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商道：“江湖風月”說范蠡

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經世濟民”說計然》提到，吳王稱霸，孫子歸隱山野而修著“兵法13篇”。越王稱霸，范子隱身于市而富其家。功成身退，立說修業，均顯人生智慧。而伍子胥與文種忠君死節，故難察“盈滿則虧”之禍。“計然之計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范蠡施用于家而“巨萬”，那么這位計然又是何方神圣呢？據載，計然師承于老子，是一位“黃老之學”的大家，也是范蠡的老師。現代有人稱范蠡為“儒商鼻祖”，顯然是認錯了君君臣臣“克己復禮”的廟堂大門。所謂“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也是易理大道開枝散葉自然人文學科分化繁榮發展時期。而范蠡與孔子差不多是同一時代人，若非要給范蠡劃定一個“百家”門派，則將范蠡劃歸于當時的“法家”、“兵家”乃至“農家”治產之流，恐怕也被與孔子一起劃歸“儒家”門派要通順得多。

關于這位“學陰陽見微而知著”的計然，其生平與言行即散見于這些古籍文獻之中。同時，對于計然的身世，史學界也一直爭議不斷。但僅憑此“計然七策”的偉績，計然及其門生范蠡在“諸子百家”中，就應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我們從正史中所得到的印象，卻完全不是這樣。如果說范蠡挑撥文種跟他一起“炒”越王的“魷魚”，并私自下海經商隱姓埋名混跡江湖，而且還鬧出了與美女西施的浪漫緋聞，因此很難符合儒家正史的仁義道德君臣禮制倫理規范。那么，“博學無所不通”的計然，為何也無緣“諸子百家”榜單呢？看來，中國文化的真相，只能從重大歷史事件的蛛絲馬跡里慢慢去尋找。包括像黃帝與帝顓頊之間還有“帝摯少昊氏”，以及夏禹之后“益干啟位，啟殺之”，這類歷史事實若沒有《竹書紀年》佐證，我們恐怕至今也依然被蒙在鼓中。

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等級禮教的王道“文化霸道”，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就徹底改編了中國的歷史。所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樣的歷史修編，其實從孔子修正“五經”和修篡《春秋》時就已經開始了。所謂“諸子百家”之說，也是自漢代以后才逐漸成形。本來，易理大道是中華文化之根，也是“國學”之基。但這里卻將“道”與“術”齊觀，把“道家”與法兵儒墨等“百家”并列，并進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便等于掏空了中國文化的根基。如果說“儒術”的確比其他“百家”之“術”高明，恐怕就在于其以“等級禮教”捆綁搭售文化，以篡改歷史而迷惑現實誤導未來，并借“王道”強權之手實現“唯我獨尊”的文化專制與壟斷。

“孔子之術”的原旨初衷，就是“克己復禮”，即復辟周朝諸侯分封的君臣等級禮制。其所謂的“仁義道德禮智信”，便是用以衡量人們遵守“等級禮制”行為規范的修養標準。若不承認這個等級秩序，不遵守這個等級規范，就是“不仁不義”，就是“無道無德無禮無智無信”。社會人群的身份地位，也同樣是按照“士農工商”進行尊卑等級排序。這里的“士”，除了原本意義上的貴族子弟士大夫階層外，便是指儒家學士知識分子，而絕不是指被“罷黜”的“百家”學派知識分子或工匠技師之流。其次是“農”，這是“本業”，屬于“勞力者”階層。再其次是“工”，最下層是“商”，這兩者均屬于“末業”階層，而“商”則為“末業”之“末”。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此“勞心者”主要是指“學而優則仕”的儒家學士精英，也絕對輪不到“末業”之“末”的“商”。

至此，對于計然及其門生范蠡無緣問津“諸子百家”榜單，我們就可以找到源頭的答案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位計然似有“中國經濟學鼻祖”之嫌，這自然便與“末業”之“末”的“商”脫不了干系。

說過了“中國商圣之師”計然，我們接著來解讀其門生“中國商圣”范蠡的故事。

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的中國正史，便是一部儒家學士“為尊者諱”和“一字針貶”的帝王將相史。這一文化指揮棒下產生的中國文藝作品，除了“非主流”的志怪神話，便主要是帝王將相的叱咤風云和儒家學士的自我感懷，以及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江湖風月。鑒于“諸侯爭霸”和“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驚天動地，越國上將軍范蠡便成了帝王將相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由于他“仕而優則商”，作為臣子竟“炒”了君主的“魷魚”，故此“上將軍范蠡”就又成了帝王將相故事中的“叛逆”或“另類”。而求財逐利的“商人范蠡”，就更難入中國“主流”儒家文士的“法眼”了。于是，在民間“非主流”的文學作品與傳說里，“上將軍范蠡”與“商人范蠡”的故事，便夾雜演繹出了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花邊插曲。這里的“財富英雄”就是當年的“上將軍范蠡”。此處的“絕代美女”，便是當年越王勾踐進貢送給吳王夫差的西施。當然，這與現代街市流行的“傍大款”與“養小三”絕對不是一碼事。

故事的源頭，還是得從當年的“計然之計”說起。據《吳越春秋》記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慚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于脫屣。愿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遣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槁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于吳乎？’越王曰：‘善。’”

可見，“計然之計”，已經給范蠡和文種提供了一整套“超限戰”與“全維戰”的“滅吳策略”。不管越國后來是“七用其三”還是“七用其五”，“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這一條“美人計”肯定是投入“實戰”了。而這顆滅吳的“美女核彈”，就是當年越國從錢塘江畔覓來的浣紗女西施。

至于范蠡“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之后的行蹤，以及“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而為“陶朱公”的故事梗概，我們從如下歷史記載中即可知大略。

據《史記》載：“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謂然而嘆曰：‘計然之計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異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余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于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耕于海畔，父子治安。居無幾何，置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只致干金，居官則至卿相，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詳。’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間行以去，止于陶，自謂陶朱公”。

“居家只致干金，居官則至卿相，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詳”，“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由此可見，“范蠡對“盈滿則虧”的大道之理和“天時地利人和”的機緣把握，是極其精準的，其思想也是一以貫之的。自然法則為至上之“天道”，君臣禮制為人間之“王道”。范蠡最終敢于說出“君行令，臣行意”這樣各行其道的桀驁不馴之語，且徑直“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便是心持“天道”以輕“王道”的超然灑脫。這種“天子呼來不上船”的膽識氣節，是固守君臣禮制的儒家之徒難望項背的。

對于“與時逐而不責于人”的“計然商道”，范蠡已是爛熟于心，因此才能“遂至巨萬”且“富好行其德”。“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的經商之“術”，范蠡更是運用自如。但如果將范蠡的經商之術，僅僅理解為貨物交易的“差價取利”，那顯然是未見全貌。“計然商道”的“農末俱利”，便體現在范蠡“耕于海畔”的艱苦創業上。所謂“農”，即“民以食為天”的“本業”。所謂“末”，“工商”之謂也，如范蠡之陶“治產積居”。用現在的經濟術語來講，就是興辦實業的“農牧漁及農工商”綜合經營，而不是投機操縱“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市場泡沫”以“套取暴利”。

在正統的儒家學士看來，親身“耕于海畔”，自然是農夫漁夫之輩“勞力者”干的活，“唯有讀書高”的“勞心者”不屑為也。“學而優則仕”，“官至卿相”的“勞心者”，誰還會自愿離職去“耕于海畔”？誠實勞動，智慧創業，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扶貧濟困，助人為樂，“大公無私”且“三聚三散”，如此“道德模范”怎會是一個“末業”之“末”的商人？而且，這個“道德商人”，走的竟然還是“仕而優則商”的“道”？！！！如此等等，莫非這個范蠡也只是一個遙遠的“傳說”？

如前所述，春秋戰國時代有“三大商業經典”案例。其一，是商人管仲相齊而成就“春秋首霸”。其二，是上將軍范蠡“興越滅吳”遂“仕而優則商”。其三，是商人呂不韋“經營君位”而相秦加速“大一統”。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五百年的“實踐檢驗”已經有歷史的結論。富國強兵自有“道”，衰亡離亂皆因“儒”。盛衰之兆，由是觀之。經邦濟世治家興業，兩千多年同此一理。自公有制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解體，私有制的夏朝“家天下”開始，等級禮制即成思維慣性，而“大公無私”便為“逆水行舟”。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等級分化皆存于私。求公道必破等級，守等級則必廢公道。而在私有制的“王道”天下，上下尊卑貧富貴賤等級自然是“天經地義”。由此，也便注定了中國“商道”復興發展的艱難。特別是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尤其如此。

司馬遷的《史記》，專門以《貨殖列傳》為商人記傳，亦堪稱中國“正史”之絕唱。三國時期的劉邵在《人物志》中，則把范蠡列為“術家”。《人物志》稱：“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易理大道為中華文化之根，所謂“百家”皆為“術”，劉邵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后世稱范蠡為“中國商圣”，其實便是基于范蠡的“經商之術”。要說范蠡有經濟思想和“商道”，那還是源自“計然商道”。范蠡奉之為圭臬的“計然之計”，比較詳細地記錄于《吳越春秋》、《國語·越語》、《越絕書》、《史記·越世家》及《計然篇》中。至于“范蠡商經”之類，大多為后人托范蠡之名所作，其義自然難達“計然商道”。

先哲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馀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馀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范蠡之師計然承傳于“黃老之學”，而范蠡的“三聚三散”，似亦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之神韻。

或也正因為此，與“正史”對范蠡的“惜墨如金”相反，中國民間對范蠡的推崇一直熱情有加。據傳，當年越王勾踐為實施“計然之計”中的“美人計”，特派范蠡周游越國覓選才貌雙全的美女。一日，終于在古苧蘿村的浣紗江畔，發現了足以傾國傾城的西施。于是，英雄遇美女，便擦出了才子佳人的火花。然而，國難當頭，首先必須舍己為公付出個人犧牲。范蠡只得忍痛割愛，把西施選進宮里，與其他越女一起進行歌舞禮儀等“特訓”。后來，西施果然“不辱使命”，配合范蠡率領的越軍取得了滅吳戰爭的最后勝利。但當范蠡認識到越王勾踐“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后，便“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而這里的“私徒屬”，自然少不了西施。范蠡行走江湖為何要喬裝打扮隱姓埋名，就是不想讓人知曉他與西施的老底，以避免“追星族”打擾他們寧靜的“二人世界”。

當然，這些民間傳說的“才子佳人”故事都無稽可考。只不過是老百姓對范蠡和西施為國犧牲奉獻的精神，表示敬仰和感激。因此，便以豐富的夸張想象，來給他們安排這樣一個美好的人生結局。所謂公道自在人心，民間傳說也往往便是99%們對社會公平公正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