。這就是為什么避稅被許多意大利人認為是完全合理的，為什么他們選貝盧斯科尼為首相的原因所在。這個人曾為了其個人目的公然使用國家權力，以保護自己免于對其用非法手段建立媒體帝國的指控。在意大利，國家之所以長期缺乏合法性，源于復興運動(150年前的意大利統一運動)只是部分獲得了成功。它從來沒有降服其他勢均力敵的區域性和地方性的認同資源，從而成功地使意大利人首先效忠于自己。意大利作為一個國家仍然是分裂和脆弱的，人們所效忠的對象也都勢均力敵，國家無法像在英國、法國和德國一樣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威及相應的合法性。

從意大利的經驗來看，很顯然，民主并不一定能確保國家的合法性。而且，與當今西方的常識相反，民主絕不是國家合法性的唯一來源。這使我們又回到了中國的問題上。在中國，國家合法性有兩個基本來源，但都與西方式的民主無關。第一個來源也是國家合法性的首要原因。即中國只是一個不完全的民族國家，盡管在20世紀中國就自稱是民族國家，但它首先是一個文明國家。在西方國家，最主要的認同來源是民族國家;中國則不同，其主要的認同來源是中華文明。

近代中國的歷史不是追溯到約19世紀末民族國家規范的采用，而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勝利。決定中國人認同意識的所有關鍵特征--儒家價值觀、國家的獨特作用、家庭的本質、祖先崇拜等都可以追溯到過去2000年作為獨特文明國家的歷史，而不是追溯到20世紀作為不完全的民族國家的歷史。作為一個文明國家，中國被定義為驚人的長盛不衰，人口和地域規模與眾不同，而最不尋常的就是，其文明和國家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其結果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關鍵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意義就是統一。這并不奇怪，因為維持這樣一個龐大和多樣化的國家的統一免于各種巨大的離心力威脅，無論是在帝國、共和，還是共產主義時代，都始終是中國治理中最重要和艱巨的任務。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都是國家分裂和不穩定的時期。

在中國人看來，國家的首要職責是維護國家的統一，也就是中華文明的統一，換句話說，就是文明國家的統一。這是中國國家神圣的首要的任務。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則"天命"將被收回。這一責任的極端重要性，賦予國家超出所有其他機構的基石地位。對于中國人來說，國家被賦予了近乎神圣的意義。關于國家合法性的第二個因素最好可以描述成，國家與中華文明的關系以及國家對中華文明的責任提高和強化了這種合法性。過去一千多年來，國家的權威都沒有遇到重大對手。這與西方國家為建立權威不得不與眾多的對手和競爭者，如教會、貴族、商人、企業等進行斗爭完全不同。關于這場斗爭的故事，幾個世紀以來在通過有關界定和限制國家權力的法律時一直被人們訴說著。與之相對照，中國的國家權力沒有受到明顯的限制：如果沒有對手，那就沒有必要界定國家權力的邊界了。

由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國的國家合法性有多么根深蒂固了。它至少有2000年的歷史，在某些方面歷史可能更長。而且對中國人而言，國家的作用難以想象地重要。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對國家的認識與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的西方人完全不同。對于西方人來說，國家的作用是有限的、明確的和受約束的。美國與歐洲的傳統，尤其是與法國和德國的傳統可能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有這些共同的特征。因此，盡管程度不同，但西方人都傾向于認為國家是一個局外人、一個入侵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與社會脫鉤的。中國人卻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國家是社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是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中國人認為國家就是家庭的一分子，實際上就是一家之主。請記住，家與國是中國社會當中兩個最重要的機制。與西方傳統相比，中國人對家庭的重視程度要大得多。在中國社會中，國家不是局外人，而是有著令人驕傲的地位。在中國，國家的另一個名稱是家國，這并非一個語言學上的偶然。

這是我們理解中國人在歷史上和今天如何認識國家及其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的基本背景。在這里，強調中國國家傳統的延續性是重要的。盡管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并不斷被改造，但這些事實仍繼續決定著中國國家的本質。

在中國，國家的歷史演進方式完全不同于歐洲，更不用說美國的傳統，這并不足為奇。一方面，在中國，國家的歷史要久遠得多，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它是人類歷史上已知的最早的政府。在此之前，寫于2500年以前的《孔子》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本治國的偉大哲學著作。在中國，國家已經具備了能夠治理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的現代化形式：中央集權的政府、建立在科舉制度基礎上的訓練有素和老練的官僚隊伍。這比歐洲要早得多。它還發展出一系列關于經濟、人口和軍事方面的能力。例如，戶籍制度以及像大運河和長城這樣龐大的基建項目。它有能力在全國各地調撥糧食，以平衡供需。這比歐洲要早得多。到了大約1000年以前的宋代，所有這些就已經建立起來了，有些甚至在之前的數百年就建立起來了。換言之，不僅是中國的國家遠比歐洲國家的發展早很多，而且其發展軌跡也絕然不同：開發出來的國家功能要早得多，發展的次序不同，其所依照的因果關系模式也不同。鑒于歷史完全不同，如果我們試圖透過西方的光譜來了解當代中國國家及其可能的發展路徑，將是極為短視的。事實上，在中國，沒有比國家更與眾不同的(如果你喜歡，可以用更"鄉土的"這個詞)制度設計了。我們必須首先用它自己的說法而不是按照西方的發展模式，來了解中國國家當前的作用、結構及其未來的演變。

當今中國的國家

這又把我們帶到了今天中國的國家這個問題上。在今日中國，國家仍然非常與眾不同。以其經濟作用為例。與它最為接近的是東亞發達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和臺灣。與"華盛頓共識"模式提倡市場作用、私有化、最低限度的國家不同，東亞模式包含一個高度活躍的國家、一個強大的工業政策、一個出口導向的策略。中國模式大量吸收了這方面的經驗，但仍然非常獨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國家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在日本和韓國是非常有限的，而在中國則是廣泛存在的。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政府開始了國有企業的重大改革(這與許多國家包括俄羅斯所推行的辦法都一樣)，西方普遍預期私有化將減小國有企業的規模和作用。但事實上，其結果完全不同。由于"抓大放小"策略的實施，國有企業的數量大大減少，但較大的國企進行了重組、獲得了補貼，并經常合并創造更大的國有企業。2008年，國有企業占工業和服務部門總資產的30%，但其數量卻僅占企業總數的31%。換句話說，盡管國有企業在數量上微不足道，但卻控制了企業總資產的很大一部分。自1999年以來，國有企業的數量從37%下降到不足5%，資產從68%下降至44%。與私有化不同，政府設法使大量保留下來的國有企業盡可能提升效率和競爭力。因此，前150名國有企業遠不是變成了跛腳鴨，而是變得利潤非常可觀，其利潤總額在2007年達到1500億美元。這一直是一個更大的政府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即創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公司，其中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很難想象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會有其他類似的例子。多數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通常得到不同程度的保護，并經常處于半壟斷狀態。與之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反而將它們暴露在與其他國有企業、私人公司和外國公司最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與許多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允許國有企業籌集大量私人資本。2007年首次公開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前12個最大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其籌集的總資本占全部資產的85%。其中一些最大的企業甚至還有外國股東。例如，一些私人投資者共計擁有中國各銀行1/4的股份。可以說，中國的國有企業將私企和國企的特點最好地結合了起來。領先的國有企業從國家那里獲得難以計數的援助，但也有足夠的獨立性更像私人公司一樣進行管理，而且能夠像后者一樣籌集資金。這種結合的方法反過來也起作用，一些最大的私有企業如聯想和華為公司一直以來都主要得益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與政府的密切關系。這在某種程度上與日本和韓國類似。然而，與日本和韓國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占主導地位不同，中國表現最好的公司大多有著政府背景。

因此，當前的中國模式包括一個積極的、無所不在的國家，一個由國有企業構成的強大軀體，一個與私有部門大公司的聯系網，一個中國經濟轉型和現在人民幣國際化的締造者。重要的是要強調，中國的國家本身就是一個不斷進行改革和結構調整的高度能動的機制。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國家的特點是僵化、萎縮、不合時宜，但中國的情況則不同。西方還有一個普遍的看法，即雖然中國經濟改革進展迅速，但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這是大錯特錯。中國曾進行了廣泛和深遠的改革，特別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繼續。中國的改革比西方在這個階段所進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試驗和試錯過程的基礎上，國家不斷轉型，機構也重新被定位和受到激勵。在此背景下，我們應該記住，中國的國家不僅只包括中央政府，還有省政府，其中有九個人口都不少于法國和英國，更不用說像北京、上海、重慶等人口超過2000萬的城市了。各省政府都有自己的經濟和工業政策以及自己的省有企業，如中國最大的汽車公司奇瑞。事實上，中國經濟如此充滿活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各省以及各省的公司(有些是國有，有些是私有)之間一直存在競爭。

中國模式還有另一個最不尋常的方面。它把兩個人們通常認為毫不相關的特點結合在一起。首先，有一個無處不在(和多元)的國家，它高度活躍，通過各種方式介入經濟(和社會)活動。其次，堅決信奉市場和相信競爭。事實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政府是抵觸壟斷的，一旦出現壟斷，政府就設法重組市場以確保競爭。對第一個特點我們不應感到驚訝，它與中國的歷史完全一致。不過，我們也不應該對中國信奉市場和競爭感到驚訝，這同樣深植于中國的歷史和精神傳統當中。亞當·斯密在18世紀末期就描述了中國市場遠比當時歐洲的市場要大得多，發達得多。中國模式的特別甚至是唯一之處，坦率地說，就在于它是超國家和超市場的結合體。中國在這方面的創新之處可以概括為以下悖論：中國"比產業政策鼎盛時期的日本更加市場導向，但在影響具體的工業產出方面卻不如日本積極，盡管今天中國的國有制是如此突出"。

近年來，關于所謂"北京共識"的提法一直存在許多討論。但應該指出，中國人自己還沒有采用這個提法，也沒有對此表現出多大的興趣。該提法認為，中國的例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提供了相關經驗和教訓。毫無疑問，這確有道理。畢竟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它比美國要有資格得多。美國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卻面臨各種完全不同的問題和挑戰。雖然，這并沒有阻止美國以"華盛頓共識"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建議，但現在卻被人們駁得體無完膚，置之不理。但是鑒于其獨特的歷史和情況，其他發展中國家究竟可以向中國學習什么呢?最顯而易見的似乎是，一個積極主動的、有能力的、戰略性的國家，競爭精神，持續不斷的學習和實驗過程，向外來思潮開放和相對開放的市場。中國的發展有兩個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都無法復制的基本特點，一是中國的國家，二是中國的地域和人口規模(印度除外)。

從表面判斷，作為高度發達的社會和經濟體的西方，能向中國學點什么就更不清楚了。畢竟它們處在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然而，正是中國的轉型速度，越來越迫使我們不得不去設法理解和學習中國的經驗了。此外，如果中國國家的傳奇真給人們提供了一些經驗(事實的確如此)，那認為我們只能借鑒處于相同發展階段國家的經驗就大錯特錯了。當然，隨著中國的經濟從追隨型向創新型邁進，我們在不久的將來也會看到中國的國家將發生深刻的改變。但是，鑒于過去2000年的歷史，我們不應該期望中國的國家突然或從此就變成西方式的經典國家。無論采取什么新制度形式和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其內在的連續性仍將像過去一樣明顯和持續下去，其本質特征換上了新裝，但它的DNA卻不會改變。

那么，中國的國家能為西方提供什么經驗呢?從本質上講，由于源于如此不同的歷史和文明基礎，中國呈現出一種我們多少有些陌生的新模式。這種模式使超國家和超市場并行不悖。中國模式不在任何西方看待國家的或左或右的譜系當中。它不能被復制或移植，因為它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獨特產物。但假以時日，隨著中國轉型為一個現代社會，同時也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時，中國的國家就將對我們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了。這將迫使我們重新評價我們對國家及其作用的認識。除了國家和市場的獨特結合以外，這種影響還表現在其他方面。作為世界上最古老以及據稱近2000年來最出色的國家，中國是治國之道的老家。正如我們在過去30年里所看到的，盡管事實上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其國家確實是非常有能力的;事實上，我認為，中國的國家比任何西方國家都運作自如。其能力之一就是戰略思維能力。步履蹣跚和疲憊不堪的西方國家，與中國的成功相對照，會使人們越來越多地爭論我們可以從中國的國家身上學習些什么。

總結有關中國國家的討論，可將其主要特點歸結如下：

高度的合法性

基礎深厚

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歷史悠久的治國傳統

權限極大

卓越的戰略能力，眼光長遠

內在的延續性

國家和市場的獨特結合

中國的軟實力

最后，讓我們在中國軟實力的大背景中來思考中國的國家。人們普遍認為，對于發達世界而言，中國的軟實力仍然十分有限。對發展中世界來說則完全不同：作為其經濟成就和援助的結果，中國已經對這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很難發展出一種對西方有吸引力的軟實力。這的確不容易做到，但我認為，這對于將要發生的事情和為什么會發生這些事情是嚴重的低估。

中國在發達世界沒有什么軟實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國家的經濟財富是其更大的吸引力唯一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的世界尤其如此。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最渴望擺脫貧困，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因此，人們渴望成為比自己所處社會更富裕的社會中的那些人，而瞧不起比自己更貧窮的社會，可以說是一個不成文的等級觀念。目前臺灣不希望成為中國一部分的一個根本原因，與其說是中國缺乏民主，還不如更坦白地說，是因為中國比臺灣更貧窮。此外，富裕的國家擁有向他國推介自我的手段，如好萊塢、大型體育賽事、谷歌之類都是富裕和發達社會的功能。而中國直到2008年才成功(并且有必要的資金)舉辦了奧運會。

在這個意義上說，約瑟夫·奈有關軟實力的觀點存在嚴重的概念缺陷。例如，在《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書中，他用基本上完全不同和毫不相關的詞語來描述硬實力和軟實力。他在一個表格中，將經濟實力歸為硬實力。他說，"軟實力并不取決于硬實力。"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有三個來源：它的文化......政治價值......外交政策......"然而，經濟實力，即一個國家的經濟財富，對多數軟實力而言都是一個基本的先決條件。原因有二：首先，人們渴望能成為富裕社會而不是貧窮社會中的人;其次，多數軟實力都建立在經濟財富的基礎上，并且依靠它才能行得通。奈說，"美國的許多軟實力都是好萊塢、哈佛、微軟和邁克爾·喬丹制造的"。但其中的每一個都不同方式地依靠或消耗了大量國民財富。這些對巴西、安哥拉，或中國來說都是難以想象的。只有作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進的經濟體的美國，才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綜上所述，硬實力和實力量不能根據分類系統分隔成互不相關的領域。它們的形式或許不同，但卻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都是一國實力及其治理制度的表現形式。此外，正如我們剛才所討論的，經濟實力是軟實力的根本前提，決定了其本質和可能的形式。有關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概念難就難在，它把這種實力碎片化，使之失去了聯系，而沒有認識到其在本質上是有機和根本上統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安東尼·葛蘭西的霸權概念，為處理各種權力形式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概念框架。

讓我們回到中國軟實力的問題上，或者說，回到中國未來的霸權吸引力的性質問題上。綜上所述，很顯然，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增強，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就有能力用各種方式而不僅是文化的方式向世界推介自己了。北京奧運會就已讓我們初步嘗到了其中的滋味。中國正在迅速擴展其全球媒體事業，例如，中央電視臺開辟了眾多國際頻道。同樣，現在世界各地有數百個孔子學院。窮國做不到這一點，但中國慢慢有能力也愿意做到這一點。而且由于登上了發展的階梯，中國將越來越多地向外看，成為一個不斷擴張的全球性大國。我們將會看到，中國用來施展其文化的支配性影響的物質力量將迅速增長。作為一個日益強大和富裕的國家，中國將產生其吸引力。在其鼎盛時期，僅僅因為有錢，美國最有吸引力的特征和其他很多方面都成了現代化的標尺。人們看看美國，就可以了解和設想未來可能是什么樣子。過去60年這方面的例子已經不計其數，如汽車、商場、高層建筑、航空旅行、郊區、個人電腦、互聯網、搜索引擎、快餐、常春藤盟校、好萊塢等的興起。所有這些在富裕起來的地方涌現，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與之相比，這并不是說，美國壟斷了這種影響，而是它居于壓倒性的主導地位。當我們進入一個多極經濟世界時，由于美國衰落，而中國崛起，美國正在而且將逐漸失去這種能力。與此同時，中國將逐步得到它。這不是推測，而是一種必然。以基礎設施為例。這當然是一個古老的中國傳統，如前面提到的長城和大運河。龐大的基建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基本組成部分。其結果是基礎設施及其技術變成令世界羨慕的對象：龐大的機場、優秀的高速公路網、北京至拉薩的鐵路、浦東至上海的磁懸浮鐵路、三峽大壩、鳥巢體育場，以及將改變中國經濟和社會并最終改變中國與東南亞的聯系和關系的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鐵路網。相比之下，美國就相形見絀了：基礎設施已經老化，失去了它曾經有過的充裕，所謂的遠見以及令人忌妒的對未來的承諾。當設想未來的基礎設施時，世界現在越來越把視線轉向了中國。這無疑是軟實力的一部分，而這已經發生了。

再來看看城市及其交通體系的未來。據估計，到2025年，中國將有八個人口超過800萬的城市。中國的問題是人口眾多，空間狹小，這與美國和歐洲非常不同。中國需要建設新城市來解決流動性問題。因此，預計中國將走在這一創新的最前沿，成為世界人口大國的標尺，并對我們所有人產生巨大的影響。例如，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公交火車"，它類似于汽車在隧道或橋梁上飛馳一樣，沿著高速公路的一個方向在軌道上運行，時速高達37英里，運力多達1400人。歡迎來到中國式的未來。總的來說，中國的現代性(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它的雛型)將成為未來中國軟實力的獨一無二的最有力的一個來源，并且發揮其作用。

以根本性的文化問題，如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為例。正如前面在國家的背景中所述，這些不能被移植或復制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中。最有可能這樣做的國家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中國儒家傳統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臺灣和越南。盡管如此，中國文明傳統最重要的當代表現形式將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支配性的影響，正如外來和陌生的西方傳統在最近幾個世紀特別是最近兩個世紀所做的那樣。中國的國家肯定是其中一個。但還有其他三個值得一提。你或許由于艾米蔡氏新課程出版的影響，會對中國家庭教育的傳統與西方相比有何優劣產生爭論。這不是新的：它在目前的西方話語體系中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但是，我敢肯定，辯論將進一步加劇。中國家庭教育的傳統與西方在許多方面都是絕然不同的，其影響力將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而擴大。還有什么能夠比不同的家庭和家庭教育模式更根本的軟實力表現形式呢?

家庭教育與教育問題是密切相關的。根據全球教育成績的調查，近些年來，東亞兒童的表現比西方兒童要好很多。最近的例子是2010年12月發表的調查，該調查表明，上海學生的水平明顯好于其他地方的學生，而且遠遠好于美國學生。有一種貶低這些研究結果的權威說法，即東亞兒童的學習靠死記硬背，而西方孩子們所接受的教育是如何解決問題和有創造性。這可能有一些道理，但肯定被夸大了。事實證明，上海兒童在這方面也更勝一籌。不過，關鍵的一點是這些文化比西方社會更加強調教育和學習的重要性。而這一信仰根源于一種非常不同的文明傳統。順便說一句，這些社會比西方傳統更強調包容性，即所有的孩子都應該成功。很顯然，在美國和英國，教育程度非常低的離校兒童的比例高得驚人。

我舉的最后一個例子是犯罪。西方社會的犯罪率比東亞社會高很多。有儒家傳統的社會比西方社會更強調責任、父母的權威、尊重、紀律和秩序。美國最不具吸引力的特點之一就是高犯罪率，特別是兇殺案。這有多種原因：一個是其特有的槍支擁有情況(它是美國歷史傳統的一部分)，另一個是奴隸制和種族主義的遺產。我不認為東亞地區的城市有人會問："這個城市安全嗎?"在有儒家傳統的社會當然不會有此疑問。相反，按照美國的標準，它們是非常安全的。

這些例子，包括國家、基礎設施、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犯罪，對人們的生活和人們所關心的事情來說幾乎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實上，它們遠比通常用來說明美國軟實力的那些例子重要，后者通常是從流行文化的某些方面提取出來的。前者的重要性在于，它們是與治理和責任問題聯系在一起的，換句話說，它們才是最根本的。我的結論是，有關中國軟實力的多數討論都非常膚淺。毫無疑問，中國遲早會把它巨大的軟實力，運用到不僅僅對我們西方社會的未來最基本的那些領域。

(譯者單位：中央編譯局世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