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fā)田秉鍔教授的舊文二篇，田教授是江蘇著名文史學家，徐州師范大學教授，徐州市政協委員，原《淮海文萃》的主編，曾著有《毛澤東詩詞鑒賞》、《金瓶梅與中國酒文化》、《大國無兵》等作品。

田教授的文字，發(fā)常人之未發(fā)，且有著穿透歷史迷障之力度。文雖略舊，但于今之時，仍然嶄新，猶如警鐘，鳴且長也！

劉邦給我們留下一面“五星”紅旗（附另一篇）
——漢高祖劉邦的“遺產”點擊

田秉鍔
2009-02-13

　　古人論人生成就，有“三立”之說：“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漢高祖劉邦一生，“三立”均有成就，唯“立功”最著。縱覽秦漢之后兩千余年，帝王以“百”數，功業(yè)過漢高祖者寡而又寡。條分縷析的任務，讓歷史學者去慢慢弄吧，我僅從漢高祖劉邦留給后人的“遺產”方面略予點擊，或可讓今人大吃一驚。

　　第一，漢高祖劉邦給華夏族群留下一個“漢”的文化符號。“漢”，原為地域符號，如漢江、漢中。劉邦由“漢王”而“漢皇”，讓“漢”的符號突破空間意義而具有了國號、族號的政治意義和文化意義。臣下勸“漢王”登基稱帝，“漢王”三讓，不得已，乃曰：“諸君以為便，便國家。”（《史記·高祖本紀》）“便國家”三字，最終使“漢”的符號獲得國家級、民族級升華。

　　第二，他留給中國人一面大紅旗。秦二世元年九月，劉邦應陳勝號召于沛縣起義，稱“沛公”，“祭蚩尤于庭，而釁鼓旗，幟皆赤。”（《史記·高祖本紀》）又據《史記·封禪書》，漢高祖微時，曾斬蛇（白帝子），故被稱為“赤帝子”。漢元年十月入關滅秦，“因以十月為歲首，而色尚赤。”漢朝建，服制雖有尚黑、尚黃之變，但至漢文帝時，服又尚赤，旗幟則一直紅到底。

　　第三，他給中國人留下“五星”吉照。如果給“五星”以紅旗背景，說“五星紅旗”不為無據。漢元年十月，沛公西征軍攻入關中，“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五星同色，天下偃兵”，“五星合，是為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史記·天官書》）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新疆古精絕王國漢錦出土，上織“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八字，是為“五星紅旗”的前兆伏筆。

　　第四，他留給中國一個“一國兩制”的政治模式。據《漢書·地理志》，漢代“郡”領“縣”1432個，約占全國91%；封“國”領“縣”142個，約占全國9%。郡縣制與分封制并行不悖，相互依存，垂延為歷代不變的政治分權模式。

　　第五，他留給后世一個祭孔尊儒的政教傳統(tǒng)。漢十二年十月，平英布之亂后，劉邦回沛縣宴父老鄉(xiāng)親，此后又帶傷北上曲阜，以“太牢”（祭天）之禮祭孔子，開后世帝王祭孔及封爵孔氏之先河。至漢武帝，“獨尊儒術”，而尊儒始作俑者，實為劉邦。重用叔孫通、陸賈等即為顯例。

　　第六，他留給中國一個民族和親政策。漢八年，劉敬獻和親政策，建議漢朝廷選皇室公主遠嫁匈奴，以利胡漢和好。漢九年，漢高祖選皇室女嫁匈奴單于，民族和親政策正式啟動。（《史記·劉敬列傳》）而在漢七年當漢高祖劉邦御駕親征平城、被匈奴主圍困之時，陳平的計謀里已經有和親政策的雛形。

　　第七，他留給國人一個重農政策。楚漢戰(zhàn)爭一結束，劉邦即罷兵歸田，后又推出一系列鼓勵農耕政策。

　　第八，他留給國人一個低稅制。從漢初的十五稅一，到漢文帝、漢景帝時代的三十稅一，漢天子創(chuàng)造了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稅制低谷。低稅制藏富于民，是為善政。

　　第九，他的后代創(chuàng)造了一個“退稅制”、“免稅制”。據《漢書·食貨志》載，文帝時，朝廷接受晁錯進言，“令民入粟授爵，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這證明，文帝時代既有退半稅政策，又有免稅政策。“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看來，“退半稅”是文景之治的經濟德政。

　　第十，他留下一個“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國策。漢高祖稱帝后，聽太公家令言，尊父親為“太上皇”，以彰顯孝道。后來，漢朝皇帝皆以“孝”字追謚，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

　　第十一，他創(chuàng)了一個“三公”分權的文官政府。漢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權鼎立，各有分工，承擔了行政、軍事、司法等政府綜合職能。皇帝垂拱而治，相對反而輕松。

　　第十二，他留下一個“五行”生克的命相哲學。“五行”學說，雖起于戰(zhàn)國鄒衍，但秦滅六國后，兵戎極煩，“五行”之說復又沉淪。漢王劉邦在兵出三秦后，見秦人只祭四帝，便以“北畤”（黑帝）自任。這標志“五行”正借“五帝”而復蘇。后來，五德終始之說大倡，實由漢高祖劉邦推動。

　　第十三，他留下一個軍功封爵制。漢高帝六年，洛陽分封群臣，主要看軍功，故漢初將相文化水平不高，但戰(zhàn)功卓著，都是老革命。文景后，老革命先后辭世，朝廷這才通過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組建了文官政府。

　　第十四，他留下一個采風、采詩的“信訪制”。“漢樂府”借此而生。

　　第十五，他留下一個平民變革自身命運的夢想。漢高祖劉邦為布衣帝王。反秦起義前，為秦泗水郡沛縣泗水亭長，四十八歲，副科級干部，放在今天已不能提拔正科級。七年反秦滅楚的戰(zhàn)爭實踐，讓他做了皇帝。蕭何、曹參、周勃、王陵等為布衣將相。在反秦起義前，或為平民百姓，或為“股級”干部；七年征戰(zhàn)，他們出將入相，為后世一切有志者樹立了建大功、立大業(yè)的人生榜樣。

　　第十六，漢朝留下一個人口大國。漢初，中國人口一千萬多一點，經二百年休養(yǎng)生息，至西漢末漢平帝時，中國人口第一次超過五千萬。漢朝將中國締造成一個人口大國，漢高祖劉邦功莫大焉。

　　第十七，他留下一首千古絕唱的《大風歌》，留下一座歌風臺，留下一座泗水亭。

　　第十八，他留下一幅手提三尺劍、馬上取天下的英雄畫像。人們習慣于將他與項羽比，好像少了些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勇武；其實，縱看兩千年，在皇帝群體中他是親臨戰(zhàn)爭第一線次數最多、受傷最重而又從不輕言退卻的馬上帝王。去世前半年，他以六十二歲的傷殘之軀，親征悍將英布，再次于兩軍陣前受傷，帶傷看鄉(xiāng)親，帶傷祭孔子，都是千里跋涉。這樣的英雄氣概，歷史上絕無僅有。

　　第十九，他留下帝王的“龍圖騰”。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他是母親感龍而生的，又屢屢寫到他身上的龍云、龍象、龍氣。此后，二十四史每寫帝王生平，都不忘交代“龍”的背景，故知這一切皆取法乎漢高祖模式。中國正史，第一位“龍的傳人”，是劉邦。

　　當然，十九之后還可以列上若干條，“九”為大，不再詳述。即以“遺囑”而論，在帝王圈子里，他的遺囑也是最明智的。先預言蕭何為相，再預言蕭何死而曹參繼為相，復預言曹參死而王陵、陳平共同為相。驗之歷史，分毫不爽。呂后等再問王、陳二人后安排，劉邦發(fā)脾氣，說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何等的清醒。

　　這么豐厚的一份“遺產”，要全面認識，要理性把握，要照單接下，要平心處置，可以作鏡鑒，可以再評析，唯戒在不明就里的情況下、以“大批判”態(tài)度當洗腳水一潑了之。

 　　2009年2月13日于紫電齋
 

附：

中國人，行使你的“銘恨權”

田秉鍔
2009-01-16 

　　“銘恨權”，是我的生造。那是幾年前，看一篇海外專訪，知道張學良將軍一而再、再而三地警示同胞：不能信任日本人！

　　感乎家仇，痛乎國恨，張將軍何其智慧！

　　由此，我一直放不下"銘恨"的偏勢。在南京，站在30萬同胞血浸的長江邊；在臺兒莊，站在19,000英烈血浸的運河邊；我一次次痛感：自己如果還承認是中國人，就沒有權力面對曾經的民族劫難，過快地遺忘，過早地寬容，過分地握手言歡。掩飾民族災難，淡忘國家恥辱，不是別有用心，就是低能弱智！

　　正如沒有人“代表”我們去接受殺戮，也一定沒有人"、“代表”我們去承受記憶，因而，“銘恨”的主體，永遠是人民。

　　我能做點什么呢？寫一兩篇鼓動“記仇”而“銘恨”的文章嗎？文章如塵，隨風落地，連青草都不長啊！尤其面對那些不知因何而起的“路障”，我痛心于陳述信史，都有“違規(guī)越位”之嫌啊！

　　有一天，我接到一篇名為《銘恨》的稿子，出之我們市政協原副主席周嵩山先生之手。全文僅1,600余字，卻如實記錄了發(fā)生在 1938年5月17日（農歷四月十八日）的豐縣荒莊慘案的全過程。僅僅70人的小村莊，日本鬼子殺了48人，作者一家，慘死4人。有名有姓，白字黑紙，讓我震驚。檢點江蘇省政協文史委1995年所出《腥風血雨--侵華日軍江蘇暴行錄》，“荒莊慘案”竟只字未提。書中涉及豐縣的日軍罪行，僅僅一例，即“蔣莊慘案”，死15人。由此可知，近年為慶祝抗戰(zhàn)50周年而出版的許多大部頭日軍侵華罪行錄，遺漏多多。不論為了“銘恨”、為了強國、為了犧牲者、為了后來人，我們都應該在全中國做一次“普查”性的日軍罪行的調查。如此得出的結果，不再是“千頭墳”、“萬人坑”的虛說，而是有名有姓、有血有淚的“鐵債”！

　　在將《銘恨》一文編入“文史資料”后，去年我又收到兩篇讓我感動的文章，一篇是銅山縣孫玉璞先生所撰《蔡莊慘案親歷記》，一篇是北京房建昌先生所撰《徐州對日、朝籍戰(zhàn)犯的審判》。兩篇文章都揭露了日軍侵略的暴行，但側重點不一樣。孫先生之文僅4,000字，記載了發(fā)生于1941年農歷十月二十六日的銅山縣蔡莊慘案，日本兵殺中國百姓36人。孫先生的細心，是詳列了36個死難者和8個受傷者的姓名。這是又一“鐵案”。房先生的文章，不但將徐州審判的日、朝籍戰(zhàn)犯“13案”、“25人”一一列名、列罪、列刑類，而且還將由中國人在中國大陸10個城市主審，以及由美國人、英國人、澳大利亞人在滬、港兩地主審共“666案”、“1,096人”全部列表刊出。這是又一“罪案”。

　　在編發(fā)了這兩篇稿子后，我內心無比暢快。給記憶的“大好形勢”抹了黑，是有欠忠厚的；讓那些想下“一盤沒下完的棋”的棋迷掃興，也是很不得己的。好在，我不是政治家，沒有必要用寬容侵略來表示政治風度。只要有機會，我仍將幫助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搜集他們在華的血腥“功績”。

　　想到我的朋友王海龍在《紐約意識流》一書中對猶太人“記仇”的描寫。去年春天，哥倫比亞大學校園里總有人拿著喇叭沒日沒夜地念人的名字，一念就是好多天；校園主干道上，也被人用粉筆寫滿密密麻麻的人名，原來，這是猶太學生在悼念二戰(zhàn)中被屠殺的猶太死難同胞。日日夜夜，每人輪值一小時。晨風夕月，天地為證，千古奇恥、奇冤就這樣注入每個猶太人心田。仇與恩，一起熔煉；今與昔，交匯神魄，這就是猶太人！而當猶太人抵制德國貨時，決不像中國人對日貨的假抵制。所購貨品中哪怕一根螺絲釘是德國的也堅決不買！這就是猶太人！

　　中國人呢？中國人的記憶呢？中國人的仇恨呢？都到哪兒去了呢？

　　我提醒同胞要“銘恨”。“銘”在書頁間，“銘”在石頭上，“銘”在昔日的追懷里，“銘”在未來的瞻視中。這很容易讓患了“友好麻痹癥”的人視為“民族狹隘”。

　　中華民族，一貫不狹隘。在向那個東方島國輸出了文化之后，中國人，一次也沒跨海去蹂躪他們的國土國民啊！

　　不能“銘恨”的民族，是麻木的。麻木于災難，麻木于犧牲，怎么抬起麻木的腿走向明天？

　　中國人，行使你的“銘恨權”！中國人學會沉思，中國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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