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歷史小說迎來了久違的春天，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走紅后，中國歷史上其它朝代的歷史小說，也如雨后春筍一般冒了出來。高天流云的宋朝歷史，目前已出版了四卷，單從篇幅來看，太祖趙匡胤開國占一卷，太宗趙匡義、真宗趙恒合占一卷，而知名度并不如他的爺爺輩的宋仁宗趙禎一人卻獨占兩卷，莫非其功績超越他的爺爺和父親？這個問題還真要看從哪個角度來看，作者給出的答案是宋仁宗貴在“不折騰”，對外用千方百計的謀求和平來代替征伐，對內寬容仁慈，與民休息，對己，他放下皇帝的架子，默默忍受著那些扎堆牛人們在自己面前不停地的死磕。所以在他主政時期，大宋帝國成為文人的天堂，也成為市井商販的天堂，范仲淹、韓琦、富弼、文彥博、包拯、司馬光這些頂級文臣雖然彼此之間不斷的折騰，但卻都名流千古；老百姓雖然要對外交納比較恥辱的“歲幣”，但是卻能豐衣足食；仁宗自己雖然無母無子，在他死后卻得到整個子民的慟哭吊唁。從這個角度看，仁宗確實是實至名歸的“仁”宗，板著手指頭算算，中國歷史上這樣的皇帝確實也不多。

      中國歷史，除去夏商周外，大約兩千年左右，此前的漢唐，奠定了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宋朝雖然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但弱枝強干，以文接武的國策卻為后來周邊少數民族崛起直至最終南下取代漢族政權埋下了隱患。宋王朝之所以能延續300年之久，不是因為他小富即安的守土思想而得以茍延殘喘，而是因為他在這種環境下經濟上的富足和文化、科技上的發達，給以貨幣換和平提供了物質基礎。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對內的富足和對外的強勢真像魚與熊掌一樣不可兼得嗎？我看未必。作者對宋仁宗的褒獎雖然無可厚非，但如果具體分析一下，仁宗時期，對內的富足并不僅僅是因為他內政外交上的不折騰，對外的積弱局面也不是不可以改觀，而且，他所秉承的“以和平求發展”、“強文弱武”的國策，短時間內換來了和平和富足，還有中華民族文化上的巔峰，但這并不是不是徹底解決民族矛盾的辦法，他摒棄了范仲淹等改革派的“慶歷新政”，此后，僅僅幾十年，北宋便社會矛盾激化，中央政府對內積貧，對外積弱，以至于不得不啟用王安石進行變法。

     當然，不能苛刻的要求一個皇帝去改變一個歷經三世的王朝近百年積累下來的問題，但我們既然說歷史，就應該趙禎。他的過人歷史的評判每個人，包括宋仁宗之處不是他治國的能力，而是他知道自己不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樣的超人，更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能改變宋朝先祖的既定國策和王朝最終命運，他的過人之處更在于他是一個好人，他沒有把皇帝當做一種權力，而是作為一份社會大分工下的工作來干。所以每當出現戰爭與和平的選擇時，他明智的選擇了和平，每當出現改革與守舊的爭論時，在經過反復權衡后，他理智的放棄了改革，每當出現文與武的斗爭時，他理智的選擇了抑武。與其失敗的折騰，不如順其自然的不折騰，與其勇敢地吃螃蟹，不如安全的吃五谷雜糧。

     先說對外。太祖趙匡胤時期，滅南唐，伐北漢，卻敗于契丹；太宗趙匡義時，滅北漢，卻慘敗于契丹，同時，西北的黨項族開始崛起；真宗時期，北與契丹結“澶淵之盟”用“歲幣”換和平，西北屢屢受制于李繼遷，但至此，宋朝的國家戰略也成了定局，到了仁宗朝，北遼與西夏結盟，宋朝面臨兩線作戰的困局，這種情況下，歷史上三國鼎立的局面再次形成，所以，富弼出使遼國換來的外交成果，給北宋贏得了難得的調整時間。如果說，北宋能夠抓緊時間，哪怕三年養軍備戰，能夠重用范仲淹、韓琦、種世衡、狄青這些會打仗的人，能夠不犯把西北戰事這樣重要的國事交給葛懷敏這樣一個白癡手上的低級錯誤的話，或者說，在非常時期，對武將的警惕或壓制哪怕改變一點點，宋朝何至于積弱百年后而喪命于異族之手？雖然說，范仲淹、韓琦等人在國防戰略上有分歧，但他們畢竟都是鋼，為什么舍鋼而用木？遺憾的是，自從西北戰事失利后，北宋的國防徹底崩潰了，特別是邊防和地方，真是一片刀槍生銹，馬放南山的架勢，以至于出現儂智高這樣的烏合之眾竟然能在南方宋境內不費吹灰之力的攻城掠地？軍閥擁兵，藩鎮割據固然可怕，金人鐵騎，蒙古鐵騎的滋味難道好受？歷史有一個悖論，那就是沒有一把能根本解決中央與地方、固邊與強干問題的鑰匙，哪怕是解決一個問題的一把鑰匙。在這個問題上，或許平衡是最不壞的辦法，因為，世易時移，只有因勢利導，才能把損害減到最小，請注意，我說的是最小，而不是避免。

    再說對內，仁宗一朝最為時人和后人津津樂道的是這是“文人的天堂”，這是百姓安居樂業，商業繁榮發達的好時代。問題是文人一旦生活在天堂，對歷史文化來說或許是盛事，但對國家來說未必是什么好事情，至少國防好不到哪里去，能保家衛國的武將們的日子也好過不到哪里去。宋朝三百年間，先后面臨遼、西夏、金、元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和侵略，并且最終也亡國于斯。在這樣的環境下，本應保家衛國的武將卻被排斥在外，甚至象狄青、岳飛這樣的民族英雄只能慘死與“莫須有”的罪名之下，相反的是，那些文人騷客們，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謙謙君子們，當國家處于生死存亡之際，他們要么向武將搖尾乞憐，要么給主子出一個割地賠款的餿主意，而一旦戰事褪去，他們便瘋狂的欺負曾經保家衛國的英雄。呂夷簡、夏竦、文彥博、歐陽修的確生活在天堂，他們入世則位居人臣，出世同樣可以翻云覆雨，而像范仲淹這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實干家，卻只能一貶再貶。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韓琦，韓相公此前曾是西北戰場上和范仲淹齊名的明星，可初期偏偏不諳世事人情，總是一個勁的和范仲淹對著干，是位不折不扣的能把朋友氣哭，能把對手樂壞的主，到后來，韓琦變了，變得精通為官之道，他不再是哪個力主革新的君子了，而是一名資深的文人政客，正是這驚艷一變，韓相公混的如魚得水。所以，準確的說，北宋或者仁宗朝也只是那些會整人，愛掐架，嘴皮子和筆桿子功夫高，但不干實事，也干不了實事的文人政客們的天堂。

    最后，來回答一下本文開始提出的關于魚與熊掌的問題。我覺得，中國歷史上道儒法墨四大家，如果用來治理國家，從實用性和長期效果上來看，治國的話，道家治本，法家治標，而儒墨兩家，根本無法承擔治國的大任，其主要價值在于修身養性和思想教化上，而兩者的地位差不多半斤八兩，這是另一個話題，此處不表。因此，宋仁宗的確是一個好皇帝，因為他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兢兢業業的把皇帝這一份并不好干的工作低調的干了幾十年，而中間，他很少用這一權力為自己謀私利，在戰與和、變與守等大事上，也沒有血氣方剛或感情用事一把，這正是不變即變，順其自然的道家思想。但是仁宗朝并不是一段值得今人稱頌的歷史時期，因為它違背了一個簡單的哲學道理。無論自然界還是人類，萬事萬物都是陰陽相克相成的，只有雙方在不斷地博弈和強弱相易中才能長久存在，只有雙方達到平衡的狀態才能實現內部和諧。具體到戰爭與和平，內政與外交，或者是文臣和武將，中央和地方，甚至是老人與小孩、男人與女人的比例，雙方都是相互依存而存在的，理想的狀態是雙方平衡協調，正常的情況是雙方勢力處于此消彼長的運動之中而不是人為地抑制甚至扼殺某一方。雖然，絕對的平衡與和諧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確實應該追求或者維護這一狀態，否則，只能是解決一個問題，制造了另一個問題，而兩個問題的危害不分伯仲，區別只在于形式而已。唐朝節度使擁兵自重，擋住了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卻架空了中央政權，于是有了“安史之亂”。宋朝則完全相反的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再比如，新中國成立后的六十年歷史，也是“三十年河南，三十年河北”的兩個極端。簡單地說，前三十年，是折騰的三十年，對外封閉，對內高壓，在這樣的情況下硬是打了幾場勝仗，硬是搞出了原子彈，總的來說是國家窮，百姓苦，腰桿硬，思想純；后三十年，是倒騰的三十年，對外開放，對內放開，在這樣情況下，對外不放一槍一炮，全國上下一心一意的鉆研GDP，總的來說是國家富，百姓活，但……，后面的話請讀者自己總結吧。內富與外強，文明與尚武，其實根本不是一個如何選擇與取舍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平衡的問題，不是一個究竟選擇魚或者熊掌的問題，而是如何兼得的問題。

    歷史，是那么的鮮活，因為他可以使我們憧憬想象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自己心儀的時代；但它又時那么的沉重，以至于每讀一次歷史，甚至是某一個歷史故事后，我的心情便會無比沉重。就中國歷史而言，兩千年了，但前朝的錯誤后朝還是繼續再犯，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悲觀的說，人類是不能做到以史為鑒的，但我相信是可以在循序漸進的糾錯中，不斷減少錯誤的危害。或許，我們會繼續犯錯誤，但如果能做到兩次錯誤之間的周期能不斷延長，下一個錯誤的危害能不斷減小，這才是研究歷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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