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江紅．怒發(fā)沖冠》的作者問題

一、問題綜述

  《滿江紅．怒發(fā)沖冠》的通行版本如下：

　怒發(fā)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這首詞（以下多簡稱為《滿江紅》）是在明朝的中前期才廣泛傳播開來的，在宋、元兩代極少或根本不見于記載。然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前，所有的人都相信它是岳飛的作品，沒有人懷疑過它的作者是不是岳飛。讓人始料不到的是，三十年代著名學(xué)者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一書的《岳武穆遺文》一篇中對《滿江紅》一詞的作者提出質(zhì)疑，從此江湖多事，數(shù)十年來關(guān)于此詞的作者是不是偽作，爭論不斷。現(xiàn)在隨便搜一搜網(wǎng)絡(luò)，就會發(fā)現(xiàn)持“偽作說”的文字占了大多數(shù)。似乎此詞是“偽作”已成定論，毫無翻身的余地。

    事實果真如此嗎？

    首先，咱們先來介紹“偽作說”與“非偽說”兩派學(xué)者和他們的論據(jù)論點。持“偽作說”者，認為《滿江紅》是明朝人偽作的贗品，此派以余嘉錫、夏承燾為首，如果不計分量不足的“小人物”，則李敖是后期最有影響的一個。持“非偽說”者，認為《滿江紅》的確是岳飛的作品，中堅力量是鄧廣銘、唐珪章。

論點論據(jù)很多，但總體上說，有分量的有如下幾條：
1。“偽作說”：此詞岳飛孫子編輯岳飛文字的時候，并未收錄。至明朝中葉始現(xiàn)身于世。（余嘉錫）
2。“偽作說”：“賀蘭山”不為金人地盤，詞中用此地名，是明朝王越邊防戰(zhàn)勝利的寫照。（夏承燾）
3。“非偽說”：岳珂編書不勤，缺漏時有出現(xiàn)。（鄧廣銘，有例證）
4。“非偽說”：“賀蘭山”是詩詞語，非指實。既以“匈奴”喻“金”，自可以“賀蘭山”喻邊。（鄧廣銘，有其他詞為類證）
5。“非偽說”：發(fā)現(xiàn)《須江郎峰祝氏族譜》，中有岳飛《滿江紅》與祝允哲之“和”詞。原作與現(xiàn)流傳本不同，流傳者當(dāng)是岳飛后來的“定本”。（唐珪章）
6。“偽作說”：《須江郎峰祝氏族譜》是偽作，主要論據(jù)是“宋代歷史上根本就沒有祝允哲這個人”。（朱瑞熙）

二、“偽作說”的第一個論點

     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岳武穆遺文》中說到《滿江紅》時，說：
　　“〔弘治時浙江鎮(zhèn)守太監(jiān)〕麥秀實始付刻，其字為〔趙〕寬所書，非〔岳〕飛之親筆。 然寬不言所據(jù)為何本，見之于何書，來歷不明，深為可疑。…… 《滿江紅》詞不題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無破綻可指，然不見于宋元人之書，疑亦明人所偽托。〔桑 〕悅《記》（按，此指桑悅所作《刻〈送紫巖北伐詩〉碑記》，見徐編《岳集》卷五）中已有“踏破賀蘭山缺 ”之語，則其偽當(dāng)在悅以前，第不知出何人之手。…… 自徐階收此等詩詞入《岳集》，李楨從之，……于是傳播遍天下……不知其為贗本也。 然以偽為真，實自徐階始。階不足道也，四庫館諸臣何其一無鑒別也哉！ ……其詞莫知所從來，……吾何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詞不因我而廢， 聽其流行可矣。至其為岳珂所未見，《鄂王家集》所無有，突出于明之中葉，則學(xué)者不可不知也。”（中華書局1980年版《四庫提要辨證》，1451－1453頁）

     讀引文很累，而且上面引文我也省略了很多內(nèi)容。所以，咱們還是來總結(jié)余先生的說法吧。余先生認為《滿江紅》與《送張紫巖詩》一起在1500年左右刻在同一塊石上，而《送張紫巖詩》因為岳飛不該稱張浚為“張紫巖”，所以肯定是偽作。《滿江紅》因此也就大有可疑。余先生又認為，岳飛的孫子岳珂收集岳飛的文字不遺余力，尚且沒有見到這首詞，可見它更為可疑。此后的宋元兩朝都不見關(guān)于此詞的記載，詞作是“突出于明之中葉”，因此是偽作。

    余先生的疑問有沒有道理呢？如果有些道理，那么確定《滿江紅》是偽作，夠不夠分量？我認為余先生的疑問有點兒道理，但分量遠遠不足以斷定《滿江紅》為偽作。以下我綜合鄧廣銘先生等前輩學(xué)者的論據(jù)，加上自己的理解，來反駁余先生的說法。

    首先，鄧廣銘先生根據(jù)出土的石碑，證明《滿江紅》已于1458年出現(xiàn)在石刻上。即便《送張紫巖詩》真是偽作，也不能因為它們在同一石頭上而斷定《滿江紅》也是偽作－－因為，《滿江紅》出現(xiàn)更早。

    其次，鄧廣銘先生還發(fā)現(xiàn)《精忠錄》一書編成于1451或1452年，其中已有《滿江紅》一詞，因此，“突出于明之中葉”應(yīng)該的說法中的“中葉”應(yīng)該改成“早中期”。依我看，此前是明朝前期，文化還沒有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而岳飛死后作品遭禁，解禁之后到明朝“早中期”基本是動亂的年代，記載詩詞、保護文化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岳飛的詩詞完全可能因為沒有被重視而被廣泛記錄和傳播。要注意的是，“廣泛”二字是很重要的。那段時間的古籍散失非常嚴重，如果記載不多、傳播不廣泛，那些記載是很可能隨著散失的古籍而消失的。因此從情理上講，300年不見記載并不能成為“偽作說”堅強的證據(jù)。

    第三，岳珂搜集岳飛文字其實并不是“不遺余力”。鄧廣銘先生指出，余嘉錫先生承認是岳飛作品的《題新淦蕭寺壁》七絕，出現(xiàn)在1224或1225年刊行的《賓退錄》，比岳珂重刻《鄂王家集》早十幾年。“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訪’、‘補闕’的話，不正可以采輯了來，‘附益’于《家集》的‘卷尾’， 而事實上他竟若罔聞知，未加采輯。”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岳飛那首《題新淦蕭寺壁》的七絕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為岳飛所作；同樣 ，我們也不能因為那首《滿江紅》詞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斷定它不是岳飛的作品。”

    第四，看看現(xiàn)存的《永樂大典》殘本，就可以知道明朝初年還存在的古籍至今早已散佚超過一半！因此《賓退錄》散佚是很可能的，它的存在是概率小于0．5的事件。如果《賓退錄》散佚，那么《題新淦蕭寺壁》因為不在《鄂王家集》里，余先生就該說它是“偽作”了。這顯然是錯誤的結(jié)論。

三、“偽作說”的第二個論點

    夏承燾先生認為“賀蘭山”不為金人地盤，《滿江紅》詞中用此地名，顯然說明它不是抗金的岳飛的作品，并進一步“考證”，認為是明朝王越邊防戰(zhàn)勝利的寫照。（夏承燾《岳飛〈滿江紅〉詞考辨》，已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月輪山詞論集》中 ）

    鄧廣銘先生分析了《滿江紅》的詞句，指出“三十功名”、“八千里路”只能指岳飛，而與王越不合。并指出“賀蘭山”是詩詞用語，不必實指，不必真是金兀術(shù)的地盤。鄧先生提出證據(jù)：“稍晚于岳飛的辛稼軒，也是一個畢生以抗金為職志的人， 然而在《稼軒詞》中，既有‘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調(diào)歌頭》），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之句（《滿江紅》）”。鄧先生說：“我們將責(zé)備稼軒‘方向乖背’呢？還是將不承認這兩首詞為稼軒的作品呢？”顯然，夏承燾先生的指責(zé)是不成立的。


四、余嘉錫先生質(zhì)疑的潛在原因

   余先生在指責(zé)《滿江紅》“突出于明之中葉”，說“則學(xué)者不可不知也”之時，得意地說：“梅賾之偽《古文尚書》，千余年以來奉為‘正經(jīng)’，前賢發(fā)揮之者至矣……然自朱子始創(chuàng)疑之，至梅ZU、閻若璩等遂成定論，卒之偽古文仍不可廢，梅、閻之說亦終不廢也。”（中華書局1980年版《四庫提要辨證》1453頁）

    這里，余先生披露了一個消息：他之所以對《滿江紅》起疑心，并且在證據(jù)不足的時候就斷定其為“偽作”，是受了閻若璩證偽《古文尚書》的影響。換句話說，是清朝疑古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的延續(xù)使然。

    清朝的疑古風(fēng)氣之下做出的“研究成果”，其實是很有問題的。本人在近十幾天內(nèi)仔細研讀今人張巖寫的《審核古文＜尚書＞案》（中華書局，2006年）一書。深信閻若璩的論據(jù)都是站不住腳的，結(jié)論是錯誤的。一句話，《古文尚書》根本不是“偽書”！目前，疑古派傳人在學(xué)術(shù)界的勢力和影響慢慢消退，可以預(yù)見，《古文尚書》案不久就會翻案！余先生崇尚的典范閻若璩其實學(xué)術(shù)上很不嚴肅，他和大家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而正如以上本文對余先生的論據(jù)的反駁，余先生也是證據(jù)不足的。因此，按照“無罪推定”的原則，我們不該懷疑《滿江紅》是偽作。

    再說，清朝疑古風(fēng)氣那么濃，如果《滿江紅》很有作偽嫌疑的話，清朝人怎么沒有人說出來？非要等到余先生來發(fā)現(xiàn)呢？個中原因，恐怕是清朝學(xué)者知道它并不可疑。


五、《須江郎峰祝氏族譜》中的《滿江紅》

     二十世紀80年代一本名為《須江郎峰祝氏族譜》的族譜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讓人驚訝的是，其卷14《詩詞歌賦》集中，有岳飛在紹興三年（1133）贈祝允哲（族譜說“官居大制參”）的《滿江紅》及祝允哲的和作：

   岳飛《與祝允哲述懷》（調(diào)寄《滿江紅》）：
　怒發(fā)沖冠，想當(dāng)日、身親行列。實能是、南征北戰(zhàn)，軍聲激烈。百里山河歸掌握，一統(tǒng)士卒搗巢穴。莫等閑、白了少年頭，勵臣節(jié)。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金城門闕。本欲饑餐胡虜肉，常懷渴飲匈奴血。偕君行、依舊奠家邦，解郁結(jié)。

  祝允哲《和岳元帥述懷》（原調(diào)）：
　仗爾雄威，鼓勁氣、震驚胡羯。披金甲、鷹揚虎奮，耿忠炳節(jié)。五國城中迎二帝，雁門關(guān)外捉金兀。恨我生、手無縛雞力，徒勞說。
　傷往事，心難歇；念異日，情應(yīng)竭。握神矛，闖入賀蘭山窟。萬世功名歸河漢，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將軍、掃蕩登金鑾，朝天闕。”

  《祝氏族譜》出現(xiàn)之后，唐珪章先生據(jù)此認定岳飛《滿江紅》非偽作。從《族譜》中出現(xiàn)的這兩首詞看，岳飛在1133年寫下了一首《滿江紅》，并且顯然是后來廣為流傳的《滿江紅．怒發(fā)沖冠》的原本。后來的《滿江紅》是在岳飛原詞的基礎(chǔ)上，吸收了祝允哲的和作中的“賀蘭山”一詞，“朝天闕”一句，并修改“功名”、“云月”一聯(lián)，及“心難歇”一句而成。應(yīng)該說，雖然《滿江紅》流傳版與岳飛原詞不同，但《族譜》還是從事實上肯定了岳飛對《滿江紅》的著作權(quán)。

     然而，事情卻還是沒有完，朱瑞熙先生撰文稱《族譜》是偽作，而“宋代歷史上根本就沒有祝允哲這個人”。這里，我認為朱先生是大錯特錯的，試論說如下。
   
     首先，《浙江通志》卷124有： 元符三年庚辰李釜榜：“……　祝允哲：江山人，荊湖制參。……”這個條目清楚地記載，祝允哲不僅是實有其人，而且是元符三年（1100年）的進士，官當(dāng)?shù)健扒G湖制參”，與《家譜》所說的“大制參”完全符合！ 所以，朱瑞熙先生說“宋代歷史上根本就沒有祝允哲這個人”是錯誤的。

     其次，《族譜》中有不實的成份，這從古到今都是事實。修族譜的人大多為了“風(fēng)光”，會寫入一些不實的話，攀些高貴的同姓祖先。然而，這些“作偽”的存在，并不能用來否定族譜中其他內(nèi)容的真實性。其實，所有的書都一樣，其中有真實的內(nèi)容，也有不實之詞。關(guān)鍵在于我們“去偽存真”地解讀。朱瑞熙先生一棍了打死的做法，也是錯誤的。

    第三，咱們可以依情理來推斷《族譜》中兩首詞的真?zhèn)巍Ｔ蹅兿燃俣ㄋ鼈兪莻巫鳌Ｄ敲矗F(xiàn)在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這兩首偽作詞寫于流行版《滿江紅》之前，一種是寫于流行版《滿江紅》之后。如果是寫于后，作偽者為了給祖宗攀上岳飛，而且讓別人信服，合情合理的作偽方法是引入流行的《滿江紅．怒發(fā)沖冠》，然后替祖宗寫一首和詞。把一首比流行版水平差得多的《滿江紅》安到岳飛頭上，是一種白癡的做法，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族譜》兩詞是偽作，則只能寫于流行版《滿江紅．怒發(fā)沖冠》之前。這樣，從流行版《滿江紅．怒發(fā)沖冠》與《族譜》中兩詞的關(guān)系看，流行版《滿江紅．怒發(fā)沖冠》就只能是由一個高手從這兩首偽詞綜合修改而來。族譜是家傳秘本，除了祝家后裔，誰能看到這兩首詞呢？因此，《滿江紅．怒發(fā)沖冠》只能是一個祝家后代高手的作品。

    這樣，我們推斷出幾點：第一，在岳飛名下的《滿江紅．怒發(fā)沖冠》在流行本之前就早已存在于祝家的《族譜》之中；第二，這位祝家的無名高手敬愛岳飛更甚于致孝于祖宗，不惜把祖宗的警句讓到岳飛名下；第三，雖然篡改一個《族譜》抄本是很容易的，但這位祝家的無名高手并不那么做，他把比他年代更早的偽作照原樣留在《族譜》里面。這些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誰會相信它們的可能性大呢？誰會相信它們比兩詞非偽的可能性還大呢？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祝氏《族譜》中兩詞非偽的可能性遠遠大于偽作的可能性。認為它們是偽作，是不應(yīng)該的。


六、結(jié)論

   通過以上討論，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滿江紅．怒發(fā)沖冠》是偽作，尤其在祝氏《族譜》出現(xiàn)之后，更應(yīng)該相信它是岳飛的作品。從歷史記載看，岳飛在1133年到湖南任職時，“荊湖制參”祝允哲是他的屬官。因此，結(jié)合后來流行版《滿江紅》的情況，合理的推論是：岳飛在湖南與祝允哲應(yīng)酬，即席作了“原版”的《滿江紅》，祝允哲也即席作和詞。岳飛覺得自己寫得不好，沒有公開這首詞。后來，他吸收了祝允哲和詞的字句，寫成了《滿江紅》“定本”。

   至于這個定本岳霖、岳珂都沒有看到的原因，大概是“定本”在“莫須有”案中被搜繳的緣故。有人會說：會不會是祝允哲自己綜合兩詞寫出一個定本，算在岳飛頭上，并將它傳播出去呢？我覺得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果真如此的話，《族譜》的記載不會是現(xiàn)在的樣子。況且即便如此，原本《滿江紅》依然是岳飛的作品。

補充相關(guān)資料：

公元1142年，岳飛遇害時，其家被抄，家存文稿也被查封，家人難以妥為保管。此后，秦檜及其黨羽把持南宋朝政近二十年，期間又屢次大興文字獄，岳飛的文稿進一步散失。

公元1162年，宋孝宗為岳飛平反昭雪。此后，在各方的幫助下，岳飛三子岳霖（1130—1193年）開始收集與其父岳飛相關(guān)的各種資料，但是歷經(jīng)近二十年“秦禍”，與岳飛相關(guān)的許多資料文稿多有散失，故雖經(jīng)過岳霖與其子岳珂(1183～1240年)兩代人的努力，卻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飛的全部遺文，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嘉泰四年(1204年) ，岳霖之子岳珂將其父子兩代人所收集到的岳飛表奏、戰(zhàn)報、詩文舊事、岳飛被誣始末資料，以及宋高宗賜給岳飛的御札、手詔，加上岳珂為岳飛辨冤的考證，以及南宋時人關(guān)于岳飛的著述舊聞和部分傳記匯集在一起，呈交給南宋朝廷審核。岳珂呈交給南宋朝廷的書稿包括:《高宗皇帝御札手詔七十六軸》、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六卷、《吁天辨誣錄》五卷、《通序》一卷、《家集》十卷，而這些正是今存《鄂國金陀粹編》的前二十五卷。

嘉定十一年(1218年) ，岳珂將經(jīng)南宋朝廷審核過的書稿，加上《天定錄》三卷，匯集成一本書，定名為《鄂國金陀粹編》（以下簡稱《金陀粹編》），在南宋轄區(qū)內(nèi)的嘉興府刻印，正式出版發(fā)行。因岳飛在宋寧宗時被追封為鄂王，故名“鄂國”，又因為編者岳珂在嘉興有金陀坊制業(yè)，所以，取此書名。

到了紹定元年(1228年) ，岳珂又將搜集到的其他一些與其祖父岳飛相關(guān)的文件和記載，匯編成書，定名為《鄂國金陀續(xù)編》（以下簡稱《金陀續(xù)編》），在南宋轄區(qū)內(nèi)的鎮(zhèn)江府刻印發(fā)行。

《金陀粹編》卷一至卷三《高宗宸翰》和《續(xù)編》卷一《高宗宸翰摭遺》，共計四卷，匯集了宋高宗給岳飛的親筆手詔八十六份，另加《書屯田三事詔》和《御賜舞劍賦》八十八份。《金陀粹編》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實編年》是岳飛的傳記，前五卷編年敘事，最后一卷有《遺事》，介紹岳飛的品格道德、治軍風(fēng)范等等，《楚國夫人李氏遺事》、《諸子遺事》簡略介紹岳飛后妻李娃和五個兒子的情況。《昭雪廟謚》介紹宋朝廷為岳飛平反和追謚的經(jīng)過，最后有岳珂的自敘，說明寫作經(jīng)過。卷十至十九《家集》共十卷，搜集岳飛的奏議、公文、詩詞、題記等共一百六十七篇，其中《南京上呈幣書田吾》、《乞移都奏略》、《論虜情奏略》、《乞定儲嗣奏略》、《乞上班師詔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蘄黃奏略》七篇原件已佚，只有概略。卷二十至二十五是《吁天辨誣錄》，前一卷是“通敘”，后五卷就岳飛遭誹謗和誣蔑的五個問題分別作了《建儲辨》、《淮西辨》、《山陽辨》、《張憲辨》、《承楚辨》。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是《天定錄》、《金陀粹編》卷十三至十六《天定別錄》，共計七卷，收集為岳飛平反、定謚、追封、改謚的文件，其中有些如《忠愍謚議》、《武穆謚議》、《武穆覆議》等等，也記述了岳飛的家世和某些歷史片斷。

《金陀續(xù)編》卷二至十二《絲綸傳信錄》共十一卷，搜集了一批宋朝廷給岳飛的制詔和省札，反映岳飛生前朝廷對他的戰(zhàn)功、軍紀等所給予的極高評價。卷十七至三十《百氏昭忠錄》共十四卷，刊載別人表彰岳飛的文字記載。基本照抄了章穎所撰寫的《鄂王集》五卷，另有劉光祖的《襄陽石刻事跡》三卷，《楊玄事跡》兩卷。最后四卷包括黃元振、孫逋、吳拯等人關(guān)于岳飛事跡的記載，以及奏疏等。如孫迪編鄂王事，有關(guān)于岳飛早期抗金的記載。黃元振追記其父黃縱擔(dān)任岳飛幕僚時的見聞，表現(xiàn)了岳飛的許多可貴品格。

《金陀粹編》和《金陀續(xù)編》兩書,保存了不少關(guān)于岳飛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學(xué)價值。

而據(jù)現(xiàn)有史料來看，岳霖與其子岳珂兩代人的收集工作確實仍有不少遺漏。如南宋學(xué)者趙與時《賓退錄》中載有岳飛《題新淦蕭寺壁》一詩：“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jié)報君仇。 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就不見于《金陀粹編》卷十至十九《鄂王家集》。

鄧廣銘先生指出，余嘉錫承認是岳飛作品的《題新淦蕭寺壁》七絕，出現(xiàn)在1224年或1225年刊行的《賓退錄》，比岳珂重刻《鄂王家集》早了十幾年。“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訪’、‘補闕’的話，不正可以采輯了來，‘附益’于《家集》的‘卷尾’，而事實上他竟若罔聞知，未加采輯。”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岳飛那首《題新淦蕭寺壁》的七絕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為岳飛所作；同樣 ，我們也不能因為那首《滿江紅》詞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斷定它不是岳飛的作品。”

在看看現(xiàn)存的《永樂大典》殘本，就可以知道明朝初年還存在的古籍至今早已散佚超過一半！因此《賓退錄》散佚是很可能的，它的存在是概率小于0．5的事件。如果《賓退錄》散佚，那么《題新淦蕭寺壁》因為不在《鄂王家集》里，余先生就該說它是“偽作”了。這顯然是錯誤的結(jié)論。

事實上，南宋滅亡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統(tǒng)一了中國。作為抵御外侮的愛國英雄，岳飛的聲名受到了蒙古統(tǒng)治者的壓抑，很少大張旗鼓地宣稱岳飛，直到明朝建立以后，事情才有所改觀。這一歷史事實，造成了《滿江紅》基本上不見于宋、元人的著錄，而到了明朝才開始出現(xiàn)，并在社會上流傳。

歷史上，因多種原因，有一些作品湮沒多年，過了很久又再次出現(xiàn)，這一情況也
不乏其例。如唐朝末年詩人韋莊的《秦婦吟》一詩就被湮沒了九百多年，之后又重見于世，但人們并沒有因此而懷疑其真實性。——須知古代私人的一些孤本藏書，往往視為珍寶，不肯輕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經(jīng)歷了一段年月之后方才重新出現(xiàn)的情況，也并不稀奇。

此外，有學(xué)者認為，《滿江紅》詞中的 “賀蘭山”應(yīng)該是泛指，而非實指，就如同詞中寫“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而不用“壯志饑餐女真肉，笑談渴飲金人血”一樣，其實都是文學(xué)上慣用的比喻手法。像南宋詞人辛棄疾曾經(jīng)在其詞中將長安（今西安）比作東京開封，南宋愛國詩人陸游曾經(jīng)在其詩中將天山比作宋金對峙的前線戰(zhàn)場，這些并不能說明他們犯了地理常識方面的錯誤。況且，西夏與北宋向來有戰(zhàn)事，甚至在南宋初年，金人入侵中原的情況下，宋軍也曾與西夏作戰(zhàn)。

有許多學(xué)者還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王越在賀蘭山擊敗韃靼，事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而據(jù)學(xué)者張璋編選的《歷代詞萃》所收岳飛《滿江紅》后評箋中，河南湯陰發(fā)現(xiàn)一塊《滿江紅》詞碑，下注《滿江紅》詞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順二年春，庠生王熙書。而河南浚縣的縣志也記載湯陰庠生王熙于天順二年（1458年）書寫《滿江紅》并刻石立于岳王廟之事。

明朝天順二年（1458年），比王越在賀蘭山打勝仗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早了四十年，而且詞碑出土于岳飛故里，應(yīng)該比較可靠。湯陰庠生王熙不能于四十前書刻四十年后才寫出的作品，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識。可見，《滿江紅》詞為王越幕府所作之說，不能成立。

至于以靖康之恥與岳飛的冤獄影射“土木之變”和于謙之死，有點牽強。“土木之變”，發(fā)生在明英宗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早于王熙書碑9年。即算“土木之變”情況與靖康之恥有某些類似，王熙何故遲至9年之后才書刻一首無根據(jù)的岳飛詞來類比呢？更何況王熙書碑時明英宗已放歸八年（1450年），與靖康恥猶未雪詞意不符。于謙被殺是1458年，正是王熙書碑之年，《滿江紅》詞是指要抗金收復(fù)失地，與于謙之死，對不上號。因此，武斷地認為《滿江紅》詞是明代人為王越攻賀蘭山、土木之變、于謙之死等事而作，顯然牽強附會，與史實不符。  


還有學(xué)者指出，文學(xué)史上兼具兩種風(fēng)格的作家很多，豪放派大師蘇軾、辛棄疾等人，也曾經(jīng)寫下不少婉約清麗之作。蘇東坡既寫過“大江東去”那樣雄渾激昂的名詞，也曾寫下一些情調(diào)幽怨纏綿的小曲。故不能武斷地認為岳飛寫過婉轉(zhuǎn)的《小重山》，就寫不出雄渾激昂的《滿江紅》。

    事實上，《滿江紅》詞中的一些思想和筆法，在岳飛的其他作品中也曾有所反映。如岳飛《五岳祠盟記》文中有“深入虜庭，縛賊主，蹀血馬前，盡屠夷種”，與“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如出一轍。《題新淦蕭寺壁》詩中的“不問登壇萬戶侯”，也可以說是“三十功名塵與土”的注腳。《題新淦蕭寺壁》一詩：“雄氣堂堂貫斗牛”也與“怒發(fā)沖冠”、“壯懷激烈”異曲同工。

   再比如，建炎四年（1130年），岳飛駐軍宜興縣，因事到附近的廣德軍去公干，在其地金沙寺的墻壁上寫了一段《題記》：“俟立奇功，殄丑虜，復(fù)三關(guān)，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與“帶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的內(nèi)容基本一致。所以，《滿江紅》詞是岳飛內(nèi)心真實思想感情的流露，后人不必糾纏于一些瑣碎的枝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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