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

撰文/羅志田

此文原載于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文史知識》2011年第1期卷首“特別關注”欄。中華書局是中國的第2家重要出版社，于1912年元月成立于上海，歷史之久，僅次于清·光緒23年（1897）創立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關注教育，重在出版辭書；中華書局關注國學，重在出版古籍。

一百多年的“近代中國”，亂多于治，可以說沒有十年的安穩日子；與兩千年“傳統中國”的治多于亂、總有一千多年的安定成鮮明對照。過去許多人愛說中國是睡獅，發展停滯，似乎不很高明。但睡獅初醒，似仍類虎落平陽，外遇強權，尚難自保；內則試圖“取而代之者”此起彼伏，你方唱罷我登場。對于一般老百姓，恐怕還不如發展停滯那樣寧靜。

近百年中國何以久亂而不治？一言以蔽之，就是沒有一個文化、社會、思想的重心。章太炎在1918年時說：“六七年來所見國中人物，皆暴起一時，小成即墮。”重要的是，“一國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間主干之位遂虛矣”。胡適在同一時期也注意到同樣的現象。他在1919年感嘆說：“十來年的人物，只有死者能保住盛名。”兩人之所見，雖是民初數年之事，但揆諸后來的歷史，這個現象基本是持續的。

    且章、胡二氏自己，亦在此循環之中。君不見民初太炎說此話時，他本人及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諸賢都還在壯年，就不得不讓少年的胡適“暴得大名”嗎？據胡適在那時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時勢變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勁，就要落后趕不上了”。的確，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界的激進化，真是一日千里。從新變舊，不過是幾年甚至幾個月的事。曾開一代風氣的“新黨”代表梁啟超，就是在很短的時期內就被其追隨者視為保守而摒棄，不得不反過來“跟著少年跑”。

    胡適就曾是梁啟超的追隨者，但也遺憾地指出：“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個點上，還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以溫和著稱的胡適如此，激進者自不待言。而胡適不久也重蹈梁氏的覆轍。他得名后不及十年，亦旋即被一些也想西化但更年輕的新知識菁英視為“新文化運動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梁叔瑩責備胡適一輩說：“這些老少年們還沒有做完他們的前驅的工作，還沒有把一班人帶上了新時代的坦途上，他們便撒手不管了。”其想法和思路，與胡適當年責備梁啟超未盡帶路之責，如出一轍。

    到1932年，胡適對于近代中國始終亂哄哄的局面有了進一步的理解，知道了沒有大家尊仰的“人物”在，乃是中間主干之位空虛的表象，大致與章太炎達成了共識。那時他認識到：中國那六七十年的歷史所以一事無成，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之所以失敗，“都只因我們把六七十年的光陰拋擲在尋求建立一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

近代中國何以久無社會重心？胡適以為是因為中國離封建時代太遠，對君主制的信念又為墮落的清季朝廷所毀壞，再加上科舉制使社會階級太平等化，人民窮而無資產階級，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勢力知識階級等等。這些見解大多有些道理，但也者有些“隔”。而且他說的有些因素如科舉制度，恐怕正是過去兩千年之所以能有社會政治重心的重要基礎條件。

    章太炎的解釋更為深刻。他指出，這是因為近人“不習歷史，小智自私，小器自滿”。蓋“歷史之于任事，如棋譜之于行棋”。晚清從曾國藩到張之洞，對歷史知識，素所諸備，故尚能得力。民國人不習歷史，恰如不習譜而妄行棋，則“成敗利鈍，絕無把握”，遂造成“一國無長可依賴之人”的局面。章氏所說的歷史，其涵蓋遠比一般人所認知者更廣大，約略即其在清季愛說的國粹，也就是我們今日所說的文化。

    的確，近代中國讀書人因文化競爭失敗，竟相學習西方，從西學為用走上了中學不能為體的不歸路。正所謂邯鄲學步，反失其故。自身的立腳點一失去，就出現了國中人物“暴起一時，小成即墮”的現象。重要的是，章氏所說的“歷史”，要大家都習才行。曾國藩、張之洞的時代，全國大多數人都還未失其故，所以他們尚能占據中心。入民國則全社會絕大多數人都已不習“歷史”，即使如章太炎等少數人習之，也不為大家所接受，自然不能占據那空虛的中間主干之位。

    而全社會都不習“歷史”，反映出國無重心的狀態不能簡單從任何一個方面解釋。這一現象要納入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理路及西潮沖擊之下整個近代中國的巨變這一縱橫大框架中進行探討，注重思想演化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社會結構的變遷可能引起的思想轉變，而時人心態變化也可以反觀社會的變動。

    簡言之，以士農工商四大社會群體為基本要素的傳統中國社會，在自身演變出現危機時，恰遇西潮沖擊而解體，拉開了近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序幕。社會結構變遷既是思想演變的造因，也受思想演變的影響。西潮沖擊之下的中國士人，由于對文化競爭的認識不足，沿著西學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學不能為體的不歸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點。文化立足點的失落，造成中國人心態的巨變——從自認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認中國文化野蠻，退居世界文化的邊緣。近代中國可以說已失去重心。

    結果，從思想界到整個社會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稱作新的崇拜。崇新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不斷地追求進一步的新，不僅一般老百姓要不斷尋求更新的偶像，就是已成偶像者，也要不斷地破舊，以證明其新和維持其新。可是新總是相對于舊的，一旦舊被破除，新也就不成其為新。則既存的偶像轉眼已舊，不得不讓位于更新者。如此循環往復，沒有一個大家可接受的持續象征，于是中間主干之位空虛現象就與近代中國同進退，成為一個持續的社會現象。

    而思想權勢的轉移，是與社會權勢的轉移相伴生的。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社會變遷中受沖擊最大。廢科舉、興學堂等改革的社會意義，就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切斷了士的社會來源，使士的存在成為一個歷史范疇。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起，科舉考試內容已重“新學”勝于“舊學”，中國腹地不能接觸新學書籍者，便難以通過考試。實際上，最后一代社會學意義上的士，在思想上已與傳統的士大不相同。

    士的逐漸消失，和后來的所謂“知識分子”社群的出現，是近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士為四民之首，一身而兼“道統”和“治統”的重心，集議政與參政于一身，并聯絡和代表其他三民以“通上下”。故像曾國藩這樣的士人不論居廟堂還是處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現代知識分子則是一個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社群，道統與政統已兩分，而浮動則意味某種程度的疏離。前者使讀書人只想議政而不欲參政，通常也只能議政而不能參政；后者使一部分讀書人干脆走進象牙塔，徹底疏離于農工商三民。

    科舉制的一個重要功能，本是養士以成“大夫”，可以治國平天下。有了士人這一思想社會重心的存在，歷代由邊緣人打天下后，便能轉換到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科舉制廢除的一個結果，就是士與大夫的分離。民國官場之濫，即從為官不要求資格始。由于新的職業官僚養成體制缺乏，使政統的常規社會來源枯竭。中間主干之位既虛，遂給邊緣人造成機會。近代軍人、職業革命家和工商業者等原處邊緣的各社群開始興起，并逐漸進據政統。

    一方面，作為一個整體的讀書人社群在中國社會中處于一種日益邊緣化的境地；與此同時，身處城鄉之間和菁英與大眾之間的邊緣知識青年則頗能適應近代中國革命性的社會變動。崇新自然重少，青年乃成為天然的“政治正確”者。一些菁英讀書人反向邊緣知識青年看齊，世風為之一變。在此大趨勢下，出現聽眾的擁護與否決定立說者的地位、老師反向學生靠攏這樣一種特殊的社會權勢再轉移。

    且中國的事情更因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和外國在華勢力廣泛深入而進一步復雜化。近代中國任何重大的文化變遷和政治事件，幾乎都不能脫除外國印跡。屢受列強欺凌的中國人竟會主動向欺壓者學習，究竟是文化失敗所造成的對征服者既憎恨又摹仿，還是因領土主權基本完整而自信尚存，還可以進一步探討（很可能兩者皆有之）。無論如何，近代中國人為了自救而思變求變，向西方尋求真理，確有實在的軌跡。其學習的榜樣最初是更接近中國的日本與俄國，后來又經由英美而轉向蘇俄。在這一進程中，“以俄為師”持續的時間最長。

    不過，近代中國人雖尊西崇新，其潛意識里也未嘗沒有以夷制夷這個傳統的影響在。其學習西方的目的，是為了要建立一個更新更強的國家，最終凌駕歐美之上。故趨新大潮與尊西的結合只是錢幣的一面，中國人激進的攻擊鋒芒，也可隨時轉而西向。西方文化優勢在中國的確立，意味著反西方的努力也要用西方的觀念來使之合理化。以前是借夷力以制夷，后來是借夷技、夷制、夷文化以制夷，最終還是為了要“制夷”。

    在此情勢之下，民族主義乃成一股大潮。從社會的角度看，民族主義運動有其特殊的吸引力。邊緣知識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價值的實現，從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dy）變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國家的拯救與個人的出路融為一體。菁英知識分子也在這里發現一個方向，可藉此回歸到與大眾和國家民族更接近的位置，也可說是一個從邊緣回歸中央的可能性。從這一層面看，民族主義運動為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和新興的邊緣知識分子都提供了某種出路，其在近代中國的影響，自然非其他主義可及。但是民族主義只能提供出路，卻不能解決全部問題。重心既失，邊緣人打了天下后，仍面臨是以自己為中心“獨治”，還是重建一個社會重心來“共治”天下的問題。蔣介石在北伐結束后曾感嘆說：“今之行政機關所最難者，不用一舊有人員，則手續多有不便；用一舊有人員，則舊有之積習，照隨之而入。”此語固有其特定的指謂，但多少透露出那種獨治也難、共治又無所與共的窘境。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自身也是在失去重心的情形下主要靠“收拾西方學理”而成型的。其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的一大區別，即表現在其采取了包括激烈反傳統和追求“超人超國學說”這樣一些通常非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胡適在北伐統一之后仍說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已失敗，即因為他一生追求的“再造文明”的目標并未實現。

    從根本言，近代中國重心之失落，還是國人已失其故，缺乏一個重建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礎。沒有這樣一個基礎，即使“收拾”一些西方的學理，仍談不上對外來思想資源的消化、借鑒和利用；沒有這樣一個基礎，也不可能建立起社會和政治的重心。重心不立，則亂多于治的現象必然反復出現。胡適所謂“再造文明”，正是要重建這樣一個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礎。以今日的情形看，他提出的這個任務，恐怕仍有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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