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治邊最富有成效的時期，其中對蒙藏民族地區的統轄和治理尤為得力，素為后人稱道。經清初百余年的不懈努力，作為歷代多事之地和興衰要害的西南、西北和北部邊疆地區，一度空前穩固和安謐，并從根本上結束了中國歷史上經常形成的南北對峙局面，強化了中央政權與少數民族地區間的密切關系。清朝后期，由于帝國主義和外部勢力的覬覦，造成西部邊陲不穩，清政府對西部邊陲的治理也有所弱化，但作為歷代統治者都沒有放棄統治。清朝利用宗教對蒙藏的治理非常成功，我們在研究和借鑒同時還應當保留精華、棄其糟粕、古為今用、為現實服務。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西北和西南部少數民族一直有宗教信仰，其中新疆各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蒙藏等民族信仰藏傳佛教。本文試圖簡單并有側重地研討清朝利用藏傳佛教對蒙藏的管理。

據記載，藏傳佛教從歷史上就存在各個派別，其中有噶瑪噶舉派、薩迦派、寧瑪派、格魯派等等不一而足。各個派別在佛法學說上盡管有一定差異，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全部實行活佛轉世制度。這一制度并非產生于清代，而是歷經了元、明兩代，藏傳佛教的轉世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清代在治理蒙藏地區的實踐中，繼承了元、明的宗教政策，尊重法統傳承方式，積極推行活佛轉世制度，并創造性的通過“金瓶摯簽”和“攝政”等制度的實施，規范了活佛轉世制度，對加強對蒙藏地區的治理產生積極影響。一般的活佛轉世只需通過“金瓶摯簽”進行確認，但是對于蒙藏地區影響較大的活佛的轉世，在“金瓶摯簽”后必須還要上報中央政府批準，才能生效。比如藏區的達賴、班禪，蒙區的章嘉、哲布尊丹巴等。實踐證明，“金瓶摯簽”的實施，是一種極為明智的選擇，它不僅尊重了藏傳佛教的傳統做法，同時也加強了中央王朝對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工作的管理，維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也正是這個原因，200多年來，“金瓶摯簽”制度一直受到廣大僧侶和信教群眾的擁護。

除了活佛轉世的“金瓶摯簽”，清朝對蒙藏地區還采用了建立政教合一統治、攝政制度、宗教分治等各項政策，通過綜合手段對藏傳佛教進行規范管理。在人類歷史發展中，政教合一制度是一種集世俗政權與宗教神權制度于一體，對屬民實行雙重統治的特殊社會制度形式。這是清朝在當時特殊歷史條件下，為避免西藏各地方政府內部爭權奪利，爆發內部戰爭而采取的統治形式，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趨勢的。政教合一也是鑒于格魯派對西藏的統治地位。達賴喇嘛作為格魯派的領袖，清朝統治者對其進行了冊封。攝政制度是在前輩達賴喇嘛圓寂后，后備達賴喇嘛年幼期間，由他人代理行使管理西藏事務權利的一種特殊形式。

清王朝在西藏積極推行政教合一制度，在蒙古地區推行“盟旗制度”。但為了防止藏傳佛教領袖人物勢力膨脹，尾大不掉，對其采取“分而治之”或稱“宗教分治”的方法。比如在西藏，在冊封達賴喇嘛的基礎上，扶持班禪實力；在蒙古地區一方面擴大章嘉活佛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承認哲布尊丹巴在漠北蒙古地區的宗教領袖地位。從而形成了達賴喇嘛勢力在前藏，班禪勢力在后藏；章嘉勢力在漠南，哲布尊丹巴勢力在漠北的“四足鼎立”局面。清政府之所以這樣做，也是由于在平息內亂和對付外部干涉的實踐中而產生的充滿智慧的政策。比如五世達賴在其晚年專修佛法，將政教大權交給第巴桑結嘉錯。1682年五世達賴圓寂后，第巴桑結嘉錯并未報喪而是匿喪，在處理西藏地方內外部事務時依舊以達賴之名號行使權力，1697年，倉洋嘉措被其扶上了達賴喇嘛的寶座。但是，1705年第巴桑結嘉錯被拉藏汗擒殺，為消除第巴桑結嘉錯的影響并鞏固自己的地位，拉藏汗擅自廢除了六世達賴倉洋嘉措，另立益西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拉藏汗的舉措遭到了西藏及青海僧俗民眾的強烈反對。住牧在青海的以和碩特為首的蒙古眾臺吉，對拉藏汗獨攬大權耿耿于懷，便私自尋找達賴喇嘛的轉世靈通。西藏社會的種種變化自然引起了清朝政府的高度警覺。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清政府果斷做出了冊封五世班禪的決定。很顯然，冊封五世班禪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消弱達賴喇嘛的勢力，實行分而治之。如果任由達賴喇嘛權力過大，勢必影響清朝對西藏的統治。1713年康熙皇帝正式冊封五世班禪。之所以如此，顯然是為了防止藏區因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紛爭引發動亂，必要時可由班禪出面維持局面，保證藏地之安寧。1728年，雍正六年，清朝派兵平息西藏內亂，又將扎什倫布寺以西至阿里地區賞給班禪管轄，積極扶持班禪勢力，貫徹分而治之的方針。

對于蒙古地區的治理也是如此。1688年，居住在新疆的厄魯特蒙古準葛爾部葛爾丹在沙俄的支持下，驅兵漠北燒殺搶掠，喀爾喀部大敗。部落中的王公貴族要求投奔沙俄，哲布尊巴丹巴呼圖克圖拒絕這種做法，他認為：“我之南有中國，政治亦平允，其國平和安寧，尊崇佛教，國富財多，我等若赴其地，可享萬年之福”。最后喀爾喀部請求內附，受到清王朝的安置。哲布尊巴丹也受到清王朝的贊賞，冊封其為大喇嘛。但是為了防止哲布尊巴丹勢力向漠南滲透，1701年，康熙冊封任命二世章嘉活佛，擴大了章嘉活佛在漠南的影響，以宗教分而治之的手段最終達到了中央政府對整個蒙古地區的控制。　　

除了上述做法，清朝對藏傳佛教的規范管理對穩固西南邊陲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為了使藏傳佛教成為統治者治理蒙藏地區的重要工具，并使之發揮重要作用，清朝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對宗教的管理工作，“革其弊，不易其俗”。 比如加強朝貢管理，建立度牒和衣單糧制、實行封授等級制、掌握高僧的認定及最終廢黜權等等。　　

朝貢集中體現了中央王朝與蒙藏地方的隸屬關系，清朝對藏傳佛教僧侶的朝貢從班次、人數、交通、待遇、貢使、貢物以及賞賚等各個方面都做了明確的規定，朝貢必須按規定辦理，否則將受到處罰。度牒實際上是僧侶的身份證，其上標有身份、年齡、籍貫、職務以及居住寺廟等內容，僧侶外出還應持有路引（通行證），以備稽查。為了籠絡僧侶，清朝還對部分宗教僧侶提供餉銀、口糧等，將其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為維護中央在民族地區利益服務。清朝參照世俗等級制度，制定了喇嘛的等級，為許多藏傳佛教上層僧侶封授了職銜和名號，使其變成身披袈裟的官僚，維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強化了對蒙藏地區的統治。　　

由于蒙藏地區民眾虔誠信奉藏傳佛教，統治者清醒的認識到，必須牢牢掌握對藏傳佛教高僧的認定和廢黜權。否則，對蒙藏地區的統治就會成為一句空話。清朝中后期通過金瓶摯簽將高僧特別是達賴、班禪、章嘉活佛、哲布尊巴丹等最高等級的活佛認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明確規定不經中央政府批準，即為非法，不予認可。對于那些違法亂紀的高僧予以嚴厲懲處，情節嚴重的停止轉世，甚至剝黃處死。　　

清朝政府強化對宗教的整飭，革除藏傳佛教內部存在的許多流弊，使得其更加符合清政府的“胃口”，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藏傳佛教的發展。比如清朝通過嚴肅封贈、限制寺院數量及規模、禁止僧侶游方、嚴懲“妨害國政”的僧侶等手段，也震懾了藏傳佛教的大小喇嘛，使其對中央政府抱有敬畏之心，不敢妄議國是、為所欲為。　　

明朝宣德、成化年間賞封泛濫。清朝平定三藩及準葛爾叛亂后，收繳了一些國師和禪師的印鑒和任命文書，規定國師和禪師的名號不得兼任和世襲。夲世圓寂后，其生前所用印信專人保管，待轉世靈童坐床后，視情況另加恩賞才能啟用。雍正初年，羅卜藏丹津發動叛亂，青海許多僧侶參與其中，叛亂遭到了清朝政府的鎮壓。平叛之后，清政府認為這與寺院規模過大有關。清政府對寺院規模做出限定：“寺院之房不得過二百間，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數人。仍每年稽查一次，令首領喇嘛出具甘結存檔。”清政府為防止蒙藏上層首領之間暗通信息、相互勾結反抗清政府統治，嚴令禁止僧侶游方。對于違禁者予以嚴厲制裁，押解京師，送刑部問罪。一旦佛教僧侶的行為“妨害國政”，清政府絕不因為他們是神職人員而姑息遷就，而是運用國家權力進行懲治。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朝處死了5名教唆叛亂的喇嘛；不久康熙又將歸化城掌印喇嘛伊拉古克三凌遲處死，此人屬于政府冊封的呼圖克圖，級別較高，因其在葛爾丹叛亂后偷送情報而獲罪。雍正元年（1723年）佑寧寺丹麻呼圖克圖被處死，因其羅卜藏丹津叛亂時，帶頭鬧事并響應而獲罪。乾隆時期，噶瑪噶舉紅帽派十世活佛卻珠嘉措勾結廓爾喀入侵西藏，掠奪扎什倫布寺寺產。驅廓之后，清朝終止紅帽系轉世，將濟仲喇嘛“剝黃處決”，將仲巴呼圖克圖解京治罪。在統一新疆的過程中，乾隆嚴令清統帥對阿睦爾撒納叛亂推波助瀾的喇嘛“即行誅戮”。　　

從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清朝既對藏傳佛教進行扶持，優待高僧；又對危害國家領土完整和社會穩定的不法僧侶進行嚴厲懲處，恩威并施、雙管齊下，這樣方能確保西部邊陲長治久安。　　

畢竟清朝距離我們已經過去了100多年了，但是清朝利用宗教對蒙藏地區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對于今天共產黨執政的政權仍具有現實意義。現在我們國家內蒙古因其靠京津較近，畢竟經濟發展和人們文化程度較高，已經不存在宗教問題了。但是西藏、新疆、青海、甘肅和陜西部分地區的宗教矛盾任然存在，境外分裂勢力和反華勢力搗亂破壞活動一直沒有停息，2008年的西藏部分僧侶挑頭鬧事，2009年的新疆烏魯木齊市內少數人內外勾結制造動亂都應當引起我們高度警覺。如果聽之任之，必將破壞和諧穩定的社會壞境，破壞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如何更好的借鑒歷史經驗，有效地對新疆和西藏進行管理仍然是新時期下需要面對的歷史課題。　　

我個人認為：對于新疆和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仍然需要依靠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依靠毛澤東思想、依靠恩威并施等管理手段。人們都只知道，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存在什么疆獨和藏獨問題的，為什么？這就是西部少數民族把毛澤東奉為神，毛主席的教導時刻記心上。民族大團結搞的是多么的好。所以出現了“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所以出現了昆侖山下于田縣的庫爾班大叔要騎毛驢去北京見毛主席。的現在好了，把毛澤東從神壇上拉下來了，鑒于新疆和西藏等地區的少數民族都供奉自己心目中的神，不信仰毛澤東了，那又去信仰誰呢？只好信安拉和菩薩了。　　

尊重少數民族信仰是應該的。同時，國家憲法也強調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因此不能用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不能要求所有藏族必須信奉藏傳佛教，不能要求所有新疆少數民族都要信奉伊斯蘭教，是否信教應當由個人自主選擇。這是其一。其二，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的漢族，國家在計劃生育方面應當一視同仁，目前國家允許少數民族多生小孩，但是對于漢族在計劃生育方面過于苛刻，邊疆地區的漢族生育也應當放開。以避免出現熱比婭生十幾個小孩，還要反過來罵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現象。其三，應當從理論上嚴厲批判政教合一的落后政治制度，加強對外宣傳，駁斥達賴喇嘛對中國西藏政策的污蔑。其四，繼續堅持金瓶摯簽的選擇方式，中央牢牢掌控高僧任命權。其五，對于高僧活動范圍也要分而治之，嚴格管理，不能聽之任之，甚至出現了寺院中窩藏槍支和活動電臺等危害國家安全的工具，有關部門都沒有察覺的笑話。其六，把西藏各地活佛進行系統整合，密切關注思想動態，對于有從事危害國家分裂活動的僧侶不能有任何姑息和特殊化，必須嚴懲不貸，尤其是對于高僧，輕輒予以廢黜，重則關進監獄，如果從事叛亂活動、后果嚴重的要依照國家法律處以極刑，如果對危害國家領土安全的叛亂分子的處理失之過寬，就不足以震懾少數不法分子，也無法保證中國西部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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