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而不貧,富而不強——大宋王朝的背影
留給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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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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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宋朝,無論是歷史教科書,還是民間演義,告訴我們的多是一個以文臣治天下,用貨幣換和平,積貧積弱,萎靡腐朽、偏安一隅的王朝。但讀《如果這是宋史—仁宗盛世》中“榮耀三川口”,“悲愴好水川”等宋夏之戰,特別是任富、宋平、張岜這些英勇不屈、以身許國但卻鮮見于歷史的“小人物”的悲壯事跡時,不禁要問,有如此英勇悲壯之士,為什么說宋王朝軟弱腐朽?仁宗時期,經濟實力遠遠超過盛唐和大明,為什么還說宋王朝積貧積弱?如果說用貨幣換和平,就是貧弱的表現,豈不是混淆了經濟和政治的關系,也顛倒了兩者的邏輯順序。因為,政治的無能和經濟的繁榮是兩會事。難道,是我們誤讀了宋事?
記得中學時期學習中國古代史時,有一章《西夏的崛起》,講的是在遼國兵臨北宋城下,宋被迫與遼結“澶淵之盟”,用歲幣換來暫時和平的背景下,西北的黨項族在元昊的領導下迅速崛起,史書上元昊是被作為一個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來書寫的,他建立西夏政權,創建本民族文字,興宋夏之戰,屢敗大宋等等。然而,《如果這是宋史—仁宗盛世》中的元昊,不是杰出的政治家,而是十足的流氓和無賴,不是神機妙算的軍事家,而是靠人多欺負人少,靠欺騙耍詐等伎倆取勝的卑劣之徒。與他相比,別說韓琦、張亢等統帥,就連任富、宋平等頭領在戰爭中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才能都遠勝于他。但,歷史,你為什么要以勝敗論英雄,為什么要將這一切的結果歸責到趙匡胤為大宋定下的所謂“揚文抑武”的基調上,這不公平,也不符實實際。
宋朝漫長的三百年里,有著令其它王朝望其項背的經濟實力,卻始終無法實現大一統,甚至到南宋時,落了個偏安一隅,皇帝和宰相尸沉海底的悲慘下場。有種觀點認為,宋太祖出身行伍,親歷五代十國武夫專權,軍閥殃國的歷史,而自己正是憑借軍事實力黃袍加身的,因此,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為宋朝定下了重文輕武,以文治武的基本格調,而宋朝此后的積貧積弱正是這種基調種下的禍根。文官管理武將,文官不懂戰爭,因循守舊,長于治國而拙于保家衛國和開疆拓土。這種說法頂多70%的正確。重文輕武不假,但不能將趙匡胤處于良好初衷作出的以文節武的基調作為一個王朝三百年來心安理得而不思進取的理由。文臣不僅要治國更須安邦,皇帝不僅要遵循祖制,更要強國富民。
歷史上,西漢王朝剛一建立,高祖劉邦就除掉了韓信、英布、彭越等武將,此后經“文景之治”,到漢武帝,終于實現了“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夙愿。明朝朱元璋建國后即誅殺功臣,但即使到了嘉靖、萬歷貧弱之年,明朝仍然取得朝鮮戰爭和東南抗倭的勝利。可見,江山代有人才出,中華民族在危難之時從不缺乏挺身而出、以身許國的勇士,宋朝亦是如此,潘美、曹瑋、岳飛等將帥對國家的忠貞和軍事才能絕不遜色于同時代異邦的首領,即便文臣如韓琦、張亢亦不乏馬革裹尸的氣度。而宋王朝的經濟實力更非其它少數民族建立的番邦可同日而語。如此一個龐大、富足、人才輩出的王朝,留給歷史的為什么卻只是文臣宰相的口若懸河和長袖善舞?為什么只是文人騷客的香艷和失意?為什么只是一個龐大臃腫,老態龍鐘的王朝?
這一切,歷史將它歸責于宋太祖創建的“重文輕武”的祖制,歷史所津津樂道的是宋王朝的富足與和平,但其富足上不在國,下不在民,其一半用于購買和平,一半被“高俅”之輩、“西門慶”之輩揮霍。如此的富足,有何值得炫耀?
一個王朝也好,國家也好,上至皇帝或元首,下至文官集團和市民集團,其血液中應該有一種捍衛尊嚴和正義,明辨曲直善惡的血性。如只熱衷于追求所謂的和平與富足,安于現狀而不思進取,必將如宋王朝一樣龐大臃腫,暮氣沉沉。雖然,宋朝三百年來基本保持富足平靜、萎靡奢華,如果是豬,犬養的肯定要比野生的幸福,但如果一個人,一個民族被長期犬養,必將失去血性和殺氣,其結果只能是屠夫碾上的待宰羔羊。
黃仁宇先生曾說過,忽略宋史的后果是嚴重的。而今天,我突然看見宋王朝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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