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丁耘博士辯護在天安門廣場立孔子像的說辭

奚兆永

前不久，有人談起天安門廣場樹孔子像的事，說贊成者中有以毛澤東曾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遺產(chǎn)”作為理由的。最近，在網(wǎng)上讀到丁耘博士寫的一篇題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天安門廣場的政治地理學》的文章，對此又有發(fā)揮，說什么“建國以來，孫中山的肖像在某些重大節(jié)日慶典總是出現(xiàn)在天安門廣場。作為這句名言的全面落實，增加孔夫子的雕像，又有什么可驚異的呢？有的左翼堅執(zhí)毛在非正式場合“孔學名高實秕糠”的評論，試圖徹底否定儒家，完全推到對立面去。這種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否聰明暫且不論，只需再次提醒激進左翼：在中共歷史上對儒家的態(tài)度有過起伏，延安時期就比文革溫和睿智得多。”對于丁博士這些辯護在天安門廣場立孔子像的說辭，實有加以批駁的必要。

一、    毛澤東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就是肯定孔子嗎？

我們知道，毛澤東是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論新階段》報告的最后講學習問題時講到這番話的。他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接著，他分別就學習革命理論、歷史知識和對當前運動的了解作了論述。當說到“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chǎn)”時，他說，“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個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恩啊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是一個發(fā)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ǎn)。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由重要的幫助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在這里，毛澤東是要人們——首先是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批判地總結我國幾千年的歷史，所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并不是對他們兩個人的肯定，而是用一種形象的說法來表示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他說的“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幫助的”顯然不是孔夫子和孫中山兩個人對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有重要的幫助，而是指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批判地總結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這件事。丁博士竟然把在天安門廣場“增加孔夫子的雕像”說成是對毛澤東“這句名言的全面落實”，對于這種滑天下之大稽的高論，除了讓人感到驚愕以外還能說什么呢？順便要說的是，毛澤東不僅曾經(jīng)用“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種形象的語言來指稱從古到今的中國歷史，還曾用“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頁）這樣帶有神話傳說色彩的語言來指稱歷史，按照丁博士的解讀，這是毛澤東對盤古和三皇五帝的肯定，而為了“全面落實”毛澤東的“這句名言”，是不是在天安門廣場上也要雕塑盤古和三皇五帝的像呢？丁博士在復旦大學哲學系是教“西方經(jīng)典名著導讀”課的，如果他在課上像這樣進行“導讀”，那他究竟要把聽他課的莘莘學子 “導”到哪里去呢？

二、丁博士的矛頭究竟是指向左派，還是直指毛澤東？

丁文說，“有的左翼堅執(zhí)毛在非正式場合‘孔學名高實秕糠’的評論，試圖徹底否定儒家，完全推到對立面去。這種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否聰明暫且不論，只需再次提醒激進左翼：在中共歷史上對儒家的態(tài)度有過起伏，延安時期就比文革溫和睿智得多。”

表面上看，丁博士是在批評左派，實際上，其真正的矛頭是直指毛澤東的。說什么“孔學名高實秕糠”是毛澤東“在非正式場合”的評論，想用這么一句話就把毛澤東對孔子的基本評價給否定了，丁博士未免也太聰明過人了。什么叫“正式場合”？1973年，毛澤東正在領導批林批孔運動，在黨的十大前夕，他多次講到歷史上的儒法斗爭。7月17日，他會見楊振寧時說，“我們郭老，在歷史分期這個問題上，我是贊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書》里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fā)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8月5日，他在與江青談話時再次講到，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他還當場念了所寫的一首題為《讀<封建論>呈郭老》的七言律詩，“孔學名高實秕糠”就是其中的一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9-1650頁）當時，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會見美籍華人楊振寧是不是“正式場合”？而作為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通過時任政治局委員的江青把他的思想觀點傳達到到政治局，是不是“正式場合”？“詩言志”，毛澤東作為一個政治家、理論家和詩人，完全可以用詩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意志，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無疑是正式的公開的權威的出版物，何言“非正式”？丁文想用一個所謂“非正式”的說法來否定毛澤東對于孔子的評價，這能成立嗎？。

當然，丁博士對于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可以不贊成，但是如果僅僅因為這些觀點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說的，就認為是“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就認為“在政治上是不聰明的”，這樣的判斷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不要忘記，文化大革命是黨史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是不能從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除去的。實際上，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即主張對于文化大革命“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他在1978年12月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說，“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發(fā)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fā)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fā)生的缺點、錯誤，適當?shù)臅r候作為經(jīng)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tǒng)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jīng)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分析，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jīng)過更長一段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頁）可是，有一些在文革中受過沖擊的人，他們對文革耿耿于懷，急于要全盤否定毛澤東，否定文化大革命，為了對付這一部分人，鄧小平后來又改變了看法，他在1981年5月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同上，第306頁）他還說，“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第二，我們?nèi)辏ㄖ?949-1981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同上，第306頁）對于建國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nèi)的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成就，他肯定地說：“建國后我們的經(jīng)濟建設是有偉大成績的，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工業(yè)體系，培養(yǎng)了一批技術人才。我國工農(nóng)業(yè)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指到1978年——引者）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同上，第163頁）他特別提到“‘文化的革命’期間”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就。他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盡管國內(nèi)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國際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同上，第305頁）后來他在1992年深圳等地視察時還說過這樣的話：“大家要記住那個年代 ，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把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頁）他說的“大家要記住那個年代”，顯然是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nèi)的，因為“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的成果正是在文化的革命期間搞出來的。前不久播放的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歌頌我國研制兩彈一星的偉大成就，如果因為其中許多重大成就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取得的而采取回避態(tài)度的話，那還能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嗎？

至于丁博士說什么“在中共歷史上對儒家的態(tài)度有過起伏，延安時期對孔子的態(tài)度“就比文革溫和睿智得多”，也是毫無根據(jù)的。我們知道，毛澤東的名著《新民主主義論》是1940年在延安寫的，其中在講到新民主主義文化部分時，對尊孔讀經(jīng)之類的反動文化有一段非常決絕的話：“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統(tǒng)治和半統(tǒng)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護花思想的文化 ，都屬于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jīng)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jīng)、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他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東西，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建立不起來。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695頁）毛澤東對于包括尊孔讀經(jīng)、宣揚舊禮教、舊思想在內(nèi)的舊文化的反對態(tài)度是何等的堅決，何等的鮮明，稱他們是“反動文化”，認為他們“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說這個斗爭“是生死斗爭”。這當中難道有一絲一毫的“溫和”嗎？至于“睿智”與否，丁博士自視甚高，以為自己很“睿智”。他盡可以批評別人不“睿智”，但是，無情的事實是：自五四以來，那些對中國走向產(chǎn)生過極大影響思想家，像陳獨秀、吳虞、李大釗、毛澤東、魯迅、錢玄同、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又有哪個不是主張“打倒孔家店”的？胡適晚年思想有變化，他也沒有否定“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難道他們都不如你丁博士“睿智”嗎？

當然，毛澤東在幼年也讀過四書五經(jīng)，但那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讀的。他曾對斯諾說，“我熟讀經(jīng)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我愛看但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于造反的故事。……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里讀的。”（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108頁）后來，他讀的就不是這一套“舊學”而是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新學”了。再后來，他又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舊學”和“新學”都采取了批判的態(tài)度。實際上，在整個延安時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chǎn)黨對孔子的態(tài)度是一貫的。這一點，我們從他在1942年所作的《整頓黨的作風》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灑，“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這種學習的內(nèi)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識字便是從這里學來的。何況現(xiàn)在學的不是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語、歷史、地理和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頁）這里說的很清楚：孔子那“一套”“內(nèi)容”已經(jīng)“陳舊了”，對于毛澤東來說，只是起到了幫他“識字”的作用而已。當然，毛澤東在一些講話里也引用過孔子的一些話，就內(nèi)容而言，涉及的只是關于學習與教育，至于他的政治觀點和倫理思想，毛澤東從不引用，相反，還提出要“加以更多的批判”。1939年2月20日在寫給張聞天的一封信里就說道，“關于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考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qū)別。”（《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頁）后來，他還稱孔子的這些東西是“半封建文化”，是“反動文化”。這里哪有一點什么“溫和”的態(tài)度？！

三 、利用紫禁城的建筑和在天安門廣場樹孔子像根本就是兩回事

丁文說，“包括天安門在內(nèi)的整個紫禁城建筑群，都是按照儒家的廟堂禮制傳統(tǒng)構筑的。“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周禮.春官.小宗伯》）。劉敞云：“天子諸侯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周禮正義》引）天安門左右兩側的太廟和社稷壇雖已改為勞動人民文化宮及中山公園，但在天安門左前方興建的革命歷史博物館與右前方興建的人民大會堂，難道就沒有共和國自己的宗廟與社稷的涵義？在這個基本按照儒家經(jīng)義建造的地理環(huán)境里，在革命歷史博物館已然擴建為國家博物館之后，于廣場邊緣擺上一個孔夫子，作為整個中國歷史的象征，難道有什么不妥嗎？如果要說不妥，那是新中國以紫禁城一帶為政治中心不妥在先。好在建國者們沒有這種魯莽滅裂的歷史觀，他們通過對天安門一帶別具匠心的改造，明智地展示了何為“舊邦新命”。

在這里，丁博士顯然把兩個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混為一談了：一個是封建統(tǒng)治者當初建設都城的指導思想；一個是新中國領導人規(guī)劃改造建設北京和天安門廣場地區(qū)的指導思想。如果說明代封建統(tǒng)治者在建設都城時有“左祖右社”的指導思想，那么新中國領導人改造和建設首都的指導思想與他們是根本不同的。首先，把太廟改為勞動人民文化宮，把社稷壇改為中山公園，把過去的宮廷廣場改為閱兵和人民群眾舉行盛大集會的場所，乃至后來建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和兩個博物館及修毛主席紀念堂，這一切都體現(xiàn)了人民至上、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精神，與當初封建帝王的王權思想及所謂“左祖右社”的觀念根本就是兩回事，或者不如說，正好是與其對立的。在1958年進行天安門廣場改造時，所遵循的指導思想也決不是什么“左祖右社”。我們知道，當時在考慮人民大會堂建筑的朝向時，多數(shù)建筑師都主張將其建在天安門城樓的對面，后來是周總理考慮到毛主席百年之后要建紀念性建筑需保留南面的地面才改為建在西面。這和所謂的“左祖右社”的皇家傳統(tǒng)顯然也沒有關系。進而言之，過去說什么“左祖右社”是以皇宮為中心來說的，明成祖在建都時是在中心御道的兩側布置了廟、社兩組建筑，而不是以天安門為中心來布置“左祖右社”的，更不是在宮廷廣場的兩側布置“左祖右社”的。我們知道，舊時在天安門前有一個T形的宮廷廣場，廣場兩側的宮墻之外布置了中央衙署，這些衙署的布置和“左祖右社”的“原則”顯然也是毫不相干的。總之，丁博士關于“左祖右社”的說法與歷史事實是大相徑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國建立后，把故宮作為博物館，國家領導人進駐中南海，這樣利用舊時的建筑也是很自然的。難道我們可以將這些過去帝王將相和王公貴族的建筑統(tǒng)統(tǒng)棄之不用嗎？應該說，這些建筑凝聚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血汗，它理應歸還給勞動人民包括他們的領導人使用。實際上，當時的領導人并不熱衷于住進這些建筑。毛澤東最初住在雙清別墅，還不愿意搬進中南海呢。丁博士硬說什么共和國的領導人有按照“左祖右社”的“原則”搞自己的“宗廟與社稷的涵義，”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至于現(xiàn)在在天安門廣場立孔子像，這和當年新中國領導人合理地改造利用舊建筑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現(xiàn)在有些人別有用心地想透過樹孔子像以實現(xiàn)其否定革命歷史，復辟舊思想、舊制度的陰謀，是全國人民所斷然不能接受的。丁博士硬把這兩件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事拉扯在一塊，除了說他已經(jīng)心勞日拙之外又能說明什么呢？

四、駁丁博士的“多批評些文化，多肯定些政治”論

丁博士在前年發(fā)表過一篇題為《多批評些文化，多肯定些渣滓》的短文，與這里討論的問題關系極為密切，不能不加以討論。

丁文說，“反省五四有個兩難：首先，五四運動與中國革命的正當性論證緊密結合在一起。歸根結底，反省五四的危險在于動搖現(xiàn)代中國的建國正當性。另一方面，不反省五四，任由五四運動關于傳統(tǒng)的那些消極意見占據(jù)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頭腦，動搖的則是現(xiàn)代中國的統(tǒng)治正當性與歷史歸屬感。

丁博士不愧是一個“睿智”的人，或者更準確地說，不愧是一個精明的上海人。（朱镕基在上海擔任領導人時曾謂，“上海人精明而不聰明”，雖然略有貶義，但此話并不針對所有上海人，而且其出發(fā)點也是善意的。）他提出的“兩難”，一方面他不敢反思五四運動，怕反省五四會動搖建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他又非反思五四運動不可，怕不反省五四，會丟掉他所珍愛的傳統(tǒng)，動搖現(xiàn)代中國的統(tǒng)治正當性與歷史歸屬感。對他來說，這兩個方面他都怕，都不敢得罪。但是，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如果不反帝反封建，那還叫新民主主義革命嗎？至于他所說的傳統(tǒng)，其實就是封建糟粕，乃是革命的對象，一方面要表示擁護革命，一方面又要維護革命的對象，這樣，精明的丁博士就理所當然地陷入了他所說的“兩難“之中。

怎么辦呢？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孔子和儒家所主張的“中庸之道”了。丁文說，“有兩個方面可以嘗試，一方面就是儒家和現(xiàn)代中國的關系，甚至同中國革命的關系是不是可以從積極的方面思考；第二，我們重新思考文化和政治的關系，試著把文化和政治區(qū)分開。我對五四的總結是，把文化和政治方面反過來看，用一種不同于八十年代的前輩的方式去考慮五四和文革。我希望對五四的文化方面批評得多一些，對政治方面肯定得多一些。因為政治的結果是建國，建立一個統(tǒng)一強大的、獨立自主的、不再受威脅被欺凌的國家。國家的獨立自主就是我們所謂解放。在文化方面，要反過來思考。我希望中國的未來，是在一些明智的青年手中，他們會對中國的傳統(tǒng)（包括古代傳統(tǒng)與革命傳統(tǒng)）有冷靜的考慮和熱情的肯定。”

我們知道，在中國，長期以來，孔子或儒家的的一套是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因此他們在五四時首當其沖，成了批判的對象，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把它作為積極地東西來加以保存，那就只有站在五四運動的對立面，站在反對和否定五四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上，這些人不是當權的反動統(tǒng)治階級，就是一些維護舊制度、舊觀念的封建遺老和封建遺少。至于說“把政治和文化區(qū)別開來”，“多批評些文化，多肯定些政治”，那也是自欺欺人之談。毛澤東說得好：“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jīng)濟在觀念形態(tài)上的反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頁）歷代的反動統(tǒng)治階級為什么要把孔子、孔學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漢武帝為什么要“廢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清末的封建統(tǒng)治者又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不就是因為儒術和孔子的文化是符合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的，他們需要利用儒家和孔子的那一套來奴役人們的思想，維持他們的統(tǒng)治地位？帝國主義為什么對孔子和儒家學術有那么大的興趣？毛澤東說得非常明白，他們“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應該說，無論是反帝還是反封建，都是極其嚴酷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沒有折中、調(diào)和的余地的。

必須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舊中國。中國早在62年前已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且在55年前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現(xiàn)在居然還有人跑出來否定反封建禮教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不是否定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后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開歷史的倒車是什么？！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里說的政權與輿論、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企事也就是政治與文化的關系。丁博士把政治與文化割裂開來并且對立起來是完全違背毛澤東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述的，其為害之烈也是十分明顯的。

從思想方法來說，丁博士想在根本對立的兩個方面搞調(diào)和，搞折中，想兩面都討好，兩面都不得罪，其實是在搞折中主義，踐行孔子和儒家的“中庸之道”，但實際上這是行不通的。魯迅早就批評過這種折中主義。他談到了“叭兒狗”，說它“雖然是狗，又恨像貓，折中，公允，調(diào)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別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臉來。因此也就為闊人、太監(jiān)、太太、小姐們所鐘愛，種子綿綿不絕。它的事業(yè)，只是一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豢養(yǎng)，或者中外的娘兒們上屆的侍候，脖子上拴上細鏈子根在腳后跟。”（《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288頁）對于這種“叭兒狗”，魯迅主張“應該先行打它落水，又從而打之”。（同上，地88頁）魯迅的話好像是在罵人，其實他并不主張罵人，只是比喻而已；而比喻總是跛腳的，它只是取其某一方面的“像”罷了，是不能求全責備的。對此，我相信丁博士是能夠理解的。

對所謂“中庸之道”和折中主義的態(tài)度，毛澤東也是堅決反對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大革命時期，他就反對戴季陶的信徒“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chǎn)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的反動主張。同時主張“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同上，第17頁）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他還說過：“積四十年（只孫中山——引者）和二十八年（指中國共產(chǎn)黨——引者）之經(jīng)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 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頁）丁博士既不滿于左派，又對西化派表示不滿，似乎想“騎墻”，要走“第三條道路”，同樣也只不過是幻想。而從他對毛澤東的實際態(tài)度來看，他與所謂西化派其實是并無二致的。

丁文還說，“五四被稱為中國的啟蒙運動，無非是因為它有些地方和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啟蒙相似。而歐洲啟蒙的一些重要人物在很長一段時期恰恰是以中國文化為楷模批判當時的西歐特別是法國的現(xiàn)實，其主要資源是儒家特別是理學。他們的啟蒙在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用儒家的資源去批判基督教神學，借以重新思考現(xiàn)代絕對主義國家的哲學基礎。從這個角度看，儒家并不是陳舊的破爛，它也許代表了一種睿智溫和的現(xiàn)代思想。在這個意義上，五四對儒家的反對并非現(xiàn)代反對古代，而是現(xiàn)代性的激進因素反對溫和因素。”

應該說，五四運動和西歐的啟蒙運動確有某些相似之處，這個相似之處不是別的，恰恰是它們都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至于說西歐某些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如伏爾泰很崇拜孔子，那也不是全無事實根據(jù)，但在許多地方是被夸大了。我們知道，伏爾泰并沒有到過中國，他關于中國的知識，差不多都來自法國的耶穌會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到中國來宣傳天主教，開始遇到的阻力很大，后來改變策略，他們到中國后首先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學習儒家經(jīng)典，以表現(xiàn)自己的淵博，從而可以比較方便地于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往來。同時，他們裝得很謙恭，為的是博得中國人的好感。當這些傳教士也把中國的情況和儒家經(jīng)典介紹到法國時，也把他們對中國的謙恭態(tài)度帶到了法國，伏爾泰顯然也受到了這些傳教士的影響。當然，伏爾泰也讀過已被傳教士翻譯為拉丁文的孔子的著作。他說，“我鉆研過他的著作；我還作了摘要；我在書中發(fā)現(xiàn)他最純樸的道德思想，絲毫不染江湖色彩。”（伏爾泰：《哲學辭典》，上冊，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322頁）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伏爾泰畢竟是一個資產(chǎn)階級思想家，處于他那個時代，階級斗爭學說還沒有出現(xiàn)，他還不能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孔子的一些言論。就以他最為欣賞的孔子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來說，這種欣賞也只是字面上的欣賞，拿到現(xiàn)實生活中去是無法實行的。這里試以一個現(xiàn)實的資產(chǎn)階級為例，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剝削階級，他盡管不喜歡別人侵占他的財富{“己所不欲”)，但他決不會因此而終止對別人的剝削（“勿施于人”）。還要看到，伏爾泰對中國和孔子也不是一味稱贊和肯定，他也是有分析的。實際上，伏爾泰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孔子都有微詞。關于中國，他曾這樣直言不諱地指出，“我不想在這里研究已能認識并運用一切有益于社會的智慧的中國人，為什么在科學方面沒有同我們一樣取得長足進步。”（伏爾泰：《風俗論》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6頁）關于孔子，他說得也很坦率：“孔子不創(chuàng)新說，不立新禮；他不做神啟者，他也不做先知。他是傳授古代法律的賢明的官吏。”（同上，第 77頁）應該說，在這兩方面，伏爾泰都說到了點子上。兩千年來，中國封建統(tǒng)治者由于獨尊儒術，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知識只是限于“四書五經(jīng)”之類的儒家經(jīng)典,而學習這些東西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當官（所謂“學而優(yōu)則仕”），至于自然科學和生產(chǎn)技術則長期不受重視，雖有四大發(fā)明，但是，生產(chǎn)力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發(fā)展而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在這方面封建統(tǒng)治者和儒家——特別是孔子，都是難辭其咎的。就孔子來說，他所遵循的是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則”，只是祖述前人的思想而毫無創(chuàng)造可言；而在政治上，則是所謂“克己復禮”，一心開歷史的倒車，要恢復周公之禮；而且，作為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孔子一生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不僅自己四體不勤，五谷不分，沒有生產(chǎn)知識，還反對自己的學生學習生產(chǎn)知識，結果弄得兩千年來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崇尚“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chǎn)力又怎么會有進步呢？

對于中國的停滯不前，伏爾泰分析道：“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人對祖先留傳下來的東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崇敬心，認為一切古老的東西都盡善盡美；另一原因在于他們的語言的性質(zhì)——語言是一切知識的第一要素。用文字表達思想本應是一種極其簡單的手段，然而對于中國人來說，每個詞都由不同的字構成。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有的人直到老還是寫不好。”（同上，第215-216頁）

伏爾泰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分析的兩個原因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在“對祖先留傳下來的東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崇敬心，認為一切古老的東西都盡善盡美”方面，孔子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保守主義者。可以說，他的眼睛只知道向后看而不會向前看，只想恢復過去的舊東西，而不懂得社會是向前發(fā)展的。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中國停滯了兩千年，基本上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如果說有變化，那就是帝國主義打進了中國而與中國原來的封建勢力相勾結，中國成了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人民陷入了更加悲慘的境地。今天也還有一些人其實也是一樣，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堅持和宣揚的一些東西不僅在今天是落后的過時的，是應該拋棄的陳舊的東西，實際上老早就是應該拋棄的破爛貨了。丁博士也是這樣的人。他居然把孔子的一套看作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一個因素，殊不知，正是伏爾泰給我們指明了，孔子的保守思想是中國不能和歐洲一樣進入現(xiàn)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至于中國語言文字對現(xiàn)代化的阻滯作用，本來也是極為明顯的。拼音文字只須很短時間即可掌握，能說就能寫，而所謂表意的漢字卻要耗去中國讀書人一生中最寶貴的時間，而且還極大地影響了他們對于其他科學知識的學習和研究。伏爾泰把中國的漢字看作是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無疑是非常正確的。直到今天，漢字還是拖中國現(xiàn)代化后褪的一個沉重的包袱，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青少年至今仍然身受其苦、深受其害。魯迅曾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癥，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么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頁）魯迅此話應該說也是十分精辟的至理名言，五四以來很多有識之士實際上也都是這樣認為的。可是現(xiàn)在卻有人把繁難的方塊字當成是“國寶”，不僅要否定拼音化的正確方向，甚至連簡化漢字也不能容忍，想將其取消。這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后退，也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進步的后退。現(xiàn)在有一些人不喜歡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棋手魯迅，不過他們對于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人物伏爾泰大概還是很有些好感的，為什么不能好好聽聽他的意見呢？

總之一句話，中國要進步，要現(xiàn)代化，就必須沿著五四以來所走過的正確道路，繼續(xù)清除阻礙中國邁向現(xiàn)代化的包括孔子和儒家思想在內(nèi)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舊道德，而不是讓這些東西再死灰復燃。社會總應該向前進步，而絕不應該往后倒退。

“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并沒有過時，樹孔子像之類的倒行逆施必須終止！

將孔子像搬出天安門廣場是對的，人民群眾也是衷心擁護的，但是某些媒體制造謊言、掩蓋真相是不能允許的。政府和輿論都要認識到公信度的重要，要做到取信于民，而不要失信于民！

至于丁耘博士的辯護說辭，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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