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國的疼痛》之一章，該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

科學是五四時賢最響亮的口號之一。可是科學是西方文化學術體系中的一部分，它在那個文化學術體系中所承擔的是某一部分功能。在宗教、人文倫理、經濟學、政治學、藝術等之外，還有一種文化叫科學。它的功能只是限定在某個領域之中，既無法取代宗教、人文倫理等學科，也無法取代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之類的具體學科，更不能取代人類社會特殊情景中的儀式和慶典。比如，在迎接他國元首到訪時，東道主會鳴放二十一響禮炮作為歡迎儀式的一部分。這二十一響禮炮的火藥污染環境，巨大的噪音給人造成巨大的生理刺激，一點也不科學。可是西方社會并沒有因為它不符合科學就放棄之、革除之，至今奉行如儀。

可是，五四時賢所建構的科學崇拜，對于科學的適用范圍及其文化價值無限夸大，用這把尺子來度量五千年文明，到處都量出問題來。他們給科學制造了一個對應詞，叫做迷信。可是迷信是一種信仰態度，它跟宗教較為一致，跟科學即使不是完全無關，也是相隔比較遙遠的。

魯迅批評國人冥頑不化，拒絕接受“洋氣”的西方文化時，這樣寫道：“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著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1]這里將科學與扶乩并列，顯然是將科學問題拉扯到精神文化領域。

胡適在批評子固先生的文化主張時，直接將科學與“中國文化”對舉，那就更是將科學的適用范圍擴大到無邊無際。胡適說：“一面學科學，一面恢復我們固有的文化，還只是張之洞一輩人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案。老實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2]

在日后影響巨大的五四時賢中，蔡元培的長處是哲學和倫理學，胡適的長處是哲學和史學，陳獨秀的長處是傳統小學，李大釗的專業是政治學，劉半農的長處是語言學，錢玄同像陳獨秀那樣長于文字音韻學，魯迅、周作人的長處是文學。他們沒有一位研究過西方科學，可是他們意識到西方科學對于促進中國的變革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于是共同建構了一個科學崇拜的意識形態，無限拔高科學的地位，無限擴展科學的適用范圍，并將科學立為思想啟蒙、文化改造的一個標準、一個目的。對于中國文化中和中國社會中的萬事萬物，都用科學的火眼金睛審視一遍，將一切不合標準的事物、觀念、行為都命名為迷信。而一旦被五四時賢命名為迷信，那就是思想啟蒙的對象、文化改造的對象，首先要遭到蔑視，遭到妖魔化，最后難免受到批判和圍剿，直至徹底消滅。

消滅迷信之后，科學就可以昌明了。所以，樹立對于科學的信任和信仰，常常成為魯迅等五四精英人物的目的。

魯迅參與《新青年》的活動，是從給該刊《隨感錄》專欄寫文章開始的。后來這些文字結集出版時，魯迅在序言中寫道：“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于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3]可見用科學反對扶乩在魯迅看來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較早的一則隨感錄中，魯迅又將有關神靈等宗教領域的問題，跟科學問題糾纏在一起。他說：“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于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個方法排除他。”魏連殳不屑于接招，結果是一場虛驚。 再后來的歷史發展中，特別是“文革”時期，寒石山村愚民群體已經沒有搏斗或者掙扎的余地，他們的文化權利喪失殆盡，他們的風俗習慣也沒有存在的空間，他們只能在精英群體強大的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面前乖乖就范，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地“被”命名、“被”教化、“被”改造。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表現出來的破壞沖動，尤其是剝奪底層人文化權利、改造愚民群體的啟蒙沖動，正是在“文革”時期取得了強制性的勝利。 底層群體失去了文化依托，長期不知所措。精英群體教化說，要破除迷信、提倡科學，要用科學精神指導我們的生活，指導我們的國家。科學精神是什么？底層群體不知道，精英群體也不知道。我們只是隱隱約約知道，在否定底層群體的文化狀態、批判底層群體的所謂“國民劣根性”、剝奪底層群體的文化權利的所謂啟蒙運動歷程中，科學只是一個意識形態說辭，一個口實。 文化權利喪失的真正原因，在于政治權利的喪失。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野之一，在于他們制定再造中國方案時，所仰仗的資源大有區別。中國近代史上，活躍在歷史舞臺上的都是當時真正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其中的臺柱則是一身而兼二任，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等，既是權傾朝野的政治強人，又是眾望所歸的知識領袖。他們企圖通過精英控制的社會變革，進行產業的調整、利益的調整，以及社會組織模式的改進，引導中國平穩地、緩慢地走上獨立、富強的大道。他們知道決定一個國家走向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所以他們只在精英群體之中進行社會動員，而沒有想過干涉底層群體的文化權利。 五四時賢在發動并領導新文化運動之前，大多數只是當時歷史舞臺上的邊緣人物。他們對于中國幾十年來變法不成，理解為中國文化的腐朽、沒落、封閉、保守導致的結果，而不認為是政治權貴拒絕利益調整導致的結果。這個判斷錯誤是五四時賢進行啟蒙運動的起點。他們一面對知識精英所承載的孔孟儒學進行激烈的攻擊，一面對底層群體所代表的更加古老、更加原始的民間文化展開討伐。當五四時賢成為中國舞臺上的主流力量的時候，意味著那個代表孔孟儒學的知識精英群體已經從歷史舞臺上消失，新文化運動至此成功了一半。此后的工作重點，就在于對承載中國原始的民間文化的底層群體進行文化改造和政治改造。 毛澤東作為繼承了五四傳統的新一代精英群體的代表人物，一直眼光向下，從廣大底層群體中發掘社會變革的動力。他至少從三個層面對底層群體進行改造和利用。第一，繼承魯迅、胡適的遺志，對底層群體所承載的“落后的、愚昧的封建文化”，包括傳統社會中一切風俗習慣，進行毀滅性的清洗，并進而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取而代之。第二，繼承陳獨秀、李大釗的遺志，順應國際上普羅文化的風氣，喊著勞工神圣的口號，對底層群體進行政治動員和軍事動員，利用他們的力量從社會控制集團手中奪取政權，實現了國家的獨立。第三，用準軍事化的方式將底層群體主要是農民群體組織起來進行集體生產，過度征收農產品進行財富積累，以謀求工業的騰飛、核武器的發展和國家的強大。為了國家強大這一崇高目標，農民不但失去了支配自己產品的權利，甚至失去了留下口糧吃飽肚子的權利，淪為會說話的勞動工具。 底層群體文化權利的喪失跟政治權利的喪失緊密相關。他們在文化上遭遇激烈的批評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這是他們日后悲慘命運的最切近的源頭，后來他們文化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雙重危機，都是從這個源頭順理成章發展出來的。 底層群體之所以在五四時期遭遇激烈的文化批評，是因為五四時賢引發了一場激烈反傳統的狂潮。五四時賢之所以發起這樣一場激烈的反傳統狂潮，是因為清末以來社會控制集團缺乏變革中國的誠意和驅逐殖民力量的宏愿，導致國家積貧積弱，國民屈辱而又恐懼，由此積累下了巨大的怨憤之情和掙扎的欲求。由此不難看出，所有歷史時期精英群體與底層群體的關系模式都是大致相同的：由于精英群體的自私、謬妄、無能、瘋狂，一次次將國家和眾生推入危機之中，最后由底層群體付出毀滅性的代價。中國近代史在這個意義上體現了完整的連續性。20世紀初對義和團運動的剿滅和妖魔化，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饑荒，是這種歷史現象的極端表現。 [1] 魯迅：《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見《魯迅全集》（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頁。 [2] 胡適：《再論信心與反省》，見《胡適文存》（四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342頁。 [3] 魯迅：《熱風·題記》，見《魯迅全集》（1），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頁。 [4] 魯迅：《熱風·隨感錄三十三》，見《魯迅全集》（1），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頁。 [5] 魯迅：《花邊文學·迎神與咬人》，見《魯迅全集》（5），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頁。 [6] 魯迅：《彷徨·祝福》，見《魯迅全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0頁。 [7] 魯迅：《彷徨·孤獨者》，見《魯迅全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頁。 [8] 魯迅：《野草·復仇》注釋一，同上書，第173頁。 [9] 魯迅：《彷徨·孤獨者》，見《魯迅全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頁。 [10] 同上書，第87頁。 【本文系《中國的疼痛》之一章，該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4]

“扶乩”和“鬼話”，都是關乎神靈的問題，它們跟科學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人類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不同的文化解決不同的問題，它們以層疊的方式并存不悖。每天在實驗室進行分子實驗的科學家，星期天可以毫無顧忌地來到基督教教堂，聽牧師講上帝創世的故事，以及上帝讓一籃子餅吃飽幾千人的故事，還有上帝讓紅海裂開一條道路，放其選民以色列人通過，然后又突然合攏來，將追捕以色列人的埃及人盡數淹沒的故事。美國總統在舉行登基大典的時候，無論是律師出身還是資本家出身或者干脆就是科學家出身的總統，都是手撫圣經宣誓，雖然圣經里的鬼神他很可能從來沒有見過，可是這并不影響他以鬼神的名義向他的選民保證忠于職守。西方土生土長的科學并不試圖打倒西方的鬼神，而是至今依然和平相處，西方的科學傳入中國之后，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要打倒中國的鬼神？魯迅批評侍候鬼神的人“最恨科學”，不就因為這些科學的“半桶水”一定要用科學來向鬼神宣戰嗎？

用科學反對迷信的觀點，魯迅的文章中隨處可見。那么，究竟誰才是迷信的主要載體呢？

這個問題實際上不需要討論，因為“迷信”從來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而永遠是強勢文化對于弱勢文化的命名。強勢文化的擁有者一般是強者，弱勢文化的擁有者一般是弱者。所以，迷信實際上永遠是精英群體對于底層群體即卑賤群體的精神文化的一種歧視性命名。

中國古代的社會控制集團在選定孔子學說作為國家意識形態之后，將所有不了解或者不接受孔子學說的人群都命名為化外之民。化外之民的含義就是愚昧的、野蠻的、迷于邪教的、信于妖術的。這種命名突顯了主流文化的優越地位，給官方精英群體中的文人找到了弘揚圣學、教化蠻民的使命。秦漢以后，中國的佛教、道教和形形色色的民間宗教，都不時地遭遇打擊和破壞，唯有儒家文化一枝獨秀，永居正統地位。儒家文化的信奉者獨具命名迷信的權威。中國底層群體所信奉的文化最為卑賤，除了他們的祖先崇拜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其他信仰（比如地方神崇拜）不但無法得到支持和尊重，還常常被主流文化及精英群體目為邪教妖術。

這種精英群體與底層群體的文化關系，本是兩者之間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的表現。人類各個社會無不如此。古希臘人將跟他們信仰不一致的族群，統統命名為野蠻人。古羅馬接受了基督教為國教之后，所有其他精神文化都被看作邪教。在基督教的勢力范圍之內，各種民間宗教、原始宗教為了維護自己的宗教權利，對基督教進行了或積極或消極的抵制，基督教對所有這些抵制者一律格殺勿論。在歐洲基督教歷史上，有無數焚燒女巫的宗教迫害故事，這都是基督教消滅其他信仰的歷史插曲。當基督教及其背后的殖民者來到美洲、亞洲的時候，不只是這里的宗教被他們看作邪教，這些地區的所有文化都被他們看作妖術。他們作為征服者，以“文明”的名義和“上帝”的名義，把“蠻民”、“野人”、“偶像崇拜者”等等帽子戴給了他們所侵略過的每一片土地上的居民。

中國近代文化頗有中西合璧之妙。五四時賢原是中國主流文化的受惠者，他們本來習慣于以詩書禮樂睥睨草民文化。殖民者介入中國之后，中國從國家到朝廷到民間都遭遇到巨大的失敗，西方人成為名副其實的強者和征服者。傳統中國精英群體的邊緣分子堪稱得風氣之先，率先接受了殖民者帶進來的西方文化。這時候的強弱劃分有了新的含義，由于西方征服者成了絕對的強者，原先中國境內的各個群體無論皇上還是草民統統成了弱者。連冠冕堂皇威嚴了兩千多年的孔子學說也頓時成了千夫所指的謬說。

五四時賢原是傳統中國精英群體的邊緣分子，他們自信把握了歷史的潮流，掌握了“先進的”、“文明的”思想，立志要“再造中國文明”，并做下一個文明時代精英群體的核心人物。于是，他們不但具有足夠的優勢給那些愚昧的、頑固的草民群體及其文化命名，還敢于給那個千年不易的正統文化孔子學說予以否定性的命名——吃人文化、封建迷信。

于是五四時賢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在思想上，他們接受了殖民者的文化觀念和人文學術思想，所以他們代表了征服者的文化，并以此為武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徹底的否定和批判，對文化上最為保守的底層群體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在感情上，他們當然必須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所以他們內心對于西方殖民勢力恨之入骨，唯愿中國早日振興，擺脫列強的掠奪與凌辱。

五四時賢就是這么一種復合人格。

中國的傳統文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人文學術體系（包括道家、佛家學說），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另一個是底層群體所堅守的形形色色的宗教體系，包括原始宗教、佛教變體、道教變體等等，其中以原始宗教為主。

原始宗教與底層群體和精英群體的關系特別復雜。在等級社會形成以前，每個部落及其聯盟組織都是靠共同的原始宗教承擔社會認同的功能。等級社會剛剛出現的時候，掌握社會控制權力的上層群體就開始創造以政治學說為中心的人文學術，人文學術成為上流社會實現群體認同的知識體系的同時，還成為上流社會用來教化、馴服底層群體的武器。但是，底層群體永遠沒有機會參與到“國家生活”之中，他們對于政治沒有現實的經驗和理解，所以他們的思想觀念永遠沉溺在古老的宗教體驗之中。經過等級社會長達幾千年的發展，中國底層群體的精神世界，至今依然是由起源于遙遠的原始社會的原始宗教所支撐的，只是那原始宗教的命名及其儀式經歷了復雜的變異。

商代的湯王和宋代的蘇東坡都曾經帶領底層群體祭天祈雨，說明古代精英群體對于底層群體的宗教需求保持著尊重和順應態度，或許還具有一定程度的認同。中國古代的人文學術體系原是從原始宗教中脫胎而來，還保留著千絲萬縷的血肉聯系，所以古代精英群體對于底層群體的精神世界和宗教行為常常從文化上保持理解，在政治上則根據不同的時勢而選擇利用或鎮壓。

但是，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是一種起源于古希臘奴隸社會的人文文化。古希臘文化對于遠古時代的原始文化經過了較為徹底的揚棄，此后對于新舊約全書中的原始宗教成分，進行了精英化、文人化的改造，然后又用這經過精英化改造的基督教，對歐洲大地上的原始宗教遺存，進行了長達兩千年的剿滅和清洗。發展到18、19世紀，西方整個人文學術體系，離原始社會的各種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已經十分遙遠，唯有精英意識形態獨家膨脹。

當五四時賢接受了西方人文學術體系的訓練，并選擇西方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作為指導中國社會改造的權威意識形態，他們對于中國底層群體的宗教文化實在無法理解，更無法容忍。

請看魯迅《迎神與咬人》中對于底層文化的描述：

報載余姚的某鄉，農民們因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戴帽的，便用刀棒亂打他一通。這是迷信，但是有根據的。漢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婦，關城門，烏煙瘴氣，其古怪與道士無異，而未嘗為今儒所訂正。雖在通都大邑，現在也還有天師作法，長官禁屠，鬧得沸反盈天，何嘗惹出一點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為恐怕神看見還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憐；一面則也憎惡他的不與大家共患難。

迎神，農民們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們也不知道別一樣。

報又載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黨員，出面勸阻迎神，被大家一頓打，終于咬斷了喉管，死掉了。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據的。《精忠說岳全傳》說張俊陷害忠良，終被眾人咬死，人心為之大快。因此鄉間就向來有一個傳說，謂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為怨恨而至于咬，則被咬者之惡，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約民國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這樣的規定罷。

咬人，農民們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們也不知道別一樣。

想救死，想逃死，適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從由帝國成為民國以來，上層的改變是不少了，無教育的農民，卻還未得到一點什么新的有益的東西，依然是舊日的迷信，舊日的訛傳，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這回他們要得到“天討”。他們要駭怕，但因為不解“天討”的緣故，他們也要不平。待到這駭怕和不平忘記了，就只有迷信訛傳剩著，待到下一次水旱災荒的時候，依然是迎神，咬人。魏連殳不屑于接招，結果是一場虛驚。 再后來的歷史發展中，特別是“文革”時期，寒石山村愚民群體已經沒有搏斗或者掙扎的余地，他們的文化權利喪失殆盡，他們的風俗習慣也沒有存在的空間，他們只能在精英群體強大的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面前乖乖就范，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地“被”命名、“被”教化、“被”改造。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表現出來的破壞沖動，尤其是剝奪底層人文化權利、改造愚民群體的啟蒙沖動，正是在“文革”時期取得了強制性的勝利。 底層群體失去了文化依托，長期不知所措。精英群體教化說，要破除迷信、提倡科學，要用科學精神指導我們的生活，指導我們的國家。科學精神是什么？底層群體不知道，精英群體也不知道。我們只是隱隱約約知道，在否定底層群體的文化狀態、批判底層群體的所謂“國民劣根性”、剝奪底層群體的文化權利的所謂啟蒙運動歷程中，科學只是一個意識形態說辭，一個口實。 文化權利喪失的真正原因，在于政治權利的喪失。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野之一，在于他們制定再造中國方案時，所仰仗的資源大有區別。中國近代史上，活躍在歷史舞臺上的都是當時真正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其中的臺柱則是一身而兼二任，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等，既是權傾朝野的政治強人，又是眾望所歸的知識領袖。他們企圖通過精英控制的社會變革，進行產業的調整、利益的調整，以及社會組織模式的改進，引導中國平穩地、緩慢地走上獨立、富強的大道。他們知道決定一個國家走向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所以他們只在精英群體之中進行社會動員，而沒有想過干涉底層群體的文化權利。 五四時賢在發動并領導新文化運動之前，大多數只是當時歷史舞臺上的邊緣人物。他們對于中國幾十年來變法不成，理解為中國文化的腐朽、沒落、封閉、保守導致的結果，而不認為是政治權貴拒絕利益調整導致的結果。這個判斷錯誤是五四時賢進行啟蒙運動的起點。他們一面對知識精英所承載的孔孟儒學進行激烈的攻擊，一面對底層群體所代表的更加古老、更加原始的民間文化展開討伐。當五四時賢成為中國舞臺上的主流力量的時候，意味著那個代表孔孟儒學的知識精英群體已經從歷史舞臺上消失，新文化運動至此成功了一半。此后的工作重點，就在于對承載中國原始的民間文化的底層群體進行文化改造和政治改造。 毛澤東作為繼承了五四傳統的新一代精英群體的代表人物，一直眼光向下，從廣大底層群體中發掘社會變革的動力。他至少從三個層面對底層群體進行改造和利用。第一，繼承魯迅、胡適的遺志，對底層群體所承載的“落后的、愚昧的封建文化”，包括傳統社會中一切風俗習慣，進行毀滅性的清洗，并進而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取而代之。第二，繼承陳獨秀、李大釗的遺志，順應國際上普羅文化的風氣，喊著勞工神圣的口號，對底層群體進行政治動員和軍事動員，利用他們的力量從社會控制集團手中奪取政權，實現了國家的獨立。第三，用準軍事化的方式將底層群體主要是農民群體組織起來進行集體生產，過度征收農產品進行財富積累，以謀求工業的騰飛、核武器的發展和國家的強大。為了國家強大這一崇高目標，農民不但失去了支配自己產品的權利，甚至失去了留下口糧吃飽肚子的權利，淪為會說話的勞動工具。 底層群體文化權利的喪失跟政治權利的喪失緊密相關。他們在文化上遭遇激烈的批評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這是他們日后悲慘命運的最切近的源頭，后來他們文化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雙重危機，都是從這個源頭順理成章發展出來的。 底層群體之所以在五四時期遭遇激烈的文化批評，是因為五四時賢引發了一場激烈反傳統的狂潮。五四時賢之所以發起這樣一場激烈的反傳統狂潮，是因為清末以來社會控制集團缺乏變革中國的誠意和驅逐殖民力量的宏愿，導致國家積貧積弱，國民屈辱而又恐懼，由此積累下了巨大的怨憤之情和掙扎的欲求。由此不難看出，所有歷史時期精英群體與底層群體的關系模式都是大致相同的：由于精英群體的自私、謬妄、無能、瘋狂，一次次將國家和眾生推入危機之中，最后由底層群體付出毀滅性的代價。中國近代史在這個意義上體現了完整的連續性。20世紀初對義和團運動的剿滅和妖魔化，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饑荒，是這種歷史現象的極端表現。 [1] 魯迅：《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見《魯迅全集》（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頁。 [2] 胡適：《再論信心與反省》，見《胡適文存》（四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342頁。 [3] 魯迅：《熱風·題記》，見《魯迅全集》（1），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頁。 [4] 魯迅：《熱風·隨感錄三十三》，見《魯迅全集》（1），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頁。 [5] 魯迅：《花邊文學·迎神與咬人》，見《魯迅全集》（5），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頁。 [6] 魯迅：《彷徨·祝福》，見《魯迅全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0頁。 [7] 魯迅：《彷徨·孤獨者》，見《魯迅全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頁。 [8] 魯迅：《野草·復仇》注釋一，同上書，第173頁。 [9] 魯迅：《彷徨·孤獨者》，見《魯迅全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頁。 [10] 同上書，第87頁。 【本文系《中國的疼痛》之一章，該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5]

任何宗教都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宗教儀式即是此種嚴肅性的體現。嚴肅的事情都有某種或某些相關禁忌（禁忌從來是宗教的一部分）。文中那位戴帽的看客，正好冒犯了宗教禁忌。至于那位老人勸阻迎神，那更是對他人宗教及其儀式的公然挑釁。這種冒犯和挑釁，引起強烈的現場反應乃是必然的。

魯迅雖然對于底層群體懷有深切的同情，但是他過多地將底層群體悲慘境遇的原因歸結為底層群體自身的愚昧，而不是歸結為制度的安排，這實際上是在為社會控制集團開脫責任，為社會控制集團進一步奴役底層群體制造理由。

對于祥林嫂的描寫，關于她捐門檻的情節，可能是最凝重的一筆。

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使她蹙縮得像一個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額角，又釘住她的眼。祥林嫂似很局促了，立刻斂了笑容，旋轉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柳媽詭秘的說。“再一強，或者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她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里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當時并不回答什么話，但大約非常苦悶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兩眼上便都圍著大黑圈。早飯之后，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里去求捐門檻，廟祝起初執意不允許，直到她急得流淚，才勉強答應了。價目是大錢十二千。

……她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著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萊，淘米。快夠一年，她才從四嬸手里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鷹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嬸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6]

在精英群體看來，信仰原始宗教，比起信仰基督教、儒教或者佛教的人，只能以愚昧稱之，所以魯迅用了這么哀憐的感情，來描寫祥林嫂的宗教行為，意在強調她甘愿承受宗教壓迫的“迷信”。在精英群體看來，精英社會所信仰的主流宗教才是屬靈的，也是智慧的，底層群體的宗教肯定是黑暗的、迷信的、野蠻的、荒謬的。當我們放棄對于各種不同群體的宗教偏見，我們不得不承認，祥林嫂對閻羅大王的信念，跟基督徒對于上帝的信念、佛教徒對于佛陀的信念，并無區別。雖然他們在精英群體的人文學術體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但是他們作為不同群體各自的宗教，應該享有同樣尊貴的地位。像那位戴帽看客和那位勸阻迎神活動的老人那樣，輕慢甚至公然挑釁，顯然是錯誤的。為什么弱勢群體不會對強勢群體的宗教進行挑釁，而只有強勢群體即精英群體總是在歧視、挑釁、壓制弱勢群體即底層群體的宗教信仰及其文化？可見，文化歧視的背后，乃是權力的歧視，實際上也就是政治的歧視。

在小說《孤獨者》中，魯迅筆下的主人公魏連殳是一個接受了西學的洗禮，因而被山村的父老鄉親看作異類的人物。他的社會地位超乎山村之上，與此相應，他對于山村居民的文化、宗教、儀式等等也極度蔑視，幾乎視之為仇敵。葬禮是每一種文化中最能體現其核心價值的一種宗教儀式，每一種文化中的成員都會以極為嚴肅的態度參與其中，并恭敬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孤獨者》一開篇就是寫主人公在他祖母的葬禮上，與他所憎惡的底層群體及其文化進行的一場搏斗。那份精彩和深刻即使是在魯迅的小說中也是頗為少見的。

族長，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親丁，閑人，聚集了一屋子，豫計連殳的到來，應該已是入殮的時候了。壽材壽衣早已做成，都無須籌畫；他們的第一大問題是在怎樣對付這“承重孫”，因為逆料他關于一切喪葬儀式，是一定要改變新花樣的。聚議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條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請和尚道士做法事。總而言之：是全都照舊。

他們既經議妥，便約定在連殳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廳前，排成陣勢，互相策應，并力作一回極嚴厲的談判。村人們都咽著唾沫，新奇地聽候消息；他們知道連殳是“吃洋教”的“新黨”，向來就不講什么道理，兩面的爭斗，大約總要開始的，或者還會釀成一種出人意外的奇觀。

傳說連殳的到家是下午，一進門，向他祖母的靈前只是彎了一彎腰。族長們便立刻照豫定計畫進行，將他叫到大廳上，先說過一大篇冒頭，然后引入本題，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辯駁的機會。但終于話都說完了，沉默充滿了全廳，人們全數悚然地緊看著他的嘴。只見連殳神色也不動，簡單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

這又很出于他們的意外，大家的心的重擔都放下了，但又似乎反加重，覺得太“異樣”，倒很有些可慮似的。打聽新聞的村人們也很失望，口口相傳道，“奇怪！他說‘都可以’哩！我們看去罷！”都可以就是照舊，本來是無足觀了，但他們也還要看，黃昏之后，便欣欣然聚滿了一堂前。[7]

為了省卻不必要的麻煩，魏連殳選擇了特殊的方式跟他所仇恨的文化進行搏斗，那就是猶如行尸走肉般地完成這個儀式所要求的各項程序。但是他的內心，完全不參與，完全自外于這種文化和這個人群。他避開了跟這些愚昧的村夫村婦交鋒，用一種大蔑視的心態，完全不跟他們產生關聯。聯系魯迅的散文詩《復仇》來理解魏連殳的選擇，他的這種選擇實際上就是一種復仇方式。魯迅曾告訴朋友說：“我在《野草》中，曾記一男一女，持刀對立曠野中，無聊人競隨而往，以為必有事件，慰其無聊，而二人從此毫無動作，以致無聊人仍然無聊，至于老死，題曰《復仇》，亦是此意。”[8]

魏連殳正是出于對于庸眾、愚民及其文化的憎惡，有意不按照他們的預料對這些儀式進行抵制，乃以輕慢的態度全盤接受之，以此戲弄他所仇恨的愚民和愚民文化。

以下的表現根本不像是參加親人的葬禮，倒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行為藝術。

　　    我也是去看的一個，先送了一份香燭；待到走到他家，已見連殳在給死者穿衣服了。原來他是一個短小瘦削的人，長方臉，蓬松的頭發和濃黑的須眉占了一臉的小半，只見兩眼在黑氣里發光。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條，仿佛是一個大殮的專家，使旁觀者不覺嘆服。寒石山老例，當這些時候，無論如何，母家的親丁是總要挑剔的；他卻只是默默地，遇見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動。站在我前面的一個花白頭發的老太太，便發出羨慕感嘆的聲音。

其次是拜；其次是哭，凡女人們都念念有詞。其次入棺；其次又是拜；又是哭，直到釘好了棺蓋。沉靜了一瞬間，大家忽而擾動了，很有驚異和不滿的形勢。我也不由的突然覺到：連殳就始終沒有落過一滴淚，只坐在草薦上，兩眼在黑氣里閃閃地發光。

大殮便在這驚異和不滿的空氣里面完畢。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連殳卻還坐在草薦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淚來了，接著就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這模樣，是老例上所沒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無措了，遲疑了一會，就有幾個人上前去勸止他，愈去愈多，終于擠成一大堆。但他卻只是兀坐著號啕，鐵塔似的動也不動。

大家又只得無趣地散開；他哭著，哭著，約有半點鐘，這才突然停了下來，也不向吊客招呼，徑自往家里走。接著就有前去窺探的人來報告：他走進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9]

魯迅用一種荒謬感來描寫浙東寒石山村底層群體最為莊嚴的文化儀式，顯示了他跟這種文化、這個人群的天然的鴻溝。在魯迅的筆下，寒石山村那么具有人文內涵的葬禮文化，成了被曝光、被剝皮、被裸體羞辱的對象。就此而言，那個自覺扮演局外人甚至敵人形象的魏連殳，實乃魯迅的化身。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誕生了一大批像魯迅和魏連殳這樣的“吃洋教”的“新黨”[10]，他們以剛剛從西方學來的人文知識為依托，對本土文化發起了猛烈的進攻。底層群體用自己被迫繳納的貢賦，養大了自己文化的掘墓人。幾十年后，也就是20世紀60年代，“破四舊”的政治運動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開，底層群體的任何文化都無法躲過精英群體的法眼，他們的思想被命名為舊思想，他們的文化被命名為舊文化，他們的風俗被命名為舊風俗，他們的習慣被命名為舊習慣，統統都在掃蕩革除之列。

按照這種政治限制，他們失去了祭祀祖先的權利，他們失去了扭秧歌、跳儺舞等等驅鬼祈福的權利，他們失去了按照祖制舉行婚禮、葬禮的權利，他們失去了敬拜土地廟和寺廟的權利。總之，他們所有的精神寄托、文化滋養都全部失去了，因為那一切被命名為封建迷信，不符合新時代的科學要求。當年魯迅和魏連殳反對這些封建迷信、消滅愚民文化的愿望沒有完全實現，他們的后代精英群體終于取得了徹底的勝利。當年，寒石山村的愚民群體起而捍衛自己的文化傳統，準備跟魏連殳展開一場搏斗，可是魏連殳不屑于接招，結果是一場虛驚。

再后來的歷史發展中，特別是“文革”時期，寒石山村愚民群體已經沒有搏斗或者掙扎的余地，他們的文化權利喪失殆盡，他們的風俗習慣也沒有存在的空間，他們只能在精英群體強大的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面前乖乖就范，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地“被”命名、“被”教化、“被”改造。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表現出來的破壞沖動，尤其是剝奪底層人文化權利、改造愚民群體的啟蒙沖動，正是在“文革”時期取得了強制性的勝利。

底層群體失去了文化依托，長期不知所措。精英群體教化說，要破除迷信、提倡科學，要用科學精神指導我們的生活，指導我們的國家。科學精神是什么？底層群體不知道，精英群體也不知道。我們只是隱隱約約知道，在否定底層群體的文化狀態、批判底層群體的所謂“國民劣根性”、剝奪底層群體的文化權利的所謂啟蒙運動歷程中，科學只是一個意識形態說辭，一個口實。

文化權利喪失的真正原因，在于政治權利的喪失。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野之一，在于他們制定再造中國方案時，所仰仗的資源大有區別。中國近代史上，活躍在歷史舞臺上的都是當時真正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其中的臺柱則是一身而兼二任，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等，既是權傾朝野的政治強人，又是眾望所歸的知識領袖。他們企圖通過精英控制的社會變革，進行產業的調整、利益的調整，以及社會組織模式的改進，引導中國平穩地、緩慢地走上獨立、富強的大道。他們知道決定一個國家走向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所以他們只在精英群體之中進行社會動員，而沒有想過干涉底層群體的文化權利。

五四時賢在發動并領導新文化運動之前，大多數只是當時歷史舞臺上的邊緣人物。他們對于中國幾十年來變法不成，理解為中國文化的腐朽、沒落、封閉、保守導致的結果，而不認為是政治權貴拒絕利益調整導致的結果。這個判斷錯誤是五四時賢進行啟蒙運動的起點。他們一面對知識精英所承載的孔孟儒學進行激烈的攻擊，一面對底層群體所代表的更加古老、更加原始的民間文化展開討伐。當五四時賢成為中國舞臺上的主流力量的時候，意味著那個代表孔孟儒學的知識精英群體已經從歷史舞臺上消失，新文化運動至此成功了一半。此后的工作重點，就在于對承載中國原始的民間文化的底層群體進行文化改造和政治改造。

毛澤東作為繼承了五四傳統的新一代精英群體的代表人物，一直眼光向下，從廣大底層群體中發掘社會變革的動力。他至少從三個層面對底層群體進行改造和利用。第一，繼承魯迅、胡適的遺志，對底層群體所承載的“落后的、愚昧的封建文化”，包括傳統社會中一切風俗習慣，進行毀滅性的清洗，并進而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取而代之。第二，繼承陳獨秀、李大釗的遺志，順應國際上普羅文化的風氣，喊著勞工神圣的口號，對底層群體進行政治動員和軍事動員，利用他們的力量從社會控制集團手中奪取政權，實現了國家的獨立。第三，用準軍事化的方式將底層群體主要是農民群體組織起來進行集體生產，過度征收農產品進行財富積累，以謀求工業的騰飛、核武器的發展和國家的強大。為了國家強大這一崇高目標，農民不但失去了支配自己產品的權利，甚至失去了留下口糧吃飽肚子的權利，淪為會說話的勞動工具。

底層群體文化權利的喪失跟政治權利的喪失緊密相關。他們在文化上遭遇激烈的批評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這是他們日后悲慘命運的最切近的源頭，后來他們文化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雙重危機，都是從這個源頭順理成章發展出來的。

底層群體之所以在五四時期遭遇激烈的文化批評，是因為五四時賢引發了一場激烈反傳統的狂潮。五四時賢之所以發起這樣一場激烈的反傳統狂潮，是因為清末以來社會控制集團缺乏變革中國的誠意和驅逐殖民力量的宏愿，導致國家積貧積弱，國民屈辱而又恐懼，由此積累下了巨大的怨憤之情和掙扎的欲求。由此不難看出，所有歷史時期精英群體與底層群體的關系模式都是大致相同的：由于精英群體的自私、謬妄、無能、瘋狂，一次次將國家和眾生推入危機之中，最后由底層群體付出毀滅性的代價。中國近代史在這個意義上體現了完整的連續性。20世紀初對義和團運動的剿滅和妖魔化，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饑荒，是這種歷史現象的極端表現。

【本文系《中國的疼痛》之一章，該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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