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盜亦有道　　

劉占鋒　　

    盜亦有道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成語。其中“道”有兩個涵義。一是“道義”，二是指規律。　　

    在“道義”方面，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指盜賊行動本身有應該遵循的“道義”。相傳春秋時奴隸起義領袖跖，曾被誣為“巨盜”。一天，盜跖的黨徒問他：“我們做強盜的也有道義嗎？”盜跖說：“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見《莊子•胠篋》）。這里根據事前能否對盜竊對象有無財寶做出準確判斷、事中能否奮勇爭先、事末能否勇于殿后、對盜竊行為是否可行能否做出準確預測、事后分贓能否公平分配等五個方面，劃分了“圣”、“勇”、“義”、“智”、“仁”五個境界。這是關于盜亦有道的最早論述。　　

    二是指盜賊在偷盜對象上也有應該遵循的“道義”。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三》中：“獻縣李金梁、李金桂兄弟，皆劇盜也。一夕，金梁夢其父語曰：“夫盜有敗有不敗，汝知之耶？貪官墨吏，刑求威脅之財；神奸巨蠹，豪奪巧取之財；父子兄弟，隱匿偏得之財；朋友親戚，強求詐誘之財；黠奴干役，侵漁乾沒之財；巨商富室，重息剝削之財；以及一切刻薄計較、損人利己之財，是取之無害。罪惡重者，雖至殺人亦無害。其人本天道之所惡也。若夫人本善良，財由義取，是天道之所福也；如干犯之，是為悖天。悖天者終必敗……真儒余里人也，嘗舉以告姚安公，謂盜亦有道。”這明顯是從盜竊對象上看其行為是否符合“道義”。若系不義之財，則“取之無害”，“罪惡重者，雖至殺人亦無害”。因為這是符合天理的。若“財由義取”，貿然取之，則違背天理，終究必然敗露。　　

    在社會規律意義方面，是指盜賊現象反映著社會基本狀況，是有規律可循的。我國著名學者鄭振鐸在《集外•風濤三》中說：“盜亦有道！天下無道，賞罰征伐便自群盜出，嗚呼！”這主要是說，一旦天下無道，必然群盜蜂起。中國歷史上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無一不是發生在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歷史時期。這是被歷代反動統治階級污蔑為“盜”的。其實，在這些時期，沒有政治目的的“純粹盜賊”同樣蜂擁而起。　　

    由此可見，盜亦有道所講的“道義”，最早只是對盜賊之間在“義氣”方面的約束，到清代就逐漸為其注入了一些“替天行道”的因素，到政治家眼里，盜亦有盜又成了一種社會發展規律。　　

    盜亦有道的“道”，如果單從“道義”來講，看似說的難上大雅之堂的齷齪之事，其實它作為一種社會文化，也很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本質區別。凡事講道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基本特點。著名學者周輔成認為，從字源上說，義，上為“羊”，當是當時人們的主要財產之一；下為“我”，古時寫法，“我”的左邊為“禾”，右邊為“戈”。其含義就是手執干戈以保衛財產。所以，“義”本來就是一個與政治、經濟密切相關的概念，它的作用就是維持社會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秩序，是一種立法、衛法、守法的行動和規則。郭沫若認為，所謂“德”，從“直”、從“心”，說明正直、正義是道德觀念中最重要的內容。他從《尚書》、《詩經》就有大量的“德”字推論，認為我國自周代始，就十分強調重道德，重正直，重正義。實際上，這時正直和正義已經成為我們祖先維持社會秩序的“百德之首”了。就連社會最為人們看不起的盜賊都要遵從一定的“道義”原則，整個社會道德規范自然也就不會出現大的問題。　　

    所謂西方文化，主要是指西方近代文化，即西方資本主義時期文化。它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提倡競爭、物競天擇的叢林法則。為人處事，只講利益、法則，不講道義。這樣，社會生活中赤裸裸的拜金主義，不擇手段地爾虞我詐，人際關系的冷漠，孤獨，人格分裂，精神空虛，殺人、自殺等問題層出不窮也就成了其應有之義。現在人們痛恨的“濫殺無辜”的“恐怖主義”，實際上就是西方文化環境中產生的一種報復形態。因為在“物競天擇”的文化環境中，報復行為沒有什么道義可講。同時，報復者往往都是弱者，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可能按照強者的規則去進行，只能選擇能夠利益最大化（主要體現為影響最大化）的方式。　　

    所以，對于人們的行為準則，西方強調的是“法律約束”，只要不違反法律，什么事都可以去做；中國則強調“道德約束”，即使不違法，只要不道德，都不應去做。可見，盜亦有道，是只有中國才有的文化現象，也是中華傳統文化之所以“優秀”的表現之一。　　

    由此聯想到一些現象，心中難免惴惴不安。一些地方，在更新觀念的旗幟下，人們放棄幾千年形成的道德約束，熱衷于沒有道德底線的“競爭”。結果，這些地方不僅黨風、政風一敗涂地，而且慫恿、造就了一批厚顏無恥的精英集團，甚至推動了社會性的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道德失范，并最終形成了彌漫于社會各個層面的腐敗文化環境。最為令人揪心的是，西方式的“恐怖性”社會報復事件也已日漸增多。在國際上對“中國制造”大加討伐的時候，美國《商業周刊》網站2007年8月17日發表了里克•施瓦茨曼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德魯克給中國的提醒”。作者是根據一個紀念已故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著作的研討會有感而發，可謂一語中的：中國制造的最危險的東西既不是刷含鉛油漆的玩具車，也不是磁鐵脫落的洋娃娃和蝙蝠俠玩偶，而是迅速蔓延的重利輕義的資本主義風氣。　　

    如果把盜亦有道上升到理論層面，作為一種社會道德狀態，它是學者們常常引用的“木桶理論”中的最關鍵的那塊最低的“木板”。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社會危機達到頂峰，晚清大思想家大詩人龔自珍大聲疾呼：“亡國滅種的大禍就要臨頭了！”其標志就是：“官無廉官，吏無能吏，兵無勇士，軍無良將，民無良民，甚至盜無俠盜。”看來，把“盜亦有道”看作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社會道德水準的晴雨表、警戒線也不為過。根本問題是，必須真真正正正確認識我們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切實努力修復我們幾千年形成的社會道德規范，這既是一個急迫同時又是長期的任務，也是關系我國長治久安、持續發展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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