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之特殊與共通性中，我們看中國文化。

中國，自鴉片戰爭后，才真接地感痛癢地覺到西方另一套文化之厲害。中間的封閉線揭開了，雙方真接照面。西方也敞開了，擺在我們的眼前。此后就是雙方互相較量互相了解的問題。接連幾次戰爭：鴉片戰爭，中法戰爭，英法聯軍，把滿清政府打敗了。打敗政府并不一定打敗我們民族。義和團是發自民間的一股力量，然而結果是八國聯軍進北京。這一仗是把我們的民族也打敗了。（此義取自友人李定一先生。見其近著「中國近代史」。）這都尚未接觸到西方的學術文化，只接觸了他們的武力。知道他們的槍炮厲害。辛亥革命，對內是民族意識，排滿，覺得那政府太不行了。對西方文化，言則是學得了他們近代化的政體，因而建造了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改專制為民主。這是首先在政治意識上進了一步。所有取于西方者，在接觸了他們的軍事武力外，首先注意到了他們的政治形態。架子已安排好了，單等它生根，單等我們來充實它。但這就是個難題。這不能不有待于學術文化上之努力。

首先注意到西方學術的是嚴復的翻釋。他翻釋孟德斯鳩的「法意」，穆勒的「群己權限論」，這里邊的觀念是中國學術里所沒有的。他翻譯這些，是讓我們了解近代化的政治形態中的諸觀念如自由，權利，憲法等之意義。他又翻譯亞當斯密的「原富」，這是經濟學。這也是中國所沒有的。他翻譯穆勒的「名學」，這是邏輯。也是中國所沒有的。他翻譯這些，是讓我們了解西方人講學之條理性與系統性，分門別類，分析綜和，窮盡其理，以成「學」。這是西方希臘的一個傳統。學之為學的觀念即在此傳統中養成。吾人名之曰「學統」。（此與「道統」不同。）這是中國人以前講學所不具備的。他浸潤于中國典籍很深，他用典雅的文字來翻釋西方的學問。他的翻釋不感覺到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為對立，他并沒有以為要吸收這些，非打倒中國文化不可。這倒不失為一個健康的態度。但是時代精神似乎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顯出「神不守舍」的樣子，要散，要塌下來。他那典雅的態度，收斂的精神，在歷名事業上不得志，歸而在煙榻上翻譯，而顯出的，并不能普遍，亦并不能繼續下來。與他同時的那些舉人進士翰林所謂知識分子，并不能懂得他所翻譯的那一套。（其實這一套也并不真易懂。就是在今，日真懂的亦并不多）。也并不具備他有的那種訓練。

所以中華民國的開國實在是虛弱的，并沒有一個與之相應的學術文化的精神作基礎。只是襲取一個虛架子。而時代精神不是一個開國建國的精神，而是要散要塌下來放縱恣肆的精神。這個趨勢，醞讓暴發于五四愛國運動后的所謂文化運動。這個運動不是繼承所翻譯的學術精神而下來的，也不是配合新的政治形態而期由嚴復所翻釋的學術而滋長壯大，以回應充實這個新的政治形態。如其如此，這還是一個建構的精神。但是時代精神不是這樣，沒有向這里走的預備趨勢。在新的政治形態下的政府主持人也根本不了解這個政治形態的意義，根本無相應這個政治形態的政治意識。而社會上滿清留下來的老知識分子不用說，就是所謂新知識分子，能像嚴復那讀西書了解西學的也并不多。依是，朝野上下一切都在無主中。

新的政治形態并不足以作為吸引人注意用心的綱領。政府主持人一團糟，在那里胡鬧。社會上的新知識分子則還是中國往時衰世大學生的老習氣。辛亥革命所建造的民主共和這一新政治形態，由北京政府所代表的，大家不理了，把它擱在一邊，另說別的。新知識分子只感覺到國家不行，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反省到文化問題。但他們的反省是非常之外在而直接，是以淺薄而輕浮。他們對于西方文化尚沒有達到嚴復的那個程度，而只是道聽涂說，外感地紛馳于其五光十色，而現成地檢取其科學與民主，而對于中國文化，則已無嚴復的那種典雅的態度，（浸潤于自己之典籍以譯西學），而只是外在地直接地取否定的態度。他們把科學與民主視為文化之全部，而此兩者又是西方的，所以也是西方文化之全部，是中國所沒有的。中國文化有這兩者，所以中國文化全是老的，而「老」以封建來規定，所以中國文化是封建的，過時的，全當否定。而且以為要吸收這個新的，必須去掉老的，視中國文化與科學及民主為不兼容的對立。

我們試看由西方的武力先把滿清政府打敗，繼把我們的民族打敗，最后把我們的文化打敗。其實西洋人并未打我們的文化，當然無所謂敗不敗。文化是自已努力的事，是有彈性的，是隨時滋長壯大或轉形的。西洋人并不敢說打敗我們的文化。外人所能打的只是外在的有形的東西，一定態的物質力量。兩種物質力量相交綏，沖突便是打，誰強誰打敗誰。把你的一定形態的物質力量打倒就算完，外此他管不著。所以打敗我們的文化是我們自己代人行事，起來自己否定的。這就叫做自失信心，自喪靈魂，此之謂「自敗」。這種敗才算是一敗涂地。

牟宗三主著　《道德的理想主義》，頁251-252，學生書局，1992年9月訂版七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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