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叔鄭其人其事考（修訂稿）　　

文/毛天哲　　

周文王之子毛叔鄭乃毛姓之開宗鼻祖，已然是毛氏族人的共識。但大多數毛氏宗親對我族鼻祖毛叔鄭其人其事并不甚了了，就算某些研究毛氏族文化的文人學者也是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近日毛氏網首頁就掛了篇名為《毛氏得姓鼻祖姬鄭封地在武陟》的帖子，閱后令我擔憂。這種不顧歷史基本史實的文章出臺只會把毛氏族文化研究搞亂。　　

稍有點歷史考古知識的人都知道，毛叔鄭乃西周文武周王時期人，在司馬遷《史記》中就有記載。毛氏族得姓始祖毛叔鄭與西周末期周宣王始封的　鄭國　君多友是風馬牛不相干的兩個人，奈何混為一談，可見此文大謬。哲認為，任何在西周京畿之地外尋跡毛叔鄭封地的說法都是錯誤的。　　

關于毛叔鄭其人其事，哲在去年寫的《毛氏源流考》就有所涉及，但限于篇幅，未能分章獨立撰述，早有心另撰一文以清其本源，今有鑒于很多人還對毛氏族鼻祖叔鄭公史跡不甚明了，哲深感怵惕，怏怏于心。故不吝揣陋，考章索古，集十數年來研究心得，以作《毛叔鄭其人其事考》一篇。　　

西周鄭（奠）地的來由與區域　　

為何開篇要先談西周鄭（奠）地呢？因為西周鄭（奠）地與毛姓之開宗鼻祖毛叔鄭有莫大的關系，與毛氏族有密不可分的淵源，甚至可以說是解密中國先秦文化的一把鑰匙。毛氏族先祖乃西周王族重要成員，他們的活動痕跡貫穿了整個西周乃至東周時期，具有非常顯赫的地位和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毛氏族人參與了先秦文明的累積和創造，開啟了諸子百家學說的倪端。當然還有先秦史籍典冊的不翼而飛也與毛氏族有關，功功過過，是是非非，可以說是先秦文明發展史的主線，研究毛氏族先祖源流是研究西周史最好的切入點，可以說毛氏族先祖源流搞清了，西周真實歷史的面目才能逐漸一一清晰起來。　　

有人會說我是聳人聽聞，不是的。哲認為，毛氏族對中華民族確實是有功有過的。最大的功就是將周王室收藏的上古典籍和史記流散到了民間，導致了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產生，促進了中華文明的燦爛。過也在此，把周王室收藏的上古典籍和史記給埋藏了，到現在也不知所終，附帶著把自己的毛國世系也搞的撲朔迷離。直到現在，我們還在花費千萬元級別經費的投入，組織數百名專家晨抄暝錄、覓字搜句，上溯上溯再上溯，花費數十年搞三代斷代史工程，力圖破解中華文明源之謎，而搞出來的成果還是爭議極大。　　

何哉？因為實物尤其是文字的缺失，我們已很難對先秦歷史有更清晰的描述，所有已知的遠古信息不過是歷史冰山一角，有太多困惑還無從解答。就拿這個簡單的西周鄭（奠）地來說吧，至今也還是眾說紛紜。西周鄭（奠）地是什么，簡單通俗點說就是西周的王陵所在地。但西周王陵在哪里？到目前為止，還從來沒挖到過任何一位西周王的墓，持續了半個世紀的考古結果依然是“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有人說在北周原，但大量的考古發掘并不支持。有人說在豐鎬周圍，幾乎翻江倒海的考古發掘依然沒有結果。咸陽原上的所謂周王陵只是張冠李戴的秦王陵。從2004年開始就曾經轟動全國的周公廟大墓考古至今也只是令人失望的結局。　　

理論研究決定行動的方向和成果，可見，西周鄭（奠）地所在區域的框定還存在不少理論上的缺陷。據哲所知，西北蘭州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的　張志強　教授（網名邰氏姜）對西周王陵的研究倒是有些清晰的認識，奈何其和我一樣都是“外行”業余研究，其成果也未能被業界所重視。哲倒是很贊許他的獨到眼光和非凡的想象力，認為他的某些研究確有獨到的見解和正確的判斷。當然我的有些觀點也不盡與他相同，但總體上來講是他的某些思路給了我啟發。所以在此篇文章里會引用他的一些看法，不能一一指出，特此說明并向他表示感謝。　　

哲在寫此篇文字前也是頗有躊躇，害怕被毛氏先祖在天之靈責備。因為現今盜掘古墓之風猖獗，怕文字被壞人利用。而我毛氏先祖是文武懿親，有世守奠地之責。說實話，西周各王的墳墓至今未被發現，毛氏族先人居功甚偉。嘿嘿，兩千五百年前發生在我國的周王室藏書整體失蹤案，毛氏族先人就有份參與，當然那也是歷史的選擇，非毛氏族先人主觀之過。但其直接后果就是搞的“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僅剩下一半是歷史，另一半是傳說。　　

沒有文字，就沒有歷史。所以胡適說過“東周以上無信史”，復旦大學的　歷史系副　教授金壽福也說了：“中華源頭一片迷惘，不忍開卷。翻看最新版《辭海》里的中國紀年表，中華歷史的開端是，距今不到3000年的公元前841年，因為直到這時才有較確切的紀年。再早的夏、商、周呢，全都羞答答地藏進了附錄，藏頭縮尾。”按史學家顧頡剛的觀點，我們所知東周以前的歷史，多是后人書寫，添油加醋“俱不足信”。　　

所以西周王陵找不到也就不足奇怪了，西周鄭（奠）地所在云山霧罩也是可想得知。但要對毛氏族鼻祖毛叔鄭其人其事作一番考證，西周鄭（奠）地的研究又無法繞過，又想科學考古發掘和阻止竊賊盜墓那都是國家的事，我等小輩何必杞人憂天。當然顯揚毛氏族先祖之聲名和研究毛氏族之文化是我畢生興趣所在，只好冒著被先祖責怪的可能繼續文字。　　

“奠”字在西周金文里常見，一般釋讀為“鄭”，哲從俗。“說文”解釋為置祭也。本義:設酒食以祭。可見西周鄭（奠）地是一個地域概念，而非具體的方國名和地名，確切說就是指西周王族祭祀上天和先祖之地。周人的鄭（奠）地指王陵所在的祭奠圣地，邰氏姜說：“西周有兩個王陵區，一個是太王、太姜的京當陵區，稱為北鄭，一個是王季以來的邰城陵區（太姒殘墓在邰城，出土周武王所作《后母姒康鼎》），稱為南鄭。”哲以為不確，西周應該有三個王陵區。按照文獻記載，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姜尚、成王、康王、穆王等都葬于宗周的畢陵。畢陵在邰城上原（今陜西省西安市楊凌區的太子藏），邰城是西周宗周所在地，所以姬水邰城為京奠（鄭），金文里出現的奠（鄭）大抵指西周立國后的京師所在，也即宗周，是西周王朝的京畿所在和政治經濟中心。　 　　　　　　　

另一個王陵區在盩厔（今周至縣竹峪一帶），盩厔位于南周原，是周人故土。竹峪南原是相對周原地區的北原而言的稱謂。這里大約在五千年前是炎帝姜姓部落一支的領地。公元前30世紀左右，姜姓部落的一支沿渭河到了今眉縣西端、周至東端，在渭河兩岸的二階臺地定居，稱有邰氏。一千年左右以后，姜嫄在邰城生后稷。竹峪南原及其二階臺地距后稷出生之地不足　十公里　，僅一河之隔。后稷為堯帝農師，受封于邰，帝賜姓為姬，為周人始祖。　　

據史料所載，在周族早期一千余年的歷史中，周先祖曾經以邰為起始，進行了四次大規模遷徙。第一次大遷徙便是在“夏之衰也，棄稷不務，不窋因失其官，遂去豳，度漆沮，越梁山，自竄于戎狄之間”。　　

周部族第二次遷徙，其實是回遷南周原周人故土。夏桀31年，成湯在興平犬侯的幫助下，消滅了居住在邰城的夏桀，并在邰城建立了商朝初都。太甲7年時，商人遷都于鄭亳。不窋的孫子公劉因受戎狄侵擾，又聽到商王離開邰城之后，帶領周人又遷徙回祖居地南周原豳地（邰地），因此公劉別稱豳公。公劉遷豳建邑建家園，在竹峪南原山地采伐木料，在《詩經·大雅·公劉》中有描述。公劉回邰，恢復了后稷所從事的農業，人民逐漸富裕。　　

第三次遷徙在古公亶父時期。商代后期，公叔祖類（《史記》是把古公亶父之前的四個平輩先王太公、組紺、諸盩、公祖統稱“公叔祖類”。）平輩先王四次更迭，在歷代王朝世系中都是少有的。可見是在周人與鬼方、昆夷之戎的戰爭中相繼被害。古公亶父最先在竹峪南原建造祭祀先王的盩廟也在情理之中。　　

周太王后期“離豳遷岐”的最根本原因是“昆夷逼周”，即昆夷打敗了周人。周人才由邰地再遷于北周原岐下建邑，結束了和戎狄共處的生活。后經過了太王古公亶父21年的休養生息，周的實力大增，周王季繼位后的第一戰是“打敗昆夷，收復豳地”，周文王繼位后的第一戰是“消滅昆夷，建立豳師”。在文王時代又遷都于豐邑、鎬京，完成了先周時期的第四次遷徙。　　

可見，盩厔是周人故土，自然也是周的先祖葬地、宗廟所在。“盩先王宗室”應該說是指稱竹峪南原的諸盩宗廟，是周人祭祀周太王之前各先王的重要場所。在文武周王敗商后，這里也屬于西周奠（鄭）地的范疇，金文中常出現的南奠（鄭）即就是盩厔竹峪南原所在區域。　　

西周的第三個王陵區就是邰氏姜所說的葬有太王、太姜的京當陵區，稱為北奠（鄭）。京當陵區可能不僅僅葬有太王、太姜，還包括一些在周文王攻占邰地之前就已經死去的其它周人貴族。京當陵區大致范圍在現岐山縣以北的鳳凰山到扶風縣城以北的首陽山一帶。　　

《孟子‧梁惠王下》：「太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即是邰（文獻傳衍字誤），豳地在邰城。自東周以來，南周原之豳一直被誤解成了現在的彬縣，是不對的（邰氏姜曾對此有過論述，哲以為他的觀點是對的）。因受戎狄威逼，古公亶父率族人自豳地（邰城）來到岐山腳下，建筑城邑房屋，設立官吏，改革戎狄風俗，開墾荒地，發展農業生產，使周族逐漸強盛起來，奠定了周人滅商的基礎。　　

自古公亶父始遷岐下，經過20年左右的生養休息，至于王季（周文王父）三年，即（武乙）二十四年，《紀年》曰：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就是說，周人奪回了原先古公被迫遷徙的周人故土畢邰之地。　　

《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馬十匹。就是說，商王當時承認了周王季收復周人故地的行為。周王季十五年，（文丁）五年，周作程邑。（《路史‧國名紀》：「程，王季之居。」由于害怕周人的勃興，（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紀年》。王季死后初葬于邰，后遷于畢陵。紂王六年，西伯初禴于畢《紀年》。因父王王季葬于斯地，故文王在畢陵第一次祭祀稱為“初禴于畢”。　　

畢陵后成為西周重要的王陵區，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姜尚、成王、康王、穆王等都葬于畢。文獻里記載很多，如《孟子•離婁下》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漢書•劉向傳》曰：“文、武、周公葬于畢”。《史記》曰：“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紀年》曰：“夏六月，葬武王于畢”。《逸周書•作雒解》曰：“（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史記》曰：“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紀年》曰：“（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尚書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自王季改葬宗周上原后，畢陵成為西周最重要的王陵區，所以畢地的程邑成了周人的重要王都。為了和周太王營造的王都岐周有所區別，周人將程邑（邰城）稱呼為宗周、京鄭（奠），意即周宗廟所在。西周（奠）地即宗周邰城（程邑）附近的王陵區，也即京畿所在地。由于歷史的原因，西周王季前的各先王葬地有兩處，即把周太王營建的城邑岐周附近的京當王陵區稱為北鄭（奠），而把周太王之前各先王的葬地和宗廟所在地（盩厔）稱呼為南鄭（奠）。　　

西周王都（宗周）的定位　　

其實只要厘清了西周鄭（奠）地的淵源和來龍去脈，西周王都（宗周）的定位也就一目了然了。宗周一詞大致是文武周王葬于畢程之地后才有的，確切地說應該是在武王滅商后逐漸使用的。　　

在先秦文獻里，宗周一詞最早出現在成王時，《周本紀》：“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可見，宗周是周人為區別周太王都邑岐周、東都洛邑成周而命名的王都名，武王滅商前，宗周稱為程邑；滅商后，程邑稱為宗周。　　

但中國學術界歷來將西周宗周定位為豐、鎬，卻把程邑排斥在視線之外，至今也是如此。豐鎬是西周豐京和鎬京的統稱，雖然歷代學者將其視為西周王都也即宗周所在，然而，西周豐鎬二京遺址的范圍、界限至今尚未確定。蔣介石不學無術，將奉化溪口老家的寓所命名為豐鎬房，自以為能沾點帝王之氣，但事實上西周王都不在豐鎬，而是在邰城（程邑）。　　

豐京、鎬京被稱呼為宗周的由來，大概是據《長安志》卷三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解釋：“武王自酆居鎬，諸侯宗之，是為宗周”。《書·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孔安國傳：“言協服還歸于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孔穎達疏：“自滅淮夷，而歸于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然哲以為，無論是皇甫謐、孔安國還是孔穎達，他們的這類注疏都是錯的。孔安國、孔穎達因不知宗周所在，所以將文王曾“作邑于豐”理解為豐邑為宗周，那也情有可原，而皇甫謐則有點信口開河了。宗周的本義就是周宗廟所在，后引申為周王都、周王朝的別稱，絕不是皇甫謐所說的因“諸侯宗之，是為宗周”。　　

從《詩經》里看，“靈臺”與“辟癰”，“辟癰”與“宗周”，“宗周”與“豐水”，都是在一處的。《詩經》言：“豐水東注”，是因為“豐水”發源于歧山，流向與渭河平行，后在武功境內注如入渭水。而今日長安縣的“灃河”，發源于秦嶺，自南向北注入渭河，不是《詩經》中所說的“豐水”。所以學術界以長安縣的“灃河”為地標來確定宗周（鎬京）的位置是錯誤的。文王曾“作邑于豐”、武王“自酆居鎬”都不能作為豐、鎬為西周宗周的依據，因為古代文獻記載里豐、鎬之地均無王室成員葬地。豐邑、鎬邑只能理解為文武周王積極籌劃滅商的前進指揮所。　　

　董作賓　先生曾提出過一個“圣都”的概念，他認為商丘的“商”是殷商先王宗廟所在，是商代亙古不變的“圣都”。潘明娟在《西周都城體系的演變與岐周的圣都地位》一文中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她認為在古代都城體系中，有圣都與俗都、主都與陪都等都城關系。西周的都城體系中有三個都城：岐周、宗周、成周。岐周是西周的圣都，宗周是西周的主都，成周是西周的陪都。　　

哲對潘明娟文章中的觀點基本贊同，但對岐周是西周圣都的定論并不認可。西周圣都不在岐周，而是在宗周（邰城、也叫程邑）。當然潘明娟的文中還是以豐鎬作為宗周所在的，所以她得不出宗周（邰城、也叫程邑）為圣都的結論也是可以理解的。　　

潘明娟認為圣都應該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圣都是保持較高宗教意義的都城，而這個“宗教意義”可能是祭天、祭神之地，也可能是由先王陵墓、宗廟等組成；二、圣都是先王發跡之地，是對一個政權或王朝有較大意義的發跡之所，雖然不是最早的都城，但必須對政權或王朝有重要意義。　　

她歸納的挺好的，那我們就以這兩個標準來分析下西周宗周（程邑，也叫邰城）是不是比岐周以及豐鎬更具有圣都的脈象。前面已經說過了，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姜尚、成王、康王、穆王等都葬于畢邰之地，而岐周只是葬有周太王。周滅商朝后，認為“王氣”始于姬亶父，才追尊古公為周太王。其實西周稱王始于王季，但這個王是自封的，不被商王承認，故被殺。文王承繼大統，在位50年，前41年俱不敢稱王，史稱西伯昌。　　

《紀年》曰：（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逸周書‧大匡解》：「惟周王宅程。」）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史記‧殷本紀》：「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王國維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從文獻上可知，文王受命之地在程邑，可見程邑在周人中的地位是其它城邑不可比的。　　

《詩經•文王有聲》曰：“文王受命（得到平叛之權），有此（機會回到）武功（程邑）。既伐于崇（繼伐崇之后），作邑于豐……灃水東注，唯禹之績”。《紀年》曰：“帝紂二十九年（文王40年），釋西伯，諸侯逆（迎接）西伯，歸于程”。《逸周書•程寤解》曰：“文王去商在程”。周武功是程邑的別稱，周人因文王受命于茲而命名。因為同一個事件的發生地點在《左傳》、《紀年》、《逸周書》中記為“程邑”，而在《詩經》中記為“武功”。　　

《元和郡縣圖志》曰：“邰縣，古有邰國，堯封后稷之地。周平王東遷，以賜秦襄公。孝公作四十一縣，邰縣、美陽、武功，各其一也”。可見秦武功源于周武功。《紀年》曰：“帝紂三十四年（文王45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帝紂三十五年（文王46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文王遷豐不是定都豐邑，是因為“周大饑”，據后人推算，西周百里地養活不了15萬人，故周文王遷徙了部分周人于豐地，并派世子發營鎬。其實都是為了領土擴張、陰謀滅商作準備的。　　

周人向東發展直接威脅著商人的利益，這是商王最難容忍的事情，所以周人剛一冒頭，商王就殺了王季。由此可見，周人向東發展是“寸步難行”的，因此“程邑”在咸陽原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在肯定程邑是周武功之前，需要肯定程邑是周王季的新都，而且是文王遷豐之前的王都。而從文獻中可知，王季被殺前六年，程邑即為周王季的新都。《紀年》文丁五年，周作程邑。（《路史‧國名紀》：「程，王季之居。」）因此可以說，文王繼統后，在作豐邑前一直也是以程邑為都城的。程邑的都城歷史遠比岐周長遠，岐周建邑不過三十五年左右。　　

據邰氏姜的研究，周文王的豐邑在東流的豐水之陽，即周武功的東側，亦即秦邰縣，而不是北流的灃水之西。周之武功恰是夏禹之都，故有“灃水東注，唯禹之績”。西周的豐邑應該是東漢武功（秦邰城），不是今人所認為的豐、鎬之地。程邑（邰城）距豐邑甚近，相距不到　4公里　。因為近，所以周王常常“步行”其間。　　

這類記載文獻里有很多。如《召誥》曰：“王朝步自（宗）周，則至于豐”。《畢命》曰：“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晉侯蘇鐘》曰：“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周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宗）周，于征伐商”。顯然，文獻里的這類記載都明確表明了宗周不是豐邑，不然《畢命》里的“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純屬廢話了。所以宗周之地必在豐邑（秦邰城）以西，且相距不遠，即西周程邑（邰城）。　　

前文已經說過，周人是以邰為起始，經過四次大遷徙又回到周故土邰地的，并以此為根基一舉滅了商，立下了脈衍八百年的王朝基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王都所在絕不會遠離先王陵墓、宗廟。程邑作為周人元祖后稷生養之地、周人發跡之地、文王受命之地、武王“于征伐商”之地、“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姜尚、成王、康王、穆王等”之葬地，無論如何都是西周宗周的不二選擇，別無他處。　 　　　　　　　

周文王子冉季載正名　　

冉季載，周文王第十子，是西周王室成員里一個很有趣但又是撲朔迷離的人，哲將其稱為“西周王室最重要的非知名人物”。說其重要，是因為若搞清了他的真實，那么西周現知的歷史一小半需要重寫。司馬遷曾在《管蔡世家》里感慨：“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可見冉季載是西周開國時期的重要王族成員。說其“非知名”，是因為冉季載在文獻里記載很少，至于司馬遷寫《史記》時就已搞不清冉季載有沒有被分封，或者分封地在哪里，冉季載的后人是誰等等，都是一筆歷史糊涂賬。　　

金文“冉”的幾種寫法：　　

冉季之名唯見于司馬遷《史記》中緲緲數條，《衛康叔世家》載：“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管蔡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鮮于管...。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又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而分殷馀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啟于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為　衛　君，是為衛康叔。封季載于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于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　　

司馬遷公說“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此言恐失之于考。《左傳·定公四年》即有子魚言及分封康叔、冉季之事，稱“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　　

大家都知道周公平叛三監之亂后轉封康叔于衛國的史實，但對康叔原采邑（或封國）在何地均不甚了了，連司馬遷公也不例外。其實子魚這段話就明確告訴了康叔封在京畿之原采邑在何處，只是千百年來無人能懂而已。　　

康叔封原在京畿之采邑就在畢陵以南至于現今的杏林鎮一帶，再北即召公采邑。子魚說的話里關鍵點在于“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境），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這段。　　

《穆天子傳》曰：“祭父自圃鄭來謁……乃遣祭父入圃鄭……甲寅，天子作居范宮……庚寅，天子西游，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飲天子酒……天子命歌《南山有臺》。丁酉，天子作臺以為西居……季夏庚■，休于范宮……天子北入于臺，與井公博，三日而決。辛丑，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古代地名“臺”專指邰城，也稱臺桑。邰丘所圍玄圃古稱圃鄭。子魚所說的圃田即指王城周邊的公田，也即鄭（奠）地之田。　　

子魚的話的意思是康叔封采邑于自武父（武王父親葬地、即畢陵）以南，及圃田（王陵祭祀田）之北竟（境）。而且哲認為，康叔封的這塊采邑非周公所封，其實在周文王遷邰城后大概就已經賜予了康叔，所以康叔封采邑地在西周早期應該就叫康地。　　

邰氏姜據邰城出土的《司母姒康鼎》分析認為：“太姒謚號為“康”，其陵墓稱為康陵，其廟稱為康宮。因此邰城別稱“康邑”，周康王之稱與其出生地有關。文王受命前，召公受封于康邑之地。文王受命后，召公改封于邵燕之地。故稱召康公。召公改封邵燕之后，其康邑之地封給了康叔。周成王改封康叔于衛，故康叔稱為衛康公。”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但僅僅是一種假設推測。　　

當然，哲以為，邰城未必別稱為“康邑”，可能是邰城之西北郊地有子城名康邑，或者說如子魚所說的“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境）”這塊區域是康叔的采邑，也未必一定會有城邑存在。　　

冉季載也有類似情形。雖然文獻里未能找到冉季載的始封采邑地，但哲認為大致是在周王都邰城以西，大致在今天的寶雞以東至于周王都畢陵以西這個范圍里。《左傳•定公四年》子魚曾言及“聃季授土，陶叔授民”。杜預注：“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司徒”。《傳》又稱：“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可見司馬遷《史記》中所說的“冉季”和《左傳》中提到的“聃季”實是指同一人，但那個才是正確的指稱呢？哲以為，兩者的準確性都似乎有些出入。　　

在檢索冉季載的相關記載時你會發現，通行本的先秦典籍里對冉季載的名稱記載也是五花八門，說法不一的，但大體能知道描述的是同一個人。如《史記》中作“冉季載”，《左傳》中作“聃季載”，而三家注《史記》版本中作“厓季載”，又有其它版本作“焻季載”，賈逵注為“文王子桞季”也。可見，千百年來的文字輾轉抄錄導致了不同版本的記載，“魯魚亥豕”在所難免，以至于后人的史學研究陷入于茫然之中。　　

在網上，哲有幸閱讀到吉林大學古籍所　吳振武　先生所著“新見西周爯簋銘文釋讀”一文。　吳　先生雖然正確地判定出了器主為“爯”，并將此銘命名為“爯簋”，但并沒有進一步地考證出“爯”為何人。　　

哲認為，該銘文里的“爯”就是文獻里所記載的“冉季”。就如　吳振武　先生所言：“從器主爯能摹仿天子的口氣自稱‘余一子’來看，器主的身份恐亦不低，推想其當是小宗之長。”哲認為　吳　先生的判讀非常正確，但是由于他沒有注意到銘文中的“文考”是周文王的特指代稱，從而沒法得出“冉季”就是該器器主的結論來。　　

周文王死后，武王頌之為文考。如《尚書•泰誓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孔傳：“言文王無罪于天下。”哲認為，“文考”一詞和“余一人”一樣，在西周銅器銘文中都有著特定的含義，“文考”指的是死去的周文王，“余一人”通常是天子自稱。　　

　郭沫若　先生在研究《班簋》銘文后曾經指出：“虢城公之虢當是西虢，虢城公當是始封于西虢的人。彝器中的《虢城遣生沒》與《城虢仲遣》，即是因城公之號冠于虢上……，虢城公遣當與文王同輩。”哲則認為，虢城公當釋讀為虢鄭（奠）公，是因為虢仲遣守西虢，在西周鄭（奠）地范圍內，以便區別已經遷徙到三門峽的東虢（虢叔）而稱。“爯簋”里的“遣白（伯）”即是虢仲遣，即周文王之異母弟，冉（爯）季載的叔叔。　　

故哲認為，器主“爯”就是周武王同母親少弟“冉季”本人，至于文獻里誤寫為“冉（冄）季”或者“聃季”者，當是秦漢先儒（如司馬遷公等）對“爯”字的訛差誤讀有關。　　

哲將自己理解并考訂后的“爯簋”銘文恭錄于下，以佚后考：　　

“爯簋”銘曰：“遣白（伯）乍（作）爯宗彝，其用夙夜享卲（昭）文神，用禩（祀）旂（祈）沬（眉）壽。朕文考其巠（經）遣姬、遣白（伯）之德言，其競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乍（措）氒（厥）身，念爯（哉）!亡匃（害）！”　　

白話釋文：　　

（虢仲）遣伯為爯制作了用于宗廟祭祀的禮器，拿它們來朝夕享祭已故的周文王之神靈，以祈求爯能夠長壽。我的亡父（文王）遵行了遣姬、遣伯夫婦之吉言，使我這一個兒子身體得以強盛。我的亡父（文王）會將遣姬、遣伯夫婦之吉言置于我的身上，并長念爯啊，無災無禍。　　

明白了冉（爯）季載名字的這些曲折，那你就能明白了尚書《康王之誥》、《顧命》中的“芮伯”是誰了。《顧命》中的“毛公”是冉（爯）季載長子。而“芮伯”就是冉（爯）季載，是周王室的小宗伯，是成王的顧命大臣之一。　　

尚書《顧命》正義曰：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而《左傳•定公四年》子魚曾言及“聃季授土，陶叔授民”。據周禮，地官長即“大司徒”，司徒就是司土，也就是管理土地。而杜預注為：“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司徒”。　　

哲以為，杜預注明顯錯誤，主要是受司馬遷《史記·管蔡世家》的影響，從子魚的話看，聃季應該是大司徒卿，而陶叔是小司徒中大夫。周成王時，司空一職為聃季子毛公所任。這也是后人將毛公和聃季混淆的原因之一。從文獻記載里的邏輯關系而言，可以確定聃季就是芮伯，也就是冉季載是無疑的。　　

可以看出，在成王交代后事時，到場的有“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公侯子伯男的順序排位，似乎“芮伯、彤伯”皆不該列為于“畢公、衛侯、毛公”之前。這樣的排序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太保奭、芮伯、彤伯”皆是成王的叔伯輩，而“畢公、衛侯、毛公”是成王的同輩，文中的“衛侯”非衛康叔封，顯然是文獻記載的“衛康伯”，衛康叔封之子。　　

聯系到末段太保奭的角度直接稱謂“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毛公與齊侯呂伋也是同輩的，只不過齊侯呂伋為周王外姓，而毛公為周王同姓。所以文獻記載里內外有別，齊侯呂伋為伯舅，畿外諸侯。而毛公為康王叔父，即同姓卿大夫。　　

以上太保奭“命仲桓、南宮...逆子釗于南門之外”這段話千百年來人們大多斷讀為“仲桓、南宮毛、呂侯”三人，其實這段話里是四位人物，即“仲桓、南宮、毛俾及齊侯呂伋”。但是否就是叫毛俾，尚且可疑。典籍中文字衍錯是常有的，沒有別的佐證能證明尚書中“毛俾”的記載就是正確的。　　

從《尚書•顧命》的文字連貫記錄看，“毛俾”不會是“毛伯、毛叔”的衍文，因此哲認為，毛俾即芮伯（冉季載）的長子稱謂，也就是《尚書•顧命》中的毛公其人。因太保奭比毛公長一輩，故直呼其名。　　

其實文字問題是治史者首先要過的一個難關，文字、音韻、訓詁缺一不可。中華典籍浩瀚，然錯誤的記載還是不少的，尤其是對先秦典籍的整理上，衍生出很多錯誤是眾所周知的。　　

哲發現，無論司馬遷也好，《尚書》的記載也好，只要一涉及毛叔鄭（奠）或者說他的兒子的名字就會產生糊涂的記載。存世出土金文里也有“叔噩父”、“叔邦父”、“叔尃父”等文字，后人沒一個釋讀對的，其實這些都應該釋讀為“叔鄜父”，是對毛鄜的父“冉季載”的避諱稱謂，也是敬稱。哲只能懷疑相關記載人對周代原始文字"鄜、鄭、奠、爯、冉、聃"不能正確識別導致的。　　

司馬遷史記“封季載于冉”恐怕也是“封季載于芮”的誤解。冉（爯）季載封國可能初在芮地，是周文王始遷程邑時即有。史上的“虞芮之訟”恐怕就是發生在冉（爯）季載封地與虞仲（周太伯弟弟，也即周文王之叔）封地之間的土地糾紛。現今學者將虞定位于今山西平陸縣，而將芮定位于在今陜西大荔縣實在是愚不可及。　　

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時，周人的地盤不會大于秦美陽、秦邰縣、秦眉縣這么個范圍，怎么會扯到山西之遠去呢，況且山西平陸縣和陜西大荔縣地域相隔也夠遠的。另外有人還理解為虞、芮兩國皆當時商王朝之封國，因受周文王之教化而慚愧，后自息其訟。這也是后人胡扯，說白了，就是周人自己的內部封邑之間的爭訟而已。　　

周太伯逃荊楚是在今天的陜西寶雞西北的千陽縣一帶，而非后人認為的春秋楚國。《漢書·地理志》說，“吳山在西，古文以為千山，《國語》所謂虞也”。在現在的千陽縣境內西域有山，我不知道現在叫什么名字，但應該就是古書里指的吳山（千山）。以此山為標注，（吳）山之西即吳太伯逃荊之地，（吳）山之東即周太伯初封吳太伯（東吳）之地，（東吳）之地后稱虞地。　　

甲骨文里“夨、呉、吳、虞”互通。千陽河流域的“夨仲國”是周太伯建立的姬姓國。《穆天子傳》引穆王言：“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因周太王欲傳位季歷及其子昌(即周文王)，太伯乃與仲雍（一作虞仲）讓位三弟季歷而出逃至荊蠻號勾吳。王季14年伐西落鬼戎之時，周太伯戰死，全家被殺。大伯身后無子，其弟仲雍繼位。在虞地立國，即西虞國，地接壤寶雞陳倉一帶。　　

王季5年，周人奪下邰城，王季19年，周人始建邰城，王季24年被殺，文王接位。自文王元年到四十年，程邑作為周人向東擴張的指揮前線，一直不是很穩定的。直到文王四十五年趕走密人后，周文王始“遷宅于程”。　　

聯系到《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的記載，那么冉季載封于芮地大概是在文王四十五年前后。可能冉季載的被封地與仲雍原先建立的虞國地界產生了糾紛。因康叔和冉季在文王時就有封邑，故武王滅商時，并無記載其二人被封事也在情理之中。　　

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冉季載作為文王最少子，武王親母弟，受到的優待自不必言。至于周公、成王時，冉季載作為周王室嫡裔，周王室之小宗伯，地位顯赫。領銜司徒，世居鄭（奠）地也就不奇怪了。所以冉季載在西周王族內世稱鄭（奠）公，又稱圃公。武王滅商時，司馬遷所述的“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的“毛叔鄭”其實是指“叔鄭（奠）”，即冉（爯）季載。　　

從《史記•周本紀》中可以看出，司馬遷公在撰寫“周武王克殷”這段史實時主要抄錄《逸周書•克殷》段，幾乎是大量原始文字引用。然據哲推斷，《逸周書•克殷》中的“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禮”的“毛”字乃后人所加，且“衛叔封傅禮”可能為“康叔封傅禮”。“叔鄭奉明水，康叔封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是很對稱的句式，沒必要在前面加上個“毛”字的。司馬遷不加詳考，又演繹成“毛叔鄭（奠）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那么是誰改動了《逸周書•克殷》段的呢，哲推斷就是春秋時因跟隨周王子晁參與了西周王位之爭，失敗后奔楚的毛伯得或者其后裔改的。　　

公元前516年前后，周王室幾乎同時發生了兩件足以影響中國歷史文化的大事件。一是周王室卿士毛伯得介入周王位之爭，因袒佐王子晁而以失敗奔楚，這樣周王族嫡裔毛氏國的采邑被東周收歸其所有，毛國宣告滅亡。二是王子晁攜周典籍入楚。《左傳·魯昭公二十六年》載：“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公元前505年，周敬王派人入楚刺殺了王子晁，《左傳》記錄了此事時卻沒有再提及周室典籍的去向。從此，這批無價之寶的圖書文獻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它們記載的中國古代歷史文明與文化信息也隨之而去。　　

應該說在司馬遷時代，就已經缺失了春秋戰國以前的典籍，加上秦始皇的“焚書”，史記的完整性和準確性無疑是受到非常大的挑戰的。事實上，到現在為止，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們也沒有見到任何春秋戰國以前的圖書檔案文獻的實物，以致我們今天不得不下大力氣去搞夏商周斷代工程，為的是搞清楚西周、商代、夏代的編年史。　　

雖司馬遷所處年代離先秦不遠，但先秦資料的匱乏已經是個事實。毛叔鄭世家在《史記》里無傳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同是文王子孫，衛康叔就有傳，而對毛叔鄭卻無有撰述。當然在周《世本》中無考也就能理解了，執政的周王室是不會將叛逆王子朝及其附逆者留在譜牒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莊子》中記有孔子曾準備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周王室圖書館，似乎表明周敬王有意征集天下圖書重建王室圖書館；此外，所謂孔子五十歲才讀到《易經》的說法，以及孔子刪編《詩經》的記載，均表明著周室典籍的外傳。事實上，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興起，恐怕更是直接受益于周室典籍的外傳。　　

據此，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看法，即王子朝被殺之后，跟隨他亡國的召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囂等人及其族人把周室典籍秘藏了起來，復國無望后為了謀生而開始了抄書、編書、賣書的生涯，當然外傳的并不是全部的周室典籍，而且也不都是周室典籍的原本或原始文獻，而是有選擇的抄寫本。而那個時候，私學的勃然興起是否與之有聯系呢？　　

史書上說《詩經》得以保存是因為口傳耳誦的緣故，其實未必如此。哲推斷毛亨、毛萇傳《詩經》是有本的，就是有典籍在手的。原因顯見，毛亨、毛萇作為毛伯得的后裔極有可能得到過周室典籍的一部分原件或傳抄件，所以毛詩雖后出，但得以獨傳。其余三家詩傳因沒有毛詩傳準確和令人信服，遂亡。　　

《逸周書•克殷》中的竄改可能源自亡楚之毛氏，在抄寫時可能為了強調叔鄭（冉季載）就是毛氏族的先祖而特意在前面插入了個“毛”字。這倒不能說標注錯了，冉季載確實是毛氏族的授姓元祖。但冉季載不光是毛氏族的先祖，也是是鄭、芮姓氏的先祖，而且后來還衍生出了聃、冉、沈姓氏的先祖。經亡楚之毛氏這么一搞，把司馬遷搞糊涂了，也把后世之人搞糊涂了。　　

冉（爯）季載的封國與采邑　　

前面已經剖析了西周文王時“虞、芮之訟”的史實真相，則我們可以推斷，《左傳》中富臣言及“魯衛毛聃”者，概東周時期人對西周冉（爯）季載封地“芮”的誤衍也。其若司馬遷誤“爯”為“冉”，而《尚書》、《紀年》里又誤“爯”為“芮”，至于春秋戰國時，更是誤“冉季”為“叔聃”也。皆是后人對先人文獻的誤讀，可謂“千里傳音，雖一脈承接，唯聲不若先”是也。　　

維地下西周青銅彝（金）文的真實性最經得起千年的考驗，所以哲傾向于文王第十子冉季的真實名字為“爯季”，但為了千年史學誤導了的習慣，哲還是從俗，在文中有時也還是稱其為“冉季”或者“叔聃”。　　

司馬遷公之所以會認為在“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時，“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是因為他對文獻的理解有誤。后人的所謂文王有十子的說法大體出自遷公說，而世人現在還認為文王有十七子的主要依據是《左氏傳》里富辰之言。但兩者都有點出入，遷公說混淆了周文王子的嫡庶之別，而十七子說主要是后人對富辰之言理解錯誤造成的。　　

哲以為，周文王共有十子二女，有嫡有庶。文王與正妃太姒所生的共有五子二女。五子分別為：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康叔封，老兒子冉季載。太姒為文王正妻，所以這五子為文王嫡子。其他庶出的有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文王王姒長女名太姬。《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說：“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閼父子)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其證。恪，《說文·心部》引作“愙”，是敬之義。另一個女兒叫“豙姑”，有《王姒鼎》為證，銘曰：“王姒作豙姑寶尊彝”。　　

《左傳》魯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說到周初封國提及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大家多理解為周文王子的有十六國，為周武王子的有四國，為周公旦子孫的有六國，其實是誤讀了。　　

稍有點古文知識的人就會看出富辰這里提到的周公旦子孫只有四國。“凡蔣邢茅胙祭”的意思是“凡、蔣、邢、茅”之國胙土自祭（公）。祭公何人？周　公次子　君陳之次子也。周公去世后，君陳擔任冢宰，稱為明公。《尚書》里有“君陳”篇即是周王對他的受命。金文里稱其為明保，《令方彝》銘曰：“唯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　　

君陳原在京畿采邑為長子繼承，其次子被周王封于河南祭城。君陳之次子后來任周室冢宰，便稱祭公。祭公胙土于自己的幾個兒子后即為“凡、蔣、邢、茅”四國。但事實上，周公子系受封的還有前面提到的“魯”國。由此可以看出，富辰說的是個大概的話，并沒有實指“文之昭也”即文王子，“武之穆也”即武王子，而是指是文武周王各自的子嗣，包含孫子輩。　　

事實也是如此，富辰提到的“文之昭也”的十六國里有幾個并不是由文王子受封而得，與“凡、蔣、邢、茅”之國胙土自祭（公）有類似的情形。據哲的多年研究，如“毛”即胙土自鄭公（冉季載），也即叔鄭（聃）。所以文王有十七子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的。況且富辰對西周封國了解也不甚了了，并沒有提及西周一個重要人物召公之封燕國。司馬遷也講的含含糊糊，《燕召公世家》曰：“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司馬遷在《史記》里也只記述了諸侯國燕、魯的世系，而沒有記述召、周兩族人在京畿之地世系的情況。類似的情形在《吳太伯世家》、《齊太公世家》、《衛康叔世家》、《管蔡世家》等篇里比比皆是，更別提他自己也自謂搞不清的文王老兒子冉（聃）季載、也即毛叔鄭（奠）世家的世系了。　　

燕，甲骨金文寫作“匽”或“郾”，西漢以后之文獻始作“燕”。召公奭在周王室歷任太保一職，有采邑在京畿郾（燕）地。《紀年》曰：“公季16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此“燕京”即召公后來的受封采邑，大致位置在今岐山縣南部，即常興鎮與蔡家坡之間。因位于“岐周”之南，周太王、文王時期即稱為“南燕”，而在武王滅商后立邰城為宗周，因在周王都之西，故文獻里又稱“西燕”。周公、成王封建諸侯時，封召公元子克于現北京的琉璃河遺址，史稱“北燕國”。畿外諸侯“燕”國之名來源于畿內“燕京”之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遷徙名稱。　　

在古代文獻里，西周同一地名演繹成不同稱謂的例子還很多，被東周以后的人“指鹿為馬”般亂注釋一堆后更是顯得眼花繚亂，是研究者倍感頭疼的事。其實只要把握一點，就是西周地名、乃至封國名的演變大體是因為西周王都的變遷或者自身的變遷相對而言的。　　

如西周封國“虢國”在先秦兩漢文獻中先后出現了五個虢國，有“東虢、西虢、北虢、南虢、小虢”。其實虢國只有一個，絕不是人們臆想的虢仲、虢叔各自受封而造成了幾個“虢”國。虢仲、虢叔在京畿的采邑地在兩都（岐周、宗周）之西，故稱西虢。周公、成王大封諸侯時，虢仲被轉分封于三門峽為畿外侯，故又稱為東虢。虢叔繼續留守西虢，為畿內伯。三門峽之“虢邑”因傍河之南北兩岸而建而分“南、北”兩虢。“小虢”可能是周平王東遷洛邑后留在原京畿之地的虢叔后人堅持下來的一個小國，在春秋初年被秦武公所滅，大體如此，詳細考據就另文再撰了。　　

召公奭是歷經文、武、成、康的四朝老臣，在周初的政治舞臺上，發揮了積極而巨大的影響力。曾與周公一起協助武王滅商完成統一大業，平三監之亂，挽救了周初政權的危難局面；南征淮夷，巡視江漢，經營了周初的基業；負責營建東都洛邑，鎮懾和穩定了東方形勢，扶立康王即位，使周政權得以鞏固和延續。其敬德愛民，修文王之德，改變了社會風氣，受到民眾的贊揚與懷念。其葬地當在采邑岐山西南的劉家原一帶。《風俗通義》說他壽百九十余歲，王充《論衡》說他百八十歲。“壽百”指高壽，不是分開讀的，被王充演繹成了一百八十歲，是理解錯誤。即召公活了九十余歲，故民間有“壽若召公”之說。　　

召公奭為文王庶子，伯邑考之弟，武王之兄。這一說法最早見諸于漢。譙周說召公奭為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謂之召公。”司馬貞索引也說：“召者，畿內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邵公為文王之庶子”。因為這些說法后出，所以受到懷疑也是必然的，顧炎武《京東考古錄》就指上述說法“考之史傳，更無所出”。但懷疑歸懷疑，要否定漢人的說法是比較有難度的，這一歷史公案暫且不談，留待以后有更多的銅器銘文出土再論。　　

這里主要談談召公的采邑與封國的歷史。在周公、成王封建樹屏之時，召公奭元子克被封于現北京的琉璃河遺址，為畿外諸侯，于是燕國始建。召公奭與次子繼續食邑于扶風縣的召公鎮，在宗周任太保。哲之所以舉例召公奭的封邑與封國的歷史，是要開宗立言一個重要的論斷，就是在西周早期，大部分周王室貴族在京畿內既有采邑，在京畿外又是有封國的。如周公家族、毛公家族、畢公家族、召公家族、衛康叔家族、鄭桓公、鄭父家族等等。　　

《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若以東周以后的人視京畿采邑亦為“封國”看，則謂若《王制》“畿內九十三國”，亦誠不虛也。只是司馬遷公對“畿內封國”失之考多矣。　　

召公奭這種在畿內和畿外同時有兩個封國（采邑）的情況，和周公旦同時受封周、魯一樣，并不是一個特例，衛康叔也是。如前面提到的《左傳·定公四年》子魚言及分封康叔、冉季之事，已經清楚地表明康叔封京畿內采邑在“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境)”，即采邑于京畿“康”地之土，以共王職。周公平叛三監之亂后又封康叔于殷墟，稱衛國，屬于畿外侯。　　

《尚書·康誥》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漢書·地理志》說：“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顏師古注：“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可見，康叔封衛，為周初諸侯之長。當然康叔在周也還擔任周王卿士，司馬遷說的很明白，“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　　

衛康叔比較特殊，因殷墟之地的重要性而不得不親自就封于衛。周公旦連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給康叔的誥命，從中也可以體會到周公對康叔的期望和治理殷墟故地的重要性。召公、周公旦皆沒有去燕、魯國就封是因為兩人在周擔任重要的“三公”之職，故均由長子就封于外。　　

西周的這種元子就封于畿外、次子留封于畿內以相王室的做法可能就是一種慣例、制度，而大祖一般與次子留于原京畿采邑地。直到現在，大家常見的大家族分家時長子、次子等另立門戶，而父母親一般與小兒子住在一塊，依稀還有著西周分封制度的影子。　　

從文獻和出土銘文中可以看出，西周分封制來源于采邑制。周人的采邑制在文王時已經形成并完善。鄭玄《詩譜·周南召南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西周早期的“吳太伯、虢仲、虢叔、管叔、蔡叔、郕叔、霍叔、曹叔、康叔”等的采邑也應該是這一時期先后受封的，且大都以封地為氏。冉季載也是，因封于爯地（鄜畤），故稱爯季載，但在后來的文獻里被誤衍為“芮、冉、聃”。　　

在武王滅商后，因獲得了廣褒的國土，封功臣昆弟為畿外諸侯時才出現“封國”的概念。封邦建國，是在保證周王室強大的條件下，將宗族姻親和功臣分派到各地，廣建封國，叫做諸侯國。這一次受封主要對象是武王滅商時的功臣、昆弟和“前代帝王的后裔”。康叔封、冉季載為周武王親母弟，沒被授封于東土，是因為有親庶之別，且原先即有封地在京畿重地，而非因年少而不封。周公、召公被封魯、燕（此燕為西燕，不是后來的北燕）分陜而治與后來的衛康叔封于衛有類似的意義。　　

至于周公、成王時，因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大肆“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才惠及文王子、武王昆弟之后裔。故周公元子伯禽受封于魯，召公元子克受封于燕（北燕），衛康叔封于衛，虢仲轉封于三門峽，稱東虢。管、蔡、曹、成、霍等也各有采邑在京畿。如蔡叔度的京畿采邑在現岐山縣的蔡家坡一帶，靠近召公采邑。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后。蔡叔被放逐，“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兩叔在京畿采邑被周公收回，可能被轉授予了冉季載、康叔封。后蔡叔子胡率德改行，又得復封于畿外蔡地。　　

周公、成王時，冉季載為周王室小宗伯，原采邑地由岐周以南的爯地擴大到宗周京鄭（奠）所在，故也稱為大鄭（奠）公、圃公。《氏族大全》所述：“…毛有姓實始鄭公，文王第十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即平殷亂，封建諸侯，鄭胙土于毛，故曰毛伯，又曰毛伯鄭”。　　

哲認為此段記載是符合歷史真實的，只是文中有衍文。從文意里可以看出，文中的“鄭公”和“毛伯鄭”是倆人。“鄭公”是大鄭公冉季，“毛伯鄭”是冉季元子“毛伯鄜”的衍文。周公、成王時析大鄭公冉季之采邑地為二，元子毛伯鄜受封于宗周京畿鄭（奠）地，稱毛伯；《班簋》中所言“受京宗懿釐”大致即是指毛伯鄜被授土授姓之事。冉季載次子繼續守祀于岐周故邦之爯地，文獻里稱“芮伯”。　　

西周分封制自文王分封同姓、異性采邑為始肇，至于周公制定了分邦建侯的制度后始為完備。經武王、成王兩次分封，同姓、異性兄弟、姻親遍布四方，東有齊、魯，南有吳、楚，北有燕、晉，原商王都城及近畿地區有衛，宗周、成周之間有虢仲據守。西是周人發祥之地，周公家族、召公家族、畢公家族、毛公家族等各有城邑在京畿，拱衛王室。西周初期就形成了以周王室宗親為主干的親疏兼備的巨大關系網，對東西兩周能延脈八百年起了巨大的作用。　　

班簋中的“毛父”即是冉季載　　

<毛公鼎>、<班簋>、<毛伯鼎>、<毛伯敦>、<龔伯彝>是現有已知帶有銘文的與毛氏族有關的西周青銅器。毛公鼎不必說了，眾所皆知，是現存銘文最長的青銅器，銘文共497字，記述了周宣王告誡和褒獎其臣下毛公瘖（外廠內音）之事，為皇皇巨制，被郭沫若譽為“抵得一篇尚書”。被譽為國寶，被蔣介石帶到了臺灣，現存放于臺灣故宮。　　

毛伯鼎是1928年黨玉琨從寶雞斗雞臺戴家灣一座西周大墓旁邊的祭祀坑內盜掘出土的。內有銘文五行八字，字多漫泐，不可盡識，知其中有“毛伯內（入）門”之字。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件珍貴的毛伯鼎和毛公鼎、毛伯班簋一樣命運坎坷。黨玉琨所盜戴家灣的銅器資料中雖然有對毛伯鼎較詳細的記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至今依然無法知道這件毛伯鼎的下落。　　

　　　　   班簋  　　　　 何尊　　

<毛伯敦>、<龏伯彝>兩銘文見于宋歐陽修筆記《集古錄》，有銘文拓本傳世。歐陽修在札記中詳細記錄了此器的發現來由，說“此敦，原父得其蓋于扶風而有此銘。”并引述了好友原父的話，認為《毛伯古敦銘》中的毛伯就是毛叔鄭，從而斷言“此敦乃武王時器也”。在筆記里歐陽修還記載了“龔伯尊彝”銘文，并說明此彝出土于盩厔。雖然哲認為歐陽修的銘文判讀存在問題，但這些記載彌足珍貴，千年之下哲還是對他深表敬意。關于這兩尊彝器銘文的觀點我留待下文再解，此節里主要想談談班簋。　　

班簋是周初伐反夷的重要青銅器之一，在學者而言，在對西周初年歷史的研究方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而對于毛氏族人來說，班簋的重要性不亞于毛公鼎，在姓氏文化研究方面甚至超過了毛公鼎。因為班簋銘文記載了毛氏先祖上三代的歷史，并在銘文里明確表明了毛氏先祖是文王、王姒的嫡系子孫。這是現已知西周銘文中唯一明確姓氏來源于周文王的重要實物資料。　　

班簋的銘文最早見于清高宗敕編的《西清古鑒》，不知何時何地出土。因是乾隆愛物，實物被秘藏在清宮，一般人也無緣得見。　郭沫若　先生在著作《兩周金文辭大系》中收錄了班簋，卻從未見過實物，其所用圖片還是翻刻《西清古鑒》中的舊圖。1972年的一天，北京文物管理處負責文物揀選的程長新、呼玉　衡兩位　先生，在北京市物資回收公司的廢銅倉庫內發現了一些帶有銘文的銅片。他們把所有相關的銅片聚在了一起。經初步的拼合比對，專家們驚喜地發現，失傳七十年的班簋出現在了眼前。雖然它已殘破不堪，但所幸的是，銘文不缺；口沿、耳、腹部尚存近半，他們以《西清古鑒》所載圖片為本修復，才使這件毛氏家族珍寶得以保存。　　

班簋重現，興奮之最當屬　郭沫若　先生。他于當年即特撰《班簋再發現》一文進行論述，一時轟動了文博界、學術界。經過精心修復后的班簋，為北京首都博物館收藏至今。由于長期以來，該器深藏于宮廷，秘而不宣，一般學者甚少見到，《西清古鑒》的著錄又僅為摹本，不能放心使用，以至于在郭氏之前，甚少看到前人對該器的研究撰述。而郭文問世后，由于當時特殊的學術環境，也甚少有人對郭氏研究結果提出異議，以至于很長一段時間來多以郭說為主。此后數十年間，又有李學勤、孫稚雛、李義海等眾多專家學者對它進行了考證研究，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成果。　　

但哲觀數十家言，其對班簋銘文的釋讀都有或多或少的錯誤，有的甚至是方向性的誤判。網上也甚少完整象樣的白話譯文，就算找到一些片段的譯文，也是前言不答后語的。大學問家郭沫若的譯文也不免錯漏，觀之甚為可笑。如第一段，他是這么翻譯的：“八月初，成王在鎬京。甲戌這天，成王命令他的叔父毛伯替代虢城公的職務。成王走出王宮，登高四望，環顧秉（在今江蘇北部）、繁（在今河北境內）、蜀（在今四川省）、巢（在今安徽南部）四國。...成王命令毛公率領友邦首領、戰車和冶鐵工人，征伐東夷。”駭!“作四方極”被他解釋為“登高四望”，“秉令”兩字被他拆解，把秉當作了個方國，還環顧什么“秉、繁、蜀、巢四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此說誤人子弟也。　　

從事金文研究，銘文的正確釋讀是基礎，也是關鍵。當然也還需要其它方面的知識，不應僅囿見于字里行間的句讀。如對班簋的解讀，人們沒能深刻領會銘文是一篇毛班記錄毛氏族先人煌煌事跡的回憶文字，只著眼于重點字詞和語句的詮釋，才導致了自相抵牾、前后無可圓說的諸端遺憾。諸多專家對其銘文的釋解紛亂異呈，各呈其說。有的過繁，有的過簡，有的只留心于片語只言，考據卻是離題萬里，有的甚至連金文原字都沒見過，卻在傳抄的錯漏甚多的銘文上信口開河，讓人不忍卒讀。　　

研究者對班簋銘文的釋讀有爭議的地方有那么幾處，但關鍵點還是對銘文中出現的“毛伯”、“毛公”、“毛父”與器主“毛班”的關系定位上存在有諸多分歧，這直接影響了毛公所屬王世、伐東國狷戎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彝器所作年代以及毛氏族得姓先祖為誰的正確判讀。　　

人們在研究班簋時常被銘文里出現的“毛公”、“毛父”所困擾，有人認為是同一個人。哲認為，銘文中出現的“毛伯”、“毛公”、“毛父”各有所指， “毛公”、“毛父”是特指的兩個人。銘文中毛伯、毛公為同一人，毛伯因“更虢城（奠）公服”升格為“毛公”。而銘文里連續出現的兩個“毛父”、兩個“父”都是毛公轉述周成王的原話，是周成王自身的角度對銘文中的“毛公”父親的稱謂，也是周成王作為子侄輩對文王子冉季載（叔鄭）的正確稱謂。若以“毛公”即“毛父”論，那么文中周王應該比銘文中的毛公差了一輩。但大家一致認可銘文中“毛公”是“毛伯”替換虢城（奠）公的職位后所稱爵位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毛公”與銘文中的“吳伯”、“申伯”是平輩的，不可能是他們的父輩。　　

從銘文文意上看，“毛父”只能是周成王的父輩。如銘文所示，“王令吳白（伯）曰：（以）乃師左比毛父；王令呂白（伯）曰：（以）乃師右比毛父；（還）令曰：（以）乃族從父征，誕城（竭誠）衛父身”。周成王如此諄諄告誡，這在西周其他銘文里是少見的，無非是表明了“毛父”是周王族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否則何必要“吳伯、申伯”左右庇護著出征，還特意囑咐“毛公”竭誠保護“毛父”呢。從“（以）乃族從父征，誕城（竭誠）衛父身”句看，“毛父”就是毛公的父親，周成王的叔父冉季載。從銘文后段的“班拜稽首曰：烏乎（嗚呼），不（丕）丮皇公”句子看，在毛公對毛班講述先人史跡時，“毛父”已先于“毛公”去世了。所以“皇公”絕非“毛公”，而是“毛公”父親。　　

我們在研讀班簋銘文時一定要留意一個關鍵點，那就是毛班所撰銘文是追述了先人皇公、皇祖伐東國的功績，而這些事跡都是他的皇祖（銘文中的毛公）以回憶的形式告訴幼小的毛班的。班簋作器當在康、穆時期，但銘文中所述皇公、皇祖征伐東國以及皇祖受封京鄭邰邑都是發生在周成王時期。以上才是釋讀班簋銘文的關鍵所在，如同人之任督兩脈，此處一通，則全文皆解。　　

《古本竹書紀年》載：“（康王）十二年秋，毛懿公薨。”哲以為，此毛懿公即是班簋銘文中的“毛伯”、“毛公”，也即毛班祖父毛伯鄜。這些觀點可以通過班簋的銘文和我前面的闡述中能得到互證。　　

如毛氏族人引以自豪的能確定自己是周文王后人的就是班簋里的這段話：班拜稽首曰：烏乎（嗚呼），不（丕）丮皇公，受京宗懿釐，育文王王姒圣孫，隥于大（服），廣成氒工（厥功），文王孫亡弗褱井（懷型），亡克競氒■（厥烈）。翻譯成現代文就是：“嗚呼，超凡偉大的太公（冉季載，也即叔鄭）啊，授封了京鄭邰邑之地，養育了英明神武的文王、王姒圣孫（毛伯鄜），接掌了周王朝執政大臣的職位，建立了征伐東夷的豐功偉績。文王的子孫們無不感念在心，無不敬佩毛公所建立的豐功偉績。　　

據　邰氏姜　先生考據，“姬水邰城是周人的京宗圣地，故稱懿斄、懿厘”。哲認為西周鄭地指的是王陵所在的祭奠圣地，鄭與奠同假，鄭邑即奠邑邰城，也叫程邑。前面已經說過，周文王時，冉季載因封于爯地（鄜畤），故稱爯季載，但在后來的文獻里被誤衍為“芮、冉、聃”。在武王滅商后，冉季載原采邑地由岐周以南的爯地擴大到宗周京鄭（奠）所在，故也稱為大鄭（奠）公、圃公。后在周公、成王時，爯季載裂土分封長子毛鄜于懿邰，所以毛鄜亦別稱毛懿公。　　

在周王朝，凡方國部族皆有各自的名號，以便稱道。不同的方國名號，各有不同的含義。或從封地名，如叔鮮分封于管，故稱管叔。虢氏有統領銳師、捍衛王室、征伐叛逆的職責，故以“從虎，作持械擊虎狀”的“虢”字作為國名。哲以往多不可解，既然西周京畿一帶古代并無被稱呼為毛地的說法，那么毛國名稱因何而來的呢。　　

班簋銘文為我解惑了這一謎題。在古代，“釐、嫠、斄、氂、犛、漦”都是“毛、邰、厘、來”等字的通假異體字。《康熙字典》曰：“《史記·樊噲傳》從攻雍漦城。通作斄，又作釐”。“《廣韻》、《集韻》、《韻會》曰：氂，音毛，義同。亦作斄、髦、牦。又《集韻》音來，義同。按《周禮·春官》或作牦，或作斄”。“《集韻》漦，音釐。又音來。地名，在扶風（邰城）”。《五音集韻》曰：“釐，音胎，地名。邰或作釐，后稷所封也”。邰城通假于斄城，斄牛通假于牦牛。邰城也可以叫毛城。　　

在班簋銘文中，比較“懿釐”與“圣孫”可知，“懿”與“圣”同義，通常所說的“懿旨”就是“圣旨”之意。因此“懿釐”等于“圣斄、圣邰”。邰城既然是京宗圣地，周文王之老兒子冉季載將長子毛鄜安置于此也是無可厚非的。又《說文》中“冉”，同冄，毛冄冄也，象形。本義：毛柔弱下垂的樣子。聯系到上述這些史料記載，哲再將“冉、毛”兩字的金文一對比，心中有豁然開朗之感。“冉”字的金文一分為二就是金文“毛”字。故哲可以大膽推測，冉季載，周文王第十子，武王同母最少弟，確實是毛國授姓始祖。在古代文獻記載里，也被稱為毛叔鄭（奠）、叔聃、大鄭（奠）公、圃公。長子鄜因被授土分封于懿邰而派為毛氏，為毛氏族得姓元祖。　　

毛懿公薨于（康王）十二年秋。毛班作器時，毛懿公尚在世，那么可知毛班作器必在（康王）十二年之前。銘文后段“班非■（敢）覓，隹乍卲（唯作昭）考爽”句又為我們表明了毛班父親名“爽”，即毛伯爽。　　

毛班所作的班簋銘文告訴了我們一個清晰的歷史真實：那就是毛班曾祖父、祖父是文王、太姒嫡子嫡孫，毛班祖父（銘文中的“毛公”、“毛伯”）胙土自毛班曾祖父（銘文中的“毛父”、“皇公”，也就是冉季載），受封于京鄭邰邑。這樣我們就能清晰地排出了毛氏先祖上三代之名了。即冉季載（也稱毛叔鄭、叔聃、大鄭（奠）公、圃公，文王第十子，毛姓授姓始祖）——毛懿公（毛伯鄜，毛班祖父，毛姓得姓元祖）——毛伯爽（毛班父，西周執政大臣）——毛公班（即穆王時的毛斑）。　　

毛漸修譜糾謬之誤　　

毛漸，字正仲（譜作進仲），江山縣禮賢溪西人，清漾毛氏二十七世，宋治平四年（1067）進士。出知寧鄉縣。熙寧年間(1068—1077) 以著作佐郎兼知安化縣。奉朝廷令治理“五溪”(沅江5條支流)。因開發湘西政績卓著，召為司農丞。元祐初（1086），毛漸知江蘇高郵軍，不久升任廣東轉運判官。后提舉京西南路(今漢水流域)常平。　　

在元祐三年正月十七日，哲宗皇帝曾降旨召毛漸為秘書丞。《江山縣志》和《清漾毛氏族譜》中均載有這一皇帝圣旨。元祐四年(1089)任兩浙路轉運副使，值太湖沿岸洪水泛濫成災，漸動員當地官民在長安鎮至鹽官間筑堤堰，變水患為水利，加授集賢院校理，任吏部右司郎中、陜西轉運使等職。不久，任邊鎮元帥，領兵駐涇原，防御西夏，治軍嚴謹。西夏進犯，毛漸出勁旅襲其后，攻破沒煙寨。紹圣元年(1094)升直龍圖閣，出知渭州，命方下，因病逝世，享年五十九歲。朝廷以其功，優贈“龍圖閣侍制”。　　

毛漸是個飽讀詩書的人，生前與“鐵面御史”、參知政事（宰相）趙抃相交甚厚。毛漸族弟毛滂也是趙抃親自選中的孫女婿，算起來也算是有姻親關系。熙寧五年趙抃受命再往四川，毛漸與他有詩書往來，趙抃有《謝毛漸詩》回贈云：“去贛八千里，于今二十年。無緣久東浙，有命再西川。吏散庭空訟，僧高寺款禪。老來師舊治，尤喜獲佳篇”。從趙抃詩看，毛漸當時在江西為官。　　

毛漸博聞古今，文武兼備，通識時務。遺著有《地理五龍秘法》、《古三墳書》、《毛漸詩集》十卷、《毛漸文集》、《清漾毛氏世譜》等，均收入《宋史•藝文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漸編纂的《清漾毛氏世譜》，史料翔實，源流清晰，考訂較嚴謹。不僅為清漾毛氏，而且為江南毛氏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氏族歷史資料。時空跨度，上溯西周初年，經后人歷次纂修，至今已有三千多年。2002年3月，《清漾毛氏族譜》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堪稱國寶。毛漸作為初纂人，功不可沒，名垂青史，永世流芳。 　　

毛漸大概是在任秘書監丞期間，完成了《清漾毛氏世譜》的編纂，元豐六年付梓印成。毛漸修譜大體依據宗人府“所藏舊本”，即“梁尚書兵部知譜事賈贄所上”之譜牒。以“疑者闕之，舊者因之，合族之有據可信者譜之”的科學態度重新作了編纂。對傳聞中的謬誤之處，一一予以辨正，如“白龜渡江”是傳說而非史實。考證并修訂了“修之、瑾之子也，于宏之為從兄弟焉”，而非賈贄本所認為的“五世為修之之嗣曰宏之”的錯誤說法。　　

在編纂清漾譜的過程中，毛漸匡正了舊譜許多錯誤，不能一一細表，其中最大的一個糾誤是糾正毛氏鼻祖之誤。舊譜賈贄本記載，毛氏得姓于叔聃。毛漸考證說：“毛伯，文王之庶子，史不著其名。舊譜謂之叔聃者，非也。豈以左氏云‘魯衛毛聃’，遂以為名聃也？按扎原父得鼎蓋于扶風，其上載文，乃武王弟‘毛叔鄭銘識’，由是而公名鄭可知也。”世人對毛漸的這個說法大多予以認可，千百年間甚少有學者提出過異議。已故的毛氏譜牒資深研究者　毛永國　先生曾撰文稱贊毛漸此說“獨到”，曾考證出“毛澤東祖籍在浙江衢州”的　鄭艮安　先生也對此說深以為然。然哲以為，毛漸此說大謬也。　　

毛漸此說主要的依據是來自宋歐陽修的筆記。歐陽修在他的《集古錄》中記載有【古敦銘〈毛伯敦龔伯彝伯庶父敦〉】這一條目，說“此敦，原父得其蓋于扶風而有此銘。”并說“原父為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可知，將此敦蓋銘文中的器主定位為“毛叔鄭”者，首倡者為歐陽修好友原父。從歐陽修筆記看，他也是認可了這一說法的。　　

　鄭艮安　先生在《毛漸初纂清漾譜》一文中在引述毛漸考證的話時釋讀為“...按扎原父得鼎、蓋于扶風...”是不對的，在下文里又說“這里的‘鼎’指毛公鼎。毛漸用毛公鼎銘文記載確認：毛氏鼻祖是毛伯鄭。”那更是理解錯誤了。毛漸的原話應該是“按扎原父得鼎蓋于扶風”。毛漸說的“按扎”指的是“按（歐陽修）札記”，“鼎蓋”就是歐陽修札記里談到的“（毛伯）敦蓋”，而不是大名鼎鼎的于清代道光末年才出土的“毛公鼎”。　　

　　　　　　而恰恰要命的是歐陽修札記里的判斷是有誤的。歐陽修在他的《集古錄》中記載了〈毛伯敦〉銘文的同時、還記載了<龔伯彝>銘文，通過對兩銘文的互證對比，仔細研讀后你就會得出這一結論。而這兩彝器銘文又是解開我毛氏先祖與“爯季”千年迷蹤關系之鑰匙，故不吝篇幅將其文錄于后：　　

右《毛伯古敦銘》。嘉佑中，原父以翰林學士侍讀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銘識，考知其人事跡。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于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后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有《伯冏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敘言自周穆王以來敘已刻石，始得斯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后二銘，一得盩厔，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為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如左。　　

【毛伯敦銘】　　

△銘文（略）　　

薛尚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廷，佑祝弁阝（哲注：弁阝是金文“鄭”的代寫字，下文同）。王呼內史冊命弁阝，王曰：“弁阝，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疃京，乃命錫汝赤芾、彤冕、齊黃、鑾旗用事。”弁阝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弁阝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弁阝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龔伯彝銘】　　

△銘文（略）　　

薛尚功釋云：奠（乍）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其熙熙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要判斷此“鄭”非毛氏得姓鼻祖很簡單。【毛伯敦銘】中器主在最后一段銘文中按慣例寫上有“弁阝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可知器主“弁阝”的父親叫“龔伯”，而非周文王。聯系【龔伯彝銘】文看，兩銘文器主為同一個人，即“鄭”。“鄭”之上有“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二代人名，故可知，“皇祖懿公”即毛懿公（冉季載），“文公、武伯”當為器主父親“龔伯”的兩個哥哥。哲推測（毛）文公可能為班簋里的毛班祖父,毛班與器主“弁阝”是從兄弟。因此哲以為，毛伯敦蓋銘文中的“鄭”不是指毛叔鄭，而是指周共王時的毛龏伯之子，即青銅銘文里常見的“鄭父”之子。毛龏伯與毛班父毛伯爽為叔伯兄弟，自毛龏伯之子因受周王封賜后得姓為“鄭”，故鄭姓宗譜里常說的“鄭自毛出”即來源于此。　　

而毛漸引歐陽修札記后說“蓋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封建宗親，以弟鄭封于毛。逮至周衰而國亡，秦并天下，其地入于滎陽，子孫因以為姓焉。毛氏之始其源于此也……”若要說器主“弁阝”為武王弟，那么其父必不可能是“龔伯”，由此可知，歐陽修札記里好友“原父”所論是錯誤的，而毛漸依據了此一錯誤的判斷來糾正舊譜賈贄本對毛氏得姓先祖的正確記載，可謂是以錯糾正之誤。以哲前面所述，賈贄本所載“毛氏得姓于叔聃”是對的，無非是因東周以后的人，在古代文獻里將冉季載誤衍成了“叔聃”而已。　　

周王室典籍失落之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轉折點。毛氏先祖之一的毛伯得在周敬王時因參與了王子晁爭奪王位之爭，以失敗告終。周景王卒后，周大夫單旗、劉耿感到王子朝當周天子，他倆必然失去權勢，于是暗中派刺客刺殺了周景王安排的顧命大臣賓孟，不承認周景王傳位于王子朝的遺詔，擁立王子猛為王，是為周悼王。　　

晉國聞周王室有亂，借機以尊周悼王猛為由，遣大夫籍談、荀躒率晉軍攻打洛邑。王子朝不敵晉師大軍圍王城，遂帶百官、周王室列祖神主、祭祀重器、史料典籍，遷居于尹文公之邑京（今洛陽西南）。晉軍將悼王護送入王城。然而悼王猛雖借晉軍復辟，可心中驚懼，沒幾天就死了。單旗、劉耿又立猛的親弟弟匄為周敬王。晉軍攻王子朝。王子朝受挫，退守于京。　　

周敬王元年正月，晉軍撤走。六月，王子朝帥師擊敗敬王匄之師，重回周都王城。周敬王匄退居王城東的翟泉（今漢魏故城一帶）。因為晉、魯、宋、衛、鄭、曹、邾、滕、薛、小邾等國寧愿有一個懦弱無能的晉國傀儡周敬王匄，而不愿意有一個強勢的、有勇有謀，有王者風范的王子朝為周天子。三年夏，晉、魯、宋、衛、鄭、曹、邾、滕、薛、小邾等國會盟于晉境之黃父，商議以“扶嫡滅庶”為平定王室之策略，扶嫡即以周敬王匄為周天子正統，滅庶即不承認周景王傳位于庶長子王子朝的遺詔，滅掉王子朝。　　

晉趙鞅令其他諸侯國向敬王輸送糧草，派兵保護翟泉的敬王匄。四年七月，晉荀躒、趙鞅率晉軍入周，攻王子朝。十一月，王子朝兵敗，遂帶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文公、挾周王室列祖神主、祭祀重器、史料典籍，南奔楚國。后來晉又派人到楚地刺殺了王子朝，但周室典籍卻不知下落。后世司馬遷作《史記》，周的確切紀年只能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確切紀年弄不清，就是因為再往上的周室典籍丟失了。　　

自周室典籍丟失后，東周人對西周初年的一些事也就有些含糊不清了。將冉季載誤衍為了“叔聃”也在情理之中。在司馬遷時，就喟嘆“冉季載，其后世無所見”。哲在前面已經論說過司馬遷史記所載“毛叔鄭奉明水”蓋為逸周書里“叔奠奉明水”，乃大鄭（奠）公冉季是也。古代文獻的不斷誤衍，故造成了歐陽修札記里誤認為毛伯敦蓋銘文中的“弁阝”為毛叔鄭也。而司馬遷、歐陽修名震千古，甚少有人對其論說予以懷疑。而毛漸所修《清漾毛氏世譜》流播甚廣，毛氏族人從毛漸說的不計其數，多奉“毛叔鄭”為毛氏族鼻祖。　　

從某種意義上說，“毛叔鄭”為毛氏族鼻祖的說法也并不錯。但應該明確的一點就是史籍中的“毛叔鄭”與冉季載就是同一個人，也就是周文王第十子、宗周小宗伯、大鄭（奠）公。而不是歐陽修、毛漸所論的毛伯敦蓋銘文中的“弁阝”即為毛氏得姓先祖毛叔鄭。　　

爯季載（毛叔鄭）之姓氏來源　　

中國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五千年）就有了姓。那時是母族社會，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字是“女”和“生”組成的，說明最早的姓是隨母系的。上古最早的姓，均帶“女”字旁，如姬、姜、媯、姚、贏、姒等。　　

《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妊人（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天下同姓是一家，故而同姓不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　　

中國人的姓氏文化演變與西周食邑分封制有極大的關聯。分封周代的貴族階級既有姓又有氏——這一點相對于庶人階級是否有姓氏的疑案來說已是毫無疑問的。爯季載（毛叔鄭）作為周王室懿親，有姓有氏是顯然的。爯季載（毛叔鄭）是姬姓，氏名為“爯”，本人名為“載”，排行老幺。　　

對于“姓氏”問題，　王力　先生的《古代漢語》中引《左傳·隱公八年》：“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認為“姓，生也”；姓是一種族號，氏是姓的分支。但此觀點概而不鑿，何謂“生”？何種“族號”盡未明了。周制，始祖之姓曰正姓，百世不改。正姓之外，別有所以表支派者，即氏也。也就是說，姓是大宗的族號、始祖的族號，氏是同一大宗(姓)分出去的支系——小宗的族號。　　

唐宋以后有出現將皇族姓名或其他姓名賜于有功之臣的制度，這類制度的起源可能就是出自對《左傳》里“因生以賜姓”的誤讀。在西周，氏作為姓的分支，必須要有個前提那就是封建賜民。《左傳·隱公八年》說的很明白。全文如下：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眾仲。眾仲對日：“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漢儒及后來的儒者大多愛斷章取義，這是備受后人詬病的。傳統儒家往往割裂“因生以賜姓”的前后句而簡單解釋為“因人出生的地方或出生的原因而賜以姓氏或族名”。《左傳》中原話的意思不是這樣的，“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完整的一段表達句子，不能拆分來理解。　　

哲認為，“氏”乃“賜姓”也，“賜姓”是與“姓、本姓”相對而言的。正確的理解是：天子封邦建藩（哲注：天子建德，不光指分封畿外侯，也包括分封畿內公、伯、子、男），因受封者生的地方或其他原因而賜以某姓，并賜給其一方土地及土地上的屬民、百姓，然后命其以賜姓為氏。　　

降緒于諸侯，因天下之土，莫非王土，不再有裂土再封子弟的權利，若要封子國，必須要經周王認可。按照宗法制度，公族只包括　諸侯國　君的近親三代，公孫之子不屬公族而須另外立氏。因此各諸侯子嗣的“別有所以表支派者”，唯有“以（其君父、祖父）字為謚，因以為族”了。當然庶姓者為官后也可以官名作為“氏族”名，如晉國的林父為步兵組織三行里中行的軍帥，稱中行桓子，其子荀偃稱中行偃，以中行為氏；宋國執政卿樂喜（子罕）稱司城子罕，其孫樂祁（子梁）稱司城氏，是以司城為氏。京畿內采邑地也類似如此。　　

周代實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別。一個氏的建立表示一個小宗從大宗（氏）分裂出來，另立門戶。卿大夫另立新氏也要得到本　國　君主允許，如前面所述的“無駭卒”后“公命以字為展氏”即是。姓和氏所代表的是血緣關系，它們是同血緣關系一道由原始社會保留到周代社會的。隨著西周王朝的建立，周人上層統治者利用“同姓”關系來收族這一點，在西周初年尤其具有現實意義。　　

對于掌握著社會公共權力的天子諸侯來說，血緣關系更有著深刻的政治含義，他們既要利用血緣關系拉攏族人來為其政治統治服務，又不能允許族人憑借血緣關系超越政治關系，以“親親”而害“尊尊”。基于這兩點，周人上層統治者對血緣關系就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措施，表現在姓氏上，就是既要通過強調“同姓”關系來收族，保證其有一定的統治基礎；又要限制近親族人的國氏使用權，防止王權、君權的旁落。（《張淑一：周代天子諸侯、卿大夫階層的姓氏特征》）所以分封賜姓派為“氏”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理清了上述的一些概念，我們就會對爯季載（毛叔鄭）之姓氏來源有個初步的判斷。周文王時，武王為世子，乃大宗。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等文王嫡庶子皆為小宗。于周太王而言，皆屬于公孫之子，除了周武王乃大宗可以承繼姬姓外，其他的都需另外立氏。　　

幸喜戰神周王季的開疆拓土，以及周文王的苦心經營，至于周武王承位時，周人的疆土已經擁有西至于寶雞，東至于禮泉，南跨渭河，北至于岐、梁之地。基本上擁有了整個關中大部地區。這樣，分封賜姓派為“氏”才有了可能，也有了封邦建邑的需要。　　

在開疆拓土的同時，文王嫡庶子不斷被分封于各個重要的區域。鄭玄《詩譜·周南召南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如管、蔡、曹、成、霍等也皆有采邑于周邦，各以地為氏。康叔封、冉季載兩人的受姓得名都挺有意思的。康叔名“封”，大概是生于文王受命那年，故名。采邑如前面所述大致在程邑以北康地，故賜姓康，以康為氏。后轉封于畿外侯，為衛。　　

冉季載為周文王幺子，取名“載”具有傳宗接代、薪火傳人之祈愿意思。“載”在金文（見【周公東征方鼎】銘文）里就有，但人多不識。該字的構造分上中下三層，上為方向朝下的左右兩手狀，中為“再”形，即篝火狀，下為“土”，即用于祭祀的祭臺，整個字形表現了用雙手將篝火架在祭臺上的完整的情況。字形原義是將燎祭用的“交積材”一再地放置在土臺之上，后大概又以“車運物件于土上”而轉寫為“載”。如《周易》中的卦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其中的“載”字也有這類的意思在里面。　　

而冉季載的受氏也就更耐人尋味了。哲前面已經說了，東周以后的人誤“爯”為“芮”，誤“叔奠”為“叔聃”；而司馬遷誤“爯”為“冉”或誤“芮”為“冉”，反正是一筆糊涂賬。史上的“虞芮之訟”恐怕是傳錯了幾千年了，正確的當是“虞爯之訟”。考古顯示，虞地在千陽，那么爯地必在寶雞一帶。　　

古史研究者都知道秦文公的“昔周邑”是陳倉，即現在的寶雞市。但大多人不明白陳倉之地名的由來。哲可以告訴你們，陳倉即冉季載的封邑“爯”地與古“倉侯國”合并而來的。　　

《紀年》曰：“公季18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余無之戎”指寶雞西部的“剩余之戎”，主要是倉侯國。商代武丁時，陳倉之地的倉侯虎東征周人，南伐巴蜀，深得商王器重。　　

周王季所伐余無之戎實際上就是倉侯之國。周人伐完倉侯，基本上統一了統一了寶雞地區。《紀年》曰：“公季19年，周作程邑（邰城）”。王季建邰城，目的是為了東進方便。　　

到了西周末年，周平王與犬戎聯手滅掉了周幽王，此后犬戎占據了乾縣、禮泉、晉陽、三原等地，其中包括一部分岐豐之地。犬戎言而無信，挾持宗周，最后迫使周平王東遷。　　

《秦本紀》曰：“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秦文公4年在陳倉修建汧邑，并遷都于此。世人皆知秦文公在“昔周邑”建陳寶祠、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殊不知“昔周邑”就是周人早先的祭祀天地之所。　　

《封禪書》曰：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　　

司馬遷公說的很明白，武畤、好畤皆在雍地，是因為“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最近天，故立畤郊祭上帝。從黃帝時就如此，到了晚周時期亦還繼續。雖然縉紳者不知道，但民間自古有流傳。著名的寶雞“社火”就由來已久，一直沿襲至今，且與各地的社火有所區別。寶雞“社火”很血腥，狂呼狂舞，帶有巫術性，并兼有圖騰崇拜。這種古老的習俗大致是周人祭祀天地的遺傳。　　

“鄜畤”非秦文公初建，哲認為周人時即有，其時叫鄜衍。周人的鄜衍就是后來秦人的鄜畤所在，地在今陜西陳倉毛家坡附近。如《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爯季載長子“鄜”得名源于此，也就是后來爯季載奉周王命裂鄭（奠）地而封的毛伯鄜。【何尊】銘文中的“唯王命鄜宅于成周”的“鄜”也是指他。　　

冉季載的封地就在古陳倉，周初稱爯地。“爯”字，甲骨文形體為手舉起樹枝加到篝火之上狀，當然，這篝火是用于祭祀目的的。《說文》釋“爯”之形為“從爪，冓省”，解為“并舉也”。　　

自王季占有寶雞之地后，周人就將此地營建為周人的祭天之所。至于周文王遷都于邰，并作邑于豐時，將老兒子冉季載分封于此，絕非司馬遷所說的“冉季載封于冉”。季載因封于爯地，賜姓為“爯”，故“爯季載”才是文王第十子正確的稱謂　　

爯季載后又稱為叔鄭（奠）,是從成王角度的稱謂。武王滅商后，定邰城為宗周。后因文王、武王均葬于畢地，祭祀地有所偏重于京鄭（奠）。故周公旦、成王平三監之亂后，收畢陵以西的管、蔡采邑地轉封爯季載或者爯季載子毛伯鄜，并命毛伯鄜為周王室司空，負責大肆營造周廟、京室、王陵、鼎器。故爯季載又被稱為圃公、大鄭（奠）公。自長子鄜“受京宗懿釐”而得氏為毛后，在班簋銘文里也被成王在“吳伯、申伯”前稱為“毛父”。故說毛叔鄭（奠）為毛氏得姓先祖也沒錯。　　

周代金文里常有“毛父”、“師奎父”、“白（伯）懋父”等稱謂，皆是指器主或事主的父親，是一種尊稱，不直呼其名，就如現在的人稱呼“某人父”一樣。類似這樣的稱謂，“春秋左傳”里也能常見。如“王孫滿觀秦師”不是說一個姓王名孫瞞的，而是指周王的孫子名瞞的去“觀秦師”。又如《左傳·襄公九年》:“十一月已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這里的“鄭六卿”皆是鄭伯的兒子和孫子。這些是我們在閱讀古文中需要注意的。　　

毛叔鄭（冉季載）葬地在寶雞戴家灣　　

2004年初，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考古隊在陜西岐山縣北周公廟附近鳳凰山南麓意外發現了兩片刻有甲骨文的周代龜甲。進一步的考古鉆探和大面積調查結果確認，鳳凰山南麓山梁上存有墓葬22座，其中具有四條墓道的就有10座，三條、兩條和一條墓道的各4座，另有陪葬坑14座。　　

前面已談到，到目前為止，考古界還從來沒挖到過任何一個周王的墓。商代和秦代王一級的墓道又大多為“四條墓道”，即“十”字形墓道。考古界一般的看法是，“四條墓道”乃西周王侯一級規格墓葬的標志。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考古界為尋找周王陵，考古學家按照史書中的記載，在陜西長安、豐鎬和周原等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調查和鉆探，有些重點地區還動用飛機進行了遙感探測，但幾十年來一無收獲。　　

過去，發掘的周代墓葬墓道最多只有兩條，周公廟遺址中的四條墓道是西周考古中前所未有的發現，被認為是“新中國最大的考古發現，至少對于西周考古如此”。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　家李伯謙　教授當年據此則向媒體表態：“周公廟可能就是周王陵的所在地”。　　

哲以為，　李伯謙　教授的判斷過于樂觀了。四條墓道應該是西周“公、侯”級貴族即可享用的葬制。若判斷為周王一級的墓地，怎么墓群周邊又會同時出現了四條以下墓道的墓葬？這只能說明，周公廟遺址是西周早期京畿內周公家族在封邑內的葬地。有人說周公旦葬于此，此說屬臆想。周公旦葬于畢陵，史籍中明確有載。周公旦享受王陵葬制葬于畢，應該是符合西周歷史的。　　

說周公廟遺址是目前唯一發現有“四條墓道”的西周墓葬，也不是很準確。其實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曾有發現，只是此次發現非科學考古，而是破壞性的盜掘。一九二七年的秋天至一九二八年的春夏之交，盤踞西府鳳翔的土著軍閥黨玉琨（又名黨毓坤，綽號黨拐子），征發寶雞、鳳翔、岐山等縣的民眾上千人在戴家溝持續進行了半年之久的大肆盜掘文物活動，共挖出青銅器上千件，其中舉世罕見的“青銅禁”再次出土。這就是當年震驚海內外的民國時期三大盜寶事件之一的“黨玉琨盜寶案”。黨玉琨也與靳云鶚、孫殿英齊名成了民國時期的“三大盜寶梟雄”。　　

由于是掠奪性的挖掘，出土文物的資料完整性受到了破壞。但此次盜掘涉及的文物多在商周之際，挖出的青銅器質量極高，在中國文物考古上頗具影響，許多考古界的專家學者后來對此都展開過調查。高次若、劉明科在綜合了多數人調查研究材料的基礎上執筆編寫的《黨玉琨盜掘寶雞斗雞臺（戴家灣）文物的調查報告》（以下簡稱《黨玉琨盜掘案調查報告》）頗為詳細還原除了此次盜掘情況的原貌。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此報告中提到了十六號大墓帶有四條墓道，這個問題一直未能引起學界的關注。　　

　　　　　　黨玉琨盜掘案的發生到現在，已有近百年的時間了，盜挖出的珍貴文物絕大部分已流落到了海內外。戴家灣墓地的年代問題比較明確，大家從出土器皿的時代特征上取得了一致的見解，認為戴家灣墓地是一處高規格的西周早期的貴族墓地。但對如此高等級的貴族墓地，其墓主到底是誰？一直沒有一個確切的論斷。　盧連成　先生曾認為戴家灣墓地屬夨國墓地。這是迄今為止對戴家灣地最為明確的觀點。也有學者提出了更為具體的意見，認為戴家灣墓地應是姬姓貴族的一支，出土的器物中雖有多種族氏標識，這些標識多是姬姓墓主的陪葬者，墓主可能是毛伯和魯侯熙。　　

哲認為，結合《黨玉琨盜掘案調查報告》中的一些論述和出土文物的銘文記錄以及參考古代文獻記載來看，戴家灣墓地與周公廟遺址類似，是周文王第十子冉季載（毛叔鄭）本人及其家族的群葬地。　　

在周公廟遺址未被發現之前，有人猜測戴家灣墓地屬周公家族墓地，這種觀點是值得理解的。因為到目前為至，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中涉及周公的并不多。而戴家灣墓地出土的周公東征方鼎、魯候熙鬲非常明確的表明其與周公有關。另外一件雖初見出土地不在戴家灣墓地，但經后人反復論證后，確定了初始出土地也同屬于戴家灣墓地的【何尊】銘文所反映的時間和內容也與周公有直接的關系。從十五、十六號墓均帶有墓道的規格和六鼎（或七鼎）的等級，“禁”的王器性質，出土青銅器的數量規模及商末周初的時代特征等等綜合考慮，此葬地屬周公家族墓地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但周公廟遺址的后來發現直接排除了此種可能。從西周分封采邑制度來看，周公家族葬于此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按照慣例，西周貴族的葬地一定是在其采邑或者封國都邑周邊。從《史記·秦本紀》中可知，秦文公徙都汧渭之會時把古陳倉稱作“昔周邑”，從這里出土的青銅器和墓地規格也得到了證實。但古陳倉是西周誰之邑城？學術界一直沒有定論。哲在前面已經論述了，古陳倉是西周文王第十子爯（冉）季載之封邑，也是被司馬遷誤為一談的毛叔鄭（奠）之封邑所在。　　

從《黨玉琨盜掘案調查報告》中可知，編號為十六號坑（墓）是黨玉琨在戴家灣墓地的盜掘中發現器物最多的一座墓。出土鼎6件、簋3件、鬲4件、甗2件、尊1件，爵2件、觚1件、卣2件、方彝1件、觶1件，盉1件、盤2件、大小禁各1件、銅鈴9件、大刀1件，共計38件。另外，還有戈、矛、等兵器和玉器未計算在內。著名的“周公東征方鼎”（《載方鼎》）就是出在這座墓中。據當時負責登記的　楊紫梁　先生的記錄看，這是一個為七鼎四簋等級的墓。特別需要關注的是，是該墓室的南部發現的一大一小青銅禁，當地老百姓都把它叫作“銅桌子”。最大的“銅桌子”上置有方鼎、尊、觶、觚、爵、卣等銅器十多件。較小的一件“銅桌子”上置三件銅器，中間放的是一件卣。　　

根據當年的一些當事人的回憶材料看，這座大墓位于戴家溝東的一處臺地上，頂部呈穹窿狀，墓內還有用硃紅色顏料畫成的壁畫，壁畫雖然有脫落，但大體完好。《黨玉琨盜掘案調查報告》說：“　從楊紫梁　先生的記錄中還看出，這座墓有墓道。但墓道的詳細情況看不出來。后來我們和戴宏杰老漢交談中，反復核實這一點，他的記憶中，這座墓確實有墓道，在墓的南邊。”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與毛公鼎齊名的毛伯鼎也在此處出土。西周毛氏家族已知的青銅器除現存臺灣故宮的毛公鼎、北京首都博物館的班簋（又稱毛伯班簋）外，再就是這件毛伯鼎了（歐陽修筆記里的毛伯敦蓋有銘文無實物）。毛伯鼎是戴家灣出土器物中帶有銘文中能夠確定族屬的又一件重要銅器。《黨玉琨盜掘案調查報告》說是在十六號坑（墓）旁邊的祭祀坑出土的。據說這件鼎出土時，鼎內置放一小黑羊羔，身體卷曲，骨架完整，并留有少許黑毛。　　

　　　　　　哲還注意到，匪徒黨玉琨所盜掘的這五十多座墓葬中有“七鼎四簋墓一座，四鼎一簋墓二座、三鼎二簋墓二座，二鼎一簋墓一座，一鼎一簋墓四座，一鼎墓二座”。《黨玉琨盜掘案調查報告》還稱：此次盜掘文物中唯一確定是族徽的僅一件，說此“以鳥和樹作族徽標識”的器物出自編號為M9的“三鼎二簋”墓中。而我毛氏族的圖騰恰恰是“以鳥和樹”為組合的形狀。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件珍貴的毛伯鼎內雖有銘文五行八字，字多漫泐，不可盡識，只是能知其中有“毛伯內（入）門”之字。而此毛伯鼎和毛公鼎、毛伯班簋一樣命運坎坷。黨玉琨所盜戴家灣的銅器資料中雖然有對毛伯鼎較這詳細的記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至今依然無法知道這件毛伯鼎的下落。 　　

雖然毛伯鼎目前下落不明，但其在十六號坑（墓）旁邊的祭祀坑出土顯然有著重要的考古意義，但未能被研究者所重視。從哲以往對戴家灣墓地出土的周公東征方鼎、何尊等銘文釋讀研究看，銘文所反映的時間內容都與冉季載有直接的關系，可以說“周公東征方鼎、何尊”就是毛叔鄭（冉季載）的陪葬器。　　

祭祀坑出土的毛伯鼎更能證實這一點，那就是戴家灣十六號坑（墓）所葬的就是我毛氏鼻祖毛叔鄭（冉季載）本人。大墓周邊群葬的可能就是毛叔鄭（冉季載）的子嗣后裔。匪徒黨玉琨所盜掘并散逸四方留存于世的近千件青銅器（鼎、簋、尊、卣、甗、玉器、兵器等，包括罕見的親銅王禁）中至少一半多是我毛氏族先祖遺物。　　

嗚呼，我毛氏赫赫先祖啊，被文王封為京畿內宗懿親　國的國　君，養育出了英明神武的文王圣孫，子子孫孫，延載周脈，世為王佐。自平王東遷洛邑而后名不顯于典籍，事跡淹沒于無尋。今哲得以遁跡明了先祖之封塋所在，而又獲知盜賊之事劣，倍感痛心。后世毛氏族人當牢記先祖封塋之所在，銘記黨玉琨盜掘先祖陵寢之劣跡，子子孫孫，永世不忘。　　

“周公東征方鼎”器主為毛叔鄭（冉季載）　　

“周公東征方鼎”是個西周早期鳳鳥紋的方鼎，最早著錄于《金文歷朔疏證》一書，書中記作“鳳翔秦文公墓出土”。《金文分域編》又以為寶雞出土。因器主名釋讀不了，一般以※號代替記為《※方鼎》。因銘文內容有伐“豐白”字樣，故又名豐白鼎。陳夢家在《西周銅器斷代》一文中按照銘文內容將其命名“周公東征方鼎”，記作黨玉琨在鳳翔西40里之靈山盜掘出土。后學者引述時多依陳夢家此法命名此鼎。　　

根據　陳夢家　先生的筆記，高次若、劉明科兩學者又作了深入調查，證實此鼎確實為寶雞斗雞臺戴家灣十六號大墓出土。兩學者的《黨玉琨盜墓調查報告》稱：“《金文歷朔疏證》是1934年出版，從時間推測，收入此器的拓本可能是吉鴻昌將軍　1931年10月8日　參觀美國博物館時發現并帶回的，因寶雞當時屬鳳翔府轄，所以注明鳳翔新出土”。對此說學術界大都予以認可。　　

　　　　　　2007年，陜西王學理先生從美國傳回了“周公東征方鼎”的照片和銘文拓本圖片，引發了諸多學者和考古愛好者的研究熱情，對其銘文紛紛做了栓釋和研究，其間不乏有獨到見解，很有參考價值。但大家對銘文中的器主是何人？涉及的豐白、薄古等地名封國問題；器主※與周公的關系問題；銘文中的周廟問題等等問題都有著一時難解之處，沒有確鑿的定論。　　

哲以為，“周公東征方鼎”的器主為冉季載（也即毛叔鄭），《※方鼎》應該叫做《載方鼎》。此鼎為毛伯鄜的父親冉季載（毛叔鄭）所作，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毛氏族的重器。　　

對“周公東征方鼎”的銘文解讀大家困惑于銘文器主為何人是可以理解的。前面已經談到，因為“冉季載”在古代文獻記載極少，又被東周以后的人誤為“叔聃、聃季”，以至于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就已經把“毛叔鄭”與“冉季載”判讀為兩人，也沒能搞清冉季載有沒有被分封，或者分封地是在哪里，冉季載的后人是誰等等，都是一筆歷史糊涂賬。　　

要判讀“周公東征方鼎”的器主為誰并非一件難事，其實　陳夢家　先生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　陳夢家　先生認為：《※方鼎》銘中的“※”與《再盨》中的“再”是一個人，《再盨》中的“叔邦父，蓋即康叔封”，“周公征服東土四國之后，即使其弟康叔封移鎮其地……。”“又為叔邦父之子”。由此可知，周公東征方鼎中的當是周公旦的侄兒。　　

哲以為，　陳夢家　先生認為的“《※方鼎》銘中的“※”與《再盨》中的‘再’是一個人”的判讀是對的，但他的引申結論是有錯漏的。所謂“叔邦父，蓋即康叔封”中的“叔邦”當是“叔鄜”（即毛伯鄜）的誤讀。“叔邦父”也不是他所猜測的“蓋即康叔封”，其實是冉季載(毛叔鄭)。不是他所說的是“周公旦的侄兒”，而是周公旦的親少弟。　　

哲本布衣，較少接觸到西周鼎器的實物或者銘文拓本，有接觸到的也是最近幾年網絡普及后，散落在網絡上一些資料的零星碎片。但憑借自己對毛氏族研究的執著，遁尋著毛氏族先祖留在典籍和青銅器皿上的蛛絲馬跡，我還是有了一些重大的發現，足以解惑西周研究史上的某些重大難題。　　

在這里，我又要提出自己的一個獨到的觀點：那就是冉季載(毛叔鄭)是有長子名“鄜”的，他就是班簋銘文里“受京宗懿釐”的“毛公、毛伯”，也就是“何尊”銘文里的“唯王命鄜宅于成周”的“鄜”。而大多數學者將“何尊”里的金文“鄜”釋讀為“雍”或者“遷”。　　

也難怪　陳夢家　先生會引申出錯誤的結論。歷代以來，諸多專家學者對金文“鄜”字的釋讀都是錯誤的居多。諸如【叔噩父簋】銘文：“叔噩父作鸞姬旅簋，其夙夜用享孝　于皇　君”；又如【叔尃父盨】銘文：“叔尃父作鄭季寶鐘六金、尊盨四、鼎七”；又如【叔邦父簠】的器主命名。哲雖然沒能親眼看到實物或者銘文拓本，但很是懷疑三銘文中的“叔噩父、叔尃父、叔邦父”其實都是“叔鄜父”的誤讀。其實不光是這三銘文，類似的銘文誤讀可能還有很多，我將繼續尋找下去，也請諸位同好以此為啟發一并來尋找歷史的真實。　　

理清了“周公東征方鼎”的器主為毛叔鄭（冉季載），我們就能對銘文作出正確的釋讀了。“周公東征方鼎”有銘文35字，哲以　王學理　先生傳回的銘文拓本圖片為據，試為銘文解。　　

哲以為正確的銘文釋讀應該是“隹周公于征，伐東夷、豐白、蔑古，咸，公歸薦示于周廟。戊辰，飲秦飲，公賞載貝百朋，用乍尊彝”。　　

有　邰氏姜　先生將“于征”釋讀為“邘征”，繼而指言“邘征為周武王二子邘叔。東征主帥為周公，副率（帥）為邘叔”，哲以為是不對的。又如　邰氏姜　先生把“薄”讀為“尊”，并把“豐白、尊古、咸”作為周廟名稱來釋讀，這簡直是有悖于現已經明確的歷史考古結果的。如周初《圣方鼎》就指明“周公伐東尸、豐白、尃古”，《保卣》銘："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　黃盛璋　先生認為它記載成王初年征伐殷東諸叛國，其中"五國有薄姑在內，定無可疑"。薄古當為地名已為學界所公認，　邰氏姜　先生的這個案恐怕是翻不了的。　　

對銘文中“于征”兩字的正確釋讀其實很簡單，答案就在此銘中。如銘文中“公歸薦于周廟”之金文“于”字和“隹周公于征”是同一個金文字，哪有前讀作“邘”而后讀做“于”之理。“于征”詞組的用法在詩經里常有，是“遠征”的意思。至于大家所談到的伐四國問題，其實是畫地為牢了。銘文中只是提到了伐東夷、豐白、薄古，而不是大家想當然的四國。　　

哲知道大家對“咸、”兩字不可理解，以為是國名，其實不是的。咸，訓為竟、終，引申為不久。在班簋（毛伯彝）中就有金文“咸”字。“”字在現在電腦漢字字庫里還有，但已經沒人這么寫了，寫了也很少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實是“哉”字的金文寫法，語助詞。　　

至于“公歸薦于周廟”這句，哲有兩種判讀，一是（周）公勝利歸來后獻俘于周廟；一是（周）公勝利歸來后得到了（神位牌）被引薦到周廟，與周太王、文、武王一樣配亨于周廟的待遇。哲偏向于后一種，因為獻俘于周廟是很常見的事情，作器者不值得為之特寫。聯系到周公旦在西周初期的顯赫地位和功勛，和后來被成王葬于畢，享受王的待遇。哲認為后一種可能是合理的。另外，冉季載是周公旦的親少弟（親哥周武王已死），自己的親哥哥姬旦被祈亨于周廟確實是一件值得大書特寫的功勛懿跡，作此器銘其事是理所當然的。　　

以下的“戊辰，飲秦飲，公賞載貝百朋，用乍尊彝”是交代了作此尊彝的來由，和前面一段記事應該是兩件不同時間里的事。對于"飲秦飲"的釋讀，漢唐論壇里的“渭水秋風”網友已經講的很清楚，我這里引述下他的文字：“《※方鼎》有“飲秦飲”句，第一個 (飲)酒禮，第二個字是清酒，秦飲當是秦地的清酒。從《※方鼎》銘文看，“飲秦飲”是慶祝凱旋的禮儀”。　　

　　　　　　整段銘文的意思是：周公遠征東方，討伐作亂的東夷、豐白、薄古，勝利后不久，周公被祈亨于周廟。在戊辰這個日子，大家暢飲秦地產的秦酒以歡慶東伐勝利和周公被祈亨于周廟這件大事，當時周公賞賜給貝百朋，（冉季載）用來制作了此尊寶鼎彝。　　

大家不必汲汲于銘文中之“周廟”在何處，其實“周廟”還是在宗周，但寶雞（古陳倉）為冉季載（毛叔鄭）的封地當無疑了。《史記·魯周公世家》說“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關于周公投奔的“楚地”在哪里，歷來有不少的爭論。　　

周公投奔的“楚地”與《史記·吳太伯世家》中說的“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 的“楚”其實是一個地方。西周時，楚和荊經常連用，楚就是荊，荊就是楚，有　尹盛平　先生認為，“太伯之奔荊蠻”是說的今日之寶雞市區之吳山、楚山一帶，哲很同意他的見解。　　

尹盛平這個觀點打破了傳統的思維模式，符合西周早期的歷史背景，比較容易解釋史料和考古中的問題。如此說來，周公奔楚是到了寶雞（古陳倉）。因為寶雞一帶不但是周太伯早年投奔之地，也是王季以來拓展疆土時期最早建立的根據地，更是文王時期周人祭祀天神之所。以毛叔鄭（冉季載）與周公旦的同母親兄弟關系看，在受人譏讒而成王猜疑又不可自辯的情形下，周公旦避難到毛叔鄭（冉季載）封邑地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典籍里記載的“周公奔楚”也可反證“周公東征方鼎”器主必為毛叔鄭（冉季載）。　　

毛伯鄜與西周郊天之圓丘　　

“畤”是古時候中國帝王專門用來祭祀天神上帝的固定場所，指神到此止的意思。司馬貞《索隱》謂：“畤，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謂為壇，以祭天也。”哲以為，“畤”乃秦人的稱謂，先秦三代及漢之後帝王祭天之所皆稱“圓丘”，以象天也。　　

唐人杜佑《通典》雲：“秦始皇既即位，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東遊海上，禮祀八神。二代尊雍四畤上帝。” 杜佑注曰：“名其祭處曰畤也。”其實“畤祭”與“郊圓丘”皆古代帝王祭祀昊天上帝的不同稱謂，文獻裏亦稱為郊祭、郊天。　　

　汪受寬　先生考證說，畤祭在周代就已經出現，“早期畤祭應為農民祈禱上天保佑的祭典”，哲以為此說大謬也。“畤祭”乃大祭也，王之專也，民豈能與。凡大祭曰禘。爾雅釋天雲：“禘，大祭也。”尚書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可見汪此說乖謬。　　

郊天之禮，古自有之。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後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皆上古郊祭之謂也。周孝經雲：“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為周代之郊天儀禮。然今人談及“畤祭”之禮及祭地，多數僅涉及“秦雍四畤”、“漢雍五畤”，而極少奢言周人祭天之所，何哉？概因不明周代之“郊圓丘”與秦人之“畤祭”本為一事也。　　

“圓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唐人杜佑此說甚當。哲以為，周人“郊丘”與秦人“畤祭”之禮亦如是，皆為帝王之“郊祀”是也。考之郊天之禮，周代最接近古禮而周詳。周人以昊天上帝為外神，以為祭外神必有主者，公羊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以人帝配神作主。　　

周禮祭天於圓丘，中築方壇其上，名曰太（泰）壇。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乙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 杜佑注曰：如其方壇者，以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按昊天上帝，天之總名，所覆廣大，無不圓匝，故奠蒼璧，其神位曰圓丘，皆象天之圓匝也。餘五帝則各象其方氣之德，為珪璋琥璜之形。祭法謂其神位于太壇，是人力所為，非自然之物。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壇。　　

周制，大司樂雲：“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爾雅雲：“非人力為之丘。”又周禮雲：“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屍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屍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故可知太（泰）壇必建於圓丘之上。　　

然自秦襄公在西垂始作西畤，其後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作都邑且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后。秦侯在雍共建有五“畤”，五人帝配祀地於是分焉。《史記•封禪書》雲“秦宣公（前672年）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又雲“秦靈公（前422年）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又雲“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前367年）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從西畤起又始建鄜畤，當為祭天之地的遷移，然秦人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不知為何據？哲以為是當時的秦人承繼周文化不夠明瞭的緣故。如杜佑《通典》對秦人畤祭之禮用“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就百思不得其解，只能雲“不知何憑，如此乖謬”。　　

自秦人始肇，又經焚書坑儒，後人對周之禮典更無所憑。故對“郊丘”之說，眾說蕓蕓，互有不同。漢之下歷代諸儒，各執所見，爭論紛起。據唐人杜佑《通典》大體不外乎兩說，有宗王子雍（哲注：王肅）之說者，以為“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圓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雲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又有宗鄭康成者，則以為“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概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圓丘、太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圓鍾有差，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　　

唐長孫無忌等人則認為“鄭玄六天之義，唯據緯書，舛謬特深。”然後來歷代所行祭天之禮大多以鄭說為參照，或與“王肅說”並行、或自度、或增刪，自漢、晉、南北朝至於隋、唐，爭論從未有休止。至於唐武則天時，為此類紛爭還特發過一道聖旨，可窺一豹。　　

永昌元年九月敕：“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　　

神無二主，禮崇一配，哲以為王肅所論近是。于祭天之法，周之禮甚備焉，可見諸于《周官》、《祭法》、《孝經》、《尚書》等典籍。然今人唯知有“秦畤”而不知周有“郊天之圓丘”，仿佛若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更不要妄談周之“圓丘”在何地了。　　

哲以為，西周祭天之所在毛叔鄭（即冉季載）封邑內，也就是在秦雍三畤原之范圍內，說的更確切點就是秦文公所作“鄜畤”就是周人郊祭之地。然“鄜畤”在何地到今天為止也還沒人搞個明白，　邰氏姜　先生認為鄜畤在周眉城，其說可以說對也可以說不對。說其對，是因為“鄜畤”確實在“周眉城”，但這個“周眉城”不是　邰氏姜　先生所論的“昆侖城”五個子城之一，更不是在其提出的什么“周雍”的概念內。　　

“周眉城”應該是毛叔鄭（即冉季載）子毛伯鄜的封邑，采邑范圍西接爯地（現在的陳倉鎮），東至于今眉縣地界。“鄜畤”在西周爯地（現在的陳倉鎮）與毛伯鄜采邑地的交界處，也即現在的寶雞陳倉區的西秦村附近的山坡上。　　

正像哲提出的毛叔鄭（即冉季載）有子名“鄜”的觀念不是憑空而來的，秦文公作“畤”名為“鄜”也不是憑空而名的。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駒、黃牛、羝羊各一。後十四年，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　　

又《史記•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史敦以為神，故立畤也。唐人杜佑解：山阪間曰衍，但未提及“鄜”地望何處。從以上文獻可知，“鄜”地在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作“汧邑”前即存在也，否則秦文公夢以何據？因此“鄜”地一定是周人在秦人入主岐豐之地之前就有的稱謂。　　

且秦文公之夢又有特定的政治含義。秦本周之附庸，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而被賜予岐、豐之地，位列諸侯。自秦襄公、秦文公入關中后，勢力迅速發展。尤其是秦文公拓疆事業的成功，野心有所膨脹，需要以某種方式伸張自己的欲念，表達自己征服天下的意志力，于是仿周人建祠立畤，尋求與天帝直接通話就　成了秦　君當時一項重要的政治活動。不管是以夢掩飾政治欲求，還是真的夢見了黃蛇，蛇口止于鄜衍者，必為周人原先的祭天之圓丘，否則毫無意義。　　

祭祀天帝本是西周之前的歷代王朝天子獨有的特權。秦人因長期僻居西垂，受周室傳統觀念的影響相對小些，尤其是他們拓疆事業的極大成功激勃了其征服天下的豪氣，入關中西部后大概會以早期周室的地位自居，開始立畤祀天，要越過周室直接聯系天帝，這是對周室的郊祀之禮及其權威作出的公開挑戰。據說與秦文公同時的魯惠公聽說秦國僭(超越本分而行事謂之“僭”)祀天帝，亦在周平王沒有同意的情況下與秦攀比，祭祀天帝。可見秦文公的“夢黃蛇”絕對是個掩飾，其實是在周室的郊祀之地上重建了“鄜畤”。　　

　　　　　　那么秦人的“鄜畤”，也即周之祀天之圓丘到底是在哪里呢？許慎說文解畤說：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從田寺聲。右扶風有五畤。好畤、鄜畤，皆黃帝時祭。或曰秦文公立也。許慎說的比較含糊，若“好畤、鄜畤，皆黃帝時祭”，則在周時為何文獻缺載。可見還是如哲上述所言，概因不明周代之“郊圓丘”與秦人之“畤祭”本為一事也。　　

　　　　　　史記集解徐廣曰：“鄜縣屬馮翊。”正義括地志云：“三畤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靈公作吳陽上畤，并此原上，因名也。”哲以為，括地志所云近是。按周禮郊祀祭法曰：「燔柴於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為遠郊，近郊五十里。」又文獻里有記載周文王時“鳳凰集于歧山，飛鳴過雍”，故哲蠡測文王時都城岐周非在今天的岐山縣，而是在今天的鳳翔縣，即后來的秦雍邑所在地。自秦雍邑城古址到現在的寶雞陳倉區的西秦村附近的“鄜畤”恰好是三十里。（哲注：周里300米為一里，司馬法所云“近郊五十里”即現在的三十華里）。括地志所云“三畤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的說法是對的。但有一個錯誤，即秦人三畤是指鄜畤、吳陽上、下畤，而不包括襄公所作的“西畤”。西畤在西垂，典籍已明。　　

許慎著說文，功莫大焉。如果沒有這部書的流傳，我們將不能認識秦、漢以來的篆書，更不要說到商代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與戰國時的古文了。但許慎說文的缺陷也還是有的，如對“鄜”字金文的寫法就缺少記載，其他還有諸多金文字的認識我們也是識無所據。在對西周金文的釋讀上衍生了很多不同的判讀，有些簡直算是連蒙帶猜，導致了很多不可預料的錯誤發生。當然也怪不得他，漢代之后，人們就對周代文字就罔若天書了。　　

若邰氏姜所言“出土于寶雞市渭濱區竹園溝的《冉簋》表明，商末的倉侯之地的確存在冉氏國”，以此證明周文王之幼子確實稱“冉季載”。但哲不是太相信別人的釋讀，我想還是要看看原拓本文字是如何的。因為僅僅歐陽修筆記里所載的《龔伯彝》、《毛伯敦蓋》銘中的銘文中的“龔”字就有細微的差別，但兩者確實是指向同一個人。可見西周早期金文是在不斷完善中的，這個也導致了我們釋讀金文時的困難。　　

毛伯鄜被誤讀為毛叔鄭　　

毛伯鄜是毛叔鄭（即冉季載、也就是叔奠）的元子，周公、成王時析大鄭公冉季采邑地為二，元子毛伯鄜受封于宗周京畿鄭（奠）地，稱毛伯；但史籍里往往將叔奠和毛伯鄜混為一談。此謬誤有點類似于衛康伯和衛康叔，衛康伯是衛康叔之子，衛考伯之父，是成康時期西周政壇上叱咤風云的人物。史失其名，以衛康伯稱之，但哲認為“康伯”絕非其名也。　　

譙周《古史考》作衛牟伯，姬姓，衛氏，根據《世本》其名為髡。衛國第二代　國　君。衛康伯為周文王之孫，因此又稱王孫牟。毛伯鄜也是文王之孫，與之類似，因此亦可以稱為王孫鄜。楊寬認為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出現的“伯懋父”就是衛康伯，楊寬認為是“懋”與“牟”音同而通用。但哲認為“伯懋父”是器主對“伯懋”父親的尊稱，“伯懋父”指的是衛康叔。　　

毛伯鄜之名在著名的《何尊》銘文中就有，只是世人到今也未知曉。何尊是國家明文規定永久不準出國展出的六十四件青銅“國寶”之一，文物歷史研究價值之高，恐怕目前唯有“毛公鼎”可與之匹敵。　　

由于《何尊》銘文是西周早期出土青銅器皿中字數較多的，而且記錄了武王、成王營造東都洛邑這一重大史實，所以眾多學子對其研究不斷，也獲得了不少成果。但長期以來，因銘文末句“公”字前尚缺一字，此公到底是誰專家們尚有不同看法。由于此公的難以界定，加上出土地點的不明確清晰，直接導致了對銘文正確的解讀，學術界產生了不少截然不同的觀點和看法。　　

哲以為，要還原出一件古彝器的歷史真實，能否正確地釋讀彝器銘文相當重要。青銅銘文，就是用青銅器物為載體記錄下的遠古歷史。除了印證史籍或彌補史籍的不足外，它們又代表著真實、誠信，代表著久遠和不朽。故現在文物販子有“銘文一字值萬金”之謂，當然作為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實物，青銅銘文的價值那是遠遠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就拿這件《何尊》來說，當初六十年代區區30元錢就從農民手里收購進了文物館。后來也就在博物館里閑躺了十多年，最后據說還是馬承源老先生（一說是　唐蘭　先生）發現了尊膽內壁底122字的銘文，才使《何尊》的價值一步登天，從原先的30元估價到現在的無價之國寶，皆銘文之力也。銘文價值的重要性在《何尊》上面體現的淋漓盡致。　　

對于科學考古研究來說，正確解讀銘文需要了解該文物出土年代、地點及周邊同時出土墓葬相關物件等等以作參考。以《何尊》來說，由于年代湮遠，器皿底部的銹蝕，使得關鍵的兩三個字難以清晰辨認，又加上出土地點的不明晰導致了銘文解讀的困難。　　

《何尊》據說是一九六五年于陜西省寶雞市賈村塬出土。但高次若、　劉明科兩　先生發表的“何尊原始出土地的再思考”一文對此做了很詳盡的考據和論證，為我們明晰了《何尊》真正的原始出土地應當在陜西寶雞斗雞臺（哲注：民國時黨玉琨盜掘文物案的事發地），也就是同時出土了《周公東征方鼎》的斗雞臺區域戴家灣十五、十六號西周大墓。　　

哲一直以來非常關注對《何尊》銘文的釋讀。經過長時間的揣讀和研究，結合高次若、　劉明科兩　先生所發表的文章來看。哲敢斷言，《何尊》乃毛氏族先祖毛叔鄜的祭祀禮器，是我毛氏族先祖為大中華留下的又一瑰麗國寶。因其銘文記載的相關史實之重大，可以媲美另一件毛氏族重器--毛公鼎，是我毛氏族先祖以青銅銘文為形式書寫中華文明、流傳后世的又一大功勛。　　

首先，我們可以看出，《何尊》銘文內容主要涉及西周初年營建東都洛邑的這一重大事件，那個難以辨認的某公是周公旦的同輩或者是成王的前輩。其二，某公可能是營建洛邑的組織者和執行者之父。其三，能在宗周的周廟（京室）里，聆聽周王訓戒宗小子的當為文武周王的血懿宗親，但比銘文中的周王小一輩。因此可以判定此公當是周王的直系兄弟或者叔伯之類的人。　　

基于以上幾點的理解，哲對何尊銘文的釋讀與世人有所不同。哲將考訂后的《何尊》銘文恭錄于下，以軼后考：　　

 銘曰：“唯王命鄜宅于成周，復爯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爾考公父，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天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于公父，有爵于天。徹令，敬亨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史：賜貝卅朋，用作圃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竹書紀年》載：“（成王）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東土平定后，周公、成王開始“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此時洛邑營建應該說尚處于準備階段，僅僅居其民以繁榮其地。據《尚書大傳》言：“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如此，則周公始建成周在其攝政第五年這一史實，與《何尊》銘文是可以相印證的。　　

哲以為，《何尊》銘文中的“王”指的是周公旦，這是哲與世人釋讀的重大不同之處。周公旦“攝政”伊始，即以“王”的口氣教訓成王及群臣見諸于史籍。在《尚書》的《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告》等文獻中都以“王若曰、王曰”自稱。在《梓材》中更是直稱“王曰”。　　

《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意思很明白，就是周公攝政象天子一樣“踐阼”面南朝見諸侯。這些材料都證明了周公旦曾稱“王”，至于后世儒家稱周公旦輔助成王自任“攝政王”之說，那是為了維護君王一統的思想對“周公旦曾稱王”這一史實作了曲改和粉飾，不足信也。顯然，周公“攝政七年”之中的“王”都當作周公旦之想。故哲以為，《何尊》銘文中的“王”不是周成王，而是周公旦。　　

周公旦應該是營洛的決策者，而執行者就是毛伯鄜。史籍載毛叔奠（冉季載）以下毛氏世代擔任周王朝司空一職，營洛大事無毛氏參與不可想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祭祀的當要就是王陵、宗廟、祭壇、城邑等的建設和寶鼎、器樂、祭祀物等的制作。在周公、成王時，冉季載為大司徒卿，冉季載子毛伯鄜為大司空卿。同是周公旦親弟的衛康叔任大司寇卿，而康叔子衛康伯任殷八師的統帥。這些任命絕非偶然，在于康叔和冉季及其子嗣皆文武周王之懿親也，也是周公旦的同母少弟及親侄子。毛叔鄜被周公任命為西周初年營建東都洛邑的組織者和執行者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何尊》銘文中“鄜”字金文寫法與“毛伯敦”銘文里多處出現且被歐陽修釋讀為毛叔鄭之“鄭”字非常相似，只是在右邊“邑”部字形上面多了個“口”字。但哲已經專章論證了歐陽修釋讀有誤，“毛伯敦”銘文器主是毛龔伯之子“鄭父”。反過來推想下，《何尊》銘文中“鄜”倒是極有可能為冉季載之子毛伯的真實名字。可以參見說文里的“鄜”及“鄭”字。　　

世人多有將“爯”釋讀為“稟”，哲認為是不對的，金文的原字就是個“爯”，而且這個字古已有之。說文：“并舉也。從爪，冓省。處陵切”。故全句意思是毛叔鄜既在東都洛陽營建城邑，又返回鎬京協助周公舉辦了祈求周武王降幅于天的大典。于是有了下面“在宗周的周廟（京室）里，聆聽周王（周公旦）在給宗小子進行訓戒”之事。　　

青銅銘文的解讀不可避免涉及到器主的界定問題，自馬承源老先生界定器主為“何”，并將該尊彝寶命名為《何尊》后，大家也就習慣地接受了“王咸誥何：賜貝卅朋...”這個釋讀。　　

但哲認為馬承源老先生的釋讀是錯誤的，直接導致了后人在他圈定的框框內越讀越糊涂，衍生出了很多莫名其妙、不能自我圓說的解讀。其實在《何尊》銘文首句里就已經表明了器主與毛叔鄜有關。　　

仔細觀看《何尊》銘文拓本，其實明明是個“史”字。另外不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何尊》銘文行文格式與現知的其他西周青銅器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情況下，在受到周王的賞賜后，作器主都會交代句“……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某某用作某某尊寶彝”，然后是祈福詞，諸如“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之類的詞句。但在《何尊》銘文里卻沒有，奇怪不？　　

其實不奇怪，哲認為，《何尊》屬于王家制器，銘文中的圃公是生稱，是周王（周公旦）送給毛叔鄜父親圃公（冉季載）的一件帶有王室器彝特征的禮器，而不是祭祀器。因奉周王（周公旦）誥命所作，銘文中“王咸誥史：賜貝卅朋...”的“史”字必不是“何”字，是內史的意思。　　

當然，因何尊和毛叔鄜及其父冉季載有關，所以銘文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毛叔鄜的身影。而且，毛伯鄜為周王室司空，亦分掌王家彝器制作，所以何尊銘文也極有可能是出自毛伯鄜本人之手。　　

在古籍記載和考據里，毛伯鄜常常被誤讀為毛叔鄭，因為歷史的原因，人們將毛叔鄭和毛伯鄜混為一談已經根深蒂固。但本質上毛叔鄭（冉季載）應該是毛氏族的授姓元祖，毛伯鄜才是毛氏族的得姓始祖。尊稱毛叔鄭為毛氏族始祖也沒有什么大錯，因為人不可能從石頭縫里自個蹦出來。何況成王亦稱呼冉季載為毛父，因此，毛氏族人以毛叔鄭為毛姓之開宗鼻祖的說法可以保留，但要明白毛叔鄭其人其事的一些歷史本源。　　

補白：典籍中對“毛叔鄭”的一些誤斷　　

意猶未盡。哲自知人微言輕，雖煌煌萬言立論，尚不足以推翻人們千百年以來就已經形成的對毛叔鄭（冉季載）認知的一些故有觀念。但哲的研究成果自認是有開創意義的，可以對古代典籍里對于毛叔鄭的一些錯誤認知作一個系統的正確梳理，以達到清源達流之功效。　　

《禮記》云：“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把散見于各史籍中的不同記載搜集匯總、排比分析，這是治史的好辦法，也是清代考據學者常用的方法。于是哲將典籍中有關對毛叔鄭（冉季載）的一些誤讀誤斷而延伸出來的一些歷史誤會整理出來，分別剖析，附錄于此文之后，以作補白：　　

朝歌告天中的“毛叔鄭”是“叔奠”，也就是冉季載，和后世典籍里所傳的“毛叔鄭”是不同概念的兩人。牧野之戰后，周武王和群臣進入朝歌，“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此段話中的“毛”屬于后人添加，直接造成了自司馬遷以下后人對“毛叔鄭”為文王子的誤判。近年來，陜西岐山周公廟遺址所發現的甲骨卜辭中，有甲骨卜辭“叔鄭”，被學者認為可能就是毛叔鄭。但哲認為，此“叔鄭”還是指的是“叔奠”，即冉季載。　　

《史記·管蔡世家》中所列舉的周文王嫡子并沒有“毛叔鄭”，孔穎達認為“毛叔鄭”是周文王的庶子，《尚書正義·顧命》：畢、毛，文王庶子。但杜預卻認為“毛叔鄭”是周文王的嫡子，竹添光鴻和林泰輔也認為“毛叔鄭”是周文王的嫡子。正解：典籍里的“毛叔鄭”是冉季載子，即文王嫡孫，也即尚書顧命中的毛公。且典籍里的“毛叔鄭”的名字記載是錯誤的，正確的應該是“毛伯鄜”。參見后世出土的班簋、何尊銘文可知。　　

左傳中的“文之昭也”非專指文王子，而是指文王子嗣，包括了文王孫子輩。《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春秋經傳集解·僖公二十四年》：十六國皆文王子也。此說錯誤，正解：十六國皆文王子及子孫也。可參見哲本文的考據。　　

對于《尚書·顧命》中的毛公是誰歷代諸儒一直有不同爭論。《尚書正義》孔穎達疏引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馀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封，武王母弟。”認為這個毛公就是毛叔鄭，而閻若璩則認為這個毛公可能是毛叔鄭的兒子。哲認為閻若璩觀點最近乎是，但他沒考據出典籍中的“毛叔鄭”即冉季載。　　

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毛公條下：古今人表第三等有毛叔鄭，注曰文王子。又有毛公，師古曰：周司空也。案：據此，則毛公與典籍里常說的文王子“毛叔鄭”亦非一人。而《逸周書匯校集注》陳逢衡注曰：毛叔鄭即《尚書·顧命》之毛公，余以《左傳》富辰所云魯衛毛聃證之，則毛公為叔鄭無疑，《漢書人表》不解毛公即毛叔鄭，故于第三格列毛叔鄭于前，又列毛公于后，誤矣。哲以為陳逢衡誤也。正解：《尚書·顧命》中的毛公即冉季之子毛伯鄜，即顧命中的毛俾（文獻字誤）。　　

又有古代學者認為此毛公不是毛叔鄭的理由是左傳中的“五叔無官”，這不得不牽扯到“五叔無官”的這段公案。《左傳·定公四年》：“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耼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杜預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耼也。”《史記·管蔡世家》：“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馀五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者。”司馬貞索隱：“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 ”。哲以為，杜預注是錯的。管、蔡、成、霍、曹，皆為四方諸侯，無在畿內者，故言無官。康叔、耼季在畿內，雖年少而輔佐周公治。祝佗言康叔、耼季領司寇、司空之職，恐為誤記,或者是將冉季任司徒與其子毛伯鄜任司空職一事混為一談。　　

瑾以此文獻給毛澤東主席誕辰118周年　　

毛家小子天哲寫于浙江金華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八日　起稿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修訂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