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斑竹瀟瀟”說虞舜》提到，那時的氏族公社和部落聯盟首領，只是民主推舉產生的“人民公仆”，根本不允許有什么個人私利和貴族特權。此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當然是不需要用刑律來強制約束的。反之，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也就顯得兇頑奸佞之事叢生，而必須以嚴刑峻法來維穩了。于是，也便有了法治的肇創。

有了官僚機構的規范化與常態化，也便必須有政風政績制度化嚴格考核與監察的疊床架屋配套膨脹。這樣，具有原始大眾民主性質的部落聯盟議事會制度和“四岳”參議制度，一旦蛻變為官僚權貴的議事行政體制，差不多便等于宣告了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解體。一個官僚貴族特權階層的形成，由此即成為不可逆轉之勢。這種1%精英民主取代99%大眾民主的歷史性轉折點，便是肇始于虞舜時代。如果我們再聯系到接下來夏禹時期及夏朝“家天下”時代的開啟，這種社會文化的嬗變軌跡就更清楚了。

固然，虞舜后來也是依照帝堯先例，“天下傳賢而不私傳于家”，把“天子”寶座禪讓給了大禹。但很遺憾，這也是中國上古時代的最后一次“禪讓”了。而這種歷史結局，又恰恰是虞舜一手釀成的。或許，虞舜并不是有意要推動解體那個公有制社會，而絕對是出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良好愿望。也或許，虞舜僅僅是缺乏了一些“順天應道”力挽狂瀾的智慧才能。但不管怎樣，中國君臣等級制“家天下”的瓶口是虞舜打開的，這已經是不可掩蓋的歷史事實。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自虞舜時代以后的公道公理公德公平公正公義及法治刑律等，便因此也再無“公”之原始本意了。

不過，又有多少人能夠破解和洞穿，后來春秋戰國時代產生的“諸子百家”，特別是從儒家開始對虞舜“神化”與“圣化”的歷史疑云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繼續解讀大禹的故事。

據《史記》記載：“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舜舉鯀之子禹，而使續鯀之業”，“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神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于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眾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天下于是太平治”。“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這里大意是說，夏禹也是軒轅黃帝的后裔，他的父親鯀因治水不力而被虞舜誅殺，然后虞舜又讓夏禹接著負責治水。夏禹有戒于其父治水無功而被誅殺的教訓，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在外勞累奔忙了十三年，就是從家門口路過都不敢進去探望關照。他身先士卒，親自操持測量工具，為水土整治工程劃線定位。最后，終于擺順和理清了全國山川資源的分布家底，使各地都能按照物產實力上交相應的稅賦，而不能有所隱瞞和遺漏。因此，國家的財政收入得到極大提高，國富民安，社會穩定有序，四海之內都服從舜帝的領導。這種社會道德規范的建立，就是從虞舜時代開始的。而能夠形成如此大好的盛世局面，夏禹的功勞是最大的。

《史記》載：“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這里大意是講，夏禹接受了虞舜的禪讓后，就正式繼天子位，并把國號改為“夏后”。夏禹登基稱帝后，給唐堯和虞舜的兒子都提供了“分疆封侯”待遇，使他們可以享受先王的世襲爵祿。夏禹對他們也相敬如賓，以顯示自己不敢獨享天下之利。至于夏禹的兒子世襲繼位為“天子”，那是“天下”都愿意的事。夏禹的兒子夏啟登基后，繼續保持著“夏后”的國號，因此即被稱作夏后帝啟。

《史記》中還特別指出：“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意思是說，中國的朝貢體系和稅賦制度，是從虞舜和夏禹時代開始建立完備起來的。有人說，夏禹有一次在江南召集諸侯開會，計算評比各地對國家的貢賦功勞，這事剛剛操辦完，他就駕崩了。因此，安葬夏禹的地方，就稱作會稽。會稽的含義，便是匯總稽查與核計賬務。

如前所述，中國上古時代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解體進程，是從虞舜時代開始的，到了夏禹及夏啟之際，終于是畫上了一個句號。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從“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私有化進程，是肇始于虞舜時代。在此過程中，發揮著承前啟后主力推動作用的歷史人物，就是夏禹。夏禹自虞舜時代開始，最大的功績并不是水土整治，而是在于建立了“分疆封侯”的朝貢和稅賦體系。后來被萬世頌揚的“大禹治水”，卻原來是為了“咸則三壤成賦”和“各以其職來貢”的最終目的。包括夏禹對唐堯和虞舜的兒子“分疆封侯”以“示不敢專也”，實際上是對“公天下”的最后分贓和利益均沾。

由此，我們也就能夠看明白，當初虞舜創建國家法治體系及官僚體系的經費來源和最終目的。可以說，是夏禹幫助虞舜創建了貢賦體系，才使得這個新創建的法治及官僚體系有了取之不竭的財力支持。最后，虞舜禪讓夏禹繼位，而夏禹則創建了自己的“家天下”，但同時也讓虞舜的子孫世享“分疆封侯”的爵祿。或許，這本身就是事先的分贓默契和利益交換。總之，從“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私有化進程開端與完成，是虞舜和夏禹聯手實現的，這是已經成為事實的古往歷史了。

只是我們的困惑卻在于，人類歷史的公有制社會與私有制社會，同生產力與科技發展階段究竟有無必然的關系？是發展水平落后的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公有制上層建筑，還是發展水平先進的生產力經濟基礎才會產生公有制社會？在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化的二三百萬年漫長歷程中，為何最后選擇了原始共產主義這種社會形態？而當從“有巢氏教民筑居造房”解決“住房難”、“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解決“食品安全”、“燧人弇茲氏教民織衣”解決“御寒保暖”、“伏羲氏教民結網漁獵”解決“生活改善”、“神農氏教民稼穡”和“嘗百草”解決“豐衣足食”與“看病難”，直到黃帝“治五氣藝五種”全面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這樣生產科技水平不斷突飛猛進物質產品不斷豐富的時候，中國上古社會怎么就發生了自“公天下”到“家天下”的乾坤逆轉？

這些，都是上古時代留給我們的謎題。而這些中國人世代口耳相傳的故事，也正是給人類世界今天所面臨危機困境的冥冥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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