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與“治道”

——歲末話“年”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

　　一

　　遠古時代，古人經常觀察到的是天象。應該說，在沒有把握人類社會自身的規律之前，古人對于“天道”——即天體運行的規律已經有了較為精確的把握。通過觀察太陽的出沒和月亮的盈虧，古人以晝夜交替的周期為一“日”，以月相變化的周期為一“月”，至于“年”的概念，最初是由于莊稼成熟的季候而形成的。不過上古時代，“年”與“歲”又是不同的，或者說，起初“年”和“歲”之間是有分工的，簡而言之，古人用“歲”來表示從今年的某一個節氣（例如夏至）到明年的同一個節氣之間的一段時間，而“年”也是專用的，所謂“年”專指從今年的“正月初一”到明年的“正月初一”之間這一段時間。可以說，上古的時候，“年”與“歲”雖然有區別，但同是作為時間區分的范疇，它們在地位上卻并沒有差別。

　　“年”的地位上升并取代了“歲”，大約是從《春秋》這部政治學著作開始的。因為在商代和西周的前期，一年只分為春秋二時，因此“春秋”也就意味著一年。此外，史官所記的史料，在上古也被稱“春秋”，而后來被稱奉為經書的《春秋》，就是經過孔子刪定的魯國史官所記錄的史料。這部著作開頭的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而這樣一句話，就成為后來所謂“開元”、“紀元”等說法的基礎和起源，而且，由于它把“正月”作為時間的開端，從而就把“年”的地位提高到時間之首，從此，“年”在時間上就有了起源和統攝的作用，萬象更新，從“年”（正月）這里開始，四時交替，又復歸于“年”結束。人們說《春秋》這部政治經書的核心在于“大一統”，進而更說中國政治的核心也就是“大一統”，而這個“大一統”，實際上首先是時間秩序的劃分、是歷史秩序的劃分，甚至可以說是“年”和“正月”的統攝地位的確立，這種“大一統”，也可以說首先就是統合于“年”這個起點與終點。千年回望，中國年皓發如雪，歲月如歌，中國年繼往開來。正如千百年來，恰是春節和“過年”把中國人如候鳥歸巢一樣召喚起來、聚合起來是一樣的。

　　二

　　既然古人對于天象的觀察，比對于自身社會規律的探尋要成熟得更早些，所以我們可以說：所謂的“人道”和“治道”，相對“天道”而言是后產生的，而且“治道”一開始是依靠“天道”才確立起合法性的。在古人那里，天道與政治的關系是極其緊密的，也可以說治道來自于天道，而政治的最高目標，也就是要服從于天道，因此，所謂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天下”。而這方面的體現，除了《春秋》以統合時間和歷史的方式闡述了政治“大一統”的思想外，《周禮》的六官制度，作為中國最早的官制和政治制度的設計，也完全是依據著天道的秩序而制訂的：這就是天官（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

　　既然“治道”是從“天道”中派生出來的，所以很自然地，也就從這里產生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到了漢代的董仲舒，他更進一步把“天人合一”的思想，附會為政治與災異之間通靈的“天人感應”學說，這就是《春秋繁露》中所謂：“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而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尚不知畏怖，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征于心；外觀其事，宜有驗于國。”——很顯然，這樣一種所謂“天人感應”的政治學，其實已經有些類似于巫術，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董仲舒是個“大儒”，似乎還不如說他是位“大巫”更妥當些。不過，這樣將天道與治道奇特地聯系起來的方式，確實也促使中國歷代的統治者格外重視天災的問題，也促使中國政治把“救災”作為政府的頭等大事來對待，而中國政治重農傳統和注重各地方均衡發展的傳統，也是從這種天道均衡的思想中得以發展。所謂“天之道，取有余而奉不足”，這鑄成了中國政治傳統中主張讓那些富裕地區接濟較為貧困的地區的均衡發展的信條，例如歷代都從稅收中撥出一部分，作為均衡地方發展的補助金，這在清代初期稱之為“協餉”，它類似于今天的轉移支付機制。

　　三

　　中國的政治或者“治道”，到了宋代可以說起了一個新的變化，邁入了一個新天地。這里的表現就是：宋代以來，政治從“天道”中逐步脫離出來，從現代的意義上，這也可以說是“政治意識”或者“國家意識”的真正覺醒。宋代當然也是以武力統一天下，它一樣是講究“大一統”，這自然不必贅言，但是，宋代的中央集權卻與前代都有不同，也就是說它的中央集權，乃是經濟乃至商業的中央集權，而孔子所向往的周制的“大一統”，其實主要是指文化上的禮樂制度，周天子與諸侯只不過是親戚的關系，而漢代主張的“大一統”則是政治上的“大一統”，是要削弱諸侯王而權力一統乎中央和天子，無論周制還是漢制，大一統的合法性來源都還在于“天道”。與之不同的是，宋代的“大一統”主要是經濟的大一統，宋代完成統一后，立即完成了將最重要的商品如茶、鹽、銅等以官營和國家專賣的方式加以集中，并以此方式維護國家權力，所以說，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經濟和商業統治作為中央集權基礎的統一王朝。改革家王安石所說的“天下國之事”，主要是指稅收、財政、司法和軍事等國家行政事務，并不是立足于“春秋”自然法之上的“經義”。熙寧變法改經義為策論，就充分地說明了此時的“治道”已經開始從“天道”中脫離、獨立出來，我們所謂政治的“祛魅化”，就是指神秘主義、巫術的色彩被從政治領域中拋棄了——而這從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格言中，更是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隋代以降，周禮的六官，已經為“六部尚書制”（吏、戶、禮、兵、刑、工）所替代，這種替代，當然不僅僅是六官名稱的簡單變化，而實際上是一個政治社會對于自然社會的替代，是一個農業社會向日益以經濟和工商為重心的近代社會的轉化。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天道與人道和“治道”的推移，而自王安石以來歷代的變法、改革和改制，實際上也都處于這種歷史的推移和運會之中。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年/2月/9日/第 007版    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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