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精華的堅定繼承者和弘揚者　　

——一論方克立先生的儒學研究　　

陸信禮　　

在《關于儒學的精華》文稿中，方克立先生從道德、倫理、政治和教育四個層面對儒學的精華（儒學中對今天有用的具有積極正面價值的東西）做了很好的概括。一些崇儒反馬派人士在網絡上看到此文后，紛紛拋出方先生“變口子了”、“見風使舵”之類的說法。對這些不符合實際、信口開河的議論，筆者一方面覺得十分可笑，另一方面也很能理解。這是因為，他們一貫堅持用“要馬統則不能有儒統，要儒統則不能有馬統，兩者不可得兼”的邏輯來思維，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者一概是“反儒”的，不可能給儒學說好話。這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使他們根本不能理解“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待儒學的基本態度和一貫方針。實際上，方克立先生在20年前就作出過馬克思主義者“是儒學中糟粕的最徹底的批判者，也應該是其中精華的最堅決的繼承者”的精辟論斷，批評者是不曉得還是故意視而不見呢？我不敢妄斷。方先生歷來堅持用一分為二、揚精棄糟的觀點、方法來研究儒學和現代新儒學，此方面言論在他的論著中很多，很容易找到，筆者在此只想用一些最基本的事實和材料來說明這一問題。　　

一　　

1990年12月，方克立先生在給澳門“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學術論文《展望儒學的未來前景必須正視的兩個問題》中，首先就“儒學的本質是什么”的問題與現代新儒家學者展開討論。其中，他明確反對杜維明、李明輝等人認為儒學的本質是抽象的“內圣之學”、“成德之教”（或者說是超歷史、超階級的“儒家傳統”）以及非意識形態化的“宗教性的哲學”等觀點，而是將儒學的本質界定為“封建意識形態”。在他看來，“在封建社會里，儒學提供了一整套維護封建經濟政治制度的思想觀點和理論學說，它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然而其不變的核心卻始終是綱常名教。儒學的本質正是由其自身這一相對穩定的具有根本意義的內容所決定的”（《方克立文集》第241頁）　　

方先生接著指出：　　

把儒學定性為封建意識形態（在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并不是全面否定它的歷史價值和現代意義。封建意識形態和“封建遺毒”、“封建糟粕”不能劃等號。社會意識的發展具有歷史的繼承性，每一歷史時代的意識形態都包含了對以往的意識形態成果的繼承。因此歷史上的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特別是那些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內容豐富、影響深遠的意識形態，都不可能完全被歷史所遺棄，都有可供后來者選擇、繼承的文化成果和思想資料，也就是說有“精華”。作為封建意識形態的儒學，固然主要是封建社會現實存在的反映，同時它也保存著以往社會的、包括從原始社會沿襲下來的一些風俗習慣和道德傳統，諸如敬老慈幼、誠實和睦、團結互助等等，這些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在今天仍然應該繼承和發揚。儒學中還包含了大量人們在封建時代對宇宙、社會、人生的積極認識成果，如重視現實的人生，不去追求來世的幸福和解脫；重視道德修養和倫理教化，以此來和諧人際關系，求得社會的穩定；重視繼承歷史傳統，肯定經驗、理性和文化的價值，等等。它們是人對自身（人和人的世界）認識深化、具有全人類普遍意義的積極認識成果，同時也反映了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特點，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內容。這一份寶貴的遺產，我們當然應該十分珍視，把它批判地繼承下來，作為鑄造新的意識形態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傳統資源。（《文集》第242—243頁）　　

在上述一段話中，方先生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和方法，對儒學思想體系中為什么有“精華”，其精華是什么的問題做了明確論述。而且，他還以十分堅定的語言說：“儒家人文主義不是現代新儒家的私有財產，而是中華民族和全人類共同的財富。馬克思主義者也十分重視研究儒家的人文思想，注意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這方面做出杰出的工作，其成績應該不遜于現代新儒家。他們是儒學中糟粕的最徹底的批判者，也應該是其中精華的最堅決的繼承者。過去可能還有如杜維明所說的‘該揚棄的沒有揚棄，該繼承的沒有繼承’的情況，改變這種情況正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責任?！保ā段募返?49頁）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人在近百年來的革命、建設、改革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都是與其在堅決批判儒學糟粕的同時又大力弘揚儒學的精華分不開的?！　?/p>

多年來，方克立先生一直對儒學采取一分為二的分析態度，即便在批評大陸新儒學的文章中，他也明確認為儒學中有值得珍視的思想精華存在。比如：在1997年發表的《評大陸新儒家“復興儒學”的綱領》一文中，他說：　　

我們在指出儒學的本質是封建意識形態的同時，又高度評價它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包含著大量的人類智慧成果，并已融入中華民族精神，深刻地影響和塑造著每一個中國人，維系著社會的長期穩定和有序發展的巨大歷史功能和精神力量，認為今天中國的一切發展都離不開傳統的基礎，包括馬克思主義能在中國落戶、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都離不開傳統文化的基礎；正確開掘和利用儒學的精神資源對于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發展都有重要意義。（《文集》第351頁）　　

又如，在2005年9月20日《致李宗桂、楊海文》信中，他說：

　　

我們一貫主張對儒學要一分為二：對于作為封建意識形態的儒學，即直接為維護封建經濟基礎和宗法專制統治秩序服務的那些東西，如“三綱六紀”等等，絕不可能讓它在現時代全面“復興”，而是需要繼續深入批判的封建主義的重要內容；對于作為中華文化載體的儒學，則要把它當作人類知識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的瑰寶倍加珍惜，精心保護，深入研究，批判繼承，綜合創新，使之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不會義先進文化的重要思想資源。（《中山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在方先生直接論述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的文章中，他更加明確地指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視發掘和批判繼承儒學中的精華，包括道德價值、人文理想、民本主義、社會和諧思想等等，都受到執政黨和學術界的重視，注意研究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相容相通問題。這是當前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我認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已經從理論和實踐上找到了一條解決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問題的正確途徑，不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都從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吸收了不少思想資源作為古為今用的支援意識?！保ā蛾P于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的三點看法》，《高校理論戰線》2008年第11期）方先生這里關于“主導意識與支援意識關系”的論說，就是建立在儒學中有值得繼承吸收的思想精華的基礎之上的。他說：　　

“主導意識與支援意識關系”說主要是從古今關系立論，從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立論，強調立足現實，順應歷史發展規律，而又不割斷歷史，將有價值的歷史資源轉化為支援意識，古為今用?！巴ü沤裰儭本鸵袣v史發展的觀點，思想意識形態的更替首先要從社會存在去找原因，不是“天不變道亦變”，而是世異而道變?！昂榛臒o揖讓之道，唐虞無弔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社會主義時代也不可能繼續沿用封建時代的主導意識形態。用這樣的觀點來看今日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我認為將其定位為主導意積與古為今用的支援意識的關系是符合實際的。不是把儒學看成是完全消極過時的負面意識，而是把它的積極內容轉化為支援意識，這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是有利的。（同上）　　

不難看出，上述資料已充分說明，方克立先生歷來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儒學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和評價的。他對儒學采取“揚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態度是自覺的、真誠的、一貫的。他在《關于儒學的精華》一文的“附記”中也講到：“我歷來主張：對儒學要作一分為二的分析和評價，既要看到它是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為那個時代的經濟基礎、社會關系和政治制度服務的，從總體上來說已不適合今天社會的需要；又要看到它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其中包含著我們民族認識宇宙、社會、人生的許多根源性的智慧，有些是能夠‘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的，經過批判改造和創造性的轉換，這些內容是可以作為古為今用的歷史資源，融化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中去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高度重視儒學中有價值的人生智慧、政治智慧和教育經驗，把它們當作‘民主性的精華’與需要剔除的‘封建性的糟粕’區別開來，把它們當作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自覺地傳承下來?！背缛宸瘩R派想當然地把“反儒”的帽子扣到方先生的頭上，并認為他講儒學的精華就是“見風使舵”、“變口子了”，這不僅在理論上不能成立，而且在事實上也是沒有根據的?！　?/p>

二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方克立先生在中國大陸地區倡導、組織并領導了對現代新儒學思潮的研究。他反復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對現代新儒學要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和評價，要充分肯定現代新儒家為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現代化所作出的貢獻，在“三派互動”中給這一派以恰當的定位。比如，在《“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主編的話》中，他說：　　

課題組始終十分強調兩點：一是要詳細占有資料，準確理解原意，這是實事求是地進行科學研究的基礎和前提；二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現代新儒學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評論，既不盲目崇揚，也不能抹煞它的貢獻和歷史地位。（《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第451頁。該書“自序”也引用了這段話，見第2頁。）　　

在《“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總序》中，他講：　　

我們研究現代新儒學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對“五四”以來中國思想文化論爭的歷史和現狀有一個清晰的了解，作一種簡單的是非評判，更重要的是為了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探索一條更有效、更切實可行的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道路?！瓰榇?，我們必須以寬闊的胸襟和寬容的態度來對待一切致力于民族振興、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并且也確實在某一方面做出了獨特貢獻的思想派別，包括那些曾經批評和反對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派別。他們的思想主張中哪怕只包含著片面的真理，也應該加以厘清，加以肯定，批判地借鑒和吸收。現代新儒學在維護中國民族文化傳統、批判民族虛無主義、融合中西哲學和文化、探索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道路等方面確實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份思想財富我們就應該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加以總結和批判地繼承。所以，這套“輯要”決不是為讀者提供一套供批判的“反面教材”，而應該看作是中國人的現代智慧的一部分，是一套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名著。（同上書，第446—447頁）　　

在《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訪方克立教授》的訪談中，方先生更加明確地說：　　

我們研究現代新儒學的目的，決不只是簡單地把它作為“反面教材”，作為批判對象。馬克思主義不是某種狹隘的宗派，它不怕申明自己的理論立場，也不拒斥一切積極的、進步的、合理的思想和觀念。我們在批評現代新儒家的某些錯誤的理論觀點的同時，也要充分肯定他們在維護和發揚中國民族文化傳統、謀求中國文化現代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認真吸收他們所取得的理論思維成果，總結經驗教訓。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首先，他們在中國文化遭遇到空前危機的情況下，反對全盤西化論者的民族虛無主義，強調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和民族文化自身發展的連續性，這是應該肯定的?！　?/p>

其次，他們在哲學上認同于儒家的人文主義，對中國哲學的特質和現代意義作了較多的研究和探討?！　?/p>

第三，在近代以來的古今中西之爭中，不同的思想文化派別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現代新儒家雖然是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上，其回答也不是全無可取之處。他們對如何承繼和創造性地轉化儒家傳統，如何引介西方近代的科學與民主，如何建設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化，都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意見。……（同上書，第581—583頁）　　

在現代新儒學研究中，方先生還提出過一些很有影響的學術觀點，比如他說：“我不同意把現代新儒家看作是同中國現代化完全逆向的精神力量，甚至認為它是‘反現代化’的觀點。我認為上述三個派別都是主張中國要現代化的，不過各自選擇的道路不同?！保ā段募返?18頁）又說：“現代新儒家主張‘復興儒家文化’、‘重建儒家的價值系統’，呼喚和推進‘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其根本精神不在于復古，而是要暢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原大流，使之不至于割斷和失墜，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性。”（《文集》第210頁）這些都是對現代新儒學的積極正面價值的肯定。更為重要的是，他不但把現代新儒學看作是20世紀中國的三大思潮之一，而且認為它在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和文化思潮中占有主線或“主潮”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在現代中國的各種思想潮流中，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比較具有繼往開來意義的、在理論上有一定創造性、影響較大而且生命力較長久的，唯有現代新儒家。……其原因恐怕在于它比西化派和頑固守舊派都更好地解決了傳統和現代的關系問題?！保ā段募返?92—193頁）方先生對現代新儒學的這一總體評價，使這一思潮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受到普遍重視，從斷頓30多年的“絕學”一時間變成學術界最為人所樂道的“顯學”，在此后20多年時間里，涌現出了大量該領域的研究成果。這一形勢的變化與方先生等學者的工作有很大的關系。海內外一些比較客觀的學者，都認為方先生推動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功勞是不可抹煞的?！　?/p>

方克立先生領導的現代新儒學研究，之所以能在海內外學界得到“客觀、公正、理性、平實”的評價，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和實事求是的學風。在研究中，他還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創造性地提出了“同情地了解，客觀地評價，批判地超越”（《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第207—209頁）的十五字方針。這十五字方針不僅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而且為這項研究的健康開展和逐漸深入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和方法論保證?！　?/p>

三　　

幾十年來，方克立先生以真摯的感情和堅定的態度，對儒學的精華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和闡揚。我們且不說他之前主編的《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中國文化概論》、《中國哲學與辯證唯物主義》等著作，僅以他在新世紀前后所做的工作為例，來看他是如何自覺地弘揚儒學精華的?！　?/p>

一，系統地闡明儒家的“貴和”思想，批判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　?/p>

1997年6月，在新加坡召開的“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學術會議上，方先生提交了一篇題為《儒家文化與未來世界——兼評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論文。其中指出：“我們這次會議的主題‘儒學與世界文明’，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一種回應。我們應該深入研究：儒家文明有些什么特征？它對世界其他文明一貫采取什么態度，處在一種怎樣的相互關系中？儒家文明過去對世界文明發展作出過一些什么貢獻？它將在未來世界文明中處于什么地位，起到一種什么樣的作用？儒家文明會不會和伊斯蘭文明結成聯盟，對西方基督教文明構成威脅？儒家文明是一種好戰、好斗的文明，還是一種愛好和平的文明？儒家文明可能給未來世界文明的主要貢獻是什么？”他認為，亨廷頓把儒家文明視為未來世界文明沖突的根源之一是沒有道理的，相反地，對于世界上各種沖突問題的解決，“儒家文化可以作出非常有價值的貢獻，這是由于儒家文化本身的‘貴和’的特點，它的道德主義、和平主義的性質所決定的”。（《文集》第472頁）對于儒家的“貴和”思想，他概括說：　　

中國哲學承認事物的差別、矛盾、對立的普遍存在，但是更重視它們之間的和諧、平衡、統一，認為“和”是世界的普遍原則。儒家經典《論語》中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重禮貴和正是文明的特征，也是孔子和儒家的價值追求，是他們推重的“先王之道”的主要內容?！吨杏埂愤M一步強調：“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奔凑J為“和”是宇宙普遍通行的準則，世界的普遍規律。什么是“和”？早在公元前800年的西周時期，鄭國的史伯就指出：“以他平他謂之和?！辈煌氖挛锖兔芊矫嫒〉靡环N平衡就是“和”，也就是事物的多樣性的統一。……中國古代辯證法有“貴和”的特點，這是一個基本事實?！昂汀笔恰疤煜轮_道”即宇宙間的普遍規律，也是一種最重要的思維方式?！昂投煌毙纬蔀槿A夏民族幾千年的思維傳統，中國人總是用這種“貴和”的思維方式去處理一切問題，協調各種關系，化解各種矛盾，包括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人和人的社會關系，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關系，不同文化的關系，以及人的身心、內外關系等等，都力求做到和諧、平衡，達到“和”的最佳狀態。（《文集》第474—476頁）　　

隨后，方先生又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關系、不同文化的關系、人的身心內外關系五個方面，進一步具體地闡明了儒家“貴和”思想的意義和價值，特別是肯定這種思想對于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各種問題、矛盾和沖突，有著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其要點如下：　　

首先，中國人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天地萬物都是兄弟和朋友，因此，人不能把自然界看作是可以無休止地征服、利用、控制、剝奪的對象，而是只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和自然界建立起一種協調與和諧的關系?！　?/p>

其次，中國古代“貴和”的思想更主要的是運用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張社會人際關系的和諧、和睦。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薄叭撕汀卑彝ァ昂湍馈?、鄰里“和順”、上下“和敬”等內容，“內睦則家道倡，外睦則人事濟”?？傊挥小罢ㄈ撕汀?，才能“百廢俱興”?！　?/p>

第三，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擴大到國與國之間、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儒家“貴和”的思想就體現為崇仁義、貴王道，尚文不尚武，主張通過道德教化來“講信修睦”、“協和萬邦”，實現國家、民族之間的和平共處。　　

第四，用“貴和”的思想、“和而不同”的原則來處理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的關系，就表現為對異質文化的一種寬和兼容的態度。人們都肯定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這個博大精深是怎么來的？正確的回答是“有容乃大”?！昂投煌钡膫鹘y使中國文化有開闊的胸襟，海納百川的氣概，對不同民族文化均采取兼容并包的態度?！　?/p>

第五，“貴和”的思想還可以運用于處理人的身心、內外關系，特別是用來調節人的精神生活和心靈境界，使人的心情安寧平和，心靈愉悅和樂?！稑酚洝氛f：“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為了使人“心氣平和”，就要“致樂以治心”。……發揚儒家的這種“致樂以治心”的樂感文化精神，對于矯治現代社會中的人的精神空虛、孤獨、焦慮、煩惱等心理疾病，無疑也有積極的價值。（《文集》第474—478頁）　　

二，針對當今人類面臨的生態破壞與文明沖突問題，有意識地為第十二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設計了兩大主題——“天人合一”與“和而不同”，以彰顯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價值。會后，他繼續關注這兩個問題，并分別撰文，揭示其思想精蘊?！　?/p>

作為第十二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的主席，方克立先生在大會開幕辭中就提到：“怎樣準確把握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在新世紀充分發揮它的積極價值，克服其消極作用和影響？包括我們經常講到的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天人合一’智慧，處理人際關系、不同文化關系的‘和而不同’原則……，都應該進行科學的分析和說明?！保ā段募返?20頁）在《〈第十二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論文集〉序》中，他又說：“面對著困擾當今人類的這兩大主題——生態破壞與文明沖突，人們在思考、探討對應之策時驚喜地發現，古老的中國哲學早已為此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智慧成果，或者說其中早已蘊含著解決這些矛盾和沖突的正確的思想原則，這就是‘天人合一’與‘和而不同’的智慧。并不是說我們的先哲早就預見到了今天的人類會面臨如此嚴峻的生態危機和文明沖突問題，而是在他們的時代也必須面對這些矛盾、沖突的萌芽或原始形態，也必須思考如何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同國家、民族、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并因此而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學說和主張，不過在中國哲學中主張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天人合一’論、主張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的‘和而不同’論始終占主導地位而已?！保ā段募返?27頁）中國傳統哲學的這兩大智慧，不僅是第十二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的主題，而且也是最近幾十年來中外學者共同關注的課題。　　

2002年12月，在香港召開的“文化自覺與社會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方先生提交了題為《“和而不同”：作為一種文化觀的意義和價值》的論文。該文認為“和而不同”是典型的中國哲學智慧。方先生不但用史伯、晏嬰、孔子的看法來闡明“和而不同”的意義，而且還廣泛地引證了司馬談、班固、仲長統、蘇軾、黃宗羲等學者的精辟論述，借以說明：“和而不同”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是學術文化發展的必然規律，也是化解文明沖突的良方。（《文集》第532—538頁）　　

2003年8月，在瑞典召開的第十三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上，方克立先生提交了題為《“天人合一”與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論文。其中，他對中國古代各家的“天人合一”學說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評述，尤其對以《易傳》為代表的天人協調說，即主張既要通過人的實踐力量來引導、調節自然的變化，又要遵循、適應自然運行規律的“裁成”、“輔相”原則，以及《中庸》提出的“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的“參贊”原則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是中國傳統哲學中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比較全面的樸素辯證觀點，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學說中最正確的一個發展方向，也是在農業文明時代積極改造自然、發展生產而又注意保持生態平衡的一條有效途徑。他指出：“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觀對人類思想的最大貢獻，無疑是提供了人與自然有機統一、和諧共進的樸素辯證的‘天人協調’說?！保ā段募返?57頁）另外，他還認為：“儒家從孟子到宋儒的‘天人合一’說，以其‘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仁民愛物’的強烈的倫理關懷，對于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對于建立時下大家都很關注的生態倫理學，有不可否認的積極意義。”因為在他看來，“如果將儒家的‘仁學’貫徹到底，就必然要走向‘仁民愛物’、尊重和關心所有生命的生態倫理學?！保ā段募返?54—555頁）　　

三，在湘學研究中注意闡揚其重視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問題的原道精神，深入發掘其“體用合一”、內圣與外王并重，不尚空談、學貴力行、經世致用、敢為天下先等優良傳統。　　

湘學包括南宋時期的湖湘學派、明清之際的船山學和近代湘學三部分，是儒學中的一個重要的地域傳統。方克立先生是上個世紀40年代以后湘學研究最早的倡導者，由他主編的《湘學史》（二卷）已列入“湖湘文庫”出版（湖南人民，2007）。另外，他在《湘學研究的對象、范圍和意義》、《千年湘學的歷史意義與現代價值》等文章中，也大力弘揚和闡發這一派儒學的精華?！　?/p>

方先生十分關注湘學在哲學思想上重視對宇宙、人生大本大源問題的探索。對此，他是通過總結周敦頤、胡宏、王船山三大哲學家的成就實現的。他對船山哲學情有獨鐘，有多篇論文闡發其思想，在此我們來看他是如何表彰周敦頤和胡宏的學術貢獻的：　　

周敦頤是宋明理學的開山，他所創立的“濂學”也被視為湘學之始。周子著《太極圖說》和《通書》，推陰陽五行之理，探天命人性之原，為儒學創立了一個完整的宇宙論體系。也就是說，在天道和人道、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問題上，儒學借助于周敦頤創造的哲學體系，不但可以與佛、老相抗衡，而且重新取得了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因此周敦頤在中國儒學史中的地位是相當高的，被認為是儒學衰微千年之后，能夠“得圣賢不傳之學”、接續孔孟道統的“道學宗主”。胡宏是湖湘學派的主要理論奠基者，他在《知言》中提出了一種重要的哲學理論，就是以“性”為天下之本，即所謂“性本論”哲學。它在理論上既不同于“理本論”也不同于“心本論”，而是開創了一派主張“非性非物”、“性體心用”的新的理論學說。（《文集》第597頁）　　

方先生更注意對湘學將儒家心性之學與經世之學相結合的實學特點的發掘。他指出：“與南宋時期的其他理學派別不同的是，湖湘學派強調儒家理學是一種經世致用的實學，作為超越本體的道德‘仁心’，必須落實于外在的社會政治事功之中，‘士選于庠塾，政令行乎世臣，學校起于鄉遂，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在他們看來，‘學圣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這是批評當時的一些理學家把二程學說引向了‘多尋空言，不究實用’的錯誤方向，實際上與佛、道等‘異端’已沒有多大差別?！保ā段募返?09—610頁）對于湘學之實學特征在學風上的表現，他總結說：“湘學的實學特征在學風上則表現為主張‘學貴力行’、‘踐履務實’，強調知與行的統一。朱熹曾批評湖湘學派‘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這里說的‘踐履’，主要是指踐行‘君臣’、‘父子’之道即封建倫理道德的行為，但也反映了兩派在學風上的基本分歧。湘學重踐履、重力行的思想傳統，從胡宏、張栻到王船山、魏源，可以說是前后相繼、一脈相承的，他們在知行觀上的主張有許多相近相似之處。”（《文集》第595—596頁）方先生對湘學精神的發掘和闡揚也是從一特定角度對儒學精華的表彰?！　?/p>

四　　

作為一個從教近半個世紀的老教育工作者，方先生對儒學中教育學說的豐富內涵，及其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影響深有體會。在他撰寫的許多文章中，方先生都極力主張吸收傳統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內容，來推進中國現代教育的綜合創新。在《千年湘學的歷史意義與現代價值》一文中，他有這樣一段議論：　　

岳麓書院是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學校之一，它的歷史比英國的牛津大學、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還要悠久。張栻和朱熹在岳麓書院教育學生的方法是以義理修養為核心，注重講明義理，躬行實踐，個人自學、集中講解和質疑問難相結合，尤重讀書指導；邀請不同學派的學者來講學，建立會講制度；師生以道相交，切磋學問，砥礪品行，把做人和做學問統一起來。這就不同于那種只重視知識傳授而不注重德性培養的教育取向。我們要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體系，也應該批判地繼承和吸收傳統書院教育的某些長處。我認為總結一下從孔夫子教育七十二弟子，到宋代朱熹、張栻辦的書院，再到上個世紀20年代辦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經驗，至少對我們今天的文科研究生教育是很有啟發的。宋代湖南還有所謂“潭州三學”：“州學生月積分高等，升湘西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岳麓書院生。潭人號為‘三學生’?！碧吨葜輰W生、湘西書院生、岳麓書院生是遞升的三個等級，這有點類似于今天高等教育中的“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或者說已有其雛形，可見當時的高等教育體系已相當完善和成熟。從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培養人才的規律來說，我們都不應排除從歷史經驗中獲得某些有益借鑒的可能性。（《文集》第602—603頁）　　

方先生曾先后擔任南開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他的這一段感言，顯然是包含了他在教育工作實踐中的切己體會在內的。　　

近30年以來，方先生一直親自指導培養研究生，并且模范地貫徹執行了他對教職工提出的“精心教育、精心培養，嚴格要求、嚴格管理”的要求。他認為“學校的工作是以學生為本，學生的事情是一點也馬虎不得的”。因此，他對研究生的讀書、治學和做人等方面的指導都很具體，肯下功夫，對學生負責任。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他提出的“學行并重，德業雙修”、“三分學問，七分做人”的教育思想。可以說，該思想所體現的正是儒家“為己之學”、“成德之教”的精神，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在現代的運用和發展。當有人問他“這些育人原則是怎樣提出來的”、“為什么要提出這些育人原則”時，他回答說：　　

這是1982年我在南開大學開始帶碩士生時就提出來的，它不僅是對青年學子的一般要求，對中國哲學專業研究生來說，更應該強調學行統一，這樣才能學到作為“為己之學”、“成德之教”的中國哲學的精髓。在教育實踐中我發現要切實貫徹這一原則并不容易，學生中也出現了個別在業務上有突出表現而在德行上有較大問題的人，所以90年代中期以后我又常對研究生們講另一句話：“三分學問，七分做人”，重心明顯地向做人方面傾斜了。這是符合中國哲學“德教為先”、“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的重行精神的。在今天利益競爭十分激烈的時代，做人要有一個基本的準則，對青年適當加強“義以為上”、“天下己任”的君子人格教育是很有必要的。（《方克立：為人治學崇平實》，《學問有道——學部委員訪談錄》，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頁）　　

很明顯，方克立先生強調的學行統一、做學問與做人并重以及加強“義以為上”的君子人格教育等思想，都從儒家哲學和教育學說的寶貴思想資源中汲取了其精華，運用到現代教育中來。比如，“學行并重，德業雙修”的思想，就是對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合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1]。這從方先生給學生們講的下面一段話即不難看出：　　

中國哲學的中心內容就是講如何做人的學問，而且有一個特點：宇宙論與人生論不分，以“天人合一”、“天人不二”為最高境界?！@種學問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知行合一”、“學行不二”。在孔子儒家學派看來：“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就是說“學”與“行”是統一的，德行上做到了，就說明已經學好了。它把“行”放在比“學”更重要、更優先的位置上，“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同上）?！熬印辈皇钦f得多、做得少，而是要“敏于事而慎于言”（同上）。最要不得的是言過其行、學而不行，所以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這種重行的“學行統一”思想，無疑屬于中國哲學中的優秀部分，歷來對于造就那些具有“脊梁”品格的中國知識分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們學習中國哲學，不僅要在道理上懂得它，而且要誠心服膺，化為自己的血脈，變成內在的德性，隨時隨地體現在自己的行動上，做一個言行一致、學行統一的人。這樣人們才認為你是一個真懂中國哲學的學者。（《與博士生一夕談》，《學問人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名家談》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頁）

不過，在方先生的學生當中，也有個別人對先生的諄諄教誨充耳不聞，學行脫節、言行不一，自私自負、見利忘義，最終結果是害人害己，給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對此，方先生深感痛心。他深刻反思了自己教育思想和實踐中存在的不足之處，認為這種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生觀和世界觀出了問題。他強調，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必須首先解決好這個問題，即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他說：　　

特別是以學習、研究中國哲學為終生志業的學者，應該要求他們把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一個人一輩子寫了幾本書并沒有什么了不起，難的是一輩子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像毛主席表揚的能夠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等人，就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圣人”了?！　?/p>

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說，依次講的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如果摒棄掉其中的某些神秘主義因素，它還是有一定的現實生活依據的，在今天對我們如何做人仍有啟發意義。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面臨著一個義利關系問題，包括知識分子：不能擺脫個人名利的糾纏就是還停留在功利境界，能夠以義制利、義以為上的才真正進入了道德境界。有的中國哲學學者，平時可以放言高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大講“內在超越”和“天地境界”，而在實際生活中的表現卻說明他還沒有脫離功利境界，連做人的起碼道德準則都不遵守，那么怎能叫人相信他真的是以這種學問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學”呢？（同上書，第389頁）

　　

除個別人外，方先生的絕大多數學生都從其“學行并重，德業雙修”、“三分學問，七分做人”的教育思想中受到深刻啟發和感染，并據此明確了人生目標，在學問與德行兩個方面精進不已，已經和正在成長為各個方面的優秀人才。比如，王寒松在其博士論文的《后記》中說：“方師對門下弟子僅有八字要求：‘學行并重，德業雙修。’這八個字在學習期間時時警策著我，今后我將繼續將其奉于座右，終身躬行?！保ā懂敶幕瘺_突與青年文化思潮》，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頁）郁有學在其博士論文出版之際也說：“我跟隨方老師讀書，不僅學到了知識，更重要的是體會到了如何做人與治學。熊十力先生曾說：‘人之所以為人者，親生之而師成之，成之之恩與生均矣！’通過本書的寫作與修訂，我真切地體會到了熊先生這句話的含義。……方老師常常教導弟子們，要‘德業雙修，學行并進’，弟子不才，愿以此語為座右銘，在哲學與哲學史之間，不斷前進?！保ā墩軐W與哲學史之間——馮友蘭的哲學道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367頁）張小平在《感悟生活》一文中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全國社會科學最高層次的研究機構，這里名師云集、學子薈萃，我能來到這里深造并且受教于著名哲學家方克立教授，慶幸之余，深感任重而道遠。‘三分學問，七分做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是前輩導師做人做學問的寫照，也是對晚生的嚴格要求。我自當認真做人，嚴謹治學，不負前輩導師所望?！保ㄝd《博士生談自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頁）這些發自肺腑的話語，說明方先生的上述教育思想，已經產生了影響人、塑造人的實效，它既堅持了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方針，同時也包含著儒家教育思想的精華在內。　　

五　　

在《我所認識的任繼愈先生》一文中，方克立先生說：“像任先生這樣出身于非無產階級家庭，在社會變革實踐中真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并且把它內化為自己的道德人格和觀察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包括治學的方法論，在各個崗位上為國家、人民做出了突出貢獻的知識分子確實是‘鳳毛麟角’……。他是一個真正無產階級化了的知識分子，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與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相結合的典范?！保ā段覀冃闹械娜卫^愈》，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15—216頁）我認為，將這一論斷用在方克立先生自己身上也是非常合適的。這是因為：將馬克思主義與包括儒學精華在內的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相結合，以推動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綜合創新，一直是方先生治學和為人的終生追求和奮斗目標。正像他在接受訪談時所坦言的：　　

我在回答《博導書榜》提問時講到，自己求學之初就試圖把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學習中國哲學結合起來，早期引導我走上這條道路的郭沫若、侯外廬、張岱年等前輩學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思想史、哲學史專家。特別是張岱年先生，我后來有較多直接向他學習請教的機會，對他的“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的學術思想亦深表贊同。90年代教育部讓我協助張先生主編《中國文化概論》和《中國哲學與辯證唯物主義》兩本全國公用教材，就是力圖貫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哲學和文化精華相結合的指導思想，用科學世界觀和民族優秀文化來教育青年一代。在我的學術研究中，也是把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特別是與中國傳統哲學的關系、如何相結合當作一個重點，不論是對知行、體用問題的研究，還是對“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研究，以及儒學和新儒學研究，都是如此。（《學問有道——學部委員訪談錄》上冊，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頁）　　

方先生不僅自己這樣做，而且將其作為對自己指導的研究生的明確要求。他提出：　　

中國哲學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容，其中有精華也有糟粕，我們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批判繼承，綜合創新，就一方面要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時對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要有深厚感情，常存敬畏之心，唯恐其中的精華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和弘揚，成為先哲的不肖子孫。中國哲學學者在做人的內在氣質上和學問成果的外在表現上都要把這兩個方面完滿地結合起來。（《學問人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名家談》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頁）　　

方先生的許多學生對他的這一為學宗旨都有真切感受和深刻體會。比如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翔海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　　

“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1995年8月在武漢召開的‘徐復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研討會。那次會上，方先生面對包括杜維明在內的數十位海內外學者，在大會發言中，懇切地說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話：正如有些真誠的儒者是把儒學當作自己的‘生命的學問’并且身體力行之一樣，對于我和許多與我同輩的中國大陸學者來說，馬克思主義也早已成為我們的‘生命的學問’，成為我們觀察、處理問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成為我們人生信仰的歸趨和奉以行止的生活實踐原則。也是在這次發言中，方先生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立場上當面對杜維明先生的某些觀點提出了批評，而杜先生卻在隨后的‘評議’中明確表示對方先生的發言‘完全同意’。此時，方師的學術品格及其所透射出來的人格魅力給了我極大的心靈震撼。在這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個嚴肅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所具有的真誠而坦蕩的人格與學品?！保ā对诰C合創新中實現中華文化的現代復興——記方克立教授的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4期）

　　

又如，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周可真在《哲學與文化研究》一書的《后記》中說：　　

方先生之為人，謙遜、平實、和善而樂于助人，尤其是樂于并善于提攜后進。其心胸之開闊、磊落，蓋非常人可比，這一點不是與其淺交者所能體驗到的。我相信，這與他深得馬克思主義之理與中國文化之道是密不可分的。至于其為學，則不但富于“知”，更深于“識”。其知之富，賴于其身心之勤苦，是常人所可及者；其識之深，則由于其心性之中和，非常人可及也。我確信，其心性之中和，乃是其馬克思主義之理與中國文化之道雙修之結果，是其理其道之體現。正是以其識，方先生遂倡“文化綜合創新論”。此論對方先生而言，實是其中和心性在其文化觀上的必然體現，絕非貶之者所謂人云亦云者。吾觀且體其為人為學的一貫之道，深感方先生于理則服膺于馬克思主義，于情則歸依于中國文化，故其所謂“綜合創新”，無非是綜合馬克思主義之理與中國文化之道，以馬克思主義之理來弘揚中國文化之道。其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的對于新儒家的研究，便是他以馬克思主義之理為指導來弘揚中國文化之道的具體表現。這是方先生欲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一種努力。無論其最終結果如何，我堅信其努力的根本方向是正確的。（《哲學與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345頁）　　

方克立先生的這種為人和為學品格，不僅對親炙弟子們多有薰習，而且為我國學術和教育界許多人士所了解和敬重。比如，曾經參加過方先生領導的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課題組、以后仍為課題組之諍友的羅義俊先生，就對方先生的品格頗為稱道，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由于方教授的家學傳統與個人的寬和氣質，一開始就容納了個別有儒者生命自覺性、志為中國文化做義理擔當的學者?！保_義俊：《近十余年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與所謂門戶問題》，載《儒學與當今世界》，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頁）又如，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顏炳罡教授，在讀了方先生與研究生談讀書、治學和做人的文章后，給筆者的信中說：“讀了方先生的大作,感到平實、客觀、理性,是老一代學者對青年后進的耳提面命,字字出于肺腑,言真意切,應當好好學習。我感到方先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是儒門中人物,他一身兼二任。理論上,他高舉馬列主義旗幟,而且非常真誠；實踐上,為人處事上,他是位儒者,有忠厚長者風范,這也非常真實?！保?007年2月10日）我認為，這一評價是實事求是的，從中也可以看出顏老師作為一個現代儒者的真誠和寬闊胸襟?！　?/p>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曾經說過，隨著儒學建制化的結束，現代儒學已失去其寄身之所，變成了“游魂”。對于余先生的這一頗為悲觀的結論，每一個熱愛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的學者都是感到難以接受的。如何使傳統儒學通過現代轉型而獲得新的社會存在基礎，20世紀以來的現代新儒家曾進行過艱苦的探索，也提出了不少創造性的理論設想，但從其效果來看并不理想，因為他們所謂的“內圣開出新外王”，表明這一轉型不過是從封建意識形態變成為一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已。值得欣慰的是，以張岱年、方克立先生為代表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以開闊的胸襟和寬容的態度標舉“綜合創新”的文化旗幟，從而為儒學的存續和繼續發展帶來了希望。這是因為，只有“揚其精華、棄其糟粕”才能使儒學獲得新生，才能使它與新的社會基礎相適應。因此，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是儒學精華的堅定繼承者和弘揚者?！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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