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中的勞模

　　標題即一悖論。按照一般的常識，勵精圖治的總是那些圣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漢武、康熙乾隆。而亡國之君，不用說，那自然要么昏庸，要么殘暴，要么糊涂，要么是兼具三種特色的扶不起的劉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將崇禎定位為勵精圖治的亡國之君，就好像說某人是個奸詐的老實人、某人勤奮地偷懶、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樣不合邏輯。但歷史本身不一定依照邏輯來行走，更不一定與我們的常識相吻合。歷史所干出的勾當常常令人啼笑皆非，無以言表。

　　說崇禎勵精圖治，這在早些年姚雪垠奉命寫《李自成》的時代自然是荒唐之論，少不了要被扣上為封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的帽子。但是，即便是奪了大明江山的滿人，在他們作為勝者來編撰的《明史》中，也給予了崇禎這位亡國之君相當高的評價：“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

　　意即崇禎繼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為。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斷地鏟除了魏忠賢這個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帶來承平。但可惜的是當時明朝大勢已去，積重難返。朝廷里黨派紛爭，戰場上兵疲將驕。四面戰爭不已，流寇四處蔓延，天下潰爛得不可救藥，可謂是不幸之極。然而崇禎在位十七年間，不溺于聲色犬馬之中，而是勤勉辛勞，勵精圖治，面對臣子時常感嘆，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卻沒能如愿，以至他所用非人，使時局更加艱難。到后來他重又信任宦官，將他們派到各個重要崗位上，這一舉措非常地不合適。后來江山移人，他也自殺身死，難道不是氣數使其這樣的嗎？

　　崇禎的另一大敵李自成，在他向全國發布的徹底摧毀明王朝的檄文中也認為“君非甚暗”。至于大明的遺老遺少們，更是把他認定為一代圣君，其中嶺南派詩人屈大鈞在詩中寫道：

　　先帝宵衣久，憂勤為萬方。

　　捐軀酬赤子，披發見高皇。

　　風雨迷神路，山河盡國殄。

　　御袍留血詔，哀痛何能忘？

　　這哪里是一位亡國之君？這分明是一位勵精圖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圣明天子啊。遺民歌頌前朝，自然帶有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夸大之辭，但考察歷史，我們同樣會發現，崇禎在位期間，的確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業業。他本人的素質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屬上智之人，與他那個二十多年不上朝不與大臣見面的祖父和他那個縱情酒色、不會治理天下卻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禎之“敬業”，簡直可以評為帝王中的勞模。但是，正是這么一位希望能夠中興帝國，并且為了這一希望而身體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執著和夢想，最后換來的不僅不是帝國的中興，反而是帝國的覆亡。他本人也在一個寒冷的春夜走投無路，只得殺妻殺子再自殺。這樣的前因與后果，委實讓人捉摸不透歷史老人究竟是何種心態。

　　節儉的美德讓帝國雪上加霜

　　一個人命運的悲劇其實就是他性格的悲劇。如果這一論斷沒錯的話，崇禎的人生悲劇的確源自于他的性格悲劇。

　　崇禎名朱由檢，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來的明光宗)之子。崇禎五歲即喪母，雖然貴為太子之子，但當時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穩定，常年蒙在萬歷欲廢其而立鄭貴妃之子的陰影中；再加上萬歷是一個絕情于親情的人——事實上歷代帝王因為子孫眾多，往往親情平淡如水，因而崇禎幾乎從小就沒享受過平民家庭那種天倫之樂。萬歷既不喜歡崇禎的父親，當然也就更不喜歡木訥內向的崇禎。后來，他的生父歷盡坎坷而位尊九五，卻在即位的當年就因縱欲過度病死，皇位傳給了崇禎的哥哥朱由校。這個年輕的皇帝對治理天下基本沒有興趣，一股腦兒地交給了太監魏忠賢。在這個皇帝眼里，對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關心，何況是崇禎這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禎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完全沒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愛、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親歷了紅丸案和移宮案等駭人聽聞的政治陰謀。

　　崇禎少年時所經歷的這些政治陰謀和他常年與世隔絕而又親情寡淡的深宮生活無疑是一條條噬心的小蛇，它們撕咬著崇禎，并使崇禎在這種命運的無常與超乎尋常的冷漠中，漸漸養成了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身為位尊爵重的親王，自可以呼奴喚仆，性格中形成嚴急而刻薄，既對手下人薄情寡義而又自以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從小的孤獨寂寞和難以主宰自己命運的無奈又使他敏感、多疑，從而因內心深處的過分軟弱和自戀造成極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后來，他在重大關頭常常首鼠兩端，既怨天尤人又懷疑自我，最后則是毫無主見地把一切交給命運安排。這種性格對普通人來說也是災難性的，何況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崇禎和他的祖父萬歷一樣，生性吝嗇。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范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范本，寫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盡管身為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他常派人到宮外采買物品，然后仔細詢問價格。

　　這種平民生活方式當然也可看做是節儉和樸素，甚至可以把它看做是崇禎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風的帝王族里，這種節儉大約只有那位嗜好穿補丁衣服的道光皇帝差可比擬。但令人沮喪的是，就像道光皇帝常常從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補丁衣服這一表面現象來斷定他清廉與否，然后決定是否提拔，從而導致了北京城里舊官服比新官服更貴的荒唐結果一樣，崇禎這種近乎守財奴式的節儉，對于他的中興帝國之夢也是致命一擊。或者說，這種節儉有如一劑慢性毒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侵入崇禎和整個大明帝國的血脈中，并最終引發了一場具有災難性和毀滅性的不治之癥。

　　崇禎十七年(1645年)正月，這時的“流賊”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農民政權，他的百萬大軍懷著必得天下之志從西安出發，此后又從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并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帝國的心臟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勢可以說到了火燒眉毛的窘狀。無計可施的崇禎特地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放棄寧遠，調吳三桂部緊急入衛北京。吳襄提出，如果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一百萬兩銀子的軍需。一百萬兩銀子在畢生儉樸的崇禎眼里，是一筆龐大得令他肉痛的數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這么多的銀子，為此，崇禎只得放棄了這一原本還算不錯的計劃，然后坐困城中。

　　為了堅守京師，籌餉是一件大事。召見吳襄之后，崇禎多次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此時的大明王朝已是燈油將盡，國庫的存儲竟然僅有區區四十萬兩。戶部的官員面對崇禎嚴厲的責罵仍然無計可施，而與此同時，崇禎個人的財產卻豐厚無比。為此，大臣們反復上疏懇請，希望崇禎能拿出屬于他個人的內帑以充軍餉，但這無疑像是要崇禎的命，他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御史李邦華大概著急了，也顧不得是否當眾頂撞圣上，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話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崇禎卻顧左右而言他，始終不肯拿出一分一厘來保衛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從他的宮內搜出的白銀即多達三千七百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內。為了節省一百萬而丟掉了三千七百萬，乃至整個無法估價的萬里江山，這本是一筆再簡單不過的賬，可自幼聰明好學的崇禎到死也沒有算清楚。

　　國庫沒有錢，皇帝有錢不想出，想再殺雞取卵或是涸澤而漁地從老百姓頭上搜刮也已經既沒有充足的時間，也沒有充足的地盤了。這時，崇禎皇帝萬般無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無償捐助。但全國最富的皇帝對拿錢來保自己的天下都不樂意，又有幾個官員肯拿出他們手里的錢呢？崇禎無奈，只得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求他捐十萬兩，以便起個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歲雖大了些，可對自己的口袋一點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錢，哪里又該我們這些當臣子的出呢？只是這話他不敢說出來，而是一個勁哭窮，聲稱即使勒緊褲帶也只能捐一萬兩。崇禎認為一萬兩委實太少了些，你至少得兩萬才夠意思吧。周奎不敢討價還價，卻暗地里進宮向女兒求援，于是周皇后背著崇禎給了他五千兩，可就是這本身出自崇禎內帑的五千兩，周奎也只捐了三千兩，余下的兩千兩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臺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們，盡管個個富可敵國，卻紛紛裝窮，甚至在自家的大門上貼上“此房急售”的字樣，表示他們家里已窮得只能賣房子過日子了。自天子到大臣的集體哭窮，這大約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鬧劇。鬧劇的導演竟然是天子崇禎。

　　崇禎初年，為了節省帝國開支，崇禎下令大幅度裁撤驛站。他認為驛站的存在，既讓來往的官員揩了國家的油，同時還得養大量驛卒。裁撤的結果是導致大批因失業而無法生存的驛卒紛紛加入農民起義的行列。這些默默無聞的驛卒中，有一個就是后來聞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禎裁撤驛站，據統計，所節約的開支僅僅為三十萬兩銀子，大約相當于皇宮一個月的支出。

　　其實，崇禎的“節儉”美德不僅是在帝國將亡時才雪上加霜，從他即位之初到帝國滅亡，也就是他坐在龍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節儉品德一直像一把無形的劍，把他的帝國砍得鮮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們始終無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關系，很大程度上便和這有關。

　　眾所周知，明朝官員薪水之低歷朝罕見，一個知縣的月薪是七石半，約折價十兩銀子。即使是正二品的尚書，也只不過區區六十一石，還不到一百兩銀子。但一個官員要維持正常的開支——遠遠不是花天酒地，窮奢極欲——這點薪水連杯水車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禎早幾十年的萬歷年間，他為其母祝壽時，只能“市肉二斤”。等到海瑞晚年東山再起，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

　　這種超級低薪的前提下，官員們如果不集體貪污受賄，絕對無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似乎對一定程度的受賄是默許的，如地方官員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員出差時成了慣例的打秋風等等均被視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個州縣在征收上交國家的正稅以外還得向老百姓多征多少錢糧，一個下級地方官每年應該向上司進幾次貢，每次的數額大約是多少，都有潛規則可循，這本身也成為明代官僚體制的一部分。

　　理想主義的災難

　　崇禎除了是個節儉主義者外，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本身擁有豐厚的內帑，可以大談節儉，同時也要求所有官員不但要節儉，而且要廉潔。這本來是一個明君的確該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義者的錯誤往往是無視現實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禎即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禎本人不清楚帝國里這種集體受賄的深層原因，簡單地企圖用儒家道德來約束和要求大臣，屢屢宣講“文官不愛錢”的古訓。這不但毫無作用，反而顯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樣不解世事，迂闊可笑。反過來，崇禎則自覺有充足的理由認定手下的官員都他媽是一幫酒囊飯袋、蛀蟲敗類。君臣關系之緊張，歷朝歷代無過于崇禎年間。

　　崇禎元年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疏給崇禎說，當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錢？哪個官員又不愛錢？做官是花錢買來的，這些官員上任后，為了收回成本當然就得貪污受賄。因此，說到害民，就將這歸咎于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而上司想方設法要勒索，過往官紳要打秋風，進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韓一良舉證說，州縣的官員進京，京城的御史和給事中們號稱開市，是一個撈錢的好機會。他本人兩個月以來拒收的贈金就有五百兩。末了，韓一良認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議，只有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污受賄者，讓大臣們把錢當做禍水，才有可能出現廉潔愛民的良性循環。

　　崇禎對韓一良的說法深以為然，專門為此開了一次現場會。崇禎令韓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搖頭晃腦地朗讀了這一奏折，然后又讓大臣們互相傳閱，并決定要破格提拔此人，當場就要任命他為右僉都御史。負責官員升遷的吏部尚書一面連連稱善，一面卻別有用心地說：韓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請皇上命他挑出最嚴重的貪污受賄案例來，以便以此為例進行重處。

　　這明明是跟韓一良過不去。韓一良本來不過是要在崇禎面前表明他的忠心與干練，又哪敢真舉出哪個官員貪污哪個官員受賄呢？他只得支吾著說折中所言俱是風聞，并沒有一個準確的事實。這下崇禎不高興了，難道連一個貪污受賄者你也不知道就寫了這個奏折嗎？限五日內奏明。

　　五天后，韓一良只得糾彈了幾個已被打倒的閹黨死老虎交差，崇禎看出他在打馬虎眼，再次令他當著眾臣朗讀那本奏折。當韓讀到他兩個月收到贈金五百兩時，崇禎立即打斷他，厲聲追問這五百兩銀子到底是誰送的。韓一良推說記不清了。崇禎龍顏大怒，韓一良的右都僉御史沒做成不說，還差點丟了命。

　　韓一良事件的結果是，崇禎越來越對整個帝國的文官系統感到不滿，對大臣們的從政能力和品德人格也持懷疑態度。此后，他在用人上總是頗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己一個人去干。就像一個勤快的笨蛋總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樣，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專制君主給這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造成的傷害，遠遠要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無所事事的皇帝。

　　縱觀崇禎一生，他的內心深處肯定懷著一種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會對他人的評價特別敏感，有時候簡直就是一種病態。這病態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對身邊的所有人都懷著一種深刻的懷疑和猜忌。皇帝的這種病態心理在他統治后期尤其明顯，往往使朝臣們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不能自拔：如果大臣們表現得平庸無能，這當然會讓自以為高明的皇帝十二萬分地看不起，其結果肯定無法得到皇帝的歡心；而表現得精明能干卻又頗易遭到神經過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至于讓他懷疑大臣們是看不起他，那樣的后果將更為嚴重。

　　崇禎朝的十七年中，一共任用過五十位內閣大學士，不論是在明代還是歷朝歷代，都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最高紀錄。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長更換也同樣頻繁，走馬燈似的令人眼花繚亂：他共用過吏部尚書十三人，戶部尚書八人，兵部尚書十七人，刑部尚書十六人，工部尚書十三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百三十二人。換來換去，仍然沒有換出任何一個崇禎滿意的官員。真不知是大明氣數已盡，老天故意不降賢臣于當世，還是崇禎自己腦袋出了問題。

　　朝中大臣走馬燈似的換，也許還有些說辭，但崇禎對前線領兵作戰的高級將領，同樣是懷疑加猜忌，不能不說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過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率兵分別同后金以及農民起義軍作戰，這些人幾乎沒有一個得到善終：不是被崇禎處死就是孤軍被圍而無人過問，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敵生俘，或者被逼倉促上陣戰死。一代名將袁崇煥因為擅殺總兵毛文龍，于是被崇禎所疑忌，皇太極僅用了一個從《三國演義》中學來的拙劣的反間計，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禎相信袁真的與后金有密約，立即將其逮捕下獄并凌遲處死。

　　崇禎的失誤還在于他在位之際，總是企圖用空洞的儒家道德來約束文武百官。晚明時期，士大夫雖然滿口仁義道德，道德水準卻驚人地低下，包括一批聞名遐邇的理學大師。即便是后人稱道的東林黨人，事實上也不是我們認為的那樣光明磊落，相反，往往打著光明磊落的旗號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島詩歌所說的那樣：“以太陽的名義／黑暗在公開地掠奪。”

　　對享樂的貪圖，拜金主義的風行，官員的貪婪，軍隊的低能，政治的黑暗與經濟的凋敝，整個晚明社會呈現出一幅犬儒主義的百丑圖。大批高級官員為了保頭上的烏紗，不惜拜宦官魏忠賢為干爹，這個文盲的生祠建得富麗堂皇，直到稱頌他為九千歲——這些事件都充分地說明了我們這個帝國的執政者們到底有多么無恥和下作。

　　當崇禎道德濟世的理念無法實施，而內憂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時，他認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對亡國之臣有何客氣呢？因此崇禎晚年便帶著一種說不出的陰損刻薄來看待手下的臣子們。“在崇禎執政的最后一兩年里，他一直處在對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對自己懷疑、自責兩種情緒中。兩種情緒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現為一時對朝臣痛下毒手，一時態度又相當溫和謙虛。這種雙重人格交替呈現的情況不但使得群臣摸不著頭腦，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報復引起進一步的自責，自責刺傷了自尊心，又導致更刻毒的報復。惡性循環，他的心中永無寧日。”(引自苗棣著《崇禎帝》)

　　崇禎在位期間，死于他手下的高級官員共計有：輔臣(相當于總理)一人，尚書四人，總督、督師七人，巡撫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員則難以計數。到了崇禎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達的官員們甚至也認為出相入閣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因某一件事情得罪了這位喜怒越來越無常的天子，轉瞬之間從位極人臣到腦袋搬家。

　　悲劇的種子早就埋下

　　1644年，即崇禎十七年，該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大軍將北京圍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訴崇禎，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這對心性甚高的崇禎來說，簡直不可思議。為此，他在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罵諸臣誤國，一方面輕描淡寫地作了自我批評，最后卻無異于癡人說夢似的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農民起義人員，而如果有誰能將李自成生擒或殺死，則封萬戶侯。

　　當天，崇禎還想照例召開御前會議，但已沒有大臣到會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將至，命太監為他和家人準備了最后的晚餐。酒至微醺，這位風華正茂的皇帝拔出劍來，當場殺死了妻子。在殺女兒時，他長嘆道：“誰讓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后，他帶著一個老太監登上了煤山。從煤山山頂望過去，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軍隊的營帳里燈火通明，宵鼓陣陣。明天，他們就要攻城了。崇禎嘆了口氣，用衣帶草草地寫好遺書，遺書中，他再次強調他不是亡國之君，只因他的臣子們皆是亡國之臣。

　　凌晨時分，崇禎恨恨地上吊自殺。

　　想來，崇禎在臨死之時一定會不甘心地發問：為什么我的勵精圖治換來的卻是亡國之悲與自縊之痛？

　　以崇禎的個人素質和勵精圖治的志氣，如果生在和平時期，未嘗不是一位可以位列明君之間的帝王，因為和平年代里，崇禎個人的性格盡管有各種弱點，但不會是致命的。然而他顯然生錯了時代，在那樣一個大廈將傾的季世，他的悲劇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勵精圖治只會加快王朝的滅亡。崇禎事實上成了他的祖父萬歷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盡管他比這兩位親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可以在宮中花天酒地過一生，而他雖說旰食宵衣，卻免不了背上亡國之君的恥辱。

　　看來，在獨裁和專制的鐵幕體制下，如果一個君主本身性格有著各種致命的弱點，那么我們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勵精圖治，幻想在他手里天下承平。他哪怕是做一個花天酒地、窮奢極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圖做圣君強得多。一個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點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為的庸君，雖然不近女色，事事節儉，但他帶來的也許是亡國之痛。

　　總之，在君主家天下的時代，崇禎的悲劇其實是從這種體制上就決定了的，不管他勵精圖治也好宵衣旰食也罷，最后無論如何也逃不脫亡命亡國的可悲下場。只不過，這一悲劇的源頭并不在崇禎身上，而是應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當那個做過和尚的朱元璋在遙遠的南京城里登基時，悲劇的種子就已經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后成熟，并由這位下種的開國之君的子孫后代來品嘗。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歷史的無情總是令人扼腕長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