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之后的今天，反思“五四”的語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反帝”與“反封建”所主導的“五四”敘述，毋庸置疑，是“革命”正當化的方式，而“革命”則為“現代”提供動力，“現代”本身又締造著“新中國”的正當性基礎。但今天，革命的語境已經不再，現代性的反思也持續了將近三十年，中國在世界歷史格局中的位置，也發生著相當的變化。中國能否在政教上提供自己的方式，已經成為它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另一方面，五四以來，普通中國人可以堂堂正正地立身天地之間的精神機制，也就是生活世界中的道德與倫理，也對“中國”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回應這種要求，“五四”就必須在一種富有建設意義的脈絡里被思考，被關注的應該是“中國”概念的精神內涵及其未來，而不是現實存在的合法性。我們知道，作為“現代”展開環節的“五四”的敘述，在很大程度上關聯著一種外鑠性的中國觀——新中國觀，其意義是由并沒有確定內涵的自由、民主、科學等來填充的，這個中國觀是在與“舊中國”觀的對立中，也就是在“古今之爭”中顯示自己的位置的。但在這種脈絡中，我們遭遇到作為復數的“中國”彼此之間的沖突，諸種中國如何統一的問題，作為“中國”的“現代”問題，已經不能繼續在它的有限現代空間里自我定位，而需要放置在數千年文明的歷史及其未來中加以思考。

“五四”本來就是從數千年中國文化中“結構”出來的，因而將“五四”置于中國傳統內部，重新加以脈絡化，關聯著“五四”本身的命運：“五四”能否將自身遣送到未來，就在于它如何成為數千年中國文化自我更新的要素或者內在環節。從這個角度看，五四的“反傳統”不是在傳統“中國”之外重建另一個“中國”，而應該在治療的意義上被理解為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精神辯證開展的環節。將“五四”以來的文化，在“古代”中國的傳統之外，獨立作為“一統”加以理解，都會使得中國的概念缺乏深厚的支撐，很難擺脫去歷史化、去中國化的困窘。換言之， “五四”對傳統的批判，如陳獨秀與魯迅的傳統批判，應該在中國思想的內部批判而不是外部批判的層面加以理解。但這意味著，需要從“五四”中汲取那些治療更新傳統中國的要素，在“五四”以來的歷史脈絡中生長起來的自由主義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如果不能以同樣的方式自覺成為中國精神及其結構的要素，那么，它就必然缺乏遠大前途。對“五四”的重新肯認，在今日中國文化復興的語境中，之所以更加困難，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保守主義的興起有可能導致對“五四”的簡單否定，“五四”的意義反而不容易得到正視。“五四”有待開發的意義，與它以何種方式成為中國從精神基礎層面進行自我確證的方式有關，而這一點又并非現成給與，而是需要在艱難的思想勞作中才能加以呈現。

當然，對中國精神的理解，即便是在古代，在儒家的理解之外，也并非沒有其他可能。事實上，百家之學提供了種種不同的路徑。但百家之學折衷于“六經”的經學知識結構最終保證了“中國”在觀念層面上的統一性。經學主導史學與子學，同時又以二者為羽翼，形成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結構。這個知識結構構成中國精神客觀展現的四重域（身、家、國、天下）統一的基礎，其形塑的主體，退可以修身藏道，進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進退之間具有自由伸縮的彈性空間。但“五四” 以來，隨著“科學”的知識譜系被廣泛接受，本來就已經被抽去了制度依托的經學，隨之潛入隱性的層面。中國的學問于是以“國故”的方式被科學所“容受”。 “垂教萬世的經學成為一代典章的史書。”于是做經學的人只是“考古”，并非“希圣”，經學成為“史學的經學”。另一方面，今文經學傳統不滿于“史學的經學”，而要做“經學的經學”，與其說是尊孔，毋寧說是“托圣”，其極端之后果則是“子學的經學”的產生。而科舉的式微則使六藝之學失去了制度的依托。事實上，由于以聚焦于修身的經學知識結構所對應的修身主體的逐漸缺位，以六藝為核心的經學不再作為立國與立人的大經大×法。即便如此，“五四”以來的歷史，也并非通常所概括的那樣，是從四部之學到分科之學的結構性嬗變與替代，而毋寧說經學在虛位后不斷地由各種思想與意識形態填充的過程，由此我們遭逢了一個可以表述為子學與史學對經學的僭政時代。經學成為自由探究對象的代價，是各種價值觀念之間持續的競爭與沖突，而這種斗爭的調節在現實性上卻往往訴諸外部的勢與力。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歷史后果，就是經學的知識體系與科學的知識體系隱顯錯綜。這固然是一個困局，但亦未嘗不可成為“五四”的貢獻。傳統儒學塑造的是處于進退之間的個人：進而為儒，走政教風俗之路；退而則道，為審美藝文之學。雖然進退可以選擇，但畢竟不能避免那種種深深的困境意識，傳統儒家也在試圖尋找不受出處進退的影響，而將修身與經世結合在一起的新方式。而現代分科之學助成了知識的獨立探索，以此與于斯文而經營天下，而這種方式可在一定意義上超越當下，形成對進退選擇的一種有益補充。問題是，獨立的知識探究一旦不知其所當止，失去了倫理檢測與政治防御，就很難抵達上述目的。如何以經學的譜系涵攝科學的知識系統，形成一個精神性關注主導的知識結構——這既是解決科學知識結構本身的問題，從而釋放其活力；也是深化經學知識譜系的必由之路。畢竟，經、子、史乃是一切完整的知識系統所內在包含著的三個面向，將此中的真理性揭示出來，從而增進對人類知識結構與性質的理解，這或許是后“五四”時代在知識問題上一個根本性問題。此問題其實關涉著六藝之學的普遍性意義的開發，而此一開發又必須超出文化保守主義層次上對傳統的儲存與守護。六藝經學所揭示的中國的精神基礎，具有一種向更高人性與天命的開放潛能。王國維曾經表達的集各種文明的智慧修治一身的“五四”理想，不正是六經精神的一個展布，但它在保守主義那里是否還能夠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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