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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斷秦檜是金國派到南宋的奸細的部分證據(jù)!

唐宋 · 2010-07-29 · 來源:唐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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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斷秦檜是金國派到南宋的奸細的部分證據(jù)!
  
  ——推斷秦檜是漢奸的部分證據(jù)!

 

     秦檜(1090-1155年),字會之,江寧(今江蘇南京)人。秦檜出生于一個下級官吏家庭。
  
  據(jù)說這個秦檜倒也是個人才,生得腳長如竿,眼有夜光,“常嚼齒動腮,謂之馬啖。相者謂得此相者可以殺人。”
  
  南宋初年的奸相汪伯彥未中進士時,曾接受徽州(今安徽歙縣)祁門縣令王本的聘請,到當(dāng)?shù)亻_館教學(xué),秦檜和他的兄弟都拜汪伯彥為師,在汪伯彥的門下讀書。
  
  秦檜小時就“天資狡險”,又在汪伯彥那里學(xué)到了一套玩弄權(quán)術(shù)、搞陰謀詭計的本領(lǐng)。所以,當(dāng)他在做太學(xué)生時,便陰一套、陽一套,表面上有時也樂意為大家做些事情,同窗要去出游,必“委之辦集” ,但在暗地里又“善干鄙事” 。同學(xué)們覺察到他有這種兩面派的行為后,都瞧不起他,稱他為“秦長腳”。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秦檜考中進士,任密州(今山東諸城縣)州學(xué)教授,后又中宏詞科,由李邦彥“薦入館職”。秦檜進入官場以后,可說是平步青云,一帆風(fēng)順。
  
  
  (附注:秦檜考中的僅僅是進士,并非是狀元!宋代一批進士有上百甚至幾百人之多,其中的第一名才是狀元。秦檜當(dāng)時考中的僅僅只是一個普通的進士而已,連前十名都沒有進,根本就不是什么“狀元”!所謂的秦檜中“狀元”之說完全是網(wǎng)上的某些不學(xué)無術(shù)的欺世盜名之徒的杜撰繆傳!)
  
  北宋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底,金軍再次包圍了宋朝都城東京汴梁(今開封)。不久,東京便被攻破。金國女真兵縱火燒殺搶掠,把汴京城內(nèi)的金銀財寶搜括一空。最初,他們并不以搜括金銀財寶為滿足,還想奪取北宋王朝而代之,但又“懼民不聽”,也顧慮懸軍南下,占領(lǐng)州、縣過多,“兵力不周,是自貽患也”,所以才不敢這樣做。但是,又恐怕“他日趙氏必復(fù)興”,于是又有“就城中別擇賢人之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金人為要另立異姓,便把徽宗、欽宗、親王和后妃等人都扣押起來。
  
  靖康二年(1127), 金國女真皇帝下令廢徽、欽二帝。在‘君為臣綱”的封建時代,士大夫把忠君的思想言行,看為是最高的道德準則,所以一聽到二帝被廢而要另立異姓的消息,同知樞密事孫傅便立即發(fā)動文武百官寫了一封呈文送往金營,陳述當(dāng)時在中外異姓中沒有合適的人選,如果倉促冊立,不但四方必然不從,而且宋金雙方還會因此而造成兵連禍結(jié),爭斗沒有止息之期,況且汴京經(jīng)過兩次搜刮之后,“公私所有,各已罄竭”, “難以立國”,請求金軍班師,讓北宋朝廷“退守偏方,以備藩屏”, 如能準許欽宗復(fù)位,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但這個呈文并沒有送到宗望、粘罕那里,孫傅自己便又寫了一封呈文,再次向粘罕等人請求,力主要是不允許欽宗復(fù)位,就在皇族中“擇一賢者立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
  
  這就是“存忠”趙氏的主張。很明顯,這個主張,是把一個國家的存亡,看作是一姓之興廢,只要能保住趙氏的皇位,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向金國女真人屈辱稱臣,甚至永為藩屬。
  
  盡管這樣,金國女真人還是置之不理,金軍統(tǒng)帥直接指令北宋投降派吳幵、莫禱等人催促百官,要他們“督舉異姓” 。其實,要百官推舉異姓也不過是一種形式,金國女真兵統(tǒng)帥粘罕他們早就看中了前宰相張邦昌,要立他作為金國女真人的傀儡皇帝。
  
  金將還要北宋群臣一同擁立張邦昌為帝,如有人敢持異議或藏匿趙氏者,以軍法嚴懲。敵人雖然氣勢洶洶,但北宋許多官員仍不屈服于金軍的威脅,當(dāng)時要求辭官者就有四十余人,他們寧愿棄官,也不肯擁戴張邦昌為帝。
  
  金軍統(tǒng)帥粘罕等人見用硬的一套行不通,便改用欺騙與武力威嚇相結(jié)合的辦法來逼使百官就范。他們命北宋吏部尚書王時雍為汴京留守,要他到處張貼榜文說:“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為帝(《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并要他請文武百官到秘書省商議這一事情。
  
  當(dāng)北宋文武百官到達后,秘書省的大門即被關(guān)閉,周圍布滿了全付武裝的金國女真兵。在這森嚴而恐怖的氣氛中,范瓊出面宣布:金國要立張邦昌為皇帝。文武百官這才知道上當(dāng)受騙了。面對這種情況,有的人“唯唯而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也有不肯俯首就范的,其中有個太學(xué)生就說:“某等所見,意殆不然”。范瓊怕其他的人也跟著他起來反對,‘即抗聲折之”。王時雍更怕拖延時日,夜長夢多,又看到大家不肯寫推舉狀,他就帶頭簽寫,于是文武百官也只好跟著他簽寫了。
  
  起初,雖有人流淚悲嘆,但又不敢提出異議。后來,奉直大夫寇庠才嚴然厲聲地說:“吾乃異議者,請如所令”。接著,朝請郎高世彬也悲憤地說.“吾請同行”。他們的抗議在同僚中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監(jiān)察御史馬伸當(dāng)場對眾官說:我們“職為爭臣”, 怎么能夠“坐視不吐一辭”?我們應(yīng)當(dāng)共同寫一篇反對狀,要求保“存趙氏”(《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
  
  秦檜這時官為御史中丞,秦檜看見文武百官的反對態(tài)度,也聽到屬下馬伸等人的慷慨陳詞,自己作為御史臺的長官,當(dāng)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就獨自地寫了一紙狀文送到金營。
  
  秦檜在他寫給金國女真人的狀詞的開頭,首先表明:他秦檜寫此狀的目的,并不完全是為了盡忠于趙宋王朝,也是為了替金國女真人著想,并幫助你們金國女真人權(quán)衡利弊。
  
  秦檜還說:值得金國女真人注意的是,趙宋建國已有一百多年,統(tǒng)轄地區(qū)遼闊,子孫蕃衍,“號令一統(tǒng)”。張邦昌作宰相時,只不過是一個“附會權(quán)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 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如果把他立為皇帝,天卞的英雄豪杰必然會“共起而誅之”,最終還是不能成為金朝的屏障和藩屬。金國女真人如果不顧一切,一定要立張邦昌為帝,那么“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
  
  所以,他秦檜衷心地希望金國女真人要深思熟慮,最好還是恢復(fù)宋欽宗之位,讓宋欽宗當(dāng)個傀儡皇帝,這樣“實大金萬世之利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
  
  這就是秦檜后來所一再吹噓的,他在靖康末年如何不顧安危,“存忠”趙氏的事實真相。
  
  實際上,秦檜在狀文中雖然已申明,他的反對狀“非特忠其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但在當(dāng)時仍是迷惑了不少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認為秦檜能“存忠”趙氏,就是一個難得的忠臣,假“使會之(秦檜的字)誠有此,而無紹興再相,擅國罔上,專殺尚威,則謂非賢可乎”? “倘使當(dāng)時身便死,一生真?zhèn)斡姓l知?”(《揮麈后錄》 卷2)
  
  當(dāng)時金國統(tǒng)帥粘罕雖然沒有接受秦檜的建議,但對秦檜能設(shè)身處地地為金國女真人的利益著想,卻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好感,并“心嘉其忠”(《鶴林玉露》卷5,《格天閣》)。
  
  金國女真人為要滅宋,在靖康二年(1127)三月就扶立投降派的頭目張邦昌為大楚皇帝,命他統(tǒng)治黃河以南的宋朝舊域,統(tǒng)治了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至此滅亡。到同年四月,金軍才北撤。北撤時擄走了徽、欽二帝、后妃、嬪御、親王、宗室、文武百官共三千多人,還運走了搜刮來的大量金銀、珠寶、古器物、天下州府圖籍、圖書、渾天儀以及百工、技藝、僧道、醫(yī)卜、平民等約十萬人,滿載北去。這就是“靖康之禍”。
  
  金國女真人立張邦昌為傀儡皇帝,也只是權(quán)宜之計。他們打算先鞏固對遼東和黃河以北地區(qū)的統(tǒng)治后,再作南侵,所以在他們北撤時,還“取秦檜及太學(xué)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 ,并明白地告訴他們說:“金國不要你們作大義策論,各要汝等陳鄉(xiāng)土方略利害”。在太學(xué)生中,有些無恥之輩就爭著拿起紙筆,“陳山川險易,古人攻戰(zhàn)據(jù)取之由以獻”(《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
  
  尤其應(yīng)當(dāng)指出的是,當(dāng)時金國女真兵統(tǒng)帥粘罕等人之所以特別指名要秦檜前往,從表面上看其理由是說他“以廢立異議,故取之”。但實際上,其實是因為粘罕看了秦檜寫的狀書以后,不僅“自喜其為人”(《大金國志》卷13) ,而且“心嘉其忠,與之俱歸”(《大金國志》卷13)。
  
  同時,使金國統(tǒng)帥粘罕對秦檜產(chǎn)生好感的還有一件事,就是后來秦檜對人家所說的:他在靖康末年,與莫儔同在金營,當(dāng)時由于粘罕怕趙氏他日復(fù)興,要將趙宋宗室全部抓去,來個斬草除根,但又顧慮到“搜尋宗室,有所未盡”,憂心忡忡,不知怎么辦?
  
  于是莫儔就先向粘罕獻計,要他到“宗正寺取玉牒(皇族的譜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刷,無能逃矣”。
  
  當(dāng)時秦檜也在旁,秦檜則認為:莫儔這個計謀不好,因有的人家宗族繁多,大家雖有宗族之親,但情誼卻很疏遠.有的人雖同姓,但他們的恩情還比不上異姓,他們平時既然不能共富貴,一旦有了禍患,就想“與之均,以人情揆之,恐無此理”。
  
  秦檜的確是老謀深算,乍聽起來,秦檜好像是不同意莫儔的意見,而其實秦檜是在婉轉(zhuǎn)地指點粘罕:以單純根刷宗室的辦法,是不可能防止趙宋政權(quán)的復(fù)興的。粘罕當(dāng)然也聽懂了秦檜的意思,所以才說:“中丞之言是,由此異待之”(《揮麈后錄》卷3)。
  
  
  金兵北撤時,被俘去的北宋大臣,除御史中丞秦檜外,還有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何樐、同知樞密事兼太子少傅孫傅、資政殿學(xué)士簽事樞密院事張叔夜等人。就這幾個人來說,他們對待抗金和被俘的態(tài)度,也不盡同。
  
  被俘前,張叔夜是個抗戰(zhàn)派。在金兵第二次包圍汴京時,張叔夜曾帶兵前往保衛(wèi)汴京,當(dāng)時“勤王之師,無一致者,獨叔夜以孤軍入衛(wèi)”(《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5)。到汴京后,他一連四天與金兵大戰(zhàn),英勇殺敵,“斬其金環(huán)貴將二人”(《宋史》卷353,《張叔夜傳》)。欽宗對張叔夜打勝仗,非常高興,把他的事跡寫好藏在臘丸內(nèi),派遣使者送到各地,號召各地官吏派兵入衛(wèi)京師,但是“迄無赴者”。汴京城被攻陷時,張叔夜雖受了傷,“猶父子力戰(zhàn)”(《宋史》卷353,《張叔夜傳》)。當(dāng)欽宗出城到金營乞和時,張叔夜也極力勸阻。當(dāng)粘罕要立張邦昌為傀儡皇帝時,張叔夜還寫信給粘罕和宗望,請求“立太子以從同望”(《宋史》卷353,《張叔夜傳》)。張叔夜被俘北去時,沿途寧愿挨餓,也不食金軍的糧食,只是飲些湯水,以維持生命。走到宋金交界的地方,有人告訴他就要過界河了,張叔夜悲憤至極,“乃矍然而起,仰天大呼”,以后再也不說話了,到第二天,“扼吭死”(《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5)。張叔夜以死來抗議金軍的侵略暴行。
  
  何樐在宋金戰(zhàn)爭發(fā)生后,最初曾與抗戰(zhàn)派一起,提出反對割地的主張。不過他并沒有把這一主張堅持到底,當(dāng)汴京城被攻陷后,他輕信敵人許和的詭計,和欽宗一起到金營求和,結(jié)果自己也成了階下囚。當(dāng)他被俘到金國后,總算還有點骨氣,“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宋史》卷353,《何樐傳》)。
  
  孫傅在欽宗被扣押到金營后,輔助太子留守京師兼任少傅,曾冒死一再上書給金人,反對立張邦昌為帝。當(dāng)金將來索取太子時,孫傅也表示:自己是太子的師傅,應(yīng)當(dāng)和太子同生死,金國女真人這次指名要我去,我當(dāng)然要和太子一起前往,希望去后求見金國二帥,當(dāng)面斥責(zé)他們,或許事情還可轉(zhuǎn)機。孫傅的兒子聞訊前來看望孫傅,不料卻遭到孫傅嚴厲的斥責(zé)。孫傅說:叫你不要來,你又來了,我為國而死的決心己定,你再來也沒有用了7 。孫傅被俘到金國后,“終以不屈,卒于金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5)。
  
  秦檜過去裝模作樣地表示反對割地,也反對立異姓為帝,但這些都是為了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掩飾。秦檜“始陳此議,特激于一朝之諒”(《鶴林玉露》 卷5,《格天閣》)。
  
  所以當(dāng)秦檜一旦當(dāng)了俘虜,面臨嚴峻考驗的時候,秦檜也就開始脫去偽裝,原形畢露了。
  
  秦檜“既至虜廷,情態(tài)遂變”(《鶴林玉露》 卷5,《格天閣》) ,變節(jié)投敵,當(dāng)了金國女真人的狗奴才。
  
  其實,金國統(tǒng)帥粘罕本來就看中了秦檜,對秦檜早已有好感,而今就更加信任他了。所以,秦檜到金國后,自然能夠享受其他俘虜所不能得到的禮遇。
  
  當(dāng)時,連徽、欽二帝和其他宗室大臣在被俘北去的時候,都受盡了金兵的折磨。燕王趙俁因絕食死在路上,金兵用馬槽來收斂他,馬槽不夠長,“猶露雙足”。宋徽宗在途中口渴,也只能“摘桑堪食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北宋的皇室宗親被押解到燕山府(今北京市)后,金國女真人怕趙宋宗室人多勢眾,難以對付,便采取分而治之的辦法,命宗室一千八百多人留在燕山府,按人口配給糧食,監(jiān)視很嚴,使“宗室之死甚眾”(《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
  
  至于徽、欽二帝以及其余的人,都被押送至金國的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南)。原來位極至尊的徽、欽二帝,當(dāng)成了階下囚時,一切都得俯首聽命,任人擺布。
  
  徽、欽二帝被迫穿著素服去跪拜金太祖廟,又到乾元殿去叩見金太宗。金太宗封宋徽宗為昏德公,封宋欽宗為重昏侯。這種封與被封之間,意味著君主與臣屬的關(guān)系,而這些封號,對徽宗、欽宗更是莫大的諷刺。
  
  徽、欽二帝在備受凌辱之后,被“移居韓州”。宗室晉康郡王趙孝騫等九百余人,也徙“至韓州同處”。金國女真人對他們不僅在政治上百般凌辱,而且在生活上也極為苛虐,“僅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養(yǎng)”(《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
  
  在當(dāng)時的宋朝俘虜中,只有秦檜是唯一能享受特殊待遇的人物。
  
  由于金國統(tǒng)帥粘罕的推薦,金國皇帝對秦檜極為賞識。在流放徽、欽二帝及其他趙宋宗室大臣時,惟獨秦檜不被流放,惟秦檜“不與徙”(《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并將秦檜賜給金國元帥左監(jiān)軍撻懶為“任用”, “任用者,猶執(zhí)事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
  
  秦檜得到這樣的知遇,自然受寵若驚,感恩戴德,便卑躬屈膝地投靠了金國女真人,依金國權(quán)貴撻懶“以居”(《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諂事?lián)閼校曅臑橹谩保ā耳Q林玉露》 卷5,《格天閣》)。撻懶也優(yōu)待秦檜,“亦厚待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
  
  金太祖的四太子完顏兀術(shù)(即小說書中的“金兀術(shù)”),還專門宴請秦檜,而左右侍酒的人,也都是“中都貴戚王公之姬妾”(《金佗續(xù)編》卷20 ,章穎:《鄂王傳》之4)。
  
  秦檜變節(jié)投降后,和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的交情打得十分火熱,他們主奴之間一場可恥的政治交易就這樣開始了!
  
  自從金兵北撤以后,張邦昌的傀儡政權(quán)遭到宋朝朝野內(nèi)外的唾棄,也無法支撐下去。一般未被金兵俘去的北宋臣僚,仍希望重建一個趙氏政權(quán)。可是,在汴京的宋朝皇室都被俘走,只有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趙構(gòu)此時還在濟州(今山東巨野縣), 他是北宋皇室中僅存的近支,北宋巨僚們當(dāng)然也就把他看成是趙宋皇位的合法繼承人了。張邦昌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只好自請退位,于是僅存三十三天的傀儡政權(quán),在一片唾罵聲中垮臺了。
  
  靖康二年(1127 )五月,康王趙構(gòu)在南京應(yīng)天府(今河南商丘)稱帝,重建趙宋王朝,改號建炎,也就是后來繼續(xù)了一百五十二年(1127一1279年)的南宋王朝的第一個皇帝,史稱為宋高宗。
  
  宋高宗即位的消息傳到金國,宋徽宗得知后非常高興。宋徽宗在被俘北去的途中,就希望康王能重建趙宋政權(quán)。他還在衣領(lǐng)中寫了密信,交給宣贊舍人曹勛,要他秘密地從小道去找康王,要康王此后真的能夠登上帝位,即“來救父母”,并要曹勛告訴康王,如果他有“清中原之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就放手進行,不要以他為念。
  
  但是事實上,宋徽宗并沒有真正放棄他歷來的投降主張,只是由于捱受不了痛苦的俘虜生活,才希望康王能夠北伐,能夠救他出苦海。所以,宋徽宗又以康王登位作為向金乞和的資本,借機寫信給金國統(tǒng)帥粘罕,與約和議。
  
  宋徽宗這封求和信,是由秦檜代筆的。秦檜也供認不諱,他后來說:“向在北庭,代徽宗作書稿”(《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9)。
  
  在這封寫給金國統(tǒng)治者的求和信中,秦檜以五代時契丹的耶律德光為例,認為他攻入汴京,滅掉后晉,把石氏宗室北遷,這樣做的結(jié)果,契丹反而守不住中原地區(qū),但得利的倒是劉知遠建立了后漢。
  
  秦檜希望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從這一歷史事件中汲取經(jīng)驗教訓(xùn),最好的辦法,還是派一名被俘的宋廷舊臣南歸,帶著宋徽宗的親筆信,勸說宋高宗“子子孫孫”向金國女真人稱臣納貢,這樣才是金國的“萬世之利”(《三朝北盟會編》 卷211 ,引《北狩行錄》)。
  
  金國統(tǒng)帥粘罕雖沒有接受宋徽宗的求和,但對代筆人秦檜能這樣竭智盡慮地為金國女真人著想,卻非常贊賞,“粘罕喜之(秦檜),賜錢萬貫,絹萬匹”(《三朝北盟會編》 卷220,《中興姓氏錄》)。
  
  而粘罕之所以重賞秦檜,當(dāng)然也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斷遣使去金國,卑辭厚禮,一意求和。但金國最初兵力強盛,一心想吞滅南宋,根本不肯承認南宋的重新立國。
  
  宋高宗趙構(gòu)為要再次表示自己的降順之意,于建炎三年(1129)九月,又派奉議郎直龍圖閣張邵使金。張邵為使去山東昌邑(今山東巨野東南)和金國元帥左監(jiān)軍撻懶會見,見面時撻懶卻要他行下拜之禮。張邵反駁他說:你我都是南北朝臣,沒有相拜之禮。但撻懶惱羞成怒,就把他扣押起來,送去密州(今山東諸城)。
    
  當(dāng)時和張邵形成鮮明對照的反面事實是,秦檜在投靠金國女真人以后成了撻懶軍中的座上客,在張邵會見撻懶時就親眼見到“前御史中丞秦檜在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8)。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在宋高宗趙構(gòu)接連向金國最高統(tǒng)治者們上書乞哀之際,金國女真貴族們又出動了大軍,還帶上在燕、云、兩河等地強征的剃頭簽兵,分兵數(shù)路,再次大舉南侵攻宋。
      
  在這次侵宋戰(zhàn)爭中,金國元帥左監(jiān)軍完顏撻懶(昌)負責(zé)淮南戰(zhàn)場,完顏兀術(shù)(宗弼)負責(zé)江南戰(zhàn)場。
       
  這次南侵,撻懶帶兵攻取淮東。過去秦檜為御史中承,又是南方人,對南宋的情況很熟悉,撻懶就利用這條走狗,“命檜以任用偕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8)。
    
  秦檜不滿足于獨身前往,還想帶他的妻子王氏一同隨行,似又摸不透金將的底蘊,夫妻倆便假裝爭吵。王氏故意大聲地叫嚷說:“大金國以汝為任用,而棄我于途中耶?”(《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8)。 因撻懶的住所和秦檜的住址相鄰,撻懶的妻子一車婆聽見爭吵后,便過來相問。王氏把爭吵的緣由告訴了她,一車婆即安慰她說:不用顧慮,金國的法律允許家屬隨軍。一車婆回家后,便把這一情況告訴了撻懶。
    
  撻懶要利用秦檜,對他當(dāng)然不同于南宋的一般降將,也用不著扣留他的家屬作為人質(zhì),所以就準許了王氏隨軍而行。于是,秦檜夫妻兩人,便一同地為撻懶的侵宋賣力。秦檜在撻懶軍中為“軍事參謀”,兼充“隨軍轉(zhuǎn)運使”(《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8)。
    
  這次,撻懶先攻打楚州(今江蘇淮安)。當(dāng)時南宋的徐州守臣趙立,因在徐州城中勢孤糧缺,就帶領(lǐng)部下救援楚州。沿途遇上不少金軍,且戰(zhàn)且進,接連打了七次勝仗,才進入了楚州城。進城時,趙立的嘴為流矢所傷,不能說話,但他仍堅守崗位,以手指揮。將士們極受鼓舞,奮勇力戰(zhàn),其時楚州城內(nèi)的軍民總共不滿萬人,而撻懶所率領(lǐng)的金兵卻有幾萬,一連攻城四十多天,仍不能攻下。敵人沒有辦法,只好退守孫村大寨,命騎兵搶掠殺害城中出來購買糧食和柴草的老百姓,并企圖以這種做法來困死趙立的軍隊和城中的老百姓。
  
  江南戰(zhàn)場的金軍分兵兩路侵宋。西路軍由完顏拔離速、耶律馬五等指揮,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由黃州(今湖北黃州)渡江,先后攻入江西、湖南和湖北三路,一路燒殺劫掠,然后北撤。駐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劉光世軍聞風(fēng)逃竄,致使金軍在西路的一支偏師得以橫行幾千里。只是南方一些村民自動組織抵抗,才使那些金兵遭受一些損失,而有所忌憚。
    
  金兵西路軍攻打江西、湖南,想活捉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隆裕太后(宋哲宗廢后)。這路金兵的一支打到撫州時,撫州守臣即秦檜的岳父“王仲山以城降拜”(《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9)。金人得到這條鷹犬,非常高興,馬上命王仲山(秦檜岳父)的兒子王渙“權(quán)知州事,令括管內(nèi)金銀赴洪州送納”(《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9)。當(dāng)金兵進犯袁州(今江西宜春)時,袁州守臣即秦檜岳父王仲山的哥哥“王仲嶷亦降”(《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9)。
    
  在南宋軍民浴血奮戰(zhàn)抗金的時候,不僅秦檜夫妻,而且連同秦檜妻子王氏的一家人,都成了這一抗金斗爭洪流中的漢奸敗類,當(dāng)了金國女真人的狗奴才。
  
  再說楚州被金國女真兵圍攻了一百多天,城中情況極為困難,初時還有“野豆、野麥可以為糧””(《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7) ,后來這些都吃光了,只有食草木、榆皮。但城中軍民仍然毫不氣餒,斗志昂揚。趙立和士卒同甘共苦,每次作戰(zhàn),必先士卒。而且,軍紀嚴明,在戰(zhàn)斗中如果有人臨陣退縮,他立即就大聲疾呼,飛馬而來.將其斬首。因而“眾畏服,亦樂為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7)。全城軍民在趙立的指揮下,都誓死保衛(wèi)楚州。
    
  金軍圍城久攻不下,金軍統(tǒng)帥撻懶萬分著急,漢奸秦檜則替他出謀劃策。秦檜以自己貪生怕死之心來度楚州軍民之腹,認為城中糧盡援絕,勸降的鬼計必定可行,于是秦檜為撻懶寫了一道“檄文”,企圖勸說楚州軍民投降(《大金國志》卷13)。但楚州軍民,誓死不降。他們決心戰(zhàn)斗,與城池共存亡。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中旬,楚州知州兼鎮(zhèn)撫使趙立被金兵的炮石打碎頭顱,壯烈犧牲。趙立臨死前感慨地說:“我終不能與國滅賊矣!”城中軍民雖失去了主帥,但毫不動搖,又共推參議官程括為將,繼續(xù)守戰(zhàn),一直堅持到九月底,終因寡不敵眾,城被攻陷。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下旬,金兵攻進楚州城。但楚州軍民仍是寧死不屈。楚州軍民的抗金斗爭,真是可歌可泣! 楚州軍民按照趙立生前的部署,每個巷口都設(shè)立磚壘,扶傷巷戰(zhàn),使金兵付出了傷亡幾千人的慘重代價。楚州城中烈火燭天,有的婦女甚至拉住金兵,一起沉溺河中,“抑痛扶傷巷戰(zhàn),雖婦人女子,亦挽賊俱溺于水”(《揮薼后錄》卷9)。一些號稱“千人敵”的民兵首領(lǐng),如萬五、石琦、蔚亨等,則奮勇突圍而出。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斷遣使去金國,卑辭厚禮,一意求和。但金國最初兵力強盛,一心想吞滅南宋,根本不肯承認南宋的重新立國。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國天會七年)秋,在宋高宗趙構(gòu)接連向金國最高統(tǒng)治者上書乞哀之際,金國女真貴族們又出動了大軍,還帶上在燕、云、兩河等地強征的剃頭簽兵,以完顏兀術(shù)(漢名宗弼)和完顏撻懶(漢名昌)為統(tǒng)帥,分兵數(shù)路,再次大舉南侵攻宋。
  
  到了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宋金戰(zhàn)爭形勢發(fā)生轉(zhuǎn)變,金軍進犯江南地區(qū),長途奔襲,戰(zhàn)線過長,金兵所到之處不斷遭到南宋愛國軍民的英勇抵抗,金軍傷亡慘重,而占領(lǐng)的地區(qū)又不能鞏固,無法立足。
  
  同時,在金軍主力進攻江南的時候,中原淪陷區(qū)內(nèi)的原宋朝軍民也紛紛聚眾抗金,“江北之民,誓不從敵,自為寨柵,群聚以守者甚眾”。
  
  種種跡象表明,單純靠軍事手段,是不可能滅亡南宋的,金國女真貴族們于是放棄了在短期內(nèi)消滅南宋政權(quán)的不切實際的計劃,要轉(zhuǎn)回頭去,去傾力經(jīng)營已經(jīng)占領(lǐng)的中原和華北各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秋,在江南戰(zhàn)事結(jié)束之后,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開始采取“以和議佐攻戰(zhàn),以僭逆誘叛黨”的新策略(《大金國志》卷7)。金國女真人企圖通過這一新策略,來達到他們在戰(zhàn)場上不可能實現(xiàn)目的。
  
  金人所謂的 “和議”其實是一種煙幕彈,是想誘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喪失斗志,最后乘機一舉而滅之,所以“和議”僅僅是金國侵宋戰(zhàn)爭的一種輔助手段,是為了輔助“攻戰(zhàn)”。
  
  為了實施“以和議佐攻戰(zhàn)”,金國女真人還準備派內(nèi)奸打進南宋朝廷。為此,金國女真最高決策者于天會八年(1130)在“黑龍江之柳株”開會,會議的中心內(nèi)容即是商討如何才能滅亡南宋的問題 。
  
  會上,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遠房侄子陳王完顏兀室,擔(dān)心“宋氏之再隆”,可是單憑軍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于是認為要想方設(shè)法從南宋內(nèi)部進行破壞。他們又進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們的情況,認為張浚等人“志在于復(fù)仇”,韓世忠等人“則習(xí)于兵事”,這些人“勢難先屈”,也不可能為金國女真人所利用(《大金國志》卷24)。
  
  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國的宋臣先歸,對南宋進行威嚇,使之歸順,我們“佯不從而勉強聽之”。大家都覺得這條計謀很好,但派誰合適呢?
  
  有人提出派遣張孝純。金軍統(tǒng)帥完顏粘罕(漢名宗翰,本名粘沒喝)認為不妥,他說:“此人在河?xùn)|失節(jié),人誰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檜可用”(《大金國志》卷24
還可參見《腳氣集》)
  
  完顏粘罕(漢名宗翰,本名粘沒喝)認為秦檜有見識,又能“盡忠”于金國女真人。完顏粘罕(漢名宗翰,本名粘沒喝)還說:我喜歡秦檜這個人,所以才把他“置之軍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驗”,秦檜他不僅已經(jīng)投靠了我們,而且還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縱其歸國,必是得志,可濟吾事”。其他人也覺得完顏粘罕(漢名宗翰,本名粘沒喝)所說的話有道理(《大金國志》卷24
還可參見《腳氣集》)。

  
  而秦檜自賣身投靠金國女真人后,的確不斷用實際行動表明他是真心實意為其金國主子服務(wù)的。在楚州之戰(zhàn)時,秦檜為撻懶勸降宋將的目的雖未達到,但秦檜的行為卻表現(xiàn)了對金國主子的忠心。
  
  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們在經(jīng)過多次對秦檜“試之以事”之后,認為“南臣貧薄,唯檜溫實”。也就是說,他們對秦檜經(jīng)過多次考驗以后,對秦檜是完全信賴得過的(《大金國志校證》卷13)。
  
  同時,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們還認為秦檜在靖康末年,給金國上書請存趙氏,成為俘虜,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義”的名聲,是以“天下高之”。有了這件迷人的外衣作偽裝,送秦檜回去,就容易掩蓋其內(nèi)奸的真面目,而且還能取信于南宋朝廷。
  
  所以, 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們就把決策告知秦檜,“陰以檜約”,要他回南宋后,“俾結(jié)和議為內(nèi)助”(《三朝北盟會編》卷220 )。即是要秦檜南歸充當(dāng)內(nèi)奸,從內(nèi)部破壞南宋的抗金事業(yè)。秦檜當(dāng)然非常樂意,結(jié)果女真統(tǒng)治者也就“縱之南歸”了。
  
  為了使秦檜能安全回到南宋,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還作了一番籌劃。秦檜的岳父王仲山有別業(yè)在山東濟南,金人就在王仲山的產(chǎn)業(yè)中取了一部分給秦檜,作為路費使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8),而且還幫秦檜準備好船只,叫秦檜“乘船艦全家厚載而歸” (《三朝北盟會編》卷208《林泉野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十月,秦檜帶著妻子王氏、小奴硯童、小婢興兒以及親信高益恭等一班隨從,乘船滿載著豐厚的財寶,從剛剛被金兵攻陷不久的楚州(今江蘇淮安)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漣水(今江蘇漣水),被南宋水寨統(tǒng)領(lǐng)丁祀的巡邏兵抓住,并要殺他。秦檜說:“我是御史中丞秦檜。這里有沒有秀才,應(yīng)該知道我的姓名。”有個賣酒的王秀才,不認識秦檜,但裝作認得秦檜的樣子,一見就作個大揖說,“中丞勞苦,回來不容易啊!”大家以為王秀才既然認識秦檜,就不殺他了,而以禮相待。


  為了蒙混過關(guān),秦檜編造了一套謊言,說他是如何如何地殺掉了“金人監(jiān)己者,奔舟而來”,把自己裝成一副英雄漢的架勢。
  
  但是丁襈的部將對秦檜的回來頗有懷疑,認為宋金兩軍正在對戰(zhàn),秦檜怎么可能帶著全家人并且還帶著這么多的財寶平安無事地從金國回來呢?所以,定然是金國女真人暗中派遣秦檜回來當(dāng)奸細,“宜速誅之,以絕后患”。

  
  宋軍參議王安道、機宜馮由義都不同意這樣做,他們極力保護秦檜,認為秦檜是宋欽宗時的中丞,如果殺掉了他,將來南宋朝廷追究起來,對丁撰軍實為不利。這樣,秦檜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
  
  秦檜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繼續(xù)捏造自己如何從金國逃回南宋的謊言。但對秦檜的謊言,當(dāng)時南宋朝廷的許多官員都表示懷疑。南宋大臣們提出了種種疑問,認為:
  
  第一,當(dāng)初,何樐、孫傅、司馬樸和秦檜一起被金人押到北方并遭到拘禁,何樐、孫傅、司馬樸三人都不能夠回來,為什么秦檜能夠單獨回來?
  
  第二,從燕山府(今北京地區(qū))到楚州(今江蘇淮安)將近三千里路,在這樣漫長的地帶怎么會沒有金人防禁呢?秦檜又怎么能夠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覺察呢?
  
  第三,秦檜自稱是隨軍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備而逃走回來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他一個人逃脫,但是他卻能夠帶著妻子王氏以及許多隨從一起逃回。
  
  第四,秦檜說在漣水軍時宋將要殺他,是為要貪圖他的“囊橐”之財,既然他有“囊橐”之財,既然他帶著那么多金銀財寶,又怎么會是逃回來的呢?
  
  對于這一連串的疑問,秦檜是無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釋的(參見《宋史》卷473《秦檜傳》)。
  
  南宋朝臣們在議論紛紛之后,大家一致推測說:莫非秦檜在金國“嘗倡和議,而撻懶縱之使歸”乎?
  
  這些疑問和推測,都說明了不管秦檜是如何巧妙地偽裝,終究也瞞不住人們雪亮的眼睛。
  
  而這些疑問只有秦檜的密友時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為秦檜辯解,范宗尹還不遺余力地舉薦說秦檜忠于趙宋王朝。但疑團卻并沒有消除。
  

        不久,在秦檜的密友時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等人的推薦之下,秦檜步步高升,一直坐到右宰相的位子。

       在秦檜歸宋之前,南宋朝廷雖多次派使者與金國談判,但仍是一邊防守,一邊議和。而一心一意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際是從秦檜為相開始的。因為秦檜在金國時,首倡和議,所以他南歸后,就成為金國女真貴族的代理人。

       當(dāng)時,和秦檜一起為相的還有呂頤浩。呂頤浩也是在紹興元年(1131)九月,即在秦檜為相后的一個月,才被任命為左相的。和呂頤浩共掌朝政,秦檜卻不能容忍。

       秦檜為相后,竭力結(jié)黨營私,培植私人勢力,把他的親信也安插到南宋朝廷的各個重要部門。當(dāng)私人勢力培植起來之后,秦檜又唆使其黨羽向宋高宗建議,將呂頤浩外調(diào)。

     秦檜把呂頤浩排擠出朝廷還不滿足,又在紹興二年(1132 ) 奏請宋高宗設(shè)置修政局,“自為提舉,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lǐng)之”,設(shè)置修政局,秦檜美其名是為要“更張法度”,但實際上,修政局的所作所為,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當(dāng)時的監(jiān)察御史劉一止就指出:“宣王內(nèi)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如今修政局所做的,竟是“簿書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但這些事,都不是當(dāng)務(wù)之急。屯田員外郎曾統(tǒng)更是直言不諱,他對秦檜說:“丞相事無不統(tǒng)”,還要設(shè)置這個修政局來干什么?但是,對于這些意見,秦檜一概置之不理。秦檜自己當(dāng)然心中有數(shù),設(shè)修政局“實欲奪同列之權(quán)”。為了達到這個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檜就把自己的黨羽“刻薄之士”,安插在修政局里。所以,后來才有人“議廢修政局以搖檜者”,正是這個道理。

        秦檜過去所寫“存忠趙氏”的狀文,已成為他的護身符,也成為他欺世盜名的資本。正因這一緣故,所以當(dāng)時不少有名望的所謂賢士,才肯與秦檜合作。

        但是,秦檜為相后的胡作非為,不僅大失眾望,而且,南宋朝廷的很多官員也甚為不滿。和秦檜同領(lǐng)修政局的副宰相翟汝文,雖由秦檜推薦,但他為人剛直,不愿屈從,他對秦檜前幾年被俘南歸的歷史,頗有懷疑,把秦檜看作金人的奸細。而且,他對秦檜的所作所為,也十分憤慨,認為秦檜做宰相后,“四方奏請?zhí)钗礇Q,吏緣為奸”。在宋高宗召見翟汝文時,翟汝文也向宋高宗奏請懲“治堂吏受賄者”,其實就是要懲處秦檜及其黨羽。對于翟汝文的言行,秦檜既恨且怕,于是,秦檜就在宋高宗面前彈劾翟汝文“擅治吏”。翟汝文受到秦檜的彈劾,便“力求去”任,言官方孟卿又迎“逢檜意”,上章攻擊翟汝文不該“與宰相不協(xié)”。結(jié)果,翟汝文被迫離開了參知政事(副宰相)之位。
      
  當(dāng)時反對秦檜的不僅是翟汝文,起居郎王居正也請求宋高宗質(zhì)問秦檜:當(dāng)初他曾自夸,如能任他為相,“數(shù)月,必聳動天下”,至今他所做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事?

       而且,當(dāng)時許多朝臣也把秦檜的所作所為歸為二大罪狀:一是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專以“苛刻為務(wù)”,使得“人心大搖”, 怨聲載道;二是把秦檜自己的私黨,“布列要路”,同黨之間,互相吹捧,異己之人,“力肆排擯”。看來,眾朝臣直接抨擊的雖是秦檜,但實際上也間接地斥責(zé)了宋高宗,因如果不是高宗做他的后臺,秦檜哪里敢如此專橫。
      
   后來,連宋高宗也察覺到秦檜獨斷專行、黨同伐異、培植黨羽等行為的潛在危害。紹興二年(1132)四月,宋高宗下了一道“以戒朋黨”的詔令,并告誡臣下以后如有“朋比阿附,以害吾政者”,定要“嚴置典刑,以誅其意”。
  
  可見,秦檜的植黨專權(quán),已發(fā)展到和宋高宗的專制統(tǒng)治也產(chǎn)生了矛盾,因而也引起了宋高宗對秦檜的不滿。而且,在宋金媾和的問題上,秦檜也沒有能夠像宋高宗原來所期望的那樣,迅速地達成和議。同時,南宋將領(lǐng)吳玠等人,在西線戰(zhàn)場上又取得了許多新的勝利,軍民抗金斗爭的情緒也非常高漲。

       因而,當(dāng)秦檜“以河北人還金國,以中原人還劉豫”的計策一出籠,南宋朝野立即群情大嘩.“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 。
  
   南宋廣大軍民對秦檜所提出的所謂二策,都紛紛反對。正是由于民情激動,宋高宗怕因此而激起民變,所以他才丟車保帥。加之,由于此時左相呂頤浩已經(jīng)回朝,他也怨恨秦檜把白己排擠在外,于是就和朱勝非、黃龜年等人結(jié)為一黨,反擊秦檜。
  
   紹興二年(1132)八月,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彈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fù)”;“植黨專權(quán),漸不可長”。接著,黃龜年又上書揭露秦檜自做宰相以來,“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己”, “陽為面從,退恃明比之奸,陰謀沮格”, “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犯下了“欺君私己”之大罪。
  
   正是迫于臣民群起的反對形勢,宋高宗才罷免了秦檜的宰相職位,貶他為觀文殿學(xué)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在罷免秦檜時,宋高宗也不得不列舉了秦檜的罪狀:
  
   一是陽奉陰違。罪責(zé)秦檜和范宗尹共同執(zhí)政時,秦檜明知許多事情不完善或不妥當(dāng),但從來不和范宗尹爭議,而是‘私言于朕”。而且近來,朝廷任命權(quán)邦彥為簽書樞密院事兼權(quán)參知政事、朱勝非為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日赴朝堂議事,秦檜對于這些人的任命,皆“面從而稱善”,但退朝之后,卻“與其黨力攻之”。
  
  二是植黨專權(quán)。罪責(zé)秦檜“憑持其黨,排根所憎,進用巨鄰”。
  
  三是沒有政績。罪責(zé)秦檜自夸要是任他為相只要有幾個月,就可以聳動天下,但至“今無聞”。
  
  四是和議誤國。罪責(zé)秦檜拜相時所獻的二策:“一則與南北士大夫通致家信;一則糾率山東、河北散群之人,愿歸鄉(xiāng)土者,差官管押前去,此何理哉”?
  
   宋高宗為要表明自己并不贊成秦檜所提出的主張,還專門召見了兵部侍郎兼直學(xué)院士綦崇禮,并對他說;秦檜主張“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也是北人,那么叫朕將到那兒去呢?

        綦崇禮聽后“請御筆付院,上即索紙書付崇禮”。綦崇禮才把高宗所列舉的秦檜罪狀,寫成“制詞”, “播告中外”,以示宋高宗“終不復(fù)用”秦檜。
      
  但是,宋高宗和秦檜的政見難道真的不同,真的“終不復(fù)用”他嗎?不是的。
  
  上述宋高宗所列舉秦檜的前三點罪狀,都是朝臣們早已指出而無法否認的事實.宋高宗只不過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加以承認而已。
  
  至于第四點的和議問題,后來的史實已作了回答,而且在紹興十八年(1148)八月,宋高宗在一次和秦檜的談話中,也完全說出了當(dāng)時自己的心里話。他說:我記得你初從金朝歸來,曾對我說,如想天下太平無事,必須實行“南自南,北自北”,這和我原來的想法是一樣的,當(dāng)時只是“梗于眾論”,才沒有馬上實行。這倒是實話。這些話,也暴露了宋高宗本人的兩面派的丑惡面目。

  
  紹興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趙構(gòu)一面讓宋軍將士抵抗金國、偽齊聯(lián)軍,同時又派魏良臣、王繪等大臣前往金軍統(tǒng)帥撻懶處求和。臨行前宋高宗囑咐他們:“卑辭厚禮,朕且不憚,如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宋高宗還要他們向金人解釋,南宋派岳飛收復(fù)襄陽諸郡,沒有其他用意,只因偽齊“李成侵犯不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0)。
  
   在趕往金軍大營的路上,魏良臣、王繪等人在大儀鎮(zhèn)遇到韓世忠所部。韓世忠命令部下裝出要收拾行李南撤的樣子,同時把宋高宗命令他撤到長江以南的手詔拿出來,讓魏良臣等人看看。魏良臣等人走后,韓世忠馬上命令部下在大儀鎮(zhèn)擺好五陣,設(shè)下埋伏二十多處。
  
   南宋使臣魏良臣、王繪等人過了大儀鎮(zhèn),首先見到作為金軍先鋒的金將聶兒孛堇。聶兒孛堇質(zhì)問他們:皇帝何在?韓世忠何在?宋朝有多少兵馬?還別有用心地問到“秦中丞何在”?王繪回答說:皇帝現(xiàn)在在臨安,韓世忠正在從大儀鎮(zhèn)南撤,秦檜現(xiàn)“帶職奉祠”。聶兒孛堇立即責(zé)問說:聽說秦檜當(dāng)了宰相,又被罷職。秦檜是個好人,你們?yōu)槭裁匆T免他?王繪又告訴他說:秦檜是當(dāng)過宰相,但過了一年,他“堅欲求去”,并非有其他原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1)。
  
   秦檜被罷官的消息雖然讓金人不高興,但是韓世忠正在從大儀鎮(zhèn)南撤的消息卻讓金將聶兒孛堇喜出望外。聶兒孛堇馬上率領(lǐng)金軍的先頭部隊趕往大儀鎮(zhèn),另外一個金將撻孛也率軍前往。
  
   撻懶派團練使宵揭錄、少監(jiān)李聿興來接頭。會見時,魏良爪等又按照高宗卑躬屈膝乞和的旨意,不敢自稱南宋,而只是說江南,言下之意無非是表明南宋愿意奉金國為上國,白己僅是要求作為屬國而茍存。因此,他們首先聲言此來的目的是,“江南欲守現(xiàn)存上地”,每年愿意向金朝貢納“銀、絹二十五萬匹兩”(《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1)。 。
  
   然而,和前次聶貝勒一樣,宵揭錄也特別問起“秦中丞安否”?并特意認為秦檜“此人原在北軍中,煞是好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1)。魏良臣等人對他的回答如前。
  
   南宋派他們出使,宋高宗雖然也愿意屈膝稱臣,但是金國女真人此時還不愿意立即與之和談,所以過了一個多月,撻懶就打發(fā)魏良臣、王繪回南宋,臨行時又再三地加以責(zé)難,指責(zé)南宋缺乏講和誠意,“一面講和,又一面令人來掩不備”, “終為將臣所誤”。而且,還特意交代他們說:“本朝事體,秦檜皆知,若未信,且當(dāng)問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2)。
  
   魏良臣、王繪這次出使金國,先后見到過三個金將,他們?nèi)硕籍惪谕暤貑柶鹎貦u,并別有用心地贊揚秦檜。
  
   聶貝勒質(zhì)何南宋朝廷之所以罷秦檜相,是否是因為他從金軍回去而對他有所懷疑;
  
   宵揭錄有意褒揚秦檜是個大好人,撻懶更是要挾南宋必須信任熟知金朝情況的秦檜。
  
   所有這些,當(dāng)然不是偶然的事。他們“數(shù)問檜,且稱其賢,乃知檜之策出于虜意也”(《三朝北盟會編》卷220)。這就表明了金國女真人對秦檜的下落極為關(guān)心,一再打聽,同時也表明了他們對宋高宗罷免秦檜為相的不滿。
  
   因秦檜被罷相,對于金人推行“以和議佐攻戰(zhàn),以儹逆誘叛黨”的策略,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所以,他們一見到南宋的使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來發(fā)泄他們的不滿,并特意褒揚秦檜。很明顯,這是向南宋朝廷施加壓力,要宋高宗重新任用秦檜為相,否則,宋金和談就休想成功。

          紹興四年(1134)十二月,魏良臣、王繪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蘇州)晉見宋高宗,立即轉(zhuǎn)達了金國權(quán)貴撻懶等人的意見,宋高宗當(dāng)然非常重視。
  
   紹興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下詔令秦檜等人條陳“攻戰(zhàn)之利,備御之宜,措置之方” 。到二月,就令秦檜為資政殿學(xué)士。  
     
    秦檜被罷相后,人雖在溫州閑居,但賊心不死,仍在伺機有朝二日,圖謀東山再起。
有一次,宋仁宗朝宰相富弼之孫富直柔去見秦檜,在言談中偶爾說及富弼為相時,曾離開朝廷,出使河北,不料被人乘機進了讒言,等等。秦檜聽后大有感觸,忽然離開客人,掉手入內(nèi),很久之后,出來再三感謝富直柔說:蒙“荷見教”。富直柔一時摸不著頭腦,就問他見教何事?秦檜才說:“處相位,原來是不當(dāng)起去” 的。只此一語,即暴露了秦檜的心思。他時時都在研究如何耍弄權(quán)術(shù),圖謀再得相位。“后來所為,皆得之于此”。
      
  秦檜被起用為資政殿學(xué)士,這就為其東山再起邁出了第一步。于是,秦檜就乘機而動,立即上了一道奏章。為了蒙蔽抗戰(zhàn)派的耳目,便故意投其所好,認為金兵擅長弓矢,應(yīng)該“多造強弩神弓臂,以備攻討。”果然,宋高宗馬上就贊揚他說:“檜雖在宮祠,不忘朝廷” 。
  
   但是,狐貍的尾巴終究是隱藏不住的,就在上述之言的余音猶在的時候,秦檜又上疏陳說:自從宋金交戰(zhàn)以來,“言戰(zhàn)者專欲交兵,而彼己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旅之氣因以沮。皆非至當(dāng)之畫”。

       大家知道,秦檜過去專主和議,反對抗金,才受到南宋朝臣的彈劾而被罷相。這回秦檜雖改變了一些言詞,不敢公然重彈過去的老調(diào),但還是攻擊了抗戰(zhàn)派,認為他們的主張亦“非至當(dāng)之畫”。  
     
  然而,什么才是“至當(dāng)之畫”呢?秦檜認為:“為國者自有正理”,并大言不慚地認為他過去所說所做的事,就是“正理”。這是明目張膽地在為自己過去的罪行翻案。
  
  秦檜還說:他從金國回來,就命劉光世寫信給金帥,說明利害關(guān)系,“得地則歸豫,失好則在金”人,沒過多久,“敵果退師”。后來,他又派益恭去向金國說情:“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者,淵圣(指宋欽宗)所割河朔,既亦有盟約,豈敢睥睨?”

  
   秦檜不僅故意把金國與偽齊說成是毫不相關(guān)的兩個政權(quán),抹煞了他們之間所存在的主仆關(guān)系,而且還把侵略成性的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美化為非常通情達理的恩人。只要他秦檜將自己的意見和雙方的利害關(guān)系向金國統(tǒng)治者陳述清楚,金國統(tǒng)治者就會采納,不會南侵,南宋也無須用兵抗金。同時,秦檜還別有用心地警告宋高宗,河朔地區(qū),原是欽宗就割讓給金人,雙方訂有盟約,不能收復(fù)。
  
   所以,在秦檜看來,現(xiàn)在劉豫和金將“提兵南向”,應(yīng)該只伐偽齊,不可抗金,以“安慰強敵”。他的做法是,利用所俘金人,叫他們寫信給金將,講明南宋朝廷“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只要金朝知道南宋“志在討叛,而意不得已”,他們就會加以愿諒的。 
      
   秦檜所陳述的意見和主張,正合宋高宗的主意。所以,就在秦檜上了這道奏章后的第二個月,即紹興五年(1135)六月,秦檜又被任命為觀文殿學(xué)士、知溫州。在秦檜知溫州期間,盡管他十分無能,“碌碌無治聲”,可是宋高宗仍要再提升他。

        紹興六年(1136)十二月,宋高宗下詔,名義上是要秦檜來平江(今蘇州)奏事,實際上是要晉升秦檜的官職。當(dāng)時,南宋朝廷的右相張浚與左相趙鼎爭權(quán),張想把趙排擠出朝,再推薦別人來輔政。張浚志大才疏,喜歡專斷,又為秦檜過去的表現(xiàn)所迷惑,認為秦檜溫和,好控制,同時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所以張浚就極力推薦重用秦檜。于是,在紹興七年(1137)正月,秦檜又被任命為樞密使,授“恩數(shù)”,“并依現(xiàn)任宰相條例施行”。

        秦檜任樞密使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權(quán)力,蒙上騙下,撥弄是非,乘機搗鬼,從中破壞抗金斗爭。

          在淮西戰(zhàn)役中,劉光世作戰(zhàn)不力,臨陣退卻,平日又沉緬酒色,治軍不嚴,右宰相張浚對他很不滿意,要罷免他的職務(wù)。左宰相趙鼎反對,因而辭去相位。劉光世知道后,就主動上奏要求解除自己的兵權(quán)。宋高宗也批準了,并決定把他屬下的官兵五萬二千多人,馬三千多匹,撥歸岳飛統(tǒng)領(lǐng)。這樣,就使岳飛的軍隊,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岳飛因此異常興奮,親自向高宗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北伐收復(fù)中原的大計。

       宋高宗的決定和岳飛的北伐大計,秦檜卻非常震驚,“忌其成功,沮之”。秦檜探知高宗歷來猜忌和防范武將,為要達到“沮之”的目的,便在高宗面前奏稱“合兵為疑”。這話果然生效,宋高宗聽后馬上改變了主意,于是本來要把劉光世的軍隊撥給岳飛指揮的事于是不了了之,合軍不成,岳飛的北伐大計,便不能實現(xiàn)。同時,岳飛對宋高宗君臣的出爾反爾十分不滿,憤而辭職,于是岳飛與宋高宗之間的矛盾深化了。

        不久,發(fā)生淮西兵變,劉光世的幾萬軍隊倒戈投靠偽齊去了。當(dāng)時之所以發(fā)生這一貽誤軍國的重大事件,作為宰相的張浚當(dāng)然負有處置失當(dāng)?shù)呢?zé)任,但秦檜卻在暗中搞鬼,不過當(dāng)時出面處置的不是他,而是張浚,所以張浚則被迫辭去了相位。秦檜從中既破壞了抗金斗爭,又迫使主戰(zhàn)派張浚下臺,這就達到了一箭雙雕的目的。

          紹興七年(1137年),張浚要求離開右相的職位。宋高宗問他:“誰可代替你呢?”張浚不說。宋高宗趙構(gòu)又問:“秦檜怎么樣?”張浚張浚也直言不諱地說:“近與共事,始知其暗” 宋高宗趙構(gòu)說:“那就用趙鼎。”趙鼎接替了張浚的宰相職務(wù)。后來張浚受到迫害,要被安置在嶺南,趙鼎就約同事解救,與面奏宋高宗,每人都千言萬語為張浚求情,唯獨秦檜一言不發(fā)。

       原先,趙鼎、張浚很合得來,張浚先任宰相,竭力引薦趙鼎。他們曾討論過人才問題,張浚曾經(jīng)激動地稱贊秦檜“善良”“溫和”。趙鼎則指出:“此人若得志,我們就無所措手足了”。張浚卻不以為然,后來還也引薦過秦檜,再后來知秦檜陰暗卑鄙,就不再推崇他了。

       秦檜因此懷恨張浚,用挑撥手法告趙鼎說:“皇上想召用你,而張浚拖延扣留。”這就激怒趙鼎去排擠張浚。秦檜在樞密院只聽趙鼎的指使,而趙鼎素來就討厭秦檜,經(jīng)他這一撥弄,趙鼎反而對他深信不疑,最后趙鼎、張浚相互傾軋,最終又都遭到秦檜的排擠,被流放外地。趙鼎與張浚晚年在福州相遇,談及此事,才知道彼此都被秦檜出賣了。

       在紹興八年(1138)十月,宋高宗把趙鼎罷相,令他出知紹興府。
     
  和張浚一樣,趙鼎原先也是輕信了秦檜,和秦檜打得火熱,經(jīng)過這一段時期以來的共事,他對秦檜的為人才有所認識,但己為時太晚了。他對于秦檜的餞行,也只能以“不為禮,一揖而去”,即以此來表示自己對他的憎惡而已!
     
  趙鼎既去,“檜獨專國”。南宋的朝政大權(quán)完全由秦檜一人獨攬了。
  
   自宋高宗登位至紹興八年(1138)的十二年內(nèi),“所用相凡十人,執(zhí)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論是主戰(zhàn)派李綱、張浚,還是投降派黃潛善等人,都是很快就被罷相,“皆不久而去,規(guī)模數(shù)易”。
  
   惟獨這次秦檜獨攬相權(quán),因既得到宋高宗的特別信任,又有金國主子作為后盾撐腰,到紹興二十五年(1155)秦檜死時為止,都一直竊踞著相位,秦檜這次專權(quán)前后持續(xù)了十九年。在秦檜專權(quán)任相這樣長的時期里,南宋朝廷內(nèi)部投降派的氣焰極度囂張,政治也極為腐敗。

      紹興八年(1138)十月,金國派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肖哲為明威將軍,攜帶金熙宗的詔書來南宋和談。
  
  他們進入宋境后,要求所經(jīng)過的州縣守臣,不僅要象迎奉宋帝詔書的禮節(jié)那樣,“具禮迎其書”,而且到了臨安,還要高宗象金朝臣子那樣,“再拜親受之”。這對南宋不僅是極大的侮辱,而且也充分地暴露了他們議和的實質(zhì)。
      
  然而,對于宋高宗來說,只要能夠與金國媾和,就顧不得卑躬屈膝的恥辱。
  
  秦檜早已成為女真貴族的代理人,當(dāng)然也唯主子之命是從。但是,對當(dāng)時朝野的輿論,也不能不有所顧忌。為了試探群臣的反應(yīng),也為了議和之后要由臺諫群臣來分擔(dān)受謗和分任其咎,秦檜便建議高宗先下一道詔書。
  
  不久,宋高宗果然下了一紙手諭,內(nèi)容除了重彈過去所謂梓宮未還以及兄弟宗族未得聚會等儒家孝悌之道的老調(diào)外,還裝出一副關(guān)心人民的嘴臉,說什么不得已才屈己求和,講和后老百姓從中也會得到好處,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
      
  宋高宗雖然裝出偽善的嘴臉,但是仍然欺騙不了南宋群臣和老百姓,全國立即再次掀起了反對議和的廣告,斗爭比前次更為激烈。
      
  先是,南宋朝臣們憤怒地揭露了金國對南宋的侮辱。
殿中侍御史張戒朝見宋高宗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金使不稱宋國而稱江南,無非是襲用當(dāng)年宋太祖對待南唐李氏的辦法,把南宋看為藩屬。李綱也責(zé)問說:金國不稱通問,而稱詔諭,這究竟是什么禮節(jié)?
  
   當(dāng)時群臣都極為憤慨,如司勛員外郎朱松、館職胡珵、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人,他們在上疏中義憤填膺地說:敵人要挾陛下行磕頭之禮,自公卿、大夫、軍隊,以至全國老百姓,沒有不扼腕表示憤怒的,那里肯聽陛下做敵人的臣下呢!“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指秦檜)之罪者”。

       再如,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更是認為,現(xiàn)在“正當(dāng)主辱臣死之時”,他“愿效死節(jié),激昂士卒,率先迎敵”!
      
     在群情激怒的同時,南宋臣僚們還痛切地規(guī)諫宋高宗。他們認為:敵人用一個“和”字玩弄我們已經(jīng)十二年了,他們就是用這個和字推翻了王室(北宋),松弛了邊防,疲竭了國力,瓦解了將士的斗志。今天無非又是假講和,實際上不僅是重兵壓境,以兵勢威逼,而且還有貪婪無厭的需索,以耗費我們的財力,將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斃,方為大舉”,到時悔將何及!
  
   樞密院編修胡銓更是慷慨激昂,他怒諫宋高宗說:國家是祖宗的國家,陛下所居的皇位,是祖宗的皇位,為什么要把祖宗的國家,變成敵人的國家,為什么要把祖宗的皇位,變成藩屬的皇位呢?…… 即使沒有知識的三尺兒童,要他向仇敵下拜,他都不肯而發(fā)怒;如今我們一個堂堂的大國,卻相率而拜仇敵,連兒童的羞恥都沒有,難道陛下能這樣做嗎?… … 如果陛下還不覺悟,費盡人民的膏血而不恤,忘記國家的大仇而不報,含垢忍辱,把我們的國家當(dāng)作敵人的仆從也心甘情愿,“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后世謂陛下何如主”?

       這些“名正言順”的嚴詞,不僅揭露了敵人所謂議和的偽善,而且也戮穿了高宗所謂孝悌之道的實質(zhì)。
      
  如果說,群臣囿于君臣之禮,對宋高宗的規(guī)諫在言詞上還有所拘束,那么人們對于秦檜就毫不客氣了。他們不但面斥了秦檜的奸相言行,而且還與他作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例如,權(quán)尚書禮部侍郎張九成向來就堅決反對議和,秦檜卻厚顏無恥地勸誘他說:“且同檜成此事如何”?張九成反駁他說:事情如果是好,我怎么會反對呢?我始終以為“特不可輕易以茍安耳”!秦檜又搬出他的投降哲學(xué)對他說:“大抵立朝須優(yōu)游委曲,乃能有濟。”張九成當(dāng)眾指責(zé)他說:“未有枉己而能正人”!這一句話,氣得秦檜的臉色都變了。
     
  又如,樞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六次面奏高宗,表示堅決不在議和文件上簽押。無恥的秦檜就與他爭論,王庶以嚴詞譏刺他說:“公不思東都抗節(jié)存趙氏時,而忘此敵耶!”這一句話,更是揭露了秦檜變節(jié)為奸的嘴臉。
      
  再如,秘書省正字范如圭也寫信給秦檜說:靖康以來,女真貴族所殺戮的,不是將士的父兄,就是他們的子弟,將士們和金兵有血海深仇,恨不得將其肉“臠而食之”,而你對他們反而“愛信之如天屬之親,萬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歸罪于相公”,你知罪嗎?但秦檜卻無恥地揚言說:他自己“欲濟國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怨”?
  
   范如圭不但直截了當(dāng)?shù)伛g斥了他的這些無恥讕言,而且還嚴厲地警告他說:你如果犯了眾怒,陷君主于不義,那么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
      
   胡銓上疏要求宋高宗應(yīng)當(dāng)斬秦檜的頭。他的上書稿寫好后,知道因此會招來橫禍,猶“遲疑未上”,先拿給親友們看,并征詢他們的意見。其親友有些膽小怕事的人,就勸阻他說.你有老母在堂,怎能做這樣的事,“以其稿寸裂之”。但也有伸張正義的,就鼓勵他說:你的書稿內(nèi)容,“外間已籍籍傳誦,廟堂計亦知之矣”,既然“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暖昧,且其禍恐甚于不上也”。
  
   胡銓聽了這些意見,更堅定了上書的信念,抱著舍身的決心,把母親、妻子“托其所親厚”,毅然上書宋高宗。
  
   胡銓在上疏中說:王倫本是一個無恥的狎邪小人,市井無賴,正是由于“宰相無識”,使王倫出使敵國,誘使陛下效法劉豫。內(nèi)而百官,外而軍民,眾口一詞,恨不得要吃王倫的肉。
  
   不過,王倫本不足道,秦檜身為心腹大臣,卻想“導(dǎo)陛下為石晉”。而且,孫近也是由于趨奉秦檜議和,而做了參知政事。胡銓決然疾呼:“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
  
   請求陛下斬秦檜、孫近,王倫三人之首,懸掛街頭,然后扣留金使,,責(zé)備敵人無禮,隨即出兵問罪。那么,三軍之士不用作戰(zhàn)而自然勇氣百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胡銓的奏疏,義正詞嚴,正反映了廣大臣民的心聲和憤慨。當(dāng)時,宜興的一位進士吳師古把他的奏文版刻出來,大量印發(fā),杭州的吏民爭相傳誦,都人喧騰,數(shù)日不定。全國反對議和的呼聲,更加高漲!
      
  宋高宗和秦檜卻驚怒交加。宋高宗對秦檜說:“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秦檜怕眾怒難犯,也急忙“上表待罪”。但高宗那里會罪責(zé)秦檜呢?為了安撫秦檜,他還急忙下詔:“無罪可待”。
    
  但胡銓的上疏,正象一篇鏗鏘有力的討敵檄文,影響極大。它不但在南宋境內(nèi)轟動一時,四處傳誦,而且也傳到金國,“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
      
  金國不打自招,南宋的確也大有人在。在國難當(dāng)頭的關(guān)鍵時刻,不僅胡銓寫出了“為中興第一,可與日月爭光”的疏文,而且,金國統(tǒng)治者“陰遣檜歸”為奸的陰謀,又被南宋臣民所揭露。
  
   當(dāng)時,御史中丞常同也面奏高宗說:秦檜自金國回來,“受其大帥所傳密諭,陰為金地,愿陛下察其奸”。
  
   而且,還有人在樹上貼出了一篇榜文說:“秦相公是細作”。但是,死心踏地要和金國乞和的松高宗,卻高踞皇位的寶座,內(nèi)奸秦檜,又獨攬了相權(quán)。南宋臣民們的正義斗爭,反而遭到了殘酷的迫害。

         秦檜先進行威逼利用。如禮部侍郎曾開上書反對和議,抨擊秦檜。秦檜就把他召來,先“慰以溫言”,后引誘他說:“主上虛執(zhí)政以待”,企圖以高官厚祿來誘逼他就范。但曾開立即反駁秦檜說:士大夫“所爭在義,茍非為義,高官厚祿弗顧也”。同時,曾開還進一步怒斥秦檜:你的職責(zé)應(yīng)當(dāng)是“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古誼折之”。但恬不知恥的秦檜,卻反口相譏:“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過后,秦檜還抬出宋高宗來威逼曾開說:議和之事,“圣意已定,尚何言”?不但如此,他還要倒打一耙,惡毒攻擊曾開反對和議,是為要“取大名而去”。曾開迫不得已,只好又上疏高宗,請求對金要“嚴于為備”。秦檜卻不肯罷休,故意散布危言聳聽,公然揚言講和“事大,系安危”。此時,曾開已忍無可忍,就厲聲怒斥他說:“丞相今日不當(dāng)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牢!”秦檜聽后,不禁失色。
     
   又如吏部侍郎晏敦復(fù)當(dāng)時也“力詆屈己之非”,秦檜怕他“不附己”,就指使心腹“啗敦復(fù)以利”。并對敦復(fù)說.“公若屈從,兩地旦夕可至”。利令智昏的秦檜,以為晏敦復(fù)必然也能為其利所動。可是秦檜萬萬沒有料到,晏敦復(fù)也當(dāng)場反擊他的心腹說:“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fù)言”!秦檜一伙,始終都沒有能夠逼使他屈從。
     
   然而,秦檜以高官厚祿的引誘手段,也勾結(jié)了一幫無恥之徒,來為他的投降活動效勞。這幫無恥小人們奴顏媚骨地奉承秦檜,無非“姑為一身進取之資”。如起居舍人勾龍如淵,就附和秦檜“主和議,力贊屈己之說”。

          當(dāng)“外論紛然,群起以攻之,檜大懼”時,勾龍如淵卻要助紂為惡,他向秦檜獻謀說:“相公為天下大計,而群說橫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濟矣。”這條計謀的確非常毒辣,他要秦檜改組御史臺,一拉二罷,把贊成議和的人拉進,把反對議和的罷官。于是,“檜大悟”,立即采用他的毒計,罷免了反對派的臺官張戒等人。

          同時,秦檜又升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由于施廷臣一向力贊和議,也升為侍御史;由于莫將曾上疏附會和議,也“由寺丞而擢右史”。這些人升官后,其職位“皆據(jù)要地”。
      
   當(dāng)任命下達后,“人皆駭愕”, “眾論沸騰,方且切齒”。兵部侍郎張燾立即上奏章揭露秦檜改組御史臺的陰謀,他認為:勾龍如淵、施庭臣是庸人,莫將是奸人,秦檜把這些人選入御史臺,以致“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xiāng)曲,又同心腹,惟相附會”。其目的無非是為了“變亂是非”,“紊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

       張燾還認為:秦檜把這些人升為要職,尤其把莫將“由寺丞而擢記注,則自祖宗以來所未有”,要是此例一開,那些奸邪之徒,為求得高官要職,“倡和邪謀,終危社稷”。末后,張燾還請求宋高宗把這些人“特加斥逐” 。當(dāng)然,宋高宗是不會采納張燾的建議的,但秦檜勾結(jié)奸黨的陰謀,已被徹底揭露,公諸于眾,因此,“秦檜患之”。

        秦檜為了進一步打擊和迫害那些不肯屈從的眾官,使出更為惡毒的手段,他誣加各種罪名,將他們罷官或流放。總而言之,秦檜之所以要逼害異己,勾結(jié)奸黨,黨同伐異,“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朝非之而不顧,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 ,其罪惡目的無非是為了奉行對金國的投降政策。

        公元1138年(南宋紹興八年,金國天眷元年),在秦檜和完顏撻懶(漢名昌)的主持下,宋金雙方第一次達成和議,宋高宗和秦檜不顧南宋朝臣和軍民的普遍反對,正式達成了第一次和議:金國將原來由偽齊統(tǒng)治的北宋淪陷區(qū)歸還給南宋,南宋向金國稱臣, 南宋每年向金國貢納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不久,宋使王倫又奉命出使金國。當(dāng)時兀術(shù)就秘密地對金熙宗說:河南之地是撻懶和宗磐割與南宋,他們必定與宋廷有勾結(jié),現(xiàn)在宋使到來,“未可令過界”。

       此時,金國企圖撕毀和議的陰謀,已是昭然若揭。當(dāng)時,王倫的“云中舊吏”,隸屬在兀術(shù)帳下,也秘密地來見王倫,告訴他兀術(shù)要圖“謀撻懶”等情。

        于是,王倫就把這些情況向南宋朝廷報告,“乞令張俊守東京,韓世忠守南京,岳飛守西京,吳價守長安,張浚建都督府盡護諸將,以備不虞”。
    
  宋高宗把王倫的建議拿給宰執(zhí)大臣看,秦檜堅“持不行”,也不作防守準備,只是急催王倫北去。
  
  后來,王倫到了金國,又被女真統(tǒng)治者扣留起來。因此,南宋朝臣們又紛紛上疏,要求加強戰(zhàn)備。御史中丞廖剛建議:“請起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zhèn)”,以加強防御。
  
  秦檜把朝臣們的上疏,誣為“外間有匿名書,誹毀朝廷”,妄加以罪。他對于廖剛的建議,更是暴跳如雷地說:你“是欲置我何地耶?”廖剛因這一建議,得罪了秦檜,被趕出了御史臺。
      
  此時,連原先在簽署和議時被秦檜所利用的李光,也已覺察到秦檜的陰謀,尤其當(dāng)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quán)”時,李光更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并與秦檜力爭,認為敵人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李光還多次在高宗面前和秦檜爭論這一問題,并直言不諱地揭露:秦檜“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quán),懷奸誤國,不可不察”。
  
   秦檜老羞成怒,必欲把李光趕出朝廷而后快,子是就指使其推薦的殿中侍御史何鑄出面,彈劾李光“狂悖失禮”,逼使李光辭去了參知政事之職。
    
  尤其使南宋臣民更為憤慨的是,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檜都無不唯命是從。
  
   紹興九年(1139)正月,金國“知宿州趙榮以城來歸”,接著,“知壽州王威者,亦以城來歸”。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對于這兩個人不等到割地就先歸順宋朝的行為非常惱火,“必欲得之”。秦檜知道后,立即就把他們遣送回金國,交給金人處置。
  
   韓世忠對秦檜這種為虎作倀的罪惡行徑十分憤慨,立即寫信責(zé)問秦檜說:趙榮、王威不忘本朝前來歸順,他們在金朝的父母妻子,已“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fù)中原望耶?”。
  
   無惡不作的秦檜,卻無動于衷,置若罔聞,但他又怕韓世忠再次阻撓,趕緊謀令“榮、威自六合趨淮西而去”。

       事后,秦檜還煞有介事地上奏送高宗說“外間頗有異論”,請求高宗下詔壓制反對遣返的輿論。為要“箝制人言”,宋高宗果然下了一道詔令,反誣趙榮、王威“屢抗官軍,及驅(qū)掠兩州之罪。
     
  宋朝軍民對秦檜賣國求榮的滔天罪行,極為悲憤,“故老含泣而望絕,黃河嗚咽以流悲”。人們無不痛心疾首,切齒痛罵,“檜之肉其可食呼”!
    
  在宋金對立的形勢下,事實果然不出人們的所料,一紙和約不可能帶來真正的和平,委屈求全也決不會使敵人放下屠刀。

          公元1139年(南宋紹興九年,金國天眷二年)七月,金國統(tǒng)治集團發(fā)生內(nèi)訌, 金國主戰(zhàn)派右副元帥完顏兀術(shù)(漢名宗弼)、領(lǐng)三省事完顏斡本(漢名宗干)等發(fā)動政變,先后誅殺領(lǐng)三省事完顏蒲魯虎(漢名宗磐)、領(lǐng)三省事完顏訛魯觀(漢名宗雋)以及由左副元帥降任行臺尚書左丞相的完顏撻懶(漢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顏兀術(shù)(宗弼)升任都元帥、領(lǐng)行臺尚書省事,兼掌金國的軍政大權(quán)。完顏兀術(shù)(宗弼)在給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將“誅撻懶”和“復(fù)舊疆”聯(lián)成一體,金國統(tǒng)治者決定再次發(fā)起對宋的侵略戰(zhàn)爭。

        金軍的這次大舉南侵,對于一向極力宣揚金人“信義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檜來說,無疑是當(dāng)頭一捧。宋高宗無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義”的話來為自己打圓場。同時還發(fā)表文告,陳述兀術(shù)的罪狀,并擬定賞格,聲言有能生擒兀術(shù)者,封為節(jié)度使,“賜銀帛五萬匹兩,田千頃,第一區(qū)”。(《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將劉锜充分利用暑熱天氣,在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以逸待勞、以少擊眾,大敗金國精銳的騎兵部隊,取得順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勢。

與此同時,進攻京西、淮東、陜西的金軍也分別為宋將岳飛、韓世忠、吳璘所部擊敗,此時,各路宋軍相繼向北挺進,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勝利。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飛正式出兵北上。在接連獲勝的形勢下,岳飛打算聯(lián)合義軍、配合友軍,進而乘勝收復(fù)中原。

岳家軍主力部隊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nèi),連戰(zhàn)皆捷、凱歌猛進,席卷京西、兵臨大河,相繼收復(fù)了從洛陽到陳州、蔡州之間的許多戰(zhàn)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掃清開封府外圍的作戰(zhàn)計劃,形成東西并進,夾擊盤踞汴京之金國軍隊主力的態(tài)勢。

與此同時,岳飛所動用的“奇兵”,即敵后忠義農(nóng)民軍武裝也活躍起來。在梁興、董榮、李寶等人的組織下,太行山義軍、山東義軍也四面出擊,襲擊金軍, 切斷河北、山東等金國統(tǒng)治區(qū)內(nèi)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縣。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在最有利于金國女真騎兵發(fā)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岳家軍仍然能夠以寡擊眾而取勝,先后在郾城之戰(zhàn)和潁昌之戰(zhàn)中擊敗金軍主力,并乘勝進軍至朱仙鎮(zhèn),迫使金軍撤出東京開封府,這標志著宋金之間的戰(zhàn)爭形勢發(fā)生了根本的轉(zhuǎn)變。

在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前后,金國內(nèi)外交困:高層先后經(jīng)歷了兩次血腥的內(nèi)訌殘殺;由于貪狡無信,不僅接連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還先后與黃頭女真、蒙古部落等開戰(zhàn),本來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見肘。
        
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早期試圖通過把契丹人納入猛安謀克來加強自己的力量,但他們在原遼國轄區(qū)內(nèi)的殘暴統(tǒng)治和壓迫掠奪,又導(dǎo)致契丹人叛亂逃亡不斷。

當(dāng)時,金國這個窮兵黷武的國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蠻力,再也沒有任何憑恃。而這些蠻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術(shù)和賽里,已經(jīng)被岳飛扁得滿地找牙都找不到。黃龍府感到的震恐,其來有自。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爭以及金國女真統(tǒng)治集團的內(nèi)訌,加上連年侵宋,金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金軍將士厭戰(zhàn),士氣低落,軍力日弱。而在侵宋戰(zhàn)爭中,金軍又接連被宋軍擊敗,金國統(tǒng)治區(qū)內(nèi)的各地漢人紛紛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壓迫,加之來自北方蒙古的威脅,使兵老氣衰的金國無力繼續(xù)打下去。

在經(jīng)歷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幾次大戰(zhàn)的挫敗之后,作為向來驕橫的金國好戰(zhàn)分子,把持金國軍政大權(quán)的金國都元帥完顏兀術(shù)(宗弼)也不得不承認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zhàn)』(《三朝北盟會編》卷215《征蒙記》)。

完顏兀術(shù)(宗弼)的心腹、悍將韓常對人坦白說:『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三朝北盟會編》卷178;《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紹興九年冬)。

意識到宋金雙方戰(zhàn)略態(tài)勢已經(jīng)發(fā)生逆轉(zhuǎn)之后,兀術(shù)采取的策略是,一邊虛聲恫嚇,一邊放出允許和談的信息。
    
紹興十年(1140年)秋,完顏兀術(shù)(宗弼)正式寫信給秦檜說:『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后和可成也』。兀術(shù)提出了以殺岳飛作為和議的條件,秦檜自然是惟命是從。

僅僅從對金國妥協(xié)求和以及解除大將兵權(quán)這兩個問題著眼,岳飛也可以僅僅罷官賦閑,得到與韓世忠一樣的善終結(jié)局。

畢竟,岳飛當(dāng)時已經(jīng)被解除了兵權(quán),后來又被罷官,不可能再對宋高宗和秦檜的賣國求和政策構(gòu)成阻礙,更不可能威脅南宋皇權(quán)。況且,威名遠播的抗金名將岳飛曾經(jīng)是南宋的重要軍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懼他。被扣押在金國的宋使洪皓曾經(jīng)在給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寫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

早在紹興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達成第一次和議。但是僅僅過了一年半,到了紹興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國統(tǒng)帥完顏兀術(shù)(宗弼)就突然撕毀和約,大舉攻宋,宋高宗當(dāng)時無奈地說:『夷狄之人,不知信義』(《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5)。所以,在紹興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達成議和之后,金人會不會很快變卦,還是一個未知數(shù)。

很顯然,假如南宋留著岳飛不殺,即使暫時不用岳飛,而只是讓他呆在家里賦閑,或者把他軟禁起來,也可以在無形中震懾那些貪婪狡詐、反復(fù)無常的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使金人不敢輕易違約敗盟。

但是,有兩件事卻直接導(dǎo)致了岳飛的遇害:

在南宋初年,具備光復(fù)失地的決心和能力的宋軍統(tǒng)帥,惟有岳飛一人。所以,岳飛的存在對金國具有很大的潛在威脅,金國當(dāng)權(quán)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當(dāng)時執(zhí)掌金國軍政大權(quán)的金國都元帥完顏兀術(shù)(宗弼)提出了以殺害岳飛作為宋金議和的條件,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飛能征善戰(zhàn)、威名遠播、功高望重,并且還是進攻型的將帥,不僅向來抗金意志堅定,而且還具備光復(fù)失地能力。岳飛即使被南宋朝廷罷官免職,也猶如『猛虎在山』,『飛雖不掌兵,亦足以強國』。這對于兵老氣衰的金國來說,仍是一個很大的潛在威脅。

兀術(shù)的密信,就像給秦檜下了一道不可違抗的圣旨,秦檜當(dāng)然會千方百計地去執(zhí)行。而宋高宗為了向金國表示求和的誠意,也決意要殺害岳飛。

據(jù)著名歷史學(xué)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的考證,負責(zé)掌管南宋朝廷文獻的官員查龠曾經(jīng)揭發(fā)金國統(tǒng)帥完顏兀術(shù)(宗弼)給南宋的信件,兀術(shù)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殺害岳飛,然后才可以達成和議,金國才能歸還宋高宗趙構(gòu)的親生母親韋太后。兀術(shù)的信對于岳飛的遇害,無疑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宋高宗為了對金媾和成功以迎回親生母親韋太后,加之對岳飛的忌恨,故在秦檜的慫恿下,必須下決心殺害岳飛。

當(dāng)岳飛遭到陷害,被投進冤獄之時,宋金彼此間議和的書信、使者往來非常頻繁。

宋高宗趙構(gòu)和奸相秦檜原以為大興岳飛冤獄,宋金就可以簽訂和約,就可以偷安于東南了。宋高宗對秦檜說:『邊事既息,可以彌兵,卿為相,亦當(dāng)效曹參之清靜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


但南宋軍民并沒有被壓服,他們既反對謀害岳飛,也反對向金投降。
韓世忠就堅持『不以和議為然』。當(dāng)魏良臣要出使金國時,韓世忠上書勸諫宋高宗說:淪陷區(qū)的臣民,都延頸以望中興,收復(fù)故土,如果長期與金國議和,『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fù)振乎?』他請求在金使來時,自己『要與之面議』,但宋高宗不許(《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紹興十一年十一月癸巳)。


韓世忠又上奏宋高宗,反對秦檜議和,『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世忠』,唆使其黨羽彈劾韓世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癸巳)。韓世忠看到宋高宗的態(tài)度與秦檜的陰謀,怕自己重蹈岳飛的覆轍,不得已也辭去了樞密使之職。


當(dāng)時,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民對于宋高宗、秦檜的賣國投降行徑,更是憤恨,紛紛反對。但宋高宗、秦檜把人民的正義呼聲,看為是『乘時誹訕,罪不可赦』。秦檜更把這種情況歸罪于被罷了官的參知政事李光,認為他是『陰懷怨望,鼓唱萬端』,不讓他繼續(xù)留在紹興府,請宋高宗把他貶到『籐州安置』(《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己亥)。


同時,秦檜還使用其一貫的兩面派手法,派其黨羽蓋諒到福州去拉攏主戰(zhàn)派文臣張浚,『使附其議,當(dāng)引為樞密使』。張浚不但以嚴詞拒絕了他,而且也反對和議,他說:『敵不可縱,和不可成』(《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紹興十一年十一月辛酉)。


南宋軍民雖然紛紛反對議和,但宋高宗、秦檜卻置若罔聞。派宋使魏良臣帶著他們擬好的投降條款,實際上是去金國請求批準,經(jīng)過『再三叩頭,哀求甚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紹興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注《紹興講和錄》) ,最后才得到當(dāng)時執(zhí)掌金國軍政大權(quán)的金國都元帥完顏宗弼(兀術(shù))的同意,紹興十一年(1141)十一月,金使肖毅和魏良臣一起來臨安簽訂和約。


金國使者蕭毅等人為了侮辱南宋,把一面寫著“江南撫諭”的旗子插在船上。知鎮(zhèn)江府劉子羽見狀大怒,連夜派人換了一面旗子。第二天,南宋使臣魏良臣『見旗有異』,怕得罪金使,有礙和議,『大懼,力索之』,還用惡言威脅劉子羽,要他把旗子交還。劉子羽毫不退讓,寧死不屈,他說:在我管轄的地區(qū)內(nèi)要掛上這面旗子,『則吾有死而已』,一直到他們出了鎮(zhèn)江府境,他才把旗子交還他們(《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紹興十一年十一月辛酉乙巳)。


紹興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金國使者再次來到臨安(今浙江杭州),宋高宗趙構(gòu)、秦檜卑躬屈膝地簽訂了喪權(quán)辱國的第二次紹興和約:


     南宋向金國稱臣;
    
南宋每年向金國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南宋與金國東自淮水中流,西以大散關(guān)為界,南宋割唐、鄧二州,以及商、秦二州的一半給金國;


金國放回宋高宗生母韋太后,歸還宋徽宗和鄭皇后的梓棺。


秦檜還怕金人不稱心如意,因在紹興九年簽訂第一次紹興和議時,宋高宗在赦文中曾說『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nèi)之干戈,用全民命』。兀術(shù)看后很不高興,斥責(zé)說寫此赦文『不德其國』。


所以這次訂立和約,秦檜『懼當(dāng)制者之不能悅虜』,就特派其養(yǎng)子秦?zé)缂捌潼h羽程克俊來寫。在赦文中不但要對金國統(tǒng)治者歌功頌德,而且還要對金國感恩戴德(《桯史》卷5《劉觀堂讀赦詩》)。在寫誓書時,要按金人提出的要求,一切『必欲如其所要者』(《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壬子)。


宋高宗趙構(gòu)在給金國皇帝的《進誓表》(《宋史》不載,需參見《金史》)中,更厚顏無恥地自稱“臣構(gòu)”上言:
    
既蒙上國的恩造,允許我建立屬國,世世子孫,謹守臣節(jié),每年皇帝(金國皇帝)生辰并正旦,當(dāng)遣使臣祝賀不絕。每年貢納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從壬戌年(紹興十二年,即1142年)開始,每年春季到泗州繳納。

最后,宋高宗趙構(gòu)還在給金國皇帝的《進誓表》的結(jié)尾發(fā)誓:如果違反這個盟約,一定會受到神靈的處罰,一定會亡命、毀家、滅國。

宋高宗以“臣構(gòu)”的名義向金國敬獻誓表說:『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jié)』,『有渝此盟,明神是殛』。

{《金史》卷77《宗弼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庚申注}

金國統(tǒng)治者依據(jù)誓表,冊封康王趙構(gòu)為南宋皇帝,『冊康王為宋帝』。辦完當(dāng)臣仆的手續(xù)后,宋高宗趙構(gòu)方才稱心如意,高枕無憂。

通過簽訂第二次紹興和約,金國獲得了在戰(zhàn)場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岳家軍當(dāng)年攻克的商、虢、唐、鄧等州,已經(jīng)北伐中收復(fù)的很多失地,加上吳磷等部所收復(fù)的陜西州縣,以至吳玠當(dāng)年堅守的和尚原要塞,都被宋高宗和秦檜割讓給金國。邵隆堅決反對割讓商州,被秦檜貶官后毒死。

{《三朝北盟會編》卷208,卷214;《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6紹興十二年八月,卷153紹興十五年四月庚寅}
        
為了壓抑南宋臣民的抗金情緒,宋高宗還下旨:『大金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并稱大金,不得指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壬子) 。
      
屈辱降金的第二個紹興和約的簽訂,不僅捆住了南宋抗金軍民手腳,讓抗金大業(yè)和收復(fù)失地的宏圖成為泡影,而且還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續(xù)了一百多年。

 

根據(jù)紹興十一年(1141年)達成的宋金和議,南宋收三大將兵權(quán),金國明確要求南宋不得罷免秦檜的相位。有了金國主子撐腰,秦檜當(dāng)上了宋高宗趙構(gòu)無法罷免的終身宰相,秦檜自此專權(quán)18年,權(quán)勢如日中天。秦檜“挾強虜以要君”,也就是憑借外國人的強大來要挾皇帝。用今天的話說,大致可以類比為“挾洋人以自重”。


  
紹興十三年(1143年),金熙宗喜得貴子,大赦天下,允許宋朝使者回歸,洪皓與張邵、朱弁等都在被赦之列。 不久,被金國扣留十幾年的宋使洪皓被回到南宋,見到秦檜后,洪皓不冷不熱地對秦檜說:“室捻讓我?guī)蚰銌柡茫 ?/STRONG>

 洪皓一語道破天機,秦檜聽后臉色立變,秦檜馬上意識到洪皓明白他的底細,所以秦檜對洪皓既痛恨又畏懼,秦檜很快就指示黨羽將洪皓彈劾出朝廷。(金國將領(lǐng)室捻曾經(jīng)是金國最有權(quán)勢的統(tǒng)帥粘罕的親信,當(dāng)初秦檜在金國時投靠粘罕,室捻與秦檜因此熟識)
  
《宋史》卷473《秦檜傳》記載:“洪皓歸自金國,名節(jié)獨著,以致金酋室捻語,直翰苑不一月逐去。室捻者,閣,粘罕之左右也。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為之草檄,為室捻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為憾,遂令李文會論之。”

     

還有一個重要的證據(jù),就是金國貞佑二年(1214年),金國中書舍人孫大鼎向金宣宗上書言事。孫大鼎在他的上書中提到了金國以前派遣秦檜作奸細,打入南宋朝廷內(nèi)部,讓金國通過和議得到了金軍在戰(zhàn)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并破壞南宋的抗金力量,殘害南宋愛國將領(lǐng)(如岳飛等人),進而為金國立下大功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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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南宋四大權(quán)奸(秦檜、韓陀胄、史彌遠、賈似道)之首的秦檜,遠不只是皇帝的一條狗這么簡單!
  
  宋代野史、正史中關(guān)于秦檜架空宋高宗的記載不勝枚舉:
  
  《宋宰輔編年錄》:
  
  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視秦檜一時之私意,死則死之,生則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檜)風(fēng)旨。故檜權(quán)益重,勢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命官犯罪,勘鞫已經(jīng)成,具案奏裁。比年以來,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將上取旨。
  
  同書:
  
  知有秦檜,而不知有朝廷
  
  生殺廢置,惟己所欲
  
  
  《戊午讜議序》:
  
  秦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買,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遺君后親,至于如此之極也。
  
  《宋史·刑法志》
  
  詔獄本以糾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見。……
  
  (紹興)十一年,樞密使張俊使人誣張憲,謂收岳飛文字,謀為變。秦檜欲乘此誅飛,命萬俟卨 鍛煉成之。飛賜死,誅其子云及憲于市。……
  
  廣西帥胡舜陟與轉(zhuǎn)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臟污僭擬,又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獄。
  
  飛與舜陟死,檜權(quán)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己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其后所謂詔獄,紛紛類此,故不備錄云。
  
  《四朝聞見錄》
  
  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又藉之以堅和好,盟書所載,不許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侮兵云。
  
  《呂中大事記》
  
  (帝)親近儒生之時,檜慮其有所浸潤,于是以熺兼侍讀,又以巫伋為說書。除言路者,必預(yù)經(jīng)筵,以察人主之動息”。
  
  《林泉野記》
  
  “御前諸處,奏到絕少,乃是檜意。”
  
  《齊東野語》
  
  檜暮年,頗有異志
  
  《朱子語類》
  
  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擯去之,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得。
  
  秦檜初試得手,即開始著手結(jié)黨營私。秦檜自立門戶,收攬奸佞,排除異己,陷害忠良,架空宋高宗趙構(gòu),獨掌朝綱。“由是中外大權(quán)盡歸于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整個國家機器圍著秦檜一人運轉(zhuǎn),不知還有一個皇帝。秦檜還派人監(jiān)視宮中,甚至收買了宋高宗趙構(gòu)的內(nèi)侍以及御醫(yī)王繼先,窺伺宋高宗的舉動,宋高宗趙構(gòu)的一舉一動都受秦檜掣肘。
  
  宋高宗趙構(gòu)原先以為秦檜無一兵一卒,雖貪點撈點,但終成不了大氣候,等到發(fā)現(xiàn)秦檜之奸時,局勢已變化了,“殿堂之上,莫非秦氏朋黨;朝野沖要,無不檜賊爪牙”。再看看自己,“中興班底”或殺或貶,削剝已盡,特別是殺害岳飛,令海內(nèi)失望,士民崩心,當(dāng)年相州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場面,再不會出現(xiàn)了。
  
  秦檜“性陰險如崖阱,深阻不可測”,權(quán)傾中外、咄咄逼人,對宋高宗趙構(gòu)壓迫不止。宋高宗趙構(gòu)畏懼秦檜,有時見面竟至慌張不能自持,甚至天天在靴中藏一把匕首以防不測,表面上還得對秦檜極盡巴結(jié)討好之能事。宋高宗趙構(gòu)懊悔不已:倘韓世忠、岳飛有一人在,秦檜安敢如此猖狂?好在秦檜沒有篡位自立的社會基礎(chǔ),宋高宗趙構(gòu)心里多少有點兒慰藉。
  
  熬到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檜病重,趙構(gòu)登門探視,實則是查看真假虛實。秦檜已病得口不能言,惟流涕淋浪。秦檜兒子秦?zé)缈裢恢顪\,奏請代居宰相為誰,趙構(gòu)氣不打一處來,丟下一句:“此事卿不當(dāng)與。”說罷拂袖而去。回到大內(nèi),趙構(gòu)立刻令人草詔,搶在秦檜斷氣之前,將秦檜祖孫三代全部免職。秦?zé)缯谥甘勾蟪甲嗾堊约簽橄啵勗t大驚失色。當(dāng)夜,秦檜病死,年66歲。這一年趙構(gòu)46歲,岳飛被害已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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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檜晚年“頗有異志”,——也就是有圖謀篡奪皇位,只是因為宋高宗也不是無能之輩,加之秦檜不得人心,缺少篡位的社會基礎(chǔ),故雖然秦檜及其黨羽控制了南宋朝政大權(quán),但是還是不敢輕舉妄動!
  
  秦檜其實很想效法西漢的王莽,所以他千方百計地阻止宋高宗立年長而又英明的趙瑗(即后來的宋孝宗)為皇太子,——秦檜是想等宋高宗駕崩之后,由他秦家找個幾歲毛孩當(dāng)傀儡皇帝,然后再一步步地取而代之!——可惜秦檜活不過比他年輕二十歲的宋高宗,秦檜的陰謀最終落空!
  
  根據(jù)紹興十一年(1141年)達成的宋金和議,南宋收三大將兵權(quán),金國明確要求南宋不得罷免秦檜的相位。有了金國主子撐腰,秦檜當(dāng)上了宋高宗趙構(gòu)無法罷免的終身宰相,秦檜自此專權(quán)18年,權(quán)勢如日中天。秦檜“挾強虜以要君”,也就是憑借外國人的強大來要挾皇帝。用今天的話說,大致可以類比為“挾洋人以自重”。
    
    在專權(quán)期間,秦檜結(jié)黨營私、徇私舞弊、迫害異己、貪污受賄、貪贓枉法、賣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還大興文字獄,進行嚴酷的輿論管制以粉飾“太平”,秦檜及其同黨就是一群禍國殃民的民族敗類,他們無惡不作,無所不為!
    
    秦檜還是宋朝的特大貪污犯。據(jù)《宋史》卷473《秦檜傳》記載:“(秦檜)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熺自檜秉政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
    
    在紹興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議時,宋高宗和秦檜曾向人民許下宏愿:休兵之后,一切從省,減免常賦,以寬民力。然而和議之后的結(jié)果卻是花費浩大,加重賦稅,國困民窮,“餓死者眾”。
    
    在和金國達成和議之后,為了刮盡民脂民膏以奉敵國,宋高宗、秦檜還下令各地官吏進行獻助。名義上是各地官吏以“羨余”獻助中央,實際上連宋高宗也知道,這是“監(jiān)司郡守”,“刻削苛細,進獻羨余”,這些財物除了給金國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檜的私有財產(chǎn)。以至在秦檜臨死的時候,秦家“富敵于國”。
    
    據(jù)南宋史學(xué)家李心傳所著《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記載,秦檜家里的府庫財富,超過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數(shù)倍”,當(dāng)時凡是南宋宮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檜家都應(yīng)有盡有!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還記載,由于秦檜“貪墨無厭”,“喜贓吏,惡廉士”,故此在秦檜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貪宮污吏。貪官污吏們?yōu)榱嗣氖虑貦u,便以刻剝百姓為急務(wù),“涪斂以待過往,科率以奉權(quán)貴。”在他們征收賦稅時,則強迫人民“合零就整錢,如綿一錢令納一兩,絹一寸令納一尺之類,是正稅一分,陰取其九”。甚至,當(dāng)時各地都是“官收一歲之賦,而民輸兩倍之積。”
    
    秦檜城府深似海,心眼特多,極其善于玩弄權(quán)術(shù)。在宋高宗面前論事,秦檜往往用不著疾言厲色多加爭辯,只用一兩句就將對方置于被動地位。秦檜誣陷別人往往都不要什么事實,隨便找?guī)拙湓挘笧椤罢u謗朝廷”,或“指斥圣上”,或“心懷怨望”,或“結(jié)黨營私”,或“沽名釣譽”,或“目無君上”,或“無人臣禮”,便可達到目的,反正高宗對他言聽計從。因此,秦檜得以挾天子以令諸侯,順者昌,逆者亡,干盡了壞事而長期處于不敗之地。
    
    久而久之,南宋的忠臣良將,如岳飛、趙鼎、李光等被他誅鋤殆盡。而被秦檜重用的則多為毫無主見的卑鄙無恥之徒,這幫人又為虎作倀,以陷害善類為功。他們唯恐不能巴結(jié)討好,誰還敢揭露秦檜的貪污罪行? 偶爾出現(xiàn)一兩個忠義之士,如胡寅、張九成、張孝祥等,也只出面彈劾他害賢誤國之罪,又很快被他打下去。越是到晚年,秦檜權(quán)勢越大,越是殘忍毒辣,屢興大獄。秦檜臨死前還想置張浚、李光、胡寅等人于死地,趙鼎被迫害致死仍不放手,還要陷害其子孫,令其死黨誣遇害。如果不是秦檜提前死去,那些僅存的忠臣義士定然在劫難逃。
    
    秦檜不但采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法,誅鋤異己,還繼續(xù)為奸,為了媚奉金國主子,秦檜及其黨羽拼命地榨取民脂民膏,禍國殃民,做盡了壞事。宋高宗、秦檜為了媚奉敵國,討好金人,對于紹興和議中所規(guī)定的“歲幣”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都一一如期交納。交納時,還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如要由樞密院差使臣四員管押銀綱,戶部差使臣十二員管押絹綱,并于前一年十二月下旬送至盱眙軍的歲幣庫,然后再差將官一員部押軍兵三百人,防護過淮交割。在交割前,先要拿出銀、絹式樣三份,“一份往燕京,一份往卞京漕司呈樣,一份留泗州歲幣庫,以備參照。雖然呈交了銀、絹式樣,但在正式交割時,還要受到百般刁難,“初交絹,十退其九”,其原因是“金人秤尺無法,又胥吏需索作難之故”。只有向他們行賄,“通支金人交幣官吏,靡費銀一千三百余兩,金三十五兩”,其余布、帛、酒等共折銀六百二十兩,對其“所需如欲,方始通融”。但還不是按原物照收,仍要“十退其四五”,結(jié)果宋廷又要 “貼耗銀二千四百余兩”。
      
    此外,南宋皇太后奉送金國皇后的禮物,年年“亦以鉅萬計”。金主還經(jīng)常派人來索取“金珠靸工之類”,宋高宗亦“令有司悉與”。甚至有些稀少的動物,如“白面猢孫及鸚鵡、孔雀、獅子貓兒”之類,只要金人有所索求,高宗均令“搜訪與之。
      
      南宋每年還要派使者往金賀正旦、生辰,賀禮需要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使者有正使、副使及三節(jié)人(上、中、下三等隨從人員,上,中節(jié)各十人,下節(jié)三十人)。同時,南宋朝廷還要賞給他們的行裝錢,正使一千緡,副使八百緡,銀、帛各二百兩匹。下節(jié)銀、絹共三十兩、匹,中節(jié)二十五兩、匹,下節(jié)十五兩、匹。這些人除領(lǐng)取薪棒外,還“日給五百錢,探請俸二月”。
    
    金國使者來南宋時,南宋沿途的地方官不但要迎送,而且還要大排筵席。他們到臨安后,更是沒完沒了的盛宴款待。為要使這些使者能在金帝面前說些好話,高宗還以“密賜”的辦法,進行賄賂。正使銀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襲衣(衣物的全套)金帶三條,三節(jié)人皆襲衣涂金帶,上節(jié)銀四十兩,中、下節(jié)銀三十兩,“自是以為例”。金使在臨安要買物品,即從內(nèi)庫拿出錢萬緡,作為他們購貨之用,也“自是以為例”。
    
     南宋地方官吏迎送金使時,執(zhí)禮都要必恭必敬,如果稍有怠慢,立即就受到懲處。平江府守臣直秘閣周葵在郡內(nèi)宴請金使時,由于“飲食腐臭,致行人有詞”,秦檜即“怒葵不己”,將他罷官。吏部侍郎陳康伯為接伴使,由于不肯屈從金使宗永的無理要求,與他爭執(zhí)拜受之禮,宗永就抱怨說:“接伴慢我”。高宗、秦檜得知后,“懼生事”,立即以“酬對辱國”之罪,把陳康伯降職。對于宋高宗、秦檜的媚敵丑行,許多官員都很不滿。“時聘使往來”, “凡過盱眙,例游第一山”,游山時還“酌玻璃泉題詩石璧以記”,時日長久,往來者多,“鐫刻題名幾滿”。宋使鄭汝諧見此,難以壓抑心頭的怒火,則寫了一首辛辣的諷刺詩說:“忍恥包羞事北廷,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無人勒,卻向都梁記姓名”。
    
     紹興和約簽訂以后,由于宋金之間暫時休戰(zhàn),宋軍不作戰(zhàn)備而軍費有削減,但由于宋廷要花費以上種種巨額開支和過紙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如為了把臨安經(jīng)營成為富麗繁華的安樂窩,在那里廣造宮殿,大造宮邸,修湖鑿山。尤其是秦檜,為要“奪上心,粉飾太平,沮礫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而對于戰(zhàn)備之事,卻是“士馬銷亡不問,干戈頓弊而不修”,使得那些“士大夫豢養(yǎng)于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fù)故都黍離麥秀之嘆。此檜之罪,所為上通于夭,而不可贖也”。正是由于貢納巨額的歲幣給金朝和南宋君臣“上下宴安,以“錢塘為樂國”,其結(jié)果必然是要加重人民的負擔(dān)。
    
     秦檜及其黨羽為了收刮民脂民膏,還不斷思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如兩浙百姓責(zé)要繳納綿、綢、稅捐、茶捐、雜錢、白米六色,和別科米麥,“有一畝地納四五斗者”;京西地區(qū),根據(jù)隱田,“增添租米,加重于舊”;湖南“有土戶錢、折托錢,醋息錢、麥引錢,各色不一。”總之,“自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并令各地,“間乞減免,理宜禁絕”,于是“民力重困,餓死者眾,皆檜之為也。”(<文獻通考)卷5)
    
     從上述種種跡象來看,自紹興和約簽訂之后,南宋百姓生活不但沒有改善,稅收非但沒有減少,反倒進一步貧窮,進一步增加。
  
     如此殘破黑暗景象。,真虧得某些網(wǎng)友有膽量公然宣稱的“秦檜能夠使殘破的宋朝有機會修養(yǎng)生息,使宋朝的人民體驗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
  
     由于秦檜的黑暗統(tǒng)治,當(dāng)時百姓也紛紛起來反抗,當(dāng)時只福建各地的農(nóng)民起義,就有“數(shù)十百部,部數(shù)千至數(shù)十百人”;有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白旗.滿小紅、朱明領(lǐng)導(dǎo)的義軍。還有宣州(安徽宣城縣)的摩尼教徒在俞—的領(lǐng)導(dǎo)的起義,而當(dāng)時宣州知州不是別個,正是秦檜之弟秦梓!


     此外,還有江西劉花、何花等人的起義。起義波及廣東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接著,海南島的“瓊、崖、詹、萬四州”百姓、浙江臺州地區(qū)的百姓),江西傳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頤寧縣的饑民,浙江衡州的饑民,江西吉州地區(qū)的農(nóng)民,都紛紛揭竿而起,殺富濟貧,屢挫官軍。
  
     自紹興六年岳飛平定楊幺以來,至議和之前,南宋境內(nèi),有過如此規(guī)模的起義么?沒有!那些認為議和帶來和平,從而給百姓帶來福澤的人,難道你們不想想,為何這些起義,不在戰(zhàn)事最激烈的紹興十年前后發(fā)生,而在議和之后發(fā)生呢?這其中,又意味著什么呢?
  
     秦檜執(zhí)政期間,是宋朝最黑暗、專制、腐敗的時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榮,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勵精圖治之上,與秦檜、趙構(gòu)之流毫無關(guān)系。若以后世南宋的繁榮,來為宋高宗趙構(gòu)和奸相秦檜的屈辱和議辯護,真是張冠李戴,教人發(fā)笑了。秦檜禍國殃民,罪證如山,縱巧舌如簧,縱難洗其罪名矣。
  
  公元1142年岳飛遇害,南宋與金國達成了喪權(quán)辱國的第二次“紹興和議”;公元1234年,金國滅亡。這中間隔了93年,其間宋金兩國又發(fā)生三次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國與北方的蒙古之間的戰(zhàn)爭也連綿不絕,難以有完全的統(tǒng)計!
    
    人們珍視和平,但是絕對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須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協(xié),致使當(dāng)時的中國飽受南北分裂之苦,經(jīng)濟文化慘遭摧殘,自黃河以南到長江以北的廣闊地區(qū)因為屬于宋金兩國交界區(qū)而長期處于荒涼狀態(tài)。
    
    在宋金達成和議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國女真貴族的殘酷奴役,忍受來自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又要承擔(dān)金國對蒙古戰(zhàn)爭引起的各種負擔(dān), 大批漢人壯丁被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強征戍邊,在金國與蒙古之間的戰(zhàn)爭中,充當(dāng)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國始終存在著很強烈的民族歧視政策,當(dāng)時的金國把民眾分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漢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進行大規(guī)模的燒殺搶掠外,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對漢人的民族意識刺激最深者,一是對漢族男子強行“剃頭辮發(fā)”,二是強制推行奴隸制。從金國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國北方社會奴隸制成分擴張的時期,這當(dāng)然是嚴重的倒退。岳飛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國,看到一個女婢頰刺“逃走”兩字,寫詩說:“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黥面罰猶輕。” 范成大從漢文明的高度,看不慣此種野蠻行為,表示義憤。
    
    而南宋自與金國達成和議之后,南宋官府對南宋人民的橫征暴斂不但沒有絲毫減輕,反而不斷加重.真正能夠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國女真貴族和茍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數(shù)統(tǒng)治者的驕奢淫逸、貪污腐化與大多數(shù)人的貧困痛苦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看看《宋史》編者對秦檜生平主要事跡的概括總結(jié)(參見《宋史》卷473《秦檜傳》):
    
     “檜兩據(jù)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仇斁倫。
    
     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
    
     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jié)內(nèi)侍及醫(y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
    
     檜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zhí)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照、王次翁、范同、萬俟禼、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升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
    
     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熺自檜秉政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
    
     檜陰險如崖阱,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shù)。
    
     晚年殘忍尤甚,數(shù)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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