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說，胡惟庸案被牽連而殺的官員有10萬人之多！這是造謠，當時全國整個文官系統也不過8000余人，明朝中后期才固定在2萬人左右，怎么可能達到10萬人？還有的史料說，胡惟庸被凌遲處死，夷滅三族！這也是想象！《明太祖實錄》中，白紙黑字，“賜死”！這是給有功之臣犯罪以后的，留全尸的死法！一般以上吊、服毒為主！后來的大將馮勝、傅友德也是這個死法。再如“空印案”，真正被砍頭的僅數十人，加上被勞動改造的也不會超過200人，但是被后世附會到數萬人。那么是不是連家屬算到一起呢？也不是，如果都追究了無辜的家屬，“空印案”中被殺的方克勤，怎會有方孝儒和他哥哥扶著父親的棺材南歸家鄉呢？
誰是夸大造謠的主力軍？首先是江南的二地主群體！朱元璋的抑強扶弱政策動了他們的利益，仇恨需要得到宣泄，而這些人的子孫正是日后《明史》的執筆者。再者，就是滿清入關以后，諂媚的文人官僚。即便是忠于前朝保持布衣身份，參與修史的一些執筆者，在行文上也必須要曲筆！滿清統治者，不希望看到一個比他們要強的開國者形象。夸大朱元璋的殘暴，正可以反襯清帝的仁慈，這是“維穩”的重要文化措施！
從現在開始，筆者要教會大家，從紛繁的史料中判斷真偽的方法。也就是說，研究歷史，一定要帶著兩雙眼睛，一次聚焦于紙面，一次聚焦于紙面后三寸。這樣，我們才能窺探到歷史的真相。
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甚至以小說家筆法添油加醋，就是對子孫后代的犯罪！而只滿足于紙面理解，這也是明史研究長期原地踏步的原因！我們來一一剖析之！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初一，過年啊，普天同慶。南京明皇宮奉天殿，老朱正接受群臣朝賀，然后是大宴群臣，大臣們的太太們則到坤寧宮拜見皇后馬大腳，一起吃飯。胡惟庸夫婦都排在群臣和命婦之首，但是與往年不同，今年的他們，忐忑不安，心事重重！
不久前的臘月時分，南京城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胡惟庸之子騎馬逛市場，馬突然受驚在街上狂奔，風馳電掣中，人們急忙避閃，這胡公子在馬上也失去了平衡，一頭撞在了前面的一輛車子上，當場重傷！不治而死！雖然胡家不幸，但是這畢竟是一起再正常不過的交通事故。由于找不到馬受驚的原因，胡府辦事人員一把將那輛車子的主人拿住。這胡惟庸胡丞相，從朝中一下班，得知兒子突然沒了，悲痛交加，再加上經常挨老朱的訓，可能比較壓抑，這時突然爆發，喪失了理智，居然三拳兩腳，一頓猛揍把這車主人打死了！
按照現代交通事故責任認定，這位車主其實是沒有一點責任的，卻平白搭上了性命，可憐啊！打死人了，這當今丞相胡惟庸也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闖禍了，也冷靜了！什么事情能瞞得過老朱啊？每天菜市大街的白菜漲了幾文錢，他都能知道。何況是，鬧市中的這種大事？殺人者償命！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老朱的態度很堅決！問題是，誰來償命？能讓擔任中書省首腦左丞相（相當于國務院總理）的胡惟庸同志來償命嗎？冷靜下來的胡惟庸同志鄭重提議，能不能多給些金帛財物，賠付給死者家屬，算是私了了。老朱不許，一定要交出兇手！
兇手其實就是我，可是我是位極人臣的丞相啊！這怎么可以？找一個家丁頂杠！倒是也有忠仆愿意挺身而出，可是大伙兒都看見是相爺親自動手打殺的！交一個家丁出去，這豈不又是欺君之罪？這朱皇帝豈是那么好糊弄的！事情的真相興許早在其掌握之中！這些年，不知處理過多少棘手的政治、經濟事務的胡惟庸第一次成了沒頭的蒼蠅！急啊！連忙招來幾個同一山頭的死黨朋友陳寧、涂節等商議對策！
這時，擺在胡惟庸面前有四條路，
第一條，捧出烏紗和相印，引咎辭職，承認人是自己失手打死的，愿領過失殺人之罪，這也比較符合事實，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于老朱同志的一念之間，或生或死，聽天由命；他可沒有鐵券！有也白搭！
第二條，找一個家丁，去頂罪，抱著僥幸心理糊弄一時是一時，這是在挑戰老朱的智力，搞不好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除非老朱那里愿意裝糊涂配合，塞天下黎民之口；
第三條，跑，趕緊跑，丞相不當了，離開朱元璋統治的地盤，這個東西南北1萬里的地方。辦個移民，到北元或者日本、海外去！高麗人靠不牢，日本還可以考慮，又比較近！從南京出海還是比較靠譜的！
第四條，反，策動平常的幾個死黨和友好同僚，集體發動政變，推翻朱元璋的血腥統治，解放被老朱折磨地痛苦不堪的官僚階級！這估計是他們自己想想吧，可是有這個力量嗎？
正月初二，朝廷又正式上班了。胡惟庸同志站在朝班前列神色反常，怎么躲得過老朱銳利的眼睛！刷地一下，在朝班人群中一掃，只聽“撲通”一聲，跪倒一個投機分子，是御史中丞（相當于監察部副部長）涂節！“胡惟庸這小子，他不是個好東西，他要謀反，他、他、他壞！三年前，下官前任劉伯溫大人去世好象就是他給毒殺的，御史大夫（相當于監察部部長）陳寧也有份兒！我揭發！”朝堂之上，突然出現這樣的聲音，簡直是青天霹靂！胡惟庸更是面如死灰！
局面的突變也大大出乎于朱元璋的預料，朱元璋的原計劃是，利用這次偶發交通事故和打死人的事件，迫使胡惟庸辭職！以謝天下！避免一個國家出現另一個第二權力中心！但是胡惟庸小集團內部在形勢急迫的情況下，內部的“狗咬狗現象”出現了，御史中丞涂節看到胡惟庸集團即將垮臺，勝算簡直為零，果斷投機，走了一條告發之路。
結果胡惟庸、陳寧、涂節當場被摘去官帽，三堂會審。當然都是朱元璋指派的官員，一連審了四天，這四天是胡惟庸、陳寧、涂節三人從來沒有遇到過的陣勢，雖然沒有刑訊逼供，但是車輪戰的嚴厲審問，難得打上一個瞌睡，即便是一個鐵漢也是受不了的。而震驚之余的朱元璋，每天都要去看看審理的進度。最高指示，“不能放過一個壞人，也不能冤枉一個好人！”
正月初六，案子居然審明白了，群臣報告，胡惟庸果然有罪，按照大明律法，要處以死刑！那是什么罪呢？是殺人罪，還是謀反罪呢？殺人罪，勉強還是算得上的，這并不冤枉了胡惟庸。但是，以這個罪判處胡惟庸這等重量級別的人死刑，未免份量有些不足！那么是不是謀反罪呢，查無實據啊！謀反罪可不是那么容易定的。
你一個人拿把菜刀上街，坦胸露乳，高喊打倒×××，多半人們把你當瘋子，像看大猩猩一樣看著你，或者來兩個白大褂直接把你關進精神病院，而不是監獄！這不是謀反罪！真正的謀反罪，不但有主謀，還要找到同伙，特別是成建制武裝力量，活動綱領，戰略計劃，經費來源等等鐵證，方能定案。僅憑某人的一句臆測，或者是揭發，是不能定罪的！這是孤證，有誣陷的嫌疑！
但是，胡惟庸在被審理過程中，在眾人雨點般的質問中，理屈詞窮，居然歇斯底里，出言不遜，這激怒了大家和朱元璋。謀反罪雖未經證實，但是以其平常的一些工作作風，絕對是整過一些人的，最后胡惟庸之罪被定為“枉法誣賢”、“蠹害政治”！而陳寧則是胡惟庸的同伙，理應遭受同樣的處罰！
很快，胡惟庸、陳寧被賜死，上吊服毒等，反正要比到大街上公開砍掉腦袋，還是給面子多了！另外，堅決不能放過涂節這個投機分子，參加審理工作的人紛紛一致表態，結果企圖以揭發立功的涂節被拉到大街上砍了腦袋。胡惟庸扭曲法律，誣陷好人，是大明政治體系的蛀蟲！成了這時的罪名！審訊記錄還顯示了一些涉及此案的人員，就是與胡惟庸平常過從甚密的文官武官！這其中，居然赫然有李善長、陸仲亨二人，這可都是朱元璋走上奪取天下的初期就視為心腹的有功人員。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御史中丞涂節揭發胡惟庸罪行時提到的三年前“胡惟庸毒殺劉伯溫”案！這其實是個冤案。筆者分析，劉伯溫的真正死因可能是肝癌！
洪武八年正月，劉伯溫開始因病臥床不起，病因史載是“偶感風寒”（肝癌早期無癥狀，身體不適，還以為是一般感冒）。朱元璋派當時的文官之首左丞相胡惟庸攜帶宮廷太醫前去探望，診斷。一番表面上的寒暄客套之后，太醫進行了診斷，并開了藥方。胡惟庸和太醫走了以后，劉府照單抓藥。但是，十數日之后，劉伯溫和兒子說，覺得腹內有石塊一樣的東西生成，非常痛苦（這已經到了晚期，其實是肝硬化、肝腹水的表征）。二月中旬，劉伯溫抱病進了一躺宮。席間委婉地對朱元璋說，服了太醫的藥方，好象沒管多大事情，病情還是加重了！（筆者注：你以為太醫能治肝癌啊？21世紀也沒找到好辦法呢。）其實，劉伯溫的潛臺詞是，對胡惟庸的嚴重不信任，懷疑藥方里有毒！出宮以后，又在南京盤桓了一段時間，三月下旬就坐車回浙江老家去了。回家以后，即拒絕服藥，只吃些茶飯。不久于四月十六日病故！終年65歲。病程一共約三個月時間，符合晚期肝癌的特征。但是從劉伯溫開始，到其子劉璉、劉璟，再到社會上的傳聞，胡惟庸毒殺劉伯溫的說法便在當時不脛而走！
胡惟庸在這一點上，冤啊！藥是劉府親自去抓的！方子是太醫開的！那有什么毒藥能控制人三個月死亡的？當然，還有想象力更為豐富的人們，把毒殺劉伯溫的說法算到了朱元璋的頭上，是胡惟庸帶著朱元璋的旨意把劉伯溫毒殺的。愚昧啊！
東南沿海，本來就是肝癌的高發地區。而劉伯溫生前，就表現出肝火旺盛、疾言厲色的特點，這在史籍中多處印證了這一點。但是幾乎所有人把這些“常有無名之火”的亞健康特征全部當作了“正直敢言”的性格使然。
我們再來分析，為什么會有“胡惟庸毒殺劉伯溫”等這些負面的聯想，這要歸根于大明丞相一職的競爭和選擇！這也涉及了“淮西派”、“浙東派”的復雜政治斗爭！
楊憲，山西陽曲人，1356年即參加革命，屬于朱元璋剛奪取建康（南京）時吸納的10人之一，后為朱元璋從事多年敵我情報領導工作，心思縝密，明察秋毫，包括聯絡張士誠、李察罕等秘密外交工作，都是他親自出馬，讓朱元璋非常欣賞，其地位相當于中國共產黨的“李克農”。而這個楊憲與劉伯溫那也是臭味相投的好友，私交甚厚！屬于“浙東派”的同盟軍！
劉伯溫對好友楊憲的評價是，“有相才無相器”。什么叫做相才？舉凡國計民生、軍國大事，都能拿出一套自己的高見，有創意，懂經營，會管理，這叫相才。那什么叫相器？簡單說，就是容人之量啊！用民間俗語而言，就是“宰相肚里能撐船”，別搞派性！而楊憲長期從事秘密戰線上的工作，經歷的是嚴格保密，難以計入史冊卻又殘酷的情報斗爭，早已把楊憲鍛煉成了一個斗爭神經敏感，懷疑一切的人。怎么能夠擔任丞相一職，進而籠絡同僚，調和派別，形成團隊呢？在他眼里，誰都長得像敵人派來潛伏的特務！這不能不提到一個人，張昶。張昶原本是大元王朝的戶部尚書，當朝大員，著名經濟學家，曾被元帝派來招安老朱，嘿嘿，來了就別想走了，不管你愿不愿意，留在我老朱這兒干吧！正急缺經濟人才！可是這張尚書的家屬還在大都呢！如何放心得下！后來元朝敗退，其家屬跟隨北撤大漠！老張尚書這時擔任大明王朝的中書省參政，牽掛親人，偷偷寫了封信，托人捎到大漠。不巧，被情報頭子楊憲逮了個正著！一審，老張尚書是老淚縱橫，寫下八個大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這還了得！殺了。這就是楊憲干的事兒！新建一個王朝，正是大家都沒有經驗的時候，張昶作為一個舊王朝中央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實際上還是貢獻了不少經驗的！
那汪廣洋呢，劉伯溫認為不值一提，評價道，“此人器量比楊憲同志還要淺！”好，幾句話，我兩個重要干部都被你給否定了，這可都是屬于你們“非淮黨”的！再提一個我們“淮西派”的胡惟庸，我老朱就是“淮西派”的總后臺！古人云，“宰相必起于州部”，胡惟庸同志有著相當強的基層工作經驗，理論能夠聯系實際！辦事能力強！可是，沒想到劉伯溫的評價，真是一點也不客氣，“這是個翻車的貨！”，簡直在宣布判處胡惟庸同志的政治死刑！既然這個人不行，那個人也不行，朱元璋開始試探了，莫非是劉先生有心出任丞相一職？劉伯溫可是一直以懷才不遇而自居啊！有經緯天地大才者，誰不愿意大展宏圖，建設一個美好社會，好青史流名！
可是，劉伯溫不知出于何種考慮，這時反而推卻了，說了兩點理由，倒也頗有幾分自知之明。第一，自己“疾惡太甚”，看見不順眼的就要發火兒，劉伯溫肝火旺啊！當年，老朱和陳友諒鄱陽湖之戰前夕，群臣商議對策，相當部分人主張投降，劉伯溫剛剛入幕不久，拍案而起，大叫把他們這些人都殺了，結果得罪了一大幫。容易發火，這是為相的大忌；第二，自己“不耐繁劇”，處理公文，遠不是吟詩應對那么愜意，煩瑣枯燥數量巨大，這也是劉伯溫這種性急的人難以承受的。
那么什么才是劉伯溫理想中的宰相素質呢？“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劉伯溫神乎其神地說了這么一句，實際上很簡單，就是要在派系斗爭中搞好調和，一碗水端平，進而化解派系斗爭。談了半天，一個合適人選都沒有！天下無人！步子還怎么邁？只有反對意見，沒有建設性意見，從此，劉伯溫在朱元璋心目中變成了一個術士！地位下降了！
這楊憲不是山西人嗎，怎么能讓他到山西為官呢？有這么幾個原因，楊憲自幼隨當官的父親到江南建康一帶生活，江南是他的第二故鄉，祖籍地反而是生疏的。再者，當時太原初定，急缺人手，政治環境又復雜，一般人料理不了。最后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就是山西的秘密潛伏人員如五臺寺僧吳印（后來的山東布政使）等已經圓滿完成任務，急需交接，這時不派楊憲能派誰呢，一去去了半年，也算是回了一趟老家！
而汪廣洋比楊憲要慢一步，他是洪武元年十二月初一才回的南京，被任命為中書省參政（相當于國務院總理助理），這時楊憲已經當了3個月的中書省右丞相了，位置比汪廣洋要高。
但是，汪廣洋在楊憲之下，一起共事的半年間，彼此相處得很不愉快。到楊憲升任左丞相，汪廣洋則補了楊憲的缺，進職右丞相的時候，矛盾已經難以調和了。楊憲喜歡的是，情報系統的吳印、華克勤等老部下，指揮起來，得心應手，但是包括李善長留在中書省的一些淮西派文官指揮起來，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多種矛盾匯聚，必須趕走汪廣洋！《明史》分析，是楊憲唆使侍御史劉炳彈劾汪廣洋事母不孝，將其罷官趕回了老家高郵。楊憲還不放心，又上奏老朱進一步將其趕到天涯海角-海南瓊崖之地，遠遠的！
同時，楊憲加快步伐，更換中書省官員，換成自己認為不錯的人，正準備大展宏圖，成為一代名相。結果還不到一個月，就因罪被殺了！
楊憲對于中書省的大換血，同時激怒了淮西派、浙東派兩大勢力，成為眾矢之的，焉能不死！結果，李善長參奏彈劾其排斥異己，圖謀不軌，作為楊憲密友的劉伯溫則提供了關鍵證據（見《明太祖實錄》），矛盾重重的兩大派居然協調無比地打了個漂亮的配合，最后楊憲身首異處！
是什么惹惱了劉伯溫，非要置密友楊憲于死地呢？第一，這個相位，本來劉伯溫想當。這從他洪武三年后返回家鄉的一些懷才不遇的詩篇可以看得出來！那么，老朱問話時，他怎么不順水推舟接任丞相一職呢？因為，他難以確定老朱是否有誠心，把這個重要位置留給他！老朱要是再三請求，劉伯溫必定答應！可是老朱沒有，只是出語試探而已，證明老朱其實并沒有把劉伯溫當作理想的左丞相人選！這讓劉伯溫相當失望！第二，楊憲成為左丞相后，并未把浙東派人士提攜起來，而是另起爐灶，這讓浙東派非常不滿。后來，浙東派官僚張孟兼，到山東任職時，與山東布政使吳印關系尤然那么緊張，就是明證。第三，官僚們對于情報部門人員有一種天然的反感，都擔心自己的把柄不小心落入這些人之手，必要時被引爆，后果不堪設想！第四，劉伯溫對于楊憲揭發張昶通北，不寒而栗。要知道，那楊憲和張昶想當年也是好友啊！先下手為強！朋友？狗屁！
我們似乎要接近于真實的劉伯溫了，他能掐會算，但是對付起其政敵來，原來也是這么地心狠手辣！后來的史書中，提到楊憲之死，說不清楚原因。這是在為劉伯溫遮丑啊！
就在左右丞相楊憲和汪廣洋斗得不亦樂乎的時候，替補上來的中書省參政胡惟庸也在盤算著自己的小九九！練達行政事務處理的胡惟庸已經在中書省（相當于國務院）牢牢地站穩了腳跟，獲取了自己的威信！從流放海南的半路上被緊急召回的汪廣洋，雖然一到南京就出任了左丞相（國務院總理）一職，但他很快知道，中書省真正做主的居然是剛剛替補上來的右丞相（相當于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胡惟庸。自己不過是一個花瓶！有職無權啊！比如，不管什么事，屬員都要再請示一下胡惟庸。胡惟庸要是不同意，這件事就算是黃了。而胡惟庸要是認可的話，十有八九就成了！這總理沒法干了，保持沉默吧，混混工資算了！汪廣洋變成了一個揀不起來的鼻涕糊！
而劉伯溫的結果呢，是被賜歸！你回家去吧！60歲光榮退休！雖然給予了一定的榮譽！封誠意伯，年祿240石，事實上比不上一個正四品的知府！難怪后世好事者認為這個工資給得太低了！失意的劉伯溫回鄉以后，對知縣來訪也是自稱小民，這種變態心理不難理解！這也是導致出現肝癌病變的誘因！這個禍事油子！朱元璋心中尤暗自罵道！讓朕白白損失了一個楊憲！楊憲不該死啊！這是朕的心腹啊，他可是參與了草創建國的一切軍國機密！功勞很大啊！
也就是說，朱元璋和胡惟庸兩者爆發的是關乎到大明未來的路線之爭，這是歷代明史學家所容易忽略的。他們很多人只是膚淺地把這歸結于君權和相權之間的斗爭，這是拿著幼兒園水平看歷史。歷朝歷代，強勢君主不計其數，秦皇、漢武哪個不比朱元璋強勢，照樣和相權基本協調。而胡惟庸先是以“蠹害政治”之罪被賜死，隨后的若干年其罪行終于累積至“謀反大罪”！被歷史定格成為一個謀反者！并以“胡惟庸謀反集團”之名而株連甚眾。
后世，大明王朝的稅收一直不高，根子就在朱元璋。在征稅這個問題上，胡惟庸和朱元璋之間有重大分歧。以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已經很難說清誰對誰錯！征稅太高，民不聊生，民眾難以安居樂業，如何能醫治元末明初幾十年的天災、戰爭等后遺癥？官逼民反，如何能讓山西太原府蘆芽山中四大王等反政府組織不發展壯大！因此，站在休養生息的角度，要減輕群眾負擔，我老朱帶頭，只吃四菜一湯；馬大腳皇后則帶頭穿補丁衣服！總之，剝害小民，是老朱同志難以忍受的。仿佛是當年老朱自己的親爹朱五四在遭受官吏、地主的聯合盤剝一般，老朱同志可是有親身體驗。但是，作為一個國家，稅收又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老朱自己也是深知這一點。
我們可以看出，團結到胡惟庸集團的陳寧等人都是斂稅高手。陳寧出任蘇州知府時，為了盡快完成督糧任務（軍用），不惜讓手下采取燒鐵烙人肌膚的辦法，嚇得蘇州人膽戰心驚，背后給起了個外號“陳烙鐵”。當然，督糧任務很快完成，沒有人再敢敷衍塞責。但總非文明手段，有巧取豪奪之嫌！如果誰敢把蘇州府的督糧經驗照搬到山西太原府，只要不是腦子進水，都能估計到堅持游擊戰的“四大王”可能會很快發展為第二個黃巢，擁兵百萬！你胡惟庸能擔得起這個責任嗎？
老朱推行軍屯以后，軍隊自產軍糧大幅增加，一時間十分得意，看我老朱多能，養活這么多軍隊，不勞百姓負擔一分！然而，軍屯是很難堅持下來的！到軍隊的第二代，第三代手中就不一樣了，又會滋生出許多新的問題，這為歷史所證明！比如我們今天還存在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現在也是如此！
而朱元璋的低稅收政策，給大明王朝留下了后遺癥。明朝后期，國家難以供養一支人數超過10萬人的完全脫離生產在外打仗的軍隊，軍餉經常捉襟見肘！終于讓叛亂者努爾哈赤坐大。可見，稅收太低，也不是什么好事！在這個意義上講，胡惟庸又是對的。
胡惟庸想建立的是一個金字塔形式的社會，這樣機制穩定，便于管理。但首先要滿足官僚和社會精英的利益。使他們“有面子，有尊嚴地生活”！而這種看似穩定的金字塔社會，朱元璋是難以接受的！基層小民的利益何在？空印案爆發以后，胡惟庸主張不予追究，這是胡朱之間的又一道裂痕！老朱的意思是，官僚集團，必須接受嚴格的監督，因為他們太容易腐敗！權力一旦掌握到手，欲望的擴張必然是進一步的。一旦犯錯，就必須要接受勞動改造，體驗勞動人民的艱辛。官民不能有太大的差距！不能讓他們有太多的特權。
老朱同志對于胡惟庸的欣賞和反感是呈螺旋式曲線上升的！有一點我們要明了，就是長期在基層工作的胡惟庸同志顯然不屬于勛舊人員，勛舊的標準是必須參與過老朱建國前的中央級決策工作。這一點，楊憲、汪廣洋、劉伯溫比胡惟庸同志都有優勢，更遑論李善長。
作為文職人員，李善長被封為韓國公，位居六公之首；洪武三年冬十一月，汪廣洋、劉伯溫等參謀人員也分別被授予伯；汪廣洋被授忠勤伯，比之子房、孔明，食祿360石；劉伯溫被授誠意伯，食祿240石。如果楊憲不死，以其功勛，很可能也被封伯，食祿當在二人之上，可惜他已經被殺4個多月了。我們從這里可見，朱元璋對于建國過程中參謀人員的重要性排序是李善長、楊憲、汪廣洋、劉伯溫。劉伯溫殿后，這才是比較客觀的真實情況。當李善長、楊憲、汪廣洋等都被蓋棺論定為罪臣以后，自然后世的人們尋找這段歷史，就不得不把劉伯溫的作用夸大，位次大大提前了。
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在老朱同志心中，連汪廣洋的謀略功勞都在劉伯溫之上，遑論楊憲！
而劉伯溫作為參與中央軍機的勛舊人員，對于來自于根據地基層的胡惟庸后來居上地登上相位，自然是感到非常地不快了。
從洪武三年七月楊憲被誅，直到洪武九年空印案起，胡惟庸都是中書省的實際負責人。在空印案上，胡惟庸與老朱同志有了很大的分歧。但是，這并不影響老朱同志對于胡惟庸的繼續重用。洪武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命令胡惟庸為左丞相（總理），汪廣洋為右丞相（副總理）。等于正式承認胡惟庸就是比汪廣洋適合擔任總理一職。老朱同志對于權力制衡之道是非常精通的，他努力培養使胡惟庸來制衡汪廣洋，后期則是培養汪廣洋來制衡胡惟庸。然而讓他不爽的是，結果汪廣洋成了胡惟庸的粉絲，完全失去了制衡的作用。
洪武十年秋七月建立通政司，實際上是從另一個角度對于以中書省為首的官僚集團，建立一種制衡的機制！
洪武十一年三月，為了確保間接渠道的獨立性，朱元璋下令六部凡奏事毋“關白”中書省。但是這種說法只見于《明史》以及其他資料，更早成書的《明太祖實錄》對于毋“關白”（通知）中書省一事沒有任何記載，可見是否如此下令嚴重存疑。六部奏事毋“關白”中書省，實際上宣布中書省成了聾子和瞎子。而這又是和洪武十三年徹底廢棄中書省（國務院）是一脈相承的。至于胡惟庸是否真有謀反行徑，到今天我們負責任地說，叫做“莫須有”。但是，解決“胡惟庸集團”，充分顯示了老朱同志高超的政治手腕。以陰謀對付陰謀，就是保證勝利的秘訣。
原來，在臘月時分，投機分子涂節就已經向皇帝舉報了胡惟庸謀殺劉伯溫的巨大嫌疑，當老朱借機詢問右相汪廣洋時，汪廣洋斬釘截鐵地否認了，不可能,胡惟庸是個好同志。但是老朱已經被劉伯溫父子制造的朝野傳聞所深深地影響了。于是，既然要對胡惟庸動手，就要把汪廣洋調走，以“不作為”為名將其貶居海南島。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安徽太平的長江里的一艘客船中，汪廣洋自殺了！是上吊死的！與胡惟庸無關，直接誘因是老朱同志的一封信！老朱同志在信中，很生氣。汪廣洋啊，汪廣洋，你不是個庸才啊，戰爭年代，你也曾給我出了不少好主意啊。和平建設年代，怎么就變成豬頭了？整個一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啊！朕封你為忠勤伯，又是宰相，比對劉基都好，可是你身居高位，一策未獻，一人未薦，尸位素餐，就知道在家喝酒泡妞，群眾反映很強烈啊！你跟你媽媽的矛盾問題，朕不是也沒有深究嗎？你應該拿出點能耐來，作個好的表率。這么個黏糊勁，太讓朕失望了！
結果，這封措辭嚴厲的信不寫還好，一寫，汪廣洋想不開，上吊自殺了！他算是徹底解脫了！也用不著再去什么遙遠的海南島，可是其他人的日子還得過！
《明史紀事本末》中記載著這么一個故事，叫做“云奇告變”。
說的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日，朱元璋受胡惟庸邀請到胡府看井中祥瑞，不料才出西華門，隊伍就被西華門內使，一個叫云奇的宦官攔住車駕。只見云奇也不說話，一個勁死拽，朱元璋大怒，招呼手下劈頭蓋臉將其打倒在地。那知那云奇胳膊都骨折了，還拼命指著胡惟庸的家。這時，朱元璋開始警覺，其中必有緣故，胡惟庸的家不可去，有危險，遂登上西華門城樓向不遠處的胡惟庸家眺望，只見胡惟庸家，重重壯士，皆裹甲執兵，埋伏于屏壁間。方知，胡惟庸準備謀反了。去了胡家，必遭毒手！結果朱元璋帶兵抓了左丞相胡惟庸，判了謀逆之罪。等事情辦完，回來看云奇，已經咽氣了。朱元璋十分感動，下令追授云奇內官監左少監，以示旌表之意。
云奇是如何發現胡惟庸家有埋伏的呢？故事含含糊糊，并未具體說明。呵呵，這則故事的可信程度有多大呢？曾經有明史愛好者問筆者，筆者一笑，徹頭徹尾都是假的！如此小兒科的故事編造，居然被一些史學家記錄在案，甚至當作真事一樣描述。實在是史學界的恥辱！
為什么敢斷定這則故事是假的呢？因為其漏洞太多。
首先，時間就不對。據明太祖實錄記載，胡惟庸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就失去了自由，一直陷入審問之中，短短四天后，正月初六就被賜死。到五月初二日，早已經死了快4個月了，他怎么能出來請朱元璋到他家做客？有的人，顯然發現了這個漏洞，于是自作主張地把這個時間改成正月初二，那也不對啊。正月初一，大明文武百官一大堆人和老朱一起過年，正月初二早朝在朝堂之上胡惟庸即與陳寧等被抓，沒有作案時間啊！
再一個所謂井中祥瑞，倒是提到過的，是安徽定遠縣的胡惟庸老家的舊宅。離南京城可是有200多里地呢。你說，工作繁忙的朱元璋哪有時間跑那么遠去看這個熱鬧？那么這個利用祥瑞誑人前來，然后伏兵殺之的套路，是怎么回事情呢？也是抄的，抄的是發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變，當時，唐文宗和李訓、鄭注策劃謀殺仇士良等宦官，利用觀賞隆冬夜降甘露之名將仇士良等宦官誑進已經埋伏人的金吾左仗院內，本來已經接近成功，不料仇士良等宦官發覺有埋伏，倉皇逃出，最后帶兵報復，殺死李訓、鄭注等數千人，血流成河。
更要命的是，記載原始資料最多的《明太祖實錄》根本沒有云奇此人的任何記載。而如果有此人的話，歷代削史者也沒有必要將其刪除啊，因為并不犯忌啊。還有，登上西華門城樓，就想看到附近護城河以外人家的院內情況，物理學上也絲毫經不起推敲。如今，大家登上北京景山公園最高處萬春亭，南觀附近的故宮博物院，如果誰能看到御花園、養心殿有人在院內走動，那實在是活見鬼的事情！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畫一張光線圖來演示一下。萬春亭尚且如此（高43米），而西華門城樓又能有多高呢？
這些因素充分說明，云奇告變的故事是假的，編造者的身份最大的可能就是明朝中后期宮里的某位太監，跟大家開的一個玩笑。其實，這個故事的編造者早已把答案嵌在了故事中，只是眾人太傻，將其記錄了下來，答案在哪呢？主人公叫云奇，即說的是奇怪的事情，是說著玩的，別當真！故事發生在五月初二，五二，“無耳！”，沒有這件事！怎么樣，呵呵，大家明白了吧！
《明太祖實錄》記載，賜死胡惟庸的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召集文武百官，發表講話：
“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于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統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于眾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欲革去中書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為何如？”
這是《明太祖實錄》中的一段話，發表于干掉胡惟庸的第二天，屬于總結性發言，痛恨之處有三：
1、 竊持國柄，朱元璋的最高指示有時也不靈了，胡惟庸形成的文官集團可見一時勢力很強大；
2、 枉法誣賢，認為胡惟庸官僚集團打擊排擠了部分官僚，這些人朱元璋認為是賢良的，比如劉基；
3、 肆奸欺蔽，胡惟庸官僚集團保護了一批干部，中間必有掩蓋之情況，正是朱元璋所深惡痛絕的；
不但丞相被干掉了，監察機構的兩個領導陳寧、涂節也都被干掉了，但是監察部門還是有人的。面對朱元璋的垂詢，監察御史許士廉等何敢說半個不字，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圣裁，實為典要”，皇帝咋說咋有理。接著，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又極為委婉地指出，“但慮陛下日應萬機，勞神太過。臣愚以為宜設三公府，以勛舊大臣為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余常事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可見，丞相職務承擔的煩劇工作，朱元璋也是承認的。也就是說，即便是干掉胡惟庸的第二天，朱元璋對于能否勝任接掌胡惟庸的一攤子事務仍然是沒有充分信心的！
1949年建國以后，40歲的吳晗從政，擔任北京副市長，主持了北京市的舊城改造，因大肆拆除城門、牌樓、城墻等古建筑與主張加強古建筑文物保護的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發生激烈言語沖突。吳晗情緒激動，攻擊梁思成等人為“右派”，致使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后來幸得北京市長彭真保護，梁才涉險過關。后來，包括挖掘萬歷皇帝的定陵，吳晗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歷史證明，這些行動“太左”了！造成了永遠難以彌補的損失！
吳晗成也明史，敗也明史，1960年代，因寫作歷史劇《海瑞罷官》，卷入激烈政治斗爭，被指責影射和攻擊毛主席而遭到批判。1968年3月被捕入獄，1969年10月11日遭受多重打擊的吳晗在獄中去世。1979年7月，吳晗被恢復名譽，并恢復黨籍。吳晗的悲劇，既與大時代背景有關，也與其個人有關，而最根本的原因，在筆者看來，是其沒有真正看懂明史！當然，對于一個明史專家，并一度被捧為明史泰斗的人物如此評價，實在是殘忍了些，但我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事實！
吳晗的《胡惟庸黨案考》（見《吳晗文集》第二卷），筆者后來曾在國家圖書館基藏庫（辦個讀者卡，申請后約等半個小時就能看到）調閱過，32開紙36頁約二、三萬字，分為6個部分。1明史所記之胡惟庸 2云奇告變 3如瑤藏主之貢舶 4胡惟庸之罪狀 5明初之倭寇與中日交涉 6胡惟庸黨案之真相
年輕的吳晗在文中首先申明，明朝的時候，包括王世貞父子等人就認為胡惟庸黨案證據不足，可能是個冤案。而所謂谷應泰記錄的云奇告變也是可疑的，不可信的。然后，可能是因為當時處于抗日的大局勢下，吳晗對于胡惟庸黨案的重要罪證之一“通倭”，加以大篇幅的考證，而對于“通元”等指控不作重點。最后，吳晗揭示了他所認為的胡惟庸黨案之真相，這一部分篇幅很短，真正核心的只有這么幾句話。
年輕的吳晗寫道，“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據明人諸書所記是一個梟猾陰險專權樹黨的人。以明太祖這樣一個十足地自私慘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處在一起。一方面深慮身后子懦孫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將不受制馭，因示意廷臣，有主張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殺，胡案先起，繼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復繼以藍案。胡惟庸的被誅，不過是這一大屠殺的開端。”
年輕的吳晗以為自己已經找到朱元璋這個“罪魁禍首”制造系列冤家錯案的緣由和真相，并掀起了心中對于封建專制帝王的刻骨仇恨。然而，今天的我們，面對這個結論，不得不說，年輕的吳晗的視野還是極為膚淺的！更為遺憾的是，隨著吳晗的閱歷增長，這個視野仍然沒有打開，一直掉在明清士大夫史料的陷阱中打轉轉！吳晗除了《胡惟庸黨案考》、《明成祖生母考》等著名論文以外，還寫作了一本《朱元璋傳》，四易其稿，分別為1943年、1949年、1955年、1965年四個版本，耗費了大量的心血。其中一版，把當乞丐時的朱元璋貶低為小流氓，令人啞然！
1948年11月，吳晗在河北西柏坡拜會了毛-澤-東，另外一位重量級明史愛好者，從階級角度看問題的毛-澤-東顯然對朱元璋的評價要正面得多，并給吳晗的《朱元璋傳》提出重大意見，極其委婉地批評“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言下之意，先生把農民起義領袖朱元璋寫得太壞了。然而，執拗的吳晗并未真正領會，該書于1949年4月在國統區的上海出版，他自認為妖魔化朱元璋可以當作影射蔣介 石獨裁統治的武器。建國以后，盡管吳晗醉心從政，投毛所好，表現較左，自得其樂。然而在朱元璋評價問題上仍然不得要領，隨著黨內路線斗爭的激烈，他的《海瑞罷官》成了明顯的攻擊和影射毛澤 東的文化利器，遂有牢獄之災。并引發了文 化 大 革 命的序幕！
歷史就是歷史，既不是影射蔣介石的武器，也不是影射毛-澤-東的武器。朱元璋就是朱元璋，一個復雜歷史形勢下的一個杰出人物，對之客觀評價是治史者的基本品德。作為一個明史學者，應該學會撫去被明清兩代妖魔化的明初開國史的面紗，從經濟、國際環境、路線斗爭、普通老百姓境遇等多側面還原一個真實的歷史情境，從單純江浙士大夫的視角中跳出來，為后世的當政者提供冷靜的借鑒，這才是正途。我們可以試想，如果吳晗當年做好了這個工作，給予毛-澤-東等人更多的正面啟發，新中國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中國將發展得更好。
中書省（相當于今國務院）作為明代重要官僚核心機構被廢，我們這里梳理一下這個機構的歷史印記。前面有敘述不準確的地方以此為準，均可見《明太祖實錄》。
在吳元年（公元1367年）以前，百官是以右為大的，比如右相國李善長比左相國徐達是要尊貴一些的，雖然級別都是正一品。吳元年，朱元璋認為百官禮儀要“尚左”，左為尊，于是調整李善長變成了左相國，徐達變成了右相國。相國就是丞相。也就是說，李善長是開國第一任總理，徐達是第一副總理。但是實際開工資的時候，徐達是年薪5000石，李善長年薪是4000石，這是還需武將出生入死的時候，待遇有所傾斜所致。
在中書省內，屬于中書省領導干部而非僚屬的還有三個級別，分別是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知政事（簡稱參政）從二品。用現在話說，都是不同級別的國務院副總理。朱元璋剛稱帝時，常遇春擔任平章政事一職，正二品的中書左丞為趙庸、右丞為王溥，從二品的中書參政是則楊憲、傅瓛。徐達、常遇春、趙庸等武將們都在外打仗，不過是掛名而已，所以真正在中書省辦公的就是李善長、王溥、楊憲、傅瓛等總理、副總理。這時的汪廣洋在江西擔任行省參政（相當于省長），胡惟庸則在汪廣洋手下擔任吉安知府。
洪武元年，徐達、常遇春北向略地，攻取了山東河南，老朱的地盤向北方擴張了，洪武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于汴梁置中書分省，中書參政楊憲出任省事。而當時，汪廣洋由江西行省參政調任山東行省參政。洪武元年十二月初一，這些人被調回中央，以汪廣洋、劉惟敬為中書省參政，楊憲為御史中丞。原御史中丞劉伯溫因擅殺中書省都事李彬，忽悠老朱求雨失敗，受到老朱冷落，遂借老家的老婆去世為由辭官歸鄉。隨著大軍的不斷勝利，山西、陜西也落入明軍手中，山西、陜西地方上也急需干部。洪武二年四月初四，因新置陜西、山西二行省，中書參政汪廣洋出為陜西參政，御史中丞楊憲出為山西參政，二人又到了地方任職。因統治地域迅速擴大，中央事務繁忙，左丞相李善長年老，57歲，力有不逮，中央的中書省急缺干部充實。
洪武二年九月初十，先將山西參政楊憲召回擔任中書省右丞（正二品），中書省參政為陳寧，襄助李善長，實際上李善長已經不是辦公的主力了，泡起了病號。這段時間，楊憲是中書省真正的核心人物。該年冬，劉伯溫又被老朱從浙江青田老家召回，但此時已經不再擔任御史中丞一職，成了閑職弘文館學士，搞搞法律文件等。
老朱和劉伯溫關于丞相人選的談話，應該發生在這個時候，即洪武二年十二月。洪武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以太常卿胡惟庸為中書省參政，接替陳寧。胡惟庸開始進入權力中樞。顯然，這也是淮西派在加強力量部署。淮西派、浙東派實際上暗流涌動！
為了制衡楊憲，老朱將汪廣洋從陜西調回，任中書左丞（正二品），雖然是平級，都是副總理，但因尚左的緣故，楊憲對一直在自己之下的汪廣洋突然跑到了自己前面不滿，與汪廣洋發生名位之爭。洪武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楊憲唆使侍御史劉炳等人揭發汪廣洋事母不孝，中書左丞汪廣洋被罷官，退居高郵。洪武三年七月三十日，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為左丞（正二品），主導中書省事務，楊憲開始大肆撤換中書省干部。
九月，在家養病的左丞相李善長，突然開始上書攻擊楊憲，弘文館學士太史令劉伯溫積極配合，“并發其奸狀及諸陰事”（只有友人才拿得到的）。因激怒于被揭露出來的楊憲對于汪廣洋的陷害證據，楊憲、劉炳等人皆被殺。但奇怪的是，后來被召還的當事人汪廣洋對于楊憲的陷害行為并不認同。朱元璋、李善長、劉伯溫等被弄得灰頭土臉，十分尷尬！但因此，朱元璋反認為汪廣洋心胸寬闊，適合為相！劉伯溫遭冷落！
十一月，汪被封為護軍忠勤伯，食祿360石，比之子房孔明；劉伯溫封為護軍誠意伯，食祿240石！
洪武四年正月初二，中書左丞相李善長正式宣布退休。朱元璋升中書右丞（正二品）汪廣洋為中書右丞相（正一品），對汪廣洋寄予厚望，參政（從二品）胡惟庸則升為中書左丞（正二品）。李善長留下的左丞相一職空缺，同時60歲的劉伯溫被趕回老家浙江青田，說得很好聽點，叫賜老歸鄉。劉伯溫比李善長還大3歲呢！后，汪廣洋在擔任右丞相的兩年間，因消極怠政，實際上是辦事能力處于胡惟庸下風，讓朱元璋不滿。
洪武六年正月十二日，黜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參政，出外省歷練。朱元璋經過考察，反復比較，認定胡惟庸為中書省的核心干部。洪武六年七月十三日，以中書左丞胡惟庸為中書省右丞相（正一品），當時的中書參政為馮冕。這是胡惟庸的4年“獨相”時期，權傾朝野。洪武八年正月，劉伯溫因涉案，客于南京，患病，后去世于家鄉，劉家遂堅信是胡惟庸毒殺！洪武九年七月，臨安公主嫁于李善長長子李祺。但是臨安公主剛出嫁一個月，當時已經調回中央的汪廣洋，擔任御史大夫，和陳寧一起上疏告發李善長狎寵自恣。
洪武九年閏九月初一，裁革中書省平章、參政等官，可能與“空印案”有關。空印案后，朱元璋仍然把中書省當作其施政的核心機構，但期望有人能對胡惟庸加以制衡。洪武十年秋七月，設立了專門的上訪接待機構--通政司（相當于今天的國家信訪局）。洪武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命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為左丞相，御史臺左御史大夫汪廣洋為右丞相。其后，是胡惟庸、汪廣洋的長達兩年的配合期。洪武十二年八月初八，汪廣洋中暑，不能上朝，請了病假，朱元璋下召表示關懷。為了進一步補充中書省新生力量，朱元璋進行了一些安排。這時朱元璋還沒有裁革中書省的想法。
洪武十二年九月初十，升通政使司左參議方鼐（湖北江夏人）為中書省左參政，第二天，又升重慶府知府殷哲（山東膠州人）為中書省右參政。但是，不久就出了外交事件，顯示出官僚系統的信息壅蔽。九月二十五日，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陽須文旦”進表及象、馬、方物，抵達南京。但是，老朱沒有及時接到中書省的報告，而是幾個宦官上街買菜等公干發現后，才回來報告的。朱元璋立即接見了使者陽須文旦。事后，大嘆：“壅蔽之害，乃至此哉！”
教訓兩位丞相道，“朕居中國，撫輯四夷，彼四夷外國有至誠來貢者，吾以禮待之。今占城來貢方物既至，爾宜以時告，禮進其使者，顧乃泛然若罔聞，知為宰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四夷者，固當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廣洋等皆叩頭謝罪。十月，把占城國王阿答阿者的使者陽須文旦送走。這次外交事件，給朱元璋一定的觸動，企圖整頓一下中書省，很快他作出了安排。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降中書右參政殷哲為通政使司右通政，但僅7天后就改變了主意。十一月十八日，出人意料地又提拔殷哲為中書省左丞，比原來的位子還高！同時提拔通政使司左參議李素為右丞。為什么大力提拔通政使司的干部，這是一個信號！要加強中書省的信息暢通，改變信息堵塞之害！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初五，賜給新上來的干部，中書左丞殷哲、右丞李素犀帶，以示恩寵。這說明，對胡惟庸、汪廣洋已經不大滿意了，試圖架空二人，但具體如何處理，正處于激烈思想斗爭期。但徹底廢棄中書省的想法還沒有呢。而胡惟庸等已經處于惶懼之中，小范圍串聯活動頻繁。接著，右丞相汪廣洋首先被調離，指斥其不稱職，貶海南，結果汪廣洋半路上吊自殺，朝中人心惶惶。然而，朱元璋不動聲色，居然讓大家正月初一過了一個好年。
洪武十三年初二，涂節在朝堂之上，突然指責胡惟庸、陳寧等有罪，很可能為朱元璋指使，胡惟庸、陳寧等當場被逮捕。初六，賜死！初七，宣布廢除中書省。整個中書省存續期間，真正擔任過左丞相（相當于國務院總理）一職的，僅李善長、胡惟庸二人；擔任過右丞相（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有徐達、汪廣洋、胡惟庸三人。以總理、副總理身份主持過中書省事務的實權派人物則是李善長、楊憲、胡惟庸三人。其中能力過人，被公認為有相才者僅楊憲、胡惟庸二人。殷哲、李素掛名副總理，前后僅1個多月，不足道也！
干掉胡惟庸的第二天，老朱在龍椅上向大臣宣布胡惟庸的罪行時，提到其“竊持國柄，枉法誣賢，蠹害政治，謀危社稷”等語，同時有一句也引起我們的注意。似乎是我們進一步探究此案的關鍵，卻歷來為明史研究者所忽視。即“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明顯，殺胡惟庸的證據是嚴重不足的！只能借助“神”給其定罪！今天的我們知道，若只憑朝野印象和社會輿論殺人，常常會殺錯人的！這已經為歷史所證實！
洪武十二年臘月，老朱在流放汪廣洋前，親自問他，胡惟庸是不是毒殺劉伯溫的真兇？這仿佛已經成了一件真事！老實的汪廣洋斷然否認，沒有這件事，這是謠傳！可見，在此之前，社會上對于劉伯溫的死與胡惟庸已經緊密聯系起來了！胡惟庸是最大的嫌疑對象！
當然，筆者在前面已經分析過，劉伯溫實際死于肝癌！但是當時的人們哪能認識到這一點？尤其是劉伯溫的兩個兒子。他們已經把胡惟庸當作了殺父仇人！他們把當年胡惟庸探望病中的劉伯溫當成了假惺惺的作秀表演！
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農夫丟了一把斧子，他看隔壁鄰居一個青年像是那個賊，越看越像！他數次按捺不住自己的沖動，想要沖過去找那個青年算帳，可是苦于沒有證據。幾天后，他在自己的床底下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才想起是自己撂在那里忘了。回頭再看那個青年，就怎么也看不出來像是個賊了！他才暗自慶幸自己沒有沖動！這是人的一種塑造心理！劉伯溫的兩個兒子就處于這種狀態！
洪武八年以后，劉伯溫的兩個兒子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時機，替父報仇！胡惟庸這個老賊！可是，隱忍不是辦法，劉家認為，胡惟庸這個老賊亡劉之心不死，又在下毒手了，實在是忍無可忍！
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初五，劉伯溫的長子，32歲的江西參政（當時相當于副省長，上面有左右布政使）劉璉以罪逮下獄。“上以基故，特宥之。”（見《明太祖實錄》）但是，這位劉璉劉公子，繼承了劉基劉伯溫的硬脾氣，跳井自殺了！劉璉作為劉基之長子，學問還是不錯，能詩文，先是于洪武十年七月十二日，從老家直接被安排在中央部門擔任考功監丞（相當于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考功監丞這個官，山西布政使華克勤大和尚也曾經干過。但是劉璉在這個位置上呆得時間不長，當年十月二十九日，劉璉就被朝廷提拔為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相當于副省長），到底是朱元璋的主意，還是胡惟庸的主意，已經難以考證。才30歲就成為副省級干部，實在是升得快啊！即便在當時也是很少見的！但是劉璉上任后，與當時的江西省一把手布政使沈立本，左參政韓士原關系非常緊張，而這兩個人，據說被認為是支持胡惟庸的人。我們可以想見，江西省是胡惟庸長期模范工作并起家的地方，群眾支持率普遍很高。年輕氣盛的劉璉心中把胡惟庸當作殺父仇人，面對沈立本、韓士原等對胡惟庸的贊譽如何能不抬抬杠呢？我們這位劉副省長在江西呆了一年半左右，出事了，因罪被逮下獄。處理省級干部，當然由中央有關部門進行，所以才有《明太祖實錄》中，老朱因劉基的緣故赦免劉璉的記錄。
可是，來自浙江劉家的敘述，只談劉璉在沈立本、韓士原的迫害下得了病，于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墮井而死！閉口不提因罪入獄的事情！這種曲筆行為是研究歷史者可以理解但認為比較可恥的行為！單邊感情色彩濃重的敘述，明顯降低了對于韓士原貪苛，沈立本奸邪的指控的可信程度！劉家可能以為入獄的事情只要自己不說，慢慢地后世也就沒有人知道了，但是恰恰被《實錄》記錄在案！
洪武十二年七月，是個非常炎熱的夏天，南京火爐更是如此，連汪廣洋都中暑了。占城國（今越南南部）來進貢的使臣正載著大象，乘坐船只在海中漂泊著。邊關的明軍將士正警惕地看著草原深處的異動，太原府蘆芽山上四大王的護元抗明游擊隊還在堅持與明軍周旋，塞北鹽堿地里青年農民豐伯龍等正在“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北平前線的燕王府正在緊張施工建設，等著青年藩王的到來。
而東海旁的浙江青田劉家，其悲憤卻達到了極點！幾年間，他們已經失去了兩位親人，便理所當然地把一切都遷怒于胡惟庸，是這個老賊害得他們家破人亡！劉基的次子劉璟，拿著劉基生前留下的密奏，展開了“一招致敵”的進攻。他們在等待著老朱同志對胡惟庸失去信任的那一剎那！
可是，胡惟庸對于這致命一擊，卻明顯疏于防范。這不能不是胡惟庸的悲哀！就從這個夏天開始，胡惟庸毒殺劉伯溫的傳說，逐漸在朝野傳得沸沸揚揚，無論你信是不信！而隨著傳說的延伸，故事情節越來越完整，越來越繪聲繪色。如果確系胡惟庸毒殺，如何解釋劉伯溫會在三四個月后才死呢？胡惟庸的動機何在？難道真的是因為劉伯溫公開預言并散布胡惟庸將來必是誤國之臣惹的禍？
在群策群力下，居然也逐漸作出了大家自認為合理的解釋，脫離了動不動一聽毒藥就是砒霜、鶴頂紅之類見血封喉的老框框。有一種苗疆的蠱毒，據說就是能讓人服下后，幾個月時間或者更長的時間都沒事，而未來某一天突然暴斃。劉基劉伯溫跟苗兵打過交道，又是江湖術士，長期研究神秘文化，應該認識這種蠱毒。可是既然認識蠱毒，胡惟庸又是使用什么方法讓劉伯溫服下的呢，據正式資料，是太醫開了方子，劉府自己去抓的藥啊！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卡殼了！但是，大家相信，這是因為大家的腦袋瓜只有60分的智商，90分智商的胡惟庸一定有自己神不知鬼不覺的辦法！
這個故事很快傳入宮中老朱同志的耳中，用“蠱”？記憶力甚好的老朱不禁想起了當年病泱泱的劉老頭進宮來說話時，撫摩著肚子，像是無心又是有意地抱怨自從喝了胡惟庸他們弄的方子，病情更重了！在經過與胡惟庸的多年合作以后，已經對于胡惟庸的團結合作能力備感警惕的老朱，更加重了自己的懷疑。恰恰，占城使臣的外交事件使這一切都強烈化了。到底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老朱有點著急。如果滿朝文武都成了胡惟庸一黨，上遮下蓋，什么事情都一個調子，那自己這個皇帝就被架空了。
每年十一月，應該是大將軍徐達從北平回南京探親的日子。而今年，更是帶來了北平燕王府已經竣工，迎接小女婿入住的好消息！正為中書省和胡惟庸頭大的老朱同志，不會不與徐達通個信息！如果胡惟庸乃是個奸臣，如何處理？如何看待朝野風傳的胡惟庸毒殺劉伯溫案，這胡惟庸和劉伯溫又有何過節？他們決定要問問汪廣洋，一個著名的老實人，結果碰了個軟釘子，純屬謠傳，沒這事兒！難道連汪廣洋這樣的老實人也被胡惟庸拉下水了嗎？
還是秘密到劉家調查一下吧！臘月時分，劉璟等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把胡惟庸一黨是如何害死他父兄的經過詳細地向老朱反應了一遍。可是，證據不足啊！也可以看作是一面之辭或者是劉家的主觀臆斷。很快，劉璟拿出了劉伯溫臨死前寫的密奏！后世研究歷史的人，沒有一個人看過這封神秘的信！而這封由神秘文化研究者劉伯溫在臨死前寫的信，居然成功地打掉了老朱對于胡惟庸的最后一點信任！因為實際上劉伯溫已經研究透了朱元璋的心理！熱愛迷信啊！終于，呵呵，死劉基干掉了活胡相！
劉基神秘預測的準確率基本上是50%，跟你我丟鋼蹦兒看正反的概率水平實際差不多。他為準確預測朱元璋能擊敗更強大的陳友諒而風光過，也因預測要下雨卻老也下不下來而遭到老朱的無情譏諷！而最得意的一次預測或者說算計，就是這次死后扳倒胡惟庸！實在是高！！！劉伯溫努力了一輩子從元到明都沒有圓了自己的宰相夢，但是最起碼大明開國最有才的兩名相才都死于他手，實在是一位成功的宰相殺手啊！還可以不露痕跡地嫁禍給老朱！實在是高！值得后世權謀者學習！當然劉伯溫同志也有明顯缺點，就是為了表達個人傾向，他還不遵守中央保密規定，擅自把最高層對于丞相等高級干部的任免評價流傳到社會上，造成連鎖反應，有人攻擊他這是出于嫉妒！
再說說徐達，《明太祖實錄》并沒有記載洪武十二年十一月徐達回京探親的事啊，看來分析有漏洞，又該怎么解釋？帶著嶄新的燕王府已經竣工的喜訊，馬上開春就要接燕王到北平就藩的大任務，徐達在這個關鍵節骨眼上怎么能不回京呢？再說，北方前線這期間并不緊張。怎么回事？最可能的是，編寫這本《明太祖實錄》的時候，朱棣不愿意自己的老丈人和燕王府系統與胡惟庸一案有什么牽連，被一筆劃掉了！還有，在輿論大不利于胡惟庸的關鍵時刻，胡惟庸之子騎馬在街上為什么會突然受驚，從而出了嚴重的交通事故。是誰使得壞？暗暗在馬屁股上扎了一針！是徐達派人干的？還是老朱派人干的？還是劉璟派人干的？那就又是一個歷史之迷了！節選自：山西移民對于北京和明朝政壇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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