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和獨立的人格

當中庸之道成為過去，所表達的現(xiàn)實是“中庸”已經(jīng)被人為的故意所曲解了。

比如，有反封建者常將其視為封建思想，有崇尚西方文化者將其認作弱者的自欺，甚至有革命者把它當成禁錮的鎖鏈。

很可惜，這都是曲解，都是對中庸的誤讀。

中庸是什么？

中庸是一種有所作為的立場，中庸是一種客觀和包容的心態(tài)，中庸是一種悟的境界，中庸是一種求真求實的人生觀。

最重要的，中庸是一種追求正確的手段，是一種獨立人格的體現(xiàn)。

首先我們應當知道，中庸的“中”，是兩端的中間，是中心，是過程，是理想面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中庸的“庸”通“用”，是事實，是實際，是為達到理想目的而采取的行為。

這是不是有點毛澤東所說“實事求是”的意思？的確如此。用中庸思想指導的實際行動，就是實事求是的意思。不但是實事求是，還有執(zhí)兩端找中間的一分為二，還有辯證法。

是否反對中庸，中庸是否被反對，不是最最主要的，而能不能理解中庸才是重點。因為無論是否反對中庸，經(jīng)過幾千年的傳統(tǒng)的沉積，作為中國人的我們，中庸已經(jīng)不可避免、無處不在于我們的思想和生活；而不理解中庸的中庸，反中庸的庸，或沒有兩端不看事實的被閹割過的庸，才是最不可堪的，將直接導致一個民族的自信心的丟掉，導致生存的條件喪失。

中庸是什么樣子，而反中庸的中庸或被閹割過的中庸，又是什么樣子？

舉個例子說吧。

中國古代封建文人有一句話，叫做“文死諫，武死戰(zhàn)”。這是中庸思想還是極端思想？是不中庸還是偽中庸？首先要找到這件事的兩端，我們才能看到事情的真相：

這句話的第一層意思是，作為拿著國家薪俸的官員，有其固定的職責，即文官的責任是諫，武將的責任是戰(zhàn)。

這比較好理解，我們可以參照我們的人民警察，當槍戰(zhàn)發(fā)生時不能往人群里鉆或逃跑（當然外國警察更不允許），或參照人民子弟兵，不能只知道唱我也想家或者老是問為了誰啊為了誰（當然雇傭兵更不能）；還可以參照某些公務人員，不應當做一點份內(nèi)的事就只想著得到額外報酬。職責所在，沒什么可說的。

第二層意思是責任所溯及的問題，對誰的責任？官員是對代表最高權力的君主負責，還是對現(xiàn)有國家制度下的法理負責？前者代表服從最高決策，死諫和死戰(zhàn)從何說起？所以只有后者才有可能成為前提，即當最高決策與國家法理有沖突，才會出現(xiàn)文武官員死諫和死戰(zhàn)的選擇。換句話說，官員的責任是對國家的法理負責。

當然，據(jù)此推理，如果一個國家憲法規(guī)定官員是人民的公仆，那公仆就應當最終對人民負責。

第三層意思，認識是一回事，責任心是另一回事，在其位謀其政。“文死諫，武死戰(zhàn)”表明了一種思想和人格不依附于權力的獨立性。只有官員具備了這種獨立性，才會有各官員在盡職前提下取得整個集團之間權力制衡的國家制度。

不用再多說了，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 “文死諫，武死戰(zhàn)”作為中國古代封建制度下的官員的職責，這件事情的兩端是“文考慮該諫，不該諫”或“武考慮該戰(zhàn)，不該戰(zhàn)”，而這兩種考慮，不管是出于明哲保身還是出賣或其他目的，都是不盡職的表現(xiàn)，都是極端的非中庸。

對責任的忠誠，體現(xiàn)出了中國古代的中庸思想的一部分真義。遺憾的是，一千年以來，經(jīng)過了不中庸和偽中庸們過手的中國歷史，這句話的面目已經(jīng)全非。

這兩種非中庸的極端，都產(chǎn)生了嚴重的后果：

第一個極端是“反中庸的中庸”思想。自晉以來，肩負責任的官員們一度將道家的“無為”理解為無所作為，成為什么也不干理由，終以清談誤國。至唐之后佛學盛行，于是宋的假儒們偷竊佛教的學說，將佛學的心性概念化，教人輕視事功。

且不說存天理滅人欲的極端化，以及給女人纏腳這樣的混賬事，只看從程朱理學，無益于社稷生民，無功于疆場的空談心性而喪國開始，經(jīng)過明前期反思后期又淪落的反復過程，到清代將君為臣綱等極端的綱常發(fā)揮成極致的封建，于是天理湮滅，法理不存。于是有了官大一級壓死人，國家成為由多數(shù)唯唯諾諾的奴才管理的機器，不再有權力的制衡和官員的責任，政府成為對內(nèi)壓榨百姓對外茍且偷安的盜賊。早已不是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單就治國思想來說，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大踏步后退。

另一個極端，是將這句話的中庸思想進行閹割，其伎倆也并不高明。微言大義的目的是大義，如果將“微言大義”的“大義”進行“微言”呢？奇特的一幕出現(xiàn)了：“文以文亂法，武以武犯禁”。

是制度一定有漏洞，但需要的是彌補完善，不是簡單的否定。個別的行為能夠以偏概全嗎？責任呢？權力制衡呢？沒有了文死諫和武死戰(zhàn)，官員沒有了責任的歸屬，只剩下夾雜私利的權謀和機巧，法理和大義只能淪為清談的內(nèi)容，成為一句沒有著落的空話。

從秦檜到李鴻章，都這種經(jīng)過閹割的偽中庸的思想應用到極致后出現(xiàn)的代表人物，林立排滿了權貴賣國的歷史。中國的封建社會歷經(jīng)宋元明清，逐漸成為半奴隸社會。多才多藝精忠報國的儒家，最終成了手無縛雞之力、只求做人上人、明哲保身的腐儒和犬儒。

反封建是必須的，但反封建不是割裂歷史。否定過去很簡單，但沒有了歷史這面鏡子，今天怎么辦？永遠摸著石頭過河？這種堂而皇之的東西中我們看不到責任感。因為封建一個詞概括不了歷史，歷史是按照自然走來的，自然，本來的樣子，客觀規(guī)律。

沒有人想搞封建復辟，但封建常常不就這樣復辟了？一切都可以說成封建，因為人有未知，所作所為就不能完全正確，也因此有未知的科學也難免出錯，雖然我們常把科學做為反封建的武器，但它還真是不能代替大義。

中庸不是封建，更不是迷信。事實上是中庸保持了中國在整個人類歷史上至少二千多年一枝獨秀的文明。直到偽中庸和反中庸成為主流。

極端占據(jù)主流是我們這個產(chǎn)生過中庸思想的民族的悲哀。當然，無論哪個極端占據(jù)主流，真正的中庸思想也從來沒有完全消失過，這是我們今天還能夠談論中庸的原因。

比如產(chǎn)生于清代的我們耳熟能詳?shù)摹都t樓夢》：一方面，作者將熱心功名者稱為“祿蠹”和“國賊祿鬼”， 是一種不仕清的立場其背后的思想是民族主義，而不僅僅象陶淵明對政治現(xiàn)實不滿；而同時，“無材補天”的亡國慚恨貫穿整個作品。這是對真正中庸之道追求而不果的矛盾，是一部表現(xiàn)民族矛盾和文化沖突的追求思想的作品與其他作品的區(qū)別。于是有了清人先禁其書，后于1744年，亦即明亡一百年開始對《石頭記》進行“披閱增刪”的故事，于是紅樓才有了眾多的版本，于是根據(jù)不同版本改編的影視劇有了八七版紅樓的經(jīng)典和至今的無數(shù)唾棄聲中的垃圾版本的區(qū)別。
 

改革開放以來的漢奸和厚黑精英輩出，也是拜偽中庸和反中庸們所賜。君不見今天的中國，正是這些把持著權力的，恢復了官場現(xiàn)形記的官僚們又在表演；正是這些的，主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為虎作倀的厚黑學文人，把持著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

這些沒有獨立人格的精英和官僚，不能稱作中國傳統(tǒng)的“儒”或現(xiàn)代所稱的“知識分子”，正是他們的沒有責任感，使得國家政權與民眾對立，正是這種精英使精英成為完全的貶義詞語。

從歷史上看，在盛世的外表下從來都是暗流洶涌。當大多數(shù)人失去了發(fā)言權，當分配方式不停加大著貧富差距，當資本博弈的時代一個國家被外資控制，當文化競爭中拋棄了傳統(tǒng)，內(nèi)憂外患齊至也就不遠了。

我們的希望在于將精英和官僚的偽中庸、不中庸置于大多數(shù)勞動者的中庸監(jiān)督之下。

當然，還在于將西化的、拋棄傳統(tǒng)的教育扶正，將中庸的、實事求是的、獨立的人格給予我們的下一代。

（新浪，與子同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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