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說遼宋夏金》（大家說歷史）

王曾瑜 著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9年1月第1版
字數：182000
開本：740X970
印數：5000冊
定價：20.80元
ISBN 978-7-5429-3723-9


目錄

總說
　　一、 政治概述
　　　　（一）遼朝
　　　　（二）宋朝
　　　　（三）西夏
　　　　（四）金朝
　　　　（五）回鶻
　　　　（六）于闐
　　　　（七）喀喇汗
　　　　（八）吐蕃
　　　　（九）大理
　　二、社會經濟概述
　　　　（一）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
　　　　（二）遼宋西夏金代的人口和社會
　　三、教育科技文化概述
　　四、宗教風俗概述
分說
　　政治、軍事和制度篇
　　　　契丹游牧民族的政治特色
　　　　遼與北宋元豐前官制的異同
　　　　宋太祖的秘密誓約和政治文明
　　　　先王之政與祖宗之法
　　　　保守的文官政治
　　　　守內虛外
　　　　發達的臺諫政治
　　　　蔭補制的泛濫成災
　　　　多元化士風的主流
　　　　北宋從腐敗走向滅亡
　　　　開封的劫難和衰落
　　　　康王出使和救援開封的真相
　　　　國難當頭時的腐敗和行樂
　　　　南宋初年的抗金斗爭
　　　　狼狽為奸據廟堂　貪饕成風是官場——宋高宗和秦檜的“中興”“盛世”之一
　　　　文丐奔競頌降金　祥瑞紛至掩災疫——宋高宗和秦檜的“中興”“盛世”之二
　　　　捕風捉影文字獄　株連蔓引瘴海行——宋高宗和秦檜的“中興”“盛世”之三
　　　　兩次使用火藥兵器的重要海戰
　　　　西夏立國與西北沙漠化
　　　　女真族的漢化與腐化
　　　　金朝官制對後世的影響
　　　　蒙古族興起的曲折
　　社會經濟篇
　　　　經濟重心的南移與政治中心的東移
　　　　宋代的綠色革命
　　　　傳統衣料的變化
　　　　石炭、石油和天然氣
　　　　宋代農民的五大公害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發行
　　　　海上貿易大國
　　教育科技文化風俗篇
　　　　經學、教育和科舉三位一體的確立
　　　　標準語的變化——北京話開始取代洛陽話
　　　　席地跪坐的改變
　　人物篇
　　　　范仲淹的兩句名言
　　　　宗澤——大呼過河身已僵
　　　　李綱——謀身性雖拙，許國心獨苦
　　　　李清照和秦檜、王繼先
　　　　岳飛的高風亮節點滴
　　　　“莫須有”千古奇冤
　　　　文天祥——時窮節乃見
附錄

【原書附錄】

　　王曾瑜　　男，漢族，１９３９年生，上海人，１９６２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等。著有《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盡忠報國－－岳飛新傳》、《荒淫無道宋高宗》、《宋朝兵制初探》、《金朝軍制》、《宋朝階級結構》、《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此書與他人合撰）等專著，歷史系列小說《靖康奇恥》、《河洛悲歌》、《大江風云》、《轉戰湖漢》、《揚威南北》、《關山悵望》、《忠貫天日》等七部，論文和譯文２００余篇，另發表論文選集《凝意齋集》，論文集《錙銖編》。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遼宋西夏金部分和《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的編寫。近年來開始發表若干雜文，如《腐敗就是今天的國恥、黨恥》（《北京觀察》１９９８年試刊第３期）、《巴黎公社原則和蘇維埃政權的滅亡》（《北京觀察》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等。發表的作品不計重復，總數約７5０萬字以上。
　　本人治史，根底淺薄，先天不足，又兼之以後天失調，與前輩優秀學者確實存在著不可彌補的學問差距，所以必須聲明，自己不必謬充 “大家”之列，做人應有自知之明。但如今回顧起來，個人也有兩條幸運之處：一是接觸和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對史識大有裨益；二是正逢研究手段革命的開端，即古籍的電子化、數字化。本人原先只治宋史，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因工作關系，由遼史的外行和金史的半內行轉為內行。９０年代以來，既以批判中華古代專制主義，專制腐敗政治為主攻方向，又得益于古籍的電子化、數字化，故個人的研究，由遼宋金斷代史逐漸走向通史，自秦漢至明代都寫有專文，對秦漢以下的各代，已非全外行。另外也兼寫小說與雜文。
　　歸納個人的論著，一些重要的論點可列舉如下：
　　一、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治史有極大的重要性。考證當然是史學家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其要領無非是祛偽求真，由表（現象）入里（本質），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證固然需要邏輯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場合下，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和運用。
　　二、治史不應單純為古人算帳。理解過去，透視現在，指點未來，這是一個現代愛國史家對祖國和中華民族應盡的一份義務。史學的此種重要功能，非其他學科所能取代。研究歷史，在不少場合，史識是第一位的，發表出人意表、發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論，很不容易。史識本質上是科學性的問題，是追求真理，卻不能不與追求民主的態度息息相關。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識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應當古今一體化，有條件者，也應中外一體化。在某種意義上，史識可說是對歷史和現實的綜合洞察力。
　　三、由于中華歷史悠久，古籍浩繁，即使在古籍開始電子化、數字化的今天，史家的基本訓練不可丟，治中華古史打基礎，還是應當認真通讀前四史和《資治通鑒》。斷代史的觀念仍不可廢，治中華古史必須從斷代史入門，方有深入的可能。但可以設想，將來史學的學術競爭的主戰場將不是在斷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看誰擁有的通史知識更多更深更廣，因而就有更精湛的研究。高明的史學家的作品將會以千萬字為統計單位。盡管今后古籍數字化、信息化水平會不斷提高，而由斷代史走向通史，仍將是一條正確的、高明的治史之道。
　　四、當今的學術腐敗可謂五光十色，如趨炎附勢風、拼搶名位風、空頭主編風、剽竊風、浮躁風等，不一而足，愈演愈烈。記得馬克思曾無比感慨地說，他播下龍種，卻收獲跳蚤。一些所謂學者的基本特征，無非是以利己主義的心態，兼以實用主義的手段，去歪曲、篡改、閹割或抹煞馬克思主義的精華。馬克思主義強調事物的必然性，既然有此類人得便宜的滋生條件，搶實惠的活動空間，那么這種姑且稱之為跳蚤式的理論家或史學家，必然應運繼踵而生。一切稍有良知的治史者應當起而抵制和反對，努力使中華史學的發展走上正道。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和時間，應是治史的第一要訣。科學無禁區，媚骨必然扼制史才，科學本身要求從事研究者無私和無畏，其中也包括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和失敗。
　　五、迄今為止，一切文明社會都是階級社會。將社會總人口劃分為階級，是人類對自身社會認識的一次飛躍。階級區分不能說是將紛繁復雜的社會結構包舉無遺，卻是抓住了人類文明社會結構的根本和核心問題。馬克思主義階級論最根本的實質問題，是強調階級之間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這是人類文明史的科學提煉和總結。國家是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法律是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其實都是階級論的派生。階層論等蓄意掩蓋和抹殺階級之間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就只能是違背人類文明社會的根本事實，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偽科學和歪理邪說。
　　目前經常可以在論著中見到所謂“精英”一詞，這在西方史學界用得爛熟，而中國史學界卻以為新鮮。究其含義，無非是指社會上層的人士。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他們是統治和剝削階級，我有一句詩，“冠蓋炎涼少義丘”，這是符合史實的概括。在中國古代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響下，剝削和統治階級中確實也有少量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精英。然而其大多數在等級授職制的大染缸里浸沉后，只能是貪污腐化有種，橫征暴斂有能，奉承拍馬有才，結黨營私有份，鉤心斗角有術，文過飾非有方，妒賢嫉能有為，無非是國家和民族的蠹蟲。治史者應當關注者，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剝削和被壓迫階級，他們才是燦爛古代文明的基石，盡管在古代史料中，對他們的狀況反映很少。
　　六、人類作為群體動物，形成社會，社會上總是需要有人管理公共事務，并且隨著文明的演進，管理公共事務的工作不是愈來愈簡單，而是愈來愈復雜。如何選賢任能，無疑是掌握公共權力和管理公共事務的永恒主題。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即階級社會後，管理公共事務不可避免地淪為階級統治，其各種各樣的陳規和陋矩，必然嚴重地阻礙著選賢任能原則的貫徹。人類數千年文明史的經驗證明，如何掌握公共權力和管理公共事務是一個關系民族興衰的重大問題，而比較最先進的制度和方式，仍然是馬列主義早已昭示的直接選舉制，而不可能是等級授職制。
　　對中國古代秦漢以降的政治體制，治史者過去常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一詞，應當補充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等級授職制，方可成為一個更加完整、更加科學、更加準確的定性。這是援引馬克思一句重要的話：“用等級授職制去代替普選制是根本違背（巴黎）公社的精神的。”從一般意義上說，貪腐是階級社會的痼疾，一切剝削階級的通病，但民主和法治可以大大壓縮貪腐滋生的空間。中國古代至近代的史實證明，等級授職制和人治必然產生諸如裙帶風、賣官等各種人事腐敗，必然成為貪官污吏同性繁殖的最佳溫床，貪腐現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現官官相護的情況，而編織成龐大的貪腐保護網。在各種各樣的腐敗中，人事腐敗居於中心地位。在等級授職制下，百姓的好惡和口碑，決不可能決定一個官員的升沉和榮辱，而上級或最高權力的青睞，才是升沉和榮辱的關鍵。
　　中國的古史過于悠久，歷代興亡的往事也積累得過多。一方面是每代開國，總是企求長治久安，致力於堵塞各種招致敗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從來無不亡之國，無不敗之朝。盡管每朝每代的覆滅，總是各有許多具體的條件和情況，而其中一個根本性的因素，一條貫穿歷代敗亡的基線，說來說去，還只是“腐敗”兩字。腐敗的根源，說來說去，也無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等級授職制。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只要專制體制不變，祖宗發家，子孫敗家，由腐敗走向滅亡，這是古代權力和財產遺傳規律的必然性。欲走出“興亡成敗一剎那”的古史周期律，必須有“居危思安”的認識，首要的一條，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特別強調和倡導的直接選舉制，去逐步取代等級授職制。
　　七、有的學者提出，要將制度史寫成活的制度史，這是很對的。馬克思主義對等級授職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國制度史而論，應有更高層次上的指導意義。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等級授職制下，制度的運作，不可能離開人治和人事腐敗。如若不從這個理論的制高點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為死的制度史。
　　八、中國古代賣官鬻爵的出現和發展，至少有三個普遍性的條件：一是商品經濟的某種程度發展，使官爵可以成為商品；二是官爵成為肥缺，方得有愿意買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漢以來，實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各種形式的官員等級授職制，方得有賣官的可能。一個時代的賣官，總是與政治的昏暗和腐敗程度成正比，總是成為一個時代政治昏暗和腐敗程度的重要標尺。依據古代的儒家輿論，腐惡的賣官現象，也與中國自古相傳的各種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遺傳基因一樣，是作為反面事物而受譴責的，處于無理地位。但另一方面，賣官現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變本加厲之勢。其故非他，賣官現象有豐厚的滋生沃土，就決不可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
　　九、在人類歷史上，經濟、技術的新舊交替往往是一刀兩斷型的，一旦新的工藝、產品之類被采用，舊的工藝、產品之類就會被人們棄如敝屣，毫不顧惜。然而政治、文化的新舊交替卻往往是藕斷絲連型的，舊的政治、文化表現出一種頑強的連貫性或持續性，甚至是“剪不斷，理還斷”。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說，就是死的拖住活的。
　　一○、中華民族是偉大而古老的，迭經磨難而又有強韌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長的民族發展史上，芳香與穢臭共生，光榮與恥辱并存，正義與邪惡互爭，進步和倒退兼備。優秀的歷史傳統可以成為民族進步的動力，腐惡的歷史傳統則可以成為民族進步的阻力，甚至反動力。歷史傳統是不可能被割斷的。
　　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大致總有好的、壞的、適用的和不適用的四個部份。一個民族的進步，離不開繼承本民族好的、適用的歷史政治和文化傳統，也應當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適用的歷史政治和文化傳統。中華文明當然是人類史上的優秀文明，否則，又何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居於世界的領先地位；但中華文明也有其嚴重缺點，否則，又何以在最近的五百六十年左右逐漸落伍。當中華民族處於先進地位時，或不免產生自傲感，不易虛心體察和學習其他民族的長處；反之，當無情的事實證明中華民族處於落後地位時，或不免產生自卑感，將自己的歷史政治和文化傳統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則是本民族與外民族壞的、應當廢棄的歷史傳統反而極度膨脹，惡性泛濫。既不要自傲，更不能自卑，這就是中庸之道。時至今日，中華大地仍處在文明重建階段。中華民族不甘永遠落人之后，也不會永遠落人之后。在復興中華的偉大事業中，中國傳統文明的精華，必將以其久遠而頑強的生命力起著重大的、無可替代的作用。
　　一一、中華歷史傳統主要可否區分為政治和文化兩個層面，而兩者似有所差別。
　　中華文化傳統當然有其精品，例如方塊字、中醫、書法、國畫、古樂、民樂、詩詞歌賦、戲曲、曲藝、中國建筑園林、中華烹飪等等，都屬文化傳統，卻不一定必須與專制主義掛鉤。
　　但從另一方面看，中華文化傳統也確是以專制主義意識為指導思想，專制主義意識至今仍在毒化中華民族的心靈。中國自古以來，幾乎是一直強調統一思想。正確的政令，特別是軍令，應當追求統一；但強制推行思想統一，結果也無非是以權力介入輿論，追求表面上的統一，無非是引導或脅制人們虛偽。實際上，人們的思想永遠不可能統一。不論是言者無罪或有罪，都只能是專制統治者的語言。言論當然有是有非，但應當通過平等討論，通過實踐加以解決。以言定罪，以言量刑，則無疑是人類政治文明低級階段的產物。《國語•周語》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古代著名的格言，然而後代的專制統治者，一般并不以周厲王監謗的敗亡為戒，其安全感正是建立在“防民之口”的虛妄基礎上。迷信權力，通過行政權力監控輿論，苛待異論，成為中華古代積久的弊政。當然，監控輿論并非不能取得暫時的效果，就長遠而論，卻無異于飲鴆止渴。對于錯誤的思想言論，是應當進行批判的，特別是某些歪理邪說，也理應口誅筆伐，以求最大限度地壓縮其蠱惑人心的空間。
　　一二、就中華政治傳統而論，中國古代也有憂國愛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諫、舉賢任能、忍辱負重、臨危授命等好的政治傳統。但是，若對古史作整體考察，好的政治傳統無疑不占主導地位，可以命名為非主流政治傳統。
　　至於專制、愚昧和腐敗的傳統，卻在中華古史中占據主導地位，可以命名為主流政治傳統。專制必然滋生腐敗，而腐敗又必然依賴專制。這亦可謂是一對難舍難分、形影不離的傳統政治遺傳基因。愚昧，可否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民眾缺乏文化教育，二是統治者實行愚民政策，三是有文化的統治者也可以做出愚昧的決策。歷史證明，絕頂聰明的統治者在某些場合可能利令智昏，做出絕對愚蠢的事。專制政體的自身就是反常思維、變態心理之類的溫床，而掌握了最高的、得不到監控的權力的個人，其反常思維、變態心理之類在歷史上所起的破壞作用是極其巨大的。中國古代主流政治傳統之所以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成為非常可怕而可憎的習慣勢力，其遺傳基因又被不斷復制，給世界上古老的、人口最多的民族制造了無窮盡的災禍，其必然性就在於一個專制政體，以及在此政體下的各種形式的等級授官制不僅一直維持下去，並且不斷地強化。
　　一三、中華專制主義最可怖、最可憎的首要罪惡，也可說是傳統，就是草菅人命。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說，“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獸的關系只能靠獸性來維持”。我痛感中華民族過于多災多難，數千年間，供奉在專制主義祭壇上的犧牲過于慘重。老祖宗也發明了人命關天一詞，此種觀點正好與草菅人命相悖，但不居主導地位。人命最為可貴，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國際上已制訂了一個公認的反人類罪標準，而專制政體大致不可能避免慘酷的反人類罪，反人類罪為其首要的最大罪狀。這在根本上還是源於專制統治者極端賤視人命。
　　一四、我們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專制主義包袱，在這個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運動不可能半途而廢，反專制主義的任務也不可能半途而廢。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客觀存在，任何人閉著眼睛不承認，并不能使這個客觀存在取消。任何政治權力的干預，只能使思想解放運動延緩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終止。光有物質生產的增長肯定是不夠的，在專制主義包袱被拋入太平洋之前，中華民族決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先進民族。
　　一五、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中國兩個古老的歷史哲學命題。其實，在不少場合下，還有時勢造小丑，小丑造時勢的歷史哲學命題。縱觀中華數千年史，其實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情況，還遠不如時勢造小丑，小丑造時勢的情況多，而後一種情況對民族興衰的影響，也遠比前一種情況多而大。一批小丑主宰國運，一方面是自己演出醜劇和鬧劇，另一方面則是給廣大民眾制造悲劇。小丑主宰國運的現象層出不窮，賢良之輩盡管得到百姓的好評，往往屈沉下僚，甚至慘遭陷害。此類現象不斷地復出迭見，正是專制體制自身具備的必然性。中國傳統儒家哲學很強調所謂君子和小人之爭，強調名節。事實上，在專制政治體制下，皇帝親小人是正常狀態，親君子卻是非常狀態，士大夫失節是正常狀態，而守節卻是非常狀態。從根本上說，專制政治總是寵愛隨風轉舵之人，曲學阿世之士。專制政治體制經常會造就小丑神氣活現的時勢，而小丑也經常會對昏暗腐敗政治推波助瀾，甚至叱咤風云。一個偉大民族不時遭受一小撮小丑的侮弄和折磨，這是顯而易見的史實。一位西方哲學家說：“產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我們豈不可以補充說：“不時產生小丑的民族更是可悲的。”
　　一六、古語稱以史為鑒，今人說不要忘記歷史。任何民族都需要從歷史中提取民族進步的營養素，更何況是中華民族。但是，歷代統治者為著一己一群的私利，可以強調和宣傳某些歷史教訓，又隱諱和抹煞某些歷史教訓，這是不足取的。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絕對正視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錯誤。只有有勇氣正視所有重要的歷史教訓，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錯誤，才是一個真正偉大的、不可侮的現代民族。
　　一七、民主與專制政體的主要分野大致有三。一是馬克思主義特別強調的普選，即直接選舉制。中國大致自夏代進入階級社會后，就取消了原始社會的選舉傳統。二是對最高權力能否實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三是輿論監督權力，而不是權力監控輿論。《孟子•告子下》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前一句話譯成現代語，如無“法家拂士”主持正論，以輿論監督和制約君主的權力，國家總須滅亡。古代開明的臺諫（御史和諫官）政治多少體現了民主的后兩條精神，堪稱是在專制政體下的一點民主因素。古代優秀臺諫官一不怕罰，二不怕死，而以忠于職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冊，值得今人繼承和發揚。
　　政見不同是普遍存在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對不同政見的寬容程度，卻無疑是人類政治文明演進的一個重要標尺。那種對不同政見壓制、封殺，以至動輒羅織罪狀，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無疑是人類政治文明低級階段的產物。不忌諱橫挑鼻子豎挑眼式的苛責，鴨蛋里找骨頭式的挑剔，正是社會自信力的表現，統治自信心的表現。反之，害怕直言，又是社會缺乏自信力的表現，統治缺乏自信心的表現。在中國古史上，懲創直言，從來是社會走向衰世的表征，是無道暴君的指標。用今人的眼光看來，君主專制體制下的某些臺諫官，也可說是具有某種民主色彩的反對派，或者說，按儒家倫理，優秀的臺諫官就應當是某種意義上的反對派，能夠對君主、宰執等唱反調。反對派的存在起著監督作用，無疑對政治的清明有利。
　　官無監督，權無制約，必然產生腐敗，這已成了人們的共識。君主專制和權臣等其他形式的專制所以是落後的政體，正是因為對最高統治者缺乏監督，而對最重要的權力缺乏制約。臺諫官的監察權既是皇權的附庸，在某些場合下甚至是權臣的附庸，就決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約腐敗。這是古代監察制度的慘重教訓。
　　一八、我們必須歌頌歷史上的愛國民族英雄，為我們的時代樹立正氣。但是，新時代的愛國主義，應當以民主和科學作為基本內涵，這與古代的愛國主義，既有密切的傳承關系，又有繼往開來的創新。對古代的愛國民族英雄，人們不會去苛求他們具有反對專制政治的超前意識，而他們卻是專制腐敗政治的犧牲品。孫中山就不同了，他首先舉起了一面民主的大旗。從他開始，任何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就必須具備民主的素養，他們的愛國正氣，也必然體現在他們的民主的素養上。在五四時代，我的母校北京大學又提出了民主和科學的著名口號，這是對孫中山愛國主義的重要補充。自此之後，任何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就必須具備民主和科學的素養，他們的愛國正氣，也必然體現在他們的民主和科學的素養上。在現時代，任何一個人，不管他口頭上或書面上如何說，只要他事實上是個反民主，反科學者，在他身上就決不可能體現真正的愛國正氣。
　　一九、《孟子•滕文公下》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今的史實證明，這是很高的道德修養的境界，但中國古代確有一些清官，以自己的立身行事履踐著這條古訓，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但清官不僅須忍受生活上的清苦，而在官場大都是蹭蹬不得志。等級授職制的官場篩選規律，往往是黃金下沉，而糞土上浮。清官固然可敬，至多也只是在小范圍抵制了一些貪腐現象。清官也可能成為眾多貪官的遮羞布。中華民族的反貪如果只是停留在清官戲的水平上，只能說明我們民族沒有長進。我們需要的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巴黎公社原則，指導和實施反貪。今日的公仆應與古代的清官根本不同。古代的清官是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出現的，但既然存在著人治，存在著等級授職制，他們還是高居于百姓之上的官老爺。但在現時代，“清官”的觀念無疑是陳舊和過時了。公仆應是在馬克思主義教育下出現的，其身份應由直接選舉制和法治確定。劃清清官與公仆的界線，在今日尤為重要、必要和迫切。
　　二○、古人對盛世的內涵沒有作出全面的、規范性的詮釋，如究其規范，盛世大致可有四條標準：一是吏治清明，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樂業；三是社會犯罪率低；四是容納和歡迎直言。這四條標準當然是互相關連，互為因果的。值得注意者，后世人們羨稱唐朝貞觀之治，而唐太宗君臣身居盛世，不自詡盛世，這正是他們的高明處。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在奠定現代中國疆域方面，功不可沒（今日的中國版圖約只及乾隆時的四分之三）。但從另一角度看，這又是中國與西方列強拉開差距的主要時代，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西方逐漸進入近代民主，逐漸走向以輿論監督權力，而清朝卻加強專制政體，厲行歷史上最長、最血腥的文字獄。彼此拉開了強盛的民主政體與腐朽的專制政體的差距。二是西方學者的聰明才智用于自然科學，實現了近代科學革命。胡適先生曾驚訝于清代學者的聰明才智反而用于故紙堆，這就是為一些人艷稱的乾嘉學派。三是西方開始了工業革命，而中國仍停留在落后農業國的水平。
　　文化造神運動在歷史上并不罕見，是一種重要的、值得深思的歷史現象，而宋高宗和秦檜的文化造神運動又具有典型性。大凡統治者日子不好過，或者自感理虧心虛之時，就往往乞靈于自我造神，而必不可少的條件，是需要有一批文丐。利用權勢掌控輿論，鼓吹所謂“中興”、“盛世”之類，固然可使吹牛拍馬的文字堆積如山，鼓噪一時，但到頭來，此類文字便成了“滿地黃花堆積”，“如今有誰堪摘”，其歪理邪說完全不足以欺騙天下後世。可憐後世的當政者并不能參悟此種淺顯的道理，于是一代又一代，吹牛拍馬的文字冰山被不斷造作，又不斷消溶。生前作惡多端，猶且癡心妄想，追求身後千古不朽，只能是永遠的幻夢。盡管在清朝典籍中，有數不盡的對皇清“盛世”的贊諛，然而經歷康、雍、乾三代，中國在國際競爭的敗勢遂成定局，卻并不醒悟，猶夜郎自大。
至于所謂“盛世修史”，非古人之發明，而屬今人之杜撰。上世紀70年代的“評法批儒”，本世紀開初之“盛世修史”，都是史學領域偽科學的標本。居然還要端出“宰相監修國史”的古史學糟粕，難道是值得今人發揚光大的先進文化否？
　　回顧個人的治史道路，從大學時代開始，其實只想遠離政治，在學問上搞出點名堂。然而不間斷的勞動和運動，特別是在悲慘的文革劫難時期，中華大地，竟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個人其實還是走一條學究式的道路。記得大師兄漆俠先生曾評論我的文章，有“拘謹”兩字，說為他《宋代經濟史》寫的書評還放得開。這是八十年代末所寫，其實已經有點轉型了。從九十年代開始，我告別了學究式的道路之後，自問史識上有點長進，視野上有點放開，力求站在新的高度，探索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來龍去脈。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是個長期爭論的話題。依我觀察，在較為良好的政治環境下，知識分子是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一意搞學問。然而在不良政治的環境下，卻是另外的情況。大致有三類人：一是趨炎附勢，曲學阿世，渾水摸魚，以比他人多得到一碗或幾碗殘羹冷炙為榮，當然，畢竟是僧多粥少，有人可能中彩，成為“寵物”，更多的人則是黯然退出名利場；二是惹不起，躲得起，大致上還是追求潔身自好；三是多少有點良知，愿意為祖國和民族的前途盡一點非常微弱的責任，這就必須收獲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承受乖舛的命運。
　　行將步入古稀之年，如果說本人感到有一點自豪的話，自己是光榮的北京大學的畢業生。有人把北大精神概括為“難得清高”。其實，中國自古以來，優秀的士大夫就強調清高。但如今的中國畢竟不同於往昔，是處在一個新時代。如果要說清高的話，就不是古代優秀士大夫的清高，而應是在專制制度和思想面前，表現出民主的清高，在愚昧和偽科學面前，表現出科學的清高，當然，在腐敗面前，也必須表現出潔身自好，入汙泥而不染的清高。這只怕才是所謂“北大精神”的精髓。愿以此與志同道合者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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