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崛起的步伐明顯加速。但中國的崛起不應當只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應當是一個文明國家的崛起。中國貢獻給世界的不能只是商品，也應當有文化。只有在此基礎上，中國的“和平崛起”才有可能開創一條新的大國崛起之路，帶給全世界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文明的復興

近十年來，全世界范圍內最重要的變化無疑是兩個，一是美國由于兩場戰爭及金融危機而日形衰落，二是中國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推動下迅速崛起。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的各種危機紛紛暴露出來，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則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的時間突然提前。因此，“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再度成為西方媒體熱議的話題，對“中國模式”的討論也熱鬧非凡。

關于“中國模式”的論述中，張維為是2011年最值得關注的學者。張維為認為，中國崛起不同于以往的東亞四小龍或其它國家。以往某些國家和地區的“崛起”本身是學習和消防西方文明的結果，從政治制度到社會文化、經濟增長等各個層面而言，本身并不對西方文明傳統構成挑戰。中國雖然也向西方學習了不少東西，但同時也保留了許多自身的特色，其中既有歷史上形成的，也有新中國建立以來所積累的，無論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的模式，并不與西方完全相同，從而構成了對西方文明的挑戰。

舉例言之。時人多認為中國沒有民主選舉，因而政治制度落后，應予改革。但張維為則認為，中國的省級行政區的面積和人口規模都相當于歐洲一個國家的規模，而中國領導人在進入中央高層之前，多數擔任過兩任或兩任以上的地方領導人，因此，中國高層領導人雖然不如西方政治人物那樣能言善辯、善于應付媒體和維護形象，但往往管理經驗豐富，了解實際情況，決策行政都比較務實，不會為了一時的選票而做出什么傷害國家利益的事情。

實際上，早在2005年，著名學者甘陽也指出過這一點。甘陽認為，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國與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樣的。中國在歷史上和西方沒有任何關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國。正如黑格爾說的，中國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邏輯到了中國就行不通了。

所以，西方人最盼望的是“中國能夠規規矩矩地進入文明世界”，也就是按照現有的由西方國家制定的標準、價值觀和規則“崛起”。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中國的崛起現在已經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擋，只是時間早晚而已，談論這一點毫無意義，有意義的問題只是中國會以何種方式崛起，會對西方主導的世界帶來什么。因此，歐洲的頂級智庫的研究人員們已經開始研究，中國人如何思考問題，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如何看待西方的文化等等。因為西方很清楚，中國崛起將會改變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規則，乃至文化。

在經濟制度上，中國一度很迷信自由市場理論，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將大量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給私人，成為民營企業，原有國企職工下崗失業。但在2004年叫停之后，國有資本實際上在國家經濟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功能。大量基礎設施建設、重大技術研發項目（如大飛機）、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國資國企始終處于優勢地位。比如舉辦奧運會、世博會這樣的大型活動，基本保障多數由國企提供；中央作出開發新疆的決策之后，又是大型國企一馬當先，投入巨資。可以說，國家已經學會了讓國企在市場條件下發揮特殊功能。因此，國資國企在一些重要領域不進反退與在一般競爭性領域逐步有序退出同時進行，形成國企與民企共存、共同發展的格局。

中國已經形成的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規則和慣例既保證了中國過去的成功，未來當然也不可能輕而易舉地主動放棄。即使是為了“與國際接軌”而被迫改變，也會十分有限。最終的結果可能是，不是國際慣例改變了中國，而是中國改變了國際慣例。

變與不變

利比亞內戰發生之初，各國紛紛撤僑，但中國的表現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是國家以高度重視的姿態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資源撤運3萬余中國勞工；二是相比于其它國家的僑民吵吵嚷嚷、爭搶上船的現場情況，中國勞工列隊上船時秩序井然，讓旁觀者感到震驚。因此有人戲言，實際上中國根本用不著撤僑，只需要從其中挑選一部分，發給武器，劃定一個區域，即可自保，等待利比亞內戰局勢落定再作打算。

雖然國內常常能夠見到對“中國人素質差”的批評，但多數所謂素質差實際上更多的時候是由于文化習俗差異，并不是真正的國民素質比別國差。真正能夠體現一國國民素質的是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習慣和氣質，如中國人在全世界范圍內所享有的勤奮、節儉、聰明、吃苦耐勞、遵守紀律等盛名。

而這種習慣和氣質當然來自中國五千年歷史積淀形成的文明傳統。因為中國農業的成熟和發展，中國人口迅速膨脹，人均耕地面積較小，因此養成了精耕細作、勤勞簡樸的生活習慣。我們在歷史上多次看到，王朝更替之際，人口減少，耕地拋荒，經濟蕭條，但只要一個新的王朝建立起來，有了基本秩序，生活相對安定，經濟就會迅速恢復，人口增長，進入下一個繁榮周期，直到下一次政治秩序崩潰。其原因即在于，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經驗中已經習慣了靠自己的辛勤勞動和聰明才智來維持生活、繁衍后代、艱難而頑強地生存下去。

因此，在農業時代，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只要政治穩定，中國經濟就會發展，人口就會增加。

晚清以降，中國受歐洲列強侵略，進入“三千年未有”的歷史低谷。中國之所以會落到這般地步，一方面固然如以往論者所說，是因為中國仍處于農業時代而歐洲列強已進入工業時代；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國家政治系統崩潰，無法為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提供基本的秩序，無法將中國人組織起來。

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認為，看明清史，要上看財政貨幣，下看基層組織。其意義即在于此。同樣是中國的農民子弟，在清朝軍隊和在北洋軍隊中表現迥然相異，在國民革命軍中又與在北洋軍隊中不同，在共產黨軍隊中又與在國民黨軍隊中不同，就是因為各個時期的組織形式不同，因此表現出來的戰斗力也不同。

新中國抗美援朝與晚清時抗日援朝實際上都一樣，軍隊的主體都是農民子弟，但甲午戰爭中清軍多數不戰而逃，一潰千里，日軍長驅直進，而新中國抗美援朝雖然代價慘重，但以當時中國的工業基礎和經濟實力，能在一場現代化戰爭中戰勝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原因也就在于，清朝無法完成對農民的有效動員和組織，而中國共產黨做到了這一點。中國又借此戰重新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主權獨立國家”，并為中國在日后重回世界經濟體系爭取到了一個較高的起點。

因此有人認為，中國今天能夠崛起，不完全時因為新中國以來的種種政治、經濟變革，也不是因為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而是早在幾千幾萬年前中華農耕文明形成時即已奠定了文明基礎，因而“天命所歸是大國”。

但文明并不是形成之后即固定的、不變的，而是在歷史中不斷運動、變化、發展的，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但同時又能在歷史運動過程中保持其核心特質不會出現太大變動，能夠在不同時期經過某些調整之后仍然延續下來。歷史上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復古革命

傳統文化復興近年來從民間到官方都有不少表現。

孔子現在已經成了進行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符號，中國在世界各地廣泛開辦孔子學院即是最好的證明。最近的則是文化部宣布，取消只發了一次的“孔子和平獎”，設立孔子和平公益基金會。今年初，還在天安門區域的國家博物館門前豎起了孔子像，雖然后來由于種種原因而被遷走，但由于天安門在現代中國政治中的特殊象征意義，孔子像出現在這里仍然有著十分豐富的涵義。

在民間和學術界，這樣的事情就更多了。不僅思想學術界有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公開的媒體上頻頻出現講《論語》、講孔子、講儒家文化的電視節目，即使在民間，漢服運動也已經進行了十多年，在全國各地都有不少年輕人興趣濃厚，并且發展到效仿先賢自辦書院等，以復興傳統文化。每年各地都會出現一些穿漢服、祭孔子的活動，政府官員也經常參加此類活動。

但有不少人帶有僵化的復古情緒，一切以古人為標準，來評判當下的人和事。這種復古是為了復古的復古，實際上是復辟。真正的復古本身應當是以“革命”為目標，即為了革命而復古。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上的文藝復興運動才往往是革命運動。比如中國文學史上的“古文運動”并不是要盲目地學習古人，而是為了掃除社會上流行的八股文風。真正的傳統文化復興當然要有所取舍，因時因事制宜，保留其核心精神，在形式上根據時代的變化而進行調整。

以近年來時常見諸報端的政府官員參與民間的祭孔活動為例，支持者多稱之為進步，以為這就是傳統復興，實則不然。《論語》云：“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傳統文化在今天當然應當復興，但復興不能是復辟，而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有所損益，才能成為有生命力的東西。否則，像漢服那種只有觀賞價值而不實用的東西，即使有人喜歡，也不可能大面積推廣，更不可能貫穿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傳統文化如果成了漢服那樣，就很可悲。

還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畢竟產生于農業文明時代，而今天的中國正處在高速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社會變化劇烈，傳統文化原來寄生的土壤——農村現在也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即以傳統文化中的家庭觀念論，今天因為人們遷徙頻繁，家庭規模縮小，從原來的“大家”變為現在的“小家”，因此農村的社會文化心理也已發生了較大變化。傳統社會里男女關系不平等為人所共知，而在今天，女性權益受保護較多，自然不可能再有夫為妻綱這樣的觀念。雖然如此，傳統的重視家庭的觀念在今天仍有其重要價值。只是今天的法律等社會機制對家庭常有撕裂作用，不利于維護家庭的穩定。如最近外界議論較多的家庭財產婚前公證，雖然符合法治觀念，但違背了傳統的家庭財產共有制原則，而將家庭財產精確界定到了個人，從而便利了家庭的解散。因此，在類似這樣的問題上，法律的變更不能僅從司法人員操作便利角度考慮，也應考慮到其社會效應，尤其要考慮一般社會心理，不能僅以美國如何、歐洲如何決定之，更不能以極端個案為根據。

在此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就不能只是把原來的老一套重新拿出來，硬塞給人們，要人們在倫常日用中實踐，而必須經歷一個大規模的改造和轉化。但這個轉化過程不應當是一個少數人主動創造出來、教給其他人的過程，而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不斷總結、不斷檢討、不斷發現、不斷創新，辨別常識，凝聚共識，進而重建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改變目前社會上眾聲喧嘩、莫知所從的現狀。

這方面，媒體和學者應當主動承擔引導責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要求看似高蹈，實際上不難。至少，做到不挑戰社會基本道德共識和人倫底線不難做到。當代的“儒家”們，也要擺正姿態，放低身段，把自己看做這個過程的積極參與者，而不是時時處處做導師狀。

只有有了完成了這一步，建立起了社會的基本道德共識，傳統文化才有可能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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