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638～713)是中國宗教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所講述的《六祖壇經》對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人民敬愛的革命領袖、二十世紀偉大的思想家——毛澤東，對佛教及其祖師作出過非常客觀的評價。陳崇凱文《毛澤東與西藏政教領袖》(《旅游導報》1994年158期)有記，1955年3月8日，毛澤東和達賴喇嘛談話中指出：“我們要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痛苦受壓迫的大眾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是共同的。”1959年10月12日，毛澤東與班禪大師談話中再次指出：“從前，釋迦牟尼是個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眾領袖。我不大懂佛經，但覺得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法名慧能)的佛經《法寶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同時，毛澤東于1958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講話中，稱贊釋迦牟尼是“從被壓迫民族中產生的”圣人，稱贊唐朝六祖慧能“很有學問，在廣東傳經，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躍進。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問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說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辦?他是唐太宗時的人，他的學說盛行于武則天時期，唐朝末年亂世，人民思想無所寄托，大為流行。”還說：“宋朝的理學是從唐朝禪宗發展起來的，從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以上又見：王興國著《毛澤東與佛教》。)《湖南黨史研究》1995年第12期合刊《瀟灑莫如毛澤東》一文，當年毛澤東向身邊工作人員林克說了一段關于禪宗六祖的精辟論斷：“慧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人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的創始人，亦是中國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響下，印度佛教至高無上的地位動搖了，甚至可以‘呵佛罵祖’他否定傳統偶像和陳規，勇于創新，并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僅就以上有據可查的有關毛澤東對佛教、佛祖十分客觀的評價，可為我們提供對佛教及其祖師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釋迦牟尼和我國儒家始祖孔夫子，其生活年代大致相同，也就是說佛教的演播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印度佛教傳入中國，距今亦有二干零五個年頭。從兩漢末到唐代前期，雖說譯出了大量佛經來傳播，就禪學而言，經歷了譯寫禪、神通禪(玄禪)、學派禪階段，進而西天28祖菩提達摩來中國開創了少林禪是為禪宗初祖，再由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黃梅禪階段大力開拓，至六祖慧能的曹溪禪階段，才徹底撕開了佛的神秘外紗，突破了上層人士對佛教的控制和壟斷，把佛陀和佛法，從虛無飄渺的上天，拉回到人民群眾中。如果說干百年來受“神權天授”舊思想束縛，把神、佛當作偶像來盲目崇拜，在過去時代，是無可奈何的事；那么，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亂世的日子早成為過去，身在海內外的中國人，都在努力發展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為建設繁榮富強統一的中國和人類美好的未來，作出自己最大的貢獻，這就是當今時代中國入最充實的精神寄托。所以，際逢禪宗六祖慧能圓寂1290周年的紀念日子里，更有必要重溫毛澤東對佛陀、六祖的客觀評價，還佛教祖師爺歷史的本來面目，讓釋迦、慧能在當年勇于為受壓迫的大眾解除痛苦的崇高風范永遠活在每一位朝拜者的心田，這樣才真正符合《六祖壇經》所說“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的真諦。
從毛澤東對慧能與《六祖壇經》的高度評價中，可以看到這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六祖及其壇經是何等的器重。毛澤東這番話，讓人們實實在在感到：六祖慧能不單是佛教、禪宗界非常了不起的祖師爺，而且是勞動人民(老百姓)的“勇于創新”的、“很有學問”的平民思想家。事實上，六祖最突出的貢獻在于：扎扎實實地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締造了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社會各界歡迎的中國禪。那么多年來，眾多的中國佛教宗師口述、著述，沒有一部被稱之為經，只有《六祖壇經》才納入了世界佛經寶庫；中國佛教有許多曾盛極一時的宗派，就是因為欠缺系統的、能海納諸家學說的、雅俗共賞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宗門綱領作指導，逐漸衰頹或斷系了。而有《六祖壇經》作綱領之后，禪宗風風火火地發展為五家七宗，一躍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禪宗擁有眾多語錄、燈譜、法匯等浩瀚的禪門典籍，無一不是烙依《六祖壇經》在各時期引伸、加以實際運用的結晶。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吳立民所長任《禪宗派源流》序中說：“佛法的根本在般若，般若就是佛法。禪宗精髓在于頓悟，在于實相般若的直接證悟。”《六祖壇經》打破了文字經典的束縛，竭力排斥對外界事物的思維、執著，強調自識本心，自求解脫，“自性若悟，眾生是佛。”指引學人不以達到個人解脫為最后日標，而要用“般若”這人智慧去“度脫一切眾生。”毛澤東雖然沒有用佛教術語去剖析壇經，卻以大思想家明察秋毫的眼光，明確指出六祖慧能之所以成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中國佛教的始祖”在于：一、立足于中國的勞苦大眾，寫出“勞動人民的佛經”；二、有大無畏精神，“敢于否定一切”，“勇于創新”；三、儒釋道貫通，消融中外諸家觀點，“使得繁瑣的佛教簡易化”，從而“使之符合中國國情。”這三方面也同樣成為中國禪的鮮叫特色。所以是六祖慧能在廣東南華禪寺，勝利地完成了從印度禪到中國禪的過渡。其后裔懷海制定了百丈清規，任繼愈教授在《禪宗與中國文化》一文指出這清規“把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緊密地結合到僧眾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來，這一變革與中國的封建社會結構得到進一步協調，從而獲得了生命力。”自始，建立了各時期的禪宗叢林制度，有效地保證了禪門宗脈世世代代延續下去，各時期均發揚了中國禪三個鮮明特色；六祖脈系的海外弟子們，聯系本國、本地區的實際加以弘揚，從而使中國禪受到全世界人民普遍歡迎。當代在五大洲個人擁有《六祖壇經》達十幾億入之多，它早巳超越宗教界，受到社會各階層、各學科的歡迎和應用，在哲學、政治、經濟、文學藝術、文化教育、自然、科學、倫理學、心理學、公共關系學、未來學等領域產生—了全方位的不同程度的深遠影響。
毛澤東關于佛教教義與共產黨人的宗旨有共通之處的精辟分析，包含有兩方面含義：一是表明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體制對佛教也包括對其他正信宗教的尊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是極樂意和有共同語言的宗教團體，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是十分注重發揮宗教信徒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的；二是敦促宗教團體及其信徒要切切實實地把弘揚教義，與社會主義時代節拍相協調，和各民族人民一道，把中國搞好，把世界搞好。毛澤東的這番話是相當實事求是的，它一直是成了中國共產黨建立和平、民主、團結的統一戰線的重要內涵，成了中國佛教和其他宗教團體健康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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