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田 517051頃51畝,夏稅85520石,秋糧2667027石-----------對應人口10487567;
江西 田 431186頃1畝,夏稅79050石,秋糧2585256石------------對應人口8982481;
請注意,他們當時的人口總量和土地總量都超過了山西,但是稅收貢獻居然,卻。。。。。。
山西人的地均和人均負擔真的很重啊!甚至不簡單是《山西通志》所說的“江北獨重”!
明朝的南直隸相當于今天的江蘇省+安徽省+上海市,南直隸內部18府州的具體數字,《萬歷會計錄》也有記載:
蘇州府 98506頃71畝 夏稅63500石,秋糧2746990石-----------對應人口2355030;
松江府 51322頃90畝 夏稅107496石,秋糧1112400石-----------對應人口1219937;
常州府 79731頃88畝 夏稅119320石,秋糧533515石-----------對應人口775513;
應天府 72701頃25畝 夏稅 11260石,秋糧320616石-----------對應人口1193620;
鎮江府 38452頃70畝 夏稅 80896石,秋糧240896石-----------對應人口522383;
鳳陽府 417493頃90畝 夏稅 93315石,秋糧137160石-----------對應人口427303;
。。。。。。。。。。。。其他為淮安府、揚州府、廬州府、安慶府、太平府、池州府、寧國府、徽州府、徐州、滁州、和州、廣德州等,不一一錄入;
我們按照貢獻大小排一下序,蘇州府281萬石,松江府121.9萬石,常州府65.2萬石,淮安府35萬石,應天府33萬石,鎮江府32萬石,揚州府30萬石,寧國府24.4萬石,鳳陽府23萬石,徽州府16.4萬石,徐州14.1萬石,安慶府13.1萬石,池州府12.9萬石,廬州府9萬石,太平府6.7萬石,滁州5.5萬石,廣德州3萬石,和州0.47萬石。
現在,我們就很清楚了,從對于國家的經濟貢獻率上看,山西僅次于“蘇松”(元浙西四府地區)!可是,蘇州人咒罵政府征收稅糧過重,從明朝開國的“楊憲時代”一直罵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時代”,在八旗鐵騎下,終于再也不敢罵了!
我們前面分析過,造成“蘇松”人民“負擔重”的原因,是南宋末年賈似道為控制物價而在浙西成功的“國有化土地改革”,大多數“蘇松”人民不享有土地產權,因此除繳納稅收外,還必須要向國家交納一部分租金!而山西當年控制在金國手中,不曾搞過這樣的改革。后來,黃金家族誓死滅金,期間山西戰亂不休。入元后,山西獲得休養生息,生齒浩繁,但一直到明初,基本保持土地私有制!也就是說,山西人向國家只交稅糧,不交租金,租金是佃戶給地主的!租金部分,無法顯示在國家的統計數字之內!
一般來說租金負擔(30-50%)大大重于稅收負擔(3-5%),因此明朝政府顯示的稅糧數字,其實并不能反映真正下地干活的山西勞動人民的實際負擔。蘇州人是把“經濟負擔”交在“明面”上,而山西佃戶貧民是把“經濟負擔”同時交在了“明面”(稅糧)和“桌子下面”(支付地主的地租)!
問題是,找誰說理去?難怪山西按察使鄭辰評論山西,“山西民貧而悍,急之恐生變!”如此對比,蘇州人應該感到幸福才是啊!活腦筋的蘇州人難道算不明白這個道理嗎?
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么山陰縣土地貧瘠的鹽堿地居然可以讓豐伯龍、豐伯虎兄弟安心落腳,甘之如飴!此處只交“稅糧”不必交“租”啊!一把子力氣,多勞多得,不勞不得!勞動成果,除了國家扒一層皮,沒有什么大地主、二地主來扒皮!大地主、二地主扒皮可是猛于國家啊,這是游戲規則決定的!
當然,豐氏兄弟若是自己想當不勞而獲的大地主也不太可能,不足1萬人的小縣,誰要想開荒種地,有的是鹽堿地!根本不存在產生大地主的條件!總之,還是沒有大地主、二地主的地方好!太平啊!
所以,同樣在山西,山陰知縣根本不用擔心什么農民起義,他擔心的只是是否會有邊警,是否有衛所的士兵軍人與當地老百姓打群架!或者偷了老百姓的雞!或者有老百姓的狗突然失蹤,最后到了士兵的肚子里!軍民關系要處理好啊!
而潞州知州除了要抓經濟和文化之外,還要密切注意那些今天為人鋤田,明天為人打鐵的兼業“農民工”的動向!拜托老天,可千萬別出什么“工人領袖”,否則本官的烏紗帽就保不住了!
好在世上真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啊,明朝朱元璋政府開放山西貧民外出太行山占地,還免稅三年,國家還給錢、給牛,這樣的便宜事能不讓山西人激動萬分嗎?朱元璋萬歲!萬萬歲!
外遷的山西貧民,捧起《大誥》來,細一琢磨,這朱重八還真不是吹牛,真跟書上寫的一樣是“為民造福”啊!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節選自:山西移民對于北京和明朝政壇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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