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波
對中華文明的再認識，就是要徹底驅散“西方中心論”的歷史陰霾和剔除長期以來沉積在人們心理的殖民殘痂，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審視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無與倫比的歷史地位，這不僅是二十一世紀我國一項重大的歷史課題 ，也是我國思想界、教育界的一項緊迫任務。對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的歷史地位進行正確的定論，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精神源動力進而關系到人類文明的根本走向這樣的大問題。我們今天對自己偉大民族和文明的認識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國”、“四大發(fā)明”這一基本定式上，就是這一基本認識也被強大的思想誤流湮滅得有綜無影，從而形成了一種對中華文明莫大的社會誤識：是中華傳統(tǒng)文明，特別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阻礙著中國近代的發(fā)展、阻礙著中國現(xiàn)代化的進程。在這里，幾千年民族輝煌的表層被一百多年來的民族恥辱銹化得斑駁就離，以至于民族的、愛國的精神長城是那樣的易坍易塌，而殖民的、“西化”的理論卻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我們必須從思想上、理論上徹底走出“西方中心論”的誤區(qū)，清醒認識到在這種思想觀和理論觀支配下所形成的長期以來對我中華文明的藐視和輕描淡寫，深刻反省我們自己對偉大文明的漫不經心或還冷嘲熱諷甚至是徹底的虛無！中華文明只有“五千年”嗎？中華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國之四的位置是公正的嗎？還是讓我們打開人類長河的閘門，仰看中華文明之光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到海不復回！
歷史當然不能重復、也不能“復制”，但歷史就“埋”在我們的腳下、“散落”于民間、“粘貼”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之中，我們的工作就是要透過歷史的層層迷霧使我們對文明的認識盡量向歷史的真本靠攏。對中華文明來說 ，“西方”的有意或無意的曲解是次要的，關鍵是我們自己對偉大文明缺乏根本的認識和真實的了解，這才是歷史的悲哀！從現(xiàn)今考古史料中，我們可隨便采擷幾個實例以之繩證：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距今2.25萬～1.85萬年，是目前為止發(fā)現(xiàn)的人類最早的農耕文明遺址，發(fā)現(xiàn)了目前人類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和人工編織物等；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距今1.2萬～0.8萬年，洞中發(fā)現(xiàn)的水稻硅質體，是迄今為止嶺南地區(qū)最早的水稻遺存，首次將嶺南地區(qū)稻作遺存的年代前推至距今1.2萬年前；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huán)遺址，野生稻和栽培稻遺存，距今1.13萬～0.9萬年，兩處遺址分別處在兩個小山包上，直線距離只有800米，仙人洞是原始部落的主要居住場所，吊桶環(huán)則成為臨時性的屠宰場所和稻谷收割后的打谷場，燒制出的陶器已帶條紋和繩紋；浙江上山遺址位于浙中盆地，四周平坦開闊，遺址發(fā)現(xiàn)了上萬年的陶器和栽培稻，與長江中游發(fā)現(xiàn)的上萬年的農耕水稻遺址多為洞穴和山地類型有所不同，體現(xiàn)了農耕文明從長江中游向下游周邊擴散的趨勢。而上萬年前的印度、兩河流域、埃及都還基本處于蠻荒階段。再列舉幾個例子：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古文化遺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雛形，比之古埃及、巴比倫的象形文字早出了約4000多年；河南出土了距今約8000年前的骨笛，多為七孔，具備音階結構；公元前6100——56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遺址中發(fā)現(xiàn)窖穴達88個之多，儲藏粟的總量約10萬余斤之多；中國玉器業(yè)的發(fā)展早在8000年前就基本成熟，獨樹一幟；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已中充分顯示了中華先民紡織業(yè)的發(fā)達，中國絲織物后來成為古代文明史上橫貫中西最為耀眼的彩帶；江蘇金壇三星村石鉞的出土說明了6500年前以有了常備軍；仰韶文化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奴隸殉葬，反映了制歷權（社會政權）的形成和神權的高度集中；湖南澧縣古城墻的發(fā)掘證實我國6000多年前就有了城墻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現(xiàn)；天文歷法獨領風騷，七日星期制的使用遠遠早于猶太人”、“巴比倫人”2000年；牛河梁遺址南部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規(guī)模宏偉，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 地（1）這些偉大的歷史因考古的發(fā)現(xiàn)而與被我們當著神話講了幾千年的“三皇五帝”史有機結合起來，使中華近萬年的國家文明史的面目顯露端倪。中華文明是上下各五千年而非上下共計五千年，中華文明是“一萬年”！偉大的史學研究者——《三皇五帝史斷代》的作者董立章先生“挺奮進之孤師，付十數(shù)年之功力”，通過考古學、古文獻學、考古年代學、古天文學、古氣候學氣象學等的綜合研究，得出了驚人的歷史結論：隨著以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為基礎的華胥氏超級部落聯(lián)盟（已具半國家性質）勢力的漸衰，而發(fā)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漸東進的伏羲部落，與東夷女媧部落聯(lián)盟后形成巨大族團，大規(guī)模從山東、江浙西進北進，于公元前5341年統(tǒng)一中原，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中華伏羲奴隸制國家誕生了。它西起關隴，東致大海，南括長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遼，其遼闊版圖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倫所無法企及（2）。壯哉！從公元前5341年伏羲奴隸制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個奴隸制王朝——商朝的滅亡，莽莽蒼蒼3000年，期間主要經歷了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摯、唐、虞、夏、商等十個朝代，主要大事紀有：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稱霸九州；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戰(zhàn)；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亂；公元前2780年統(tǒng)一四川；公元前2220—2150年鯀、大禹治水；公元前1930年統(tǒng)一巴蜀；公元前1520年小甲統(tǒng)一川陜（3）。就這樣，在人類歷史發(fā)展和文明進程中，中華民族猶如人類歷史的火車頭，執(zhí)人類文明之牛耳呼嘯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紀，已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會的初級階段——封建領主制的國家——西周而雄居于世。經春秋戰(zhàn)國——人類文明史上最具改革與活力時代文化的大積累，到秦皇漢武——統(tǒng)天下而修法度，外擊強奴內舉經濟，使得強大封建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綜合實力雄渾無比，化解了來自中亞、西亞兇悍蠻族的進攻并將其大部融化，避免了諸如古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羅馬極早就被游牧蠻族滅亡的命運。此后的中國歷史，無論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時期，還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統(tǒng)一大帝國，中華文明始終以其無可替代的先進性和獨特性，逶迤磅礴至人類發(fā)展的近代前夕。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其所著的《大國的興衰》一書提供了1750—1900年間中國的制造業(yè)產量在世界總量（100）中的相對份額的數(shù)據(jù)：1750年，中國占32．8%，歐洲占23．2%，美國占0．1%，日本占3．8%；1800年，中國占33．3%，歐洲戰(zhàn)28．1%，美國占0．8%，日本占3．5%；1830年，中國占29．8%，歐洲占34．2%，美國占2．4%，日本占2．8%；1860年，中國占19．7%，歐洲占53．2%，美國占7．2%，日本占2．6%；1880年，中國占12．5%，歐洲占61．3%，美國占14．7%，日本占2．4%；1900年，中國占6．2%，歐洲占62．0%，美國占23．6%，日本占2．4%（4）。雖然從這個數(shù)據(jù)看出了中華大國近代以來的逐步衰落，同時也看出了中華經濟曾經在世界經濟史上占有多么舉足輕重的地位。完全可以這么說，在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大多數(shù)歲月里，中國的綜合國力雄超于世，國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又是中華科技特別是“四大發(fā)明”徹底改變了歐洲進而整個人類近代的歷史進程。所以說，不是中華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國之首還是之尾的問題，而是中華文明遠遠地走在世界其它文明的前列且自文明發(fā)祥以來從未間斷延續(xù)至今。
中華文明之所以有如此輝煌不敗的歷史，究其因，第一，自中華文明發(fā)祥以來不僅抵制住了“蠻族”的武暴進攻，而且能化腐朽為神奇，化野蠻為動力，同化蠻夷戎狄，吸納百川成一海，從而增強了民族的機體，避免了同古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同樣的命運。第二，中華文明極少受到宗教的窒息。無論是中華本土的道教還是外來影響深遠的佛教，其主體作用主要是為中華文明的民間文化增光添彩。不似歐洲，基督教束縛麻醉達千年；更不似印度，宗教的不良作用從古至今。第三，中華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無疑是人類文化中最優(yōu)秀的文化之一。而中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漢字，從甲骨文開始，就已具備“六書”，即象形、指示、會意、假借、形聲、轉注，可以想象，漢字是一種多么了不起的語言載體，不說它有多么悠久、豐富、博采、蓄煉、藝術，單就它給人以聯(lián)想靈感、啟迪而言，就足夠了。
當然，我們決忘不了近代以來這場血與火的“洗禮”。正當中國的大清皇帝們還沉浸在“天朝”、世界“中央之國”的歷史陶醉之中時，西歐通過“文藝復興”、“工業(yè)革命”、“宗教改革”、“農民起義”等一系列的變革，徹底砸碎了近千年來農奴式的封建割據(jù)統(tǒng)治和近乎窒息的宗教桎梏，向著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經過二百來年的殖民擴張和掠奪，非洲成了販賣與屠戮黑人的屠宰場；美洲文明的創(chuàng)造者（實際上也是中華先民的支系）被屠至殆盡；印度與東南亞被掠奪得千瘡百孔；最后，中央之國也成為了“東亞病夫”。這樣，西方成了人類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驕子”，全球的“西化”之風從此地彌漫開來。今天人們盲目的崇洋迷洋心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是近代以來西方在經濟、科技等方面還遠遠地走在前面這樣的客觀現(xiàn)實和西方不斷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進行“西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對自己偉大民族在人類文明史中所應有的崇高地位缺乏根本認識甚至漠視的惡果。一些“西方中心論”者不是對我中華文明史有無3000千年都還持著懷疑態(tài)度嗎？中國今天的大部份上古史學家們不是還在為中華文明是否有5000年做著辛勤的歷史鑒證嗎？今天的大學生們對著“千年論壇”上的歷史演講者大聲的詢問：古希臘、羅馬和古埃及、巴比倫及印度文明都還各有各的偉大和長處，唯有中華文明除了打造中國婦女的兩只小腳外還有什么別的長處嗎？這就是今天中國很大一部分青年、學子對自己偉大文明的認識？！你說是幸還是悲？！難怪今天的殖民文化不僅大有市場，理論上還不斷創(chuàng)新有了新的“突破”，什么“鴉片戰(zhàn)爭提出了中國近代化的任務，所以，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就不能反對，甚至還要歡迎”，是“鴉片戰(zhàn)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更有甚者大呼“只有當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多么荒謬絕倫的論調卻影響著不少年輕人，我們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還不應該敲響起警鐘嗎！？
當然，我們應當好好分析中國近代為什么落伍的原因，落伍后在一個相當?shù)臅r期里又為什么沒有趕上直至成為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等等。這還得要從當時的大環(huán)境大歷史背景說起。國際上，一是歐洲在沉寂了近千年后所暴發(fā)出的無窮能量，這股能量帶著人性的野蠻與擴張，就象一條餓極了的猛獸沖出了牢籠，它虎視眈眈，用古希臘羅馬精神武裝頭腦，以中華科技文明為先導，帶著吞食全球的欲望，追蹤著阿拉伯人的退跡，拉起海盜式的風帆，開始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掠奪與殖民：非洲成了販運黑人的奴隸場，廣大黑人被當做畜牲般捕捉槍殺；美洲的原有居民（實為中華先民的支系）印弟安人被驅逐屠戳，慘絕人寰；印度、東南亞諸國已被搜括的遍體粼傷。二是西歐借鑒東方文明特別是中華“四大發(fā)明”徹底改變了西方的社會結構，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發(fā)展，工業(yè)革命使歐洲向著人類近代文明迅跑，這為歐洲能最后掠擊自人類文明以來一直執(zhí)文明牛耳于前的中華大國奠定了經濟的軍事的基礎。三是美國獨立后的迅速崛起，俄羅斯由蒙古金帳漢國下的莫斯科公國成倍的擴張開來，日本因“明治維新”的成功而由被殖民者激速發(fā)展成張狂的國家，這幾個掠奪成性的帝國的形成，從國際背景說來，中華大國的厄運是在劫難逃了。國內，從表象上看，到17、18世紀，中國經濟還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到了19世紀40年代，中國在與西方的對外貿易交往中，還基本是中國產品輸入它國的占絕大部分，西方卻還拿不出象模象樣的中國比較需要的東西輸送到中國來，于是英國就從印度偷運來鴉片，林則徐禁煙，才導致了中英鴉片戰(zhàn)爭。其次，由于國內的農民起義和民族戰(zhàn)爭而形成滿清入主中原，這是導致中國近代最終走向落后的內質原因。這個意思并非說因為建立了滿清國家政權就一定會導致中國近代的落后挨打，而是說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滿清國家政權的建立更容易形成中國走向落后的諸多不穩(wěn)定因素。其一，正當歐洲資本主義滾滾向前之時，中國的明末農民大起義誘發(fā)了滿清入關，這種農民起義與民族戰(zhàn)爭不似歐洲近代的農民起義旨在徹底摧毀西歐舊的農奴式的封建割據(jù)和黑暗的宗教窒息社會，而在于推翻一個舊的封建政權后又建立一個幾乎相似的封建政權，而且這個政權的建立是由一個文化相對落后的少數(shù)民族來完成，其艱巨性、危害性和破壞性更大是顯而易見的。清軍對當時世界上最美麗繁華的蘇州城的毀壞性攻擊就是其典型一例。其二，由于滿族在各方面相對的落后，入主中原后對漢文化的崇拜，勢必進一步掩蓋中華大國相對后發(fā)起來的歐洲發(fā)展有所停滯的內質，使中國進一步沉浸在“世界中央”之國的自豪之中。康熙大帝比俄國的“秦始皇”彼得大帝大約4歲，而彼得能化妝到西歐考查并高價買回工程師，但要求康熙有同樣的舉止卻不現(xiàn)實。其三，滿清遺老是近代改革圖強的伴腳石。浸潤著中華文化同樣被殖民奴役著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殖民擴張之路，并最終成為傷害中華民族最為慘烈的國家之一。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卻以失敗而告終，最主要原因是滿清政府的大部分人尤其是遺老們認為這種變革首先就是針對滿清而來，就當然要以全力進行阻撓與破壞。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是李自成個人的悲劇造成了中華民族近代的整體悲劇。后來，又有多少中華仁人志士為國圖強奮發(fā)，最后才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貌才為之一新。毛澤東主席總結這段歷史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xiàn)。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guī)模的運動，都失敗了。”（5）“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6）
今天，中華民族已昂首邁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必將徹底洗刷近代以來因落伍慘遭蹂躪的種種恥辱，用人類第一族的氣魄、人類第一族的自豪、人類第一族的精神高筑起中華民族永恒的精神長城！
（1）（2）（3）（見《三皇五帝史斷代》，董立章著，暨南大學出版社，第33頁，第372、378頁， 第401頁。）
（4）（參見《回眸：共和國的50年》，司維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57、558頁）
（5）（6）（見《毛澤東選集》，第1359頁、1362頁）
2011年1月6日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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