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思想多元化的典型時代
郭春孚
西周滅亡，促使人們更多地轉向對天下興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議”的觀念，取而代之的是“處士橫議”的活躍風氣，對人、事、社會和自然進行廣泛的探討。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學者們便周游列國，為諸侯策劃，進而在如何統一天下、治理國家、教化民眾等方面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學派。這些學派被稱為“百家”，它們的創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稱為“諸子”。各學派的代表人針對一些社會問題四處游說，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或著書立說，以圖擴大影響，傳于后世。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到戰國時代形成了一個百家爭鳴、空前繁榮的局面。
諸子百家流傳廣泛的是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等，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莊子、列子、韓非子、商鞅、申不害、許行、告子、楊子、公孫龍子、惠子、張儀、蘇秦、孫武、孫臏、田駢、慎子、尹文、鄒衍、晏子、呂不韋、管子、鬼谷子等。
儒家：克己復禮，仁者愛人
儒家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創立，由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孟子加以發展。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荀卿）以及董仲舒、二程、朱熹、陸守仁、王陽明等，作品有《論語》、《孟子》、《荀子》等。
儒家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的一個學術派別。
儒家認為“周禮”是最好的，主張“克己復禮”。人人安分守己，互相關懷，達到一個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內容。
倫理觀：“仁”是倫理道德的總綱。“仁”就是“愛人”，君主要體察民情、愛惜民力，反對苛政。如要實踐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盡自己的本分，“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禮”、“樂”，約束人的行為，陶冶人的性情。
政治觀：主張以禮義治國，以德服人，回復西周時期的德治。社會各階層人士應盡本分，以達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諧局面，這就是正名思想。
教育觀：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主張，認為教不應分貴賤賢愚。他認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學方法。他又提倡“溫故知新”、“舉一反三”等學習方法。
宇宙觀：對鬼神之說抱著“存而不論”的態度，主張“敬鬼神而遠之”，但十分重視祭祀祖先。
其后孟子以“性善說”論述“仁”，認為人性本善，具備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種善端，加以發揚，便可成為仁、義、禮、智的德行。孟子說：“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荀子主張“性惡論”，認為人與禽獸無異，“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如順從人的本性而行，必會引起紛爭。他主張通過教育改變人的本性，為善去惡。荀子強調通過“禮治”維持社會秩序，使社會各階層人士安守本分，社會便能安定。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栗（今河南商丘市夏邑縣）。據史記所說，他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終年73歲。孔子是儒家的始創人，被后世尊為“萬世師表”、“圣人”。也有人稱他為“孔老二”（仲尼）。
孔子周游列國，先后到了衛、陳、蔡、楚、宋等國，宣揚自己的政治抱負，但皆不得要領。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負，心灰意冷，遂返回魯國，當時是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已68歲。從此以后，他潛心講學和著書，其間與弟子重新編訂了《五經》，并撰寫《春秋》，記載春秋時代所發生的大事，闡發儒家的價值觀。他的一生，主要貢獻在于奠定了教育的基礎。他在政治上采取保守主義，主張恢復西周禮樂制度；但在教育上倡導“因材施教”、“有教無類”這些開明的啟發式教育方法，以及他對于思想領域的開創性見解間接地促進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這一文化鼎盛現象的形成。
五年后，孔子去世。后來弟子們將老師一生的話語，去蕪存菁地摘錄下來，編成《論語》，是孔子的“言行錄”，具有較高的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是儒家學說的必讀經典。
孟子，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魯國鄒(今山東鄒城)人。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再傳弟子，繼承并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圣”之稱，與孔子的學說合稱為“孔孟之道”。
孟子本為“魯國三桓”之后，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后家道衰微，從魯國遷居鄒國。孟子三歲喪父，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后世母教的典范。
孟子在母親的教育下，用功讀書，學成以后以孔子的繼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并且游歷列國，宣揚“仁政”、“王道”的主張。他到過齊、宋、魯、滕、梁等國，見過梁惠王、齊宣王等君主。雖然受到了尊敬和禮遇，可是因為被認為思想保守，不合當時潮流，又沒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經試圖推行他的政治主張。
到了晚年，孟子回鄉講學，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等，從事著書的工作。《孟子》是他的言論匯編，由他和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他的語言、政治觀點和政治行動等。《孟子》有七篇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丑》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上、下；《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氣勢充沛，并長于論辯。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于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地位和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比作父母和子女的關系，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由從春秋時期重民輕君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精神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就是“民貴君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對于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復闡述這是關系著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為基礎，采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恒產”，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于天下。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
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來《大學》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把道德規范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系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系的基本道德規范。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系，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思想。他認為，盡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這里，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于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志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
荀子，名況，字卿，趙國郇邑（今山西安澤）人，生于周郝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于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5年），戰國后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關于荀子的記載很少，而且頗有出入。荀子是繼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學家。他的思想記載于《荀子》一書中，對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荀子曾經游歷燕、齊、楚、秦、趙多國，后家居蘭陵至死。
在蘭陵時，荀子開始教書與寫書，有名的韓非和李斯就是他的學生，他也在這段時間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荀子》。荀子雖是儒家的繼承人，但他并沒有盲目地將儒家學說全盤接收。反之，荀子將儒家學說融會貫通，加以發揮，提出了“性本惡”等影響后世深遠的學說。
總之，儒家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儒家學說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被歷代統治者、學術界所尊崇，成為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和道德主流。
儒家創始人孔子因繼承中原文化正統，在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以致儒家學說不僅在諸子百家中地位顯著，而且還成為傳統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內容，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儒家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儒家學說是華夏民族的文化精華，也是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它已滲透傳統文化的每一根毛細血管之中，極大地影響著中國文化的每一個領域。凡是從中國土壤里產生的學說思想、宗教派別，甚至是外來文化、外來宗教，都不可避免地帶上儒家文化的痕跡。儒家思想也對世界文化產生了永久的影響。日本和“四小龍”推崇儒學也是在他們已實現或者基本現代化后，為解決現代化所帶來的信仰危機、道德滑坡等社會問題而采取的補偏救弊措施。所謂“東方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學為主體的文化構成模式。隨著歷史的發展，儒家倫理正在被西方國家接納。
道家：以人為本，內圣外王
道家又稱“道德家”。這一學派以春秋末年老子關于“道”的學說為理論基礎，以“道”說明宇宙萬物的本質、本源、構成和變化。認為天道無為，萬物自然化生，否認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張道法自然，順其自然，提倡清靜無為，守雌守柔，以柔克剛。老子以后，道家內部分化為不同派別，著名的有四大派：莊子學派、楊朱學派、宋尹學派和黃老學派。代表人物有老子、莊子、列子等，作品有《道德經》、《莊子》、《列子》等。
道家認為，“道”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也是循環不息的存在。強調凡事均無須強求，應順應自然，達到“道”的最高境界。道家在于精神上的超脫，不限于形驅，只求逍遙和心靈上的開放。“道”是“老莊”學說的思想中心。
宇宙觀：“道”是無形及不可見的，是超時空的存在，是宇宙最高本體和一切事物的根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就是說：天和地是多么偉大無比啊，可是在天地初開的時候，它也沒有“名”可言；天地交合，陰陽合德，創造了世間萬物，它有了萬世萬代的“功名”，然而你卻根本不知道這功名的所在。
政治觀：道家認為，人們必須放棄逞才、逞智、逞強、逞力，回歸樸素、無知的境界，以“無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尖銳批判了以天下為根本的政治觀點，認為這是“悉天下奉一身”的罪惡表現。在社會制度上主張以維護私有制的利益促進社會大同，以私有來促公有。最終希望回復“小國寡民”的原始社會。
人生觀：道家認為，萬物都有對立面，物極必反。因此，人們必須“知足寡欲”、“柔弱不爭”、順應自然，拋棄一切禮教的枷鎖，才能避免災禍。
人本思想：道家從維護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在經濟理論、社會實踐方面創立了人本思想觀點，主張通過維護個人利益來達到社會和諧繁榮。道家主張不損害個人利益，也不能侵犯個人利益，只要每一個人的利益得到應有保障，每一個人的個人利益不受到侵犯，甚至包括自然界的動物植物的利益不受侵犯，把不受侵犯的個人利益加在一起就是社會的利益得到保障，只有每個人的利益得到了保護，整個國家才能是真正的繁榮。道家的這種思想對今天的政治經濟發展起到了卓越的作用。
道家重視人性的自由與解放。所謂人性解放，一方面是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 另一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前者提出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認識原理；后者提出了“謙”、“弱”、“柔”、“心齋”、“坐忘”、“化蝶”等面對世界的方式。道家主張“人天合一”、“人天相應”、“虛心實腹”、“為而不爭，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法于陰陽，以樸應冗，以簡應繁”，等等。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苦縣歷鄉曲仁里（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縣太清宮鎮）人，謚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學主無為之說，以自隱無名為務。
道家的理論奠定于老子。《道德經》上下五千言，以王朝興衰成敗、百姓安危禍福為鑒，溯其源，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起首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人稱《道經》；下篇起首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故人稱為《德經》，合稱《道德經》。《道經》言宇宙本根，含天地變化之機，蘊陰陽變幻之妙；《德經》，言處世之方，含人事進退之術，蘊長生久視之道。
莊子名周，字子休，宋國蒙（今河南商丘市）人，生于約公元前369年，卒于約公元前286年。據《史記》記載，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一個時期。
莊子早年曾在蒙做過漆園吏，后一直隱居。他生活貧困，卻淡泊名利，楚王聞其賢德，曾派使者贈以千金并請他做宰相，被他拒絕。終身不復仕，隱居于抱犢山中。
莊子學識淵博，交游很廣，著有《莊子》一書，主要的思想來源于《老子》，然而有自己的獨到見解，長達10多萬字，大部分都是寓言。
莊子的理論不同于老子之處，在于莊子更詳盡地解釋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指出了人的可開創能力，包括智慧上、認識能力上、身體能量上等等。莊子同樣站在天道自然的命題基礎上，提出了從人的自我修養到面對整個社會國家的處世之道，闡述了從世界觀到知識論到工夫論到社會哲學的內圣外王之道。
列子，名寇，又名御寇（又稱“圄寇”、“國寇”），相傳是戰國前期的道家人物，鄭國（今河南鄭州新鄭市）人，與鄭繆公同一時期。列子學說的本源是黃帝老子，主張清靜無為。后漢班固《藝文志》“道家”部分錄有《列子》八卷，早已散失。今本《列子》八篇，內容多為民間故事、寓言和神話傳說。從思想內容和語言使用上來看，可能是晉人所作，是東晉人搜集有關的古代資料編成的，由張湛注釋并作序。
《列子》又名《沖虛經》，是道家重要典籍，列御寇所著，但所著年代不詳，大體是春秋戰國時代。該書按章節分為《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湯問》、《力命》、《楊朱》、《說符》八篇，每一篇均有多個寓言故事組成，寓道于事。
墨家：兼愛、非攻、尊天
墨子是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家與儒家并稱“顯學”。 代表人物有墨子等，作品有《墨子》等。
倫理觀：提出“兼愛”，主張愛不應有親疏、上下、貴賤、等級的分別。墨子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由于人不相愛。
政治觀：“尚賢”、“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綱領。提倡選任賢才，消除階級觀念，使天下大治。主張“非攻”，反對一切侵略戰爭。
經濟觀：反對奢侈的生活，主張節儉，提出“節用”、“節葬”、“非樂”的思想。
宇宙觀：提出“非命”，認為命運不能主宰人的富貴貧賤，強調只要通過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為了求福避禍，墨子又主張“尊天”、“事鬼”。
由于墨家從創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會中底層的學者，所以墨家更能體會到戰亂時期勞動人民的凄慘生活，相對于儒家的過分講求“禮”，墨家更注重養成刻苦、節儉的生活習慣，而且不吝于做低層的勞動工作，被儒生辱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場上的對立，和思想上比“仁愛”更難遵從的“兼愛”，使得墨家并未得到統治者的支持，日后發展不大。
墨子，姓墨名翟，生于約公元前468年，卒于約公元前376年，魯國（今山東省滕州市）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稱“北方之鄙人”，人稱“布衣之士”和“賤人”。
墨翟曾為宋國大夫，自詡“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是同情“農與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師從史角之后，傳其清廟之法；又學于儒者，習孔子之術，稱道堯舜大禹，明于《詩》、《書》、《春秋》，因不滿儒家禮樂煩苛，于是主張棄周道而用夏政。
宣揚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以“兼愛”為核心。為人“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為宣揚自己的主張，墨子廣收生徒，尋常親從弟子數百人，形成聲勢浩大的墨家學派。墨子上說“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幾乎“遍從人而說之”。行跡所至，東到齊，西游鄭、衛，南至楚、越。
墨子博學多才，擅長工巧和制作，還擅于守城技術，弟子總結他的經驗編著《城守》21篇。墨子在名辯說方面頗有成就，成為戰國名辯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跡，分別見與《荀子》、《韓非子》、《莊子》、《呂氏春秋》、《淮南於》等書；他的思想則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學編著的《墨子》一書中。
法家：以法治國，定分止爭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和法律體制。代表人物有韓非、李斯、商鞅等，作品有《韓非子》等。
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干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重法”是指重視健全法制，以法治國；“重勢”是指重視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重術”是指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韓非，姓韓名非，戰國末年的韓國（今河南鄭州新鄭市）人，出身于貴族，為韓國的公子，生年與血親已不可考，卒于公元前233年。韓非口吃，不善于言說，好著書。韓非與李斯為同學，同師于荀子。
韓非見當時韓國勢弱，曾數諫韓王，但韓王不聽。韓非痛恨治國不修明法治，不實行富國強兵，而重用那些沒有實際經驗好發空論的人。于是他考察研究歷史上的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10余萬言，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書成后傳到秦國，秦王讀后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韓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稱贊。
秦國攻韓，韓王本來不用韓非，待秦進攻甚急，韓王于是委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見到了韓非很為喜悅，但也沒有相信和重用他。李斯認為，韓非為韓國的公子，終為韓而不為秦，因此向秦王建議，既然不用韓非，不如誅之，以免后患。秦王認為李斯說得對，就下令對韓非治罪。李斯暗中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逼迫他自殺。韓非懷才不遇，最終竟然被自己的同學所殺害。
商鞅，姓公孫，名鞅，衛國（今河南安陽市）人，秦孝公時封于商邑，故名商鞅，號為商君。商鞅為衛國庶出公子，因而也稱為衛鞅。生于公元前390年，卒于公元前338年。
商鞅先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而未得重用，向魏惠王推薦商鞅。商鞅未被惠王納用，待公叔痤去世后，聞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于是商鞅西去入秦。他來到秦國后，秦孝公前后四次接見他。孝公不喜歡“仁政”、“德治”的儒家之道，而信霸道，與商鞅的法家思想相合，開始在秦國推行最為徹底的變法運動。
商鞅在秦國前后實行了兩次變法，比較徹底地廢除了舊制度，實行了新制度，使秦國很快強盛起來，成為戰國時期第一等強國。其后，商鞅本人卻遭到貴族保守派的誣陷，被處以車裂極刑。
兵家：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兵家是中國古代對戰略家與軍事家的通稱，又特指先秦對戰略與戰爭研究的派別。代表人物有孫武、司馬穰苴、孫臏、吳起、尉繚、魏無忌、白起等，作品有《黃帝陰符經》、《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司馬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等。
兵書在中國的發展源遠流長，產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兵家自古以來一直很受重視。兵家集大成者是孫武的《孫子兵法》。
如何從宏觀上把握戰爭，是兵法的關鍵。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關系到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兵法既是如何統治國家，制定國家戰略的指導思想，又是如何領兵打仗，制定戰爭戰略與策略的理論。
孫武，齊國（今山東臨淄）人，字長卿，春秋時兵法家。曾以《兵法》13篇見吳王闔閭，經伍子胥的推薦，被任命為將，率吳軍攻破楚國。
他認為“兵者，國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注重了解情況，全面分析敵我、眾寡、強弱、虛實、攻守、進退等矛盾，并通過對戰爭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以克敵制勝。他還提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強調了戰略戰術上的“奇正相生”和靈活運用。
孫子所著的《孫子兵法》，是中國最杰出的兵書，并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視。但美國人只學會其中的一句：“兵者，詭道也。”
孫臏，齊國阿鄄（今山東陽谷、甄城縣）人，孫武的后代，大致與商鞅、孟軻同一個時期，是戰國時的兵法家。
他曾與龐涓同學兵法，當龐涓作魏惠王將軍時，忌其才能，把他騙到魏國，處以臏刑（即去膝蓋骨），故稱孫臏。后經齊國使者秘密載回，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協助齊將田忌，設計大敗魏軍于桂陵、馬陵。
孫臏繼承和發展了孫武的軍事理論，把“道”看作戰爭客觀規律，提出了以寡勝眾、以弱勝強的戰法，主張以進攻為主的戰略，根據不同地形，創造有利的進攻形勢，重視對城邑的進攻和對陣法的運用。他著有《孫臏兵法》一書。
縱橫家：合縱連橫，謀于無形
“縱”指“合縱”，“橫”指“連橫”。所謂“合縱”指戰國時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聯合抗秦的外交策略；所謂“連橫”，指以上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的外交策略。
“縱”與“橫”的來歷，據說是因南北向稱為“縱”，東西向稱為“橫”。六國結盟為南北向的聯合，所以稱“合縱”；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為東西向的聯合，故稱“連橫”。“縱橫家”的代表人物有鬼谷子、蘇秦、張儀等，作品有《鬼谷子》等，主要觀點流傳于《戰國策》等著作中。
蘇秦和張儀為最著名的縱橫家，沒有蘇、張就不存在合縱與連橫，自然也就不會有所謂縱橫學和縱橫家。縱橫家的著作如蘇秦的《蘇子》，張儀的《張子》等大部分在漢朝前亡佚。《鬼谷子》是縱橫家僅存的唯一的著作，另有《戰國策》是記錄縱橫家言行的書籍。
鬼谷子，姓王名詡，可能是春秋時期衛國（今河南鶴壁市淇縣）人，常入云夢山（在河南省鶴壁市淇縣）采藥修道。因隱居清溪鬼谷，所以自稱鬼谷先生。
鬼谷子為縱橫家的鼻祖，蘇秦和張儀是他最杰出的兩個弟子。孫臏與龐涓也是他的弟子。
縱橫家所崇尚的是權謀策略和言談辯論的技巧，指導思想與儒家所推崇的仁義道德大相徑庭。因此，歷來學者對《鬼谷子》一書推崇者甚少，而譏詆者極多。其實外交戰術的得益與否，關系國家的安危興衰；而生意談判與競爭的策略是否得當，則關系到經濟上的成敗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談技巧也關系到人的處世得體與否。當年蘇秦憑其三寸不爛之舌，合縱六國，配六國相印，統領六國共同抗秦，顯赫一時。而張儀又憑其謀略與游說技巧，將六國合縱土蹦瓦解，為秦國立下不朽功勞。所謂“智用于眾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眾人之所不能見。”潛謀于無形，常勝于不爭不費，這是《鬼谷子》的精髓所在。《孫子兵法》側重于總體戰略，而《鬼谷子》則專于具體技巧，兩者可以說是相輔相成。
蘇秦，字季子，戰國時東周洛陽（今河南洛陽市）人。學縱橫之術游說各國，起初到秦國游說惠王，未被采用。隨后東往趙、燕、韓、魏、齊、楚，游說六國合縱御秦。他相六國，歸居于趙，被趙封為武安君。其后秦使人誑齊、魏伐趙，六國不能合作，合縱瓦解。
他入燕轉入齊，為齊客卿。與齊大夫爭寵，被人殺死。一說他自燕入齊從事反間活動，使燕得以破齊，后反間活動暴露，被齊車裂而死。
縱橫家有《蘇子》31篇，今佚。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保存有蘇秦的書信和游說辭16章，與《史記·蘇秦列傳》有所不同。
張儀，魏國（今河南開封市）人，戰國時著名的縱橫家。于魏惠王時來到秦國，秦惠文君以為客卿。公元前328年，秦使張儀、公子華伐魏，魏割上郡于秦。
惠文君于十三年（公元前325年）稱王，并改次年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張儀與齊、楚、魏三國的執政大臣在嚙桑相會，隨即免相。次年，張儀在魏國為相；更元八年，又在秦國為相；十二年，張儀又在楚國為相，后又歸秦。惠文王卒后，武王即位，與張儀有隙，他離秦去魏，在這年的五月去世。《漢書·藝文志》縱橫家類有《張子》10篇，匯集了張儀的作品和有關的材料。
名家：執名為實，白馬非馬
名家注重辯論“名”與“實”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邏輯學。名家與各家不同之處，正是在于“正名實”的方法。他們主要是以邏輯原理來分析事物，辯論的內容又多半是與政治實務無關的哲學問題。因此，名家的理論在中國的學術流傳中，一直被冠以“詭辯”的惡名。代表人物有鄧析、惠施、公孫龍、桓團等，作品有《公孫龍子》等。
名家認為經過抽象以后的名詞概念與它們原來的實體不同，他們提出“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把“大一”(無窮大)定義為“至大無外”；把“小一”(無窮小)定義為“至小無內”。還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等命題。
名家的沒落，除了因為不受統治者的重視之外，也因為弟子們不能提出超越前人的創新主張。
公孫龍是魏國（今河南省北部）或趙國（今山西南部）人，約生于公元前325年，約卒于公元前250年，與莊子、惠施、孟子、鄒衍同一時代。公孫龍主張“專決于名”，執名為實，他的辯論主要是語言的自身展開，離開具體、經驗的事物辯論。
他善為同異之辯，達巔峰的境界，主要辯論有：白馬論、名實論、指物論、堅白論等。
公孫龍是平原君的食客，一天，他牽著一匹白馬出關被阻，公孫龍便以白馬非馬的命題與之辯論，守關的人辯不過他，公孫龍就牽著馬出關去了。公孫龍說：“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于廄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
公孫龍的話大意是說：“馬”指的是馬的形態，“白馬”指的是馬的顏色，而形態不等于顏色，所以白馬不是馬。
這在邏輯學上是一個典型的偷換概念的例子。他把“白馬”和“馬”這兩個不同的概念，用在了一個問題里來進行論證，并作為同等意義上的概念來分析。在哲學上，這是把事物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混淆了。
惠施是宋國（今河南商丘）人，約生于公元前370年，約卒于公元前310年，名家鼻祖，與莊子為友，曾做過魏（梁惠王）的相國；后惠施聯合齊、楚的活動遭到失敗，被張儀驅逐。
惠施才思敏捷，博學善辯，長于雄辯與邏輯推理，曾與桓團、公孫龍等辯者掀起了名辯的高潮，故有“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
陰陽家：九州劃分，五德轉移
在自然觀上，陰陽家利用《周易》經傳的陰陽觀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論；又從《尚書》的“九州劃分”進而提出“大九州”說，認為中國是赤顯神州，內有小九州，外則為“大九州”之一。代表人物有鄒衍等，作品佚失，主要觀點流傳于《呂氏春秋》、《史記》等著作中。
在歷史觀上，陰陽家把《尚書》的五行觀改造為“五德終始”，又稱“五德轉移”。“五德”指五行的屬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陰陽家的說法，宇宙萬物與五行對應，各具其德，而天道的運行、人世的變遷、王朝的更替等，則是“五德轉移”的結果。目的在為當時的社會變革進行論證。
在政治倫理上，陰陽家贊成儒家仁義學說，認為“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同時強調“因陰陽之大順”，包含若干天文、歷法、氣象和地理學的知識，有一定的科學價值。
漢初陰陽家還存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部分內容融入儒家思想體系、部分內容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為獨立學派的陰陽家便不在了。
鄒衍，齊國（今山東淄博市臨淄）人，陰陽家的代表人物，因其學問迂大而宏辯，人稱為談天衍，又稱鄒子。約生于公元前305年，約卒于公元前240年。
鄒衍曾游學稷下學宮，以學問重于齊。到魏，受到魏惠王郊迎。到趙，平原君待之以賓主之禮。到燕，燕昭王親自為他在前面掃塵，聽他講學，為他筑竭石宮，執弟子禮。所以有史推測他可能死在長平之戰后。
鄒衍的著作《鄒子》和《鄒子終始》，據說有10多萬字，但早已佚失。現只有《呂氏春秋》、司馬遷《史記》的一些段落可見其思想。《漢書·藝文志》著錄陰陽派著作21種，已全部散佚。成于戰國后期的《禮記·月令》，有人說是陰陽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也屬于陰陽家之作，《呂氏春秋·應同》、《淮南子·齊俗訓》、《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保留一些陰陽家的材料。
雜家：博采眾議，奇貨可居
春秋戰國時代，各家都有自己的對策與治國主張。為了打敗其他流派，各學派或多或少地吸收其他流派的學說，或以攻詰對方，或以補自己學說的缺陷。然而，任何一個流派也都有自己的特色與長處，而“雜家”便是充分的利用這個特點，博采眾議，成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卻又切實可行的治國方針。代表人物有呂不韋等，作品有《呂氏春秋》等。
呂不韋，衛國濮陽（今河南省濮陽市）人，戰國后期著名政治家，擔任秦相國13年，為秦最后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呂不韋長期賣貴，積累大量家產。但他不滿足于大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尋找機會，投身政界。
有一年，他到趙國都城邯鄲去作生意，結識了秦國公子異人。當時異人在趙國作人質，處境也不太好，呂不韋則認為“奇貨可居”，先是以金錢和美女予之，博得異人的歡心。接著，游說華陽夫人的姐姐，以賄賂買通秦孝文王的皇后華陽夫人，立異人為太子。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后，公子異人得以回國即位，是謂秦莊襄王，封呂不韋為國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秦莊襄王死，秦王趙政即位，呂不韋被尊為“仲父”，代秦王攝政。
趙政親政后，呂不韋被免職。先居河南，后徒蜀郡。秦王政十二年在往蜀郡的途中自殺。當時他養門客3000多人，著名的《呂氏春秋》就是他組織門客編寫的。
嚴格說來，“雜家”并不是一門有意識、有傳承的學派，呂不韋也沒有自命為“雜家”流派。自從《漢書·藝文志》第一次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之后，這個學派才正式被定名。
農家：與民同耕，饔饗而治
農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注重農業生產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農業生產的官吏。他們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應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記有許行其人，“為神農之言”，提出賢者應“與民并耕而食，饔饗而治”，表現了農家的社會政治理想。這一學派對農業生產技術和經驗也注意記錄和總結。代表人物有許行等，主要觀點流傳于《孟子·滕文公上》、《呂氏春秋》等著作中。
農家出于農稷之官。他們的言論多重播百谷，勸農桑，以足衣食。連孔子都認為“所重民食”，可見這是農家所長。
農家主張與民同耕，進而論及君民并耕，可以說是產生于中國古代自由平等的觀念，故不免引起重視“正名”的儒家的反對，認為這是“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因農家的書籍多為農圃之技，而非學理，所以能免于秦始皇的《焚書令》。但其最高的理想為與民同耕，雖為階級平等的口號，但也不容于儒者，所以他們的著作多數亡佚。
許行，魯國（今山東西南）的農業專家，是先秦諸子農家的代表人物，為神農的代言人。他的事跡大多不可考。據《孟子·滕文公》所載，他曾自楚至滕，踵門對文公說：“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為氓。”文公便與他共處。陳良的徒弟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來到滕，說：“聞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為圣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跟許行學其術。
中國醫學理論的形成共經歷了700多年。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中國開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到封建制度確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大動蕩的時期。社會制度的變革，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意識形態、科學文化領域出現了新情況，為醫學發展帶來了良機。醫家泛指所有從醫的人。代表人物有扁鵲等，作品有《內經》、《外經》等。
扁鵲，勃海郡鄭（今河南鄭州新鄭市）人，或齊國盧邑（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人，也有記載為渤海郡州(今河北任丘縣北)人。“扁鵲”并非真名實姓。人們把他和黃帝時的扁鵲相比，并且稱呼他“扁鵲先生”，連史書也以扁鵲稱呼他。扁鵲原姓秦氏，名越人。生于公元前407年，卒于公元前310年，約和孔子同一時代。扁鵲是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醫學家，也是歷史上第一個有正式傳記的醫學家，著有《內經》、《外經》，發明了四診法（即望、聞、問、切）。
扁鵲能從實際出發研究醫學，并能吸取民間的醫療經驗，在醫學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長期在民間行醫，救死扶傷，走遍齊、趙、衛、鄭、秦諸國，在人民中享有很高聲望。
公元前310年，忌賢妒能的秦太醫令李謐派人在崤山設伏，刺殺扁鵲，終年97歲。
小說家：街談巷議，皆成文章
小說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采集民間傳說議論，借以考察民情風俗。《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小說家的起源，出于以說故事為生的人，多數來自民間，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民間文學。“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
小說家能代表平民社會的四方風俗。但他們的東西來自于小道，是“小道消息”，從而不為世人所重視。
關于對諸子百家的派別歸類，司馬談列舉了六家，“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漢書·藝文志》中的劉歆《七略》的諸子略分為10家：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除去小說家不談，所以稱“九流十家”。
諸子之所以說是政治學派的總稱，是因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為國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張以德化民，道家主張無為而治，法家主張信賞必罰，墨家主張兼愛尚同，名家主張去尊偃兵。漢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為絕學，農家獨立成一門技術性學科，陰陽家演化為神秘的方術。因此，對后來大一統王朝政治產生影響的只有儒、道、法。
諸子百家的許多思想給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啟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辯證法；墨家的科學思想；法家的法治觀念；兵家的軍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即使是以“詭辯”著稱的名家，也開創了中國哲學史上的邏輯學領域。我們應該借鑒儒家的剛健有為精神，來激勵自己發憤圖強；鑒借儒家的公忠為國精神，來培育自己的愛國情懷；鑒借儒家的以義制利精神，來約束自己正確對待物質利益；鑒借儒家的仁愛精神，來培育自己熱愛人民的高尚情操；鑒借儒家的氣節觀念，來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強的獨立人格；也應該鑒借墨家的“兼愛”、“尚賢”、“節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廢私立公”等等思想。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也促進了數學的發展，尤其是對于正名和一些命題的爭論直接與數學有關。
但是諸子百家學說中也包含著消極、落后、錯誤的思想，特別是孔孟之道中，內含著復古倒退、輕視勞動者等陳舊觀念。這是必須分辨清楚，并給予批判的。
迄今為止，諸子百家是中國思想解放和思想多元化最經典的時代，在人類歷史上也并不多見。它留給我們的豈止是百花齊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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