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PK”私有制與公有制　　

         （文化——什么是我們的旗幟之十）    么 貴 彩　　

中國近現代話語中的公有制與私有制兩個名詞，來源于西學東漸而尤其是馬列主義。這兩個名詞對近現代中國人之思想、政治、價值觀等影響之大，實在是難以言表、難以比擬與難于形容的。關于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私有制與公有制，舉下面幾個例子。　　

據說在原始社會時候，開始時是公有制，經歷了不知幾百萬年。后來，由于生產工具的改進，產品有了剩余，才產生了私有制?？偟恼f，原始社會是一個兩種所有制兼而有之的社會。　　

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定性為奴隸制的商、周，盛行“井田制”的土地國有制。“工商食官”和“百工”的記載說明，西周的手工業和商業，也是官辦公有制?！　?/p>

從戰國到明清，習稱中國封建時期。這一時期的所有制形式，以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私有制為主體。但無論哪朝哪代，中央和地方都握有大量公有制土地，工商業也是如此。如秦的承認土地私有、漢的鹽鐵官營、隋唐的均田制、宋元的官窯、明朝的屯田、滿清的洋務運動等。實行單一的所有制制度的王朝幾乎是沒有的。這里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兩件事：一是王莽改制，二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王莽的“王田”制、“五均六管”、改革幣制和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圣庫制度”、“諸匠營”制度，人所共知，其最大的共同點是利用專制政權的力量，強制廢除私有制、強制推行公有制、加強專制權力對經濟的嚴厲控制與管理?！　?/p>

民國時期，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無論對中國還是全世界，至今仍具有指導意義。但由于連年軍閥混戰，并未得到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與成立初，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實行“打土豪、分田地”和“土地改革”，實現了中國農村土地的幾乎普遍私有；但此后的四、五年內，通過互助組、初級社、工商業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便實現了農工商等的全國全面全盤“公”有化。小平同志掌權后，又實行產權不明的“責任田”和容許工商業的有限私有至今。　　

這就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反復變幻的全部真實史。在“所有制”這個名詞沒有被引進中國之前，聰明的中國人對中國專制政治下的“公有制”總是以“官”字代之的。比如：鹽鐵官營、官窯、官地、官湖、官坑、樹等。在漢語里，“官”與“公”兩個字的含義是不相等同的。從這些“真實”出發，筆者煩亂的心里擁堵著許多話，先雜亂無章的羅列于下，過段時間再做些努力吧。　　

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高官和權威史學家郭沫若，既說夏是中國的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又說中國的土地私有始于春秋時期魯國的“初稅畝”。那么，在中國，到底是先有私有制還是先有國家？到底是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論錯了還是中國歷史的文字紀錄錯了？在我們文化的“天下為公”、“政為大”理論看來，并且自此前后的中國史和世界史均以無可辯駁的史實與事實證明：只能是政治主導、把握和支配著經濟及人類社會與人類生活的一切，從來就不存在經濟決定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決定國家與社會的美丑與性質的情況。經濟制度——當然主要指所有制，多數情況下只是國家和政治的某種政策選擇與容許。中國夏商周的奴隸制專制不是“井田”制的“公有制”決定的、歐洲雅典的奴隸制民主與羅馬的奴隸制共和也不是其私有制決定的；秦以來的君主制不是“土地私有”決定的、歐洲的封建等級制專制也不是其封建莊園式私有制決定的；蘇東和毛主席時代的全面專政政治不是“大鍋飯”決定的、小平同志時代與毛主席時代同樣的政治也不是“小灶”式“責任制”決定的。這一切都說明和證明，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包括“生產力”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任何所有制、生產力條件下，均可實行民主政治也均可實行專制政治。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專政論，尤其對中國的情況來說，根本不構成一種新的理論。西方的汽車、飛機中國沒有過，可專政加“公有制”這樣的東西倒是中國歷史早已反復了多少次的。經濟上，馬列主義只是像商周、王莽、洪秀全那樣根本否定私有制；政治上，馬列主義只是為中國“小康”專制制度的變相延續——以政黨專制取代君主專制制造了一個新的借口。　　

    上述所有專制政權和專制官僚統治下的“公有制”，它的公有與私有本質，就像一個“兩性人”那樣，很難判定其男女。馬列社會主義者不僅把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問題“大”化了，而且神秘化了。搞得許多中國人迷信馬克思的公有制、共產制，就像中國的佛教徒迷信“涅槃”、中國的基督徒迷信“天堂”似的?！　?/p>

二、從古至今，專制制度下的“公有制”多屬假性公有制。假性公有制的特征，是在這所謂的“公有制”集體之上，寄生著少數國家專制政治體中的不同名號的官吏，這“公有制”因他們的意志而建立、由他們進行“穩定壓倒一切”式生產與分配的全盤管理；而做為有名無實的“有份者”普通民眾，則除了“服從領導”、被迫勞動之外一無所有。商周的“井田”制、王莽的“王田”制、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度”、蘇東和毛主席的“大鍋飯”式全盤“公有”等本質上都是這樣的“公有制”，本質上都是專制主義者的政治與經濟等的“一鍋飯”,等同于他們把國民的一切都剝奪了個凈光——包括那些沒有自由的肉體。從這個角度看，專制政治下的私有制，倒是給國民們留下了一丁點財產方面的權利。這種假性公有制的“公有制”旗幟，就像專制主義的國家政權謊稱國家公權、人民國家、人民群眾當家做主一樣，對國家和國民來說屬于同一類型的欺騙。真正名符其實的公有制，所涉及成員應公正而平等的享受相應的份額權，包括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系、法律關系、倫理關系、人權關系與分配方式等。拿我國的一些假性公有企業同規范的民營股份制相比，其公有性之體現許多情況下還遠不如后者，或者說有時是一種更壞的東西。舉個例子，私有制的大老板盡管也不勞動，但其對自己企業的管理卻是較上心的，因為企業的好壞總連著自己的血肉；而這樣“公企”的專制官吏就恰恰相反，他們除了開會、維穩和公款消費，主要任務就是取悅上級，同上級的關系是他們的命根，企業的好壞、普通職工的生活狀況等卻是無關緊要的。這樣的“公企”——無論是毛主席時代的還是小平同志時代的，能搞好和能不骯臟嗎？　　

對于古今中外專制政治下的這種假性公有制，有條件的同志可以將有關資料攤擺到一起，逐項逐條做個對照與對比，看是否是這樣的。由此筆者常想：專制加公有制的馬列社會主義，對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和中華民族的世世代代來說，實在不是什么新鮮東西，或者說實在是太“習以為?！钡臇|西?？蔀槭裁从心敲炊嘀袊艘豢吹今R列的這種主張，就立即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般新鮮得不行、熱血沸騰、忘乎所以呢？無論是毛主席的全盤公有還是小平同志的解放私有，也都不是什么空前偉大創造或創舉，也都僅僅是中國歷史中反復出現的常態，也都僅僅是對兩種原有經濟形態的不同程度選擇與不同實施辦法。但一聯系于中國專制官場就不得了，傳統的對上“效忠”方式與“討好”瘋狂惡習就冒出來了。小平同志時代出現了與毛主席時代同樣“品格”的刮風問題：毛主席時候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小平時代也是“貓論”、“硬道理”和GDP“三面紅旗”，都是放開嗓門喊和叫。如果說毛主席時代的“公”字風還包含了許多人性本善的美，小平同志時代的“私”欲大泛濫則過多放縱了人性本惡的丑?！洞髮W》中說：“長國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亦”，“國不以利為利”。小平同志時代的官場則反我們的國學之道而行之，從上到下，權錢交媾，官不錢不顯，民不錢不榮，一陣強似一陣的“撈錢”颶風，刮去了許多人們的臉面與良心，刮去了我們的人格與國格，刮來了我們所面對著的諸多社會問題。公有制與私有制這兩種東西，從原始社會開始一直伴隨人類至今，我想，將來也必定還要繼續伴隨下去。筆者認為，由于人們生活境遇上的千差萬別(包括生產力水平)與生活志趣上的絢麗多彩，就使得私有制與公有制的相應存在成為某種天然與必然，正常情況下強制實行任何一種所有制的做法都會給許多人帶來不方便與不愉快。因此，私有制與公有制的合理并存，應該是國家公權政治制定經濟政策的一種長久原則。這是無論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也跳不出的圈子。對于什么情況下實行什么樣的公有制、什么情況下實行什么樣的私有制、以及如何對各種不同的所有制進行利用、規范與管理，才是考驗與檢驗政府與政策的品格與水平之關鍵問題，怎么一個政治家的正確與錯誤全成了搞什么名稱的“所有制”呢？這樣的政治不是太低檔了么？動不動就全面“共產”或動不動就全面“私有”的政策與做法，對于一個國家的政治來說顯然是太不成熟的。公有制與私有制，就像群體與個人、村莊與家庭，其本身并沒有天生的好與壞之分。適宜公有制與適宜私有制的良性經營，都是在為全社會生產與創造財富，都可以是好的；同樣，公有制或私有制的惡搞都可能構成罪惡，都可能是不好的。公企的失職性礦難與私企富士康的“連環跳”，都是百姓用生命之無聲的、但卻是最強音的控訴！毛主席的“大鍋飯”有缺點，也決不會是小平同志的“小灶”便全是好！近來網上“左憤”和“右憤”同志們的揭露與批評，無疑都各有其道理。只是他們你罵私有制我罵公有制的理論與行為，似有點像近日那些屠童兇犯們的亂出氣——罵的對象與方式無疑都是錯誤的。我們的國人，不應該再在所有制的“標簽”問題上歌來罵去，而應該在我們的政治——即對所有制的科學選擇與對人們經濟行為的規范問題上多花費些氣力。　　

看來，馬列主義的進占中國和“占領中國的一切陣地”給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常規進步帶來的曲折與損失，僅一個“所有制”理論的瞎折騰就比當年日本人的飛機、大炮大多了。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不僅有“槍桿子”的任務、更有“筆桿子”的任務。猶太人之相比于我們這個民族，其多災多難更甚，但他們文化不泯，成了他們的最強項。我們的建政六十年同他們的復國六十年相比，以色列才真正是奇跡中的奇跡！六十多年了，我們的手中舉的是什么樣的旗幟、又“你喊他叫”的全做了些什么呀？忽而“公有”萬歲，忽而“私有”萬能；毛主席說自己死后去見馬克思、小平同志則稱馬克思為祖宗。二者實質上都始終打拼在馬克思所有制之狹隘觀念的小圈子里。就是忘了我們自己文化的真諦與高深、自己民族的潛能與血性——難道我們這個民族沒有文化上的“換血”就真的沒了新生與比今天西方更美好的未來嗎？外人與后人，會怎樣笑話我們這些人的天真與幼稚！　　

如果說歐洲的古典文化復興“復興”出的是一個世界性的“近現代”，那么目前我們文化復興的任務就應該是“近現代”基礎上人類更美好的未來！豈是一個“貓論”、“硬道理”的GDP經濟政策能夠擔當得了的？用最美的政治、最美的法律、最美的道德，規范出和不斷協調出我們最適宜的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我們的前進就是不可阻擋的。先進變落后、落后變先進——人類的文明史從來就是在這樣的此起彼伏中交錯前進的！　　

三、在近百年來的中國，人們意識中的公有制與私有制，只是馬列主義話語中和定義下的兩種“不同”經濟體。其大意是：以個人、家庭、股份制為表現形式、并不須經由官府指派而直接自行產生管理人員與管理機構的經濟體被稱之為私有制，依照專政官員的意志由若干個人或若干家庭組成、并由專制政府委派官吏進行管理的經濟體才配稱之為“公有制”。顯然，這同我們語言和我們文化里的私有與公有是大相徑庭的。馬列主義中的“公有制”，不再是若干私有的匯聚于綜合，而是附加有中國專制政權和專制官僚式“專權管理”為前提，民眾真正自發自愿的合伙、公有制倒是容許的。這就使我們建政六十年來的“公有制”同商周、王莽、洪秀全等的“公有制”一樣，具有強烈的專制政權和專管官僚私有性質。所以說，馬列主義者對“公有制”的稱謂是很不科學的或者說假性的，只要不是疏忽，在我的文字中都會被打上“”的?？陀^講，世界上的任何“公”都是N個“私”的合伙與聚合；有時候N個小“公”又組合成一個更大個頭的“私”；很有些像農村老奶奶用麥麺與高粱麺蒸制的花卷——兩種不同的顏色一層套一層的。夫妻、家庭、工廠、商店、國家和國際間的聯盟等，都是帶有一頭“私”、一頭“公”這樣的兩頭連關系；真正的國有制，決不能被異化為國家的哪一級政府或官僚所有，從管理到分配必須保持其“全體國民所有”的公與私本質才行。在中華天下為公文化的理念里，只有著眼于全社會每個自然人個體的公平與正義才真正是“公”和“為公”的。馬列社會主義的公、私理論與邏輯，是把個人信仰與價值觀的私、“階級”的私和本黨的私三者“有機統一”為“一體”；這種假公理論的本質與最后結果，就是自己的一黨之私——包括獨占全部國家公權、政治、法律、文化與經濟。這樣理論的不變邏輯永遠是：“我們專政他們才叫社會的平等、公平與美好”；“離開我們對你們的專政與領導，社會就沒有了平等、公平與正義”！無疑，這樣的自我宣誓與對外宣傳，都是非?！靶敖獭倍荒堋巴萍杭叭恕钡?。毛主席時代最大的“公”，就是對毛主席的“忠”；小平同志時代最大的“公”，就是當好小平同志團隊的“貓”。撒一眼古今中外的專制史，沒有一個專制主義的政治家不是這樣干的。這些東西不僅對于中國，而且對于各國民眾來說，都同樣是太為“司空見慣渾閑事”了。唯我們許多中國人的思維與是非觀念，還是這個樣子的，真傻得讓周圍的人們笑破肚皮?！　?/p>

    四、《韓非子·無蠱》中說：“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厶，背厶謂之公。公厶之相背也，乃倉頡固已知之矣”。許慎《說文解字》中說：“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边@里的主要意思有兩個：一是先有“厶”而后有“公”，“公”作為“厶”的反義而產生與存在?？梢?，在我們的文字、理論與文化里，離開了“形容詞”的虛設含義，所謂“興公滅私”、“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等類似表達，便成了反科學的偽命題。因為，“公”只是“私”的各種各樣不同類型的集合或聚合，“私”是構成“公”的唯一真實元素，沒有“私”哪里還有什么“公”、離開了“私”哪里來的什么“公”——離開了個體的自然人哪里來的家庭、政黨、國家與社會呢？在人類社會中，凡夫妻、政黨、國家等人類群體涉及到“權、利”二字，幾乎都帶有公與私兩種屬性。比如“國家利益”一詞，對本國公民來說是公，而對國外的人們來說則是一種群體性的私。古往今來，人們聽慣了“大公無私”之類的形容詞美麗宣傳，而見不到歷來的社會學對家庭、政黨、國家與社會的人際關系之此類科學剖析。二是“公”對“私”的“平分”原則——即人際關系上的公平、公正、公道原則?！抖Y記·禮運》中反復強調，所謂“大道之行也”意思是指人類社會的唯一合理常態與正確走向，是“天下為公”、是將人際關系上的公平、公正與公道原則落實到每對夫妻、每個家庭成員、所有政黨與社會團體之間，落實到每個國家及其每個國民、落實到全社會每個自然人個體。所謂“人道，政為大”、“政者，正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意思是說：包括國家公權（政權）在內的人類社會全部公權政治，是保障和實施國家與社會的整體與各個角落都能公平、公正與公道的最高、最強力、最關鍵形態；公權政治也就是“政”的本義，即公平、公正與公道。這種“三公”不僅指法律與政策的條文，而且指包括執政者本人在內的每一個體的思想與行為。政治的公平、公正與公道，不是哪一位圣明的君主、領袖或清官良吏給民眾的恩賜與恩典，而是政治和從政者（包括對待其自身）天然固有的職能與職責，是無私的天、無私的地、無私的日月生就每一個自然人應有的公平權利。試想，一個國家的國民間、全人類的每個個體間，若不能平等的享受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照那樣的公平生存與生活，還奢談什么國家與社會的公平、公正與公道呢？如韓非子所說，人是一個一個的“自環者”生命個體，是其本身即“私”，或者說是不可能沒有“私”的；如《禮記·禮運》與《說文解字》所說，天、地、日月與“天下之公器”（政治），則都是面對各個個體即各個“私”的“公”，“公”即是將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照、政治之規范對各個個體的人、對各個具體的“私”之“平分”，“公”就是公權政治對夫妻與家庭、經濟體或事業體、黨派或國家、國家聯盟或國家聯合體及所涉每個個體之公平、公正、公道、“政者，正也”的協調與管理?！　?/p>

用許慎《說文解字》中“公，平分也”，釋解《禮記》中孔子的“天下為公”，即“天下”因人人平等有份而為公。在大自然與社會公權面前，任何人都沒有剝奪他人平等權利的權力；就像佛教的眾生平等和基督教的人人都是兄弟，顯示著東西方古代文化在價值觀上的一致性。而不是偽儒和專制主義者對“公”字和“天下為公”的歪曲：誰做了皇帝誰就是天子、誰就代表天下、代表“公”，“天下為公”就是天下國民都要效忠于專制主義者和專制政府，只準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在真正的儒者看來，這就奇怪了：“公”就是人人有份、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嘴大家要平等公道的在一塊兒吃飯，別人如何“代表”呢？許慎《說文解字》的“天下為公”，也不同于馬列主義那樣的天下為“公”：窮苦階級聯合起來建立自己的政黨，然后奪取政權、建立專政、實行特權擁有者專權管理的“公有制”、一切服從黨的領導；這種“公”在奪權前帶有窮人求解放的暴力革命天然合理性，但忘了對奪權后的政權歸屬等后續問題的正確把握與處理。即朱元璋做了皇帝、獨占天下后還是窮人嗎？還與窮人平等嗎？壓迫和剝削窮人嗎？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開國皇帝不是打著“為民做主”的旗子打得天下的呢？他們的子孫世世代代做皇帝就天經地義了嗎？明政府把持下的“官窯”、“民屯”等都是“公有制”，就是人民群眾當家做主了嗎？又該怎樣對明政府“革命勝利”后的情況進行“階級斗爭新動向”的分析？站在中華文化之“公”字和中華文化之“天下為公”的立場上，馬列主義的那一套“公”，無論如何也只是中國舊專制主義制度下的那種通過被壓迫者的革命實現改朝換代的理論。這在中國早已是一種再陳舊不過的東西、使中國歷史經歷了多次非良性循環的東西。若說有所不同，也只是由家族式專制“易幟”成了黨派專制，使這樣的專制有了一個公開的政黨做統治工具。我們黨內的那些貪官污吏同全國工農大眾間，既早已不是同一個階級也早已不是利益“公”同體。這些人除了能“代表”他們手中的專制特權之外，是別的什么東西也代表不了的。這也許就是我們晚年的毛主席，力圖發展馬克思主義、開創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局面”，所要解決與避免的“第二件事”問題。真可惜了我們黨的廣大黨員及其革命領袖們，革命年代里對我們這個國家與民族的那一腔熱血與不怕犧牲的忘我精神！　　

在南開大學教授　張分田　先生那里，“天下為公”就是“公天下”、“分天下”、“份天下”，這樣的本義理解本是對的。但他卻只見“三王之圣”分封制之公、秦以降分郡縣以治之公、蘇東那樣“以黨專制”之公，而不見這種“公”之對于天下國家來說卻又同時是一種小范圍的“私”，本質上都是少數人之化國家公權為私有、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所以他便得出結論說：中國儒學與國學之“天下為公”，乃只是在主張天子——即專制君主及所有專制主義官場之為百姓“公道”的做事，而不是天下公權政治的人人有份、不是中國堯舜以前之古代及目前西方那樣的民主政治。在筆者看來，這是　張　先生不愿弄清楚孔子的“三代之英”所指為何的深刻含義，便去站在傳統偽儒的立場上否定中國古代社會民主政治的存在及中國先秦文化的民主性，好像西方近現代的民主政治只是西方近現代的一種新創造、新發明，而沒有任何人類政治文化淵源似的。這正好是近一百多年來許多因崇洋媚外而數典忘祖的偽儒知識分子們的一個通病。此種病根不除，這些人便不成為中國專制政治繼續延續的幫兇、不能不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復興與振興方向上的干擾與反動?！　?/p>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說到底就是經濟決定政治、就是要用經濟的“共產”制、公有制去“決定”政治及社會一切的美好，就是要人們一頭扎進“公有制”經濟而去無條件服從與“享受”他所設置的“新版”的、更加“無微不至”與“無孔不入”的全面專政；這就是為什么馬、恩以“共產黨人的全部理論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消滅私有制”一語總結他們的全部社會學說。小平同志不像毛主席那樣熱衷與醉心于“公有制”，但他卻身為國家“一把手”而“貓論”、“硬道理”地抓經濟，通過“發展”經濟實現和“決定”他心目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這一點看，他老人家仍不失為根子上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誤稱之為中華天下為公文化的繼承者、發揚者。中華天下為公文化則正好與之相反，孔子“人道，政為大”的主張認為：經濟及國家與社會的一切，每時每刻都需要公平政治、公道政策、正義法律與仁義道德的規范。離開了這些東西的正確規范，商周與蘇東的“公有制”不為美、中國與歐美的私有制不為丑。國家與社會的經濟狀況之美丑，第一要看政治對公有制或私有制的選擇是否適合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實際需要，第二要看政治、政策、法律與道德是怎樣規范整個經濟領域中及不同的經濟體中之人際關系的。離開了這兩個方面的正確把握，國家與社會就要出現罪惡與混亂；人類經濟的各個角落及其歷史，無時無刻不在或正面或反面的表達這一真理?！　?/p>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權威們，堅決堅持“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決堅持我們民族、我們文化、我們國家與社會的“以馬克思主義為魂”，堅持實行我們國家與民族的馬克思主義化；即使開恩放棄了繼續將中華文化踩入地下的行為，也只能借用一下其“體”、也只能權作個演戲的衣架或道具。這恐怕是筆者這樣的人雖百思亦難得其解的。誠然，我們不能打倒西方也不能打倒馬列，那里面都有許許多多好東西需要我們去放手汲取與學習，為什么要“打倒”人家呢？但任何外面的什么“主義”、“所有制”主張，都不能“打過來”取代我們的文化、都不能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旗幟，這又是顯然的。勿管是佛教、基督教、美國“主義”的私產制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制，在中國的“全面專政”式“興盛”都是一時的。否則，“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之說還有什么意義呢？　　

所以，筆者還是主張：文化——舉起我們自己的旗！盡管我們這代人可能不成功，但我們必須付出我們的實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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