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渾然若昧”說秦穆》提到，所謂華夏華人，便直接源于渭河流域“華胥之渚”的華胥氏部族。昔有女媧氏和伏羲氏出于華胥氏部族，后有神農氏部族亦出于華胥氏部族。華胥氏部族開枝散葉有分支，后世伏羲氏部族和神農氏部族亦有分支，但又能說誰家是華夏“正宗”之族？而誰家是“偏支”的“戎狄蠻夷”之族？

再從上古“公天下”時代的民主推舉與“禪讓”歷史來看，炎黃之前為神農氏世代。神農之前，是伏羲氏世代。所謂“神農氏炎帝”或“炎帝神農氏”之稱，則顯示炎帝比黃帝距神農氏“天子”血緣關系更近一些。而黃帝代神農氏為“天子”，才正式宣告了神農氏世代的終結。在黃帝之后，伏羲氏部族的后裔“帝摯少昊氏”也曾登基為“天子”。至虞夏之際，“少昊氏”部族的“益”也曾被確定為“禪讓”接班人。只是由于夏朝“家天下”的自私與霸道，中國的歷史才自此拐彎。于是，便有了儒家精英編篡的炎黃世系“正宗嫡傳”神話，也便有了分封建藩制的“五服貢賦”與“戎狄蠻夷”的三六九等。那么，在經過夏商周三代之后，這個“少昊氏”部族，會不會再次打破這個三六九等的“國際慣例”神話呢？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后徹底摧毀這個三千年封疆建藩“諸侯經濟”體系的主攻手，恰恰是“益”的子孫秦嬴部族。而且，這個秦嬴部族，也正是崛起于“西部”的渭河流域！這個“西興東衰”的否極泰來，或許便是萬年“華胥古國”生生不息的明證。

“禮崩樂壞”與“西興東衰”的周期輪回

歷史上偶然與必然的不解之謎，只有當我們驀然回首并細細品味時，才會感到似曾相識的心靈震撼。人生一世，不過百年。一個人一生有效作為的時間，也不過三五十年。而如果是在重復前人的失敗教訓，那么三五十年乃至三五百年同樣也是彈指一揮間！

孫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所謂天下大亂“諸侯爭霸”，決于“兵戰”也。《孫子兵法》可謂神乎其神，但當年吳國為何手持“兵圣寶典”而不能一統天下呢？乃“術”不制“道”也！

自盤古氏“開天辟地”以來，中國地理的總體特征就是西北高東南低，這是自然之“形”自然之“勢”。若從生存條件和資源稟賦而言，總體上則是“西貧東富”，這是自然之“時”自然之“位”。形勝于西，勢成則東。人合時位，天下歸心。盛極必衰，否極泰來。東奔西走，周而復始。恰如水無常形，下流不歇自達九天，西極高遠上善則明。昔經有巢氏和燧人氏到華胥氏，而有華夏部族在渭河流域“華胥之州”的繁衍昌盛。爾后有華胥氏“生伏羲于成紀”、繼而“徙治陳倉”、最后“都于陳宛丘”。再復有“神農氏起于姜水”，再復有“炎帝起于姜水”而“黃帝起于姬水”，再復有周人部族起于“姜水”之濱，再復有秦嬴部族起于渭河之濱。然后，便是“漢承秦制”和“百代皆行秦政治”。這萬年中華文明史，便是一部“進城趕考”和“西興東衰”周期往復的歷史長劇。

司馬遷的《史記》劈頭就說：“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暴，莫能伐。炎帝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

但神農氏以前是怎么回事？司馬遷沒有講。那么神農氏“天子”世代有多少代，司馬遷也沒有說，而僅用神農氏“世衰”這倆字就省略過去了。不過先秦時期的《尸子》記載稱，神農氏“天子”傳位有七十多代。若按每代平均三十年計算，則僅此神農氏時代就長達兩三千年。想當年“神農氏起于姜水”之際，則必為伏羲氏部族“都于陳宛丘”盛極而衰之時。神農氏“嘗百草”而“育五谷”，自然是澤被萬民四海歸心。而軒轅氏“起于姬水”而“習用干戈”，則又是神農氏部族“東出”函谷關七十代而“世衰”之秋！

神農以前上五千年“西興東衰”的世代“禪讓”詳情，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不幸的是，炎黃以來“下五千年”的世代興替史，卻是以“諸侯相侵伐”鼓角錚鳴的戰爭殺戮為開篇！從黃帝部族與炎帝部族的“阪泉之戰”，到炎黃聯軍與蚩尤部族的“涿鹿之戰”，華夏神州骨肉相殘動輒“伏尸百萬”的波瀾壯闊，又豈至于秦滅六國的“虎狼之師”？可是，既然“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那么不畏強暴且能夠“以暴制暴”，“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難道又不是中華民族“被增長”的勇敢、智慧與偉大？故此，為何會“諸侯相侵伐”？為何要“習用干戈”？怎樣才能“修德振兵”而“度四方”？戰爭的目標與獲勝的標準是什么？應該說，中國的這些“兵之道”，實源自“伏羲八卦”。而中國的“兵之祖”，乃為軒轅黃帝。所謂“黃老之說”，亦為“兵道之說”。而“兵圣”孫子，則是援“兵之道”以求“兵之術用”罷了。

“等級禮制”與“兵戎爭霸”的文化嬗變

據《竹書紀年》記載，帝堯陶唐氏“十二年，初治兵”，“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這里意思是說，帝堯在位的第十二年開始建立正規軍隊。第七十年時，命令四方部落首領授予虞舜攝政權。第七十五年時，授命司空禹治理江河。第七十六年時，授命司空禹征伐曹魏一帶的“戎”人，并征服了他們。這大約是迄今為止中國古籍對“戎”的最早稱呼記載，也是階級社會君主制國家政權形成過程的清晰記錄。在古漢語中，“戎”既是華夏族對異族的蔑稱，也同“兵”意相通。其邏輯關系也顯而易見，“戎”是非我族類的叛逆，也便是戰爭的禍端和戰爭的必然對象。“夷”的稱謂出現比“戎”晚，說明“夷”是對“戎”的進一步細化歸類，直至最后形成“中原”與“西戎北狄東夷南蠻”的完整概念。其實，這些四方“戎狄蠻夷”概念，在當年“大禹治水”而形成的諸侯“五服”朝貢等級制度中就可找到影子。

由此，我們即可以想見，當年軒轅“習用干戈”，就是因為“諸侯相侵伐”的“禮崩樂壞”。“而神農氏弗能征”，便是說“天子”也喪失了“用干戈”強制執行“禮法權威”的能力。可既然到了如此地步，則證明這時的“天子禮法”，早已不是當年神農氏出函谷關得天下時的“道法自然”了。在那個民風淳樸的遠古時代，即便是“諸侯相侵伐”，大約也依舊會有“大逆不道”與“討逆”乃至“挾天子以令天下”的陣前叫罵。可最終，還是“諸侯爭霸”得“用干戈”來表決。軒轅氏“乃習用干戈”而“諸侯咸來賓從”，也是“替天行道”戰炎帝殺蚩尤建立“國際慣例”新秩序的結果。

至帝堯陶唐氏“十二年，初治兵”和“伐曹魏之戎”，則說明到了堯舜禹時代，“用干戈”已經成為常態化制度化的習慣思維。當然，從堯到舜的“禪讓”，自會伴有“天道禮法”的說辭。從舜到禹的“禪讓”，同樣會有“天道禮法”的說辭。再從夏禹到夏啟的夏朝“家天下”傳承，也依然會有“天道禮法”的說辭。乃至到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便累年積淀出了一整套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等級禮教。春秋之際孔子的“克己復禮”，即為此“王道天下”諸侯分封等級禮制的集大成者。然而，如此等級壁壘嚴明之日，也便是社會不公至極之時。此所謂盛極而衰，即有“諸侯相侵伐”的“干戈爭霸”。于是，便復有“起于姜渭”的“天下為公”。興于“為公”而衰于“不公”，周而復始皆因“平等”與“等級”。或者說，歸根結底還是在于天下蒼生99%之“公”與1%權貴階層之“私”。

先哲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日復命。復命日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是故，“西興”之初者言“天道”，求“公”也。“東衰”之極者言“王道”，守“私”也。“天道”在“合”，“王道”在“分”。而諸侯分封等級禮教之說，實為“王道”之文化“霸道”。所謂“戎狄蠻夷”，乃是貴族世襲觀念三六九等的“天經地義”。所謂“仁義禮智”，除了是對“天道禮法”倫理規范的道德美化之外，便簡直就是對“化外”之民的直言辱罵了。于是，在舊的“天道禮法”秩序已經“禮崩樂壞”，而新的“天道禮法”等級秩序尚未建立的過渡時期，便只能是“用干戈”來表決的“諸侯爭霸”了。

或許是自堯舜禹到夏商周三代“天道禮法”積弊太深，因此春秋戰國“諸侯爭霸”，這一打就是五百多年！而自虞夏之際“伐曹魏之戎”起，“戎狄蠻夷”之患便愈“伐”愈成燎原之勢了。周人興于西岐，便是起于文王伐西戎。“禮崩樂壞”平王東遷，亦是緣于鎬京被西戎攻掠。至春秋之際，就已經是“戎狄蠻夷”蜂擁而起“華將不華”了。不過在當時，包括“百家爭鳴”的諸子先賢，也很少有人能夠理清“伐戎”與“戎禍”的因果關系，更遑論“大中華”本該是個什么概念了。于是，管子的“尊王攘夷”，即算給“春秋爭霸”定下了“國際慣例”。但這個“國際慣例”的本質，還是“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和“作內政而寄軍令”。歸根到底，還是“用干戈”說話才是硬道理。

基于此，便有了從齊桓公到晉文公和秦穆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當此期間，在“春秋首霸”的始發地，正在孕育著一部被后世奉為“兵家圣典”的“孫子兵法”。孫子開宗明義即稱：“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也就是說，只有從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才能真正理解治軍用兵之道。這句話，也可看作是從軍事角度對歷史興亡規律的高度概況和總結。

“兵家圣典”與孫子的千古遺憾

孫子名武字長卿，齊國樂安人，為“諸子百家”中兵家流派的代表人物。其曾祖、祖父均為齊國名將，自齊桓公至齊景公累有封功。這種貴族家庭環境，給孫子提供了優越的學習條件，使他得以遍閱古代軍事典籍，了解黃帝的用兵謀略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等人的實戰經驗。加上當時諸侯爭霸戰亂頻繁，又使他從小就耳聞目睹了戰爭的慘烈。但孫武生活的齊國，齊桓公當年“霸諸侯一匡天下”的輝煌早已不在，而且陷入連年內亂。大約在公元前517年，已至18歲的孫子感到無用武之地，于是他便離開齊國到了南方的吳國，在吳國的都城姑蘇過起了隱居生活，潛心研究兵法。在這里，孫子結識了從楚國逃來的伍子胥。當時，伍子胥欲借吳國之力報復楚國，而吳國國君闔閭為圖霸業，也想攻打楚國。兩人一拍即合，但卻苦于沒有良將。于是，伍子胥向吳王推薦說，孫子“精通韜略，有鬼神不測之機，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誠得此任為將，雖天下莫敵，何論楚哉！”最后，經伍子胥先后七次推薦，吳王終于決定讓伍子胥拜請孫子出山。

據載，為考察孫子的統兵能力，吳王挑選了180名宮女由孫子操練，這就是傳說的孫子“吳宮教戰斬美姬”典故。公元前506年冬，吳國以孫子、伍子胥為將出兵伐楚。孫子采取“迂回奔襲、出奇制勝”的戰法，溯淮河西上，從淮河平原越過大別山，長驅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漢水重創楚軍。接著五戰五勝，一舉攻陷楚國國都郢。孫子以3萬軍隊攻擊楚國的20萬大軍，創造了“以少勝多”的輝煌戰例。

在戰勝楚國后，闔閭的鋒芒又轉向了越國。公元前496年，在兩軍交戰時，他卻中箭身亡。闔閭去世后，由太子夫差繼承王位，孫子和伍子胥整頓軍備，以輔佐夫差伐越復仇。公元前494年春天，吳軍大敗越軍，越王勾踐帶著5000名甲士跑到會稽山據險抵抗。但由于吳軍團團包圍，勾踐只得向吳屈辱求和，夫差不聽伍子胥勸阻，同意了勾踐的求和要求。公元前485年，夫差又聯合魯國，大敗齊軍。公元前482年，夫差與晉、魯等諸侯國君在黃池會盟，爭得霸主地位。司馬遷在《史記》中稱：“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隨著吳國霸業的蒸蒸日上，夫差逐漸自以為是不納忠言。伍子胥認為必須徹底滅掉越國，絕不能姑息奸留下后患。但夫差聽了奸臣的挑撥，不僅不理睬伍子胥的苦諫，反而制造借口逼其自盡。孫子深知“飛鳥絕良弓藏，狡兔盡走狗烹”的道理，對伍子胥的慘死下場十分寒心。于是，他便悄然歸隱深山，繼續研磨他的兵法13篇。事情果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公元前482 年，越軍乘吳軍主力北上黃池與中原諸侯會盟之際，發兵襲擊攻入吳國國都。公元前473 年，吳國正式被越國所滅，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孫子所親手磨礪打造的吳國鐵旅，及其“百戰不殆”的軍功夢想，至此也便匆匆消失于歷史的深處。

在風云激蕩的“百家爭鳴”之際，管子相齊而為法家之先驅，孫子將吳而為兵家之鼻祖，此皆生逢其時之蓋世英杰。齊公吳王先后稱霸天下，固然是管子與孫子的赫赫偉業。但霸極而衰，天下依然烽火連綿爭霸不休，恐非諸子平生之所愿，或亦為其“術”之力所不逮。故此，為何會“諸侯相侵伐”？為何要“習用干戈”？怎樣才能“修德振兵”而“度四方”？戰爭的目標與獲勝的標準是什么？這便又歸源于“兵之道”了。

孫子曰：“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在這里，孫子便已經將“道術用”及“時勢位”的關系，高度概括于“天人合一”的“道法自然”了。那么，何謂“兵之道”？“令民與上同意也”！能讓軍與民、官與兵、民與官“同心同德”，這不就是“軍民團結如一人”的“人民戰爭”思想嗎？“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這不就是為了共同的理想信仰奮斗犧牲的英雄主義精神嗎？但若沒有“大公無私”的現實基礎和理想目標，又怎么能夠占據這個“兵之道”的制高點呢？

如前所述，“禮崩樂壞”而天下大亂“諸侯爭霸”，往往興于“為公”而衰于“不公”，周而復始皆因“平等”與“等級”。或者說，歸根結底還是在于天下蒼生99%之“公”與1%權貴階層之“私”。所謂“術”不制“道”，這是孫子的歷史遺憾與無奈，也是他留給后世的無窮智慧與啟迪。“道”為“術”之本，“術”為道之用。看《孫子兵法》，若不察其“道”而惟求其“術”，則舍本而逐末矣！而怎樣才能“有容乃大”？怎樣才能“全勝有道”？怎樣才能基業永固“長治久安”？則恰如老子所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此所謂，九九歸一，“大道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